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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篇：《革命、起义和夺权》
诗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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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篇：《革命、起义和夺权》
曾念长
诗歌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还是生物性的？关于这个问题，一批诗人和另一批诗人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未见分晓。但不管结果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诗歌行为必然是社会性的。这种性质可以通过诗坛与其它一切社会领域的相似性得到印证，比如革命、起义，还有夺权。
先说革命。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一些批评文本里。比如当前不少诗歌批评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XX诗人的作品在XX方面是一种突破性的尝试，在XX方面写作具有革命性意义。在中国特定语境成长起来的读书人都知道，这里的“革命性”充满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色彩，革命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意味着黑暗之后黎明即将来临，意味着不言自明的进步。当然如果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也会知道，所谓的革命，有真革命，有假革命；有冲锋陷阵的革命，有猫在背后窃取别人的果实的革命；有阿Q式的泄愤的革命，也有秋瑾式的怀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但不管是哪一种革命，由于这个词被先验地认为具有进步色彩，倘若一位诗评家在捉襟见肘之际情急之下称某诗人的写作具有革命性，这位诗人必会如获至宝，同时也会引来别人的括目相看。
再说起义。起义是革命的一种。如果说某某评论家说“XX诗人的文本具有革命性”是一种政客式的大而无当的话，那么起义则是发生在诗坛里最实在的一种行为了。当然，起义常常是在革命的口号或旗帜下以激进的方式进行的。比如80年代朦胧诗兴起的时候，孙绍振就针对旧的美学体制发表了一篇战斗檄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起义往往比一位诗人埋头苦写更具轰动效应，这是因为起义以一种显性的行为方式向敌对的诗学要回利益，利益又总是与每个人休戚相关，它带来的是每个人的立场。1999年的“盘峰论争”以“民间写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挑战为开端，最后以“民间写作”的局部胜利为结果，就是诗歌起义史上生动的一例。事后，天津诗人、“民间写作”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江不无得意地说道：“随着那次争论的公开化，我们大约也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诗歌。所以，吵也没有白吵。伤心也还有些回报。算是个胜利的大会。”
最后说夺权。在我们的语义系统里，起义含有民间对官方、从下到上的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颠覆。而夺权则是同一个阶级的矛盾，通常表现为既得利益阶级内部的利益再分配。比如“下半身”与“垃圾派”的斗争。“下半身”是“枪杆子”里出的“政权”，它在诗歌起义史上给后人留下了经典的案例。“下半身”功成名就离不开众多江湖义士的鼎力支持，反过来这些江湖义士又无不对“下半身”虎视眈眈，试图夺取部分胜利果实。于是一拨诗人打着“垃圾派”的大旗横扫网络诗坛，鬼哭狼嚎，其势可比当年的林彪与“四人班”。面对“夺权派”的汹涌攻势，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下半身”成员、“诗江湖”网站掌门人南人于2003年6月初在其主持的网站发表了一篇《坚决打赢抗击诗歌论坛SARS攻坚战》的文章，以诗坛正统的身份号召“诗坛人民”提高思想警惕性，坚决清除“垃圾派”反动分子。其它“下半身”成员，如伊沙、沈浩波等也纷纷发表呼应文章。而“垃圾派”核心成员管党生、徐乡愁等人立即撰文对“下半身”作出反击。徐乡愁在《我在垃圾派在，垃圾派亡我亡》一文中谴责“下半身”在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又反过来疯狂地镇压作为新生事物的“垃圾派”。
革命的星火往往在最荒芜的地方燎原。看似无利可图，其实往往潜藏着巨大的利益空间。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流行文化的冲刷下少有人问津诗歌的今天，诗坛却烽火连天。革命、起义和夺权并非在政治领域才有。诗人曾卓生前在华中理工大学作演讲的时候说过，年轻人总是迫不急待地把前辈抬进棺材，然后等着后来人把自己也抬进棺材。这是一切社会领域新陈代谢的现象，也是诗坛利益争夺的一种方式。学者旷新年在《制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制度》一文中说，“现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打上了权力印记的‘产品’了”，“它也充满了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机制，甚至充满了杀戮和血腥，充满了野蛮的暴力和篡夺”。
2003/6/12 [/siz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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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2005 9:43:34 PM] |
转：垃圾派批判与争鸣
[#175: 182, 26/1049] - 诗先秦 (12/29/2005 9:30:26 PM)
- 第13篇：《杨春光纵论垃圾派》
[#188: 6493, 1/920] - 诗先秦 (12/29/2005 9:41:08 PM)
- 怀念杨春光！！
[#255: 0, 0/924] - 雨文周 (1/2/2006 7:36:04 PM)
- 辛苦了。
[#197: 0, 0/964] - 巴陵真人 (12/29/2005 11:01:02 PM)
- 第8篇：《把垃圾埋掉》
[#183: 11835, 0/952] - 诗先秦 (12/29/2005 9:37: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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