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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忘却的纪念
冯楚66643
为忘却的纪念

十年前,也就是九零年的清明节,伴着天上的细雨霏霏,我独自一个人来到武汉东湖公园鲁迅先生的墓碑前坐着,哭泣起来。四周空无一人,只有风雨拍打湖面和树木的天籁之声,也和着我这轻微的抽泣的节奏,与天地和春雨构成了一种极其通灵的意境。而此时,鲁迅的头像与我默然的对视着,我觉着那就是活着的鲁迅了。在他的旁边,还有另一个伟人的头像,楚人屈原,在那雨的迷茫中,板着苦难的脸孔,兀立着。但他离我的心境已是很远很远了,虽然我是楚国的遗民,但不足以担当楚国的文化。我的文化在哪里呢?

“当我沉默时,便觉充实,当我开口,就感到空虚……”在此时此地此刻,我才真诚地感受到一个远离了我一个世纪的老人,这位神化符号及各种世俗之表象所幻化了的伟人,背负民族的历史包袱与苦难,而对于一个庞大的集权的体制的外侮内凌之个人反抗与担当,是需要多么大的生命的孤独和容量?因为,我们的历史腐化与堕落实在是太沉重,太沉重了。由于这种个人自觉性的思维度,以强迫使我脱离了传统世俗的主流生存状态,一直过着闭门思过的生活。我想首先得自已来拯救我自已,但是我还是失败了。我苟且地活到了现在。

这十年来,我就是一个哑巴,不曾开口。但我还是感觉空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我既没有爆发,又没有灭亡,所以仍然还是奴才。只是已不觉着这还有什么好与不好的了。但我仍然觉着空虚,也就是奴才的空虚。可见人是无法自上而下而得救的吧?在那个雨后的黄昏,我是准备结束天问,一死了之,也想留得过白花花的世界真干净的。但我还是没有死掉,到底是什么苦难让我想承担去死呢?难道真的是民族之大义或真理之壮举?非也。我只是一个草民的一点内心的诗的幻觉而已罢了。那时,我认为一种诗意的死亡是非常的美丽,海子说:我的死,同任何人无关!他这样的走了。真的非常之美,就如一种行为艺术,他去了他理想的诗界。我认为后人对他的任何一种诟病,都是无耻的了。

这是我真的喜欢一个时代及其人物的真诗意。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角色,在整个的八十年代,是多么的激动人心的理想情怀。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是官家子弟还是百姓子民,因为文学的力量而集合在自由的名义下,诗歌女神的光明里。一场浩劫之后的春天,文学是人学,是生命的播种机,是大地母亲的温热的血液。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捕捉生命的理想之光,抒发青春的理想和爱情。是青年便都有文学的气质,是青年便都有诗人的情怀。一股人文主义的大潮,涌动在封冻已久的中国大地。人性需要张扬,生命个体正在觉醒,各种声音汇集于大野,如春天的雷阵雨,洒向饥渴的心田。那是一种真实的由内心发出的声音-----文学的声音----人性的声音。光明的、黑暗的、丑恶的、良善的……文学青年们都发出了强有力的吼声。

在文学的境界里,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学历高低,也不问身份种族,条件好坏,一律平等,都可以用文学的名义而结社而盟,也可以以诗人的兴趣来与诗会友。在理解慰藉和爱抚之下,人心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的爆发。青年从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转而向文学大师寻找审美力量,不断从麻木的政治奴化中觉悟过来,向旧有的专制集权发猛烈的冲击。文学青年,这个八十年代的中国命运的自由载体,担当了自五四之后,我们从来都没有担当过的生命个体的双重压迫与苦痛。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迷失,政治偶像的破灭与国家认同感的失落,与一一代在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的普遍怀疑与断然割裂,对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走向的双重拷问和实验……由这一切所引发的一大堆人生选择: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何在?国民地位如何建立?反腐败为何越反越腐?经济独立是否就是人格独立?党法与国法哪一个更有尊严?所有这些问题,也就是民生的问题,也我们身边和当下的日常的经验。我们都要做具体的回答和选择。

我们痛苦,我们忧郁,我们迷茫,我们兴奋,我们快乐,我们挣扎和反抗。许多青年朋友们也为此永远走上了不归路。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中国作家及诗人自杀是最多的。也是最为悲壮感人的一族。文学青年由觉醒到困惑,由困惑到焦虑,由焦虑而变成绝望和烦躁,到最后沦为暴力的牺牲品和祭品。自诗人海子顾城自杀之后,文学青年,这个最富有青春活力的中国政治群体和自由先声,彻底地消失了,中国自由文学也彻底地消失了。能出现的也只是几个官方政治符号式的人物,安适在党配套的知识分子楼内,做些零档案之类的文字,或是以商品自由交换的名义,出卖下半身的民间伪先锋的文学而已。中国仍然是无声的中国。也有人骂我是白痴和冷血动物了,现在的中国有这么多的自由的声音,已是异常热闹了,难道听不见吗?是的,当下的声音的确是够吵闹的了,但这仍旧是同一种声音,也就是奴隶和奴才及主子们苟合的声音,是由政治革命改换为经济革命,一切以搞钱为活命。政治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政治。谁现在再来高谈文学或民主,就是抵制潮流,反对革命,搞乱稳定。为了国富官强,暂且当一下奴才和奴隶,先让一部分富起来,也是值得的。所以,中国仍然是无声的中国。

我怀念八十年代,怀念那一群文学青年。不论是他们死了还是活着,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怀念那个美丽的自由女神张志新,她的美与无伦比,她是真正的美人。我想为她跪着,献上999朵玫瑰,亲吻她圣洁的双手,也不枉一个男人的活着。我也怀念林昭、海子、顾城、谢烨等诗人。我也怀念那个时代的食指、多多、北岛、廖亦武、周伦右、杨克、韩东、张海迪、苏晓康、王丹、刘晓波、崔健、候德健等。我更怀念我的亲密无间的好兄弟林自勇。当我看到他在狱中被打得鼻青脸肿时,我是不相信这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的。伟大的警察没有打他,但是警察怂勇了牢霸们打他,这是变相的殴打。他承认是一个政治犯,他反对暴力革命,力争个人民权。但在中国监狱里,不承认他是政治犯,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贪污犯、强奸犯和杀人犯。他说了他想说的话,反腐败的话。这是一个国民理应担当的权利和义务。但林自勇兄长的坚守,召来了更强硬的暴打,要他承认是杀人犯和强奸犯与抢劫犯的同类,他没有特权不受同类们的同化与侮辱。这里是动物庄园,没有人能进来,进来的都是动物禽兽。

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的屈辱,就是在2000年的中国,也是时有发生,不绝于耳。山西文学青年李绿松,因揭露本地官员的黑暗腐败,反被本地的公安局以反党、反政府罪,而割去了宝贵的舌头,至今都无法说话。这是邪恶与暴虐权力的何等无知和猖狂?而中国人权委员会,却在一个劲地向海外发布中国人权红皮书,在陈腐的历史中找出那些杀人如麻、血肉横飞的镜头来,以比照新时代的美好,却对身边活生生的人权现实熟视无睹。在曾经不毛之地的台湾,已经有人民对总统说不了,而我们还在下跪作揖,重新祈求一个雍正王朝的君主复活。真是鲁迅先生所揭示的人性现实,中国的奴才就是做了主子后,仍旧还是奴才啊。在法国被埋藏了百年的经典自由思想家米斯特,在其《先民的自由与现代民主自由》一书中提出,对这种以丧失宗教基础而换来技术政府的人民民主制,比做了上帝的奴隶更可怕。难道中国当下的这种以丧失道德伦理,而换取技术政府的民主改革,不是这种上苍的昭然若揭?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成了历史暴政的符号。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但西方还有最后一道底线,那就是上帝,而我们没有。所以,既是奴隶,也是奴才,更是禽兽。五千年文明又如何?再过一个世纪又如何?

但我怀念八十年代,那些在暴政下逝去的生命,推动时代的年轮,有多少被尘埃和血泪所埋没的面孔,是多么的亲切又感人。凡是在八十年代活过来的文学青年,必有切入骨髓的记忆。就如右派们不会忘记文革,而犹太人不会忘了集中营,日本政治精英不会忘了二战。只是他们所奢谈的苦难及智慧,已经是个人操盘权利的暴政手段了。正如“人民专政”或“民族自由”这两个词。但唯有思想者的跫音,越过历史与现实的虚空和虚妄,回荡在灵魂的墓穴里,日久弥新,如同上帝的福音,让我们永远的回到人的当下。今天是我国人的伟大良知,思想先驱和暴政时代的担当者,文学青年最可信任的导师,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先生在生前是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学大家,更爱文学青年的。100多年过去了,让我们借先生的仁慈和清醒的大爱,来纪念我的那个八十年代,那个以文学青年命名的历史的命运承担,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报我们。愿大师与我们同在。

2001-9-26于东莞
(本文摘自冯楚《野火集》)
china dongguan [1/4/2006 4:04: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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