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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楚66643
1/4/2006 4:04: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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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为忘却的纪念

十年前，也就是九零年的清明节，伴着天上的细雨霏霏，我独自一个人来到武汉东湖公园鲁迅先生的墓碑前坐着，哭泣起来。四周空无一人，只有风雨拍打湖面和树木的天籁之声，也和着我这轻微的抽泣的节奏，与天地和春雨构成了一种极其通灵的意境。而此时，鲁迅的头像与我默然的对视着，我觉着那就是活着的鲁迅了。在他的旁边，还有另一个伟人的头像，楚人屈原，在那雨的迷茫中，板着苦难的脸孔，兀立着。但他离我的心境已是很远很远了，虽然我是楚国的遗民，但不足以担当楚国的文化。我的文化在哪里呢？

“当我沉默时，便觉充实，当我开口，就感到空虚……”在此时此地此刻，我才真诚地感受到一个远离了我一个世纪的老人，这位神化符号及各种世俗之表象所幻化了的伟人，背负民族的历史包袱与苦难，而对于一个庞大的集权的体制的外侮内凌之个人反抗与担当，是需要多么大的生命的孤独和容量？因为，我们的历史腐化与堕落实在是太沉重，太沉重了。由于这种个人自觉性的思维度，以强迫使我脱离了传统世俗的主流生存状态，一直过着闭门思过的生活。我想首先得自已来拯救我自已，但是我还是失败了。我苟且地活到了现在。

这十年来，我就是一个哑巴，不曾开口。但我还是感觉空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我既没有爆发，又没有灭亡，所以仍然还是奴才。只是已不觉着这还有什么好与不好的了。但我仍然觉着空虚，也就是奴才的空虚。可见人是无法自上而下而得救的吧？在那个雨后的黄昏，我是准备结束天问，一死了之，也想留得过白花花的世界真干净的。但我还是没有死掉，到底是什么苦难让我想承担去死呢？难道真的是民族之大义或真理之壮举？非也。我只是一个草民的一点内心的诗的幻觉而已罢了。那时，我认为一种诗意的死亡是非常的美丽，海子说：我的死，同任何人无关！他这样的走了。真的非常之美，就如一种行为艺术，他去了他理想的诗界。我认为后人对他的任何一种诟病，都是无耻的了。

这是我真的喜欢一个时代及其人物的真诗意。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角色，在整个的八十年代，是多么的激动人心的理想情怀。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是官家子弟还是百姓子民，因为文学的力量而集合在自由的名义下，诗歌女神的光明里。一场浩劫之后的春天，文学是人学，是生命的播种机，是大地母亲的温热的血液。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捕捉生命的理想之光，抒发青春的理想和爱情。是青年便都有文学的气质，是青年便都有诗人的情怀。一股人文主义的大潮，涌动在封冻已久的中国大地。人性需要张扬，生命个体正在觉醒，各种声音汇集于大野，如春天的雷阵雨，洒向饥渴的心田。那是一种真实的由内心发出的声音-----文学的声音----人性的声音。光明的、黑暗的、丑恶的、良善的……文学青年们都发出了强有力的吼声。

在文学的境界里，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学历高低，也不问身份种族，条件好坏，一律平等，都可以用文学的名义而结社而盟，也可以以诗人的兴趣来与诗会友。在理解慰藉和爱抚之下，人心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的爆发。青年从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转而向文学大师寻找审美力量，不断从麻木的政治奴化中觉悟过来，向旧有的专制集权发猛烈的冲击。文学青年，这个八十年代的中国命运的自由载体，担当了自五四之后，我们从来都没有担当过的生命个体的双重压迫与苦痛。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迷失，政治偶像的破灭与国家认同感的失落，与一一代在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的普遍怀疑与断然割裂，对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走向的双重拷问和实验……由这一切所引发的一大堆人生选择：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何在？国民地位如何建立？反腐败为何越反越腐？经济独立是否就是人格独立？党法与国法哪一个更有尊严？所有这些问题，也就是民生的问题，也我们身边和当下的日常的经验。我们都要做具体的回答和选择。

我们痛苦，我们忧郁，我们迷茫，我们兴奋，我们快乐，我们挣扎和反抗。许多青年朋友们也为此永远走上了不归路。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中国作家及诗人自杀是最多的。也是最为悲壮感人的一族。文学青年由觉醒到困惑，由困惑到焦虑，由焦虑而变成绝望和烦躁，到最后沦为暴力的牺牲品和祭品。自诗人海子顾城自杀之后，文学青年，这个最富有青春活力的中国政治群体和自由先声，彻底地消失了，中国自由文学也彻底地消失了。能出现的也只是几个官方政治符号式的人物，安适在党配套的知识分子楼内，做些零档案之类的文字，或是以商品自由交换的名义，出卖下半身的民间伪先锋的文学而已。中国仍然是无声的中国。也有人骂我是白痴和冷血动物了，现在的中国有这么多的自由的声音，已是异常热闹了，难道听不见吗？是的，当下的声音的确是够吵闹的了，但这仍旧是同一种声音，也就是奴隶和奴才及主子们苟合的声音，是由政治革命改换为经济革命，一切以搞钱为活命。政治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政治。谁现在再来高谈文学或民主，就是抵制潮流，反对革命，搞乱稳定。为了国富官强，暂且当一下奴才和奴隶，先让一部分富起来，也是值得的。所以，中国仍然是无声的中国。

我怀念八十年代，怀念那一群文学青年。不论是他们死了还是活着，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怀念那个美丽的自由女神张志新，她的美与无伦比，她是真正的美人。我想为她跪着，献上999朵玫瑰，亲吻她圣洁的双手，也不枉一个男人的活着。我也怀念林昭、海子、顾城、谢烨等诗人。我也怀念那个时代的食指、多多、北岛、廖亦武、周伦右、杨克、韩东、张海迪、苏晓康、王丹、刘晓波、崔健、候德健等。我更怀念我的亲密无间的好兄弟林自勇。当我看到他在狱中被打得鼻青脸肿时，我是不相信这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的。伟大的警察没有打他，但是警察怂勇了牢霸们打他，这是变相的殴打。他承认是一个政治犯，他反对暴力革命，力争个人民权。但在中国监狱里，不承认他是政治犯，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贪污犯、强奸犯和杀人犯。他说了他想说的话，反腐败的话。这是一个国民理应担当的权利和义务。但林自勇兄长的坚守，召来了更强硬的暴打，要他承认是杀人犯和强奸犯与抢劫犯的同类，他没有特权不受同类们的同化与侮辱。这里是动物庄园，没有人能进来，进来的都是动物禽兽。

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的屈辱，就是在2000年的中国，也是时有发生，不绝于耳。山西文学青年李绿松，因揭露本地官员的黑暗腐败，反被本地的公安局以反党、反政府罪，而割去了宝贵的舌头，至今都无法说话。这是邪恶与暴虐权力的何等无知和猖狂？而中国人权委员会，却在一个劲地向海外发布中国人权红皮书，在陈腐的历史中找出那些杀人如麻、血肉横飞的镜头来，以比照新时代的美好，却对身边活生生的人权现实熟视无睹。在曾经不毛之地的台湾，已经有人民对总统说不了，而我们还在下跪作揖，重新祈求一个雍正王朝的君主复活。真是鲁迅先生所揭示的人性现实，中国的奴才就是做了主子后，仍旧还是奴才啊。在法国被埋藏了百年的经典自由思想家米斯特，在其《先民的自由与现代民主自由》一书中提出，对这种以丧失宗教基础而换来技术政府的人民民主制，比做了上帝的奴隶更可怕。难道中国当下的这种以丧失道德伦理，而换取技术政府的民主改革，不是这种上苍的昭然若揭？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成了历史暴政的符号。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但西方还有最后一道底线，那就是上帝，而我们没有。所以，既是奴隶，也是奴才，更是禽兽。五千年文明又如何？再过一个世纪又如何？

但我怀念八十年代，那些在暴政下逝去的生命，推动时代的年轮，有多少被尘埃和血泪所埋没的面孔，是多么的亲切又感人。凡是在八十年代活过来的文学青年，必有切入骨髓的记忆。就如右派们不会忘记文革，而犹太人不会忘了集中营，日本政治精英不会忘了二战。只是他们所奢谈的苦难及智慧，已经是个人操盘权利的暴政手段了。正如“人民专政”或“民族自由”这两个词。但唯有思想者的跫音，越过历史与现实的虚空和虚妄，回荡在灵魂的墓穴里，日久弥新，如同上帝的福音，让我们永远的回到人的当下。今天是我国人的伟大良知，思想先驱和暴政时代的担当者，文学青年最可信任的导师，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先生在生前是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学大家，更爱文学青年的。100多年过去了，让我们借先生的仁慈和清醒的大爱，来纪念我的那个八十年代，那个以文学青年命名的历史的命运承担，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报我们。愿大师与我们同在。

2001-9-26于东莞
（本文摘自冯楚《野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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