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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反动言论”
温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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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思想批评] 阅读：863次 评论：5次 发表日期：2005-10-3
李敖北京大学演讲时，有学生提问说，今年早些时候，北大闵维方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您对此有何评价？李敖回答说，大学的特色就是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在大学里，没有什么言论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
笔者首先明确三点：一、北大能把李敖请来演讲是了不起的进步，闵先生功不可没。二、网上没有搜出学生所言闵先生讲话原文，但我想此事绝非空穴来风。三、完全同意李敖先生的看法。但由于李敖先生没有对“反动言论”这一话题深入探讨，笔者还想再说上几句。
什么是反动？如果按字面理解，是反方向的活动。在中国大陆的特定环境中，所谓反动就是反对党和人民，是逆社会潮流的敌对行为，当属被打倒清除之列。学者教授们发表言论，而且往往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即使与官方不同乃至对立，也只是反对意见，与抵制抗拒官方的具体行动有着天壤之别。
请注意，身为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方用的是“反动”而不是“反对”一词。混淆两者界限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只是“反对”，校方无法采取制裁措施。一旦定性为“反动”，校方就能与官方联手兴师问罪。
每个人随时可能做出不同选择，治理国家更是有N多选择。官方的制度政策只是一种选择，因而绝对不可能如罗敷一般，“多一分则白，去一分则黑；加一分则胖，减一分则瘦”－－恰到好处，完美无缺。既然官方的错误缺陷不可避免，多听听反面意见，尤其是学者的不同意见乃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社会如同汽车一样，同时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力量。既要有加油前进的动力，又要有及时刹车的反作用力。如果汽车只能加油不能刹车，车毁人亡随时可能发生，汽车就会成为公害。而社会的不同乃至反对意见正是汽车的刹车装置。不幸的是，建国后，通过反右、文革，毛泽东大搞顺者昌，逆者亡。将不同意见者定性为反动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力，并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从此偌大中国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宁左勿右成了官场护身符。于是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现代神话，有了“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最亲密战友－－这便是一元化体制的典型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名义上彻底否定的文革，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两大体制缺陷至今困扰着我们：一是缺少预防犯错机制，二是缺少事后纠错机制。前者是重大决策事先不能公开讨论，让持不同观点的人充分发表意见。后者是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者不能进行彻底追究，不能建立制度性防范体系，避免同类错误再度发生。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大家只能在一定的框框内思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提出解决问题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为什么落实不了呢？原因就是有些权势者敢于绕过宪法自行给不同言论定罪。而闵先生恐怕就是能给“反动言论”定性的权势者之一。八十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却提出，将“有反动言论的老师清出课堂”。难怪李敖先生说，今日国人没有资格骂北洋军阀。
被权势者扣上“反动言论”的帽子，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说出不同观点的学者触了霉头，谁还会多言多语？如果以研究问题为已任的大学都成了一言堂，还奢谈什么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社会怎么可能健康发展？
在文明国度，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也只是学术流派之一，大家完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品头论足，而不同观点碰撞交流取长补短，才能产生更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以如此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必然会少走许多弯路。
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无不以个人崇拜为共同特征。他们把个人思想当成金科玉律神圣化，甚至提升到法律层面。谁敢提出异议，必有大祸临头。全体国民只能在领袖的思想框框内打转，不能削足适履，势必动辄得咎。用一个人思想取代全国头脑的国度，与集中了全体国民智慧的国度竞争，其结果不卜可知。
文明国度的老百姓以纳税人自居，整天端着主人架子教训政府，媒体更是以找茬挑剌批评政府为能事。结果真应了那句老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反倒是那些严格控制舆论，把批评者当成反动派整的国度，天纷纷塌了下来。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些动不动就把别人打成反动派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动派。正是他们在逆历史潮流而动，逆民心所向而动。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能建立宪法法庭，依照宪法而不是权势者对言论作出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才可能享受真正的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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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反动言论”
[#1224: 3786, 2/839] - 温去病 (3/17/2006 3:12: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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