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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价值既普世，又何来民族自治？（2）
sun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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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2）
自治不就是一种限制吗？它限制了什么？答曰：它限制的只能是价值的普世性！
2、共产党的民族自治，有一个把汉民族当成可无条件的压迫潜心理，就把足以构成为民族的少数民族设定为只能用间接条件来压迫的隐含。
它的具体的民族政策就是这个潜隐意识的表现！
共产党的民族自治，看上去像是建立在汉民族太大，大到你无法不承认这个感觉上。其实它是因共产党是外来的文化入侵，但这一丧权辱国的外来文化却是由汉人里的一些人引进的，他们便不自觉地把汉民族当成他们可以无条件欺压的对象。如同老婆孩子面前说话不必客套一样，而对别的民族他们潜意识为不是他们的母族，因而就要有表面的客套。所以共产主义统治在自己门里就可赤裸裸，对七姑八姨嘛就要在名份上讲点客套的贯彻方法。就叫做民族自治政策。共产党的这套想法、做法是以“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价值观出发。“共产主义”做为价值出发下的，在民族这个具体领域上的特别性。
“共产主义”做为价值观它所针对的能是什么呢？它所针对的就只能是普世价值。不管你意识到没有。
因普世价值不是人的主观选择，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当人的意识进化到能认识它的阶段，就用普世这个词对自然形成的价值它做了承认。普世只揭示认识或承认。因而一切普世的东西都不具有像共产主义的创建那样一种经验性。提出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实践它的列宁都不是将“共产主义”当做价值，他们的自觉里只是在创建生活方式。他们也没去意识历史的形成，就意谓人就有了价值观，但因它是形成，虽有却未被自觉到。受进化的限制，价值观念越早，其直接性、短视性越明显，有效性便越狭窄。他们没自觉生活方式一旦创，实践的结果都会使它成为一种别样价值观（别样于自然形成的价值）。而且只有对着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才能去创立别样的生活方式，实践又必将之沉淀到对自然形成的价值观（即普世）的动摇。
共产主义做为生活的一种方式，它别于什么？它别于的就是人类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方式，自然而然形成的方式就是生命独立性所规定的意志的独立性。近代人讲的普世表达的只是认识上对自然形成发生了自觉。因为自然形成不能自觉，只要人成群，必须有秩序，秩序的必须性决定了管理的必须，管理要求才能，这就是越早期的社会所收越倾向于恃力。
共产主义做为生活的特别方式，实际上所针对的就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对它的实践才必走到对普世价值观的背离----对抗。胡平先生在此文前有一文《共产党的道德沦丧》，写的生动活泼，极可读，但立意错误：因为“共产主义”就是特定的政党所基于的理，共产党就从这个理出发去伦理。而人的伦理是自然意义的人的事，共产主义做为理所要和所能表示的就不是自然意义。又哪有沦丧可言？须知，沦丧揭示的是有但在践中失去了。人所以能伦理是因人在后天里形成出能力，但理性能力的形成并不改变人依旧还是自然事实，所伦的虽是理，但理所表达的却是人之“是人”这个不移关系。其实“人是人”就是普世价值的真际表达。普世是它的积极表达。那马克思、列宁未必是故意要背离或对抗普世价值，但任何主观故意创立的生活方式只要进入实践，是非淀化成价值观不可的，而且又必是对普世价值的对抗。列宁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是他对这种对抗的蒙眬觉察：“特殊材料”特殊在哪？不就特殊在对着人自然而然形成的生活方式吗？正常价值观既基于自然性，又是自然形成的，因而不能自觉。所以才说共产主义所基于的理就是背离人的自然性的。
共产党能提出民族自治，含着一个先在的条件----它已经掌控了政权。也就是说它已有了要在全中国（不分民族）贯彻“共产主义”的资格----取得了用“共产主义”来取代自然价值观（可解为不自觉的普世价值）的权力。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全中国（不分民族）推广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但它面对的国家却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占了95％还强）的民族混杂国家。客观的民族性使它对共产主义的推广处于不同的困境，为弱化共产主义在民族条件下遇到的困境，它才采取民族自治这个对策，犹如张仪拿联横对付苏秦的合纵。因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文化入侵，这种入侵是由汉人中的人完成的，统治者共产党就有一种欺压汉人天然合法，外人管不着。他们觉得其他民族没人参入对共产主义文化的引进，他们用共产主义来压迫人家就有一种不怎么天然合法的潜意识。他们就望用民族自治来使共产主义压迫不像对汉人那么直接，那么忌无肆惮，民族自治的文字意义就是限制出一种压迫的间接性以安慰他们的自欺欺人。
民族自治这个提法揭露出他们模模糊糊地察觉到共产主义就是冲着人的自然性因而是普世价值来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动的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批判，提出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防修反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些立论，就是这种觉察的证据。）因他们也是人，他们就觉得在汉人内部实施残酷统治是内部的事，可不受良心谴责，而对汉族外的其他民族也实施这种残酷统治就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个潜意识也是列宁所有的）。这就是民族自治的心理来源。
这不是说毛泽东有对他民族的特别眷顾，我要强调的恰恰是：毛虽不是很清楚的自觉到共产就是个坏主张，但他对这一价值判断至少已有像他自比秦始皇一样的模糊觉察。在自己心底认定自己就是暴君就是恶棍，才索性以暴君为恶棍自居。这是当代心理测试所能证明的。它就是“折腾自已人不必客气”这个潜规则。至于既进入实践，民族自治往哪方面倾斜、沉淀，就不是他们的最初动机所能有效，而要受制于实践所造成的机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因而我认为“新疆事件”所证明的就不是胡平先生说的“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
而是“共产主义”这个特殊价值在用于人这类普遍事实上的失败。
也就是说：在迄今为止视野所及的“理性存在物”以内，所能允许的只有一种价值----普世价值。其他一切人为价值：优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国家社会主义、共产或社会主义价值统统都是靠不住的，都非被实践所粉碎不可。当然今天的基教已在人本主义的觉醒中发生了觉醒，早已政权相分离，只负有道德引导，对人性没什么危害了。至于佛教，它本身是一种用悟完成的证明，本就不具有对人的异化。
所以胡平君说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共错就错在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这个判断走题了。他引“民族自治是列宁、斯大林的发明”是没与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相衔接的一个孤立判定，他也没直接给定美国就是普世价值。而刘国凯先生说的很仔细、深入，但在大的轮廓上也未完成民族自治是用特殊对着普世。没看到失败的不是民族政策，而是不具普世性的共产主义这个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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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009 1:07:28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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