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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孙文扔下的“捆仙索”（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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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孙文扔下的“捆仙索”（二）
[芦笛之声]
二、纯属人为的长达一月的无政府危机
民国肇基伊始，孙大炮这捆仙索便显出了威力。第一任内阁是由唐绍仪当总理的“混合内阁”，阁员由北洋实力人物、无党派名流和同盟会革命家组成，体现了“咸与维新”的精神。但正因为它是混合内阁，明争暗斗很厉害。老唐虽然是老袁二十多年的老友，但他和同盟会阁员宋教仁等辈关系很好，夹在北洋派与同盟会之间受够了夹板罪。据蔡元培说，国务院由背道而驰的两派组成，实在是无法工作。唐绍仪早就想辞职了，只是老袁不准。同盟会四位部长也想辞职，但老唐要他们等向银行团借的垫款签约后再提出，以免影响大局。（蔡元培：《答客问》，1912年7月，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第一版）然而就是这贷款的事更加让老唐焦头烂额。
革命后各省趁机“财政独立”，停止向中央纳税，而裁撤“起义军”又需要中央政府发给各省大量遣散费，再加上列强催缴庚子赔款的积欠，三斧伐木，便使国家财政破产。政府要维持下去，便只好挖肉补疮借外债。这主意还是农林总长宋教仁提出来的，于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便千辛万苦地向六国银行团借钱。还没借到手，黄兴便大作爱国秀，指责熊卖国。其时黄兴担任南京留守，负责裁撤那些革命时招来的烂兵，天天函电交驰，向熊财长要遣散费。熊和他是老乡，关系很好，去借鬼子的印子钱，主要还是为帮老黄打发那些烂兵。不料老黄竟然反咬他一口，指责他卖国。老熊气极，双方通电大吵了一通。老唐作为总理，当然这“卖国”罪也有一份，觉得这总理也实在太难当。
最后触发唐内阁倒台的导火线，还是为任命王芝祥与老袁起的冲突。王是南京留守府的军事顾问，与黄兴有点关系，却被顺直议会（即河北省议会）推举为直隶都督。老唐拟同意，征询了老袁的意见。老袁开头也同意了，但后来又觉得任免军政大员乃是总统的职权，不是内阁总理的事，而且，把非北洋军人放在直隶作都督也不能令他放心，于是就与老唐商量，准备改命王为南方军宣慰使。老唐已经答应了同盟会和顺直议会，面子攸关，便坚决不同意。老袁不管他同意与否，径直下了总统令。命令未经老唐副署，显系违宪之举。老唐一怒便称病出走天津，随即辞职，先后只当了三个多月的总理（以上两段见陶菊隐：《武夫当国》，122-124页，以及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网络版，第36、37章，天涯在线书库）。
老唐辞职后，同盟会宋教仁力主成立纯粹的政党内阁。当时同盟会是参议院的多数党，如果成立党派内阁，则当然是他当总理。共和党则主张成立无党派背景的“超然内阁”。同盟会于是派员谒见老袁，坚持成立政党内阁，声称绝不参加混合内阁。老袁答复说，他既不同意“超然内阁”，也不同意“政党内阁”，想要的是“人才内阁”，理由是：
“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网络版，第37章，天涯在线书库）。
老袁此说当然有私心，但仍不失持平之论，盖“干革命”和“治天下”需要的是不同才干。同盟会捣乱、破坏、暗杀、爆炸当然是一绝，但要治国就难矣乎哉了。黄兴连个负责裁军的南京留守使的工作都干不下来，最后只能撂挑子走人。孙中山更绝：他扬言要修铁道20万里（据唐德刚说，1998年全国铁路还不到7万公里，可见孙大炮脑袋是何等不正常），于是老袁便委他作全国铁道督办，“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网络版）
所以，当时中国缺的不是捣乱分子，而是有治国长才与充分行政经验的国务家。老袁的“人才内阁”主张确实符合中国国情。
基于这主张，老袁提名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外交家、没有什么党派背景的“超然人物”陆徵祥继唐作内阁总理，并坚留同盟会阁员留在内阁。但宋教仁坚持己见，说他抱定了政党内阁宗旨，即使同盟会其他成员不退出内阁，他也要退出，并退出同盟会。由于他的坚持，同盟会便决定，该党所有阁员都退出内阁，违者开除出党。至此，内阁垮得只剩下四个阁员。老袁只好通电全国，诉说无奈：
“自唐君绍仪，离京辞职，国务员之同一党派者，联名乞退。该党代表来谒，陈述意见，谓须组织一党之阁员，主持甚力。世凯以民国初建，政党方在萌芽，决不能以英、法等政党内阁例诸临时政府。故于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各员面谒时，语以代四万万人民挽留，竟致如水投石。且函致陆总理，某日始不到部，词气决裂，党见甚坚，惟有付之太息。故园松菊，怅触于怀。惟念国民托付之殷，举足为天下轻重，不得不嘤求同志，往复磋商。种种为难，笔难尽罄！集蓼知苦，予口卒瘏，霜雪盈头，形神交瘁。叹我国民，相怜同病。我实不德，民也无辜！聊布腹心，其以天良揭之。”（《袁世凯为内阁难产通电》，1912年7月16日，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62-63页，括号内文字为引者所加）
这通电文辞哀婉，读来凄恻，很难想象竟然出自那种枭雄之口。带有成见的人当然可以说他是做戏。当然如此，盖政客都是戏子。勿过，电文中提到的“我代四万万人留君”的话，老袁倒确实是说过了的。蔡元培当即回答：“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蔡元培：《答客问》，1912年7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83页）话说到这份上还不肯赏脸留下，“竟致如水投石”，你让老袁感觉如何？起码他那“不得不嘤求同志，往复磋商。种种为难，笔难尽罄！集蓼知苦，予口卒瘏，霜雪盈头，形神交瘁”的感叹是真实的：一个前清的旧官僚，又几曾受过这种不得不与下级“嘤求同志，往复磋商”的“种种为难”？这些折腾积压到一定程度，他当然要忍无可忍，把过去得心应手的那套手段使将出来了。
于是陆徵祥只好另外物色阁员。他本人做总理倒是为参议院批准了，但他提出的六位增补阁员名单，却被参议院悉数否决。那理由简直是深骇物议——陆徵祥的谈吐让他们大失所望！
过后参议院的三大政党争相通电，表明自己的立场，共和党人指责其他两党无理取闹：
“陆昨到院，本非宣布政见，出以寻常交际之辞，信任不信任问题，何从发生？”（《共和党本部责备同盟会否决陆内阁通电》，1912年7月19日，ibid，68页）
同盟会则回答道：
“实缘当日陆总理到院演说，词旨之猥，胸襟之陋，有迥出人意料者。全场面觑，心胆俱灰。至共和建设讨论会即晚发出传单，谓如此世难，如此政府，真有亡国之兆！”（《同盟会本部致报界驳共和党通电》，1912年7月，ibid，69页）
统一共和党则如是说：
“不料陆总理第一次到院发言，猥琐支离，毫无政见。旁观骇异，全院失望，故翌日投票不同意者占多数。非仅六总长问题，实为陆总理不信任问题。夫同意与否，根据约法，议员有自主之权。”（《统一共和党申明否认陆总理原由通电》，1912年7月21日，ibid，70页）
那么，老陆到底讲了些什么“猥琐支离”的话，以致让议员们觉得“如此政府，真有亡国之兆”呢？此公是资深外交官，过去多在国外，那是他首次在国会亮相。不幸的是 ，他在国外呆久了，又娶了个比利时老婆，天天在枕头上讲外国话，汉语勿大灵光兮，以西文句式说中文，上海口音又重，议员们根本就听不懂。
他到国会讲的话也不长。开头是介绍自己的性格，说他在外20年，在国外见到同胞很亲，而在本国内朋友很少。这次是与议员们初次见面，还希望大家像他在国外对待同胞那样对待他。只是他这人不喜欢交际，更不会吃花酒，恭维官场，与官场风气格格不入，被许多人目为怪物，不料还被委以总理重任。因此这乃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可以算是他的生日，云云。
介绍完自己后，他便逐一介绍报批的部长们的背景与专长，解释为何要挑选他们，保证他们一定不会误事。最后强调指出：“以上数君，分任部务，皆甚相宜。尚望贵院诸君子赞成通过，使内阁早日成立。因为有数部总长，十四日起已经不到部视事，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断不能使内阁一日不成立。今日提出六君子，甚望贵院诸君通过。”（《陆徵祥在参议院说明任命国务员理由词》，1912年7月18日，ibid，63-64页）。
然而“贵院诸君”却把审批阁员提名当成了挑选总理作新郎官。大概他们什么也没听懂，就听见了“吃花酒”那个专业术语，更以为总理到国会述职是来发表政见的，不料新任总理“猥琐支离，毫无政见”，于是“旁观骇异”，“全场面觑，心胆俱灰”，翌日便悍然悉数否决了陆提出的六君子，全不顾那几个部没有总长已经5天了（《参议院否决陆内阁会议速记录（节录）》，1912年7月19日，ibid，65-67页）。
这群狗东西岂难道不是沐猴而冠，儿戏国事？自民国至今，陆徵祥乃是唯一为国家民族立下大功的外交家。老袁素有知人之明。他若没两下子，老袁又岂会看上他？而且，陆徵祥“猥琐支离，毫无政见”，与他报批的六总长何干？既然认为他“词旨之猥，胸襟之陋，有迥出人意料者”，当初又何以高票同意他担任总理？其倒行逆施，昏悖错乱，较古之昏君亦未遑多让。
正如统一共和党声明指出的那样，“同意与否，根据约法，议员有自主之权”。议员们可以如此无理杯葛，完全是那《临死约法》造的孽。它虽然没给参议院投不信任票的权，却给了它否决权。于是只要参议院不高兴，它就不但可以以党派阁员辞职的方式搞垮内阁，而且能让内阁无法重建，使得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而那正是革命使得国家内外交困、国脉如丝的危急存亡之秋！
正因为此，就连资深革命乱党章炳麟都看不下去议员们的胡作非为，通电斥责他们乃是“奸府”，建议大总统为免国家灭亡，抛开约法“便宜行事”：
“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忿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官制议二月而不成，六总长名单以众妒而反对。裁兵之案，延宕逾时；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转瞬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已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负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佥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视国家，弗院本院，暂舍高权，总己以听此。”（《章炳麟为请大总统便宜行事致黎元洪电》，1912年7月，ibid，71页）
章太炎通电中所谓“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并非危言耸听。日本与俄国早就在商量瓜分中国，在辛亥前便已两次签订了日俄密约，将满洲分为南满与北满，俄人占北满，日人占南满。辛亥革命急剧削弱了中国国力，降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俄因此谋我更急，于1912年7月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将内蒙分割为东西两部，东部归日本，西部归俄国。
此外还有英帝对西藏的猖獗侵略。辛亥前，袁世凯等重臣为巩固国防，杜绝英俄野心，在西藏和蒙古搞“改土归流”，亦即把由土司治理的民族自治区改为内地式州县，由朝廷派官治理。赵尔丰先在川边搞改革，渐次深入西藏本部，引起西藏叛乱。赵遂领兵入藏，削平叛乱，于1910年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亡印度，其名号被清廷削去。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对赵军西进相当恐惧，曾要求帝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制止赵军进一步深入。
辛亥革命使得蒙古和西藏的“改土归流”都前功尽弃。赵尔丰被革命军杀害，被他改为州县的康藏区域悉数变回土司统治。1912年6月，英国更趁中国空前虚弱的大好时机，武装护送13世达赖回藏，驱逐驻藏大臣，杀戮亲汉人士，夺回西藏政权。藏军还入侵川边。袁世凯委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军总司令率军回击，才安定了川边，但西藏独立已成事实。英国更趁机压中、英、藏三方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强迫中国接受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试图抢走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为老袁坚决拒绝。英国人无奈只能与亲英的拉萨政府片面签订了无效条约。“卖国贼”老袁殚精竭虑为中国保下来的这块领土，日后被“民族英雄”中共政府跪献给印度了。这也不在话下。
当这些严重的民族危机接踵发生之际，临时政府竟然处在内阁难产危机之中，连个外交总长都没有！参议院否决了六总长提名不说，还公开放肆羞辱新任总理陆徵祥，使得他羞愧之下，只好推病住院，并准备辞去总理职务，而民国正要仰仗这位资深外交家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在谈判桌上保住祖国山河。
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当然只能是章疯子说的“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主权高于人权”的民国版），否则将蹈“宋人议论未定，金兵业已渡河”覆辙。老章造反作乱一生，自此总算悟今是而昨非，悟出了晚清的最大危机是外患而非内忧，因此必须自强以息外患，并非共和以增民权（恰与今日相反）。所以疯子所谓“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君主立宪没错，错在老章等疯子引出来的共和大祸。
鉴于政府软弱无力，无法应对重重外患内忧，老章便建议总统“便宜行事”，视约法为废纸，充分说明“民主革命家”们的民主法治意识是何等薄弱。这在革命乱党中极有代表性，尤以孙文为然。终其一生，他都是目无法纪“便宜行事”的专家。
纵观民国历史，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越是“民主革命家”，就越没有民主法治观念，敢于并善于无法无天乱来一气，反倒是孙文抨击的“假共和”“官僚派”还讲点规矩。即使践踏宪法，也要使用伪造民意的手段，绝不会如孙大炮一样连个法律借口都懒得找。这差别或许与西式文明素养无关，而是出身不同使然，盖朝野都是西洋文明盲。但官僚派本能地知道，若不讲规矩胡来一气，上行下效，全国就会乱套，而革命家基本是目无法纪的匪类，巴不得天下大乱，越乱越好，自己才能趁乱夺权。
因此，老袁没有听取章疯子的建议“便宜行事”，而是双管齐下，西式政治家手腕与流氓手段并用。7月16日，他通电全国，告知民众内阁难产，以“我实不德，民也无辜！聊布腹心，其以天良揭之”的煽情呼吁，试图唤起舆论同情。
7月21日，他宴请全体参议员，详尽说明了内政外交面临的深重危机，特别指出“桂太郎之西游，福岛之东来，其故可想。人方协以谋我，而我且鼾睡不醒，岂有此理？为今之计，非先与日、俄连络以伐其谋，实无救急办法”，“值兹外交内政如此困难之际，非政府与议会一德一心，必无足以图存”（《袁世凯宴请参议员报道》，1912年7月2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75-77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他软的一手。
此外，老袁还通过实力人物游说国会。7月25日，北洋四巨头姜桂题、马金叙、陆建章、段芝贵约请同盟会会员陈策，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由陆建章为主要演说人。他表面上针对军界即将干涉参议院的流传，特地以军头身份出来辟谣，担保军人绝对不干预政治：“如果有证据证明军人真有此动机，我们甘愿受国法制裁，希望各位参议先生勿听谣言，以国家为重”，但他仍然希望议员以国运为重：“我们军界人士亦有国家观念，当今外患日迫，财政愈危，我们希望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而就急，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38章，网络版，天涯在线书屋，亦见于黄远生《三日观天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87页）
硬的那手则是“由高级长官发起”、在7月21日召开的“北京军警特别大会”。
“到会者咸愤激异常，谓组织政府事本非军警二界所得干涉，然中国长此无政府，危险非常，军警人心，尤属动摇，不得不设法维持”，大会作出三项决定：1、通电各省都督及报馆，使电大总统，再提出国务员，早日成立政府。2、由军警二界公共上书陆总理，极力挽回。3、致函参议院，请于第二次提出国务员时与以同意（《北京军警特别大会报道》，《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72-74页）。
此外还有流氓手段。据同盟会的《民立报》报道，7月25日（据当时名记黄远生报道为7月24日），参议员每人都收到署名“健公十人团”的恐吓信，说：“今日瓜分在即，而吾国务院摇摇不定，已陷于无政府之地步。此皆贵议员各争党见，不顾大局所致。明日国务院倘再不能通过，我中国亡无日矣。而我诸先烈牺牲性命所造成之共和国，不幸亡于诸君之手，又不幸而以诸君之故，使吾等为亡国奴。诸君之肉，其足食乎？吾等与其将来为亡国奴，不如今日死；又不如牺牲我个人之生命，使诸议员先死！而我四万万同胞或有生之日也。敬备炸弹十枚，以伺诸君后。”（《健公十人团恐吓信》，ibid，76页）
当时的名记黄远生对此评论道：“至于匿名揭帖中之手枪炸弹，在吾人今日视之，何啻寻常茶饭，本无可道之价值，亦决无指使之可言。不料参议员中，竟纷纷有议搬出财政学堂外者（芦注：当时参议员在京寓所），有议不出席暂避者，亦何可笑乃尔！而是晚一时，鼎鼎大名统一共和党之一二等党魁殷汝骊打电话与共和党院内干事，商量延期投票之事矣。延期投票者，议员诸君之高妙政策也，欲来俟大总统出命令取缔军警之后，乃投同意票以敷衍面子耳。”（黄远生：《三日观天记》，ibid，85-86页）
黄远生在此将那伙无耻政客的怯懦丑态披露无余，难怪他后来会被孙中山下令暗杀，还要赖在袁世凯头上。若老芦生于当世，只怕早就被孙匪暗杀了，那血债肯定也得赖给老袁。黄认为那恐吓信在当时司空见惯，“决无指使可言”，并非袁党干的。我认为，军警特别大会当然是袁党发起，这点无可怀疑；四巨头会议也是袁党策划的。至于匿名信，虽无证据证明那确为袁党所为，但也没有证据排除之。不管是不是老袁干的，可以肯定的是，议员们吓得屁滚尿流的丑态，一定让他看在眼里，助长了他日后以强力压服反对的心理。
这一招果见奇效。次日袁世凯再度向参议院提出六位总长名单。据丁中江说：“这个咨文事先很秘密，提交参议院时，各方预料可能仍有一半或过半不能通过，结果出乎意外，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未获通过，改由刘揆一递补，获得参议院同意。这一天出席参议院的议员91人，会场秩序甚为静穆，投票进行时，有一位议员拈了一张条子给隔邻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透视会场情形，看见这张条子上写着四个字，是：‘议员无骨’ 。”至此，自唐绍仪6月27日辞卸国务总理后，僵持了整整一个月的无政府状态才告结束（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38章，网络版，天涯在线书屋）。
您说，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下贱脾气，有谁看得起？议员们完全是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者，实行“为杯葛而杯葛”，又深得伯恩斯坦真传：“杯葛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因为陆徵祥“猥琐支离，毫无政见”，便否决他报批的六总长。既然如此，后来讨论新的阁员名单时，总理还是陆徵祥，为何又不以同样理由否决之？岂不是证明第一次否决纯属无理取闹？议员们不顾国运维艰、国步艰难，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便无理取闹，无故刁难。成立内阁，乃是维持国家运转最起码的施政措施，而这最起码的国政竟然都行不通，逼得老袁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如此下去，他还能有什么心思去治国？
可笑的是，戴季陶竟然将这闹剧视为悲剧，在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上发表时评，造谣说：“果然，袁世凯竟以兵力威迫通过此次提出之阁员矣！”进而发挥到：“唐内阁之倒，既为袁世凯逼之使倒；此次之内阁，又为袁世凯逼之使成”，立即就飞跃到：“则今日之中国，虽名为共和，有立法机关之参议院，有执政机关之国务院，有全国国民公共遵行之约法，而实则运用之能力手腕，合集于袁世凯一人，岂特陆徵祥一人为袁世凯之掌上物哉？国务员也，参议员也，皆袁世凯之掌上物也！全国国民，皆袁氏室中之陈设、园中之花草也！”然后又据此预言袁世凯称帝，大骂参议院无骨：“袁世凯将来若更以兵力胁参议院，使上皇帝劝进表，然则参议院亦将畏威力而草改元诏耶？呜呼，共和休矣！”“呜呼，共和真休矣！”（天仇：《兵力专制之大成功》，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91-93页）
这“不共戴天仇”（说明：戴季陶号“天仇”）的愤愤逻辑，其实代表了同盟会革命乱党心目中的“真共和”，那就是反对党决不能与国家元首和／或政府达成妥协，行政首脑也决不能听国家元首的话。如果僵局发生，则反对党就该坚持到底。宁肯没政府也要“真共和”，宁亡国也要争“民权”，否则就是为袁当皇帝写劝进表。这不但是章太炎“爱日本胜过爱满清”的余绪，且颇有后世春桥同志“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看来革命者不分先后，精神面貌与思维方式总是相通的。
这段话如同孙大炮的“先知先觉”一般，准确地预见到了老袁日后称帝。这干人恐怕到死也悟不出来：老袁称帝，只怕有一大半是他们逼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们用自己的捣乱破坏，使得老袁深信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以反复诬蔑国家元首想称帝来激起他的逆反心理，而是从一开头就充当西方式的忠诚的反对派，只怕老袁最后也未必会去当那洪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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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009 12:43:14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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