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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与一位文革时期的儿童、现为中国某大学教授、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某先生关于昔日文革造反和当今维权运动评价的电邮对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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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与一位文革时期的儿童、现为中国某大学教授、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某先生关于昔日文革造反和当今维权运动评价的电邮对谈录
(为保护这位朋友，对有关词汇打X和省略去某些文字乃至段落)。
刘先生：
谢谢你这么快给我回信。你的文章我在网上看过。我是X月X日到达XX，在XX做访问学者。来美国后，打开互联网一看，才发现过去在国内简直就是瞎子和聋子。现在每天都泡在网上，专门看博讯和“看中国”上的新闻和文章。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感到“有瘾”了。
说实话，我暂时无法评论这些文章和你们的主张，但我思想上的共鸣是非常强烈的。对今后中国的走向问题也感到没有把握。我觉得，国内的形势好像没有你们讲的那么严重，尤其是国内农村形势，这两年有了很大变化。农民不用交税以后，对政府的感恩情绪很大，知识分子和地方普通干部对胡温新政很是认同。法轮功在一般地方涉及面不大，很多普通百姓甚至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城市拆迁中的矛盾、城管问题，似乎都难以影响大局。大家现在对政治基本不关心，认为谁在台上都一样。当然，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真有代表性。
我在XX工作，是XX学院的教授。是XX市政协常委。有些红帽子，都不管用。“六四”期间因为表达对学生运动的同情而受到学校行政警告处分，有段时间受过国安部门监控。
特别赞赏贵党不要外来资金，独立自主发展的作风。不过，我认为有些不带任何条件的资助还是可以要的，否则就是关门主义了。关门主义也没有前途。
好了，如果不嫌我认识水平低，以后我还会联系你或你的同志，介绍一些我所知道的大陆形势，听听你们的启蒙，有在XXXXX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因为经济原因，我没有准备在美国到处旅行。我住在XXXXX我同学的房子，我们两个人住。
XX月XX日
刘先生，你好！
我又看了你关于文革历史和人民文革的几篇文章。写的太好、太及时了。过去长期在我心头的一些疑问基本都有了答案。我出生在XXXX年。父辈在文革期间的遭遇给我带来了完全不同于同学的经历，令我一生受其影响而又不知从何处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我父亲是一个县级城镇的造反派头头，67年和70年2次入狱，第一次很快以造反英雄出狱而第二次坐了4年，且这些牢狱之灾都没有任何刑事判决或文字依据。我的小学阶段就是在背着父亲是反革命的黑锅下读出来的。我兄长和我因父亲之罪在求学阶段蒙受许多不公平待遇而又令同龄人始终不能理解。因为多数人心目中只有“四类分子”子女才会在文革中受到歧视。文革以后会有人因为父辈问题影响求学吗？有！我就是一个例子。1978年高考、1984年、1985年硕士招生，我都是因为有一个“三种人”的父亲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最糟糕的事情是我蒙受打击后找我父亲询问文革中他的罪行时，居然他不能给我一个令我信服的答案。因为他没有得到“判决书”。于是我从很早开始就从各种材料中去寻找答案。正如你所指出的，我所看到的报道、文学作品中的造反派都是那样的可怕，让我一直怀疑父亲向我保证他绝没有“血债”的说法是谎话。就连严家其先生的“十年文革史”中的叙述也让人不着边际。今天读了你的文章，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我父亲其实与他在XX的同派人XXX一样，也与那些在早期就被打倒的“黑五类”一样，同属文革中的受害者。尤其是关于“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概念，父亲给我的讲述我完全不能理解，而你的文章中关于湖北地区两派关系的介绍，我总算搞清楚了“造反派”在XX长期受压制的原因，当看到关于广西有关事件的介绍后，不由得暗自感到辛运，因为我家里面毕竟没有人死于非命或致残。但我父亲的“战友”中，家破人亡之类的故事，我也听到不少。
相信我父亲对你的文章会更感兴趣，他今年70多了，身体还不错，文革话题虽然陈重，但我认为他多年来并不了解许多高层内幕，心中定有大堆疑团，尤其关于XX一些事件，他有过经历，如“反复旧总指挥”，勤务员，等，但有些问题的起源、反复、结果，他不一定清楚。我想带你的文章回国给他看看。我也很想知道你的研究中的一些材料依据。希望多提供一些线索或文章来源。
我非常理解这些研究的现实意义，但要做到能让国内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和工人多了解一些真相，我们该怎么办？
XX月XX日 凌晨3：00
谢谢赐教。说实话，我一生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讲几句关于文革话题的人，年长者不屑于同我讲，同年人大多不明白我讲的内容，再小的人就更不必说了。连我的女儿，我都不知道该这样向她讲述这些事情。所以看了你的文章真是如同久旱逢甘雨一样的感觉。反正是越看越被吸引吧。真的，我现在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在看此类文章且以你的文章为最多。今天，全在看有关“七二零事件”的材料。没想到“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后来居然官居湖北省委常委的职务，难道他不应该对武汉以及湖北死伤在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负责吗？
以后当请你多予赐教，尤其是告诉我一些相关网站的地址，我可以自己去找材料看。很有兴趣。现在我都是沿着一些链接去找，估计不全面。
XX月X日
我也能证明，从89年以来，中共在提拔干部、出国政审、入党等方面，要审查的历史问题包括：文革期间是否为“三种人”，六四态度，是否参加法轮功。
你想写关于我的困惑的文章，我愿意配合。需要什么情况，我可以支持。希望保持联系，也许我们无法为国家作太多的事情，但能够看到独裁政府下台，是我最大的人生梦想。我不图什么，顺气就行。期望海外有志人士 能够团结，能够显示更大的影响力。
……(此处略去一大段何先生父亲文革中具体情况的陈述)
尽管我出身在造反派家庭，我认为对造反派身上的流氓无产者特征也是不能否认的，群众组织中的鱼目混珠、群众运动中的泥沙俱下，用你的话说，叫人民文革也可以，但这些问题还是予以批判的好。XX文革中有多起人命案，我父亲说，尽管自己从没有动手打过人，但对激起事件、引发冲突还是负有责任的。晚年他对于自己年轻时的冲动，经常会有自责。以我的经历看来，造反派在普通百姓中的印象，至少属于”不安分守己的人“，的确好感不多。
在中国，我认为的确需要正确面对文革历史。我上封信中提到的天涯网站上也有20岁左右的人讨论文革和毛泽东。但很少看到基于基本史实的讨论。没办法，现实的问题太多，也许只能留待后人去评说了。
谢谢！祝你一切好
X月X日
XXX：你好！
由于时间太缺乏，我只能以提纲形式给你讲几点：
1、你所说：“造反派在普通百姓中的印象，至少属于”不安分守己的人“，的确好感不多。”
这个“普通百姓”是已被中共在文化革命评判问题上洗了脑的人群，甚至连你这样的造反派的儿子都不例外。现今55岁以下的人对文革均无直接感受。他们对文革的认知都来源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摘录。(注意，是歪曲后再裁剪摘录，确实匠心独运) 。而55岁以下人群构成了当今中国人口的80%以上
2、”不安分守己的人“又怎样？我们这些为民主奋斗不息的人就是不安分守己的人。在专制制度下安分守己与逆来顺受没有什么不同。再进一步就会是为虎作伥了。
3、你父亲晚年的自责不奇怪。我也有自责。(请阅我的20万字自传式著述<基层文革泥泞路>-人民文革丛书卷三的相关章节) 。但这自责是就当年某些具体的做法而言。而当时我们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视，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斗争大方向，没有错，不可对此自责。
4、但我知道有些当年的造反派头头人物彻底自责、自悔了。这不奇怪。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造反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群体。绝大多数与共产党中央高层无关，但很少数有关。与共产党高层派系斗争有关的人们自悔是应该的。(如北师大的谭厚兰) 。他们与我们这大多数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社会基层造反者有极大区别。他们充当了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走卒，是应该自悔的。二是也有些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基层造反者自悔。他们的自悔与前一种不同。他们是后悔不该上毛泽东的当。因毛先是为他的政治清洗发动民众起来冲击各地各级共产党领导，而在他的政治清洗完成后就把造反派民众扔出去作替罪羔羊。让复职的官僚去报复清算造过反的民众。
5、也不排除真正只作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维护争取应有权利的基层造反者也自悔、甚至自毁了。这完全不奇怪。我发给你的“冷兵器战场的追杀效应--论文革一代的集体噤声” ，你看了吧。几十年孤独面对政治高压，前造反者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他们本来思想文化水平就有限，文革造反，也只在“奉旨” 和“趁机” 的反抗层次上，远远不似七九、八九的、和当今的思想明确的民主斗争。他们的自悔、自毁不足为奇。如果说加米捏夫、季洛维也夫、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都在压力下崩溃了，并自毁、自污。那么当今中国风烛残年的当年的造反者自毁、自污都完全不足为奇。还加一句，八九一代都有许多人自悔了，与当局妥协了。(七九一代的坚持率则极高。)
6、造反派带有“流氓无产者特征” 很严重吗？是事情的主流吗？是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应有权益的造反者带有点流氓无产者特征严重，还是保皇派背靠共产党统治秩序首先对造反派使用暴力严重？还是后来共产党统治机器直接镇压屠杀造反派严重？现在有人否定文革造反派就是以一种极高的标准量度它。达不到那种极高标准就要予以否定。这至少是在非历史性地考察问题。在那个时代，中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民主派。造反派在政治层面上不是民主派，在个人品格中也不是一个个高风亮节的圣人。放在那个历史时代，评价造反派的参照物应该是残酷血腥的共产党统治机器和依附于这个机器助纣为虐的保皇派。
7、对人民文革--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自身应有权益的斗争应予高度评价，决不是什么批判。共产党正是把当今街头的维权斗争、民主斗争诬蔑为搞“文革那一套” 。故此准确评价人民文革除有历史意义外还有现实意义。因为人民文革从思想层次上(反政治迫害而不反共产党制度) 和表现形式上(游行示威、集体绝食、冲击政府机关) 都与当今维权运动十分类似。不肯定人民文革，当今的维权运动就永远直不起腰来。
你在XXX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联络蔡登文先生(cbidavidck@yahoo.com)购买我2006年出版的<人民文革丛书四卷>带回去给你父亲看。抱歉我无法送给你。这套书我自费一万多美元请博大出版社出版，至今出版社没有给回我一分钱。我不指望收回什么，但愿冲破共产党的伪文革史，留下真实的记录给后代就心满意足 。除我70万字的四卷外。四川周伦佐著有30几万字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广西晓明著有20万字的<广西文革痛史勾沉>，高树华、程铁军合著的40几万字<内蒙文革风云>。人民文革派已拿出了许多不朽的著述。而反人民文革派非但无著述，甚至连一片像样的文章都那不出来。我虽就文革史论些了不下百万字，但我还会抽空再写一篇提纲挈领的文章“毛泽东与官方文革、暴民文革、人民文革之间的关系>以作为我文革议题的封笔之作。
刘国凯
X月XX日
主席先生：
你的7点意见，大部分我都可以接受。你将目前大陆的一些维权运动与文革类比，说明如果不肯定人民文革则无法解释支持维权运动。这个我也赞成。但以我的感觉，目前一些上访和街头抗议之类的活动，要想动摇当局恐怕很难。一来这些乌合之众基本没有组织，二来他们的诉求都是影响面不大的局部利益问题，引起共鸣的问题不多，三是当局采取的压制政策和措施都能奏效。我多次亲眼看到赌省、市、县政府的情况。尽管有很多人同情他们，但更多的过路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有时还会生出“是否有骗局”的念头。基本不会去声援。有时会看到武装警察面无表情地守着边上，据说他们的策略是，对静坐者不予理睬，对打、砸、抢者立即抓捕。然后通知人群所在单位或地方来人带走这些人。几次闹下来，磨灭了许多人的斗志，许多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有些事情也有得到解决的。我有许多朋友任职于地方政府或部门，有时也会同他们谈到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指望这些街头政治能够带来政权更迭，不是什么好主意。
目前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强大，国有企业都是垄断，事业单位的经济命脉和人事任免都在当局手中。民间的企业和机构成长太慢，不足以对政局产生控制性影响。
我再次提出我的想法，网络正在成为当今国内的主要“在野党”，多次影响高层决策，希望海外人士重视从中发现、培养力量，在合法的外衣下，逐步渗透，从心理上争取人心。
民主事业的希望在国内。
文革那事，我赞赏先生的毅力和贡献，有机会到洛城书店去找找，但是听说回国时如果查出来会被扣啊
X月XX日
XXX：你好！
我们从文革话题谈到了当今。很好！我们谈文革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总结评判历史常常是要古为今用。对当今维权运动的评价你最好从更广阔更纵深的角度去考察评判。
我在上封信中判定某些否定 (这种否定基本上是善意的，这种否定完全区别于共产党御用文人把所有的文革祸水都栽赃泼到文革造反派头上的那种否定。我的朋友胡平可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文革造反派的谬误之处，是立一根很高的标尺去量度文革造反派，达不到，就要予以否定。
坦率地说，你对当今维权运动的评判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请原谅我一时找不到其他更贴切的词，“错误”似乎太言重了点) 你也是在立一根很高的标杆来量度当今的民众维权运动。在这标杆的量度下，你得出了这样三点结论：“一来这些乌合之众基本没有组织，二来他们的诉求都是影响面不大的局部利益问题，引起共鸣的问题不多，三是当局采取的压制政策和措施都能奏效。”于是你得出结论：“所以我认为指望这些街头政治能够带来政权更迭，不是什么好主意。”“要想动摇当局恐怕很难。”
当今的维权运动与昔日的文革反抗运动虽都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制度，都只是提某些具体利益的诉求，但是，应该看到当今维权运动比昔日的文革造反运动还是高了一个层次。就是文革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造反运动系借助毛的号召、也可以说是靠有毛的恩准而起。而当今的民众维权运动则是自主自发的行动。我们应该充分评估这一历史的巨大进步。
面对共产党专制政权，许多人的思维陷入了一个怪圈。他们厌恶专制，他们希望终结专制。但他们有极深的“反抗无用论” 。在这些人看来，除非某个行动提出鲜明的民主政治诉求并立竿见影地取得效果，否则他们都会说：“这有什么用？”
维权运动的民众是没有组织的。就这点上也可以说他们是乌合之众。但组织是从天而降的吗？我们没有参与维权斗争的人凭什么要求他们成立了严密的组织再来进行维权运动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敢走上街头向贪腐当局发出怒吼难道不是比逆来顺受高档得多的、值得赞扬的吗？当今，我们究竟是应该把逆来顺受作为评价维权运动的参照系，还是应该把提出鲜明民主诉求的做法作参照系呢？
如果有人说应该把提出鲜明民主诉求作参照系，那我要问他们：“你们在中国大陆提出了鲜明的民主诉求了吗？”如果他们回答说他们提出过了。那我要再问他们：“你们是以怎样的形式提出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以文字的形式提出。这就弄清楚了。他们只是以文字提出，而维权民众是上了街头。朋友，你想想，这两种形式是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吗？当然不是。差得太远了。话还可以这样说，如果当今有人敢于上街聚众提出终结专制，实行民主的政治诉求，那么他们马上就会被抓捕判以重刑。
海外民运组织虽多，但在国内有成形组织的只有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内的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上街组织民众举行游行示威诉求民主政治，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进行维权斗争的民众没有提出政治诉求呢？至于其他连民主运动都不敢涉足的人们，哪怕他头脑中有很系统的民主理论，我也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民众的维权斗争层次低下。既然实际上国内并没有人敢于聚众上街提出民主政治诉求，那我们又怎么能将虚无的东西作为量度民众维权运动的标尺呢？
七十年代以前，共产党是广泛用死刑来对待政治异议分子。八十年代以后，共产党砍杀政治异议人士的刀刃被烈士的热血冲撞得卷了口，遂不再以死刑对待政治异议人士，而判以重刑。民主党人何德普等、自由民主党人胡石根等、社会民主党人王小宁仅仅因为组党--还没有上街表达民主政治诉求--就被判了重刑。新青年学会只是个联谊性质的社团--不是党派，但由于他们办了民工夜校，共产党嫉恨他们“与工农群众结合”，遂也将他们判了重刑。四川的民主党人王森、胡明君仅仅因为发传单声援当地下岗工人的维权斗争，就被判了重刑。针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我们社民党总部建议各地社民党人关注各地民众维权斗争，但暂勿走向前台组织领导维权斗争，以保存艰难汇聚起来的民主力量。而正因为这样，我们就绝对不会对民众的维权斗争作出“乌合之众”、和层次低下等批评。我们只会对敢于站出来进行维权斗争的民众投以尊敬的目光和给予由衷的支持。我们甚至应该在维权斗争的民众面前有所愧疚。而稍能使自己消愧的是，我们在为更重大的斗争作准备工作，不能过早暴露而消耗了有生力量。
中国的专制污垢极为深重，清除工作极为繁重。维权斗争只能清除周边浅层污垢，只有政治斗争才能清除中心区的深层污垢。可是政治斗争不能凭空而来，维权斗争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的先声、铺垫和基础。对民众维权斗争我们不应轻视它、贬低它，而应高度评价它、支持它、设法提高它。
你所说“民主事业的希望在国内”完全正确。但您评估的：“网络正在成为当今国内的主要“在野党”，多次影响高层决策，希望海外人士重视从中发现、培养力量，在合法的外衣下，逐步渗透，从心理上争取人心。”则较为片面。网络的“在野党”若永远停留于网络则永远是虚拟的，不能形成推动民主进程的实际力量。合法外衣下的渗透会流入永远地等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争取到的人心若不在实际运动体现出来则永远没有实际作用。共产党政权绝对不会在“网络上的在野党”和流失的“人心”面前翻然悔悟、丢盔弃甲的。专制与民主的斗争是实力的较量。共产党专制只会在强大的正义压力下才会逐渐退守它的阵地。而街头的民主运动才是正义压力的最强运载器具。
当今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不能迅速成长原因之一恰恰就是你所描述的：“但更多的过路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有时还会生出“是否有骗局”的念头。基本不会去声援。”中国人民族性的自私分散助长了满清的征服和长达267年的民族统治。中国人民族性的分散自私也促成了共产党专制横行59年至今尚未见穷期。
您是大学教授，现在又有机会到美国作访问学者，而且你还告诉我，您的访问其实有点休闲的成分，无庸置疑，您属于共产党制度下既得利益者的群体中。您能崇尚民主、厌恶专制，其缘由不知是否与您从童年到青年曾遭受过政治歧视有关。我想我们不必停留于个案研究，我们应从全局上去考察。我觉得当今中共政权似乎气数远远未尽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共当局借助当代科技强大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营运方式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对占社会相当比率的人群发放了“掩口费”。国企管理人员、公务员、医生、各类专业人士、企业主、外资企业白领、带垄断性国企员工甚至教师等都为经济利益所收买。除少数正义感较强者坚持对社会不公持批评态度外，大都安于、甚至沾沾自喜悠然自得于现状，对底层民众的维权斗争“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他们实际上是共产党制度的默许者、默认者。至于那些贪官污吏，则实质上是共产党制度的坚决拥护者。这也就是胡、温绝对不会从根本上铲除贪腐的原因。
我讲了这么多，似乎对中国的民主前途相当悲观。然而不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是：中国没有理由就那么特别。在全世界都走向民主的历史潮流中，中国就可以永远由一个劣迹斑斑的政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并大量地、永不停止地复制贪腐病毒，制造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我坚信，民众维权斗争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层次会逐渐有所提升。中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国民主党人和所有中国民主志士在力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后，会走出网络，向专制政权作正面的斗争。总之，民主的旭日在神州大地上升起是任何专制势力都遏制不了的历史必然规律。
谨此问好！
刘国凯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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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008 1:38:54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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