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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更新换代----“中国人权”应重选理事;“北京之春”可西迁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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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春”、“人权”入手
力促“海外民运”换新貌


“ 中 国 人 权 ” 应 重 选 理 事

年逾花甲的刘青终于宣布退休了!民运各派人士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那些棘手的问题仍摆在原处,刘青一屁股烂账仍然不准清查,失望情绪依旧在弥漫。

经过周密的利益权衡之后,刘青亲手将“中国人权”理事会的主席职位转交给一个对于“海外民运”来说十分陌生的陆恭惠女士,令人跌破眼镜。这位新主席对海外及国内民运的运作情况一窍不通,充其量只能听任前任主席刘青与执行主席谭竞嫦的摆布,无从改变“中国人权”沦为刘青私家产业的可悲现实。

民运圈一般都将陆恭惠与谭竞嫦视为“外人”,而非“自己人”。刘青选择用这种方式转移权力,不可避免将削弱“中国人权”固有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久而久之,该组织也将被民运各派视为“外人”,如同“全侨盟”、“国际声援西藏”那样的机构。

有人问,既然胡平、程晓农、何清涟、阮铭等人与刘青有着长期的默契关系,目前也都是“中国人权”的理事,而为什么刘青却执意把他们全都排除在主席人选之外呢?主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怕他们一旦担任主席,会乘势坐大。

刘青与魏京生虽然也一向称兄道弟,但始终不敢让魏京生进入“中国人权”,说到底也是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数年前《华尔街日报》刊文贬低魏京生,而记者在那篇报道中所引述的有关对魏京生的负面评价,却都出自当时“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以及另外两位理事之口,显而易见,这是刘青在桌底下使绊子,有意削弱魏的声望。后来刘青对付王丹,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他通过《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与台湾某些媒体的关系,向《TVBS》周刊抛出有关王丹保外就医理由、在美学历,以及个人私生活等方面的负面材料,以图达到彻底阻断王丹被推为“中国人权”主席继任人选的目的。

此外,心胸狭隘而功于权谋的刘青,多年来一直百般诋毁和排斥许多知名度高过自己的民运人物,尤其是任畹町、杨周、鲍戈、卢四清、秦永敏等,其原因不外乎这几位都曾在国内或海外分别创建人权组织,而身为“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却缺乏这种耀眼资历。为了将“中国人权”乃至“海外民运”的资源纳入私囊,刘青用了很长时间苦心经营,并花费了大量经费,拉帮结伙,排除异己,贿赂美方要员,最终导致理事会内部爆发剧烈冲突,半数以上的理事愤然辞职,其中包括方励之、刘宾雁、林培瑞、王丹、苏晓康等知名人物,严重损害了海外民运的声誉。

那么,在现有格局之下,如何来对“中国人权”进行调整呢?

由于阮铭、胡平、程晓农、何清涟等现任理事与台湾政府机构(包括情报部门)渊源甚深,甚至还有上下级关系,因此,倘若由台湾方面出面协调,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可以先通过对阮铭、胡平、程晓农、何清涟施压影响,促使理事会依据章程于明年年初改选成员,将刘青、谭竞嫦等逐出组织,然后邀请方励之、王丹、张伟国、林培瑞、郭罗基等重回理事会;同时,还可以争取王军涛、张而平、何频、陈小平、曹长青、茉莉、蒋品超等年轻学者的支持,把他们吸收到新理事会中来,并推举童屹担任执行主任;当然,还可以邀请任畹町、杨周、鲍戈、卢四清、秦永敏等人权活动人士,一起协助“中国人权”工作。只要健全民主与监督机制,就能使“中国人权”按制度正常运行。

“ 北 京 之 春 ” 可 西 迁 洛 城

2002年9月,《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和台湾立法院议员钱达向新闻界公开爆料,指称《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军情局”,每年的情报任务定额为250件。而《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台湾不再给《北京之春》拨发经费,他们将不排除向媒体披露更多的内幕。也许薛伟、胡平等人这么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挽救经费困局等等,但是,这一做法本身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是极为恶劣的,使公众对海外民运的背景和活动产生误解,甚至怀疑民运人士都在给台湾当“特务”。

“海外民运”可不可以拿台湾的钱?当然可以!而且经费多多益善。但是,由于两岸之间复杂而特殊的政治现实,这个问题目前仍相当敏感,因而尚不宜公开化。尤其是在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领袖在台执政的时期,更应避免使之成为舆论焦点,以免为中共诋毁民运提供口实,而长期以来,北京当局正是如此千万百计将“海外民运”抹黑为“境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一颗棋子”。这个道理是浅显易明的,可是,有人偏偏就这样做,结果使“海外民运”彻底失去社会舆论和公众的支持,就连美国也感到困惑和怀有疑虑。

这几年《北京之春》又复活了,显得经费充裕,而胡平、薛伟等人也悄然把“向媒体披露更多的内幕”的话咽到肚子里,这样,人们自然会想到:一定是阿扁又给钱了,所以他们就不叫了。

如何挽回这种负面影响呢?其实,既没有必要让《北京之春》发个声明反对台独,或者再度宣示“决没有拿台湾的钱”,而只要在人事上作一些适当的调整,就可营造“面貌一新”的印象。比如,社长可以对外界宣称,鉴于洛杉矶侨胞和留学生踊跃捐助和要求共同参与,所以决定将《北京之春》编辑部从纽约迁至洛杉矶,由王丹、伍凡、刘因全、蒋品超、苏国富、草阉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由王丹任社长兼编辑委员会主席,由原《北京之春》创始人王军涛任发行人,刘因全任经理,胡平升任副社长(虚职),而纽约的原编辑部则改为发行部和读者服务部,由唐元隽任发行部主任,谢选骏任读者服务部主任。

于大海、薛伟、胡平三人虽是《北京之春》的公司注册人,有权阻止“北春”的人事及社址的变更,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份背景,须服从台湾上级的行政指令,因此同样可以通过台湾政府部门出面协调,说服他们顾全大局,做出让步,一如当初徐邦泰、伍凡、汪岷交出《中国之春》一样。

于大海、薛伟、胡平都是国民党老党员,如果两年后(2008年)台湾政权又回到国民党手中,他们的后台又变硬了,到那时若要让他们交出“北京之春”,则没有任何可能。所以,不如趁现在(2006年)民进党仍是台湾执政党之际,王丹、王军涛、伍凡诸君应当加紧“北春”改革步骤,切不要错过良机而抱憾终身。

“ 海 外 民 运 ” 更 新 换 代

从海外民运的发展历史来看,薛伟、胡平、于大海所起的作用,与刘青、徐邦泰等有一些相似。他们都经过一波接一波的内斗风潮,在民运圈内树敌颇多,结怨甚深,因而有着无可克服狭隘性和无法解脱的纠葛,台湾政府不值得为了他们所惹下的麻烦和人际矛盾,而在“海外民运”的派系之间招致怨恨和背上黑锅。

以往薛伟、胡平、刘青等人出面干预某件事,或为某人捧场,或刻意封杀某人,通常会被民运圈看作是“台湾方面的意思”,而实际上,在许多问题上台湾方面却并不知情,或者只是受了他们出于私心的片面误导。台湾支持“海外民运”的整体战略格局,决不应牺牲在这些人的“小山头”利益盘算上,最后闹得自相拆台。

大陆共产党早就已经更新换代了,而“海外民运”却仍然是这几张老面孔,对照之下显出某种讽刺意味。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指“海外民运”面临严重的队伍老化问题,而且,在公众形象方面也未能摆脱负面影响。吾尔开希、沈彤、唐柏桥、陈破空虽算年轻,但由于人格卑下,品行不端,早已是民运形象的负资产,不堪大用。尤其唐柏桥和陈破空两人,还一直是刘青和薛伟的鹰犬,为人两面三刀,热衷于投机钻营和造谣诽谤,几乎每次内斗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其实,民运“新生代”的潜力不可小视,而且阵容齐全,群星闪耀,只是长期未得以充分发掘和利用,或遭某些“小山头”刻意排斥和埋没罢了。据了解,王军涛、王丹、张伟国、陈小平、王超华、王有才、项小吉、李洪宽、童屹、卢四清、连胜德、熊焱、邢铮、辛苦、常劲、李禄、鲍戈、李玉奇、易丹轩、鲁德成、夏雨、高光俊、刘俊国、周封锁、赵承恩、蒋品超、封从德、何频、盛雪、彭小明、谢万军、易改、吕京华、黄慈萍、周勇军、姚勇战、刘刚、韩东方、张伯利、傅希秋、梁二、陈荣利、安筠、李强、郭岩华、刘洁仪等人都属于民运的“新生代”,他们正值年富力强,理应作为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而全面接班。没有了魏京生,民运各组织不也照样搞联席?没有了刘青,“中国人权”不也照样可造势;没有了胡平,《北京之春》也一样会越办越好。如果“海外民运”拒绝改革与更新换代,那么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10/25/2006 4:33: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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