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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2006 4:33: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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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春”、“人权”入手 
力促“海外民运”换新貌

“ 中 国 人 权 ” 应 重 选 理 事

年逾花甲的刘青终于宣布退休了！民运各派人士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那些棘手的问题仍摆在原处，刘青一屁股烂账仍然不准清查，失望情绪依旧在弥漫。

经过周密的利益权衡之后，刘青亲手将“中国人权”理事会的主席职位转交给一个对于“海外民运”来说十分陌生的陆恭惠女士，令人跌破眼镜。这位新主席对海外及国内民运的运作情况一窍不通，充其量只能听任前任主席刘青与执行主席谭竞嫦的摆布，无从改变“中国人权”沦为刘青私家产业的可悲现实。

民运圈一般都将陆恭惠与谭竞嫦视为“外人”，而非“自己人”。刘青选择用这种方式转移权力，不可避免将削弱“中国人权”固有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久而久之，该组织也将被民运各派视为“外人”，如同“全侨盟”、“国际声援西藏”那样的机构。

有人问，既然胡平、程晓农、何清涟、阮铭等人与刘青有着长期的默契关系，目前也都是“中国人权”的理事，而为什么刘青却执意把他们全都排除在主席人选之外呢？主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怕他们一旦担任主席，会乘势坐大。

刘青与魏京生虽然也一向称兄道弟，但始终不敢让魏京生进入“中国人权”，说到底也是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数年前《华尔街日报》刊文贬低魏京生，而记者在那篇报道中所引述的有关对魏京生的负面评价，却都出自当时“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以及另外两位理事之口，显而易见，这是刘青在桌底下使绊子，有意削弱魏的声望。后来刘青对付王丹，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他通过《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与台湾某些媒体的关系，向《TVBS》周刊抛出有关王丹保外就医理由、在美学历，以及个人私生活等方面的负面材料，以图达到彻底阻断王丹被推为“中国人权”主席继任人选的目的。

此外，心胸狭隘而功于权谋的刘青，多年来一直百般诋毁和排斥许多知名度高过自己的民运人物，尤其是任畹町、杨周、鲍戈、卢四清、秦永敏等，其原因不外乎这几位都曾在国内或海外分别创建人权组织，而身为“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却缺乏这种耀眼资历。为了将“中国人权”乃至“海外民运”的资源纳入私囊，刘青用了很长时间苦心经营，并花费了大量经费，拉帮结伙，排除异己，贿赂美方要员，最终导致理事会内部爆发剧烈冲突，半数以上的理事愤然辞职，其中包括方励之、刘宾雁、林培瑞、王丹、苏晓康等知名人物，严重损害了海外民运的声誉。

那么，在现有格局之下，如何来对“中国人权”进行调整呢？

由于阮铭、胡平、程晓农、何清涟等现任理事与台湾政府机构（包括情报部门）渊源甚深，甚至还有上下级关系，因此，倘若由台湾方面出面协调，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可以先通过对阮铭、胡平、程晓农、何清涟施压影响，促使理事会依据章程于明年年初改选成员，将刘青、谭竞嫦等逐出组织，然后邀请方励之、王丹、张伟国、林培瑞、郭罗基等重回理事会；同时，还可以争取王军涛、张而平、何频、陈小平、曹长青、茉莉、蒋品超等年轻学者的支持，把他们吸收到新理事会中来，并推举童屹担任执行主任；当然，还可以邀请任畹町、杨周、鲍戈、卢四清、秦永敏等人权活动人士，一起协助“中国人权”工作。只要健全民主与监督机制，就能使“中国人权”按制度正常运行。

“ 北 京 之 春 ” 可 西 迁 洛 城

2002年9月，《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和台湾立法院议员钱达向新闻界公开爆料，指称《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军情局”，每年的情报任务定额为250件。而《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台湾不再给《北京之春》拨发经费，他们将不排除向媒体披露更多的内幕。也许薛伟、胡平等人这么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挽救经费困局等等，但是，这一做法本身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是极为恶劣的，使公众对海外民运的背景和活动产生误解，甚至怀疑民运人士都在给台湾当“特务”。

“海外民运”可不可以拿台湾的钱？当然可以！而且经费多多益善。但是，由于两岸之间复杂而特殊的政治现实，这个问题目前仍相当敏感，因而尚不宜公开化。尤其是在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领袖在台执政的时期，更应避免使之成为舆论焦点，以免为中共诋毁民运提供口实，而长期以来，北京当局正是如此千万百计将“海外民运”抹黑为“境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一颗棋子”。这个道理是浅显易明的，可是，有人偏偏就这样做，结果使“海外民运”彻底失去社会舆论和公众的支持，就连美国也感到困惑和怀有疑虑。

这几年《北京之春》又复活了，显得经费充裕，而胡平、薛伟等人也悄然把“向媒体披露更多的内幕”的话咽到肚子里，这样，人们自然会想到：一定是阿扁又给钱了，所以他们就不叫了。

如何挽回这种负面影响呢？其实，既没有必要让《北京之春》发个声明反对台独，或者再度宣示“决没有拿台湾的钱”，而只要在人事上作一些适当的调整，就可营造“面貌一新”的印象。比如，社长可以对外界宣称，鉴于洛杉矶侨胞和留学生踊跃捐助和要求共同参与，所以决定将《北京之春》编辑部从纽约迁至洛杉矶，由王丹、伍凡、刘因全、蒋品超、苏国富、草阉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由王丹任社长兼编辑委员会主席，由原《北京之春》创始人王军涛任发行人，刘因全任经理，胡平升任副社长（虚职），而纽约的原编辑部则改为发行部和读者服务部，由唐元隽任发行部主任，谢选骏任读者服务部主任。

于大海、薛伟、胡平三人虽是《北京之春》的公司注册人，有权阻止“北春”的人事及社址的变更，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份背景，须服从台湾上级的行政指令，因此同样可以通过台湾政府部门出面协调，说服他们顾全大局，做出让步，一如当初徐邦泰、伍凡、汪岷交出《中国之春》一样。

于大海、薛伟、胡平都是国民党老党员，如果两年后（2008年）台湾政权又回到国民党手中，他们的后台又变硬了，到那时若要让他们交出“北京之春”，则没有任何可能。所以，不如趁现在（2006年）民进党仍是台湾执政党之际，王丹、王军涛、伍凡诸君应当加紧“北春”改革步骤，切不要错过良机而抱憾终身。

“ 海 外 民 运 ” 更 新 换 代

从海外民运的发展历史来看，薛伟、胡平、于大海所起的作用，与刘青、徐邦泰等有一些相似。他们都经过一波接一波的内斗风潮，在民运圈内树敌颇多，结怨甚深，因而有着无可克服狭隘性和无法解脱的纠葛，台湾政府不值得为了他们所惹下的麻烦和人际矛盾，而在“海外民运”的派系之间招致怨恨和背上黑锅。

以往薛伟、胡平、刘青等人出面干预某件事，或为某人捧场，或刻意封杀某人，通常会被民运圈看作是“台湾方面的意思”，而实际上，在许多问题上台湾方面却并不知情，或者只是受了他们出于私心的片面误导。台湾支持“海外民运”的整体战略格局，决不应牺牲在这些人的“小山头”利益盘算上，最后闹得自相拆台。

大陆共产党早就已经更新换代了，而“海外民运”却仍然是这几张老面孔，对照之下显出某种讽刺意味。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指“海外民运”面临严重的队伍老化问题，而且，在公众形象方面也未能摆脱负面影响。吾尔开希、沈彤、唐柏桥、陈破空虽算年轻，但由于人格卑下，品行不端，早已是民运形象的负资产，不堪大用。尤其唐柏桥和陈破空两人，还一直是刘青和薛伟的鹰犬，为人两面三刀，热衷于投机钻营和造谣诽谤，几乎每次内斗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其实，民运“新生代”的潜力不可小视，而且阵容齐全，群星闪耀，只是长期未得以充分发掘和利用，或遭某些“小山头”刻意排斥和埋没罢了。据了解，王军涛、王丹、张伟国、陈小平、王超华、王有才、项小吉、李洪宽、童屹、卢四清、连胜德、熊焱、邢铮、辛苦、常劲、李禄、鲍戈、李玉奇、易丹轩、鲁德成、夏雨、高光俊、刘俊国、周封锁、赵承恩、蒋品超、封从德、何频、盛雪、彭小明、谢万军、易改、吕京华、黄慈萍、周勇军、姚勇战、刘刚、韩东方、张伯利、傅希秋、梁二、陈荣利、安筠、李强、郭岩华、刘洁仪等人都属于民运的“新生代”，他们正值年富力强，理应作为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而全面接班。没有了魏京生，民运各组织不也照样搞联席？没有了刘青，“中国人权”不也照样可造势；没有了胡平，《北京之春》也一样会越办越好。如果“海外民运”拒绝改革与更新换代，那么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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