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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年的呼唤社会责任终于成为中国诗歌共识。当年倡导口语与技术的< 星星 >开始转身
蒋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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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梁平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星星》的卷首写下了《向诗歌致敬》的文章，我希望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华民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对诗歌保持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敬畏。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和抚慰，仅仅是东西南北此起彼伏的诗歌活动就足以让我们预感到诗歌在中国大地上的复苏，甚至空气里也弥漫着久违了的诗意。经国家批准，马鞍山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诗歌节”，使诗歌真正有了自己的节日。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什邡市、罗江县，由政府约请数十位当代诗人以诗歌解读城市，为这个城市留下了当代文学的书写，为百年以后的子孙留下了一笔财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它连接了一个城市一以贯之的文脉，毫无疑问，它也将载入这个城市的历史。
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就是对艺术的探索和对社会的关注。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不懈地艺术探索中，逐渐突围古典诗词的遮蔽以独立姿态与世界现代诗歌对接，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承担。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几乎每一个时代都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大诗人、大作品，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社会承担。这是中国新诗需要的一种担当，这是中国诗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担当。在我们的记忆中，1949年以来，中国新诗的第一次“繁荣”出现在五十年代，那是一次变异的繁荣，一次和社会发展一样病态的假繁荣，古典式民歌，口号加标语的颂歌范式，它带给中国新诗的只剩下绵长的伤害。由于这样的伤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诗歌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几乎成了“谈虎色变”。中国新诗真正鼎盛时期出现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诗人正是凭借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把艺术探索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担当骄傲地扛在肩上。这个时期，诗歌重新回到艺术领域，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形成汪洋之势覆盖了中国大地。
食指、北岛、舒婷、杨炼、多多们“朦胧诗”的崛起，把许多具有中国意义的现代诗歌和许多优秀的中国诗人的名字送出国门，开始了与世界诗歌真正平等的对话。同时，诗人的社会责任担当回到真实，成为优秀的诗人们的一种自觉。一大批直击现实、掷地有声的作品让中国老百姓的眼里饱含泪水，心潮久久不能平静。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叶延滨《干妈》、杨牧《我是青年》等等优秀诗篇，和中国社会的脉一起跳动，在中国社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很显然，这个时期的诗人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对五十年代那种担当的一次颠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担当，诗人只有具备了这种社会责任的担当，才能够赋予诗歌血肉和灵魂的力量。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诗歌且战且退，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诗人并不以为然，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后诗歌必然出现的冷落，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诗歌真正走向纯粹的惟一正确的选择。而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值得诗人自身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到了诗人自身清醒的时候了。就在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的强调了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这些年来，作为文学的诗歌几乎齐刷刷地朝着“纯粹”的方向一路狂奔，远离人间烟火，远离了滋养诗歌的土地，包括业已成名的诗人，面对现实生活的痛处、生存状态的无奈，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冲动和悲悯，很多人对现实麻木不仁，却无比自得、无比优闲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这个事实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诗歌身处边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诗人疏远自己家园，诗人无视国计民生，诗人忽略百姓疾苦，不断地重复别人的同时重复自己。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怎么不可能走到边缘?又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
姓为我们的诗歌叫好，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呢?
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这是我给我的同行们的呼吁，也是作为一个编辑、一个诗人的良心和责任，以此共勉。事实上中国诗歌经过这么多年“怎么写”的训练，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这应该不再是他的当务之急。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在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上的不懈追求，我对这样的追求一直保持着敬畏，因为这也是中国诗歌需要担当的一部分。但是当下，我以为摆在诗人面前“写什么”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了，这种重要足以让我们已经远离的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历史的轮回有时有惊人的相似，我们无法忘记以艾青、牛汉、绿原们的回归，让我们毅然决然脱掉了1949年以来古典式民歌、口号加标语的新诗的统一着装，重新找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新诗美学意义上的彰显和强调。同样，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诗歌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让我们的眼睛深情地望着生养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内心会充满感动，我们的诗歌会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
●《星星》诗刊扩版座谈会纪要
主办：《星星》诗刊
时间：2006年1月10日
出席人员：傅恒、宋玉鹏、杨牧、白航、梁平、阿来、何开四、曹纪祖、麦家、张新泉、刘
滨、冉云飞、柏桦、孙建军、李自国、靳晓静、杨远宏、鄢家发等。
主持人梁平(诗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新的一年又到了，《星星》2006年1期已经面世。编辑部是在2005年的后几个月进行研究扩版的，增加了32个页码，并提出了编辑思路上新的主张。到了今天，诗歌在圈子的热和现实社会里的冷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所有的诗刊，都几乎忽略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这需要我们反思诗歌与社会、百姓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坦率地说，诗歌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因此，我们进行了办刊思路的调整，设置了重头栏目“非常现实”。这在网上和媒体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今天，我们邀请《星星》的老前辈、四川诗人、作家们一起，出谋划策，希望听到大家的宝贵意见。
傅恒（作家、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讲几句，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对刊物的关注。一直以来，《星星》的影响都很大，近三年来又在不停地改革、创新。今年的改革更大，希望大家多对我们提点意见，当然批评更好。最后我在此提前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吉祥。
杨牧（诗人、《星星》诗刊原主编）：在此说两个话题。今年刊物增加了印张，进行调整，更一步清晰、明确思路。重提关注现实，重提我们写什么，这很有意思。一直以来，《星星》是以什么取胜的呢？那就是刊物的定位既不是时髦，也不是僵化、封闭的刊物，她就是《星星》。她的品牌效应，几代人为她付出了牺牲。现在，我们提出的话题虽然是老话题，但是在过去曾被弱化，今天重提很有意义。过去诗人们更关注技术，所以今天我们的技术已经相当圆熟了，连普通作者的技术也可能比当年的成名诗人要高得多。从朦胧诗以降，技术的操练到今天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现在再重提这个话题就不会落到回归的嫌疑上了。这个时代，社会发生了很多事，战争、海啸、车祸、下岗工人，问题层出不穷。但我们的年轻诗人，却不屑于关注社会现实。当然诗歌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需要关注，因为诗人是一个时代的良心。我们重新强调写什么那就显得重要了。《星星》把这一好的传统发扬了，光大了。艺术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今天我们的诗人眼界琐碎，内心化，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却不能让广大读者接受和理解，而且作为刊物来说就不能偏废。诗人可偏爱，编辑却不能偏废。有一个主旋律的音调在里面，那就是我们的现实。一个人连现实都关注不了，何谈永垂不朽。因此，我对我们《星星》的这一举措是赞赏的。我也希望我们《星星》身体力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要持之以恒，既影响读者，也引导读者，同时读者又来引导作者。
白航（诗人，《星星》诗刊原主编）：《星星》从创刊到现在，基本的倾向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创刊时有三句话：爱社会，爱生活，爱祖国。如今要加上一句：爱人类。所以，现在《星星》再强调责任感，我很赞同。我有几点想法如下：首先，扩版后倾向于社会责任感我是欢迎的，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诗歌很有必要。文明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如果我们都有，那就不会发生民工讨要工钱、矿难等等问题了。第二，扩版后的《星星》，生活气息明朗，对我们更加接近了。第三，“非常现实”上的诗不错，从内在挖掘，不是外面现象和口号，我印象很深刻，比如《春运》《让煤说话》等诗歌，都很好。但是，提现实也要委婉和诗意一些，不要失去诗味。第四，刊物要活，就要有争论，而且应该是近期的、学术性的，不能是讨伐性的，刊物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偏锋。第五，当前诗歌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不可能了，今天诗歌的地位很尴尬，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第六，容量增加了，诗歌可以发得更精、更少一些。编排要美，希望字号要大些。
阿来：《星星》提出这个的一个话题，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回归的感觉。文坛也有一些东西给人造成了回归的感觉，比如故事性。如今《星星》重提关注现实大家会赞同，但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警惕，在理论上要表述得清楚些，否则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诗歌经过怎么多年的探索都是失败的，于是重新回归到老路上了。这就否定了探索、创新这些努力。其次，这是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关于诗人、诗歌与社会现实的讨论很多，沉淀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在此发现一些于我们更有用的。诗人所面对的现实，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都大相径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编辑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在内部也应该要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清楚一些。这是这么多年的努力后的再认识。
何开四（作家、《当代文坛》原主编）：《星星》重提社会责任感，比较及时。对任何问题，我们看它总有一个动态的观点，但如果整个诗坛都这样，那就单调了，且与传统诗歌拉开了距离。文学是一面镜子，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佛家上所说的甲镜摄乙镜，乙镜复摄甲镜的关系。社会是对象化、人化的社会，因此关注现实，就是强调独特性、差异性。非常现实的内容应该丰富，更富色彩，尤其是讽刺。现在诗歌缺乏趣味，诗歌就需要幽默、有趣，有好的内容，就要有好的形式与传达。
柏桦（诗人）：看了今年最新的《星星》，只觉得眼前一亮。设计好看了，内容也厚了，非常好。《星星》具有持续的稳定性，包容，厚重又不乏锋芒。在今天，《星星》重提现实主义并非老套。庞德说，文学说到底，最终还是现实主义。马拉美说，诗用语言写成。指的是技术层面，而讲现实，其实就把技术也包含进来了。人在生活境遇、现实里，必须把自己同现实理清。还有一点就是现实感的问题。人有差异，会不同的现实感，就会带出不同的东西。
杨远宏：（诗歌评论家）：面对当前严峻的现实，诗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这一点应该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意识。重提关注现实，不是对先锋诗歌的否定和怀疑，而是对诗歌的一种补充、修正。《星星》重提这一话题，希望不是炒作，而是在全国诗坛上造成一种强势，引起强烈反响，那么《星星》的这一举措将是功德无量的。此外，现实与现实感是有差异的，诗歌关注现实，不是照相似的去反映现实。诗歌介入现实有多种方式，是灵活的介入。因此，一个清醒的诗人，既要对人类、文学的恒常题材持久关注，还要阶段性思考、提示。
曹纪祖（诗歌评论家、省作家协会秘书长）：诗歌的兴盛可以从作家作品、评论、刊物、社团流派这四方面来衡量。过去诗人们太过强调行为美学形态这一特质，太过技巧化，渐入死胡同，缺乏内涵了。《星星》在这时重提关注社会现实这个话题，不是简单地回归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性上升的体现，是社会规律发展的体现。诗歌应该对社会变革中复杂的心态进行关照，不能直观地停留在诗歌平面的反映上。
孙建军（作家、作家文汇报副主编）：《星星》的影响很大，一直立足本土。之前有规定，本土作者三分之一左右，但如今本土作者多了，这可能与我们编辑的断档有关。因此建议编辑部把本土作者培养起来。
麦家：（作家）：今天重提关注现实，那肯定是我们的写作没有关注现实。向下的写作比较少，关注大地、心灵的比较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现实太多，变化太快，难把握，现实很难写。中国有个风气，写现实容易走向庸俗，真的做起来很难。
胡笳：（诗评家）：《星星》在这时重提现实，实际上是在找回我们的读者。这一举措是大胆的，让诗歌真正回到人民中去。我想问的，《星星》在作这一调整的时候，编辑的队伍做好准备没有？在各方面做好准备没有？我发现《星星》上的诗，没有韵律，音乐性不见了。因此，要有艺术性的东西，在关注现实的情况下，提供一点唯美的、好读的、形象的。我希望大家向前后看，向左右看，共同努力。
蒋蓝（诗人）：诗歌是小众的。我认为关注现实的根本是关注现实的价值向度。坚持该向度，是把关注诗歌的向度由狭窄扩展了，是目的论还是题材论，这需要我们思考。这样，我们回归现实才不会空泛。
冉云飞（作家）：重提现实回不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诗歌太规矩，更多获得的是社会意义。其实现实不存在是否关注，写什么都与现实有关，最主要是怎么样写。从某种意义上说，重提现实乃是因为过去的诗歌技巧得到了多元的表现，如今重提不能喊口号，要看怎么样写。诗歌是小众的，没有人写诗是可怕的，但大家都写诗也是可怕的。
罗勇（作家、《当代文坛》副主编）：《星星》的这一举措将会产生争鸣，是一件好事，是打造四川文学大省的一个举措。第二，一切都靠作品说话，《星星》也靠作品说话。
张新泉：（诗人、《星星》诗刊原副主编）：改版很好，提倡关注现实是有意义的，不过这是《星星》一贯的办刊方式。现实怎么理解？所谓诗歌现实是诗美创作出来的现实，既非报告文学，也不是记者笔下的文章。不能因为写了现实而降低了诗歌的标准。而现实不仅有向外的现实，也有向内的现实，不能只是简单地再现了现场。
刘滨（诗人、《星星》诗刊原副主编）：今天的会议原则上只是一个写诗的、编诗的、评诗的的会议，希望再开一个读者座谈会。现在《星星》重提关注现实并非回到旧地，是螺旋性的上升，而非平面性的回归。真正的诗人，不能忘记给我们饭吃和衣穿的老百姓，不能忘记了历史。
宋玉鹏（省作协原党组书记）：切忌跟风、媚俗；作品要有深度、高度；对那些艺术创新、文本探索的作品也要推出一些，让社会责任与艺术探索相结合在一起。
梁平：很感谢大家。很多同志就《星星》下一步该如何做好都提出了很多意见，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偏差也作了提醒，我们回来后会认真消化。我在此表个态：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做下去，而且做好！
●[张军]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与文化实践
重新找回诗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重新找回新诗自身传统的宝贵富矿。所谓社会责任的担当，就是诗人的人文关怀与时代忧患意识。从终极关怀的维度上传承文学传统，汲取屈原、杜甫一脉相传的具有的社会责任担当精神的人格血缘，投身文化实践，书写高境界、高品味的现代史诗式的作品。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的诗歌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新诗成了弃儿，没有父母、没有朋友，也失去了广大的读者。时下有些诗人把诗歌的社会责任的担当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诗歌。不少诗人心浮气躁，不甘于寂寞中写作，把诗歌看成美女身上的香水。民间诗坛上表现为“十造”：造势、造代、造派、造作、造谣、造秀、造爱、造乱、造笑、造（噪）音。使诗歌处境边缘化、生存传播方式的民刊化和写作立场的民间化，这表明当代诗歌呈现相当典型的亚文化特征，诗人在亚文化的视野内甘当“二流岁月的二流臣子”。
回溯中国的诗歌传统，从新诗诞生的那天起，总是担当文化先锋的角色，诗人具有文化英雄的身份，诗歌与社会、时代、历史构成相互牵动的紧密关系。诗歌在社会变革时期，特别是文化转型和重大历史事件中，诗人们充当旗手和鼓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时期文学莫不如此。
诗歌社会责任的担当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诗歌的一种文化实践和艺术创造，它与时代文化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依附与时代文化本身，当代诗歌必须努力寻找自己与其他价值因素和功能的自我位置。
对中国当代的中老年诗人来说，他们见证了中国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的重大历史变革和历史事件，也深陷在社会、历史、时代的责任中，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承担。作为诗人。不想说点什么、不想写点什么都很难。不说国事不幸文学幸吧，也有那么多令世人关注的历史可以书写。俄罗斯能够产生那么多享誉世界的文学（诗歌）名著，正是诗人有感于历史的“沉痛与苦难”，以重大历史变革与事件为背景，写出许多史诗的作品，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宏大叙事和“个人写作”构成写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要成就一个大诗人，宏大叙事是一种走向成功之路的选择。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嬗变，实际上为中老年诗人叙写现代史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今我们面临的道德焦虑、文化焦虑、文本焦虑，我们所期待的诗歌生态和文化理想一直难以实现。诗人要克服浮躁心态，沉静下来，感悟历史，以大手笔、大气派书写无愧于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现代史诗。
我看到为数不多的中老年诗人作出了努力：马新朝的抒情长诗《黄河》，开掘自身传统的宝贵资源，在抒写黄河文化中显示了史诗意识，有力度有历史的厚重感，获得第六届矛盾文学奖。梁平的抒情长诗《重庆书》，解读了巴山蜀水的历史、文化和城市内蕴，成为当代长诗探索的一个成功范例。谢克强在变革时代中，选取自己身边熟悉的题材，以三峡工程的建设为题材，讴歌了变革时代的英雄群像。他们三人的抒情长诗都在4000行以上，没有长期的积累、沉静的思考、坚韧的毅力是难以完成的。正是以诗歌的社会责任的担当，赢得了诗坛的注目和尊敬，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实践和艺术创新。
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对不少青年诗人来讲，听起来似乎很沉重。并不是每个人写诗都一定要有这种境界，如果把诗歌只看作一种休闲文化，业余爱好、闲情逸致也就算了。诗歌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非功利的，这是诗歌的本质。如果没有一种大气派、一种大构思、一种大手笔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宏大叙事者”，驾驭巨大的题材，用自己微弱的笔展示和抒写这波澜壮阔的大场面，就成就不了大诗人，只能做一个工匠，抑或业余爱好而已。
●[广东：张德明]新年惊喜：《星星》直面现实人生
翻开刚刚收到的2006年第1期《星星》诗刊，一首首紧扣现实人生的诗作连缀出次第的精彩，它们把我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快感迅即逗引出来，并撩发我不能不说几句的表达欲望。
在诗歌创作与互联网携手的最近几年，出于研究的兴趣和诗学的期待，我经常游走在大小诗歌网站与论坛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关注网络诗歌的发展态势，阅读网络诗歌作品。我原以为，自由开放的网络媒体会给一度沉寂而边缘的中国新诗带来新生的转机和活力，事实证明我的预判是有所失误的，网络诗歌在表面的热闹与繁荣中，暴露出无法遏制的虚空、随意和浮浅，它已经体现出了自由泛滥、语言污染、伦理越界的诗学危机。我不得不把视线重新收回，聚焦一些有影响的纸介诗刊。在2005年底，我几乎征订了国内所有的正规诗歌杂志。我希望在这里看到新诗艺术精神的据守与存留，重新触摸中国优秀诗人最敏感的艺术神经和最博大的人文关怀。
这一期的《星星诗刊》没有让我的愿望空落。新设的“非常现实”栏目可以说来得非常及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价值取向，显示出与中国新诗优秀传统有意的连接、继承与呼应。“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新诗自草创以来，关注现实生存、书写民生疾苦就一直是中国诗人自觉的价值追求与表达目标，刘大白《卖布谣》、刘半农《相隔一层纸》、臧克家《老马》、艾青《乞丐》、辛笛《风景》以及新时期张学梦、雷抒雁、熊召政、叶文福、叶延滨等人的诗作，构成了呈现不同时期社会现状与历史真实的艺术图景，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忧患与历史沉思。但在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期里，一些诗人逐渐远离了这块土地，他们把技艺的操练与自我的梦呓奉为最高的创作哲学，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中国新诗现实主义传统在世纪末的晦暗甚至流失，进而使读者大众如坠云雾，望诗兴叹，最后只好弃诗而去。
扭转新诗创作中过多的自我吟哦与恣意的语言游戏，这是当今诗歌界刻不容缓的诗学任务。当梁平提出中国新诗“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时，我是深为欣喜和激动的，我预感某种曾经失落的诗歌精神将悄然回归。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诗歌应该成为未来人们搜寻历史时最好的精神佐证。当2005年一处接一处煤矿的塌陷将许多无辜而穷苦的矿工活活掩埋，当一场大水卷走了几十个活泼孩童幼小的生命，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我们的诗人还有心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孤芳自赏、闲庭信步吗?这就是“非常”的现实：“123条生命，终于／成为123块乌黑的煤”(刘大程《矿难》)，谁制造了这场灾难：熏心的利欲，短浅的目光?工头无视生命尊贵的不负责态度，还是暴殄天物后大地对人类的一次报复?我忍
不住要大段抄录这一期《星星》上江耶《让煤说话》里的这些诗句：
是的，这是一种危险了
我们一直在替它们说着
让它们在话语中高大着
现在它们醒了，是我们唤醒的
它们有了说话的条件
一直缄默的煤终于“说话”了，无计划无节制无理性的开采激发了它们，它们的话只一句，就让我们感到自酿的这枚果子很苦很苦。
我们要关注的非常现实还很多，农民生存问题、教育问题、下岗工人生活问题、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医疗问题、治安问题……既然缪斯把最美丽的艺术桂冠戴在了诗人头顶，诗歌就应该成为青春与生命的守护神，成为社会的良心和责任，为美丽和正义呼唤，向丑陋与邪恶开火。在这册诗刊里，丛小桦《一日两餐》、田禾《有这样的村干部》、孤城《徐岗粮战》、庞余亮《南京口占》、苇子《玉米得了枯萎病》等，都是指斥现实、唤醒良知的佳作。
诗是对现实生存境遇与人类心灵踪迹的一次抓拍。生命的痛楚，灵魂的震颤，都应该在沁满审美内蕴的诗行中迸发出动人的力量。在这一期诗刊里，我读到许多书写人生的美丽诗句。刻骨铭心的人生可以说是另一种现实，因为每一时代的人群都有自己面临的困难与窘境，这些困难与窘境正是这个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生命的现实样态与生命遭遇，它们构成我们生存的基础和挣扎的方向，我们没有权利忽视它们。“生命是偶然生成的一枚子弹／从母亲的枪膛击发／一次不能预知射程的击发／没有弹着点／抛物线交给空气”(子川《存在之难》)生命的这种偶然性注定了我们的幸福或者哀伤常常起落无迹，缺乏必然的来由与去路，这是现代文明生成的一枚涩果。亲情也是一种人生。重亲情的中国人，他们的孝心可以幻化得这样美妙和神奇：“我要把花的膝盖接到父亲的腿上／让他也走一走落日下芬芳的道路——”(叶晔《我在浙南》)；孝心无计施展时，自责竟是如此深重：“无钱给她治病的独生子／在异乡的月光下/痛骂自己这辈子／是母亲命中的／另一块死骨”(周鸣《一块死骨》)。亲情像草原广阔，所以思乡时候，“铁锤一样的乡愁啊／夜夜砸在肩上”(柯健君《试着》)；疼爱女儿时，“今晚我一个人／看见霜落在你的眉睫上/落在我双鬓上”(道一《霜降——给亲爱的女儿》)；想起恋人的柔情时，“因她的爱／她的体内细密的河流／让我在人间有了足够活下去的理由”(罗唐生《触摸爱情》)。情到深处时，现实的人生写照，也让我们心潮起伏、泪雨湿襟。
这是诗人梁平的大声呼吁和殷殷期盼：“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诗歌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让我们的眼睛深情地望着生养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内心会充满感动，我们的诗歌会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的每一个生命。”是的，诗歌作为纸上的建筑，只有当它与阳光一样、黑夜一样真切的现实人生发生了丝丝缕缕的牵连，才可能成为世间最美丽、最感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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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06 2:41:1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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