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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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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二:
章仁彪: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于"大智慧"
2007年4月14日 11:36
来源:教育研究 选稿:陈誓骠
[同济人物声音]
摘要：新世纪以来频发的世界大事件呼唤着当代人类的大智慧。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魅力正在于提供人类世界与自我认同的大智慧。正确处理好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回归“本文”与与时俱进的统一、“转识成智”与“化性为德”的统一，是在“全球化”与“现代性”交织的时空重组语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本文特别提出了当代发展中的三大空间(即“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文化—心理空间”)建设的“社会唯物论”的观点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本土化”视野问题。
关键词：自我认同；发展空间；社会唯物论
人类以空前的热情、两度的狂欢迎来了盼望以久的新千禧，并没有“终结”历史。新世纪以来人类遭际的一切证明，这仍然是一个高科技与低情感(High Teck&Low Touch)交错、高效率与高风险(High Efficiency&High Risk)并存的时代，频发的世界“大事件”、呼唤着人类“大智慧”。值此跌宕巨变的时代，最令人尴尬的就是在突发事件、或者在“话语霸权”的强势前患上某种“失语症”。“全球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宗旨就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回应各种挑战。当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谈到的有所谓“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之别，或者还有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中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责难等等，都是富有启迪的。至少，这些话题表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缺场”。但相比之下，又确实在关于，当代人类面对的许多共性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的话语不够响亮。作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同样还面还临着“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讲坛上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差异问题，当教师们·自以为用最最“正宗(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评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时，很可能导致大学生们得出与西方左派们类似结论，即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如果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去“论证”实践中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所“早已有之”，则将重蹈当年以“考证”出马克思买过股票而论证中国重开股市的正当性一样的令人啼笑皆非!但是，毋庸讳言的是这两种“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我们的大学讲台和教科书里不说是比比皆是，也可以说是司空见怪!这也许真是令人“甚感忧虑”的原因之一。
一
至于今天要讨论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涉及的就是作为法学门类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界定问题。刚才几位专家分别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前沿”谈了“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就“学科体系”及“理论内涵”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就“学科基础”、“学科结构”、“学科课程”等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这些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何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就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门科学学科?按照某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是无法行得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又同时是研究人类发展的大科学。当然这不是一门传统的学科分类所能够定位的科学。我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实践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有理论的认识功能，即提供一种“认同(identity)”，一种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共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认同。个人也都有一个自我认同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话语霸权”面前，当代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遇到巨大的挑战和疑惑。“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真无奈”，流行歌曲之所以能够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其与当下人的精神向往和困惑有“共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委员会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份重要报告《学习，财富蕴藏其中》所云：“现代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一方面是世界化，他们看到而且有时承受着这种世界化的多种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寻根、寻找参照点和归属感．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教育应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在一个世界性社会将在阵痛中诞生的时候，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处于人和社区发展的关键位置。......”现代人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困惑，是当代教育不可回避的状态，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帮助大学生解决的紧迫问题。个人的自我认同的困惑，往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对外在世界局势、特别是人类遭遇的一些“大事件”理解上的困惑，这个世界的变化实在快：什么是恐怖主义?其产生的原因和土壤何在?什么是霸权主义?究竟有哪些价值观具有全人类的普适性?“反恐”与“反霸”何以统一?另一方面是对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路线图”的困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19世纪末印象派画家高更的著名画作“生命的问题”依然是当代人所面临的困惑。曾经提出“文明的冲突”警示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缨尔·亨廷顿前年又一本著作震惊世界，其书名就是(我们是谁?——受到挑战的美国民族认同》(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因为他所表达的忧虑可能也是当下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困惑，特别是在“全球化”话语日甚的今天，民族的、区域的、宗教的、族裔的(ethnic)，“我是谁?”的困惑更加空前。“道不同，不相与谋”。当然，我认为所以这些困惑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自我认同的多维性、价值观的多元性，或者用最传统的话语来表达的话，也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是核心。时下许多流行话语，什么“郁闷”、“不爽”等等，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更是一个急剧变化时代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能否为当代人类提供一种走出迷宫的“阿利阿德莉之线”呢?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突出表现在“改变世界”的宏旨上，马克思从“新世界观的萌芽”开始，就提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诠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反对“解释世界”或者说世界不需要“解释”，而是说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相反，任何改变世界的前提就是要对世界作出一种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理论的深度和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解释。科学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对未知的“发(discovery)”和对其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interpretation)”。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去“改变世界”。当然，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的是要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世界，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以实践性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所以，我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现实的世界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从而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实践功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统一。
二
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19世纪文明的结晶，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其巨大的影响力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谁也无法“绕过”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写进了宪法。但是如何真正使其能深入人心，还是需要我们做出巨大努力的事．她的合法性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除了字面上形式上的合法性以外，我们还需要充分论证她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实践中的效果性．合法性也不只是靠成文法的保障，更要靠理论的正义性、正当性的支撑。就像我们讲法治的合法性，不仅需要Rule by Low的法治(以法治国)，更加需要Rule of Low的法治(依法治国)．而这又特别需要理论的合理性、彻底性。因为理论只要彻底，就一定能征服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所特别应该关注的理论的解释力，因为总是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同时，要使理论保持生命力，就要不断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充实新理论。这就有一个经常被人提到的解释学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也一直在思考和呼吁这个事。十二年前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试图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训诂学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这里我以为既要有“我注六经”的执着专注，又要有“六经注我”的胆识勇气，既要有忠实原著的“照着说”的一丝不苟，又要有联系实际的“接着说”的突破创新。
什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这里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话语权”问题。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力图回到马克思的“本文”，先“正本清源”，然后“返本开新”．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的“本文”?一旦被界定也就是被言说的“本文”还是不是原原本本的“本文”?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直被批评为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历史学的“客观主义”是否就是真理?今天，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决不只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写下过的马克思主义，而更应该关注的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当代”、“现实”是一个充满歧异的“本文”，就看一看有关“全球化”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的解读版本之多就可以理解这其中的困难。其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问题。何谓“过时”?所谓的“过时”论之不断泛起，恰恰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无法回避，或者就如萨特所云的“不可超越”．问题的反复提出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所以，“文本’的界定必须引进时空的背景，或者如解释学所云，需要“视阈的融合”，包括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视阈的融合”，也包括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视阈的融合”。
但我更认为，与其反反复复地强调“不过时”还不如实事求是地分析究竟是什么没有过时，或者说有什么不会过时．我认为，具体结论易逝，基本方法永存．或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甚至有的基本原理也会过时，但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水存．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的统一，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乃至于某些“基本原理”也会“过时”的(就像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已经做过的那样，不断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践修改自己的理论)。否则，只能是要么不断变化对何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即把一切被人类实践所超越的理论观点宣布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另觅一些结论为“基本原理”；要么不断缩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围，但是“所指”范围的缩减又何以保证“能指”功用的扩展呢?当然，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最高度发展与自由人的最全面发展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种不会过时的“基本原理”。但这就有可能使得丰富的理论宝库最后只剩下几条超时空的空话，这又何必呢?作为彻底的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算命先生，只要承认“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就不必讳言理论的局限性，就如同我们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一样。其实，比起结论式的“原理”，更具活力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就是当年恩格斯强调的，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而否则只能是像马克思身前所断然否认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三
应该看到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于种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而且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进了人类文明的总体进程中，影响着当代人类的思考和实践．试看今日之环球，“马克思的幽灵们”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从经济学到社会学，全世界的大学讲台上都活跃着马克思的话语：从哈贝马斯的“交往“到德里达的“解构”，当代最具盛名的理论思潮背后无不有着马克思的影子；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在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评选中拔得头筹绝非偶然：(共产党宣言9最早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现代性(化)”成为话语批判中心的时代，“马克思的幽灵”不时闪现也同样合乎情理，因为马克思哲学不仅具有19—20世纪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且深蕴着超越这种“现代性(化)”的可能．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始终是历史的规律，“历史—时间”的纬度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所特别关注的。但是，“社会——空间”的纬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当年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不要把唯物史观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而强加给一切民族，所以他晚年特别关注东方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大大超越了传统欧洲—西方的空间视域，留下了大量有关东方社会的“人类学笔记”．我以为，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一种“社会唯物论”，既作为我们研究历史、把握规律的指南，也作为我们研究社会、把握全球(局)的指南。比如，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时空变化空前迅猛，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以深邃的时间感审视人类历史命运的过程与走向的同时，更加关注以宽广的空间感去把握人类生活世界的深刻变化和现实遭际。随着科技的飞跃，就人类交通的速度和交流的能力而言人们习惯于说，时间在增值，空间在贬值。但另一方面，随此而来的却恰恰是对“空间”的新认识。借用我在城市研究中的体会来说，值此“世界城市化”与“城市世界化”并进的时代，城市空间就决不只是传统的地理学的概念，按照我的研究，影响人类生存状态的城市空间应该至少包括三大空间的并存：“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心理——文化空间”。这三者都需要做出新的解读。实际上这已不只是城市空间问题，而是人类完整的生存空间的三大基本维度。我想，这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使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人类遭际的空间重组的重要性和直接性，重视建构一种新的历史——社会的大时空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唯物论(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唯物论首先是从对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揭示开始的，其实，作为思维的辩证法的理论成果，其本身是存在的辩证法的反映)。
所以，“全球化”决非仅仅是一种空间的范畴，而“现代性”同样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标识。欢呼也罢，批判也吧，而问题恰恰就是我们不能“缺场”，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怯场”!只有勇敢地进入当代人类实践的语境，加入全球共同话题的讨论并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获得挑战“话语霸权”的“话语权”(就像中国要先“入世”，“与狼共舞”才能学会保护自己、学会取胜之道，在参与中热悉“游戏规则”，才不会轻易被“驱逐出场”)。在有关“全球化”、“现代性”的讨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在场”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绝不回避问题，在积极参与“对话”中获取“话语权”。我认为，从“可续发展”的张扬到“以人为本”的确立，表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获得了参与世界性的对话的“话语权”，当然不仅仅是人云亦云的“跟着说”，但也不该是简而言之的“早有说”，如什么“可续发展”就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就是“民本”思想。这只能证明话语的贫困和思想的浅薄。此外，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对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自己的回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在为人类贡献一种新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应该以此为基础，努力做出新的理论建树。
四
总之，我认为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意义，是关系到我们究竟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解释历史构建理论的知识，还是当作一种认识未知指导实践的智慧?回到我开始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话语权不仅是一种发出能引起“空气的震动”的声波的“话语”，还是真正成为一种能“入耳入脑”、武装思想、指导实践的“话语”?前者不用担心，我们是完全能获得充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不论是在大学的讲台上，还是在报刊的版面上，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是得到充分的保证的。但是，就后者而言，则不仅是要投入高昂的热情，还要花费巨大的努力，从事积极的创造性的精神生产。因为信息时代的意识形态“灌输”决不是不断用声波冲击“耳膜”即能成功的事。所以课堂的马克思主义传授也有一个“授予鱼”还是“授予渔”的问题，借用我研究教育本质时喜欢使用的一个佛教术语，就是有一个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转化为学生们思考分析问题的智慧。这也是冯契先生的“智慧论”所告诉我们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决不能只是提供一种现成知识的传授，而更应该是智慧的开启。我想，21世纪开初的人类实践已经展示出这将是一个正在遭遇“大事件”、迫切需要“大智慧”的时代。人类未来“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话语后面的“智慧”，而不只是话语所提供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正在于此，她能提供一种人类应对各种挑战所需要的大智慧。从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断语到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正说明这一点。同时，我们也同样坚定地认为，“化性为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或者说就是她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要简单地忌讳“意识形态”，尽管她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取舍则是一个价值判断。就像当年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家们不应该回避哲学，而恰恰是在“拒绝哲学”、“拒绝形而上学”的口号下接受了某种坏的哲学或更为糟糕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和主流价值观，这不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美国通行的PC(所谓的“政治正确”)难道不就是意识形态吗?西方的“民主”、“自由”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欧洲有一位学者／专家写了一本呼唤“治道(理)的革命”的书，其书名就叫“破碎的民主”，对脱胎于古希腊、不断被向全世界推销的所谓“西方的民主”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另一种批判)?从大众文化中的狂热“粉丝”、“追星(腕)族”现象到当今西方学界不断提出和讨论的各种“认同”问题，不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吗(亨廷顿教授对“文明的冲突”的担忧、福山先生对“历史的终结”的欢呼，都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当然，必须看到，值此“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任何意识形态的灌输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和政治高压来实现。更不能用惟我独尊的“原教旨主义”的独断论来强制一一不论是“强制民主”还是“强制革命”．同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不只是依赖于国家政权力量的法律条文保证的合法性，其更深层的合法性在于其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彻底性和正当性、正义性．“信仰”是无法强制的，思想的自由是任何物质力量所能羁押得了的。但是，“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心)”，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树立充分的信心、信念和信仰，也应该使她具有更高的信用、信任和信誉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的真正目标和价值所在。
当然，除了“全球化·视野下的“当代性”，还需要关注的是“本土化”视阈中的“中国化”。“全球—本土化(Clocal)”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视野．记得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生前讲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前提，教条主义恰恰是孳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土壤。正如困扰当今人类的种种原教旨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复兴，而恰恰是对人类宗教传统和宗教本义与真谛的一种曲解。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极端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必然。马克思的“文本”值得不断重温，因为任何真正的解读(理解和解释)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时代)没有变化，而是马克思的智慧——特别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一一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和共同的财富。
今天是4月29日，后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我们在这里聚会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这表明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一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在不讳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将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记得12年前的“五一”前夕，我正好去参观马克思在特里尔的故居，参观结束时我翻阅了厚厚的故居留言本，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用各种不同语言留下了观后感。我略略思考后写下了我的留言：“马克思的人道关怀与科学精神永远活在人类的理想追求中!”我想，这两者的和谐统一应该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之而奋斗!
(本文系根据2006年4月29日在华东师大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小鸟:
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张功耀
2007年7月26日，星期四
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恩格斯曾经5次转述马克思本人的话说，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5次都令人深思，那就是，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而马克思本人从来就不赞同社会上对他的学说的任意曲解和标榜。
恩格斯转述马克思的话，可见于以下文献：
第一次：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致伯恩斯坦》：“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
“第二次”：俄国革命家洛帕廷给奥沙尼娜的信，转述恩格斯的话说：“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附录。）
“第三次”：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第四次”：恩格斯于1890年8月27日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党内……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见《马恩全集》第37卷第446—447页）。
“第五次”：恩格斯于1890年9月7日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信中写道的：“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未，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恩全集》第22卷第81页）
马克思本人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呢？中国那么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http://zhgybk.blog.hexun.com/11129902_d.html
牛二:
“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此马克思主义者，非彼马克思主义者。
小鸟:
那就是说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了？那如何来判断哪个是马克思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不在了他的理论就可以任人解释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给人类带来上百年的灾难，这是马克思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爱因斯坦身上。他发明的核物理学被首先用于制造原子弹是他始料不及的，后来多次引以为终生憾事，后悔一生。事实上根据历史可以知道，不止有两个马克思主义，前苏联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被证明是失败了的，当时就和小兄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炒得不可开交，都在争正统的地位。中国有一个被毛泽东解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正在进行修正，现在出现了一个完全异化的马克思主义邓氏版理论似乎已经被解读得面目全非。其他的还有古巴、前南斯拉夫等等的马克思主义都属等而下之，至今没有一个在社会实践上获得成功。都是被断章取义的马克思主义。你又怎么知道自己坚持鼓吹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随他本人进入坟墓了。从来就没有被实施过。因为那就是一个德国落魄书生在“图书馆里喝着劣质咖啡东拼西凑臆想出来的东西”。其中被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剽窃黑格尔、费尔巴哈、大维里嘉图以及东方阴阳学说的内容。他自己本身的作用就是个编辑而已。
牛二:
回复小鸟老师，
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而是“真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就是“真马克思主义”。
反对您说的“马克思主义给人类带来上百年的灾难”，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解放了多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至于爱因斯坦身发明的核物理学被用于制造原子弹，那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人性贪婪造成的恶果。
您的心态不太好，用“落魄、臆想、剽窃”这样的词贬低前辈。
后人那个不是“编辑”？
后人就是在学习前人经验基础上，继承发展前人的智慧，并加上自己的创新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做一个好编辑也不容易，他能把人类社会现有的精华重新组合编排，写出通俗易懂的文章，创造更高效的方法，丰富了人类智慧宝库。
合十。
小鸟:
对不起，那些词语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国际学术界人士的用词，所以我加了引号。马克思主义给近百年的世界带来灾难也是目前国际上学术界的公论。你只不过被国内封锁的信息蒙蔽了而已。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事实，它直接的灾难是带来全世界长达百年的争斗。特别是二战后东西两大意识形态长期对峙形成的冷战，直接结果就是滋生出核武器竞赛这样的足以毁灭地球的灾难，给世界和平带来至今挥之不去的巨大危机。而在各国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直接倒乱因果，造成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产权关系混乱。助长了暴力和疯狂掠夺。如果你承认因果律就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也是他过去生修得的福报，只不过通过今生的商业行为得到而已，反过来身为穷人的无产阶级也是自己的因果所致。要想改变自己的穷困只能依照因果规律去勤修布施增长自己的福报，而不是去直接掠夺富人的福报。那样就乱套了，当现在一部分当年的无产阶级先富起来以后，他们为什么不敢再提那一套理论了？是不是那些下岗职工也应该按他们的逻辑瓜分他们的财产呢？所以所谓的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强盗理论。无产阶级的生产行为属于体力劳动创造价值，所谓资产阶级规模化经营产生的生产力整合创造的价值是属于脑力劳动的价值回报。怎么能够说这就是剥削了体力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呢？如果这个价值是体力劳动者创造的，那为什么要让资本家剥削呢？自己创造不就得了。你会说他没有占有生产资料，但是改革之初那些个体户们，刚开始也没有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又是怎么掘到第一桶金最终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呢？资本社会的那些资本家们不也是一个道理吗？其中从一无所有到逐步占有生产资料组织工业化大生产的过程，每一步都渗透着脑力劳动者的投入。不应该被说成是剥削体力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也是被写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的，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者对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公开、法律承认。但是这和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了强烈的逻辑冲突。这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至今都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你能解释吗？
这里只是从资本社会合理的部分来说，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资本家们的贪婪造成的分配不公这也是存在的，积累到到今天爆发成正在蔓延全球的金融海啸，说明资本社会也不是完美的。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应该从道德层面去寻找解决办法，实际上资本社会的经济理论之父《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米还有一部大作《道德情操论》没有被重视，现在正重新被资本社会的经济学家们提起。这和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贫富严重两极分化同属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社会都会出现的问题，不是资本社会独有的，这里就不讨论了。
归结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理论由于没有从社会人心的基本教育上建立。只从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阳性物质、或阳性物质相关的层面观察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处理社会问题这是不够深刻的，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也必然是不完善的。人类的问题，必然和人心息息相关。只有从精神层面去内求并以此为基础，再结合上述的那些方面建立起来的理论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也是最完善的。天华文化正是这样的理论，他和所有纯世间法和纯出世法的理论体系都有不同，和前者有本质的不同，在后者基础上有质的飞跃。可以比较，却都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相提并论的。
牛二:
回复小鸟老师，
“无产阶级的生产行为属于体力劳动创造价值，所谓资产阶级规模化经营产生的生产力整合创造的价值是属于脑力劳动的价值回报。”
从学术观点上说，我赞同您说的这些观点。带有“唯”字的，未必落偏，未必不是中道。唯物辩证法是一个整体，包含辩证思想，已是中道。
心物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没有本质区别。阳性物质与阴性物质都是物质，都统一于物质，还是符合唯物的观点。
阴性物质是一种特殊物质。白马非马吗？
.......
合十。
小鸟:
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后，现在就可以和你讨论这个问题了：
首先心物辩证和唯物辨证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前者是心和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后者只是物和物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已是中道这没错，但这还有个全局的中和局部的中。打个比方，一条大路和一条平行的河流，假设等宽等长的话，河岸线就是大路和河流的中线，是全局的中，这好比心物辩证法；而河流的中线或者大路的中线则是局部的中，是已经偏在一边以后的中，是偏中之中，这就好比唯物辩证法。所以二者所涵盖的范围是天地之别。唯物辩证法首先就确立了心对物的从属地位，物的存在是决定意识的存在的。而心物辩证法则同时肯定了心和物是同生同在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谁也离不开谁。并且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唯物辩证则不是如此，他认为无论意识是否反映物的存在，它都是“客观存在”的。理论上好像很对，但是无法在实践中证实，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活着的生命的话，世界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有谁知道呢？连知道它存在的意识都不存在又凭何来确定物的客观存在呢？当意识开始反映物的存在那一瞬间已经落入主观了，换句话说已经不客观了，又怎么可能是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呢？客观是和主观相对的，如果没有主观意识，客观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没有主观就无所谓客观，他们是一对双生子，怎么能够离开主观去谈客观存在呢？理论上可以分开讲，事实上不可能分开单独存在。所以也就没有意义。还是心物辩证的观点符合事实。心和物同生同在。阴阳物质可以分开讲但却不可能单独存在，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就说的这个事实。就像白马这个统一体，从诞生那一刻开始白和马就是同时存在的，可以单独说白，也可以单独说马，但是事实上却不可能把二者分开。分开就不存在这个统一体了。双方都会同时消失。唯物辩证法则是只看到白或者只看到马然后再对它看到的一部分进行辩证，另一部分他没看到也并不是不存在，但是他们却因为没有被他们的意识反映出来而不承认，这样的辩证对它的意识反映到的局部是中道，但对整体就已经先偏了，所以和心物辩证的中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完全是不同的维层的真理。可见，这两者是绝对不同的辩证法。
牛二:
回复小鸟老师15楼，您的观点是心物辩证法高于唯物辩证法。我的观点是心物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没有本质区别。我们还是先保留各自的意见。等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成功，完全破译生死之谜后，自有正确答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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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2008 6:25:2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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