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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劼先生（并附：“毛现象”原作）文后感
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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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劼先生（毛现象）文后感
唐夫
一般说来，我读书也是不求甚解，浮光掠影，比蜻蜓点水更马虎。并非是瞧不起作者，总觉得开卷之后那三言两语见没自己信服的，耐心便成了泡沫，竹篮打水似的遗憾，除了逃之夭夭，别无良策。不过，前两天游网见李颉先生之文《商周春秋》，似觉可能新颖，随手开页读来，便眼目一新。昨天把重庆高温闲话贴上来时，见又有先生之文：毛泽东现象（缩），就立即拷贝下来，慢慢享受了一半，今早凌晨三点起来开机，到五点读完就思绪万千，不说不快。
此时，北欧盛夏夜色清凉，窗外幽幽如水，室内静静闻风，唯先生话语似电，醍醐灌顶。多日的迷雾，在先生的快刀手笔，惊涛骇浪语言中，把错综复杂的文化脉络抽丝剥茧，陈述酣畅淋漓。像一个显微镜，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根源，民族心理，胎毒基因等等，被展现得既细腻入微，又广播辽阔。“掩卷”后，默然良久，仍觉余音，仿佛有说不出的东西撞击内心，想叨陪鲤对，又惶惑不知所以。
这是本令毛共极其党侣心惊胆颤，吸痔舔臃者丢魂落魄的经典之作，可谓“乱臣贼子惧”矣！为关心国民命运的同胞，久经“拍手笑沙鸥”之后顿开茅塞的狐笔。多年来，在中文里很难读到这么叫绝的作品。先生把文化陷落从商周到明清民国延续至今，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洪秀全行径，以及三国水浒等，根植民心的流氓文化的危害，以精粹的脉络铺叙，由《山海经》连《红楼梦》绵《柳如是别传》；人物从汉末党锢陈蕃李膺及曹操到明末东林党，直到戊戍七君子，徐锡麟、秋瑾等如何继承国粹，舍身成仁，何去何来，种种因果，那循循善诱，入木三分的解析，把中国革命年代的历史错位，令人缭乱眼花的关系弄了个清晰透切。再将曾国藩王国维陈寅恪等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建树，反衬孙中山毛泽东等与历代祸国殃民的奸佞歹徒如出一辙究竟，这样的一波三折，迂回婉转，分析描述解释定论，令人叹服而感慨。
草草读完，觉得先生笔融略显得偏重文史，懈于从哲学角度看待地缘政治的影响，这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严重闭塞心理障碍，有不可估量的危害。我个人认为，形成狭隘的民族精神，衍生出流氓文化，下流统治，地理封闭许是数千年一日桎梏了民族进步的关键。我认为秦始皇统一非善，窒息了春秋思想。就郑和与哥伦布，这两人的行径作例。郑前者航程早而范围广，却因昏君一念之差，偃旗息鼓，但欧洲人则一经发现，就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影响和改造了世界，这与文艺复兴形成并驾齐驱的惯性，从那以后就定型了欧洲的先进。直到今天，中华民族的章回小说心理，仍然在留学生和移民同胞的脑袋里根深蒂固。人在世界漂流，心沉三国水浒，所见所闻，不无返祖归宗，动不动就把人家骂得一无是处，一叶幛目，竭尽妖化之能事。其实，就您说到中华民族这种下作书本精神毒汁，在西方民族中也存在。比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哲学加邪教，就有共产思想萌芽，对人类思维之害不无关系。但希腊人的主流非老毕可以左右，而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天才思想的奠基。说这话就长了，此不罗嗦，打住。
再说，读了此文，也感激先生为我解除些迷雾：从对五四文化爆发而后的南辕北辙，由此而抱怨，我对李大钊（从张作霖抄了苏联使馆换得的资料看，他其实是个苏俄走卒的文化特务）陈独秀，以其后来的鲁迅信徒，胡风，闻一多，李公仆，以及投入中共怀抱的梁漱溟罗隆基章伯均等人极其藐视（在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之后我写过批判文章，提出了质问）。现在看，他们之所以甘愿在历史的屎背篓中逐臭，诸多原因，就您的分析，从天使到魔鬼，不仅是人格问题，也有民族文化的渊源。某种意义而言，是先天不足得以。
最后，我特别欣赏您说：
“这不是毛泽东太伟大，而是这个民族太卑微。这个民族总在遗忘和欺骗中过活，用谎言取代真相，用演义取代历史。他们喜欢被拯救，他们总是期待被拯救。这样的卑微，导致他们一会儿将下流坯子洪秀全奉为英雄，一会儿将把中国推入灾难性的历史循环的孙中山视为圣人，一会儿又对把十几亿中国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毛泽东敬若神明。过度扭曲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省和净化，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诊治和拯救。”
的确：“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条高速公路，盖了多少幢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变态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医治，其扭曲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只要这个民族继续崇拜孙中山、毛泽东一类的流氓帝王，那么就只能在地狱里永远挣扎，万劫不复。”
哎、点到穴位矣！
2006-8-21
下为原作
李劼: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
绪论：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式的领袖？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有许多谜语般的历史课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琢磨和猜谜。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谜语也许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最终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且不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资历相当，即便是手腕、心机、个人魅力等等许多成为领袖的个人条件，都不下于毛泽东。尤其是在人缘和人脉上、在早年所据的领导地位上，周恩来还远远地优先于毛泽东，但周恩来最后却俯首贴耳地臣服在毛泽东的帝王宝座之下。乍一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对此，假如仅仅用毛泽东比周恩来更有帝王气之类的说法来解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也许举出两个相近的历史人物作比较，可能更有助于看出其中的奥妙。比如，曹操和诸葛亮。
尽管《三国演义》对曹操和诸葛亮分别作了褒贬分明的丑化和美化，但从他们本人留下的诗文当中，后人还是可以看出彼此之间在气质和秉赋上的真实面目。毕竟文如其人，诗也如其人。
从诸葛亮的两份出师表上，人们读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神机妙算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儒相。尤其是“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类的言辞，全然一个儒家教义熏陶而成的贤臣形象。假如是面对一个李世民般的帝王，诸葛亮如此上奏，会让人觉得温柔敦厚，谦恭有加；可是，一想到事实上他如此诚惶诚恐地俯伏朝拜的不过是一个扶不起的小毛孩子刘阿斗，尊敬其为人为臣之余，难免令人莞尔。被《三国演义》所神化了的诸葛孔明，在为相治国上的成就是可信的，但在军事上的超人智慧却是演义小说的加油添醋。且不说别的，仅以他六出祁山无所建树、最后死于征途为例，就足见他出师的失当和在军事天份上的欠缺。至于其政治眼光和历史视野，也并非如同演义所杜撰的“隆中对策”那么神奇，不过是“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见《后出师表》)
言词之间，无奈极了。更有意思的是讲到其敌手曹操，他毫不讳言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这种赞语后来在《三国演义》里是被作者用来形容他诸葛亮的，而诸葛亮本人却在其《出师表》里老老实实地承认，真正用兵如神的乃是曹操。由此可见，假如诸葛亮当年不是被刘备请出隆中，而是被曹操收到帐下，那么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故事就有了典型的历史先例。
被演义一再奸雄化了的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十分罕见的领袖人物。且不说其雄才大略和政治业绩，仅是读其诗歌，就可以看出一种领袖群伦的心胸和视野。曹操在诗歌里所体现的气派和风度，是以后的李白、乃至再后来的毛泽东都难以企及的。无论是“步出夏门行”组诗里对生命对宇宙的感悟，还是“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那样在想象世界里的遨游，或是“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一类诗歌里的悲凉感怀，其意境之深远，其视野之开阔，鲜有比肩者。尤其是在那两首著名的“短歌行”里，其“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领袖风范，赫然在目。人说曹操的诗歌颇具古风，更确切地说，其实是极其富有生命的底气和文化的元气。中国诗歌里最具这种底气和元气的当然首推《诗经》，而曹操的诗歌尤其是其四言诗，恰好在意境和风格上最为接近《诗经》。曹诗高远的气度，连毛泽东都不无倾倒，感叹道，“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其实魏武岂止挥鞭？且不说曹操后来的经世大业，仅以他年轻时几次三番要为汉末党锢领袖陈蕃李膺们翻案一事上，就足以使后来的毛泽东相形见拙。一个是要为被枉杀的士林精英翻案昭雪，一个是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千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当然，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曹操不说自许、至少也是心仪的。要不然，见风使舵的郭沫若就不会写那篇不伦不类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了。顺便说一句，郭沫若何曾真正懂得曹操，不过拍马溜须而已。
比较了曹操和诸葛亮，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人物，就可大致了然。周恩来并不是不想做领袖，事实上他也当过领袖。当他带着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之后，马上平步青云，年纪轻轻的便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在蒋介石的清党分共之后，周恩来更是一跃而成为当年中共最为核心的领袖人物。但他与诸葛亮一样，有相国之才而无领袖之能。与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败绩相仿，周恩来在上海和南昌先后二度指挥城市暴动，屡战屡败。然而，与诸葛亮被刘备的托孤一举弄得不得不为刘家天下鞠躬尽瘁有所不同的是，周恩来最后意识到了，他骨子里并不是叱咤风云最后一统天下的那种人物，从而在遵义会议上心甘情愿地让贤，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周恩来的称臣，对于毛泽东的逐步“称王”、“称帝”乃是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在党内军内握有过半实力，他的转向对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乃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心理上的这种下意识现象，通常经由许多表面的细节仿佛十分偶然地形成。人们尽可以对周毛之间的最高权力转让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当时周恩来为情势所迫，或者那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的结果。就好比人们解释当年希特勒上台时，也可以找出许多偶然的历史细节，证明希特勒的成功不过是侥幸罢了，而不是德国民众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选择所致。当然，更干脆更简单的做法是将历史现象归结为命运。谁也无法否认命运，一如谁也无法说清楚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就好比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命运有着对称性，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通常与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相关。或者说，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可以找出其历史命运的种种迹象。
也许周恩来当时的让位确实有着种种具体的原因，也许他当时确实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毛泽东和他之间的那种君臣定位；但从他后来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相处来看，那种君臣定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假如周恩来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话，比如马克思在《论普鲁士书报检令》中有关精神自由论述中的那种自由意识，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甚至忍受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定位的。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在其潜意识里，只有一个解释，乃是其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起了作用。这不仅是解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秘密所在，也是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相应的这段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所谓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件令人也令他们自己眼花缭乱的意识形态外衣。在其集体无意识里，真正左右毛泽东、左右周恩来、乃至左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恰好就是他们在意识层面上反对和批判的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就好比岛屿和大海的关系；在岛屿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再强大，也敌不过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跟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即便是抢银行，也得有个说法，更何况夺江山？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在于他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话语和现代“水浒”话语。毛泽东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然后率领着他的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这个民众的愚昧在于，明明是被人强奸了，竟然反过来说是人家救了她。其实毛泽东救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所有领袖们，尤其是周恩来那样的核心人物，全都心知肚明。否则周恩来怎么可能对毛泽东如同诸葛亮对刘阿斗那样的忠诚不腻呢？假如《三国演义》能够按照《出师表》来如实地塑造诸葛亮的话，那么周恩来可能是与诸葛亮最为相像的历史人物。按照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标准，臣子必须对主君尽忠，不管主君是如同刘阿斗那样的混账孩子，还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乱世枭雄。只是比之于诸葛亮式的愚忠，周恩来的忠诚倒是忠得明明白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确实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弄清楚毛泽东的挽救中国共产党，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会落入困境的。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脱胎于马列主义，而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的学说经由苏联的十月革命传入中国，早已成了阿凡提那只兔子的汤的汤。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时，马克思早年那种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列宁的政党理论和专政理论完全挥发掉了。因此苏联人教给中国人的那个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而且，被苏联人最早教会搞列宁主义的中国人，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造反者孙中山。孙中山对列宁主义的服膺，体现在他后来对三民主义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解释里，也落实在他遵循苏联方式的一统天下的种种努力上，尤其是那场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历史后果的北伐战争。按说，孙中山心目中的榜样应该是洪秀全，只是由于使用拜上帝会那样的法子太过时，不再具有任何号召力，他才到处求助，最后找到了苏联人的怀抱里，受到了列宁的热烈称赞。就其革命背后有无文化底气而言，孙中山不要说无法与有文化头脑的毛泽东相比，甚至连落弟秀才洪秀全都不如。孙中山从来没有弄懂中国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可以就一部《红楼梦》说出他的一套想法，孙中山要是面对那部小说，可能唯有张口结舌。与毛泽东后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反，孙中山除了一心要圆他的大总统梦，其实也就是皇帝梦，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此公的革命逻辑是，有奶便是娘。当年为了让日本人支持他而不支持袁世凯，他向日本人断然许诺东三省。后来投靠了苏联人之后，孙中山全然唯苏联顾问是从，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从建党到建军校，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列宁主义模式。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说穿了乃是难兄难弟，在许多地方彼此彼此。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换句话说，毛泽东称赞孙中山在依靠苏联人打江山上，比他先走了一步。毛泽东的共产党与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只是表面上有承继性，实质上却相去不止以道里计（――膺服先生此论――唐夫）。
中国共产党在起步的时候，在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时候，不仅不是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而且跟孙中山那种江湖帮会式的革命党也并非同类。陈独秀的共产党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与来自广东乡村和海外唐人街的孙中山毫无文化底蕴不同，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背景的陈独秀，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缔造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脱胎于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孙氏国民党、又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最大特点。这与共产主义的教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中国文化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正因如此，信奉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并不全然认同苏联人的种种主张，尤其不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式。因为在陈独秀背后站立着的历史身影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而是从汉末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再到戊戍变法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后到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不管陈独秀在倡言白话文时如何激进如何偏激，但他对于草莽气十足的暴力革命，却始终持有保留态度。陈独秀是个既独立不羁但内心深处又只认书生文化传统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激进起来颇有当年陈蕃李膺式的大刀阔斧，但温和起来却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中国式的绅士，很容易认同伯恩斯坦那样的理论主张，倾向于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议会党，以合法的议会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为党的宗旨（赞同――唐夫）。
陈独秀的这种文化立场，与苏联顾问尤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显然是相当不协调的。苏联人需要的是像孙中山那样没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有着切实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陈独秀这类文化领袖出身的政治伙伴。换句话说，苏联人只要求中国共产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不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但陈独秀恰好是这么一个有自己头脑有自己思想的领袖人物，并且其思想与苏共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斯大林的专制人格又是那么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苏联人想方设法的排挤和清洗，乃是势在必然。
陈独秀的出局，使中国共产党完全被共产国际所控制。几乎是共产国际叫做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做什么。比如叫他们搞城市暴动，哪怕条件不成熟，他们也得照办。而这期间最忠实的执行者，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虽然从没身居总书记的要职，但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党史编造者们把后来历次的所谓路线错误纷纷归咎于瞿秋白、李立三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执行者却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相比，周恩来除了执行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主张。可以说，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转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没有灵魂，没有头脑的政党。无数的革命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说是死得其所，但也实在是死得太稀里糊涂了一些。这其中的辛酸，周恩来应该最为清楚。假如没有后来的种种转折，没有后来毛泽东的入主，中国共产党被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的屠杀非但没有使中国共产党削弱，反而使之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使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梦想经由血的祭奠而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动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挥，却把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类于当年太平天国造反领袖石达开那样的绝境。
一次次的失败，无数同志的鲜血，使周恩来即便意识不到中国共产党急需一个灵魂人物，也已经发现一味地跟着别人指挥棒瞎转的危险性了。虽然毅然抛弃共产国际特使转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乃是几位当时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的转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最后投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转折。撇开周恩来与毛泽东当年在所谓路线斗争中的恩恩怨怨，周恩来的倒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也使后来的中国历史行程，基本定局。当然，周恩来不会意识到，那时候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当年向陈独秀高喊“陈君万岁”的热血青年。也即是说，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历史身影，已经不是历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
毋庸置疑，就个人的秉赋和才能而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无出其右的。与许多中共的领袖、包括周恩来在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不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连同因此而来的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共最没有头脑的年代里，恰好唯独毛泽东的头脑最为清楚。从他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过人之处。诸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根据地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人们尽可以挑剔说，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形势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棋手，不能保证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从来不曾丧失过对全局的了然于胸。毛泽东的这种能力不啻在中共党内无以伦比，更是为当年诸如孙中山之类的江湖革命家所无以望其项背的。遵义会议上，中共当时的诸巨头们之所以推举毛泽东，不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能力达成共识，至少也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尽可以说，毛泽东的入主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或者说是权力角力的平衡，甚至还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核心人物当中的游说使然，但在权力相逐背后，毛泽东的把握全局能力不可能不是举足重轻的因素。
毛泽东的成功当然还在于他的话语能力(参见拙著《论毛泽东现象》第六章)。毛泽东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文的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数毛泽东首屈一指。假如毛泽东仅仅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而没有生动形象的话语表达，本事再大，也难以被人所认识，被党内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象了，真正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气势，很有真理的那种煞有介事模样。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则写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泽东却毫不讳言地公开声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帮会原则经由毛泽东一说，变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样的人物不做首领，谁做首领？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还不是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其表层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由于历史的表层结构总是将其深层原因掩埋得严严实实，从而使人们总是把目光停留在种种偶然性上，忽视了国民文化心理下意识的历史认同。就像当年希特勒的上台，人们喜欢从那个著名的啤酒馆事件，或者兴登堡从中起的作用等等上寻找原因，而忽略了在其登台时的那个火炬游行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其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像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对历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一定的覆盖效应的历史人物，其出现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后总也有其所属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不知不觉的认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假如希特勒形象与德国神话《尼伯龙根指环》中的英雄人物齐格飞(尤其是经过瓦格纳的歌剧塑造之后)之间没有一种吻合性，不管他具有多少煽动力，也不会被德国人奉若神明(请参见拙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风景》第八章)。同样道理，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大小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就像当年中共建党时党内一致推举象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总书记一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中共领袖们，都不知不觉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泽东身上。在早先的中共一大会议上，不管毛泽东如何能说会道，人们也不会把希望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但在遵义会议期间，他们却除了选择毛泽东，绝对不可能再把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找来做领袖。当初推举陈独秀，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领袖。而此刻选择毛泽东，乃是他们下意识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中国共产党这个业已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党”的山大王。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舞台，经由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搬到黄埔军校、再从黄埔军校扩展到农村里的农民运动和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最后经由一场场的暴动，已经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归宿，落草为生。与此相应，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从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戊戍变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锡麟、秋瑾，甚至从毛泽东早年倾心的曾国藩之辈，变成了陈胜吴广式的草莽，以及这类草莽一旦成事马上就翻脸演变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难说这究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悲剧，还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但历史，确实这么发生，这么被谱写了。
历史的秘密，说穿了就这么简单。由于大家一直说着现代白话文的马列主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历史选择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谁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中共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毛泽东说的话，通俗明了，生动形象，没人听不懂。相比之下，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之类，跟穿着草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们，距离实在是太远太远了。即便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们，跑到矿上去启蒙或者说煽动造反，也得从“工人”的汉字结构上着手。说什么“工人”两字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天”字云云。那些工运领袖再笨也不会笨到去跟工人们讲说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似乎是一场悲剧，但其实又是一场喜剧，骨子里还是一场闹剧。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习得话语方式的毛泽东，最后征服他的同志们时，已经悄悄地把白话文变成了毛泽东式的帝王话语。这种帝王话语以行云流水、诡异多变的现代白话汉语，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动声色地作了《水浒传》那样的翻译。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叫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此等等。当然，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仅仅在民众并且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层面上作了一次启蒙，并没有深入到整个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类小说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个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上只是划了一道浅浅的印痕；饶是如此，其科学民主的宗旨，后来还被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堂而皇之地偷换成了所谓的“反帝反封建”，听上去好像是外来的所谓帝国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者们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好像是遥远的古代君王而不是当时做着形形色色的现代皇帝梦的革命领袖们在抢夺江山。
行文至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了帝王般的领袖，因为毛泽东来自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然是其创伤而不是其始源)，而周恩来由于在文化视野上的短浅和话语能力上的贫乏，最后只能扮演类似于诸葛亮在刘阿斗面前扮演过的臣子角色。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有文化。这与其说是周恩来不懂文化，不如说周恩来没能像毛泽东那样深谙“五四”白话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要义。于是，那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落实到周恩来身上，便成了像诸葛亮那样躬身退居于臣子的地位。而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之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他那几句兴头上的狂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空话，也不妄言。
上篇：从“五四党”到“山党”的文化心理嬗变
应该说，毛泽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好自己的历史角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毛泽东早年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他的思想之激进，他洞察历史的眼光之独倒，他对历史脉搏把握之精湛，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令人惊叹。他从一开始就尊奉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笔工笔正地抄写曾氏日记。他热情洋溢地在《湘江评论》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以天下为己任。他大声疾呼中国走联邦制当时叫做联省自治道路，并且将湖南独立的重要性及其联省自治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思想高度，不仅是他后来终其一生都没能再次抵达过，即便是他的同时代人甚至他的后来者们，至今都不曾企及。
“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也许谁也不曾想到过，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具文化历史洞察力的人物，竟然是一个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湖南青年。那些领袖人物可能不太明白文化的定义并不定义在书本里，或者说对文字记载的阅读上，而定义在个体生命对于文化的领悟和对于历史的洞悉。要说家世学历之类的个人文化背景，胡适显然远高于陈独秀。但要说个人之于文化和历史的生命体验、由此引发的激情、号召力等等，胡适比之于陈独秀相差甚远。假如白话文运动仅止于胡适四平八稳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那么这场语言上的变革就很可能局限在一小圈知识分子当中，难以成为轰轰烈烈地普及天下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由个体生命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张力、这种文化能量，通常是历史最富创造力的源泉。这样的创造力，赋予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空前的活力。尽管按照个体生命的文化能量来标画的话，成为其文化座标的历史标志，只有二个人物，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毛泽东；但这二个人物的文化历史能量，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具有一般文化人所无以企及的覆盖力。同时，也正是这二个人物，标志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质地。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文化的具体建构上，恰好是以现代白话汉语为话语形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并且以陈独秀和毛泽东为标记，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文化心理构建。一次是以陈独秀为标记的“五四”式塑造，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占山为王”。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心路历程其实很简单，先是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五四”党，然后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井冈山党，或曰“山党”，最后是后毛时代的空心党，或曰“空党”。假如可以划出一条历史曲线的话，那么从“五四”党到“山党”，是其上升时期；而从“山党”到“空党”则是其没落时期。
从“五四”发轫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学说，显然是相当陌生的。毛泽东后来在描述中国人寻找真理时，大笔一挥，有道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实在是又夸张，又肤浅。由暴力革命送来的主义，只是一种激发因素，或者说一种导致革命狂热的心理激素，就像某种外用的药膏一样。真正在精神上推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那么的奋不顾身、那么的赴汤蹈火的，不是主义，而是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里的中国文化最为始源的人文传统。这种人文传统不见经传，不见诸二十四史，更不可能在各种演义中读到，而是蛰伏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里。无论是夸父精神，是刑天气概，还是精卫风采，或是女娲气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精神气质。经史演义，全都是意识层面上的写作，意识层面上的话语，唯有不知作者为何人的神话故事，才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生动显示。从经史演义中至多只能读出历史，并且还是为臭男人所写，为胜利者所写，唯有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里，人们才能读出整个民族的灵魂。就像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样，神话乃是民族之梦，并且比任何文学作品还要本真。由于神话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性质，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都无法覆盖之。当孔子配合当年建立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周公，建立起了周—孔历史话语和话语权力之后，其专制话语最无法覆盖的，就是诸如《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及其人文传统。不管儒家教义如何侵占人们的意识，甚至侵蚀或者伤害到人们的无意识领域，制造出一种被斯宾格勒称之为伪型文化的历史假像，但也不可能替代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正因如此，从集体无意识里爆发出来的文化能量，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汉末党锢也罢，东林党人也罢，戊戍诸君子也罢，清末民初革命志士也罢，早期共产党人也罢，不管他们宣称自己信奉的是什么，骨子里所承继的，恰好就是《山海经》神话里的那种文化血统。在他们身上，人们总能看到诸如夸父、刑天那样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到了中国文化的元气，体味到了中国文化那种最为自由、最为阳刚、最富激情、最具生命创造力的始源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为何经久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和最大秘密。正是由于这样的始源精神，而绝对不是因为孔孟之道及其儒家教义，中国文化才得以在漫漫的专制长夜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相比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始源性和本真性，孔儒不过是整个民族文化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可以说，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段插曲就已经因为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而黯然失色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留待另文细说。
明白了“五四”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所承继的这种文化血脉，人们可以发现，以前的学术研究过多地集中在了意识层面上的探讨，把大量的思考投入到分辨各种主义的异同上，忽略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所做的历史文化研究，从而导致有关“五四”、有关中国共产党等等历史话题难以在文化层面上展开。诊治个人的精神病案，需要弗洛伊德的释梦和精神分析。诊断整个民族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得深入到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面去，深入到折射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神话故事和文学经典中去。所谓的毛泽东现象，实际上乃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病理现象，其病根在于中华民族自宋、明以降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当中的许多主义之争，都是过眼烟云而已。真正在文化心理深处左右了历史的，乃是彼此共同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共同遭受的心理创伤。
由于共同的文化血统，当年“五四”诸领袖人物之间在主义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摆脱因袭的孔儒传统上的共识，并不影响他们对自由的共同渴望和齐心协力的追求。由意识和理性所制作的主义通常只能成为面具，成为或者漂亮或者时髦的外衣，从集体无意识中萌生出来的生命能量和文化精神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和血脉，才是文化创造和历史生成的真正原动力。当然，这种意识层面上的主义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内在精神，经常会形成同构性的反差，或者不同构的相似。陈独秀和胡适信奉的是不同的主义，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具有同样的文化指向。毛泽东和陈独秀说起来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主义，但他们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
与陈独秀缔造的“五四”式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毛泽东入主之后，把他的共产党逐步改造成了梁山好汉党，井冈山党，从而把陈独秀的“五四”党变成了毛式的“山党”。从表面上看，“山党”在信奉的主义上和在话语方式与“五四党”并没什么不同，但在骨子里，在其文化心理层面上、在其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两者已经迥然相异。
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类小说大都在话本的基础上形成，有着相当的听众和读者。或者说，这类小说本身就是来自听众的心理需要。从这类小说形成的年代、亦即宋、元、明三个朝代来看，不要说《山海经》那样神话早已成了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就连汉末党锢精英的气概、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那样的风骨、《世说新语》里的人文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迈激情，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一方面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比一次野蛮的入侵、征服和占领，一方面是越来越沉溺于日常世俗生活和儿女缠绵之情的风气，二者形成十分古怪但又极其强烈的对照。从皇宫到村野，从庙堂到江湖，汉唐时期的阳刚之气，已被宋明年代的阴柔之情所替代。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应该去当兵，而是理当去恋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成了历史的回声，“杨柳岸、晓风残月”才是从皇帝到书生大家共同追求的时尚。这种英雄气息的衰退，一方面造成了世风以言情为主，显得更具人性和人情味，一方面也导致越来越不愿打仗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鼓励他人做英雄，鼓励他人抵御强敌，简而言之，鼓励他人去爱国去打仗(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绪论部分)。所谓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明显的啦啦队色彩。写爱国诗的人不需要在战场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而在战场上打仗的人们又未必有功夫用诗歌来抒发爱国热情。爱国话语和爱国行为日渐分离，爱国最后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激情表演。这种啦啦队式的爱国主义心理和爱国主义文学，又反过来使人变得越来越胆怯，越来越阴暗。再加上针对世俗风气应运而生的宋明理学在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越来越专制、越来越专横，对人们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心理压抑，致使整个集体无意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这种创伤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说书和听书，双向交流，互相反馈，变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演义小说。诸如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封神榜故事、尤其是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这些故事近乎病态的不断讲说和反复聆听，相当于长年累月的精神手淫和心理放纵，致使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萎琐，心理越来越病态。而这些演义小说一旦成形之后，又反过来一遍又一遍地塑造着整个民族尤其是二、三流的中国城乡知识分子。过去《山海经》里的那种强健和强壮，到了《水浒传》里变成了强横和强暴；《山海经》里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那样的优美，在《三国演义》中全然被阴暗的心机和阴狠的权谋所取代。用《红楼梦》的说法，女儿的水性、女儿的灵气，在演义中是绝对看不见的。一部部演义小说里狼籍着的，全然是男人的泥污和男人的污浊。女人不是如同在《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里那样被妖魔化妖精化，就是在《水浒传》里那样被男人杀个痛快，一刀挥作两段。然而，又正是如此肮脏下作的小说，竟然成了数百年经久不衰的畅销读物，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整个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沦落和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互为因果，彼此恶性循环；即便是《红楼梦》那样的旷世之作问世，也已经于事无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产生，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创伤发作的一种历史病症。从演义小说里流露的阴暗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毛泽东的白话文演变成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语文化，或者用过去的说法，叫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以其无以伦比的白话文能力，将弥漫在所有演义小说里的那种建立在嫉妒之上的仇恨、因那种仇恨而产生的暴力以及包括复仇、杀戮、抢劫等等在内的所有暴行，上升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公然声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与以住所有的草莽造反不同，毛泽东的造反借用了西方的共产主义理论，盗用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成果，十分成功地整合出了一整套从演义小说里总结出来的流氓话语和痞子文化。
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美人和江山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山海经》传统里的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三国演义》按照这样的权力崇拜和无毒不丈夫原则，塑造了曹操式的乱世奸雄。与历史上的曹操以及曹操本人诗歌里的曹操形象全然不同的演义“曹操”，集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十分好笑的是，后来的毛泽东又恰好就是按照这样的形象，完成了他那伟大领袖的形象塑造。毛泽东不仅在其诗歌里直抒胸臆，把江山比作美人，毫不知耻地高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且把权力崇拜上升为其争夺江山的三大法宝中的第一法宝，即以“党的领导”为名的领袖专制。因为所谓“党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既可解释为由党来领导，又可解释为由党的领袖来领导。假如没有具体的领袖和组织，党不过是个空泛的概念。真正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乃是权力高于一切的集权专制，是权力话语高于一切的权力崇拜。
毛泽东三大法宝的第二个法宝，“武装斗争”，乃是演义小说的另一个特征，暴力解决一切，拳头底下出真理，毛语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都离不开对暴力的宣扬和崇尚。诸如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武松打虎杀嫂，杨雄杀妻杀丫环，李逵更是挥动板斧“排头砍去“。总之，谁强横谁英雄，谁柔弱谁倒霉。暴力能力的高下，成为英雄与否的衡量准则。这类英雄与《山海经》里的夸父、刑天哪怕是共工，都已经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山海经》里的英雄是不畏强暴，而演义小说里的英雄却是争相成为强暴。这样的强暴，到了毛泽东的话语里，除了强调暴力夺取政权之外，还在夺取政权之后，把对弱者的欺负和凌辱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施暴有理的强权逻辑。毛泽东以此在空前强化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美化成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并且逼着全体中国人见识和领教空前残暴的阶级斗争大风雨大世面。这可真是流氓一旦玩大了，什么话说出来都十分形象生动。
演义小说里还有一个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在毛泽东话语的词典里，经由他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理论，直接化作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个法宝，可说是既总结了江湖帮会的种种组合原则又集中国历史上阴谋家和纵横家之大成。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捭阖，到《三国演义》里的桃园结义，再到《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各种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诸如挑拨离间、互相利用之类，全都被毛泽东的统战理论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在于，除了对团伙利益负责之外，其余的怎么做都是合乎义气、合乎道德的。比如，水泊梁山里的李逵，除了他那一百零八个弟兄，其他人的生命都可以视为草荠，尽管排头砍去就是。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还在于，在权力斗争和江山争夺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利用，没有其他关系可言。所谓统一战线，无非就是江湖上的拉帮结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革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段话的要义在于，过去的江湖草莽为什么成功者寥寥，就因为不懂得使用诸如拉进来、打出去或者掺沙子、甩石头之类拉帮结派的阴谋诡计。按照毛泽东的统战理论，所有的间谍手法、特务手段，诸如离间计、美人计、伪造强奸案、伪造自焚案等等，通通获得了冠冕堂皇的说法。有的被称为白区工作经验，有的叫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甚至对自己的同志同伙，也以这种手段互相监视。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无非是更有效地打败对手消灭对手，叫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许多本来是在阶级斗争或者专政范围之外的非党人士，或者所谓的民主人士，就因为中了统战圈套的缘故，一个个变得面目全非。这些人通常不是有钱有势，就是有名望有影响，但在中共的统战之下，他们不是变成待价而沽的“期货”，就是变成骚兮兮地等着被勾引被诱奸的“骚货”。期货也罢，骚货也罢，全都在下意识里期盼着与专制者上床，美其名曰：政治协商(亦即混个政协委员当当)。这与其说是被诱者太幼稚，不如说是引诱者太老练。中共的统战专家，太知道如何寻找引诱对象的人性弱点，太知道如何利用人家的人性弱点了，简直是百发百中，鲜有失手。被引诱者通常要在跟专制者同床共被之后，才知道自己失节上当，并且后悔莫及，发现原来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总之，毛泽东发明的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术和帮会术谱写了全新的篇章。就此而言，数风流人物，确实应该还看今朝。
毛泽东所继承的传统，假如也可以说是传统的话，既不是所谓的法家，当然也不是所谓的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演义小说里的各种“英雄”，不仅在《三国演义》里比赛谁比谁更流氓，同样也在《水浒传》里比赛谁比谁更痞子。宋江不过是想回到书生立场，回到儒家传统，结果却弄得里外不是人，在小说里被人毒死不算，千年之后还要被毛泽东定性为投降派。毛泽东的看不起宋江，与他的蔑视孔子是一回事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和谈，妥协，通常是君子之间的互相理解，这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流氓人格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全部悲哀恰好也就在于，人们总是不相信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务实者，而崇拜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牛皮哄哄人物。在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背后，蛰伏着一个中国历史的秘密，那就是，中国人确实喜欢“造反有理”，而从来不懂得“改革有利”。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改革的领袖，最后都不仅失败，而且身败名裂。相反，凡是造反的枭雄，哪怕粗鄙不堪，也照样英雄。中国人仿佛天性不相信一步一步的改革，而是喜欢痛痛快快的造反。所以毛泽东总结说，造反有理。这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是中国民众的心理秘密。毛泽东的狡诘在于，他其实知道“造反有理”是中国民众喜欢听的话，是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这不仅因为马克思在天之灵就算听见了也拿他没办法，而且还因为他同时又可以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
当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号称凭着《国际歌》可以找到自己人的时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上，人们凭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宋、明之际形成的那些演义小说，几乎成了中国式的《圣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照不宣地信奉这类演义所宣扬的种种权谋和种种为人，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也算是中国人之间不言而喻的一种默契。就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入主中国共产党；也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被其同党同志同伙们逐步捧上神坛。在那首充满着被强奸之后的快感的“东方红、太阳升”颂歌背后潜伏着的，无非是那种找到真命天子的共识。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不需要明说大家都能明白的。假如有谁不明白，看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明白了。想想看吧，武松不过打死过一只老虎，就被捧为英雄，可以随意杀死妇女儿童。李逵因为知道如何忠于宋江、如何向宋江负荆请罪之类，更是成了榜样式的英雄，哪怕是把无辜的小孩子脑袋一劈两半也照样英雄。按照这种逻辑，救过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当然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了。至于《三国演义》中刘皇叔那样的皇统，在毛泽东的革命当中被改成了马列学说的理统。谁是汉家的正宗后裔，演化成谁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因此，以继承人兼发展者双重身份自居的毛泽东自然而然成了比刘备还刘备的真命天子。中国历史上的江湖草莽运动，折腾到毛泽东，终于折腾出了一个最牛皮的说法，致使在这个说法之下的所有暴行所有阴谋诡计全都有了冠冕堂皇的话语装饰。
有关演义小说和毛语文化的这种文化心理对称和历史嬗变方式，可以成为一个专题研究。比如其另一个特征，牌坊文化，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演义小说立的古人牌坊，诸如关公、张飞，武松、李逵，岳飞，杨家将，姜太公，等等；还是毛语文化立的今人牌坊，诸如早年的张思德，白求恩，后来的雷锋，欧阳海等等；背后都蛰伏着相应的集体无意识创伤的病灶，在此暂且不作进一步的展开。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继承和发扬的这种流氓文化、与陈独秀所基于的书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传统。虽然宋、明演义小说形成的流氓文化，既与儒家话语权力的压抑有关，又带有宋儒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印记，但与源自孔子的儒家传统毕竟有个书生和流氓的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孔儒文化的时候，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笼统地称之为封建主义，没有注意到那其中的区别。“五四”的文化领袖们没有发现孔儒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虽然已近未日，但毕竟还是书生文化。他们没有发现在传统当中还有一种比孔儒文化更加可怕的“妖孽”，即演义小说所传播的流氓文化。这种流氓文化虽然有其产生的种种历史渊源，种种所谓的历史合理性，或者说“造反有理”的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但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却有着比孔儒文化更加负面的破坏性效应。当西方人发现人是一种文化动物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人的动物性也同样会构成一种低劣的但照样具有极大能量的文化。假如说，孔儒文化乃是头脑层面意识层面的文化建构的话，那么演义小说中的流氓文化全然是身体层面感官层面欲望层面的心理渲泄。就个人和历史的互相作用而言，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这种文化，还是毛泽东本人也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能够确认的只是，借助这种流氓文化登台坐大的历史人物，不管怎么说都是丑陋的。无论此人叫做洪秀全，还是叫做孙中山，或者叫做毛泽东。
当然，从历史的整合作用和群体的心理认同效应来说，毛泽东借助中国文化当中最为阴暗最为糟粕的演义传统把中国共产党从陈独秀的“五四党”整合为毛式的“山党”，也不全然是毛泽东的过错。没有他的同志同伙乃至许多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的配合和齐心协力，毛泽东的话语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比如毛泽东这样的人物要是出现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他的所有言论都会被视作是胡言乱语，就算不送他去精神病院，至少也要请他去找心理医生治疗一下。因此，撇开毛泽东现象的种种偶然性，毛泽东的崛起也可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沦落本身所导致的必然历史结果。纵观毛泽东一生，并非是天生的刘备、天生的刘邦、天生的秦始皇，也不是天生的朱元璋、天生的洪秀全，而是经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毒害的中国民众集体无意识创伤的心理反射所逐渐领悟、后天习得的草班帝王。假如这个帝王在江山到手之后的所做所为犹如魔鬼，那么这个魔鬼也是被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就的。并不是毛泽东想做魔鬼就成了魔鬼，而是民众心理深处的魔鬼说要有毛泽东，于是才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上去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实际上却是处处在投民众所好。就像希特勒非常知道德国人民需要听什么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什么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
下篇：毛泽东从曾国藩转向洪秀全的历史秘密
平心而论，毛泽东早年向往的，不是他后来做成的。毛泽东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正好截然相反。毛泽东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相当富有戏剧性，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当中的历史成因。
就他的个人案例而言，他的专制习性和流氓人格的形成，主要与他父亲的暴虐和他在北大受到的冷落有关(请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现象》第三章)。数千年的专制文化和专制话语，使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相当愚昧极为黑暗。毛泽东在给斯诺所讲说的他幼时跟他父亲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家庭里没完没了地重复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这样的冲突甚至都可以在《红楼梦》里读到，亦即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势如冰炭、形同水火。周公和孔子先后定下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使中国人习惯于在人与人之间作出高下左右的区分，而不懂得彼此的平等相待和平等相处。左右本当是平等的概念，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要分出先后、或者高下。做父亲的不懂得跟儿子平等对话，同样，京城里的大学者不懂得尊重外省来的师范生，就算表示了一些礼貌，也要被称作“礼贤下士”。礼是礼了，上下高低可一点不含糊。如此等等。
中国式的父亲，并非是如同鲁迅所说的经常为年轻一代肩住黑暗闸门的那类英雄，而是习惯于以暴虐的方式把暴虐的心理和暴虐的基因强行播种到下一代的下意识里那类家长。中国人很少能够避免他们的父辈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从暴虐的父亲身上继承了暴虐的专制习性；然后又从京城大学者的势利和傲慢上(至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饱尝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那种等级岐视的滋味。毛泽东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不管对方是如何的不经意，却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而且，那种歧视作为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创伤所造成的反弹，在他坐定江山之后，又以极其暴虐的方式回敬给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
早年的毛泽东曾经以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后来又向往过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章里向陈独秀大声高呼“陈君万岁！”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恰好在“五四”前后，因为与杨开慧的婚姻前往岳父也是其老师杨昌济在北京的寓所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毛泽东可谓刻骨铭心。且不说其他，仅以他后来在延安接见梁漱溟时回忆当初为造访他岳父的梁漱溟开门的细节来看，就可见出他的回忆里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感慨。更不用说，他拜见许多“五四”风云人物尤其是胡适那样的大人物时所受到的种种不经意的冷落，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多么强烈的烙印。
写到这里，有必要稍稍提一提胡适的文化内涵。就胡适的文化气质而言，无论是他的首倡白话文，还是他的将杜威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都是他在意识层面上的努力和用功。胡适在骨子里是个中庸的儒生，拥有常人的智力，并非是个创造的天才。胡适的民主意识和他的精英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即是说，他的民主乃是精英之间的民主。他偶尔会在半文半白的诗歌里同情一下人力车夫，但他绝对不能忍受一个砍柴出身的小和尚成为禅宗六祖。他为此不惜下功夫考据禅宗的真伪，以此维护他所倡言的科学的尊严。他的认真和迂腐、他的可爱和可笑，十分古怪地掺和在一起。他终其一生都没读懂过《红楼梦》，但他却是红学研究的开山学者之一，当然是考据学意义上的研究。他的“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听上去十分保守，实际上倒是不折不扣的实用理性立场。胡适的精彩包括他强烈的西方民主意识，通常来自他的这种立场。或者说，胡适实在起来，不仅实在到了不信禅宗那样的神明，就连时行的各种主义，他也一概不信。听到陈独秀大谈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可恨，他忍不住叫嚷起来：“仲甫，哪来的帝国主义，哪来的帝国主义呀！”
以胡适这样的文化内涵和个人资质，要他听懂长沙师范毕业的一口湖南腔的毛泽东究竟在对他说些什么，实在是勉为其难。相反，要不是毛泽东江山到手之后、大批胡适唯心主义以报当年北大遭受冷落的一箭之仇的话，胡适倒是毛泽东的一个很合适的统战对象。毛泽东的统战人员只要下点功夫，叫胡适说出诸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大陆的领土之类的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假如他能活到二十一世纪的话。说不定胡适还会认真考据一番，拿出大量的证据证明台湾之于大陆的领土地位。但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实是，由于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精英们对湖南青年毛泽东的冷落，致使当时最具历史洞察力、最富历史创造性的一个天才人物，放弃了与文化人为伍的努力，放弃了以曾国藩为师的人生定向，转向他小时候就已经烂熟于心的“水浒”人物及其水泊梁山。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可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孤独到了不知壮志如何以酬的心境写照。虽然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闲着，但他还没能明确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努力方向。直到那年回家乡看到了湖南农民运动，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小时候看《水浒传》的时候就知道了的草莽造反，江湖暴动，此刻在他下意识里飞快地发酵起来。毛泽东由此“激扬文字”，写出了那篇个人宣言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将农民的暴力行为作了诗意十足的美化和歌颂的宣言，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绅士和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的挑战。在毛泽东的下意识里，胡适当年从他那里没有听懂的那些湖南话，此刻似乎全都由湖南农民运动说出来了。农民们拖着土豪劣绅四处游街的情景，让毛泽东看在眼里就像他本人在朝胡适那样的绅士吐痰一样，又解气又解恨，浑身上下充满快感。读读这样的文字，该知道这样的快感让毛泽东亢奋到了什么程度。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这二个“一切”里面，当然也包括胡适那样以高等华人自居的知识权威。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笔工笔整地抄写曾国藩日记的，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疾呼“湖南独立”、“联省自治”的，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朝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喊“陈君万岁”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在意识层面上说的是马列主义的现代白话汉语，在下意识层面上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被当年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洪秀全们的立场上。虽然他作出这样的文化转向时，并不知道将来能否获得成功，这就好比赌博，一个赌注押下去时，并不知道究竟是输还是赢。但毛泽东就这么选择了。
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历史原因，其中包括毛泽东后来对日本侵略者那番真诚道谢。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在客观上确实使毛泽东及其溃不成军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地逢生，从生存空间上创造了绝妙的转机。不过，毛泽东最应该感谢的，当数他称之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这种称呼听上去不无搞笑，仿佛孙中山是在前面开路的孙悟空、而毛泽东则是孙悟空的师父兼主人唐僧一样。
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的，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后的改良格局，重新转化为适合于洪秀全式的人物进行江湖作乱的以暴易暴环境，却不是当时的毛泽东力所能及的。这样的历史转折，确实是那个“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给后来的毛泽东提供的。
无论是智力、能力还是个人野心和活动能量都介于洪秀全和毛泽东之间的孙中山，是将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李鸿章们好不容易开创的改良时代推回到经由造反完成王朝更迭的那种黑暗的历史轮回中的首要作孽者。假如将来要作历史审判的话，那假如毛泽东是主要被告的话，那么孙中山理当是首要被告。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时假设一下历史，也有助于看清历史。假设当年没有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推行列宁主义，发动统一全中国的那场所谓的北伐战争，那么不仅不会发生毛泽东所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而且整个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依然会朝着从曾国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轨迹发展，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依然是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在那样的文化政治格局里，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即便在北大没能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其他地方也可能一圆其扮演文化英雄的梦想。比如上海(章太炎和邹容的“苏报”案就发生在上海)，或者广州(当时的广州在陈炯明当政时，相当看重文化人，陈独秀就被邀请去当了教育秘书长)。因为满清王朝垮台之后、被中共教科书里称之为的所谓军阀割据状态，其实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最为松懈的时期，更不用说，当时的各路诸侯正在纷纷形成联省自治的共识。在中国社会，建立民主政体绝对离不开地方相对独立的联邦体制。仅从地理上看，中国就是一个以板块结构为特征的天然的联邦国家。周以前的夏商乃至更早的中国原始民主政体，就是与诸侯联盟共生的。周武王的那场战争将诸侯联盟变成了君主分封，而周公的建制又完全与“洪范九畴”中的原始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建立了以等级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后来的孔子又进一步建立起与之相应的儒家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周—孔专制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这一中国社会难以摆脱的相当封闭的以原地循环为实质的历史传统。满清王朝的终结，尽管并不意味着终结了中国社会再度回到专制时代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就此消除了中国人的专制情结，但毕竟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重建民主联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历史机会。而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性，也正是在于人们普遍意识到了这么一个历史机会，不容任何人开倒车。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预示了这个机会的历史可能性，并且从语言、文化和心理意识上为将来的民主联邦政治作了准备。然而，这个机会被孙中山以引狼入室的方式联合苏联人给葬送了。
撇开苏联人的干预以及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假如没有中国人的接受，苏联人再干预也无法奏效，就像后来的蒋介石与苏联人一刀两断，人家也拿他没办法；历史的主要症结，在于孙中山的君临天下情结。
中国政治领袖的帝王情结，可能是中国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历史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晚近历史上，除了曾国藩之外，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怀有这样的帝王情结。洪秀全当然不用说了，即便是康有为，也大有一种做不成帝王也要做一把帝王师的劲头，或者说，得不到权力话语，也得抓一把话语权力，更何况孙中山这样一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野心家？袁世凯上演的称帝喜剧，其喜剧性不是在于他依然想做皇帝，而是在于在满清王朝终结之后，即便想做皇帝也已经不能再公开称作皇帝了，而应该叫做大总统，或者像后来那样叫做什么什么主席，什么什么书记，甚至效法慈禧太后退居幕后，也照样可以过足帝王瘾。反正无论把个皇帝怎么个做法怎么个叫法，都不能再公然宣称自己是皇帝了。这可能是孙中山要比袁世凯与时俱进的地方，他懂得应该将皇帝的辫子藏起来，套上大总统的头套。不管他所号称的大总统是临时的，还是是非常的，重要的是骨子里依然是皇帝。他还懂得，除了戴上大总统的头套之外，嘴里还得附加一些有关民主民生之类的说法。他心下很明白，除了愚昧的民众，谁也不会把那些说法当回事。只是作为领袖人物，理当把牛皮尽可能吹大。洪秀全弄出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会，孙中山则提出一个煞有介事的三民主义。当然了，他们二个在吹牛皮上谁也吹不过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且还一再放话要“解放全人类”。把个牛皮吹到那样的份上，即便没说自己的皇帝，受其荼毒的民众也发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原来是个土皇帝了。不过，孙中山的牛皮虽然吹不到毛泽东那般宏大，再加上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其帝王野心倒是一直没有被充分揭露过。
然而，与孙中山同时代的人们，也并非毫无觉察其帝王情结。当孙中山在东京重组革命党、强令党员们按手印向他表示效忠时，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领袖们就非常反感，并且当场抵制。当孙中山在广州坚持要称非常大总统、并且执意要发动那场统一战争时，坚持“联省自治”立场的章太炎拂袖而去，与他断然分道扬镳(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
不管孙中山表面上如何作出军政宪政之类的许诺，但他骨子里既不喜欢民主制，也不喜欢联邦制。当初宋教仁在国会里进行议会民主努力时，曾经恳求他留下来一起工作，并且还愿意照样奉他为首席领袖，他却理都不理地把宋教仁扔在北京，听凭人家独力面对如狼似虎的袁世凯，结果导致袁世凯肆无忌惮地杀害了宋教仁。在袁世凯称帝喜剧落幕之后，广东追随过孙中山的开明革命领袖陈炯明，苦口婆心地劝过孙中山，在广东搞联省自治即符合广东本地的经济文化需要，也符合全国上下联省自治的历史潮流，孙中山非但听不进去，彼此决裂之后，他还一翻脸把陈炯明打成了反革命(参见《陈炯明与孙中山是如何决裂的》一文，刊登于《南方周末》)。明明是自己理屈，却反诬他人。这场冤案与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的彭德怀一案，十分相像，只是具体的内容和具体的方式不同而已。有关孙中山的文化人格和政治人品，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袁伟时教授在《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一文中，特意引用了宋教仁、陶成章、章太炎等与孙共事过的六位革命领袖和亲密朋友对孙的评说，然后总结道：
以上六人无不认为，孙文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时，他们的评论虽有差异，但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点：1，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2，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3，权欲、领袖欲很强；4，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
--《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有意思的是，假如这样的评语用到诸如洪秀全或者毛泽东那样的人物身上，几乎也是同样合适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凡为江山折腰的政治领袖，不外乎这类性格特征：只知道坐江山却不懂治理国家，满足个人野心远甚于对关切民众疾苦。洪秀全到手南京定都为天京之后，天下还没有摆平，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在如云的嫔妃堆里腐烂发臭(参见刊于《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应该全都领教过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不是让中国的人口越死越多，就是让国人的人心越变越坏，几乎没做出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幸亏孙中山没有等到坐上江山就撒手人世，要不从他高谈阔论如何在地图上建设一条从内地通到西藏的铁路的空口大话腔调来看(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并不比毛泽东高明到哪里去；显然也是个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不懂得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懂得如何建设国家、如何治理天下的乱世枭雄。
再对比一下曾国藩，孙中山那场北伐战争的实质就更加清楚了。要说武力统一全中国，曾国藩是最有条件的，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有条件。毛泽东提出打过长江去的时候，还有许多反对声音，甚至连他身后那个苏联独裁者都希望中国划江而治；但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作乱之后，不仅没有人反对他继续用兵，而且还有不少人纷纷劝他北上，一举推翻满清王朝做皇帝。但曾国藩最后用“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作答，不仅拒绝北上，而且解散湘军。这样的举动，只有当年的周武王姬发做出来过，叫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曾国藩以此换得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中国从战乱暴乱的历史黑暗转向和平改良时代、从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转向相对独立运作的、既松散却活跃的地方分权，然后为推动此后整个中国社会经由历史上的东南自保、转入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不同，曾国藩看重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如何到手一个江山。可惜的只是，曾国藩当年所做的一切，都没能形成明确的文字，都没有被总结成历史经验，更没能被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话语。
相比于曾国藩当年的拒绝北上，孙中山却是在最没有条件最不应该发动统一战争的历史环境里，硬是依仗着苏联的支持，建立军校，招兵买马。孙中山由此将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从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转移到了突然崛起于南方的黄埔军校，以致就连郭沫若那样的天狗诗人，都人模狗样地穿起了军装。军校一起，原先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文化氛围马上被冲淡，军装比学生装立即变得更加令人瞩目。不要说像胡适、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就连孔夫子那样的老学究，在人们下意识里都被他们从《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里读来的关公、张飞、武松、李逵等等给取代了。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因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地位，一下子成了远比北大《新青年》诸君更为耀眼的时代明星。从北大到黄埔军校、从文化启蒙到统一战争，历史就这样被转向了：从当年曾国藩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局面，转回到洪秀全方式再加列宁主义暴动的北上作乱。
弄清了历史的这种转向，那么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王国维在这场战争开始后会断然自尽。王国维从这场战争里预见了即将来临的历史灾难，叫他的说法叫做：“先共和、后共产”。后来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位先知学者的预感，叫做：先孙中山，后毛泽东。孙中山也罢，毛泽东也罢，无论是谁坐了江山，文化人和中国民众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相比之下，用后来的文化人储安平的著名描述叫做，一个是自由多少的问题，一个是自由有无的问题。拖着辫子的王国维，似乎十分清楚地看见了身著中山装、假装斯文的那个孙中山脑后的辫子，甚至还似乎看见了后来在天门城楼上尖声高喊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泽东脑后的那根辫子。所谓先知先觉，在中国就是指一些能够看见那些没有辫子的领袖人物脑后依然有根剪不去、理还乱的辫子的人物。这样的先知先觉式人物，在王国维之后有陈寅恪，在王国维之前则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王国维的历史洞察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其深湛的文化底蕴。说到王国维的这种文化根底，不得不提及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文艺复兴。
宋、明之际的人情世风和文化嬗变可能是最为值得玩味的。一方面出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如同朱熹那样的十分极端和僵化生硬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王阳明心学另当别论)，这种道德伦理上的偏执同时又表现在所谓的爱国主义的强横和霸道上；另一方面，话语权力的这种空前强化，同时又压抑出了演义小说中的那种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这是与宋明理学相反相成的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演变。然而，就在文化如此沦落的情形之下，好比从淤泥中开出的莲花，中国文化在一堆污泥当中出现了一线生机，这就是从禅宗到《红楼梦》的文艺复兴。
禅宗的出现，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心灵自由和创造可能乃是空前的。无论是《沧浪诗话》中的诗学倾向，是苏东坡诗文中的放浪不羁，是明末散文中的情性和空灵，或者是明清诸如“三言两拍”之类小说中的人情味，甚至包括王阳明的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尤其是最后《红楼梦》的横空出世，都源自于禅宗带给人们的那种心灵的解放和人文意识的觉醒。禅宗的出现，使源自《山海经》的中国最为始源的文化精神，重新复活，并且绽放出了另一种人文景观。
假如可以用古希腊悲剧中的两种悲剧精神来作参照的话，源自《山海经》的中国文化精神，起先以埃斯库罗斯式的形式呈现，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特征。夸父的追日与普罗米修士的盗火，几乎是异曲同工。就历史而言，从汉末党锢到徐锡麟、秋瑾乃至到为“五四”所感召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精神可谓绵绵不绝。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剧景观，或者说，一种埃斯库罗斯式的、不无浪漫的、极为英雄主义的人文景观。
另外一种景观，可以称之为欧里庇德斯式的悲剧精神。相比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和阳刚，欧里庇德斯式的悲剧精神所注重的是弱者的权利和弱者的心声。普罗米修士式的盗火，到了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或者《美狄亚》里面，变成了对妇女儿童及其命运的空前关注，变成了面对战争、面对历史时的绝对人道主义立场，变成了对男人在战场上的所有荣光、对战胜者任何历史主义式的骄傲的深深质疑。这样的景观，在一个专制的文化传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直到禅宗所激发的那种自由精神开始觉醒，直到这样的觉醒经由一段历史时期的精神酝酿，才慢慢地孕育出《红楼梦》这么一部融和了索福克勒斯那种命运观念的欧里庇德斯式那种悲剧精神的伟大小说。一部《红楼梦》，几同于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
《红楼梦》开篇从《山海经》里的女娲补天起笔，以其空前的苍茫恢宏、以其一般作家无以企及的精致细腻，写出了与周孔传统全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展现出了与演义小说截然不同的美学境界。黑暗的专制文化空间里，由此出现了从最始源的《山海经》(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散文等等)到禅宗、再由禅宗到《红楼梦》的一线光明，或者说一脉清晰可见、清香隽永的文化香火，一种在整个人类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文化的精神标高。仅以诗歌传统为例，无论是曹操的恢宏，还是陶渊明的清高，或者是李白的放浪和李商隐的雅致，在林黛玉的《葬花辞》、《桃花行》、《五美吟》或者薛宝琴的咏史诗跟前，全都黯然失色。即便是屈原那首千古名作《离骚》，都被贾宝玉重新改写为更加令人动容的《芙蓉女儿诔》。正如英语文学的人文传统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一样，中国的现代人文精神，直接发韧于曹雪芹的《红楼梦》。
这就是王国维的人文背景。王国维的文化定位，不在于夸父式的志士仁人，也不在于曾国藩式的修齐治平，而在于对《红楼梦》以降的那种人文精神的承继上。《红楼梦》的现代性与曾国藩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她不在于时间向度上的历史进取，不在于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在于确立起一种现代的人文精神，一种不以历史意志、更不以任何帝王的权力为转移的文化标高。英国人声称，他们宁可没有印度那样一个国家作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同样道理，中国人应该声称的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历代专制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即便是出一百个毛泽东也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的问世。为实现野心和欲望、为江山而折腰的所谓历史伟人，在文化的精神标高跟前，再伟大也是渺小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与曾国藩相比尚且要矮一大截，更不用说站到《红楼梦》跟前。他唯一还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是，他毕竟年轻时抄过曾国藩的日记，他毕竟认真读过《红楼梦》，不管他有没有读懂。相比之下，他的党内同志们，没有一个像他这么认真读过。至于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更是无从谈起。
王国维的历史眼光之所以会具有那么深邃的穿透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拥有这样的文化高度。王国维是自《红楼梦》问世之后、极其鲜有的几个真正读懂者之一，并且还是最早的读懂者。他不仅从悲剧精神的角度评论了《红楼梦》，而且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显示了与《红楼梦》十分相近的美学立场和人文高度。更不用说他的那篇《殷周制度论》乃是解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之谜的经典论文(参见作者长篇历史小说《商周春秋》及其“自序”和“代后记”中的有关论述)。王国维以其一生的著述，最后以他的生命，承接了《红楼梦》点燃的文化香火。而且，当他把他已经看见了的那段越来越沦落的历史从他的生命当中断然扬弃、就像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陈寅恪突然大彻大悟，毅然接过了王国维遗留下来的那柱精神之香(参见拙作《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以及拙文《悲悼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基于、也唯有基于这样的精神标高，人们才可以看清中国晚近历史上的基本文化格局、以及各个历史人物在这格局中的历史位置。
在纷纭复杂的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里，其主要的历史线索在于三个不同的文化群落，或者说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者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者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或者精励图治或者赴汤蹈火，再有一者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竞折腰的历史循环。这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象征人物和历史标记。不仅那线精神性的文化气脉隐隐可见，即便是从曾国藩到“五四”的那一代代事功性的文化精英，其一步一步努力的历史轨迹也是清晰可辨的：先是技术上的引进、经济上的振兴(曾国藩、李鸿章们的努力)，然后上升到政治上的诉求、不管希望立宪还是要求民主(百日维新或者宋教仁那样的议会民主)，最后再上升到由语言的更新而导引出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与其说是一步步的历史进程，不如说是一层层的逻辑开展。
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通通被孙中山酝酿和发动的那场以谋求孙氏大一统的北伐战争给打断了。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出师之前的那个洪秀全脚下，只是此刻的洪秀全分别先由孙中山出演，后来又换作了由毛泽东扮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不说看出了、至少也已经感觉到了这样的历史转向。因为他不是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跟他早年师从的曾国藩乃是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他不是不知道以暴易暴是与曾国藩的修齐治平原则格格不入的经世之道，他不是不知道在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一个是书生，一个是流氓。但他断然放弃了书生意气，他断然选择了流氓生涯。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准备要以“为江山竞折腰”的方式来主宰一下中国历史的沉浮了。这也许是他下意识里的精神创伤起了作用，也许是他觉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除非他甘愿默默无闻地度过此生。但不管怎么说，他作出了那样的选择，从湖南农民运动，走向所谓的秋收暴动，最后走向井冈山落草。说来令人感叹，历史的转折，有时就在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人生选择上。
这段历史论说到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换位：当毛泽东从书生走向流氓的时候，继孙中山而起的蒋介石却十分有趣地试图从流氓变成书生。蒋介石在孙中山身后坐上国民党的委员长宝座、假借孙中山号令天下的时候，他悄悄地引以为楷模和精神导师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曾国藩。也就是说，当毛泽东把曾国藩日记家书什么的通通扔到地上时，弯腰从地上捡起这些书籍的不是他的同党同志，而是血腥地屠杀了他的同党同志的冤家对头蒋介石。这个历史插曲是如此的意味深长，简直可以说是解读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所在。
从青红帮中出道的蒋介石，骨子里却十分向往做个“激扬文字”的书生。中国的江湖帮会演变到蒋介石出道的时候，已经从农村进入了城市。别小看这么个变化，其中奥妙无穷。同样的江湖帮会背景，从上海滩上混出来的蒋介石与从唐人街走出来的孙中山(孙13岁之前乃是在“前现代”的广东农村里—按照袁伟时教授的说法—长大的)截然不同。在西方城市里出现的唐人街虽然在表面上也算是城市一景，但骨子里没有丝毫城市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全然是中国农民在西方城市里的移民结果，只具生存意味，没有存在取向。因此，从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孙中山，无论怎么个折腾，也不会想到去研习曾国藩。虽然他当年给李鸿章写过信，但其信犹如石沉大海(不知被李鸿章扔到哪里去了)。此后，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再也不敢奢望跟那类宋明理学出身的文化政治精英沾边，因为彼此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取向实在是太不相同了，孙中山在他们面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
但从上海滩帮会里混将出来的蒋介石却正好相反。虽然蒋介石的文化根基并不比孙中山好到哪里去，就像其传记作者所说的，其“幼年时期教育很少”，但他却对精英文化有一种莫名的羡慕和向往。就此而言，他确实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不仅向章太炎示好，而且对一度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的陈独秀也怀有相当的敬意，虽然他的表示友好不外乎诉诸悄悄地托人送钱之类的江湖方式。他所示好的这两个人物，尽管一个是传统的学界泰斗，一个是新文化的首席领袖；一个与孙中山有过合作，一个从来不愿跟孙中山合作；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即在骨子里谁都不认同孙中山。当然，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最大背叛，则是不以洪秀全为然，而是改成以曾国藩为师。蒋介石后来的反苏清共，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利益需求之外，他的这个文化取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的这种文化取向其实也是对他自己的背叛。这样的自我背叛，可能是解读蒋介石的关键所在。蒋介石虽然想学曾国藩，但他骨子里并不是曾国藩；他虽然一再向章太炎或者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表示他的一点点敬意，但他骨子里并不真正把文化人当回事。这里的喜剧性在于，毛泽东再流氓，骨子里依然文化犹在；而蒋介石再文化，骨子里就是改不掉他的流氓气。这就好比上海滩的杜月笙对章太炎敬重有加，但杜月笙永远也做不了章太炎的学生，哪怕是学生的学生也做不了。蒋介石与杜月笙、或者与孙中山可能是一百步和五十步，或者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但蒋介石和曾国藩之别却是黄土之于高山。再打一个比方，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英雄，曹操是一个标高。除了曾国藩，历史上无人超过曹操。文化的底气，不是想学就能学成的。
蒋介石的这种尴尬，导致了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捉襟见肘。且不说他后来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半法西斯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为根底和推动，被其传记作者讥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参见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且不说他在面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时的不知道如何向中国民众解释他的抗战决心和以弱胜强的困难，最终导致在“西安事变”中受人挟制；就以他上台时的分党清共血腥手段为例，就可以看出他再向往曾国藩也难改其流氓本性的文化人格。
蒋介石以上海“四。一二”血案为标记的分党清共，与曾国藩的平定太平天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当年曾国藩是基于士大夫的文化立场讨伐洪秀全的草莽暴动，这在其《讨粤匪檄文》中表达得再也清楚不过，而蒋介石却是借助帮会势力在扑灭苏联十月革命式城市暴动的同时屠杀了众多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追随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在这个历史事变当中，蒋介石除了显示出他身上那种青红帮式的霸气和宁波生意人的精明(相当于毛泽东喜欢说的虎气和猴气)之外，没有丝毫曾国藩式的文化心胸和文化气度。一心想学习曾国藩的蒋介石，一旦面临大事，却本能地效法了孙中山。宋教仁在国会里从事民主政治的艰巨努力时，孙中山甩手而去。等到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之后，孙中山非但没有接过宋教仁所高举的民主旗帜抓住时机推进民主政治、让中国民众获得一次学习如何从事民主政治的绝好机会，反而以按手印的强横向革命党同仁摆出他的帮主腔调，同时又以所谓“二次革命“的暴力方式，向世人表明他孙中山与宋教仁并非站在同一立场上。孙中山虽然与宋教仁同为革命党，但孙中山的文化立场和历史取向却是袁世凯式的，而不是宋教仁式的。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样的没有文化，一样的帮会气十足，虽然他毅然否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蒋介石结束孙中山的列宁主义路线在于他本能地不喜欢洪秀全式的暴动，真诚地向往曾国藩式的修齐治平。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惨杀无数卷入那场大革命的青年男女，却又跟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茫然无知有关。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有一万个不是，也不该遭到如此屠戮，更何况他们在精神上和历史意识上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产物。本来孙中山基于其江湖出身和帮会意识对于“五四”已经天然隔膜天然无知了，而蒋介石的这场大屠杀更是把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五四”永远隔离了开来。“五四”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资源，充满历史创造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谁占有了“五四”的文化资源，谁就将成为逐鹿中原的赢家。在后来四十年代的那场内战中，为什么是毛泽东取得胜利了而不是蒋介石获得成功，其根本的历史文化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以他生动形象的白话文写作占有了“五四”资源。无知的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与苏联顾问分手的时候，却一点不懂得“五四”资源的重要性。当年陈炯明在广东做领袖的时候，还曾经邀请过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仅此区别，便可见出蒋介石文化素质之差，也可见出孙中山在选择追随者时，其眼光里的文化含量是多么的贫乏。当然，也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失败是从他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的。
因此，毛泽东第二个应该感谢的，乃是蒋介石。孙中山的北伐，仅仅给毛泽东创造了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蒋介石的大屠杀才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进一步带来了历史的合理性。蒋介石大屠杀的愚昧在于，本来手中就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结果还要以血洗陈独秀的“五四”式中国共产党来清算由孙中山勾结苏联暴动专家所犯下的历史罪孽。由于没有文化头脑，蒋介石不懂得面对苏联列宁主义式暴动时，应该区分暴力犯罪和理想主义盲从。就算没有文化头脑，假如蒋介石懂一点毛泽东的统战谋略，他也不致于疯狂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般地步。本着上海青红帮脾气外加宁波生意人的小精明从事政治毕竟太狭隘，不要说不懂得在斩断苏联人的魔爪、剔除列宁主义的同时争取“五四”文化资源，就连分化瓦解当时内部四分五裂的中国共产党人，他都不懂；甚至连玩弄一下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之类的政治手腕，他也不会。蒋介石到手了北伐成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文化资源拱手相送给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从陈独秀的手里转送到后来的毛泽东手里。苏联人还仅仅是剥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权，而蒋介石的屠杀却在把历史合理性奉送给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者的同时，将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最终逼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就像一场魔术表演，一边是陈独秀的黯然退场，一边是毛泽东的赫然登台；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屠刀不知不觉地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从陈独秀那里挑落到毛泽东头上，致使“五四”话语最后完全变成了毛泽东话语。而且其时，“五四”新文化经由血的奠祭，已经变得如同基督一般神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神圣后来竟然又错位成了毛泽东神话产生的历史前提。
历史就是这么的阴差阳错！假如曾国藩在黄泉之下有知，不知会老泪纵横成什么模样。须知，不管蒋介石如何努力学习曾国藩，不管毛泽东如何彻底遗忘曾国藩，曾国藩还是难以被请回到中国历史舞台上来。蒋介石的文化根底实在太浅了，他的文言文写得再像样，也写不过毛泽东的白话文。不说其它，光是比较一下蒋介石煞费苦心写成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随手挥就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可以明白，流氓再文化也依然流氓，文化人再流氓也依然文化。
没有文化的蒋介石，走不出同样不文化的孙中山给他设定了的历史阴影。虽然蒋介石推翻了孙中山当年定下的联俄联共，但他在政治上的一切还是来自孙中山。他登上权力顶峰之后，不得不将孙中山尊为国父，以此保持权力继承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打着孙中山的旗号，煞有介事地让国人整天背诵所谓的“总理遗训”，以此作为他少得可怜的话语资源。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结，在蒋介石却是没有孙中山就没有他蒋介石。就文化头脑和历史胸而言，蒋介石比陈炯明相差太远太远；就治国能力而言，蒋介石又比不上阎锡山；其行军打仗不如李宗仁、白崇禧之流，其传统文化根底上又难以与吴佩孚、段琪瑞之辈相较，就算是比匪气比强横，他也没有东北的张作霖敢作敢为，既坚决反共反苏联，又绝不向日本人低头。孙中山的历史阴影对于蒋介石来说，乃是他的先天不足。这个一心想学曾国藩的委员长，其政治资本和历史合理性等等，全都是从他那个洪秀全式的前辈孙中山那里来的。孙中山所赏赐的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成为蒋介石日后成事的全部资本和走上历史舞台的基本铺垫。既然历史已经被孙中山从曾国藩划出的轨迹转回到洪秀全的脚下，蒋介石当然除了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外，别无选择。而他的最后落败退向台湾，也是他的别无选择。或者说，是他那样的文化人格和政治品性的必然结果。蒋介石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克罗泽十分搞笑地总结蒋介石的一生说：“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真不明白这位传记作者究竟是没有看过希腊悲剧，还是不懂蒋介石其人，竟然会得出如此离谱的结论。
由于蒋介石的这些先天不足，毛泽东自然十分蔑视这样的对手。不管身处如何艰难的境地，毛泽东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把胜利看作是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一个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因为同样信奉暴力解决一切，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在蒋介石是不成章法的，而在毛泽东却是自成体系的。也即是说，蒋介石的暴力没有相应的暴力话语，而毛泽东的暴力却有他一整套暴力革命的话语作底。且不说曾国藩的改革不崇尚暴力，即便是他的那篇《讨粤匪檄文》，蒋介石也没有能力整合成像毛泽东那么完整的套装式话语。毛泽东十分罕见地将马列主义的现代汉语版和中国演义小说中的暴民意识天然浑成为一套革命话语。其中不仅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方针，而且还有如何取胜的“三大法宝”，再加上一套套如何改造和控制人们思想的精神奴役术，连同漂亮宏伟的理想主义包装，从解放一个村庄，到解放一个城市，再到解放一个国家，最后还有解放全人类。其气派，其精致，简直是美仑美奂。最野蛮的行为、最黑暗的心理、最无耻的方式，最牛皮的吹嘘，十分奇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座宏伟精致而又简单明了的话语迷宫。不要说会讲现代汉语的中国人被骗得晕头转向，就连不懂现代汉语的西方人，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法国政客，也都被唬得两眼昏花，不说五体投地，至少觉得神秘莫测。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绝对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毛泽东凭借其话语构建能力所玩弄的那套帝王术，说穿了也是很简单的。比如，他擅长于对着文化人耍流氓，然后反过来又对着赳赳武夫扮演文化人。当知识分子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时候，毛泽东用“不开饭”、或者赶到工厂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而他一转身面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绿林武夫，又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去阅读一下《红楼梦》，还煞有介事地一再问道，看过几遍了？两遍？不够，至少五遍。如此等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们，应该都知道这种手法的。
毛泽东确实太应该感谢蒋介石了。假如没有蒋介石那场屠杀，“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资源没有经由那样一次血的奠祭，那么毛泽东再有语言能力也很难把他的的暴力话语和帝王话语与“五四”做出顺理成章的联接。当孙中山在搞黄埔军校的时候，陈独秀并没有因此将“五四”话语作了黄埔军校式的阐说，直到蒋介石屠杀了许多因为受了“五四”新文化影响而信奉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男女之后，暴力革命才上升到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话语的历史地位上。且不说其他，即便是传统而古老的复仇心理，就足以使所谓的“武装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足以使坚持非暴力立场的陈独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向来相信所谓的“以毒攻毒”，既然蒋介石可以如此狠毒，那么毛泽东再狠毒也是合情合理的。要不中国民众怎么会那么欣赏杀了人家一家大小的武松，在墙上醮血而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要不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怎么会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道县大屠杀呢？这不都是源自一种革命有理、杀人无罪的暴力逻辑么？用电视剧《水浒传》里的一名歌词，叫做“该出手时就出手”，意思就是，该杀人时就杀人。那部电视剧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二十年之后拍摄的，暴力崇拜和暴民心理不见丝毫改变。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历史合理性，就近而言，是蒋介石的大屠杀给出的；而就长远而言，乃是全体中国民众共同造成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成功，除了他在语言上的个人才能之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也就在于，当他在完成他的现代暴力话语的时候，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还没能来得及完成系统的现代改良话语，没有完成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现代民主联邦政治话语；而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现代人文精神话语，又由于暴虐的历史和历史的暴虐而被长期悬置，致使蛮横粗鄙的毛泽东话语恢恢乎游刃有余。
被孙中山的北伐战争所中断的“五四”文化启蒙，后来是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又被重新继起，然而还不足十年，又被一场血案所中断。中国历史的悲哀，总是在于刚刚走上政治改良或者文化建设的轨道，旋即就被一场暴力推回到黑暗的历史循环里。
有人说，“五四”之所以难以为继，乃是救亡压倒启蒙所致。殊不知，以北大为标记的“五四”启蒙，早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前，就已经被以黄埔军校为标记的列宁主义暴动给粗暴地打断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都不以“五四”启蒙为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着非常致命的历史局限性。“五四”启蒙运动既没有建立起现代精神话语，也没有找到现代改良话语，更没有意识到宋明之际的演义小说里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成的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扭曲，比快日薄西山的孔儒文化还要黑暗。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只知道“孔家店”需要推翻，不知道《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文化心理积习比孔学儒教更加反科学反民主。也许唯有鲁迅意识到了这样的心理扭曲，提出了国民性批判。但鲁迅并没有将此继续上升为一种明确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相比之下，周作人对欧里庇德斯悲剧的重视和将“五四”与明末小品作精神组接的努力，可能更加具有人文精神上的建设性。但由于毛泽东话语的崛起，周氏兄弟的这种洞察和这种努力，最后都成了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毛泽东以一种现代帝王话语极其随意地强奸了“五四”精神，同时又把鲁迅信口说成“民族英雄”，听上去像岳飞、文天祥那类人物一样。毛泽东以此挫掉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历史锋芒，扼杀了知识分子基于“五四”精神质疑演义小说里那种民族心理创伤的可能性（对五四运动文化的批判，值得重视――唐夫）。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令人遗憾的，在于没有从文学改良的文化话语上升到政治改良社会改良的历史话语。历史在被做出来之前，往往需要首先被说出来。尤其是从专制大一统转向民主联邦制的历史进程，是绝对不可能闪烁其词地“摸着石子过河”的。假如周公当年没有颁布那么多的诰令，其专制集权体系又如何能够逐步确立？就像毛泽东假如没有建立起他的一整套话语，凭什么征服其党征服天下？历史的意识总是通过历史性的话语，最后成为历史的事实。
曾国藩留下的最大历史遗憾，在于没有建立起与他的事功相应的文化理论和政治话语(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第三章，“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法将宋明理学作为他的社会改革话语的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确实已经在精神上作古了。曾国藩虽然留下了许多书信和奏折，但他写不出系统的改革话语。甚至他的扑灭洪秀全暴乱，都无法形成完整的“讨匪”理论。比起后来毛泽东那么的能说会道，曾国藩实在是太敏于行而讷于言了。
这样的历史遗憾引出的另一个遗憾，乃是等到后来的康有为试图建立一套改革话语的时候，又十分错误地回到孔儒话语里，试图从儒教伦理当中求得“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康有为的乌托邦是虚幻的，但康有为的野心却是实在的。空洞的大话总是和渴望话语权力的野心相辅相成，就像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一样，翻过去是理想，翻过来是野心。戊戍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跟被康有为野心的误导有关。一场重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改革，是绝对不能诉诸大话和空话的。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国藩当年没能建立的社会改革话语好不容易等到了重建的时机，却又被苏联的十月暴乱所影响。苏联的十月暴乱不仅影响到“五四”话语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指向，而且通过孙中山直接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苏联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激发的不是中国人早先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创造精神，而是弥漫在后来的演义小说当中的暴力崇拜、暴动快感和暴民意识。由此，先后催生的三个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比一个流氓，一个比一个阴狠。最后是最流氓、最阴狠的那一个胜出。或者说，最《水浒传》、最《三国演义》的那一个，成为大赢家。
现代改良话语，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联邦话语，在中国致今依然一片空白，依然停留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探讨中，而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现代汉语，尤其是简体字版的现代汉语。这除了孙中山的胡闹和毛泽东的崛起等等历史原因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比如胡适对禅宗的无知，对《红楼梦》的一知半解，陈独秀在倡导其“文学革命”主张时的三个“推倒”，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其极端犹如后来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启蒙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有时也是相当“水浒”的，就像李逵那样，“排头砍去”。胡适的精彩是在他面对蒋介石没有文化的专制时，始终坚持着自己崇尚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文化立场。而陈独秀的出类拔萃则在于，当他经历过了苏联列宁主义暴动的残酷现实，经历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或者说同志同伙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之后，幡然醒悟。陈独秀在其晚年不仅拒绝去延安，而且不屈不挠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和反省共产主义革命的暴力原则。假如拂去种种人为的重重迭迭的历史尘埃和话语尘埃，人们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转向草莽式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的时候，陈独秀恰好回到了他当年的“五四”文化立场，并且对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专制，进行了痛定思痛式的批判。陈独秀顶着“陈托取消派”的政治帽子，将他的“五四”文化立场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独秀一生最为精彩的是，他早年不认孙中山，后来不认蒋介石，最后又不认毛泽东。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三个大流氓，他一个都不认。他早年拒绝认同孙中山的大总统野心和大一统战争，在陈炯明跟孙中山闹翻之后，十分认真地邀请陈炯明参加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参见《陈炯明是如何与孙中山决裂的》一文)。他后来身系牢狱，蒋介石几度向他表示友好，他都冷冷地拒绝。表面的理由是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彼此信仰不同，但骨子里乃是一个文化领袖对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枭雄的蔑视以及“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予认同。陈独秀后来出狱后，曾有人为他和延安之间频频传话，但陈独秀拒绝去延安，更拒绝以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写检讨的方式去重新入伙。当年孙中山要陈炯明写悔过书，陈炯明都拒绝了，陈独秀以一个文化领袖之尊，更加不可能受制于毛泽东要求他检讨的要挟。再说，毛泽东已经在延安称王，就从江湖规则来说，一山岂容两虎？
人们尽可以为陈独秀对这三个人的不认同找出种种理由，但其原因归根结底乃是在于，陈独秀不管早年如何激进，但他在文化取向上却与曾国藩们相近，与洪秀全们天然相克。
当然，历史的荒唐又在于，不管毛泽东如何的给中国共产党灌输他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却又被他牢牢地套在他的“山党”头上，从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资源，始终为他所占有。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最后到手江山的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历史原因。
脱胎于“五四”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五四”的象征性带到哪里。当年许多热血青年的投奔延安，与其说是投奔毛泽东，投奔共产党，不如说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神明般的“五四”文化。可以说，当时热血青年们的投奔延安，其中没有几个人是读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大多是读了“五四”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诸如鲁迅的，郭沫若的，乃至于巴金的，老舍的，等等的。至于有些青年诸如王实味等等，后来对延安的失望，也正是失望在于，他们发现延安跟“五四”的科学民主理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不要说当时，就是后来的人们，也很难分清楚在陈独秀“五四”党和毛泽东“山党”之间，究竟有着多么实质性的不同。也许当时只有陈独秀是清楚的，他知道这之间的区别，所以他宁可穷死江津，也不愿去延安入伙。
但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毛泽东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草莽党，江湖帮会党，但依然还有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难以忘怀“五四”精神。这不仅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王实味等人对延安“山党”作风的质疑和批评，而且即便毛泽东坐定了江山之后，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轮又一轮的发难之后，依然有坚持“五四”立场的共产党人对此毛泽东话语表示存疑，比如顾准等人。更不用说，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四”精神的缅怀不仅推动了整个知识界的重新回到启蒙时代，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党内民主派，或者说，党内改革派。正是由于“五四”启蒙文化这种精神力量和历史影响，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既相同又相异的所指，不是空泛的，而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派人士，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资源，但他们用很有限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历经沧桑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那样的体验和经验，是许多八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哪怕达到了学贯中西的饱学程度，都无以望其项背的。顺便说一句，中国八十年代的许多留学生，其文化立场的飘忽不定，其为人处世的圆滑取巧，其见利忘义的市侩人格，在中国的留学生历史上乃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也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历史效应吧。流氓的文化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流氓人格。在这样的文化空前沦落的历史背景之下，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省和批判，以及他们为推进政治改革而坚持立场的勇气和不妥协精神，显得尤其可贵，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五四”启蒙运动不管结果如何悲剧，但绝对没有过时，只是在话语方式和精神内涵上需要重新构建罢了。
在毛泽东的专制之下，不被毛泽东的话语所覆盖比不被毛泽东的专制所压倒更加不容易。抵抗毛泽东专制的不在少数，就连彭德怀那样的将军都曾拍案而起过。但很少有人不为毛泽东的话语所动，能够例举的，也许就数陈寅恪那样的文化守灵人。
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上说，其承继的是曾国藩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意指其祖父陈宝箴当年乃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代的改革家，而且陈寅格本人早先的文化志向，也并不是王国维式的精神守护，而是当年隋唐学人王通那种讲学式的“河汾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然而，王国维的自沉，使他突然醒悟，他的位置不在于教导人们如何修齐治平，而在于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这是研究陈寅恪最为关键的解读之处。许多陈寅恪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他如何通晓中国历史，甚至热衷于了解他掌握了多少种语言，茫然无知于陈寅恪的这种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历史担当。
当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时代转回到洪秀全脚下的时候，其他人也许稀里糊涂，但这样的变化瞒不过王国维那样的先知学者，也骗不过陈寅恪那样的历史学家。这两位《红楼梦》所展示的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直接承继者，于历史进程洞如观火。倘若说，王国维说出“先共和、后共产”时还仅仅是一种预感，那么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则完全是有的放矢了。
历史有时确实惊人地相像。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争夺江山的时候，稍许有点历史眼光的人，就不难看出其时与明末清初的历史局面是多么的相近。毛泽东以全新的话语方式扮演了当年的李自成，蒋介石正好处在崇祯的位置上；日本法西斯的入侵重演了当年的清兵入关，而那个吴三桂则由汪精卫扮演。整个历史与其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不如说因为各方的勾心斗角并且竞相押宝而变成了一张政治赌桌。毛泽东手中握有“五四”资源和抗日话语，蒋介石坐庄，汪精卫做不成岳飞只好选择秦桧角色，日本侵略者准备抢台面；如此等等。坐在赌桌上的各家，不过是个输家和赢家的区别，最倒霉的乃是坐在赌桌旁边的文化人。按照鲁迅的说法，每每碰上强敌入侵，文人和女人总要为敌不过人家的武夫和打了败仗的男人承担罪责。于是，有一些精明的文人，索性扮演话语英雄，在距离侵略者上千公里的地方成立“文抗”一类的组织，鼓励他人去打仗。
等到一曲终了，尘埃落定，有的为了奉承毛泽东而高唱《李自成》颂歌，有的找到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蒋介石是如何一个民族英雄，有的则为吴三桂的曲线救国或者体察其苦衷，或者寻找其理由，更多的则是探讨明末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选择如何定位的，致使《桃花扇》之类的故事变得脍炙人口起来。这类把男女情事和家国兴亡掺和在一起的故事，虽然不见得如何深刻，但至少比郭沫若的《屈原》、或者《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街头剧，要有意思得多。因为这类故事写了文人和女人这两类最尴尬的人物。只是《桃花扇》的作者，无论是文化底气还是审美眼光，都显得不足和浅显，一如王国维所言，仅止于家国兴亡，而不具备《红楼梦》那样的人类性的甚至是宇宙性的悲剧气度。
从明末清初那样的历史格局里写文人和女人、并且写出《红楼梦》那种悲剧气度的作品，乃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落笔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审视的目光既不落在那张历史的赌桌上，也不落在赌桌的周围，而是将所有的笔墨和激情倾注在对一个妓女的命运的关切上。就好比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根本不以胜利者的意志和光荣为然，而是以失去了父亲和丈夫的妇女们为中心。男人之间的战争、男人之间的赌博、男人之间的江山争夺跟妇女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整个历史当中，最为精彩的并不是在赌桌上赌得汗流夹背的男人们，而是一个在远离赌桌的地方默默地忠实着自己的情爱的女人。即便以家国兴亡而言，这个女人的心胸也绝对不下于任何男人，不下于她深爱着的名士文豪。陈寅恪那部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由此使得柳如是形象如同《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样光彩夺目。
相比于同时代的历史小说《李自成》，陈寅恪以《柳如是别传》无论是对那张历史赌桌上的大赢家还是大输家，全都表示了空前的轻蔑。行事为人十分低调、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陈寅恪，通常要么不说话，一说就会让专制者感到难堪。读完他的《柳如是别传》，再迟钝的人也应该明白，他当年为何选择广东定居，既不愿去北京高就，也不愿去台湾依附国民党(参见拙文《悲悼“柳如是别传”》和《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寅恪，却有着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眼光和最不为专制话语所动的人文观照力量。
自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的声音被专制话语所淹没。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那些孙中山的异见者们，无论是陶成章、是宋教仁或者是陈炯明、或者是章太炎，通通因为孙中山的缘故而被打入冷宫。及至毛泽东登上金鸾殿，历史更是成了一部空前的谎言。不要说愚夫愚妇们通通在毛泽东话语面前屈膝下跪，就是那些历史学家们也纷纷朝着现代专制帝王磕头礼拜。唯独陈寅恪依然恪守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精神，不肯退让半步。并非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具备这样的人格力量的。且不说其他，仅以研究唯识宗出名的新儒家先驱熊十力为例，这类现象的悲哀，便可见其一斑。文化大革命当中，熊十力就因为被拖上去与妓女同台批斗过后，觉得深受其辱，痛苦得要死要活。从熊十力的这种痛苦当中，再反观其对毛泽东的诚惶诚恐，也就一目了然了。羞于与妓女为伍的文人，通常乐于与暴君为友。唯有敢于蔑视任何暴君的陈寅恪(无论对方披着什么样的外衣，诸如革命先行者、或者伟大领袖等等)，才同样敢于选择一个妓女，作为八十万字传奇故事的女主人公。陈寅恪高于其他中国学者之处，首先不在于会讲别人讲不出的许多种语言，而在于具有一般人难以抵达的洞若观火，而在于具有不为任何神话兮兮的专制话语所动的人文立场。陈寅恪由此写出了一部与《红楼梦》遥遥相应的伟大作品，由此承接了王国维留下的文化香火，使得欧里庇德斯式的中国人文精神绵绵不绝。
专制暴虐如毛泽东者，对付诸如熊十力、梁漱溟那样的文化人，简直是玩弄于股掌之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一旦面对陈寅恪那样的人文学者，却只能永远自卑，永远抬不起他那个强横的头来。当然，这也是毛泽东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区别所在。毛泽东至少还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假如毛泽东读过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他也会知道，那样的作者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反观历史，毛泽东已经成了往事，但毛泽东现象并没有结束，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这不是毛泽东太伟大，而是这个民族太卑微。这个民族总在遗忘和欺骗中过活，用谎言取代真相，用演义取代历史。他们喜欢被拯救，他们总是期待被拯救。这样的卑微，导致他们一会儿将下流坯子洪秀全奉为英雄，一会儿将把中国推入灾难性的历史循环的孙中山视为圣人，一会儿又对把十几亿中国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毛泽东敬若神明。过度扭曲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省和净化，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诊治和拯救。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条高速公路，盖了多少幢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变态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医治，其扭曲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只要这个民族继续崇拜孙中山、毛泽东一类的流氓帝王，那么就只能在地狱里永远挣扎，万劫不复。
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就得反省历史，比如把所有因为孙中山而打入历史冷宫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志士请出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中国人必须忏悔，尤其所有曾经为毛泽东专制作伥的人们，得向世人忏悔自己的罪孽；至于所有被毛泽东专制扭曲了的人性，也应该有所反省；唯其如此，民族的心灵才能得以诊治，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灵魂最终走出由毛泽东专制和毛泽东话语构成的毛泽东现象的历史阴影。
二00四年三月八日
写于纽约
主要参考书目：
《红楼梦》， 曹雪芹
《王国维文集》
《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著
《曾国藩文集》
《曾国藩》，唐浩明著
《胡适文存》
《陈独秀传》，唐宝林•著
《毛泽东全集》
《孙中山年谱长编》
《蒋介石传》，布赖恩。克罗泽著。
“The Greek Way”， Edith Hamilton
《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诸葛亮
《三曹诗选》， 余冠英选编
《三国演义》， 罗贯中
《水许传》， 施耐庵
《李劼思想文化文集》 ：
第一卷：《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风景》
第二卷：《论“红楼梦”》
第三卷：《论中国晚近历史》
第五卷：《论毛泽东现象》
作者注：此文发表在2004年第4期《当代中国研究》上时有删节，此处为原文的全文，首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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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 [8/20/2006 11:21:5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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