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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楚66643
 张艺谋回来了----新年杂感



按照惯例,无论在哪里,圣诞之夜,我必去教堂听一下祷告。一是老母亲之命不可违,去求上帝认我这罪,逢凶化吉,新岁平安,让她心里高兴。二来也感受一下做点善事的心态,不是说善莫大于心乐吗?快乐的人才能是健康平和的人,而“施比受”又更有福,能有这一天快乐,也不枉这一年来的辛苦烦躁。01年的时候我是一人来的,有些孤芳自赏的味道,站在教堂外聆听一个中国瞎子在背圣经里的诗篇,我却还是妒忌不已,他心有天堂而我却没有,我进不去。其实,那年不过是因为“911”事件。在其后,03年是“非典”,04年是海啸,05年是禽流感,人民都受到了上帝惩罚。而我却没有,一个人还自以为得了天道,在荒野的墓地里寻找诗篇,还不是满纸荒唐言?其中,有诗为证:

◎今夜,我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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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我不是人
是一只独角兽
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人
我只有禽兽的快乐


今夜,禽兽尚有半点怜悯之心
我半点都没有
所以,我不是人
是一只独角兽


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只有一点萤火的闪烁
我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基督
她仁慈的泪光
在照着我勇猛前行


2001年圣诞夜在天堂

在这诗里头,我多少还是有一些幸灾乐祸的感愤。不管上帝是如何的让人类遭罪,不说远的,就说我这当下的大唐帝国来,身边的罪恶滔天,就是数也数不清了。能记得死者名字来的,又能有几个?上个时代,国家总理还记得一个在掏粪的工人,跳进大粪坑救人,就请他进了中南海过年,现在恐怕国家总理看不了这么多了。水灾、火灾、矿难、车祸、劫杀、强奸、爆炸、自焚……报纸电视上直播的那些血肉模糊的面孔,连上帝自已也都认不清楚了,何况我这个如此“三流”(岳彤语)的诗人乎?尽管这人世间有如此多的不幸之罪,而离我总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至少我感到今夜我还活着,并与老婆在床上讨论,是哪一种性姿态更好,更快乐。难道是我这条“狗命”比那些死人更有福?或者是我的祖宗八百代前世积了阴德?




上个星期天,我骑着电动车带老婆上街,遇到十字路口人流多,一个穿西装革履的绅士男人,趁机摸进了老婆的外套,绅士可能手气不太好,手机掉落地了。我老婆就冲过去抓住手机,并大骂起来。那男人却慢慢的走着,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真英雄也。老婆又骂我,为何不去打他,如果她是男人,就会过去揍他。我反驳老婆说,他身上带有刀,如果被他捅死了,您怎么办?儿子谁养?谁来同情我们?我不是为国而死,也不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为老婆的一个手机而死,那不是成了新闻小报上的又一个愚民笑话?这话震动了老婆,她反倒娇柔地夸奖我起来:您是越老越聪明了,我喜欢的,以后在外要多个心眼,保证不去管这种闲事,说着就亲了我一口。看来做勇士,还必须要具备某种面对死亡视而不见的能力。所以,面对上帝的惩罚,人类也是这样的健忘了。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上帝死了,但人还要活着。不过这人有时做得就有些虚,时常就找不到自身,从而让死亡的上帝如期而至。有些还是死得其所,有些就死得冤屈。其中的命运劫数,谁能得解?


一年又过去了,我还活着,并还带出另一个活着,我儿子也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小生命也改变了我的一些生活方式,让我变得有所自私和牵挂起来,凡事都得想想对他是否有利,能否做好他的保护神?或者是在他的成长中,进一步让我认知生命的智慧?何谓天伦之乐,也是让我有平常心来待身边的事物?所以,面对看不见的神,或者虚无,空虚、痛苦、经验及耻辱,我还是有些感恩之心。教堂内的台上,信徒们正在表演自排的节目,有歌舞、有小品还有相声,不过内容都是与圣经上的教义有关。香港来的牧师正座在旁边,面带微笑,神情也是庄重的。只是灯光及音响设备都很差,一个节目下来,要弄小半天才能跟上。这如果是在演唱会上,早就群情愤愤了。这里却很平静,没有人抱不平。大家的心灵都是很平和的等待和欢乐。这座教堂是德国人在上个世纪初建的,已经有好些年的历史了。由于夹杂在小街的里弄之内,也就显得比较民俗与芜杂,四周都有信佛的香火不断,广东以敬财神爷居多,家家都有的,这与基督包容在一起。


我母亲为什么要信基督,并且如此真诚,我曾问过她,相信有天堂吗?她的问答让我感到痛苦。她说信菩萨也是好的,但对穷人是个负担,要烧香、烧纸、敬献钱财,立功德是要钱多的。而基督徒不用进香、烧纸、捐献也不留名,一分钱也是善意,不必担心被神嘲笑的。而且在死后,后代们上坟也不必年年进香烧纸钱,不拖累后人受穷罪。母亲还说她死后,不可能进入天堂,她说没有这个福气,她靠近不了真神,那真神是人无法靠近的。她说从没有那么贪心妄想过。母亲还告诫我,最智慧的人都信,最傻瓜的人也信,就是那半点聪明人才不信。看来我就是那个半点聪明的人了。但为何我还是放不下这老母的一份嘱托?为何在这肉欲横流的新年期盼中,来到这个不知名的小教堂,向神灵忏悔我的罪过?而我何罪之有呢?这样的疑问太多了,也就无法的虔诚起来。


在某一种视角里,人类偏执是达到永恒的状态,也是一种先锋的自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努力,人无法看清眼前的表面真相。宗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能力。没有这个能力,社会人心就会丧失存在的依据,而陷入多元的混乱。混乱是我们内心的真实,但文明生活却是需要梳理的,否则,人类无法进化到理智的高度。那么,这个高度又是什么?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说事,就是一种爱,一种非常泛化的爱。我曾多次重复的神性关怀,也就是这个东西,即神就是爱。一个人如若没有爱过,也没有被爱过,那算什么活法?爱的表达方法也许千差万别,但有一条底线是一致的,即对不能宽容的宽容,是所有爱的九九归一。艺术生活的出现,正是这一问题得到了外在的呈现。在艺术作品里,找到神与人之间的某个平衡点。历史也从这里开始演化、物化,进入后游戏时代。


但宗教情感游戏化,是人类精神发展越过了自身的极限。人不再是人,而是非人。但这个非人又不是禽兽,禽兽是有直觉的,而非人却没有,它是被在异化的人。非人也不是神,神仍然是自然性的,是宇宙的本真。在被异化的人那里,找不到神,也找不到人,也找不到兽,但能找到艺术家和它他们的产品、商品、艺术、游戏。后现代正在把人引至这样的一种境界,艺术家创造非人,非人还原人的黑暗与混沌。今年,我遇到承受两种情感的困难,一是“超女式”的娱乐疯狂化,二是社会的人性冷漠化。这两种生活行为来得太快,以至让人都认不清是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了。因为我们的后现代,离美国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我们的心灵却一下子后现代化了。全球化是如此之快,我们没有任何自身的承受力,没有一个反思的空间度,人性游戏化之后,它直接带来的不是人性的呈现,而是人性的异化。当全体国民疯狂于一个游戏明星的炒作与追逐时,而整个社会的人性的冷漠化,正伴随着死亡的劫难而进入高潮。这里没有尊严、没有崇高、也没有低贱、平凡,没有爱和恨,有的是物化之后的疯狂的尖叫和不知所云的快感,有的是对死尸的审美和对生命的自虐化和审丑化。被幻化的游戏艺术家们成为了神的代言人和祭品。从张艺谋到陈凯歌,从张伟平到成龙,从胡温政府到地方喽喽,无不在这种娱乐游戏的进化中,被一个个地异化为非人。有一个半痴呆患者,流浪全国,进入救助所无数次,竟然以死相威胁,吃下大把的安眠药,为的是能见到周杰伦同志,但那小子却拒绝了生命的请求,当他正从大太阳的背景舞台上,浑身金光闪闪跳出来时,也正是生命冷漠至死的时速。




我国政治权力的游戏化,还没有进入后现代,那是后现代艺术家们最终想要进入的一个目标。也就只有这一块空地是神性的,也是黑色的。艺术家要进入,不是“疯狂超女”的姿态,他们本身就是被政治所捆绑着的。进入权力地极,这要有勇气与智慧,我们的艺术家有的是智慧,但少的是那股勇气。所以,要先顺从而后者谋。有两个人在这里需要重提,一是广州的谢有顺,一是北京的余杰。他们代表了与上个时代的某种位移。再过二十年,他们也许就是思想艺术家进入政治游戏化的先驱。谢有顺是搞文学批评的,这个人目前的状态非常火爆,其文学及言论自由,正与主流黑色游戏地带,构成了一个先锋的姿态。他直接捧红了两代作家,如中间代和70后、80后。他的审美概念及组织评奖,也影响了边缘艺术家向权力政治游戏化转移。因而他的批评正在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文学发声。只是他有时并不觉着这种声音的权力同构性,也正是他的这一设定,局限了他本身的艺术自由度。他还不能完全呈现自我的批评。目前,他的先锋性也越来越表现出无力和妥协,他的生活姿态也与世俗庸常化越来越暧昧。艺术的偏执,就是真实的偏执。所以在他的《活在真实中》及《此在的事物》里,反而看不到他更多的真实性了。这也是我对他越来越失望的偏执。他企图越过作家的道德性,直接进入一种真正的文学的批评,这是痴心妄言了。中国的作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道德局限性,而从来就是政治局限。中国在道德的层面上从来也是自由的。《红楼梦》《金瓶梅》与道德有何局限呢?但还是有人写出来了。现在没有道德了,也没有局限性了,为何没有人写得更好呢?只有现实的政治的局限性,没有理想道德化的局限性。谢有顺的文学观,是被市场异化了的中国式的文学观。


余杰的思想批评,直接以美国的文化为底板,想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自由审美。个人的尊重及自由性,是他表达的主旨。所以在这些年来的文攻武卫中,他行走于美国和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寻找一种重构的可能性。这与当下的执政权力喜好,正好合拍。当下的官僚都爱美国自由的人性,但并不爱美国的三权分立。所以,余杰在未来中国权力政治的启蒙中,扮演着民主先驱的角色。而毛、邓、江所建立的政治基础,他一个人是无法越过的。因而求取民众的支持,仍然是他脱不了的路数。这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性,自由者本身被自由所异化了。民众造反运动正是美国民主的大敌。余杰奉基督精神,他说过无论是何种英雄壮举,如果以牺牲自已的家人幸福为前提,以损害家人的婚姻为垫付,那就是不义不仁。他决不会这样去做。这里表现出他对义举的承担是个人化的,也是游戏化的。因而与上帝的大爱承担,还有相当的远了。没有牺牲,就没有宗教,也无信仰的真实经验,这是最起码的。但余杰为了老婆孩子的安全,决不做英雄,那在非后现代化的中国,他也还是做不了民主思想。因为,在中国一动民主,就得承担牺牲。这也是无数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历史经验。他们死了,但自由思想和艺术还活着,而思想艺术对于余杰与我们又有何用?那就是学做英雄。还是否有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进入后现代中国的人性尊严?是余秋雨还是李锐?是温家保还是陈方安生?是超女还是周杰伦?是张艺谋还是陈凯歌?




有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行动上表现的弱智,是连一个半痴呆的娱乐迷都不如的。比如那个找窦文涛见面的农家少年,不远千里来到深圳,为的是与这个伟大的主持人见一面,听他说说惊涛拍案的声音,看看他眼里的泪光是否是真。但伟大而渺小的窦大明星还是拒绝见他,说是没有时间,并交待他的手下哥们将其送回去了。窦大人的节目现在经常在深更半夜,就被内地的黑手给切断,也不知道他这张平民化和刁民式的嘴是讲出了什么黑话,让内地人更是越疑越神。我甚至还曾做过一次梦,梦见窦文涛同志被谋杀在深圳街头,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行……感动中国啊。这年头还有什么比一个明星的非正常死亡而哭恸天地?张国荣喋血之时,香港倾城哭祭,而中国内地的大明星们个个都活得如鱼得水,自在自得。他们可曾让国人真正的感动过一回?他们所表演的艺术是他们良心的真诚吗?他们为权力所粉饰太平而大玩观众的弱智,他们把观众当作榨取钱财的机器。他们把观众逗乐了,也玩傻了。但把自身的艺术生命也迷失了。


今夜,从教堂回来,一路上想到了这些文字。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的儿子。我只能自我感动自我,我的偏执是我的感动。而生活是多么让人感怀,那些在这一年中逝去的面孔,离我越来越远的人和事物,不是此在的审美,而是一种审视我的背叛。我相信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会选择最好时机回来的。现在,张艺谋回来了。他带着他的人性的亲情的温暧回来了。作为一个时代最具中国典型的农民先锋导演,古老先民的那种纯粹的人性之美,不会从他的内心消失。就在去年我还在骂他的时候,我就相信他会回来。从看他的第一部片子起,我就相信他会回来,回到自个的内心家里来。现在,他与家人们重合了,与那苦难而深重的父亲重合了。《千里走单骑》是一部回归本真的电影。它也许不是后现代的艺术,但它是人性的艺术。记得今年七月份,我回去给老父母亲报个喜,并接他们来莞,但老父不能来,他还要种那一亩田。父亲座在内屋角,一言不发。我说你又多了一个孙子,为何不高兴?他说:有了新人忘旧人哟!我老了不中用了。我终于想起来,我有半年没给他寄钱了。他们也这样熬过来了。走的时候,给他两百元钱,他硬是要塞进了我的口袋里。我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深厚道理。父亲,我也会有那么一天的,我要学会善待您啊。


什么是幸福?或生命的乐趣?斯宾诺沙在他的道德哲学伦理中有名言: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仅仅在于享受善的东西,而不是在于自负只有他一个人享受它,那种因为享受到别人享受不到的好处,因而认为自已是幸福的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他又说:幸福不是对正当生活的报答,而是正当生活本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自已的欲望,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是因为我们享有了幸福,所以,我们才能够克制欲望。我认为前一种是世俗的平民的化的幸福经验,后一种是自由艺术家的生命秘诀。能把这两种生命智慧结合起来,并真实完美呈现于我们的,就是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及本身。他们因此获得一种生命的敬畏和永恒,一种生命存在的智慧经验。张艺谋回来了,也就是对这种艺术的远山的呼唤。高仓健的艺术经验,为我们证实了人性在一种偏执中,也能达到和解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人,而遗忘了大和民族的暴力性源头,那是永远的内心的黑暗,在艺术之外是看不清楚的。正如斯宾诺沙自已,永远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被世俗所埋葬的人,一个另类的自由先锋。


冯楚2005-12-26于东莞





china dongguan [12/29/2005 2:47: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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