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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观的影响不可低估
萨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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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观的影响不可低估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与研究，应当解决一个前提性的认识问题，那就是：面对前所未有的西方强敌，近代前人的最佳出路究竟是什么？
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人们过多地强调暴力反抗，应当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问题在于，如果不尽快提升反抗水准，不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路，即便是再彻底、再不妥协的反抗，也顶多是像号称“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将士那样战死沙场，反而遭来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之借口，比以往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更糟的《辛丑条约》便是最好的注脚。以往我们过多地夸大了义和团运动阻止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作用，既忽略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与互相牵制所起的作用，也忽略了《辛丑条约》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君不见，就在《辛丑条约》签定不久，留日学生就已发出警告：“无形之瓜分，胜似有形之瓜分”。连湘军老帅刘坤一在离开人世前也在哀叹：“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显然，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学习，还是讲授，还是研究，既需要爱国激情，更需要理性思考。感情可以出诗人，却难以出科学。
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史观，固然对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过较大的理论作用，也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武器，但它的某些片面性还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运用革命史观解释现代中国革命时，他的论点常常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政论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政治家与革命家最看重的是灵活求用，职业史家所看重的首先是冷静求真，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坚持用前者来指导后者，史学的求真就容易受到掣肘。
在革命史观的规范下，人们重革命、轻建设，重视人民阶级的暴力斗争、忽略或贬低晚清统治者的改革。对于暴力斗争，不管时间、地点、条件，革命的时间越长越好，手段越激烈越好，对外越主张打就越爱国，如果“妥协”求和，那就不行，就是卖国主义，强调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实，“妥协”是一个中性词，不是贬义词，“妥协”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必备的政治素质与心理素质，如果该妥协时不妥协，就像该斗争时不斗争一样，都很糟糕。
受革命史观的制约，许多读者容易接受和保持战争年代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定势，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区分历史人物的影响还很大。虽然许多人已经知道“好人”、“坏人”之类分法很糟糕，但真要彻底改变，谈何容易？
在我国，无论是读者，还是学术界，对论点的兴趣明显多于对论据的兴趣，连许多基本的事实都没弄清楚，就随便下结论，轻事实判断，重定性分析与价值判断，这种现象值得克服。人们还喜欢对历史人物搞盖棺定论，追求简单化的褒或贬，容易流于空谈，或者轻信某些人云亦云却似是而非的所谓定论。一旦有人试图从史实出发，就某些所谓盖棺定论做出新的探索，就惊呼有人“翻案”，不得了，非围攻不可。
君不见，当年李时岳先生在率先重新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时，就遭到过围攻式的批评，有的甚至还提出，在洋务运动研究领域也有“精神污染”，这个“污染”之源就是李时岳。及至1990年代中期，在李时岳逝世前后，还有人不想放过他。这就有点像巴金所说的，有的人自己不独立思考，还不允许别人独立思考。
还在延安时期，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曾经对历史学家何干之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由于现实革命斗争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走职业史家之路，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 毛泽东并不认为他就是专业性的近代史专家，并不认为他的某些史论就是不可移易的定论；
二、 假如他真能做一个专业性的史家，他就不能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任何阶级的功利主义同求真的职业要求是不容易统一的。
近年来，我在为浙江省公务员考试指导教材主编《中国近代简史》时，尽量结合我自己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尽量增加晚清统治者谋求改革与试图缩小中外差距的史实，适当总结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将革命与建设并重，只因篇幅有限，加之读者主要是学革命史过来的党政干部，不能把他们以前学的知识冲淡过多，增加他们的应考负担，其创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只能说我不想放过弥补革命史观之缺憾的一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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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014 8:46:15 AM] |
革命史观的影响不可低估
[#6451: 3473, 1/398] - 萨乌丁 (6/5/2014 8:46: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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