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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王亭芳: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全文)
刘因全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全文)
王亭芳(日本)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一)

走马观花看台湾

十五年前,有幸以《中国大陆民运人士观选团》团员的身份,到台湾观选第一次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总统直选。在选后的座谈会上,我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当选的领导人不要忘记中华民国的“根”,多关心和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运动。事隔一年多,当我再一次应邀参加在台湾的另一项活动时,入台签证遭到了拒绝,成为台海两岸都不欢迎的中国人。

此次,借持日本护照的方便,避免了繁杂的审批手续,享受了“落地即签”的优待,还是怀抱着同样的目的—向台湾学习,来到了宝岛台湾。

山不转水转,阔别十五年的台湾,变化是如此的快。当年第一届台湾直选总统、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今天在台湾的政治色谱中排列到了最右,成为“台湾独立阵营”的精神领袖;曾经两次为民进党拿下总统宝座,实现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和平“改朝换代”的前总统陈水扁却在大牢中喊冤叫屈;十五年前的法务部长——马英九在国民党大分裂的危难之时脱颖而出,夺回了政权,如今正率领国民党为连续执政顽强拼搏。

当年名不经传的学者蔡英文,在民进党溃不成军的时刻,抹去伤痛,重整旗鼓,向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第十届总统宝座冲击;必须要提的是,当年李登辉竞选总部的总指挥——宋楚瑜,已在很早以前与李登辉分道扬镳,在台湾的民主化大潮中,几番冲击几番“输“,走在了台湾政治色谱中的最左翼,与李登辉领导的”台联“形成鲜明两极对决,给人以:“要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也验证了我过去曾经说过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好、坏”,对好、坏的判断只是一种选择,价值观的选择。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背景,都可能影响这一选择。

《中国大陆民运人士观选团》活动已经延续多届,今年与往常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可争取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大腕”也越来越少,团员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最高的已经77岁),国内代表的比例开始有所增加。台湾社会很注重明星效应,他们不希望在选情如此紧张时,因为大陆民运观选团的某些精英、明星出言不逊而出现“包布”,所以,大陆民运观选团成员选前不能见记者、不接受采访,不准为任何一方站台,眼观、耳听、嘴不动,是台湾相关部门与主办人的“君子协定”。马英九由于宋楚瑜的坚决参选,令选情更加复杂,特别是蔡英文“联合政府“的昭示暗藏玄机。“九二共识”与“台湾共识”考验着台湾民众的智慧,左右最终选情结果,马、蔡阵营都不敢掉以轻心,显得格外小心翼翼。

其实,随着台湾民众的民主意识的提升,少数外来“精英“影响选情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中国大陆海外民运观选团在台湾的实际意义,并不在于谁的当选,而在于能否从观选中获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此次观选团分有三个团,以任畹町为团长的团(原定团长徐文立因故迟到)称“钱达团”,参加的团体为:中国民联主席——薛伟、付主席林水、吕京花等,民阵——王国兴、秦晋、林飞等,民联阵自民党——王策等,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徐文立等,香港代表及其他一些个人代表。张英率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国总部也在后来加入了这个团。钱达作为资深的台湾籍民运人士是这个团的总召集人。另外一团以汪岷为召集人,其团员的构成主要以个人为主,除了中国大陆人士有数人应邀加入外,杨巍、廖然、陈维民等知名人士都是这个团的亮点。据说王丹另外组成一个团,主要以《中华民主书院》为主,邀请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参加。但这个团与以上两个团没有任何活动上的合作。

两个团分别安排住在《农训中心》与《教师会馆》。基本行程安排各有不同,但访问的地方与内容没有太多的差异。有两天的会议安排是合并举行的。

长期以来,海外民运谁占据了来自台湾的“资源“,谁就是民运团体中的半个老大。据说,这几十年间,中华民国提供给海外民运的资金不下1000万美金,而这些资金除了小小一部分用于召开几场会议外,其余的基本上落入了个人的腰包,成为民运腐败的温床,也令海外民运在”资源“争夺战中,内力消耗贻尽。为了召集这一次观选团,钱达前立法委员使尽全身解数,“求爷爷告奶奶”争取到了有关方面的支助,才使海外民运观选团几十号人白吃白住了一个星期。凭良心说,民国政府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因为,在民主法治体系的监督下,每花一分钱都必须对人民负责,过去那般随便抛洒银子的事情“马哥“绝对不敢而为之,前总统陈水扁因机要费案还在大牢里压着呢,“马哥“小心翼翼实属必然之策。有些人把给海外民运多少“银子”作为衡量“马哥“对中国民主化态度的标准,不仅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马哥“对海外民运团体的信心。难道他们有义务为大陆海外民运买单吗?

以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为团长的团,首日(1月10日)上午拜访了立法院。中华民国的立法院的确如钱达委员口述的那样:比大陆任何一个县政府都小。陈旧的建筑群虽然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无法攀比,但是,几座小楼连为一体特殊的建筑风格,给人以朴实无华,紧凑严肃的印象。如果不是正中“议场“二字在告诉人们:这里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初来咋到者一定会认为它是一所学校。

它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权力中心,是多少人拼死拼活也要抢下一席的“圣地“,这里影响着台湾的命运;也左右着台海两岸的局势;这里爆出过许多的有关议会打斗的丑闻,严重的肢体冲突让对岸的政权暗自偷笑,嗤之以鼻,你们看:民主就是这样,天天打架,2300万还可以承受,13亿人该如何是好?这样的民主不适合中国大陆。

民主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议会中的争吵也属正常,因为,那里毕竟是全社会各利益阶层讨价还价的地方。把大街上的冲突搬到了议会,是民主制度的功效之一。当然,肢体冲突的确不雅,更有损政治家的风度。民主制度建立发展的初期阶段,有一些人为表现自己,为赢得选民的支持,通过事件加以曝光,的确可以制造新闻效应,提升知名度,换得部分选民的支持。随着民主社会的不断成熟,选民逐渐理性,议会暴力也开始遭到唾弃,用“打拼”博民意,“用伤情换同情”的市场变得越来越小。法治和理性是民主制度发展的根本方向。

这是一个开放的立法院,没有武警站岗,也没有金属探测器,人民可以到这里请愿,表达诉求。立法院设有专门的秘书处接待,并负责最后答复。外地、外国来访者只要事先联系,他们会根据来访者的要求,安排相关人员会见。他们的事务工作效率非常之高,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议会堂前的合影,工作人员不到一小时就将照片分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这是一场愉快的访问,立法院副秘书长周万来先生热情地接待了观选团。通过他的介绍,我们了解了不少台湾在民主化制度下的立法经验,也了解到自1928年中华民国立法院在南京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如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国一样,立法院也经历数十年的风雨沧桑,从1948年到1970年,第一届立法委员坚守了22年才换届,而后的一路颠簸,一直到90年代初期才通过民选,真正成为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不过,这时的中华民国立法院,仅仅只能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立法,因为宪法的修改,中华民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大陆的“治权”,“中华民国在台湾”开始成为在台湾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当然,也只有这样,在法理上才能自圆其说。客观地说,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宪法》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得以实现,以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为蓝本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宪法”在制度设计上,仍然有许多缺陷,但是在短短的二十年间,能够和平转型并走上逐步成熟,是值得肯定的经验。

11日上午访问的对象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行政院大陆委(Mainland Affairs Council),简称陆委会,1991年1月18日经立法院三读通过,并由总统于同月二十八日公告实施,正式成为行政院所属统筹处理大陆事务的专责机关。 也是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官方对口机关。台湾许多“政坛大老”、知名学者都曾经担任过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如:黄昆辉、萧万长、张京育、苏起、蔡英文、赖幸媛等。

海外民运团体与台湾的往来通常都是经过“陆委会”这个桥梁,团体或个人到台湾参加活动,访问观光都是通过“陆委会”邀请、审批。二十几年来,他们谨小慎微地处理着台海两岸的官方关系和与大陆海外民运团体的民间关系。

“陆委会”副主任委员施威全先生代表赖幸媛主任委员欢迎大家来台观选。他是一位留美学者,知识渊博,思路敏捷,谈吐轻松自然,没有政府官员固有的做作。除了选情之外,不论是:两岸关系、“陆嫂”居留权、大陆民运人士来台政治避难法案、中国大陆的政情发展等问题,基本上有问必答。对于台湾有关部门回避了多年的敏感话题:王炳章“台湾间谍案”,和刘晓波获奖的反应,施威全先生不仅没有回避,反而表示一定会将团员们的反应情况报告赖幸媛主任委员,并会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现状更加关注。因为这不是两岸的政治问题,而是《世界人权宣言》签署国应该承担的义务。据说,隔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网站上对王炳章一案表示了公开的关注。

政治是实力的较量,也是智慧的对垒。“智者无敌”是政治家们必须具备的素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正在为台湾政坛催生出这样的“智者“。

在台北的一家上海餐厅里,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联络处长卢长水先生特意为观选团安排了丰盛的午餐。卢长水先生在餐前的欢迎词中表示: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平转型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希望大家一道努力,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因为中国大陆民主化才是台湾安全的根本保障。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位理性务实的政府官员。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二)

选前探底

走访各总统候选人是本次观选的重头戏,民进党党部、蔡英文竞选总部是观选团走访的第一站。

蔡英文,1956年8月31日出生,台湾屏东县人,祖上属客家人。1978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1984年获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至2004年5月曾经担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2004年9月接受民进党提名为不分区“立委”两岸、财经代表候选人,并加入民进党,与“新潮流系”关系密切。12月当选第六届民进党不分区“立委”。2006年1月25日至2007年5月21日担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

2008年5月18日,在民进党失去政权的摇摆与痛苦中,一跃而出,以超过2万票的优势击败辜宽敏,成为民进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党主席。2011年4月27日,蔡英文在民进党2012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民调中胜出,成为代表民进党角逐2012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民进党党部坐落在台北市区的一座商业大楼里,就像一个公司,并没有特别醒目的标志。,观选团三十几号人步入大厅,一下子就塞满了一楼不大的空间。一口国语的团队突然涌入大堂,当地人对我们投来了奇异的目光。窄小的电梯,最多只能乘坐10个人。台湾朋友辉戈大声招呼:快上、快上,我在最后数人头。香港的龙纬文个子小,算半个,挤在门口的最外。

电梯门打开,跃入眼廉的是一个色刻有台湾岛全貌的绿色标志,它是民主进步党的党徽——一个凝聚着台湾岛百分之三十以上人口共识的标志,它的诞生,意识着台湾开始告别了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向民主社会进步的开始。当然,台湾民主的政治转型,有蒋经国先生的开明;有国际社会的压力,更有台湾民众求民主、争自由的呼声。

可能是临近选举大家忙乎于“赶场”的缘故,办公室里没有多少员工。在一位女性党工的引导下,我们穿过堆积着选举材料、器具的窄长廊,步入一间不大的会议室。负责竞选文宣的一位女士用“三只小猪”向我们传递台湾民众对“小英”当选的期待。民进党此次选举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台湾共识上,令许多有经验的选举评论家为“小英”捏一把汗,国内政策上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扩大民生福祉,为基本诉求,与其他政党没有太大的差异。

1986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条消息:“‘美丽岛’事件中被捕的陈菊等人获得假释出狱”。这则消息简单地介绍了陈菊所参加的“美丽岛”事件的经过,不仅用非常正面的语气称呼陈菊为陈菊女士,还以“台湾‘党外’运动的四大女杰之一”这样的头衔来赞扬陈菊反抗国民党政权的努力。这则消息背后,折射出的是大陆官方在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与台湾岛内的“党外”势力和民进党之间,颇为温和的交往。

1988年3月,在台联会的邀请下,著名海外台独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副会长王桂荣夫妇一行五人访大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先后接见。1991年陈水扁曾以“立委”身份访问北京,受到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的会见。

民进党主要派系有:由主席黄信介领军的“美丽岛”派,主张台湾人民有“独立或统一的自由”。黄信介在被民进党视为党刊的《美丽岛》杂志发刊词中写到:“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捩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在此期间,泛美丽岛系的成员都曾和大陆进行过各式各样的交流。 与此同时,民进党内的“新潮流”系则全力主张台独,并每每与“美丽岛”系就统独问题发生争议。新潮流系的核心成员包括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邱义仁,台独大佬林浊水、陈菊也是新潮流系的重要成员。新潮流甚至指责黄信介等人“勾结中共,出卖台湾”。

步入90年代之后,执政的李登辉也开始转向台独,整个国民党急速“向独进”的转变,压缩了民进党靠台独吸引选票的空间。选举的压力反而迫使民进党淡化自己的台独色彩,将政治色谱移到了中央靠右。可是,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李登辉的“两国论“与陈水扁“一边一国”的大合唱,”台独基本教义派“掌控了党内绝对的话语权。在大陆官方眼里,民进党真正从”大陆的朋友走向了大陆的敌人“。就派系而言,蔡英文属新潮流系,正因为此,蔡英文很难跳出民进党”基本教义“的框框,在两岸问题上最多的突破也只能是模糊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台湾共识“。

竞选总部设在台北一处商业大楼的一层,蔡英文、苏嘉全的巨幅画像占据了三个楼层的墙面,五、六米高用“小猪储蓄罐“堆砌起来的造型,向过路的人们展示”滴水成河“的力量;诉说”小英“的执政理念;呼唤”请投我一票“。

在民主制度下,有权者的每一票都可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那一罐罐小猪里的零钱,代表着选民对“小英“的支持和自己的期待。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每一个侯选人在选民即将投下神圣一票的时侯,都有同样的感触。

离开了蔡英文、苏嘉全的竞选总部,稍作休息,在预定的时间里我们来到了“民进党台独理论家“林浊水的竞选总部。素有”台独理论大师“”民进党的推进者和守护者“之称的林浊水,留着灰白山羊胡,始终面带微笑地接待并接受了大家的提问。他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一贯立场:同样的文化背景,同样的民族传承,并不一定非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可,阿拉伯国家、亚洲的新加坡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历史上,台湾在中国的版图上,曾经多次失而复得,今天追求独立是理性的选择。林浊水还认为,一个政党得到多少支持度并不是重点,「如果被社会进步的力量所遗弃,尽管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政党还是没有前途的!,他为陈水扁陷入弊案大喊:陈水扁丢尽民进党人的脸。

他的理念虽然不能被大多数人认同,但他正直、坚定、执着,却赢得了党内和绿营民众的支持。遗憾的是,由于他对陈水扁直接抨击,也令他与民进党高层关系不佳。

访问马英九、吴敦义竞选总部被安排在了11日的下午。与蔡英文、苏嘉全竞选总部相比,帖在墙上的画像足足大了一半,给人以一种“势在必得”的气势。我们被安排到了一间十分简陋的会议室,足足等候了十来分钟,两位女士姗姗来迟。据自我介绍,一位是马英九总统府经济顾问,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国民党比例代表18号候选人,一位是竞选总部文宣负责人,国立大法学部副教授。不过,她们的介绍和回答,不知是不知情还是有意回避,给人以不着边际的感觉。有团员提问:台湾的民主化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进程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答: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对另一个国家的影响并不大。她甚至还举列说:美国在89年中国大陆民主化运动中开始是支持的,可是这种支持不到6个月就放弃了。言外之意,我中华民国与你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国与另一个国的关系,我们不想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也没有这个义务。她的回答给一些“坚持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正统国家“朋友们的头上泼水下了一盆冰水。有人愤愤地说:我们拿热脸旦,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这是一场不太愉快的会谈,缺乏真诚直率,可以听得出,中国国民党已完全放弃了以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大陆的信心。政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在利益的诱惑下,理念往往可以先让它在一旁呆着。但愿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主流意识,更不是马英九政府的意识。

宋楚瑜竞选总部的拜访排在了最后。(1月13日)在离“二二八“和平公园不远的一条商店街里,宋楚瑜竞选总部占据了一间不大的店面,上下两层加起来不到200平米,与财大气粗另外两位对候选人相比,的确有些寒蝉,但是,热心的义工们还是给这个小小的竞选总部带来了许多活力,他(她)们笑容可掬,向过路的行人”推销“宋楚瑜先生的理念,分发宣传品。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1949年随父到台。其父宋达1933年就参加了海军,从少尉一步一步做到中将,曾任陆军供应司令、联勤副总司令等职,与蒋经国私交甚笃,1975年8月卒于台北。1974年,宋楚瑜获得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在导师的推荐下返台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工作是蒋经国的英文翻译。1977年,宋楚瑜出任“新闻局副局长”。1978年,蒋经国任“总统”,宋楚瑜也随之前往“总统府”任“秘书”,1979年蒋经国任命宋楚瑜为代理“新闻局长”。在此期间,台湾发生了台美“断交”、“中泰宾馆事件”、“美丽岛事件”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宋楚瑜则成功地充当了台湾当局代言人的角色,其驾驭媒体的能力得到充分体现,受到蒋经国的赏识,198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4年10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国民党内以宋美龄为首的“元老派”即“非主流派”与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蒋去世的第一个国民党中常会上,宋楚瑜坚决支持推举李登辉做国民党代主席,并以当场退席抗议宋美龄等提出的延后推举国民党代主席的要求。在宋抗议之后,是次会议通过李登辉接任党代主席的决定,确立了李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宋与李建立起被舆论称之为“情同父子的关系”。1989年5月,宋楚瑜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90年2月,国民党“非主流派”推出林洋港、陈履安为“正副总统”候选人,与代表“主流派”的李登辉、李元簇组合相抗衡,斗争异常激烈。在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宋楚瑜以辞职相威胁,反对非主流派有关投票产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要求,使双李组合胜出,再在关键时刻为李登辉“保驾护航”,为李清除非主流势力,成为第一任“直选”“总统”立下汗马功劳。1993年3月,宋出任台湾“省主席”。

1994年12月,宋楚瑜以470(60%的支持率)万票的超强民意实力当选为台湾第一任“民选省长”。任职期间,宋楚瑜走遍了台湾309个乡镇探查民情,解决基层问题,不但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喜爱,也培养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同时,他还不断扩大地方自治权利,许多原属台当局管辖的财政、人事权都收归已有,令其与“中央”的矛盾加深。

1996年李登辉挑选连战作为“副总统”,即初步表明了由连战接班的意向。但宋楚瑜树威信、布桩脚、积累政治资本的种种动作,让李觉察到宋有“觊觎总统宝座”的企图心。与连战的“政治个性”不强,不会急剧改变李后路线的特点相比,宋楚瑜则显得权谋而难以驾驭,不易李发挥影响力。李登辉曾等待宋能体认其接班安排的苦心,但宋依然我行我素。1996年12月,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国、民两党在“国发会”上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开支为名,达成“冻省”协议,停止“省长”、“省议员”等公职的选举,以此达到“废省”和“废宋”的目的,宋楚瑜由此成为最后一任“民选省长”。宋也因坚决反对“废省”,同李的关系迅速恶化。1996年底,宋楚瑜向国民党高层递交辞呈,被连战慰留,宋楚瑜坚辞不准后以“请辞待命”的方式做完了剩下的两年任期。1999年,宋楚瑜与国民党决裂,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2000年总统”选举。

2000年3月,宋楚瑜和张昭雄搭档参选台湾地区第九届领导人,以466万张的高票落败。随后,宋、张以其“新台湾人服务团队”竞选班子为主体,成立亲民党,随后在2001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获得46席,成为“立法院”第三大党。亲民党的势力达到鼎盛。在2002年的台北、高雄两市选举中,由于和国民党合作,亲民党并未提名候选人。2003年3月,宋楚瑜决定于国民党主席连战合作,以副手身份参加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选举前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连宋二人一直领先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2004年3月19日,陈水扁、吕秀莲在竞选过程中遭遇枪击,次日陈水扁以两万九千票优势击败连战,连任成功。连战、宋楚瑜随即提出“选举无效”及“当选无效”诉讼,并进行了选票查验,均无果而终。

在2004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亲民党在“立法院”的席次下降到34席。随后在民意支持“国亲合并”的号召下亲民党大量骨干出走,党的力量大为削弱。

2005年5月5日,宋楚瑜访问中国大陆,成为自1949年后第二位踏上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在野党最高领导人。并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国台办主任陈云林的接见。

宋楚瑜于2005年5月展开大陆访问,未使亲民党士气得到提升,在“国民大会”和县市长选举中,在马英九光环的压力下,亲民党一再受挫。宋楚瑜的民意支持度也大为滑落。

2006年12月9日,由于台北市长选举宋楚瑜的得票数仅53281票(得票率约4.14%),因此宋楚瑜召开记者会,宣布从此退出台湾政坛。随后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宋楚瑜愿考虑暂不退出政坛”。 宋楚瑜收回了退出政坛的承诺。

宋楚瑜自1974年踏入政坛后,始终是台湾政局演变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焦点人物,也是一个褒贬不一、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他“权谋投机”,也有人说他“勤政亲民”。不过他与蒋经国的关系远胜于马英九与蒋经国的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宋楚瑜特殊的从政经历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令他的对手们对他处处设防,也令拥护他的选民爱恨相加。他和日本政届的小泽一郎颇为相似,只要有一个支点,便能撬动一大片岩石,却始终跨不上最高的一步

在宋楚瑜竞选总部里我们享受到了选前特有的轻松和浪漫。竞选总部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宋先生可以获得200万票,此数目来源于52万的联署乘上四的家属票。他还告诉我们:亲民党绝对不可能与民进党组成联合政府。是的,政治色谱相差如此之大,即便联合也不会有好结果。这一经验海外民运团体应该有所借鉴。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三)

“海外民运政治改革讨论会”

暂时将焦点挪开台湾选举,转向海外民运团体的内部会议。

10日的晚上,钱达前立法委员负责的团,在天母《农训中心》7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别具生面的讨论会,会议由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主持。这次会议没有列入预先安排,没有预设会议主题,法国来的张建通过网络将会议与大陆的网友们相连接,让大陆关心中国政治的网友们直接参加了一次海外民运团体的讨论会。正因为没有会议主题,会场的气氛显得十分轻松,大家围成一个圈,任畹町先生坐在中央。

有人提议就将今晚的会议名称定为“海外民运政治改革讨论会”, 任畹町先生用一个微笑回答了提议者。他拿出准备好的发言提纲,从“中国民运离不开铁窗民运”开始侃侃而谈。他是79民主墙时代的民运“老字号”,《中国人权》的创始人,坐过十多年的大牢,96年出狱后一如既往地投身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数年前出国投靠在法国留学的女儿,现在以退休学者的身份定居法国。他情绪容易激动,打开话匣总是滔滔不绝,他朴实平易,没有“民运大老”的派头,可能是长久坐牢的缘故,背有些驼,一付深度的眼镜架在不高的鼻梁上,有点像电影里的账房先生。乍看上去,没有人相信他就是曾经名扬四方的人权斗士——任畹町。

任畹町的发言被钱达先生打断。他说“我们民运团体开会,要有一个基本制度,要规定发言时间,否则就是对到会者全体的不尊重。他提议将发言时间定在5分钟。任畹町一楞,知道是冲他而来,他抱歉地向大家点点头,十分尴尬地说:本来这个发言需要2个钟头,我尽量缩短,能否再给我30分钟?有人大声说:太长了!钱达提议:就给10分钟,说不完等下一次机会。全场鼓掌通过,任畹町先生表示接受。

钱达——台湾留美学者,早期民联成员,一九八九年《民主中国阵线》成立时被选为第一任监察委员会主席,2000年以新党侨区立法委员候选人身份当选为立法委员。他做事严谨、认真,品格豁达、坦荡,是台湾籍人士中参与中国海外民运团体最深者之一,在海外民运团体中有很高的影响力。他嫉民运内斗如仇,1993年看着华府合并大会失败,他痛心疾首地发表了《我们都是上帝眼里的魔鬼》(大意)的感言,他怒叱那些只顾争夺资源而不顾民运大局的政客们,他指出:王若望先生没有被日本人打倒;没有被国民党打倒;没有被共产党打倒,却被海外民运打倒了,难道这些所谓的头衔、资源就那么重要吗?他哭了,带血的泪珠撞击着到会者的心扉。他的发言,在海外民运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钱达先生被推举为会议的临时主持人。香港、澳洲、西班牙的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感言,他们纷纷指出:海外民运昏昏浩浩三十年来,做了许多的事情,也经历了许多挫折,今天旗虽在,遗憾的是,旌旗林立,各自占山为王,难以形成真正有力量的政治实力。日本代表认为,海外民运的三大敌人是:一、中共政府的干扰、破坏,二、“功利”“资源”对民运团体中某些人的诱惑,令他们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三、心灵里隐藏着“小小毛泽东”。 钱达接过话题说:中共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宪政改革也已经具备了条件,我们没有时间在等待中消耗自己,我们也要政治改革。共产党不改革没有出路,我们不改革同样没有出路。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国内在线上的朋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话语,纷纷要求发言。隔海传声,直接参加讨论,这在海外民运会议中还是不多见的。他们的热情与勇敢令到场者钦佩,尽管他们以“阿哥“”阿妹“的昵称出现,也让会场上的朋友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认为: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共产党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顺应民心,和平政治转型是理智的选择,否则,一场更大成本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也有一位朋友提醒大家,“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暴政要用暴力来推翻”。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十三亿人来决定十三亿人未来的命运,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好像还有许多未尽的话语,散会后,三五成群的自由组合在一间间客房中继续进行着。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四)

 “当歌曲与传说都在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2012年1月14日是中华民国第十三届总统选举日,台湾异常的平静,所有造势活动在昨天晚上宣告结束,人们将目光集中到了一双双神圣的手投下的那一张张神圣的选票。

有人说,年过四十未婚未嫁的大男大女们,看到他人婚嫁喜庆的滋味是最不好受的。我们就像这样四十未婚未嫁的大男大女,即羡慕又嫉妒地看着台湾人民自信地在总统、政党、立法议员候选人上划圈圈。主办人似乎琢磨透了我们的心思,巧妙地安排了一场,《王炳章与中国民主运动三十年研讨会》,让这些大男大女们对“娶不进、嫁不出”的原因好好地检讨一番。

参加会议者是近期民运团体会议较全的一次,他们有: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徐文立、民联主席薛伟、副主席林水、吕金花、民联阵主席代表汪珉、民联阵——自民党主席王策、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王国兴、副主席秦晋、林飞、中国社会民主党决策小组临时代表王亭芳、中国民主党全国总部张英、民主中国阵线(费良勇所部)监委主席张健。中国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杨巍等。王炳章的老朋友老民联成员钱达、杨农、杨雨云的参加也给这场会议增加了更多的分量。

王炳章1948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幼年移居北京, 1965年毕业于北京市第19中学。是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后称北京医科大学,现并入北京大学称北京大学医学院),就读医疗系。1971-1976年当外科医生,后从事心血管基础医学研究。1979年留学加拿大,1982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1983年创建海外第一个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任第一、二届主席。1998年2月创建《中国民主正义党》出任发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干部学校》理事会顾问,1998年6月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顾问委员, 2000年2月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顾问。

前《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副主席汪岷介绍王炳章时说:王炳章创造了3个第一个,“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在北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海外,第一个竖起反对中共专制大旗中国大陆留学生;第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海外民运领袖”。王炳章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人格和十分复杂的政治思维。他也是性情中人,当有人称他为“现代孙中山”时,他必须摆出一付孙中山的革命形象,有人说他提倡暴力恐怖,他说他坚持和平、理性,但是,人民有“以暴抗暴”的权力;他创建了一个又一民运团体,可是没有一个团体最终会跟着他的感觉走。他是一个思想家,活动家、民运建筑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更不是一位满腹韬略的政治家。由于他在海外民运中的特殊地位,人人让他三分,很多人又对他处处设防。在诸多海外民运的“大腕”群中他被推到了色谱的最右,很早就失去了来自台湾和美国的“资源”。

原《中国之春》主编冯胜平曾经对他的一番评论令人回味。 冯胜平说:“我跟王炳章很熟,猜到他会走到这一步,这是海外民运格局所迫,并不是他的初衷。武装斗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涵义,现在可能会被理解为恐怖主义。我认为王炳章走错了一步。他不会真正把他的暴力主张付诸实施,因为如果他真的想做,他就不会说出来。为什么王炳章主张走暴力的道路呢?主要原因是这条路还没人走,所以存在‘资源’,还有人支持他。他是被‘资源’所迫。”“资源”即指能够提供大笔经费的美国和台湾的官方或“民间组织”,“资源”既是民运各派登台唱戏的原动力,也是各派明争暗斗、相互诋毁的起因。最早因参加民联在国内被捕入狱的杨巍说:“王炳章的本质是反对暴力的,在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他还带人到美国领事馆抗议”。王炳章他性格豪爽,思想奔放,极富有感染力,他毫无戒防的冲动,也给他的对手们留下了置他于死地的口实。

王炳章的确走到了资源枯歇的境地,200年他到关岛为张洪宝法庭作证,机票钱还是洛杉矶的民运朋友们一百二百凑出来的。他与一些将民运当生意来做的“大腕”相比的确有些“弱智”。 彭基磐先生在2003年2月13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王炳章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传来,也是几家悲愤几家乐。海外民运方面竟然无法达成营救他的一致意向。而刘青、胡安宁等人还以“王炳章案情况十分复杂,戏中有戏,许多事实是不清楚的”为由,拒绝参与签名,要做“中流抵柱”来加以抵制,实在令人跌破眼镜。

如何营救王炳章出狱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大议题,会前有人私下告诉我,有人计划拔高王炳章,推举他出任海外团体联合后的主席,“拉大旗作虎皮”,以争取新的“资源”。也有人告诉我,为了彻底排除对王炳章“暴力恐怖分子”的宣传,将王炳章选举为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组织的主席有助于他早日出狱。

长期以来,海外民运每每一要做一件“大事”之前或之后,总有来自各方面不同的解读,久而久之,做事的人少了,侃大山、呼口号的人多了。秦晋先生在来台前的一篇文章里有过一问一答“一盘散沙的中国民运这个时候能够而且应该做些什么呢?不就是拢好队伍,把散落的一支一支箭捆绑起来,然后就守株待兔吧!”守株能待到兔也罢,如此,恐怕连逮兔的能力也将丧失。难道那些怀抱着充足“资源” 的大腕们,丝毫察觉不到自己已经逐渐失去了从事民运的原始动力和社会基础了吗?

评价王炳章的的真正意义在于:他的无私奉献和对理念的执着。“当歌曲与传说都在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可以说,王炳章就是这样“建筑”。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五)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至远”

外面的选举还在继续,会场的讨论也马不停歇地进行着,尽管主持人汪岷一个劲地说这是“最后一个发言”,还是有人将手举的高高,令汪岷左右为难。是的,自费花几千美金来开会,总不能不让说话吧!任畹町先生说:我的机票钱还是向人家借来的。真是,10号晚上没让他说完,还真有些委屈他了。不过,会后的交谈,我们把盏共饮,聆听他的高论,也算是弥补了在会上对他的不敬。荷兰来的李元成为“最后”中的“最后”。他激动地拿起话筒,一付严肃的表情,用颤抖而悲伤声音说:我提议,全体起立,为王炳章先生默哀三分钟。沉寂的空气发出爆炸般的哄笑。别瞎说!别诅咒炳章早死!众口责难,令李元清醒过来,他一脸难堪,急忙改口:是提议对王炳章的精神致敬三分钟。已经再也没有人要听他说什么了,甚至有人高喊:你就别说什么不可以吗?他沮丧地放下了话筒。汪岷宣布:吃完午饭会议继续进行,讨论的议题是:海外民运的发展方向。

主办方提供的伙食的确不错,那道《红烧蹄髈》是我的最爱,红里透亮,油而不腻,放在嘴里,不用牙嚼即可入腹,如果用热腾腾的馒头夹上食用,可以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上鞋不使用锥子——针好,狗撵鸭子——呱呱叫。它是中华食文化中的精品,也特别适合牙不好使唤的人食用。每天六菜二汤,剩下许多,节俭的香港代表王爱风经常将其打包拿到楼上小会议室里,再买上几瓶酒,成为夜间“侃山“的营养补济。是呀!当我们在吃香喝辣的时候,更应该记住: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饥饿中煎熬,台湾人民的税钱岂容随便糟蹋?“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下午的会议照常进行,议题切换到了“海外民运的发展方向“。

最先发言的是来自西班牙的王策先生。王策(本名王左峰)浙江溫州人。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碩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文學碩士;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民聯陣-自民黨主席和中國基督民主同盟主席。1998年從西班牙潛返中國為政治改革上書,并在国内会见了正在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王有才,11月2日被中共逮捕,获刑4年,刑满出狱后被驱逐出境。

王策先生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新共和国宣言》,提出了“新共和“的概念。这个概念源于孙中山先生建立人民共和的理念,承续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愿,向世人阐述再造共和的主张;向中国领导人呼吁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

1998年在澳门回归前的一次会议上,他发表了《中共政权三十年不变改良案》,提出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当时“反共“是最时髦的口号,岂能让中共再执政30年?会上不仅附和者甚少,还捞了一个“王三十“的绰号。他一气之下,揣着《中共政权三十年不变改良案》直接闯回大陆”上书“去了。四年的牢狱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他坚韧、执着,将自己的苦难消化在为中华共和的理想中,尽管遭受来自民运内部的种种攻击,偏体凌伤,他依然是海外民运团体中”宪政改良派“的中坚。

在来台湾之前,我向他讨赠一幅他的亲笔墨宝,他爽快地答应并谦虚地称:“墨宝”不敢,是“涂鸦”。那是在中国大牢里锻炼了整整四年的“涂鸦”——“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至远”。“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出自诸葛亮<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淡而愈浓,近而愈远。

放开生命的那些细枝末节,所向往的、所追求的那一种生命的形式,才会真正地出现,而不再是糊涂和慌乱中的一时梦幻。

王策先生拥有这样的大智慧。他曾经失去一棵大树,但他将得到一片森林。他无意兜售自己,却愿意展览一颗赤诚的心。就向一朵云变成一滴雨的执著,哪怕仅仅只有一颗尘土被它荡涤,只有一颗草被它感动,只有一颗花为他开放,只有一条河流记住它的名字。

一份《关于筹建中国共和党的预案》传发到了每一个到会者手里。预案共分:党的名称、建党的时机与目的、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党的发起创建、组织架构、建党的时间规划、小结六个部分。建党的时机与目的:……面对即将来到的变局,我们需要在理论与组织上都做好准备,以引导之,因应之,努力争取通过和平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去获得政治转型的成功。在基本政治主张中开宗明义地宣告:我们将致力于推动由从下到上的政治诉求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相结合的新共和革命。

也是在今年的元旦,王策先生的老朋友,98年中国民主党创党人之一的王有才先生宣告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党》,并宣布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主张,计划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中共的暴政,在海外掀起了一阵波动。社会多元,人各有志,彼此道一声“珍重“也未必不可,同样姓王;同样出生浙江籍;同样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有同样的坐牢经历,却有如此大的理念差异,正说明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不变的“对“和”错“,有的只是选择,价值观的选择。

王策最后说:面对中国未来变局的迫切需要,我们作为奋斗多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不能继续一盘散沙,组织不清,宗旨不明,空有民主的口号,而无具体的运作方案与政治纲领。他提出参加会议的所有团体达成共识,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在适当是时候成立《中国共和党》。

反应不如预期的热烈。民联主席薛伟、副主席林水表示,海外民运联合成少败多,民联也经历了许多波折,打破现在的格局有一定的难度;汪岷代表民联阵主席黄奔表示支持王策的提案,民阵方面领导层王国兴、秦晋、林飞三人到会场外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由秦晋代表宣布支持王策提案,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王亭芳表示,已经得到中国社会民主党决策小组授权,只要不违背社民党基本纲领和政治理念,社民党愿意加入这个合作平台。会后,听说民联主席薛伟、副主席林水也表示加入这个平台。

一向做事认真的王策拿着签名簿,一个个征集签名。长长的一串名单是对王策先生努力的肯定;也给了王策先生“不虚此行“的慰籍。《中国共和党》将以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发展壮大。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六)

”四年之后我再来“。

投票接近尾声,“两英”相争,鹿死谁手,就在几个时辰之后。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投票前我们这些外行者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期待,但选情的发展和最终“花落何家”,的确难以判断。泰国来的林大军(在法国称林道忠)他看涨“小英“,要和我打赌十万美金,我欣然应战,选举结束后他说没带现金,无法支付,我宽限他:有一天到泰国他工作的赌场里,将它当作我的赌资支付与我。

历次的选举经验告诉我们,台湾的政治色谱的排列,基本上以橄榄球状分布,篮、绿阵营的铁票各占35%,构成球体中端左右,李登辉的“台联”占据了最右,而“亲民党”、“新党”占据了最左端。由于族群关系决定了球体的左右两端都不具备翻盘的实力,最中端15%的中间票即所谓“理性票”将起到决定的作用。所谓“理念”在台湾集中表现在”统”“独”之争,国民党的两岸关系定位在“九、二共识”,民进党却在选举的前不久打出了“台湾共识”。谁都知道,亲民党宋楚瑜当选的机会几乎是零,他的参选目的仅仅在于:不让亲民党“香火不续“,在立法院里留下几颗种子。

很多人说这是一场”统”“独”的对决,其实不然,应该说这是一场智慧的较量。

近些年来,台海两岸关系趋于平稳、和平发展,相互交流构成两岸关系稳定的基础。但是在国家认同上却存有极大的差异。大陆方面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个主权下的两个“治权“,而台湾篮营方面认为:中国、台湾是分裂后的两个”主权“。即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是“篮营”对两岸关系的最终解读。”绿营方面从李登辉、陈水扁开始干脆就不要中华民国了,搞一个台湾共和国为何不可?“台湾人中国心“是”绿营“维持两岸关系的底线,独立是”绿营“的基本教义。大陆的领导人岂能由你说独就独,让他们来承担国土分裂的历史罪名?你敢”独立“我就来武力。台湾朝野面临同样的选择,要么为独立而战争,要么为和平而吞声。

选择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自由选择“,一种是”被迫选择“。”自由选择“是在真正意志下的选择,而”被迫选择“就好比东家拿出苹果与槟榔,选择苹果者奖赏黄金万两,选择槟榔者重打500大板。台湾宝岛经不起战火的蹂躏,于是乎,朝野上下多数选择了”苹果“,(和平之果)。”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人中国心“成为台湾朝野务实派的两大理论支柱。不过,如果有一天真正允许他们自由选择,是否会留在大中华的”家“里,其结论还真令人难以捉摸。起码,中国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中华民国重返中国大陆“的信心,从根本是放弃了对中国大陆的”治权“,是不争的事实。政治是现实的,理想是奢侈的。

开票的时间终于到来了,电视里跳闪的数字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两英”相争不差上下。开票率过了30%,差距才渐渐地拉开,但始终没有跳离出8%的比例,绝对值在不断上升,“马哥“胜选似乎已成定局。负责接待我们的龚钦龙先生一脸土灰,喃喃自语:没戏了,蔡英文、宋楚瑜可以打包回家了。

龚钦龙先生——《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在大陆有自己的工厂,他毫不隐瞒自己是”绿营“的人,甚至还自报与蔡英文身边的幕僚有十分特殊的个人关系。他与钱达委员、曾建元教授是这个团的共同筹划人。会前的准备,他们费尽心机,疲于奔波,是他联系了交通、食宿;是他为观选团垫付了前期的大笔花费,为我们免除了本来应该交纳的200美金;他兢兢业业带团到这到那,毫无怨言,在所有的活动中也不曾听见他向我们灌输”绿营的理念“。相反,他对两岸和平的渴望并不亚于”篮营“的人。

他立起身来,脱口而出:他妈的什么“台湾共识“,输就输在“台湾共识“上,要不是模糊的“台湾共识“小英肯定赢,幕僚害苦了”小英“。看得出,他心里难受极了。虽然,输、赢是民主政治的常态,但自己拥戴的人不能如愿以偿,那种复杂的感情是他人很难感受的到。

屏幕上的数字还没有停歇,“马哥“的得票已经过半,中华民国第十三届总统马英九、副总统吴敦义经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当选了。窗外的雨还继续地下着,风也在不停地刮。风雨并没有扑灭人们的激情,所有候选人的竞选总部都挤满了自己的选民,欢呼声、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占据了台湾电视的所有频道。有几万家欢乐就有几万家”愁“,民主在这个时候说它是最残酷的一点也不为过。它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民主成熟度;也考验着选民的心里承受底线。台湾的民主成熟了。大街上没有出现以往纷乱的场面,人们冷静地面对多数人的选择,败选阵营每一个人的心里似乎都憋着一句话”四年之后我再来“。

以690万票当选的马英九总统在当天的感言中这样说。我们赢了!“我们要像4年前一样,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十分冷静,丝毫看不出当选后的兴奋。「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有一天,我们会再回来,我们不会放弃。」 蔡英文败选后的演讲词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她宣布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之职,以承担败选的责任。台下一片哭声;‘台湾一片哭声;48%的台湾选民都哭了。他们没有因败选而哭,而是被“小英子”感动而哭,为一个在民进党最艰难时候,带领民进党浴火重生,获得600多万张选票的坚强女性而哭。对方阵营也有人为她而哭,为她的理性、为她勇于承担的精神而哭。

这眼泪,是台湾人民对“小英子”的肯定和最高的奖赏!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台湾在70末期曾经向中国大陆输出过手表、布匹、三用机,令大陆人民耳目一新,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更是影响了大陆几代人;80年代,台湾民间对大陆的经济投资,扬起了两岸经济交流的风帆;90年代台海两岸一度剑拔弩张,“统”“独”对立成为主导两岸政策的风向标。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台湾朝野上下更加务实、理性,使两岸关系走入平稳,民间对大陆的投资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突破。国民党卷土重来,拿下执政权后,两岸高层的互访也促进了两岸经济的密切合作。在一片莺歌燕舞声中,或许他们不会忘记,两岸的真正和平稳定最终取决与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今天,或许他们正在开始向大陆输出台湾民主发展的经验。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七)

《台湾大选结果与中国民主化前景》研讨会

选举的大幕已经落下,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剩下的只是打扫“战场”,清除选举的痕迹,尽快地换上迎接新年的喜庆,来淡化选举中的恩恩怨怨。

观选团最后一天的日程安排是《台湾大选结果与中国民主化前景》研讨会。会议地点在:中华民国农民团体干部联合训练协会天母会议中心。昨天晚上,大幅的会议议程安排表就张贴在了B1楼会议大厅的入口。指导: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中华亚太箐英交流协会,协办:中国民主党、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时间:民国101年1月15日。

会议预定内容是: 第一场的主持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范世平先生,议题是“台湾大选后的两岸关系”引言人有:台湾前立法议员林浊水,媒体工作者吴恩萍、中华文化大学助理教授项程华、台北城市大学助理教授郑明德。第二场的主持人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社科学院副院长李西潭,议题是:台湾的民主能作为中国的借鉴吗?引言人:美国布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徐文立、达赖喇嘛西藏基金会主任跋热、达瓦才仁、前台湾立法委员钱达、塑雕艺术工作者陈维民。下午,第三场的主持人汪岷,议题:中国民主化前景。引言人:中原大学助教王智盛、民联主席薛伟、国立台湾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荣利、香港社会民主连线副主席吴文远、大陆学者北风、余梅荪;第四场主持人秦晋,议题:观选以后的感言、综合讨论;引言人任畹町、秦新民、廖然、梅凤杰、龙纬汶、吕京花、林飞、张健、季茱莉。

按原定计划这是一个开放的会议,允许媒体参加采访。可能是因为选后该采访的太多,人手不济,会场里一家媒体也没有到,再加上本来应该一同参加会议的“汪岷团”,据说突然被王丹临时拉走,去参加王丹主持的讨论会,使原本就不多人数少了一半。空旷的会议大厅稀稀落落地坐着一宿没有合眼的观选团成员,许多人搭着脑袋,露出一脸的疲惫。张健架起了与大陆网友的连接,香港代表龙纬汶的数码摄像机是会场中唯一的“媒体”。该来的没有来、不该走的走了,令这场十分重要的会议,像似一出会演的大谢幕。精彩的已经结束,谢幕也许是会演的必须。

会议还是按照预定议程进行。没来者就跳过去,没有主持人临时由他人补上去,每人发言五分钟,钱达先生宣布了“会议临时法“。五分钟,即便是演讲天才,也很难将“台湾大选后的两岸关系” 台湾的民主能作为中国的借鉴吗?这样的大题目讲清楚,说明白。所以,大家都捡最好说的说,最顺口的说。浓缩后的语言尽管精辟,但总是有些耳熟。

前台湾立法委员钱达先生还是那么的直言不讳,从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到中国海外民运团体文化,他甚至大声质问:陈水扁的违法行为只要一句“爱台湾“就可以抹掉吗?民运人士只要一句”反共“就可以证明是在搞“民运”是一贯正确的吗?

塑雕艺术工作者陈维民也在这次会议上展现了他特有的才华和大胆的设想。大选前陈维民曾几次计划召开记者会,向社会公布他有关在金门竖起一座64米高的自由女神像的计划,并希望得到台湾有关方面支持。在选举前,一个来自大陆的政治异见艺术家,提出如此敏感的计划,的确令执政的国民党大伤脑筋。“年糕掉在沙堆里,吹也吹不掉,拍也拍不得”。好多人动员陈维民遵守主办方的约定,眼观、耳听、嘴不动,选举前不要举行记者会,好说歹说才将他劝说下来。今天给他机会公开提出他的宏伟计划,令他十分兴奋。

他展开一幅精心设计的彩色图纸,上面是金门海峡的位置图,自由女神高举着火炬,面向中国大陆的厦门。他解释说:自从海峡两岸开启了“三通”,每天利用这条航线来往与两岸之间的人数不下几千人,大陆也有许多游客来这里旅游,当中国大陆的游客和对岸的中国人看到这高耸的自由女神,将的多么大的震撼。

往往艺术家突发奇来的灵感和浪漫,可能与一件不朽的艺术作品相联系。可是陈维民这一次却不然。1990年《自由女神号》远飘重洋来到台湾,结果被“冷冻”在了台湾的码头,成为台湾政府的一颗烫手山芋。因为台湾朝野都知道,对岸的导弹可是“即惹不起也躲不起”的玩意儿。况且,陈维民选择的地方正是国防部所属地块。这在执政的国民党眼里,不就是拉着台湾人民往火坑里跳吗?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但是,由于掺杂着太多的政治成分,难免碰壁。

中国民联主席薛伟按捺不住地抢下话题说:对陈维民先生的执着和理想表示由衷的钦佩,但是,根据台湾目前的现况,这座自由女神像是不可能按陈维民先生的意图在金门竖立起来,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民主化实现了,应该将她竖立在当年倒下的地方。 或许他代表了台湾朝野的意见,也代表了台湾多数人民的愿意。

下午会议继续进行。最后一个议程了,会场里的人更少了,有的是事先定好了回程的机票,拜拜了;有的是出门拜会亲朋好友了,有的一大早就溜到王丹他们那个讨论会场去了。走了就走了吧,走了张屠夫,总不能吃带毛的肉呀!

海外民运各路大军“头领”在主持人秦晋的唱名声中,一个个地座到了主席台上,他们有:任畹町、秦新民、龙纬汶、吕京花、林飞、。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感想嘛,想什么说什么,有人还没来得及“一吐为快”,“就被发言时间到”打断;有人时间没到就放下了话筒。

我今天第一次举起了手要求发言,很快主持人就宣布:下面请王亭芳发言。我接过传过来的话筒,严肃地开始了在台湾会议期间最后的一次发言:下午,当我再次走入这个会场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它本来不该这么冷清,我要向钱达、龚钦龙先生表示衷心感谢,是他们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观察台湾、学习台湾、相互交流的机会;我要向在座的朋友致敬,是你们的坚持,这个会议才能顺利走向终结。我向台上和台下的朋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继续说:我鄙视那些没有正当理由而擅自离开这个会场的人,他们心底里根本没有“民主“。法国来的张健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有大陆朋友在网上,让他们听见多不好,你不能再说下去”。“你必须让我说完,这是会议赋予我权力,我反驳道”,会议主持人拦下张健,要我继续说完。这是这次观选中发生的唯一的公开冲突。

我接着说:几十年来我们向往民主、寻找民主、追求民主、创造民主,可是我们间总是有一些人无视民主、践踏民主。民主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它首先需要我们尊重他人,尊重游戏规则,今天台湾人民为我们做了示范;民主也是一种文化,在法的意志下,海纳百川的胸襟,能够催生更加成熟的民主。海外民运首先要打造好自己的文化,否则我们的“民主”永远长不大。

会议结束了,会场外的点心桌上堆满了喝茶、喝咖啡留下的空纸杯,钱达先生一个个地收拾起来,丢入桌子旁的垃圾箱里…….。我看着他辛勤的背影,鼻子一阵阵发酸。


阔别台湾十五年--台湾观选点点滴滴(八)

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命题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的官方报纸和网站是有过激烈的争论。被称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文胆”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曾经发表过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许多学者把这篇文章看作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认为显示了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改革。俞可平的文章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 。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

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

几百年来,对民主的正确定义众口不一,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民主“即”由民做主“,也称”人民统治“。如何实现”人民统治“,各国不同的历史发展,导致政体模式选择上的不一。直接选举制、代议制、君主立宪制等等,都是实现”人民统治“的种种尝试。之所以称她为”尝试“,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迄今,没有一种制度可以称的上是”最完美的“。用大陆的一句产品广告词来形容比较准确”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种建立在“多数决”之下的游戏规则本身就包含有牺牲另一部分”人民统治权力“的成分。对参加游戏规则的人来说,你只有选择的权力,而没有不服从“多数决”的特殊。因为保障“多数决”的国家暴力随时将对不服从者实施制裁。

正因为此,民主更需要妥协,通过妥协达成共识。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用圣雄甘地的话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

多年来的海外民运团体中缺乏这种宽容和妥协,“舍我其谁“的霸气甚嚣尘上,一些”民运“大腕“则把民主当做捞取”资源“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与对专制、独裁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内斗。斗不倒“敌人“却斗跨了自己。

“民主“在”民主“声中倒下,仇恨可能披上”民主“的外衣悄然崛起。它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可以让”民主’一帆风顺,也可以令“民主”的征途布满血腥。台湾的民主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是他们用理性和宽容平抚了创伤,开始走向更加成熟。今天中国海外民运团体能从中得到借鉴的是什么???

民主也是一种素养的体现,文化的升华。在台湾很难看到购物、上车不排队的现象,也看不到在公众场合下的大声喧哗。选举后的第二天,行走在大街上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昨天所发生过一场“人民统治人民“的较量,他们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候抢购龙年纪念币的发行。路过他们身边,并没有听到有关选举的话题,相反,都是些《龙年纪念币”》如何如何升值的交谈。民主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昨天,今天还是回到了现实中,《龙年纪念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必须付出同样的价格来购买。

民主需要在意识上对“法“的绝对遵守。“法”古写作“灋”(会意。从“水”,表示法律、法度公平如水的表面;从“廌”(zhì),即解廌,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据说,它能辨别曲直,在审理案件时,它能用角去触理曲的人。当然。这是仅仅是一种民间的解读。”法”是一种规则的底线;是惩治违反规则的尺度;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民主若不能与法制相配套,将会如同洪水猛兽,冲垮一切社会程序。

一月十三日的经历令我一生难忘。前一天晚上到台中观看蔡英文竞选造势会,回到台北已经是深夜,“大山”也侃不动了,一头就栽在被窝里。早上醒来,发现正版苹果手机丢了,洗漱之后慢慢琢磨,可能是落在大巴的座位上了。8点30分大巴准时到门口,我急忙上车,手机在座位上安然无恙,睡的比我还香。到了宋楚瑜竞选总部,赶紧找了一个插座将手机充电。在离开宋楚瑜竞选总部的大巴上,一摸口袋,嗨!手机为宋先生“站台”去了。于是乎,急忙下车,不知天南地北地跟着感觉走,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围着台北车站转。问了过路的行人,宋楚瑜竞选总部往哪里走?没有一个人答的上来。我心里嘀咕着“怎么宋楚瑜的人气这么低”?好不容易碰上一位路边的“警察叔叔”,在他的指导下才回到了宋楚瑜竞选总部。工作人员听我说完情况,见我汗流满面,请我歇一会,并递来一杯热茶。一位中年人从里面的办公室里走出,手里拿着我的手机。我立即拿出护照,告诉他手机里有我的护照信息,他核对后将手机交还于我。两次失而复得,心中掠过阵阵欢喜。

出了竞选总部,拦下一部计程车,告诉司机我想去一家电器供应商店。从谈话中知道他是一位“绿营”支持者,一口台湾腔的“国语”。什么政治哦,分明就“数”政治迫害嘛,马英九当总统“括”以把陈水扁抓去坐牢,蔡英文当选也“括”以把他弄“气”坐牢。看来他还沉浸在情绪之中。一会就到了电器店的门口,他细心地告诉我这里有好几家电器店,你可以慢慢看。付了车钱下了车,想看看几点了,一摸口袋,手机又没有了,翻遍了大衣、西装口袋就是没有,肯定又掉在了计程车里。这回绝对没有失而复得的可能了。我一个劲的骂自己糊涂,一个劲的骂制衣厂为何将口袋做的如此之浅,一个劲的骂手机怎么这么顽皮…….。手机不值几个钱,可手机里是信息是宝贵的呀!

再也没有心思购物了。拖着沉重的脚步,难掩内心的沮丧。拦下一部计程车,与刚才失而复得相比,简直就是大热天里吃冰棍——凉心。我试探性地问问驾驶员,如果我的手机掉在刚才乘坐的计程车里,找回来的可能性有吗?他分析道:“在以前找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现在不同啦,法治啦,只要警察跟踪一下电波就跑不掉的啦,那是侵占罪呀,要坐牢的啦,谁会为几千块钱去坐牢?”听他这么一说,丢了的魂仿佛又回来了,我抖擞精神继续问“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可以报警,也可以打一下电话听听对方怎么说。还是先打电话试试吧,台湾或许也会有“雷锋”。记数字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事情了,使用几年的电话号码死活就是记不住,更不用说刚刚到台湾才买的卡。我常常自嘲:要是安排我去背密电码之类的工作肯定没门。这该如何是好,我琢磨着。驾驶员也苦无良策。有了,先生请您马上带我到买电话卡的通讯公司,那里有我购卡时的信息,这样就可以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了。

我得意地晃着脑袋,指挥司机向左向右,终于来到了那间通讯公司。还是那天为我办卡的台湾小年轻,大大的眼睛,染着一头时尚的金发,和蔼可亲。“你不要着急,我知道你,我马上帮你查。’他拨通了我的电话,将电话交给我,对方传来熟悉的声音,”我在等你的电话吔,你在哪里,我帮你送过去?谢谢,你来天母吧,我付您车钱,请您吃饭。我回答道,可以,但“数”我要接客人,要两个小时以后。我想了想回答到:如果可能的话请您下午送到台湾大学,下午我要在那里开会。这样更好,对方回答道。我们预定好时间,下午在台大见面,不见不散。

奇迹,奇迹呀!一天三次失而复得,能说不是奇迹吗?我边哼着小调边想,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

在预定的时间里他来到了台大门口,他摇开车窗,将手机递给我,他告诉我,他姓陈。我请他吃饭,他说他吃素,已经在家里吃饱了。我递过一叠钱,尽管他一再说不要,我还是硬塞在他怀里。看着远去的车影,心里不禁涌出一句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陈大哥,珍惜民主,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可以相信台湾的民主正在走向成熟,你们“的哥,就是例证。

离开台湾,回到日本才发现我的数码相机又丢失在了台湾。珍贵的照片没有伴我而归,至今流落他乡,渺无音讯,如果有那位好心人拾到的话,请将照片寄发到我的邮箱即可,相机权当工钱相抵,不必在意。如果那位朋友的照片里有我的“倩影”也望发来与我纪念,那是缘分呀!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该到分手的时候了。分手时来不及说一句再会,在此重新道一声“莎优那啦”(再见),那些曾经给了我快乐的老朋友们:钱达、薛伟、汪岷、王策、任畹町、徐文立、杨农、杨雨云、秦晋、张英、王国兴、林飞、吕京花、张菁、万宝、陈景圣、蒋玉华、林大军、杨巍、廖然、陈政三……..,那些新结交的朋友:龚钦龙、辉戈、朱光、林水、张健、龙纬汶、王爱风、李元、梁山桥…….以及那些无法一一道出姓名的大陆朋友、台湾政府官员、大学教授。有缘千里来相会,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共商民主中国的未来。完

2011年1月31日最后完稿于东京

[2/1/2012 7:19: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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