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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评价孙中山文章汇编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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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背图》看辛亥革命：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
陈泱潮(陈尔晋)
2011-10-19/辛亥百年十月初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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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推背图》历验不爽,是中国未来学经典
2.《推背图》对近现代政局预言的概况
3.《推背图》第37象是对辛亥革命的专题预言
4.《推背图》第37象【图】解孙中山“国父”之称虚假透顶
5.【谶】语预言孙“国父“之称是末世中国枭雄黑道谎言乱世的典型
6.【颂】辞进一步明确预言武昌起义是军队倒戈,而不是孙中山会党暴动
7.《推背图》第37象益卦【彖辞】有关蒋介石的预言要点
8.《推背图》第37象益卦【象辞】有关蒋经国的预言要点
9.《推背图》预言准确性的根据和来源:《易经》是《圣经·恒约》篇章之一
10.《推背图》第37象益【卦】有关近现代政局的预言要点
附 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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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背图》历验不爽,是中国未来学经典
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所有者和主宰者。
因此,举凡国家大事世道兴衰,冥冥之中自有天命前定。这不是有神论者的一孔之见,而是古今中外都有可以验之于历史事实的证明。《圣经》的预言,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这里姑且不说,仅就书成于唐代的中国未来学经典《推背图》对千年来中国政局的准确预言,人们就不能不考虑天命前定和主宰者存在的问题。
关于《推背图》的有关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对《推背图》概率性的研究报告《天命前定·二、产生于唐初的中国大预言书《推背图》是历经以往朝代检验，且可资当今继续验证的天命论读本》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84_1.shtml。
尽管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能够把我对《推背图》关于当代中国政局包括苏联东欧演变的相关预言的感悟和破译一一写出发表,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完全可以证明《推背图》对当代中国政局变迁的预言,也是一如既往,十分准确的。除非有些未历之事（一因天机不可泄漏,二因人认识水平的局限,三可能会出现某种出于功利目的的比附）,会发生误判。但是,事过之后,人们不能不正视《推背图》不愧是中国未来学经典。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我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论证。例如：关于毛泽东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85_1.shtml；江青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86_1.shtml；邓小平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90_1.shtml等。
本文即以此从《推背图》天命角度,结合历史事实,来戳穿有关孙中山“国父”的神话。
2.《推背图》对近现代政局预言的概况
为便于没有接触和研究过《推背图》的读者一目了然,在这里有必要先扼要介绍一下《推背图》对近现代政局预言的概况。
《推背图》预言从唐朝开始,以致于未来,一共60幅图象。
在《推背图》预言中,把晚清和中华民国的演变,都归之于巽宫八卦,王气在东南方（两广）；把中共王朝政局的演变,归之于离宫八卦,王气在正南方（两湖）；把当前的后中共时代,列为坤宫八卦,王气在西南方（云贵川藏）。这是《推背图》预言当代中国政局演变的基本框架。
《推背图》从第34象进入巽宫巽卦,预言太平天国,清朝进入衰歇动乱期；第35象预言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出逃,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事；第36象预言义和团拳乱及慈禧逃西安事；第37象预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事；第38象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因为中国已经卷入其中；第39象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中国抗日战争事；第40象预言国共两党相争，蒋介石政权之际遇。巽宫八卦结束。从第41象开始进入离宫离卦,预言毛泽东中共政权……
那么,当此辛亥百年之际,从《推背图》并结合真实的历史事实来看,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究竟是不是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创建者究竟是不是孙中山?孙中山到底能不能、有没有资格被尊之为“国父”呢?回答是否定的!
请先看——
3.《推背图》第37象是对辛亥革命的专题预言
推 背 图
第叁十七象 庚子 震下巽上 益
http://www.jjlm.com/tuibei/p37.gif
谶曰
汉水茫茫 不统继统
南北不分 和衷与共
颂曰
水清终有竭
倒戈逢八月
海内竟无王
半凶还半吉
..................................
金圣叹：
「此象虽有元首出现，而一时未易平治，亦一乱也。」
——看了上面的图象文字,可以明白:《推背图》原文每幅图象,都是由卦、图、谶、颂组成。另外，最后还有一段明末清初著名文士金圣叹的评语——由此可知《推背图》至少不是清朝人士所作、更不可能是今人之伪作。
4.《推背图》第37象【图】解孙中山“国父”之称虚假透顶
图中一人,其头不是常人之头:头顶不平整圆融,上有一道犁沟(农民犁地,土翻朝两边,称为犁沟。犁与黎是谐音,寓意是黎人,黎民百姓）,站在洪水中,手里捧着一个砍断的人首,无身人头。
黎人的黎,乃黎元洪之姓也。首级者,头,首就是元,一元复始,开始，中华民国的开端。这既包含黎元洪名字中的元字,也包含袁世凯袁大头之姓“袁”的谐音,还包含辛亥革命大功臣极力维护共和体制、有“三造共和”美誉的段祺瑞的姓氏“段”字：因为图中黎人所捧首级,是砍断(“段”的谐音)了的首级；第三,还含有袁世凯本是真正迫使清帝退位的关键性人物,是中华民国正式的开国元首,可惜最后搞了称帝蠢事,于民国的建立和建设,实属有头无尾。洪水,既是黎元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说明中国黎民百姓此后要陷在百年枭雄黑道乱世的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灾难和痛苦。
这里似乎看不到孙中山的影子。
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实肇因于立宪派的保路运动,直接起因则是由反对孙中山在边境搞小打小闹会党暴动而主张在京畿或者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的宋教仁系的革命党人所发动,实实在在是体制内清军士兵开枪倒戈,而不是体制外平民起义,更不是会党暴动。10月10日打响第一枪,紧接着就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一把手)。这混成協協統形式上相当于现在的旅长；实际上拿现在军队数量布防情况与当时军队数量布防情况相比较,当时的混成協協統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军长,甚至是集团军军长。若以当时清王朝教练新军挂帅人物而言,北方主要是袁世凯,南方主要是黎元洪。黎元洪当时已经深孚众望,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当时或仅仅次于袁世凯。这是起义士兵拥戴他做军政府都督的重要原因。由这样一位清王朝新军将领出任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首脑,更实实在在进一步坐实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是体制外会党暴动平民起义,而实实在在是体制内清军军队倒戈!
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武昌起义哪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共两党为了维持他们专制独裁合法性,可耻地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真相,刻意制造孙中山神话,还能再继续下去吗?今天以“反共英雄”自居,一个劲鼓吹体制外发动民众走孙中山不断进行暴力革命道路的人,你们还能够跟在国共两党屁股后面，继续更加肆意扭曲历史、神话孙中山、以不真实的历史经验去误导民众吗?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１９１２年元旦）前，即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是湖北军政府在行使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方面首脑机关的职权,湖北军政府是辛亥革命的旗帜。湖北军政府在武汉三镇的攻守战中表现坚决，积极支持革命军的战斗。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对于稳定民心、稳定军心、争取所在地区全体军队的一致支持投入武汉保卫战,在当时当地确实是起了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著名革命党领袖黄兴,武昌起义发生时,人在香港。获知武昌起义后,才经上海赶来武汉,当即受到黎元洪的盛大欢迎,并且设坛拜将,授予“战时总司令”之权责。可是当北洋军冯国璋部进攻武汉三镇,接连拿下汉口汉阳之后，“鄂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次日便乘船赴沪”!当素以懂军事著称的革命党人并且是负有武昌起义之后辛亥革命保卫战“战时总司令”权责的黄兴,在武汉保卫战的紧要关头临阵弃军逃离战场之后,黎元洪仍然坚守武昌……
嗣后,黎元洪数度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大总统。反对袁世凯称帝,继袁世凯之后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忠实于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共和制,确确实实始终如一是辛亥革命开创中华民国的重要代表人物。
值得指出的是: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时,在美国的孙中山毫不知情,数天之后才从报纸上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两个半月之后(1912年12月25日)，才从美国回到中国。
因此,人们有必要发问: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涉足的孙中山和作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站在第一线的湖北军政府第一号人物的黎元洪,两相比较,谁才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标志性人物?是孙中山吗?对此,孙中山自己也不能不承认黎元洪是“民国第一伟人”——即使按照枭雄孙中山自己的说法,“民国第一伟人”乃是黎元洪,而不是孙中山!
何况,黎元洪后来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等史实,使黎元洪负有“三卫共和”之评价（见附录:《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黎元洪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任期内,遵循共和制度,是中华民国体现共和制度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最好的时期（见拙著《一请不要故意淆乱“北洋政府”时段，二请拿出比较数据来！》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8/chenyc/30_1.shtml：《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毛泽东共产党政府能够比得上的吗？》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8/chenyc/29_1.shtml）
黎元洪最终的盖棺定论,诚如他去世后,后人在他墓碑上对他的八字评价:“共和磐石”、“乾坤正气”。
黎元洪这些作为,与从来就没有掌握过统一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权的孙中山相比较,谁更有资格代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吗?
今天中国人必须从国共两党近百年神话孙中山的欺骗宣传中醒悟过来,不仅要看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并不是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而且,尤其必须正视如下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正是孙中山早在中华民国一建立（１９１２年）,马上就在１９１３年打着“二次革命”旗号,针对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发动武装叛乱,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且一再进行武装叛乱,搞地方武装割据,分裂了中华民国,而且最后确实推翻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初年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共和政体制度,把中国推入了苏俄斯大林模式党天下党国体制隐性帝制的万丈深渊!
拿这样真实的孙中山和真实的黎元洪比较一下,谁更能代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与共和体制?这是泾渭分明不言自明之事——黎元洪的共和制正气与孙中山的枭雄黑道隐性帝制邪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孙中山这样一个邪恶到家的祸害中国百年的枭雄黑道鼻祖、党国体制隐性帝制肇始者,为什么不反映在中国未来学经典《推背图》中呢?笔者也正是带着这个疑问,反复端相反复研究此《推背图》第37象。最后,才在圣灵的引领和启示下,终于恍然大悟:请看这黎人戴帽子的部位,两耳轮以上长出耸立的毛发,与其头顶上犁沟中间凸起的地方,不是就如同一个中文“山”字形吗?这里分明预言了:一.【在人头戴帽子的部位】出现“山”字形,预言了孙中山【冒(帽)领】了中华民国的顶尖创立者、国父称谓；二,预言了孙中山冒充中华民国的顶尖创立者、国父的假话,要等对此谎言怒发冲冠的义人来彻底戳穿；三,这个负有天命前定责任来戳穿假国父谎言的义人，到底是谁呢?此《推背图》第37象图像分明画出标志出的是：把冒领的假国父冠戴彻底冲跑者,不是别人,乃是一贯以发义言著称、能够口吐双刃剑（一刃断政治是非，一刃断宗教是非）的耳(尔)上毛发直立(上长=晋)者!
在这里还很有必要指出:国共两党动辄就把中华民国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人掌权的“北洋政府”,一概以北洋军阀当权予以蔑称。今天人们有理由发问:请问蒋介石是不是军阀?毛泽东是不是军阀?客观事实是蒋介石毛泽东是比北洋军阀更大更恶劣的军阀——蒋介石是颠覆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三权分立共和政体实行党国体制隐性帝制的彻头彻尾的反动军阀!黑手党蒋介石（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亲手暗杀了辛亥革命元勋光复会领导人之一陶成章）的中华民国,是背叛了辛亥革命共和原则和理念、颠覆了中华民国三权分立共和政体而确立了以党治国党国体制的假中华民国,蒋介石搞的是国防委员长白色军阀独裁!毛泽东更是步孙中山蒋介石后尘,打着“共和国”的旗号,完全实行的是集古今中外专制独裁暴政大成的超级专制独裁隐性帝制,搞的是军委主席红色军阀独裁!
5.【谶】语预言孙“国父“之称是末世中国枭雄黑道谎言乱世的典型
“汉水茫茫”,汉水又称汉江,发源于陕西汉中市米仓山,蜿蜒三千余里,到武汉汇入长江。这里以“汉水茫茫”直指结束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发生在汉水之旁。武昌起义证明了这一点。
“不统继统”，清帝宣统逊位,继之以中华民国总统统治中国。这里明确含有非宣统、非承袭清朝统绪,非承袭既往帝制政体皇帝称谓的总统,成了新的统治者的意思。有意思的是,清王朝最后两位皇帝,一曰光绪,二曰宣统,连起来就是统绪,是否意味着整个中国帝制统绪的终结?
而且,“不统继统”也似乎暗示了另外一层意思,后来会跳出来一匹不属于天命法统的黑马,冒牌篡取了中华民国正式开国总统地位,被误导尊为中华民国“国父”的事件发生。这是更深一层次的“不统继统”?——一不合天命法统:《推背图》没有他的位置；二也不合乎中华民国法统,并非经过正常法律程序选举出来的正式的开国“总统”，事实上既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迫使清帝退位对推翻帝制起了关键作用的实力人物,窃取了篡夺了中华民国真正合法的开国总统的名份,被妄称为“国父”:可见这是一个上不遵循天道,下不遵循法理伦常的【乱世】!把这样一个孙中山冠以“国父”之称,甚至把孙中山这样一个一再暗杀同党政敌和新闻记者的人,冠以“共和革命之父”的称号,实在是末世中国百年枭雄黑道谎言乱世的典型!
“南北不分”,一是先分南北,南为武昌起义鄂军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为北洋新军挟持的清政府。尔后才有南北议和。最后不分南北皆为一统。
“和衷与共”,一者,此四字内中,已经明确含有“共和”二字,含有废除帝制,实行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共和制的预言；二者,从后来的事实看,这“和衷与共”四字,还似乎进一步含有“不统继统”政权,后来被枭雄黑道篡夺,背叛了辛亥革命共和原则和理念,颠覆了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复辟演化成党国体制隐性帝制,最终引狼入室,被共产党政权所取代: “与共”,葬送给共产党了。
6.【颂】辞进一步明确预言武昌起义是军队倒戈,而不是孙中山会党暴动
“水清终有竭”，有清一朝,扩大了中国版图(把东北三省、外蒙古、新疆、西藏都纳入了中国版图，收复了台湾),绥靖了长期为害中国的北方边患,防胡已经无需长城和战争,而是通过和亲与宗教信仰喇嘛教来维系,人口繁衍……等等。但是,王朝兴旺有时,衰败也有时。时候一到,“水清终有竭”，清朝是要灭亡的。清朝连续三位皇帝(同治、光绪、宣统)50年皇宫中未闻儿啼,都无后……可见天命前定,清王朝气数已尽。而且正如同北京城元大都所建皇城前面并列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早已预示了元、明、清三朝灭亡的时限和原因。正阳门预示了元朝灭亡于至正年号，为大明朱元璋所取代。大明者,太阳也,朱者,赤色,太阳升起之色也；崇文门预示了明朝灭亡于崇祯年号,而且是灭于文臣宦官专权乱政；而宣武门则预示了清朝灭亡于宣统年号,而且是亡于武将清王朝军队主力新军练兵大臣袁世凯之手和武昌起义军队倒戈——请看此天命前定：清王朝哪里是亡于孙文的?
“倒戈逢八月”,明确预言武昌起义,不是什么体制外会党暴动,平民起义,而是清王朝体制内军队倒戈。时间在农历八月（公元1911年10月10日,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
“海内竟无王”,一预言实行共和制,取消了皇帝君王；二预言此刻没有真命天子；三一个竟然的“竟”字,说明中国社会没有真命天子是不行的。预言“不统继统”这个朝代,不可能实行王道，无王的天下,将会形成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武力说了算,霸道横行,纷乱是必然,反清自然要反出一个混浊之状,要有一个混乱时期一个混乱之世,要出混世魔王——孙中山蒋介石都是混乱之世开启隐性帝制的枭雄,是辛亥百年乱世肇始者,乱世之王,继他们之后的毛泽东,就是集他们乱世枭雄黑道的大成者。毛泽东一方面给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一方面又能够迷惑百姓感恩戴德称颂不已,是把隐性帝制推向极致的十足的混世魔王!
“半凶还半吉”，推翻帝制,看起来是一个进步,结束了清王朝家天下统治,开创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共和制,是吉祥之象。但是,因为没有真命天子,乱世枭雄将起四方,大行枭雄黑道,未几又将推翻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共和制,而代之以党国体制一党专制领袖独裁,实行比公开的帝制更黑暗、更毒辣、更邪恶的隐性帝制,人民将失去言论……自由等等基本人权,甚至注定要遭逢名副其实的土匪空前绝后的大抢劫。名副其实的土匪窃夺了国家政权,掌控了国家机器,政府成了匪府,使抢劫合法化,将中国人民百姓祖祖辈辈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都全部抢劫殆尽,一概归匪党所有……中国平民百姓在匪党专制独裁暴政的奴役下,更为痛苦遭殃,在黑暗中沉沦……因此《推背图》预言说,“不统继统”这个朝代是“半凶还半吉”之象,金圣叹亦评述此第37象所预示的时代是“亦一乱也”。
7.《推背图》第37象益卦【彖辞】有关蒋介石的预言要点
益卦【彖辞】如下: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行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皆行”
——【彖辞】是《易经》对每卦作出扼要判断和对问卜回答的重要话语。在这里直接预言了中华民国的要点,除了“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这些字句反映了世道走向民主共和之外,值得注意和玩味、更具体的预言,一是“中正有庆”四字；二是“木道乃行”四字。
中正者,蒋介石号蒋中正。“中正有庆”就是后来中华民国大权落入了蒋中正(蒋介石)之手。
木道者,木已成舟,舟行渡海,如益卦爻辞六四所说“为依迁国”——中华民国播迁到台湾之谓也。
中国大陆是在蒋介石手上“其益无方”丢弃于中共的。但是,当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利涉大川”,有机会(毛泽东错误决策出兵朝鲜卷入韩战)总结了经验教训,有所改过行正道,得顺风,一帆风顺。“凡益之道,与时皆行”，能够与时俱进,以成有益之道,保守住了台湾,使台湾得以没有被中共武装占领,中华文化得以在台湾保留和传承。
8.《推背图》第37象益卦【象辞】有关蒋经国的预言要点
周易象辞分大、小象辞。大象辞,是说明卦象的文句;小象辞是说明爻辞的文句。这里指的是说明益卦的大象辞。
益卦【象辞】如下: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这里“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预言的就是蒋经国面对风雷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经过风雷激荡的思想斗争,“见善则迁”，顺应了世界民主潮流,“有过则改”,决心抛弃和改变“党国体制、一党专制、领袖独裁、军队党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一套斯大林模式,取消戒严令,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还政于民,在台湾成功地施行和实现了民主化和平转型。
造就蒋经国在台湾成功地施行和实现了民主化和平转型的原因,关键在于一是见善,二是知过,三是能改过。
具体讲,一,蒋经国本人有在苏联斯大林模式反人道极权专制社会基层生活过的亲身体验,对斯大林模式党天下、领袖独裁、军队是党卫军……等等罪孽,深有了解；
二,迫于中共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担任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带来的对国民党台湾的国际形势的巨大压力；
三是迫于中共对台湾从未间断的颠覆活动以及台湾《美丽岛》杂志以及江南命案等等事端的压力,知道台湾不变不行,不顺应民主化历史潮流不行；
四是从中共在大陆的一系列专制独裁暴政中,看到了只有民主变革才可能动摇中共专制独裁统治,保卫台湾中华民国的安全,进而可以以民主统一中国；
五是蒋经国看到了《特权论》这一深刻剖析和抨击斯大林模式罪孽和指明民主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著述（７９年台湾电台曾经对大陆广播过《特权论》(又名《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下同),台湾报章杂志亦对《特权论》多有评述如题目为《民主墙上的奇葩》等等）。蒋经国正是因为有了在苏联斯大林模式社会基层生活过的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才能深刻理解和决心接受《特权论》的思想理论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张。于1984年启动了台湾民主化和平转型……
所以,蒋经国先生才真正是还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共和原则和理念的“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伟大人物!台湾民主化,是蒋经国先生对中国社会的重大贡献,而根本不是致死还在念念不忘“以俄为师”,还在不忘致书斯大林苏联同志的孙中山!
孙中山遗嘱所谓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建立三权分立民主共和政体的民主革命,而是通过北伐战争,建立斯大林模式党国体制背叛辛亥革命共和理念和原则、颠覆三权分立民主共和政体制度的反革命?事实摆在那里,读者明鉴。
至于爻辞之解读,因为已经越出了本文的主题,所以在此就不用多讲了。
9.《推背图》预言准确性的根据和来源:《易经》是《圣经·恒约》篇章之一
《推背图》对中国政局千年演变之所以能够准确预言,根本原因不仅仅是作者精通《易经》八卦,更重要的是得之于天启——上帝的启迪。
具体讲,《推背图》预言所依据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群经之首《易经》。汉语中文“易”的意思,就是变化。《易经》主题就是研究变化之道。《易经》研究变化之道的方法,则是从阴阳、八卦、天地人三才、万物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和反作用的发展变化,来作为推演未来的法则和线索。
因此,在讲述或者理解《推背图》对当代政局演变的预言之前,需要对《易经》的基本构成有所了解。
《易经》由八经卦乘8,而64卦,每卦由卦、卦辞、彖辞、象辞以及爻辞组成。卦，相传是伏羲根据天(上帝)所降河图洛书启示而创,迄今已经少说有5000余年历史。卦辞、彖辞、象辞,相传均系周文王被商纣王系狱时所作,爻辞乃是周文王之子周公所写。距今亦有3000余年历史。最后,还有相传是孔子所写《易传》，对《易经》原理原则,加以注释和解说,是对《易经》义理哲学化的表述。
在我看来,卦辞、彖辞、象辞、爻辞,均是上帝启示周文王和周公所写,是上帝赐给人类可以用来和上帝沟通,通过虔诚祷告占卜求问,上帝旨意能够以文字显示于人的瑰宝。属于既往东方先知书之首。是上帝启示东方先知写成的《圣经·恒约》篇章之一。《圣经永约全书》应当包括旧约(以摩西五经为基础的犹太教经典)、新约(以耶稣话语四福音书为基础的基督教经典)、恒约(以中文原创《圣灵福音》、《圣灵神舟》为基础的合教经典和古今堪称经典的重要的东方先知书）以及其他一些为人类实践经验证明和认定是上帝圣灵启示先知写出的经典。
10.《推背图》第37象益【卦】有关近现代政局的预言要点
此第37象的卦,是由震下,巽上两经卦组合成的益卦。也就是说,益卦是由八经卦之第四卦震卦在下面,八经卦之第五卦巽卦在上面,叠加而成,为64卦之一。
震卦所代表和象征者,为木,为长子,为东方,色为黑青……
巽卦所代表和象征者,为风,为长女,为东南方,色为青绿……
巽之方位是东南方,就中国地理而言,在广东广西。此卦预言了中华民国王气肇始于东南方,发祥于东南方。
先有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太平天国于广西金田起义,打到南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推背图》正是从此事开始进入巽宫巽卦，以第34象预言洪秀全太平天国事的）。
接着广东又出了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掀起变法维新立宪运动,在中国知识界和政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主张变法维新,直接进入制度层面的改革,并且影响到清廷光绪皇帝,实施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立宪运动直接切入制度层面的变法言行和席卷朝野的公车上书以及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等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比起孙中山的边境小打小闹会党暴动局限于“反清复明”的反满种族“革命”,起点要高得多,更具有共和革命的代表性,对推动晚清的制度改革影响也要大得多（这点由当时响应辛亥革命的省份,大多是康梁立宪派人士发动反映出来,也可由当时立即站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边的湖北立宪派代表人物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的行动看出来）。应当说,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立宪派居功厥伟，功不可没。
面对国共两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在此辛亥百年之际,不能不特别强调指出: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主要代表者,是康梁维新变法制度变革之立宪思想和运动,而不是孙中山局限于“反清复明”的反满种族“革命”会党暴动!
……之后,一直靠搞帮会黑道“反清复明”的广东香山县人孙中山卖身投靠苏俄,依仗苏俄共产党势力,搞以俄为师,接受了苏俄卢布枪支弹药,听命于苏俄顾问团,在广州开办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领导北伐成功,推翻了由黎元洪段祺瑞等人所竭力捍卫的辛亥革命成果共和政体,而代之以斯大林模式党国体制,夺取了中华民国统治权……
孙中山满脑子做洪秀全第二帝王梦、满脑子“反清复明”“驱逐鞑虏”种族革命,非常缺乏民主共和理念原则和素养（请参看拙著《陈泱潮三论孙中山》http://blog.boxun.com/hero/2007/chenyc/97_1.shtml）,是其最终背叛辛亥革命共和原则和理念,颠覆了中华民国初年所建立的三权分立共和政体制度,引进斯大林模式党国体制祸害中国的内在的思想根源。
巽之色为青。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最后将中华民国国旗定为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嗣后，中国大陆果然大白天被赤化,除台湾外,“全国山河一片红”,国民党丢了大陆,跑到位于中国大陆震位(东方)的台湾小岛,孤悬一角，偏安一隅……中华民国之命运,与其旗帜图案颜色含义,何其相似乃尔!
中华民国现行之国旗图案颜色,终将面临台湾民主力量动议更改——而中共国五星红旗,则不仅预示着中共国血染山河,暴虐无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且，也预示着中共国最后一定要四分五裂！
能不信天命前定能不信举凡国家大事不是上帝主宰的吗?!
附:
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2011-10-11 05:13:20
李钟琴
一
中国人对凑成整数的纪念日都特别看重，我本俗人，亦难免俗。值武昌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借送女儿到武汉上学之机，我特意去瞻仰了湖北新军工程营旧址和首义广场，回顾先贤之壮举，聊发思古之幽情。
工程营旧址早已被湖北省总工会所占。步入其院内，只见右侧立有一座三枝步枪构成的纪念碑，碑后是古色古香的廊亭，当年的工程营住房等遗迹已荡然无存。
首义广场倒是建设得气势恢弘、花团锦簇，广场南边的阅马场，是当年黎元洪设坛拜将的地方，此时正在整修。北边的鄂军都督府（武汉人称之为“红楼”）还保留原貌，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人家不对外开放。都督府大门前的广场上，立着一个身着长袍马褂、手柱拐杖的小老头的铜像——不用看底座上的说明，大家也能猜得出，这个小老头就是孙中山先生。
武昌起义胜利之时，孙中山先生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打工。他是在武昌起义三天后才从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消息的，不禁叹道：“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两个多月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年底，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此时清政府已经离垮台不远了。人们常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那是由于不明真相！
辛亥革命，是经社会精英启蒙、由底层小人物率先发难、社会各阶层人士继之而起，最终全国上下合力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划时代事件。中山先生固然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鄂军都督府前立他的像，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合适，起码对一个人有失公允。这个人，说出来大家可能会不服气，他便是在历史上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时任鄂军都督府大都督的黎元洪。
既来之，便想写点什么。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以及武昌首义的小将们，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了。于是我想写写黎元洪，以此纪念武昌起义一百周年。
二
在历史课本上，黎元洪是被列为军阀、投机政客一类的反面人物，不仅在大陆的形象不好，在台湾也不受待见。我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和电影《建党伟业》，黎元洪的形象实在让人没法喜欢。特别是《建党伟业》里的黎元洪，简直就是个袁世凯的奴才。袁世凯叫一声“宋卿”（黎元洪的字），黎元洪便低眉顺眼地小跑两步答道：“臣在。”熟悉近代史的人应该知道，让黎元洪在袁世凯面前称臣，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民国初年的黎元洪，那可是威震四海、万众钦仰的首义英雄。舆论誉之为与袁世凯、孙中山并列的民国伟人，孙中山则称黎元洪为“民国第一伟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大骂袁世凯，鄙夷孙中山，却唯独服膺黎元洪。
当年威风凛凛的“首义都督”、大名鼎鼎的民国总统，怎么在后人的心目中竟是这般猥琐？
有人可能说了：“床下都督”，算什么英雄好汉？
据传，武昌起义之时，黎元洪吓得钻到了小老婆的床底下，被起义军发现后拖了出来。此时起义军群龙无首，需要找个职务比较高的军官以资号召，乃用枪逼迫黎元洪做了革命军的都督。
贪天功为己有，靠投机而发迹，实在不怎么光彩。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说说“床下都督”这盆污水的由来。
作家斐高才先生曾在海峡两岸查阅了大量典籍，发现“床下都督”之说，起于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枪杀首义将领张振武之后。当时革命党人办的报纸斥袁、黎为杀害首义英雄的“民贼”、“屠夫”。《震旦民报》主笔蔡寄鸥撰文称黎元洪于起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随后报上又登出马野马、蔡寄鸥创作的小说《床下英雄传》，于是“床下都督”不胫而走。不知何时，进一步演绎成黎元洪藏到了小老婆的床底下。再说了，看黎菩萨那心宽体胖的块头，想钻到床底下，恐怕也不容易呢！
而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武昌起义亲历者的回忆证实黎元洪当时躲到了床下。相反，倒是有很多黎元洪并非躲到床下的第一手资料。
黎元洪在写给清朝海军提督萨镇冰的信中，特意说明自己“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自证当然不足信，幸好，还有当时亲历者的旁证。
民国初年，反清组织日知会会员张难先曾遍访武昌首义的当事人，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明确指出，黎元洪是“避入房中”，并非被起义士兵从床下拖出。此外，武昌起义参与者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曹亚伯之《武昌革命真史》亦持此说。
时隔近百年，大陆又发现了武昌首义当事人的新证词。
2010年7月2日，《长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武昌首义志士遗稿为“床下都督”黎元洪还原历史》的报道，文章说，最近发现的辛亥首义志士朱树烈先生的遗稿，披露了若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详细记录了抓获、逼迫黎元洪的经过，朱树烈先生正是此事的亲历者，并且曾举刀以自杀逼迫黎元洪就任。遗稿说：“吾党同志蔡济民、王文锦等在黄陂一带追寻黎元洪踪迹，其时黎正在其参谋刘文吉宅内，隐匿不出。蔡向黎从容正色而言曰：‘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黎闻之始出。”可见，黎元洪当时正在刘文吉的家中，并没有钻到小老婆的床下。
一方是个别文人在小说中的信口雌黄，一方是众多事件亲历者的回忆、笔记、遗稿，哪个可信，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正确判断。
正如人们对《三国志》知之不多，对《三国演义》却家喻户晓一样，相比于历史亲历者的枯燥记录，绘声绘色的文学作品自然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可叹黎宋卿为小说家言竟背了百年黑锅，这样的“冤情”又岂止黎宋卿所独有？难怪小袁老师愤愤然曰：“历史算是个什么东西！”
三
即使黎元洪没有钻到床下，但他毕竟不是主动起义的英雄，而是被动革命，因人成事。只此一点，就使他难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豪杰。
起义军人以枪相逼，黎元洪一开始并未就范。据朱树烈先生的遗稿，黎元洪“态度沉默，不多言语”，一次（应是三日之后）都督府开会，朱树烈见黎元洪仍不愿就都督之职，“偏处一室，视若无事”，到会人员嘈杂纷乱，秩序极不正常。“本人处此，不禁捶胸顿足，大呼：‘清兵统领黎元洪，吾辈既经诚恳拥戴汝为首义都督，布告、照会，宣传中外，定大计，决大疑，都督应完全负责，理应如何兴奋，竟如此因循观望，非薄我辈不足与为，即是效忠清室。倘清兵张彪率兵反攻，势必鱼溃鸟散，我辈死不足惧，汉族人从此万劫不复，汝之禄位不但不保，立即身首异处!’”喊罢，朱树烈即拔刀相向，有人将他抱住，朱即欲举刀自杀，这时有人喊道：“全体起立，都督出席开会。”
之后的事，诸多记载大同小异：黎元洪应允就职之后，一改呆若木瓜之形象，即刻主持军政会议，誓言“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如果说熊秉坤等革命小将们是造时势的英雄，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出的英雄。
武昌起义并非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直接发动和领导的起义，而是由湖北的两个反清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清末的反清革命团体多得很，相比于光复会和同盟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只是小社团。共进会与同盟会是有联系的，其在湖北的领袖是孙武（并非孙文之弟）；而文学社只是湖北的一个反清团体，社长是黎元洪部下三营左队充正目（相当于代理班长）蒋翊武。明明是一个旨在武装反清的组织，却起了个风花雪月的名字“文学社”，无非是想麻痹政府有关部门罢了。共进会虽然有同盟会作靠山，但在湖北新军内部的实力却不如文学社，所以，两个组织协商共同发动反清起义时，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遗憾的是，起义军的一二把手，在关键时刻却很不给力。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租界警察循声搜捕，孙武等人虽然逃走了，但两个组织的名册却留给了租界当局，租界当局遂将名单转交湖广总督瑞澂，瑞澂立即派清兵按图索骥，当天便抓获文学社的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人，蒋翊武寻机逃走，而彭、刘、杨三人当夜即被瑞澂杀害。
次日，也就是10月10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风闻党组织的名单落到了清军手中，起义计划暴露，他们面临被血腥清洗的危险。疾风知劲草。工程营士兵熊秉坤当机立断，以工程营共进会代表的身份，组织工程营的士兵提前发动起义，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就在两年前，张之洞病笃，摄政王载沣前去探望。张之洞按下葫芦瓢起来的时局深以为忧，载沣却大咧咧地说：“不怕，有兵在！”载沣岂会料到，正是他的兵，要了大清的命。
50年后，末代皇帝溥仪听说熊秉坤来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主动提出与其见面。在宴会上，溥仪向熊秉坤敬酒，称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被推翻者向当年的叛逆者敬酒，堪为历史一趣闻也。
扯远了，再回来。由于武汉的清军主力被抽调到四川去镇压护路运动，武汉空虚，所以起义军仅用十来个小时就攻占瑞澂的总督府，控制了武昌城。
而此时，起义军的领袖蒋翊武、孙武、刘公却生死未卜，找不到人，起义军群龙无首。临时副总指挥蔡济民是个排长，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军职最高，也不过是个连长。而且，吴兆麟事前并不知道起义之事，与后来的洪哥一样，他也是被起义士兵们用枪逼着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蔡济民认为他们的军职卑微、声望太浅，不足以号召全国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力主找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他们的长官、湖北军界二号人物洪哥，便成了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等革命小将们的一致选择。
四
武昌起义成功是偶然，而革命军胜利后搬出黎元洪这尊菩萨，则是历史的必然。
革命军坚持要让黎元洪做军政府大都督，并非有些书上所写的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形势的需要。
据一些武昌首义当事人的说法，在起义前，革命军将领们就已经考虑到，如果起义胜利后没有合适首领的话，就拥护黎元洪为领袖。
若说堪当义军领袖的反清豪杰，莫过于声望远播的孙、黄。而孙中山此时在美国，黄兴在香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起义军将领们才有抬出黎元洪的打算。当然，大家都清楚，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让他出来做领袖，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那么，他们为什么偏要选择黎元洪呢？
革命军临时副总指挥蔡济民说得简明扼要：洪哥“在湖北负人望，且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
他们借重的，是黎元洪在湖北的巨大声望。
都说名气是虚名，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政治或经济利益。洪哥的名声绝非浪得，那是他打拼几十年才积累下的政治资本。
在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才华横溢、头角峥嵘的人物，如果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往往难以在政界军界出人头地。黎元洪出身贫农，小时讨过饭，长大后投军觅食，参加过甲午海战，战败后跳海，本不会游泳的他就因为穿了件救生衣，竟从波滔汹涌的大海中侥幸逃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后他的运气奇好，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官至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相当于旅长）。
张大人虽识才爱才，却也敌不过人性的弱点。他明知黎元洪“知兵”，是不可多得的干练之才，却一直让他位在不学无术的张彪之下。因为张彪跟随张之洞多年，被张之洞视为心腹。张之洞还把自己宠爱的一个丫环嫁给了张彪，因此张彪被时人戏称为“丫姑爷”。“丫姑爷”嫉妒黎元洪的才干，生怕被取代，一有机会就在张之洞面前说黎元洪的坏话，还曾多次当众羞辱黎元洪，黎元洪深知“疏不间亲”，只能逆来顺受。时间长了，便历练出他宽容大度、忍辱负重、温柔敦厚、老成持重的性格，人送外号“黎菩萨”，谐音“泥菩萨”。
黎元洪后来做了民国大总统，已经失势的“丫姑爷”腆着脸前来求助，黎元洪不计前嫌提供了帮助，这是后话。
张之洞被清廷调到北京后，湖北前后换了几个一把手，但黎元洪的官职一直没有得到升迁。有一任湖广总督叫陈夔龙，其女儿病死，在湖北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十万元，而黎元洪仅送了几元钱，这让陈总督内心极为不满。时隔不久，汉口慈善机构募捐，黎元洪一捐就是三千元，武汉的民众倒是对洪哥交口称赞了，可这让陈总督怎么想？
更重要的是，黎元洪在军界甚得“军心”，有“开明”之号。他深知专制制度之落后，对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从心底抱有同情，因此文学社、共进会才能够在他的部队里大规模发展下线，几乎使他的混成协成为清一色的革命军队。对此，他是睁一眼闭一眼，乐见其成。有人上告他的部下有人剪掉了辫子，他反而替剪掉“猪尾巴”的士兵开脱。1904年，反清组织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黄兴的书信被清兵截获，报到黎元洪那里，黎元洪立即通知刘静庵逃离武汉。1906年，黎元洪奉命率部前往湖南去镇压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进军前，他召集军官训话说：“吾侪此行，当先辨暴徒之性质，果为党人含有政治上之意味，诚不必与战，宜设法解散之。若土匪，尔等宜努力绝之，以绝根株。”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被捕，黎元洪则出面将其保释……
黎元洪凡此种种，实与革命党声气相通。革命党一致同意请他担任军政府大都督，又何怪焉？用时髦的话说，难道这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五
说黎元洪是首义元勋、民国伟人，关键还要看他对共和、对民国有何特殊贡献。
在我看来，如果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举的话，黎元洪则有“三护共和”之功。
首义勇士们拿下武汉三镇之后，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时之局势，其实是危如累卵。清政府闻报，立即派大军南下“平乱”，武汉弹丸之地，又能支持多久？
黎元洪之所以不愿立即就任军政府大都督，一定有许多顾虑。此时的黎元洪已经四十七岁，比起那些天不怕地不怕、血气方刚、敢想敢干的革命小将们，自然要思前想后，谋定而后动。但他一旦作出决定之后，便忠实履行自己的誓言，率领武汉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清军四十余天，为其他省份的起义赢得了机会和时间。
黎元洪出任革命军领袖，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对人心的影响，
《后汉书》载，王莽改制，倒行逆施，汉光武帝刘秀之兄刘縯（字伯升）欲率宗族子弟起兵造反，乡亲们吓得抱头鼠窜，曰“伯升杀我”。及见刘秀身着绛衣大冠出现在起义队伍之中，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都放下心来。
正当反清革命的危机关头，武汉父老发现温和谨厚的“黎菩萨”竟是革命军首领，又怎不发出“谨厚者亦复为之”的慨叹！事实也证明，“黎菩萨”的出山，迅速稳定了武汉三镇的局势。当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布告贴出后，一位武昌起义亲历者记述说：“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黎元洪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清政府体制内的开明人士，他们纷纷协助革命党人“光复”本省，或打起反清义旗，或宣布独立，不到两个月，便有十七省脱离了清政府，革命形势顿时一派大好，武汉也由此转危为安。
本来，湖广总督瑞澂逃出总督府后，并未跑远，而是乘一只舰艇在长江上观望。他原以为这只是一小撮士兵作乱，不久即会被平定。当听说乱军首领是黎元洪时，顿时绝望，下令开船远逃。
在革命党人中以懂军事著名的黄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从香港取道上海赶往武昌，途中曾对亲信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必须取而代之。但等他抵达武昌之时，黎元洪令人制作写有“黄兴到”字样的大旗以鼓舞人心，并在江边列队欢迎。之后，在都督府前面的阅马场设拜将坛，大张旗鼓地拜之为“战时总司令”，交付军事指挥全权。此举有利于借助同盟会的影响力，团结各地反清革命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反清统一战线。有人认为黎元洪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意在学刘邦拜韩信为将之故事，有自比汉高祖之野心。我看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太不了解这个“黎菩萨”了。
清政府派水师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来协助陆军镇压，黎元洪亲自给萨老师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保全武昌。萨镇冰见信后沉吟良久。他既不愿做清朝的叛臣，也不愿屠杀自己的同胞，竟弃军而走。黎元洪一封书信，便令清朝海军瓦解，堪称民国史之奇闻也。
受命于危难之际，使共和大业转危为安，黎公护卫共和之功岂容抹杀乎？
六
随着南方反清阵营的壮大，革命军与清军沿长江一带相持不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便宜了一个在河南彰德府洹上村垂钓的渔翁。
这个渔翁曾把自己端坐船上悠然垂钓的照片拿给报纸发表，以示自己从此优游林泉，不再问政。但是，他的复出，也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此时的清廷，没有人能够统一指挥袁世凯一手训练出的六支北洋新军。而南方的革命烈火已经燎原，亟需袁世凯出山挂帅。
于是，这个渔翁走出洹上村，变成了袁钦差，不几天又变成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
唐德纲先生称袁世凯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良有以也。袁世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借清政府打革命军，以革命军压清政府，最终逼迫清朝皇帝退位，民国政府妥协，实现了国号、政体的嬗变，使三千年帝制的中国，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变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在当时实是众望所归。
本来，南方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代表议和时，就曾达成共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谁料到了1911年（农历辛亥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因其反清革命先行者的身份以及巨大的声望，被十七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就职。“首义都督”黎元洪则全票当选临时副总统。
袁世凯闻讯大怒，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南北议和顿时面临破裂的危险。1月1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的代表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孙中山审时度势，将临时大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也是不得已之举。黎元洪的地位则稳如泰山，仍做他的副总统，兼任湖北都督坐镇武昌。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黎元洪拥兵武汉不放心，乃于1913年年底逼迫其赴京就任副总统，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以笼络之。
如果袁世凯后来不是鬼迷心窍上演一出帝制闹剧，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华盛顿，起码也是民国第一伟人。
历史总是充满了遗憾。1915年12月12日，已是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在身边一群小人的忽悠下，终于粉墨登场做起了洪宪皇帝。
令袁世凯意想不到的是，一直全力维护他的副总统黎元洪，竟成为一块让他搬不动、挪不开、打不碎的“共和磐石”。
袁世凯称帝前，曾多次派人去征求黎元洪的意见。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黎元洪还是非常清醒的，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他在帝制闹剧甚嚣尘上之时对记者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作者注）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
尽管黎副总统铁骨铮铮，义正辞严，怎奈袁大总统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过皇帝瘾。袁世凯“登基”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有人建议黎元洪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妨虚与委蛇，暂且接受封号，再从长计议。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此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黎元洪下毒手，即使遇害，副总统乃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相始终，亦足以名垂千古。黎元洪闻言频频点头，大声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袁世凯见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乃派文武百官一齐出动，到黎宅致贺。黎元洪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尤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说罢径自回屋，留一班帝制余孽呆在那里面面相觑，黯然解散。
袁世凯不死心，又命九门提督（相当于北京卫戍司令）江朝宗到黎宅跪拜宣封。让手握兵权的江朝宗来规劝，颇有些武力威胁的意思，谁知黎元洪毫不畏惧，指着江朝宗的脸大骂道：“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
此时的黎元洪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无兵无权，没有行动自由，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拒不与袁世凯合作了。据说蔡锷将军（字松坡）离京前曾密访黎元洪，蔡锷说：“欲解决此事，惟有武力。”黎元洪叹道：“你我身在樊笼，何得出此？”蔡锷答道：“大计已定，请您候我出京四十日后，必有佳音。”不久蔡锷潜返云南，扛起了护国战争的义旗，黎元洪在北京闻讯叹道：“松坡不愧英雄本色！”
作为民国副总统，黎元洪能做到置生死于度外，坚定不移地捍卫共和，对当时人心的影响，实在是难以估量。袁世凯在称帝后立即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与黎元洪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
七
黎公之“三卫共和”，乃在张勋复辟之时。
袁世凯去世后，黎副总统依法继任大总统，手握政府实权的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号称袁世凯麾下“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性格倔强，清廉耿介，心高气傲，敢做敢当。武昌起义后，有勇无谋的“北洋之狗”冯国璋干劲太足，接连拿下汉口汉阳，武昌岌岌可危。鄂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次日便乘船赴沪。
冯国璋在汉阳龟山架起大炮轰击武昌城，与龟山只有一江之隔的鄂军都督府顿时处于清军的射程之内，以至于黎元洪不得不率都督府人员跑到城郊暂避。
深知“狡兔死走狗烹”古训的袁世凯比黎元洪还急，亲自致电冯国璋，让他悠着点。之后，袁世凯另派段祺瑞为湖广总督，接替冯国璋到湖北与民军作战。心领神会的段大将军审时度势，一面派员与革命党人议和，一面率前线四十六名清军高级将领两次通电全国，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并威胁清政府中的顽固分子说，要“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1912年2月11日，段祺瑞率部分军人进京，第二天，隆裕太后便乖乖地下诏宣布清帝退位。此即段祺瑞“一造共和”。
袁世凯帝制自为，段祺瑞与黎元洪的态度一致，极力反对，袁世凯大怒，下令免去其陆军总长之职。袁世凯的登基大典，黎元洪与段琪瑞均拒绝参加。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撤销帝制后，不得已请出能力超强的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并未替袁世凯收拾局面，而是消极怠工，是为段祺瑞“二造共和”。
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便有“二造共和”之美誉；黎元洪同样也反对袁世凯称帝，说其“二卫共和”，孰云不妥？
袁世凯一死，段祺瑞就成了大权在握的“北洋泰斗”，如何看得起一尊没有实力的“泥菩萨”？黎元洪之为人，人敬他一尺，他敬人一丈。虽然性情柔和，但柔中有刚，棉里藏针。段祺瑞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对段总理日益硬气，结果一来二往，总统府与国务院便闹起了“府院之争”。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黎段彻底闹翻，黎元洪干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段祺瑞负气跑到天津，忠于段氏的十余省的督军们则纷纷宣告“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黎元洪无奈，遂招长江巡阅使张勋以调解冲突为名带兵进京。
这可真是前门拒虎，后门迎狼。张勋一进京，便露出其封建余孽的本来面目，竟跑到紫禁城迎前清逊帝溥仪复辟。黎元洪如梦初醒，立即连发数道电文，下令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责成段总理组织讨逆军进京讨伐，维护共和国体。做完这些事情，黎元洪跑到日本使馆避难。
民国建立多年，张勋及其所部官兵仍没剪掉脑袋后面的那条猪尾巴，其拥护清廷之心路人皆知。而黎元洪却误以为张勋不忘旧主，忠诚可靠。就因为张勋曾扬言：“黎元洪是个好人，忠厚长者，如果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张某一定帮他。”以致病急乱投医，铸成大错。我认为，这是黎元洪从政生涯中犯下的最大过错。不过关键时刻，黎元洪又一次作出正确选择，坚决护卫共和体制，并摒弃前嫌，成就了段总理“三造共和”的壮举。
段祺瑞虽然仍对黎元洪恨恨不已，但还是很痛快地接受了黎元洪的总统令。因为没有黎元洪的命令，他就没法复任总理，也不能合法地组织军队讨逆。
或曰，黎元洪反对复辟，维护共和，实是出于维护自身权位之考虑。毕竟，清帝复辟之后，他的总统宝座也就坐到头了，损失最大的就是他。诚然，黎元洪是共和体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主要受益者之一，他拼命护卫共和，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他护卫共和，绝非仅仅为了自身利益。
平定张勋之后，段祺瑞亲自到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回总统府，而黎元洪却搬到了东厂胡同旧宅，然后通电全国引咎辞职。冯国璋也假惺惺地登门劝驾，黎元洪坚辞总统之职，并通电检讨自己五大失误，表示既铸大错，无颜再居大位。“心肝倘在，面目何施”？“若必使负疚之身，仍尸高位，腾嘲裨海，播笑编氓，将何以整饬纪纲，折冲樽俎？”表示自己今后将“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表现出政治家普遍缺乏的廉耻感，实属难得。
八
而后人认为黎元洪的主要罪过，并非招来张勋复辟帝制，而是与袁世凯合谋擅杀首义英雄张振武，并助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
先说张振武案。
张振武在武昌首义中与蒋翊武、孙武并称“三武”。当初大伙公推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张振武并不赞成，扬言不如杀掉黎元洪祭旗。黎元洪与张振武之过节，盖早埋伏笔于此矣。军政府成立后，张振武担任军务部副部长。
张振武参加首义之功，不容抹杀，但他在革命暂时成功后便迅速腐败，也是事实。他自恃有功，飞扬跋扈，贪污受贿，为害一方。起义后他广纳姬妾近十人，其中叶某、鲁某还是两个女学生。其卫队达百人以上，到黎元洪的都督府皆荷枪实弹，常令黎元洪如芒刺在背。因为他用公款购买军械以劣充好、账目不清，黎元洪过问了一下，张振武便当面拍案斥责，让善于忍耐的黎菩萨也忍无可忍了。
由于张振武手下有兵，黎元洪只得借故将其调到北京，同时密电大总统袁世凯，请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凯正想笼络黎元洪，对这个要求当然不会拒绝，遂令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及其同党、将校团团长方维抓捕枪决。
此事一经披露，舆论大哗，毕竟擅杀首义元勋不得人心。袁世凯岂能背这个黑锅？乃将黎元洪的密电公开，于是黎元洪在国人的眼中一下子由“菩萨”变成了“屠夫”。黄兴更是连电质问，黎元洪只得发一长电，列举张振武十四条罪行，解释自己请求袁大总统立诛张振武的三条苦衷。电文中说：“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堪称名句。此电一出，舆论才渐渐平息。
但在当时以及后世，仍有很多人认为，张振武即使有可杀之罪，也应公开审判明正典刑。不经审判便秘密处决，有悖民主共和之法治精神。其实黎元洪对此已经作过解释，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军人率部铤而走险，如同家常便饭。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又发生了数起兵变，虽皆被黎元洪弹压，毕竟数次惊魂。时局未稳，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对付手握兵权的骄兵悍将，以军法就地处决以绝后患，似乎也无可厚非。
九
黎元洪帮助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杀了不少国民党人，这是国民党得势后对黎元洪的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二次革命”的导火索，缘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案。三天后，此案便告破获，嫌犯应夔丞、武士英落网。据从应夔丞家中搜出大量文件、电报，又牵出了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各种证据链条显示，枪杀宋教仁的凶手是武士英，武士英的指使者是应夔丞，应夔丞的指使者是洪述祖。而洪述祖与宋教仁无怨无仇，缺乏杀人动机。至此，人们以常理推断即可明白，刺宋案的幕后黑手是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而指使赵秉钧的，只有袁世凯。
因为，宋教仁雄心勃勃要在中国推行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在一个月前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议会中获胜，下届国务总理已非宋教仁莫属。这不仅令嗜权如命的袁世凯感到了威胁，更让即将丢掉总理宝座的赵秉钧坐卧不安。所以说，干掉宋教仁，符合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利益。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宋教仁，这个观点，几乎成了历史定论。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从案发后袁世凯的表现来看，尚不能证明袁是刺宋案的指使者。案件牵连出洪述祖后，袁世凯立即下令抓捕，并让赵秉钧请病假以待案件水落石出，由段祺瑞代理总理职务。如果不是孙中山一意孤行要武装讨袁，刺宋案似可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
近百年来，也一直有人怀疑刺宋案的主谋是孙中山。因为应夔丞不仅与洪述祖有联系，也与孙中山的心腹陈其美联系密切，而且，此人曾担任过孙中山南京临时总统府的庶务长。
随着宋教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跃升，孙中山渐被架空。更重要的是，宋教仁的政见与孙中山分歧日深。如果除掉宋教仁，孙中山既可以重掌国民党大权，又可以嫁祸于袁世凯，乘机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是臆测之词，属于“有罪推定”，不足为凭。
按照由洪述祖而赵秉钧而袁世凯的推论，那么，国民党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立宪派领袖汤化龙，也可以把账算到孙中山先生头上。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实不能将推论作为历史定论也。
1915年12月27日，被誉为“报界奇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在美国被暗杀，凶手逃脱，这在当时成为一桩悬案。直到六十年后，凶手刘北海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说，刺杀黄远庸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因为黄远庸曾在报上骂过孙中山。
如果后人能够发现像刺黄案这样的人证或物证，或可使刺宋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否则，我们与其相信推论，不如仍将它当作一起迷案。
就在宋教仁被刺后的第五天，正值案件通过法律途径顺利审理之际，孙中山先生从日本抵达上海，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武力讨袁。黄兴则表示反对，主张在法律轨道内解决。次日，恰闻袁世凯未经国会批准，欲向五国银行大借款，被议会和舆论视为非法，于是，孙中山即以宋案和非法大借款案为由，积极部署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可惜的是，这次革命由于得不到社会各界的理解，甚至许多国民党人也不支持，所以，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迅速失败，本由国民党人占据的四个省被袁世凯的势力占领，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要员不得不亡命海外。
在“二次革命”风波中，黎元洪审时度势，站到了袁世凯一边。他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省都督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他与当时许多人士都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案件，没有必要借助一党控制的武装力量与中央政府叫板，这实与叛乱无异。此风一开，神州战乱则不知将伊于胡底。
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还有时任云南都督、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首揭“护国战争”义旗的蔡锷将军。
“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使国民党受到重大损失，袁世凯的势力深入到长江以南，其野心大为膨胀，以至于做起皇帝美梦来。本来在古老中国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共和气象，就因为“刺宋案”和之后的“二次革命”，遂陷入了帝制和军阀混战的泥潭，实堪浩叹！
十
黎元洪的历史使命，在张勋复辟之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毅然离开北京搬到天津做寓公，投资实业，也算是明智选择。
谁知时过五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徐世昌大总统赶下台，执意要请黎元洪“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黎元洪深感军阀混战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觉得还能东山再起做点事情，便向曹、吴提出“废督裁兵”的条件，声明不答应不出山。曹锟闻报，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说：“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骂归骂，他还是听从了他的子玉老弟的意见，请黎元洪出来充充门面，等局势稳定，再取而代之。
没有掌握枪杆子的黎元洪，有什么资本对军阀们“杯酒释兵权”呢？其共和宪政理想注定是场白日梦。甫过一年，黎元洪便被曹锟赶下了台，又回天津做寓公了。在被逼交印的时刻，黎元洪愤而举枪自杀，幸亏侍从上前夺枪，子弹射偏，仅伤其耳。
经历此劫，黎元洪回天津后专心致力于实业，遂成巨富。他热心教育，多次慷慨捐资办学。据说蒋介石北伐时打到山东，要没收中兴煤矿，但听说这个煤矿的大股东是黎元洪时，便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的我不能没收。”但蒋的部下仍胁迫黎元洪赞助军饷100万元。
每逢双十节，黎元洪都要在府中张灯结彩，说，我作为民国的一个平民也应该庆祝。可见他对共和的感情之深。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5岁。
次日举行公祭，社会各界人士前往黎宅告别这位首义元勋，蒋介石也亲往吊唁。黎元洪当年的老冤家、已下野闲居的段祺瑞前来祭奠，“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虽曾为政敌，但二人犹惺惺相惜，也没有使出下三滥的手段互相诽谤、暗杀，历史课本上的“反面人物”，有时比某些“正面人物”更加堂堂正正、襟怀磊落，更值得后人感念。
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的灵柩迁葬到他的发迹地武昌，南京政府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全国下半旗志哀，参加公祭者达五万余人。
黎元洪的灵柩被安葬于武汉市洪山区土公山南坡，墓前建有高大牌坊，牌坊正面刻有四个大字“共和磐石”，背面正中刻着“乾坤正气”，可谓盖棺定论。可叹的是，文革期间，黎元洪墓被红卫兵掘开，墓园被毁，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1981年，武汉市政府根据全国政协的意见，投资约2万元在原墓后侧重建一座简易新墓，墓碑上刻“大总统黎元洪之墓”。
晚年沦为帝制余孽的严复认为黎元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但是“才不胜德”。而对政治家来说，我宁愿他们“才不胜德”，不也要他们“德不胜才”。其实黎元洪并非无才，只是不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罢了。他坐镇武汉时即首倡“军民分治”，率先实行“省长制”。他主张以法治国，禁止武人干政，毕生捍卫共和，都展现了他超过时人的远见卓识。其书法刚柔相济，功力深厚；其所作对联用词典雅，对仗工整，文气十足。
人无完人。在有着源远流长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黎元洪，还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往往都显得力不从心，没有人能做到完美谢幕。而中国人喜欢以成败论英雄，崇拜的往往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强势人物。哪怕此类人物折腾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仍能高居神坛接受膜拜。对像黎元洪这样的曾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厚道人，国人的评价却极为吝啬，甚至歪曲之、污蔑之、丑化之，最终淡忘之。这在其个人固为遗憾，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悲哀？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黎元洪作的挽联，可谓持平之论。联曰：
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
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武昌首义一百周年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评价“共和磐石”黎元洪，“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据相关史料撰写，考虑到篇幅及行文流畅，恕不一一注明。）
[10/30/2011 7:29: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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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背图》看辛亥革命：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 [#9278: 48523, 0/62] - 陈 泱 潮 (10/30/2011 7:29:53 PM)
你为孙中山的狡辩是站不住脚的！
今日认识孙中山真相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百年来受国共两党欺骗宣传蒙蔽的良民，是该醒悟的时候了!
答复某网友来信问:“不知陈老先生揪住那个已经成为化石的孙中山不放,是为啥？”
陈泱潮
2011-10-29在线即复
不能正确认识过去,就不能成功地把握未来。
孙中山是百年来中国误入歧途的根子，是引进苏俄党国体制实行超级专制独裁隐性帝制祸害中国的罪魁祸首!
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政治道德败坏、以至于使整个中国社会道德崩溃、社会状态几近毁灭的百年枭雄黑道鼻祖!
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孙中山的真面目认识不清。不仅中共以神话孙中山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护身符，而且,某些高叫“民主共和”的人，其实又在误导中国重复走孙中山枭雄黑道祸国殃民的老路!
一个不知道吸取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中共党文化的剧毒,一是无神论,二就是通过神话孙中山毛泽东来神话党……
百年来受国共两党欺骗宣传蒙蔽的良民，是该醒悟的时候了!
作为致力于中共国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如果继续跟在国共两党的屁股后面,在今日比国共两党更加卖力神话孙中山,客观上不是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而是在误导中国民主革命误入歧途,在证明中共继续孙中山“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合法性与正确性！更不可能制定出推动中共国民主革命制胜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陈泱潮批驳Waitforu43在陈泱潮文集《有识之士切不可做党文化应声虫更加卖力地神话孙中山》http://blog.boxun.com/hero/201111/chenyc/1_1.shtml一文后的跟帖
2011-11-1
1.当时有没有国会?有没有法律?袁世凯是不是国会选举确认的合法总统?为什么不通过国会和法律解决?非要发动战争进行叛乱不可?孙中山一再发动战争搞武装割据,不是首开中华民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先河是什么?
2.党就是组织,列宁主义政党的要害就是其组织方法。孙中山搞绝对服从其个人的帮会党,比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更加专制独裁,更加具有黑社会性质。而且是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之后,情节时间更加恶劣!
3.关于宣传,你如何解释孙中山-蒋介石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之说?你如何解释当时孙中山广东叛乱地区的报章管理事态?你又如何解释孙中山暗杀新闻记者黄远生事件?
4.孙中山手书给其接班人蒋介石的“中国革命必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是不是事实?这是你这一类人能够推翻能够狡辩得了的吗?
5.你支持暗杀?暗杀活动本质上都是见不得人的反法治的恐怖活动,何况是一再暗杀同党不同意见者和没有任何暴力强权的新闻记者如黄远生……而且都发生在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你为孙中山如此卑鄙恶劣的罪行辩护,还知道尊重生命尊重法治吗?
6.你公然胡说“就算让日本占领东北，也比让俄国占领好点吧”——你不觉得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言论吗?
7.我在《三论孙中山》一文中已经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要害是假民主共和、真枭雄黑道！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大汉族主义……至今中共就是拿民族主义作为挡箭牌来抵抗普世价值的。中共从孙中山那里接手过来的民族主义,是今日毒害广大青年把他们异化成愤青的海洛因摇头丸！
8.孙中山当权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部长是共产党人谭平山,宣传部长是共产党人毛泽东……这是不是事实?把责任推给孙中山手下人,为孙中山卖身投靠苏俄引狼入室祸害中国开脱罪责洗青卖白,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在互联网时代还如此丧心病狂愚弄读者,你不觉得有愧于心吗?……
9.你根据曹长青没有坐过牢,又原本是中共干部,就断定他是中共特务了?辛亥年原本是不是中共干部,有没有坐过中共的牢?他又高调和中共保持一致神话孙中山,鼓吹民族主义……按照你的逻辑,辛亥年是不是中共特务?
附:Waitforu43谬论
曹的绝大多数观点是错误的。对他提出的八条可以简单地反驳：
一是在有实现宪政民主机会的情况下，仍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
驳：当时的国会根本无实权，不可能合法倒袁。孙中山仅仅是倒袁护法，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何况反袁不是反对民国。曹连国家与统治者的区别都不知道？曹的观点是共匪观点。
二是组织列宁式政党。
驳：国民党效法了某些苏俄的组织方法，但国民党不是列宁主义党。列宁主义是无神论，无产阶级专政，外加公有制。而国民党是尊重宗教自由，追求宪政共和的党。曹的观点是共匪逻辑。
三是都把新闻当作宣传。
驳：所有政党都有权通过新闻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否则就是独裁。国民党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曹难道支持控制舆论剥夺一个合法政党的发言权？共匪逻辑。
四是都推崇、师法苏联，“以俄国为师”。
驳：孙中山仅是联俄，争取俄国军火支持。但他从来不接受共产主义。联俄的同时他明确申明要坚持美国式的民主。所谓三大政策是共产国际在孙去世后造的谣言。曹显然支持共产逻辑。
五是都用黑道手段镇压异己。
在战争年代，暗杀可能是最人道的手段。比起袁世凯黎元洪等对革命党人的大屠杀要仁慈多了。
六是都为目的不择手段，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孙与日本有联系，但领土没有出卖。更何况人民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为了推翻满清，暂时的国家分裂是可以接受的。就算让日本占领东北，也比让俄国占领好点吧？联日反俄是好策略。
七是孙的“三民主义”跟毛的“新民主主义”异曲同工，基调都是群体主义。
胡说八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无神论，无产阶级独裁，公有制。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所谓民族是人不论种族，肤色，宗教文化都是平等的。所谓民权就是公民参政自由，信仰自由等政治文化权利，即自由。所谓民生就是发展经济，让所有人获得生存，即博爱。三民主义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曹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来是被共匪洗脑时间太长。
八是帮助了中共发展壮大。
联俄容共确实给了中共利用国民党的机会，但不能说是孙中山在帮助中共。三大政策是鲍罗庭汪精卫等人为了对付蒋中正等右派力量而制造的谣言。当时孙已经去世。孙中山活着时，共党被他牢牢控制着，没有机会扩张。孙去世后，汪精卫廖仲恺等左派为了联共反蒋，才放纵共党发展。联共的元凶是汪精卫这个左派汉奸。
曹对历史狗屁不通，竟然引用共匪逻辑来反对孙中山。他就是共党海外特务。他最近靠拢民进党，可能是为了打入敌营。
曹长青在胡说八道。有关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应该读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一书。曹所列举的八条错误是他的主观胡说。曹这人原本是个中共干部，没有被中共关押过，六四后出国。有人估计他是中共的特务。
[11/4/2011 1:22: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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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孙中山的狡辩是站不住脚的！ [#9315: 4094, 1/14] - 陈 泱 潮 (11/4/2011 1:22:21 AM)
zt：来自孙文同乡老人的投书 [#9316: 710, 0/14] - 陈 泱 潮 (11/4/2011 1:24:52 AM)
有识之士切不可做党文化应声虫更加卖力地神话孙中山
@CDZCYC 陈泱潮推特文
2011-11-1
223.回顾辛亥百年来中国人祸劫难史,追根溯源莫不与孙中山引进苏俄斯大林模式党国体制有关。可惜百年来国共两党大力神话孙中山，致使中国良民,绝大多数对孙中山的真相懵然不知。如果民运人士也继续跟在国共两党屁股后面更加卖力地神话孙中山，还搞什么民主革命?请君一读《孙中山的八大错误》。
附:
曹长青：孙中山的八大错误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01日 转载)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高调捧孙中山。两个曾对立了近百年的政党，却在孙中山上找到共同点，实为一政治景观。
国民党捧孙中山，因孙曾是国民党总理，并被尊为“国父”。国民党要通过捧孙来凸显他们权力来源的正统性，是结束清朝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那为什么共产党也热衷捧孙？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孙中山的那套理论和做法跟共产党相当接近，他们是思想上的“战友”；孙的联苏容共政策，帮助了中共发展壮大，孙是中共的“恩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在有实现宪政民主机会的情况下，仍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
辛亥革命虽叫革命，但却没有什么流血牺牲、人头落地，就结束了清王朝。中国解除了党禁报禁，有了选举和国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宪政前景。但孙中山却热衷武力解决问题，在宋教仁被暗杀事件发生后，孙竟不顾很多人主张的在法律层面“倒袁”，即通过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解决，走宪政民主之路，而是坚持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倒袁世凯政府。此举动摇（摧毁）了中国当时相当脆弱的宪政基础，使中国失去了一次重要的走向议会政治的可能性，为后来军阀间的武力“倒来倒去”提供了恶劣先例。最后中国最大的“军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用“枪杆子”把整个中国“倒”到自己手里。
二是组织列宁式政党。
孙中山虽曾旅居美国，但明显地，他既没有学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这个根本精神，当然也就没有学到如何建立一个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他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建立“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裁。他强调，加入国民党的人，“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国民党总章》曾规定，所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孙都有权否决，而且还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强调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孙中山晚年更是主张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后来毛、蒋各自建立党国，都是用这种逻辑，即用群体的名义，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实行独夫统治。
三是都把新闻当作宣传。
中共是靠暴力和宣传起家的，而孙中山早在毛泽东之前，就热衷办“党报”，要用“党的喉舌”达到“高度思想统一”（跟后来毛的统一思想等一样）。孙要“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形成一种声音。这种宣传高于新闻，新闻等于宣传的做法，国共两党是不谋而合，孙、毛两人一脉相承。
四是都推崇、师法苏联，“以俄国为师”。
对中共来说，是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毛泽东们是按俄共模式起家的。而孙中山也是崇拜苏联，曾给蒋介石写信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还断言：如果我们不以俄国为师，就绝不会有成就（原话：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百合吉尔（M-C Bergere）在她的《孙传》中说，共产党诞生那年孙中山跟共产国际搭上关系，把国民党改组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据这位女学者考证，连国民党的党纲，都是当时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按照苏共的党纲起草的，由廖仲恺译成中文。
孙中山留下的遗嘱有国事版和海外版两套，其“海外版”是写给苏联共产党的，其中不仅歌颂“不朽的列宁”留下“真遗产”，还称苏共们为“亲爱的同志”，告并诉苏共他已“令国民党”跟俄国合作“提携”，那口气完全是一家人。
五是都用黑道手段镇压异己。
历史上曾发生国共两党杀“两章”事件：周恩来主导杀害原同志战友顾顺章的妻子家人八口，蒋介石曾暗杀革命元勋陶成章。周杀顾全家，是因顾被捕叛变，周要灭门报复。而蒋杀陶成章，则是取悦孙中山，因陶对孙搞“一人党”非常反感，曾严词批评，成为孙的心头大患。几年前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证实，是蒋本人亲自去上海医院病房暗杀了陶成章。蒋在日记中坦承此事是他干的。蒋杀了陶成章后，更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孙中山所以欣赏这种暗杀，因他本身也是这么干的。当孙发动二次革命倒袁时，据章士钊回忆，可用之兵只有南京的第八师，但该师将领不情愿。孙中山则拿两万银两收买该师的营连长，“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章士钊感叹，孙中山“贿买杀人，自乱步武。”简直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所以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历史学者袁伟时研究这段历史时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组织”。
六是都为目的不择手段，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中共为巩固统治，几年前曾跟莫斯科签约，把当年俄国从中国夺取的土地（相当40个台湾)一次性永久给了俄国。孙中山也曾用出让本国领土，换取外国支持。孙当年竟游说日本，说如获资金等支持，“满蒙可任日本取之”。“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甚至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孙中山还私下对日方承诺，一旦主政，将给予日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条件是日方出钱出力帮他推翻袁世凯。
七是孙的“三民主义”跟毛的“新民主主义”异曲同工，基调都是群体主义。
孙在《建国大纲》中阐述“民生”时，强调的是由政府解决人民衣食住行；谈到“民权”时，主张的是由政府训练人民行使四权；谈到“民族”时，更是强调国家。对“民权”，孙还认为建立民国就是实现了民权，所以在袁世凯当选总统时，就宣布三民主义已完成两项（民族、民权），今后只需抓民生。所以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大政府和国家主义，而不是个人自由。国共为什么能在孙中山的问题上“统一思想”，就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相同的根基之上∶那就是国家、民族、群体，高於个人权利。
八是帮助了中共发展壮大。
除了想法、做法跟共产党接近之外，孙中山还帮助了中共的发展壮大，他是共产党的恩人。孙当年不仅有“联苏、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还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人加入，担任重要职务，这都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和实力壮大的推手之一。孙的夫人宋庆龄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同党、共产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孙中山传》中说，中共之所以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政策。因为这等於是联合纵容共产党。
所以毛泽东早就高度评价孙中山，称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庆祝中共国庆时，还在天安门城楼那挂着 “马恩列斯毛”像的广场旁竖立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就是感激他帮助了中共，最后把国民党的命“革”到台湾。孙中山跟列宁等一样，成了共产党的“真遗产”。（caochangqing.com）
2011年10月10日于美国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10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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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之论。这段尤好。这是那些“胜者王侯败者贼史学观的无耻之徒 刘因全 [521 b] 2011-11-04 13:07:05 [点击: 28] (1169869)
关于宋教仁被刺案真凶到底是谁——正告为枭雄黑道孙中山狡辩者
陈泱潮批驳Waitforu43在陈泱潮文集《有识之士切不可做党文化应声虫更加卖力地神话孙中山》http://blog.boxun.com/hero/201111/chenyc/1_1.shtml一文后的跟帖
2011-11-1
1.你给我看清楚:陈泱潮是什么“共匪无神论唯物史观”?陈泱潮是【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提出者创立者!
2.骨子里流着无神论唯物史观血液的正是你——如果你还有一星半点有神论的话,你敢为暗杀宋教仁的主使者受益人狡辩吗?宋教仁血案是中国走入历史歧途的拐点!宋教仁冤魂不会放过百年后依然胆敢要继续散布掩护真凶为主使者受益者狡辩的无行无德文人!
3.宋教仁临死为什么请黄兴致电袁世凯而不是致电给孙中山和当时的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宋教仁为什么至死都不怀疑杀己的主使者是袁世凯？！须知像宋教仁这样32岁聪明有为的年轻人,是有很强的直觉判断力的人!
4.请看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临死时给袁世凯的电文,殷殷致意,何曾有对袁世凯的半点怀疑和怨恨?
5.比较宋教仁和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以及政治利害关系,杀宋教仁者不可能是袁世凯,只能是孙中山!
6.为什么刺杀宋教仁的案发地是孙中山亲信、在此前此后素有暗杀记录的陈其美势力范围上海,而不是袁世凯管辖下的北京?须知此前宋教仁在北京搞议会活动轰轰烈烈,而被暗杀时,正是要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站验票的当下!为什么在陈其美管辖势力范围涉案人一个个离奇死亡?为什么孙中山坚持不依法追究,而是要忙忙发动战争转移视线?
7.有关宋教仁被刺杀案,真凶到底是谁?北京刑事辩护专业律师张蕴章先生有一篇很专业的文章认定袁世凯受冤枉,在宋教仁被刺案件上,愿为袁世凯作无罪辩护!请你到此网址去看看:
http://hi.baidu.com/%D5%C5%D4%CC ... 656f5af31fe711.html 北京刑事辩护专业律师张蕴章网
8.同时要请你看看刺杀宋教仁当时在场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这样撰写宋教仁墓前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于右任为何怕“直笔人戮”?为何不敢道出真相?又为何要寄望未来?此铭文是否含有已经有文字交代于后人之意(陈泱潮特此提醒于右任后人或者于右任同时代亲友后人注意发现)?于右任身为国民党元老,为何撰写宋教仁墓碑此铭文却又偏偏不直指是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
9.你如果真是有神论者,就有必要考虑你这样昧着良心昧着良知讲话,是要遭到因果报应的!那些自宋教仁被刺杀后中国从孙中山所谓二次革命开始了长期的战争动乱人祸,所死亡的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冤魂是要找你这类人讨还公道的!
附:
是谁刺杀了宋教仁?——辛亥百年28
http://hi.baidu.com/%D5%C5%D4%CC%D5%C2/blog/item/cf5acccb72656f5af31fe711.html 北京刑事辩护专业律师张蕴章网
2011年10月20日 星期四 01:50
袁世凯在陆宗舆辞去内阁时，就曾请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被坚决拒绝。民国元年10月18日，宋教仁南下省亲。沿途，他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民国2年3月上旬，宋教仁抵达上海，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10时，宋拟由沪乘火车去北京。宋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被刺客开枪射中，22日凌晨，宋与世长辞，年仅31岁。
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在死前，他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宋教仁是谁杀的?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我知道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袁世凯杀的,一说是孙中山杀的。我给学生将宪法课，一直说宋教仁是法学家，他主张议会制，袁世凯是独裁者，反对依法治国，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指责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证据很牵强，和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给人定罪的手段差不多。我又查了一下网上的民意测验“你认为宋教仁是谁杀的？”认为宋教仁是袁世凯杀的人占25%，认为宋教仁是孙中山杀的人占68%。
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只介绍了孙中山暗杀宋教仁的观点。又查了一下“百度百科”，“百度百科”倒是把两种观点都做了介绍。
如果重新审判宋教仁案，我会为袁世凯做无罪辩护。现在没有人请我做辩护人，我也没有精力去深入研究这一百年疑案。现将“百度百科”两种观点原文照录如下：
孙中山杀宋教仁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
其一，袁世凯向来无暗杀政敌的传闻，孙中山终身特别喜爱搞暗杀，孙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连绵不断的暗杀事件，而且被暗杀掉的人全是孙中山的政敌和死对头。例如，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新闻界巨子黄远庸、已取代孙中山党内领袖地位的宋教仁、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部邓坚等。事后确实证据证明陶成章与黄远庸为孙中山的人所暗杀，暗杀指令来自孙中山。
其二，宋教仁是国民党内唯一愿与袁世凯合作的领袖。唐德刚对袁宋关系有个段子：“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
其三，宋教仁与孙中山的矛盾，国民党内人人皆知。如宋教仁主张的南北调和、坚持责任内阁制、定都北京；孙中山则坚持革命护法运动、主张总统制、定都南京，明确的反对调和，声称：“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宋被暗杀死后能得到最大好处的就是孙中山，再加上宋是国民党内少数愿意接近袁世凯的一派，但却死于会晤袁世凯的途中。
其四，宋教仁对同盟会的改组成立国民党，极力排斥江湖帮会，而孙中山恰恰就是洪门红棍，其心腹陈其美、应桂馨都是青帮大佬，而袁世凯却从来与帮会无任何交往；凶手应桂馨是共进会的头目，曾担任孙中山卫队的司令、临时政府庶务长，但与袁世凯无任何的瓜葛。
宋教仁从不把孙中山当成是自己的朋友，而是将袁世凯看成是自己的朋友知己和事业同路人，而且至死不悟！1913年3月初，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胜（但参众两院都没有过半不能单独组阁），3月20日正当宋教仁以党魁身份要去北京会晤袁世凯商谈组阁之际，在上海老北站被枪杀。宋教仁也不把袁世凯看成是暗杀自己的凶手，因为根据当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他并没有对袁世凯产生实际威胁，暗杀自己对袁世凯害远大于利。宋教仁让黄兴将自己的临终遗言电报给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电报内容将民主宪政的希望全部都寄予在袁世凯的身上。三天后直接凶手应夔丞和武士英被捕获，两人与陈其美一样都是共进社成员，同属国民党阵营。4月24日武士英在离奇翻供后暴毙于六十一团营仓。（宋被杀后不到两个月，因为支持宪政和抵制二次革命而成为孙中山眼中钉肉中刺的徐宝山又被陈其美设计炸死。）“二次革命”期间，应夔丞离奇逃跑，而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也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无论是案发地点、作案人还是整出事件过程中的一切离奇背后，无不有当时在上海一手遮天陈其美的影子。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袁克文撰写的《辛丙秘苑》一书讲述了自己从1911年到1915年的见闻，书中披露，袁世凯多次派密使与宋教仁接洽，欢迎他北上，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在北上临行之前，陈其美、应夔丞等人询问宋教仁关于国民党内阁的组织办法，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听了宋教仁的想法后，应夔丞骂宋教仁是叛党，并企图当场杀害宋教仁，但被在场的人劝阻，宋教仁见此举动，便说：“死无惧，志不可夺”，最终大家不欢而散，陈其美和应夔丞对宋教仁的痛恨加深。在随后的几天里，陈应两人商议对策，宋教仁3月20日遇刺身亡。应夔丞深知兼任总理的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就通过他的秘书洪述祖骗取来自赵秉钧的密电密信。起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请赏，后来这些密电密信便成了充当了嫁祸于袁世凯的文字证据。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袁世凯杀宋教仁论
袁世凯为人阴险狡诈，一向有暗杀习惯，早在出使朝鲜时就曾提议暗杀朝鲜开化派首领金玉均，1885年10月11日他谒见朝鲜国王时的笔谈写道：“据说日本政府亦很讨厌金玉均，此时若收买一壮士将其刺死，日人既不能办朝鲜人，自必送交外署加以远配，搪塞日本人，此事不难办成。”国王写道：“关于玉贼之事，果是明见之论，当见机行事。”有关文史研究所还藏有多封袁世凯在光绪十二年至李鸿章的电稿，内容涉及如何遣使赴日暗杀金玉均一事。（见甲午悲歌：金玉均之死郑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11年11月7日袁世凯暗杀了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吴禄贞，（见何达：《吴禄贞血洒石家庄》）
1912年08月16日 配合黎元洪以恶劣的手段诱杀了辛亥武昌首义元勋，革命党人张振武（见竹山:《死于非命的首义元勋张振武》）
1916年5月18日又窜通指示山东军阀张宗昌暗杀了革命党人，原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陈英士）。
1912年7月，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一职被袁世凯解除，宋教仁曾劝告陈其美不要交出军权，陈仍决定交出军权，并说如果同志肯团结，他是可以再起的，陈其美交出军权后，国民党开始受压。
宋教仁仍热衷于议会民主，为建责任内阁不遗余力，并书生气地照仿西方议会竞选的模式，公开抛头露面，批评时政，宣传国民党的主张，影响极大，对袁世凯的独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袁世凯不得不使出了他的惯用手段，先是拉拢宋教仁要任命宋为内阁总理，遭宋教仁拒绝，后又用50万重金收买，被宋教仁退回，于是起了杀心。
袁世凯注意到了因克扣贪污公款事发而被孙中山就地免职，后又组织“共进会”自封会长的臭名昭著的应桂馨（又名应夔丞）。当时应桂馨因参与武昌兵变而遭黎元洪通缉，袁世凯便利用这个机会，要其“智囊”内阁总理赵秉均派出其心腹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南下上海收买应桂馨。洪述祖通过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关系让黎元洪取消了对应桂馨的通缉令。此后袁世凯又将应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为江苏巡查长，并给予五万元活动费。为此应桂馨对袁世凯感恩戴德，发誓要为袁氏效犬马之劳。回到上海，应桂馨用赵秉均给他的密码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电信联系，根据洪述祖的指示，他亲自选中一个叫武士英的兵痞为杀手，开始了谋杀宋教仁的计划。
我对宋教仁案的看法：
一、.宋教仁与孙中山的矛盾很大
同盟会内部两次发生“倒孙”宋教仁都是孙中山的反对者。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坚决主张定都南京（孙的势力在南京）。而宋教仁坚决主张定都北京（袁的势力在北京）。
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主张议会内阁制。
孙中山主张用革命手段治国，宋教仁主张用议会手段依法治国。
孙中山出身与洪门，本人是洪门里的“红棍”（老大级的人物），孙中山在上海依靠对象陈其美、应桂馨都是青帮的大佬。宋教仁反对黑社会组织加入同盟会。
定都北京后，孙中山没有赴京上任，宋教仁到北京上任。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联合五个政党把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使孙中山失去了同盟会总理的地位。国民党的理事长名义上是孙中山，但孙中山没有就任，宋教仁以代理理事长的身份成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威望超过孙中山。
二、 宋教仁和袁世凯矛盾很小
1.民国元年8月（1912年）袁世凯任命宋教仁为总理被宋教仁拒绝。我认为是宋教仁坚持依法办事，应当先选国会，由国会中多数党推举总理。没有经过国会推举总统直接任命总理不符合宪法。不应当解释为宋教仁不愿做袁世凯的官。
2.宋教仁离京前，袁世凯给宋教仁50万元被宋教仁拒绝。这只说明袁世凯把宋教仁看做自己的子侄，不能说明袁世凯对宋教仁仇视。宋教仁只收了几百元路费，大部分还给袁世凯说明宋教仁的清廉，也不能这么宋教仁对袁世凯的仇视。
三、宋教仁不是袁世凯的政敌
宋教仁主张议会制（用现在的话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只会限制总统的权力，不会夺取总统的位置。宋教仁不可能做总统候选人。有可能与袁世凯争夺总统位置的是革命军的黎元洪、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袁世凯要暗杀政敌应当是暗杀黎元洪、孙中山、黄兴，而不会是宋教仁。
四、宋教仁在北京宣传议会制，组建国民党，参加国会竞选，搞的轰轰烈烈，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到上海却被暗杀了。上海不是袁世凯的地盘。袁世凯要杀宋教仁在自己的地盘下手岂不更得心应手。
五、宋案发生后，袁世凯要求把嫌疑犯押解到北京审理。袁世凯一上台北京就设立了新式的法院，就建立了律师辩护制度。有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有群众旁听，有舆论监督，案情定能查明。
然而，嫌疑犯押在上海，却一个个莫名其妙的死亡或者失踪。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看守所中毒暴死，指使人应桂馨被捕后却安然越狱逃脱，最后被人杀死在火车上。只有应桂馨的指使人洪述祖四年后被北京政府抓获，经过公开审判，处以绞刑。没有证据说明洪述祖与袁世凯的势力有什么瓜葛。
说这几个人是受袁世凯收买的，证据实在不足。武士英是共进会成员，应桂馨当过孙中山的卫士长，这是有历史记录是事实。
(关于宋教仁被刺案真凶到底是谁——正告为枭雄黑道孙中山狡辩者 全文完
最后编辑时间: 2011-11-05 04: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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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之论。这段尤好。这是那些“胜者王侯败者贼史学观的无耻之徒 刘因全 [495 b] 2011-11-04 13:11:01 [点击: 35] (1169870)
陈泱潮 提上来:陈泱潮在线即复曾节明 2011-11-05 05:22:45 [点击:17]
提上来:陈泱潮在线即复曾节明
你对我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问题的文字,有很多误读之处
节明:
大作读毕。
看来，你对我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问题的文字,有很多误读之处。比如，就像中国共产党绝对不等同于中国一样,辛亥革命也绝不等于孙中山，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系列误读,我现在来不及一一指出。希望你重新全面看清楚我的立场和论点。这是第一；
其次，你的大作使我更加认识到国共两党对孙中山的神话，已经多么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的思维和心灵，今天重新正确认识和评价孙中山，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具有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我必须把这个工作尽可能进一步深入做好；
第三，感谢你的大作，使我在刚才把《从〈推背图〉看辛亥革命：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全文)》http://blog.boxun.com/hero/201111/chenyc/7_1.shtml收入我的文集和上贴到天易网时,在结尾处“中华民国现行之国旗图案颜色,终将面临台湾民主力量动议更改——而中共国五星红旗,则不仅预示着中共国血染山河,暴虐无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且，也预示着中共国最后一定要四分五裂”后面,加了这样一句也许不无意义的话:“——这或许也是对国共两党神话孙中山，国人一味盲从,甚至一些偏激分子至今比国共两党更加偏袒孙中山神话孙中山,企图刻舟求剑以孙中山作为今日中共国民主革命旗帜的报应!”
至于我的思想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更加与客观世界吻合了,还是脱节了？是更加接近圣贤之道上帝之道,还是更加庸众化更加偏激了？是更加有益于国家民族和百姓了,还是偏离了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了？是更加接近真理了,还是沦为荒谬了？我不在乎也根本不考虑当今的人们怎样去认为和评说。我深信后人和历史会公正地作出结论。陈泱潮【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一定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
祝福你全家安好!
陈泱潮
2011-11-5日敬上
冰封三尺 孫粉的誤區。 2011-11-05 02:50:00 [点击:53]
孫粉以辛亥為孫中山最大功業，誰反對孫中山誰就是反對辛亥，這種論點不但可笑而且屬於流氓行徑。
批評孫文的人從來沒有批評過辛亥的不正確，毫無疑問辛亥是近代中國人唯一做過最正確的事，但至於孫文在裡面起了多少作用、孫文的下策是否能促成辛亥的發展、以及孫文後來的作為是否破壞了辛亥的成就，則完全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今天把孫文與辛亥、國民黨、乃至於中華文化連結起來，完全是宣傳與造神的結果。這邏輯就像誰批評了中共，誰就是反對中國、就是反華份子，擁孫份子若有點民主的自知，不覺得自己跟中共沒兩樣？
一個理性的右派看孫文學說，可以看到四處都是左派以及馬列的邪說，三民主義的大政府論調斷不可能造就一個民主的中國，政府必須受到民眾的牽制才有可能生成民主的架構，絕對不是政府領導人民這種邪門歪道玩意所能做到的，希特勒、傻大姆、卡扎菲都已經徹底實踐過這套理論。就算孫文學說在百年前的當時有其進步意義，經過百年的實踐以及得自其他國家的教訓，早已成為腐朽不堪、問題重重的一個問題學說。
今天民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有旗幟沒有共識。共識為民主之基石，也是所謂的普世價值，一個光憑旗幟聚集起來的人，是成不了氣候的。如果這個旗幟還是個神化出來的人物，那更可怕，很可能走回文革的老路，今天孫粉對反孫的人輿論追殺，就是一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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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上来:陈泱潮在线即复曾节明 陈泱潮 [1677 b] 2011-11-05 05:22:45 [点击: 17] (1169999)
亥革命百年来政治运动史的启示
洪哲胜
○、引言
为参加纽约市的两场关于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研讨会和纪念会，我在
很短的时间内仅凭记忆、准备了一份可以作15分钟左右的发言大纲，
希望能够大致地点出辛亥革命以来之百年政治运动史的几点重要教
训，以供当前中国民主化运动参考。由于我知道，和流行的对于辛亥
革命的传统观点相比，我的认识有点异类，而且我相信，根据史实吸
收教训，有其重要意义，因此，我更加觉得有需要尽快把这个同题大
纲谱写成文、公开发表。大纲如有和本文乖离的文字，一律作废。
一、辛亥革命一呼“百”应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是某一个革命党根据自己的既有计划所发
动的一个起义，是因为组织机密泄露而不得不发动的一个突发事件。
但是，它在发动之后，却能够非常迅速地传播并引发广泛而且强烈的
呼应──在起义之后，50天内有14省宣布独立，在90天内宣布独立的
省份高达18个。这样的反应意味着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可以变天
的成熟氛围。
二、变天氛围谁酝酿？
那么，这样的氛围是哪些政治势力努力经营出来的呢？从起义发动以
后的广泛呼应可以看出，站出来宣布独立的各个地方势力，并非尽属
“革命派”，其中，“革命派”的势力又大抵没有超过半数。呼应举
事的地方势力、很有一些是“立宪派”人士和流亡于外国的康（有
为）梁（启超）在推动维新运动时所播下生长出来的本土“维新
派”。这就意味着：一场得以终结帝制的革命，并非“革命派”的禁
脔。体制内的“立宪派”和“维新派”的理性、公开、合法的斗争，
也会在变天氛围的成熟酝酿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更大贡献。
三、妥协逼和结束帝制
当追求变天的势力大到足以撼动清庭统治时，他们就面对了一个抉择
──是要把满清完全歼灭？或者要驱逐鞑虏？还是要通过和议用妥协
的方式让满清皇帝体面地退位，而继续享有一定的“象征性”生存空
间，从而和平地终结帝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对此，辛
亥革命作出非常高明的选择，以妥协逼和，使得清室放弃进行死前的
困兽之斗，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乱。这样的结局，和大英革命派的选择
与皇室妥协、以维持皇室架空皇权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可以比美。
这么长时期以来，英国人完全有能力单方面废掉这个契约，让大英皇
室从人间蒸发。但是，他们却宁可选择坚守契约承诺而保留皇室，这
是非常可贵的。可惜的是：中国人却早早地把一个好端端的和议契约
给废掉了。
四、（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共和民主道路
辛亥革命首义之后，首先试图走上民主共和道路的政治势力，是国民
党的中华民国。为了鼓励人们参与革命建国，孙文在《建国方略》的
“心理建设”部分，主张“知难行易”，意思是说，革命这事难以理
解，做起来却是非常容易。就象人们吃东西一样，虽然人们不知道食
物如何消化、如何提供营养、如何让人活命等等的道理，但是照样会
吃，会活。因此，人们尽管不知道革命建国背后的大道理，但是，干
革命却是应该而且简单容易的：人们只要“跟着领袖跑”（Follow
the Leader）就可以啦、听着“我党”的指挥去干就是啦！这个理论
接着提出“行而后知”，认为，不知而干，干了，你就会了，就知道
其中的道理了。孙文没有设想，如果那个“我党”只是“利用”民众
去干革命，没有让民众在干革命当中得到启蒙，干完革命的民众对于
革命的道理，还是蒙查查，他们哪里会有能力去“驯服政府”呢？而
不能驯服政府的人民又怎能够真正当家、确实做主呢？孙文也没有设
想，这个“我党”在进行统治时，会不会为了“我党”或“我党的领
导小集团或个人”的利益，对群众进行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的垄
和控制和、让“非群氓”趋向群氓、让“群氓”永远停留在群氓的状
态？这样的人民又怎有能力当家做主呢？──可见，孙文所鼓吹的
“知难行易学说”用于民主运动，并非善策，而且会把运动带入歧
途。
另外，为了解决中国内部的异己势力的“滋扰”，孙文又推出《中国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主张“革命民权”。他宣称：
“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
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
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样一
来，任何个人或团体之能否享有民权，就完全决定于国民党对他或它
的性质判定了。孙文认为，这样的“革命民权”远比卢梭的“天赋人
权”“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不承认多元、不容纳异议，这
样的“革命民权”嗣后让蒋介石引申而喊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的口号、走向法西斯道路，不是非常自然吗？
以上简单交代了国民党原本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最后却走上法西斯
道路的原委。
五、（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民主道路
在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肆虐中国的年代，共产党和其他非国民党派
蒙受其迫害。这时，共产党的攻击热点正是国民党的无共和、不民主
（参见笑蜀的《历史先声》）。但是，后来共产党主张人民民主专
政，要用党来领导这个专政，而且多次直接鼓动、利用人民去搞包括
文革在内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其结果就应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民主
导致穷人暴政的古老观察。共产党把孙文称为革命的先行者是有其道
理的，因为，专政就是把全体国民当中的异己部分排除在“人民”之
外，不让他们享有民权，把他们当作必需接受专政的对象。这个做法
难道和孙文的“革命民权”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在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默默地、偷偷地抛弃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做
法，但是保留并强化党的专政，同时还让（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
的）党的领导人自己、他们的家人、以及依附他们的钱权交易的顾客
们（clients），大家一起化公为私、闷声大发财。其结果就是：权
贵们一个又一个地占据了众多中国财团法人（Corporation）的董事
长、总经理、乃至首席执行官（CEO），戴着“共产”帽徽干着权贵
资本主义的“化公为私”的“美”事。既然如此，他们就公然站在了
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当然就极端畏惧群众，害怕群众的上访、群体性
行动，等等，等等；于是他们就刻意提高维稳经费，经常要把运动扼
杀于萌芽之中，好让权贵们安心捞钱。
以上简单交代了共产党原本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最后却褪尽一切理
想、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一个远比被马克思批判敲打的“资本主
义”可恶万倍而极其可怕的极权主义──道路的原委。
六、（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被人民驯服
1945年国民党接收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1947年，国民党
用它的劣政，造成台湾人追求地方自治的抗议；接着是“2．28”的
屠杀；然后是38年的戒严统治，和超过这个时段的白色恐怖统治。期
间，台湾人发动了采取合法斗争形式的党外民主运动，和以倒蒋建国
为诉求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两个运动的合力，促成了民进党的创建，
而民气的高涨则让国民党的独裁者──蒋经国──私底下思考了三
天，然后作出不再镇压的英明决定。这一场民主革命逼使“父死子
继”的蒋经国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开始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之所以
能够办到这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台湾人民已经在运动当中形塑
了一个初步的公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驯服政府。正因此，以往
凭借制度性暴力可以“不拼而赢”的国民党，到了台湾民主化后的初
期，不得不放下身段，用《爱拼才会赢》这首流行歌曲去当作本党的
竞选歌曲！在这个促成民主转型的革命运动当中，台湾人没有叫出
“知难行易”，没有叫出“革命民权”，也没有主张由一个唯一的党
长期领导专政。
以上说明了1949年播迁台湾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并没有把民主共和
当作国家的追求目标。但是，1996年中华民国政府被台湾人民而且仅
仅台湾人民授了权，而成为统治台湾的合法政府。既然2,300万台湾
人民驯服了国民党政权，这就使得中华民国民主化，而且本土化，从
而不再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它的统治不再是“外来统治”，而
“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就成为了“台湾人民的”中华民国。──今
日，“中华民国”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台湾的国号（≈“中华民国就是
台湾。”）；而“台湾”也就千真万确地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全
部”）领土（≈“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七、辛亥革命百年来政治运动史的启示
【启示之一】
导致变天、终结帝制的一场运动，当然是一场革命。一场革命需要一
个成熟的变天氛围。而一个变天氛围的成功酝酿，却未必就是（一个
或多个）革命党的禁脔。从辛亥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出：体制内、外人
士的公开、理性、和平的运动，也参与酝酿变天的氛围，而且，他们
的贡献并不输于“革命派”。因此，在运动当中，“革命派”不宜草
率地认定“只有先斗倒非革命派，革命才有可能成功”，从而把斗死
非革命派当作推动革命的优先工作。同样地，非革命派也得承认：一
个政治转型的变天，有着不小的空间可以让“革命派”提供自己的贡
献，非革命派不可草率地把“革命派”定位为自己之运动的挡路石。
【启示之二】
国民党和共产党尽管都有走向民主共和大道的认识、动机、以及善
意，但是他们的办法都不存在着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酝酿人民真
正当家做主所绝对需要的、驯服政府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可能达致
民主共和，而只能提供两个失败的教训。
【启示之三】
播迁到台湾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终于被人民所驯服。台湾经
验指出公民运动的重要性。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有需要借鉴台湾的民
主化经验，尤其有需要推动公民运动或公民社会运动。
【启示之四】
当推动民主转型的势力发展到足以撼动独裁者或专政者时，探索、捕
捉“和平”转型的机会是重要的，因为，“和平”转型除了免掉一场
动乱，减少生命财产等等损失之外，还有让转型更加顺遂有效的好
处。辛亥革命能够通过和议让清帝体面地下台，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同时，台湾的转型经验表明，蒋经国最后的决定不再对“擅自”组党
的党外人士进行镇压，也起到了非常正面的效果。至少它让自己的国
民党有机会转型成为民主政党，而且、还有机会通过普选、非常体面
地重新上台执政，而蒋经国自己和他的后代也避免了一场来自台湾人
民的清算。中国的民主转型，有需要仔细观察中共阵营，并且努力催
生中国自己的“蒋经国”。我一再说明，中共产生一个识时务的自己
的“蒋经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可能性是巨大的（其道理有机会
将再加以细论）。更何况，台湾的蒋经国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具
说服力的证据。
八、结语：公民运动的理论基础与《零八宪章》
【公民运动的理论基础】
在阐述了辛亥革命百年来政治运动史的四个重要启示之后，我们得到
的结论就是：民主转型需要通过公民运动。因此，我愿意在此这里简
单概括地勾勒一下“公民运动的理论基础”，用它来结束本文。
既然，“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要能当家作主，
首先，人民要能驯服政府，也就是说，人民要能让政府官员无法骑坐
在人民头上。可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因
此，被坏的政府管坏了的人民，显然有着诸多的毛病，妨碍着他们的
运动取得好的成绩，除非人民有办法在运动当中也提高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学会界定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让自己学会区分合对待长期的问题和当前的课题；
◆让自己学会集体思考并作出解决方针和行动方案；
◆让自己学会在行动之后做好反思工作，领受教训；
◆让自己学会行动前的准备工作并理解其背后逻辑；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活动，无法采用课堂上的“老师教，学生学”的单向教育方
式成功地达致，因为，尽管老师或许知道较多的讯息和知识，但是他
们本身既然也是长期在坏的政府底下生活、长大的，他们自己铁定也
是一个拥有诸多问题而有待提升的个人。由这样不好的老师用灌输的
方法，怎能教出好的学生呢？因此，上述所有这些活动，应该采取互
相启蒙的方式去做。老师不应该采取灌输的方式，“我教─你学”，
让学生囫囵吞枣，而是应该运用自己已经学会了的互相启蒙的技术，
带领大家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讨论，在这样的运作当中，学生
在参与讨论当中向老师、别的学生、乃至自己的发言学习。老师也是
一样，向自己和学生的的发言学习。因为学生和老师都得思考，都得
发问，都得回答，于是大家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如何有效而
且得体地回应的能力，全都得到提高。……
通过这样子的自我启蒙、相互启蒙，大众可以在学习和工作当中逐渐
抛弃政府强行灌输给他们的垃圾，同时提高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公民
能力，让自己不再是这个坏的政府所“全然调教”出来的旧人。这
样，人民就可以摆脱底下这个可怕的轮回：
┌───────────┐
┌→┤坏的政府制造出坏的人民├─┐
坏的轮回==>>│ └───────────┘ │<<==坏的轮回
│ ┌───────────┐ │
└─┤坏的人民产生出坏的政府├←┘
└───────────┘
因为，这个轮回被启蒙式的运动打破了：
┌───────────┐
│坏的政府制造出坏的人民│
└─────┬─────┘
↓
┌─────┴────────────┐
│坏的人民通过启蒙式的运动变成好的人民│
└─────┬────────────┘
↓
┌─────┴─────┐
┌→┤好的人民产生出好的政府├─┐
好的轮回==>>│ └───────────┘ │<<==好的轮回
│ ┌───────────┐ │
└─┤好的政府制造出好的人民├←┘
└───────────┘
以上这种可以造就群众提升自己的公民能力的运动，就是一般通称的
公民运动。当这样的运动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散播时，它就会让因为被
割裂而零星游离的社会，变成一个公民社会。因此。公民运动也叫做
公民社会运动。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大众有能力驯服政府，从而
也才得以真正当家，确实做主。
【拥抱《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9日，由刘晓波等人发起、有303人联署的《零八宪章》公
布了。它后来获得了上万人的联署。这个《宪章》先设立了
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
等六个建基于普世价值上面的的基本理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勾勒
出如下的19项基本主张：
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
人权报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
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
最后，《宪章》在结语中正确地吁求大家“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
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
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不错，《零八宪章》就是即将来临的伟大变革的建国蓝图初稿；而公
民运动则是达致变革的有效道路。因此，拥抱《零八宪章》应该是当
代中国民主转型的不二法门！
（大纲初稿，2011-10-08；本文，2011-10-11）
〔原载《民主中国》2011-10-20；http://minzhuzhongguo.org/〕
洛杉矶 [10/21/2011 12:04: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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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亥革命百年来政治运动史的启示 [#9217: 12521, 1/23] - 刘因全 (10/21/2011 12:04:14 AM)
洪前辈观点平和公允，目光犀利深沉，鸟瞰百年风云，总结经验教训， [#9218: 74, 0/13] - 刘因全 (10/21/2011 12:05:58 AM)
浓缩简评孙中山
一国国贼，
两党党父，
三国奴才【注1】，
四友反目【注2】，
五次暗杀，
六房妾妇【注3】，
七启内战，
八方杀戮，
九五春梦，
十恶屠夫。
孙“国父”的功劳嘛，他的两个儿子党--国共两党中宣部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和教科书，早就给“愚民”十足洗脑了，俺也就不总结“三民主义”“天下为公”，“联俄容共”，“扶助农工”，这种高调口水了。其实，毛泽东在1940年代所写的“民主”文章，如同某作家所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所言，比孙中山说的动听的多得多。
美国公民，日本走狗，俄共奴才，黑帮老大，搞乱中国，搞弱中华，却称国父，真是无耻之尤。孙中山影响的百年，就是战乱的百年，卖国的百年，分裂的百年，屈辱的百年。
他不择手段的最大表现就是：说得伟大，做得卑鄙。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典型。
[根据陈泱潮，任百棱，韩理，冯胜平，叶宁，袁伟时等先生的意见整理而成]
注1：
孙中山是美国公民，日本走狗，俄共奴才。特别是联俄养共，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
注2：
孙中山对中国的最大伤害，不是他的卖国，不是他的假博士，也不是他对女人的博爱，而是他与四个朋友的决裂。这四个朋友分别是：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1909年，章太炎为反对孙中山专制独裁退出同盟会，重建光复会。孙中山公开指斥章太炎为满清暗探，并指使蒋介石于辛亥革命后暗杀章太炎的好友、光复会二号人物陶成章。1912年，孙中山与热衷政党政治、组建国民党与梁启超的进步党进行议会斗争的宋教仁分道扬镳。据当时报刊记载，为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孙宋关系恶劣，势同水火。鉴于孙宋的历史恩怨和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领袖地位，有理由相信宋案的主谋不是赵秉钧而是孙中山。1913年宋教仁被刺，黄兴力主法律解决宋案，孙中山则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指责黄兴指挥无能，强行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模向他个人宣誓效忠，终于迫使黄兴远走美国。1922年，孙中山与主张“联省自治”的广东实力派军人、黄花岗起义暴动队长陈炯明决裂，兵戎相见。孙中山希望统一中国，不惜以国家领土权益为交换，陈炯明则效仿吴佩孚，主张建设地方，反对苏俄兼并外蒙，拒绝做其在中国的傀儡。
注3：
孙中山一生染指过的女人已不可考，但有名的有7位，卢慕贞夫人，陈粹芳夫人，宋庆龄夫人，宋藹龄，梅子，浅田春和大月薰。宋霭龄的臭事，不提也罢。就是六房妻妾了。
刘大生 “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于此”
南京建有孙中山的坟墓，墓门内有一碑亭，碑亭内有一石碑，上书“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文革期间，红卫兵砸碎了这一石碑，另立一石碑，碑文是：“中国国民党葬于此”。
现在到孙中山坟墓旅游，当然看不到红卫兵立的石碑，但是，解说员会津津乐道地讲述红卫兵的石碑，并将红卫兵们笑骂一通。笔者以为，红卫兵确有许多可笑之处，但是他们修改的碑文倒是不无道理。
1925年设计孙中山坟墓的时候，计划投资是30万银元，1929年公布的费用为220万银元，以后每年的维护费用是多少，未见公布。累死了多少劳工，不得而知，但是，青年建筑师吕彦直因建墓积劳成疾而夭折，却是有记载的。在国家穷困、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最艰难时刻，国民党不思进取、不求上进，却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耗巨资为自己的领袖修建规模宏大的坟墓，这是对民生主义的背叛。
孙中山坟墓究竟占了多少山地和农田，现在说法不一，有说两千亩的，有说三千亩的，也有说六千五百亩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坟墓占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袁世凯坟墓的占地面积（一百二十亩），也不亚于邻居朱元璋坟墓和孙权坟墓的占地面积。更重要的是，当年为了修建这个坟墓，强制拆迁民居民坟，搞得鸡飞狗跳，鬼哭狼嚎，使成千上万的村民和他们的祖宗不得安生，这是对民权主义的背叛。
更加荒唐、离谱的是，国民党人居然将孙中山的坟墓命名为中山陵，连民主的外衣也抛弃了，彻底背叛了民主主义。
陵者，帝王之坟也。将孙中山的坟墓命名为中山陵，岂不是将孙中山推上了皇帝宝座？
国民党的老对手是北洋集团，北洋集团的领袖是袁世凯，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大总统因为头脑发热，死前当过皇帝，但是，当得知全国军民大多反对中华帝国时，这位袁皇帝仅仅坐了八十三天龙椅就宣布改正错误了。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死后，袁世凯的儿子要求将袁世凯的坟墓命名为“袁陵”，遭到了北洋集团的坚决反对。继任大总统徐世昌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
国民党天天骂北洋集团专制独裁，天天标榜自己民主共和。但是，国民党内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中山陵”这个名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这两个集团的政治境界、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究竟谁高谁低，从各自领袖坟墓的名称上看，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国民党领导的所谓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其性质不也昭然若揭吗？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民主外衣随着中山陵的修建彻底埋葬了，此后的国民党是赤裸裸的专制党，赤裸裸的帝王党，再也不是国民的党了。所以，红卫兵没有说错，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于此”。
袁世凯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孙中山却已经当了八十多年的皇帝了。这个孙皇帝还要当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才能像袁世凯那样宣布改正错误呢？
刘大生 2010年4月11日星期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洛杉矶 [10/18/2011 11:2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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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命令刺杀黄远生
作者: 黎旭升 | 2011年06月06日 21:22 | 栏目: 我的日志
(60) 点击 | (4)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lixusheng.blshe.com/post/3413/686930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
文：赵世龙
名词解释：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省九江县新合镇址坊村人，二十岁中进士，清庭官费派往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
民国初年，黄远生先后任北京《东方时报》、《亚细亚报》、上海《申报》记者，并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中国新闻史学界称为“报界奇才”“新闻通讯文体创始人”，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
生前因大胆抨击时政，后在美国旧金山被孙中山下令暗杀。
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死因几永沉历史深潭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他的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隔着大洋，那枝铁笔仍对中国社会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因其持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批评直指要害的锋芒，为各派政治势力和军阀所忌。
黄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笔锋所指，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众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白于天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是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后来再曝出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误杀！谁叫你被认为是袁贼走狗的？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悼念会。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还得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命丢了，还得往杀了你的革命队伍上靠和站队，你说这种暴力手段和所扯开的大旗的炫惑力，厉害不厉害？
凶手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如何被杀的说法当时就更多了，如有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也有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说是“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甚至连黄远生被杀的日期也说法不一，不少材料记载其被杀害于12月27日（被杀的二日后），据后人考，其根据大概来自于林志钧为《远生遗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听见我至好的朋友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顾少川来电报告)。”而李盛铎先生写的《墓志铭》，记载被害日为阴历11月19(即公历12月25日)。
到1949改朝换代后，得国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因为从字面意思看，一贯提倡自由报人主义的黄远生，所写的这条陈上的内容，却是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新闻管制内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甚至到1984年，黄的儿子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都不能真相大白。儿子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1916年初，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据参加追悼会的远生长子黄席群回忆，遗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内，外面是一层蓝色丝绒，后来在上海加了一个木质的椁。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九江，安葬于庐山区莲花乡桂家垅之殷家坳山。
当时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大学者梁漱溟，闻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思想情感由此发生了极大转变。黄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黄的启蒙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数年时间，却正是中国现代意识和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转折关头，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找不到中国突进觉醒的突破口，也未形成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
旧的将去未去，新的却将生未诞，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空白点。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黄远生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正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驱者几乎莫不受到远生现代报人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因此将黄的死归咎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不论是与不是，既是革命倒袁的需要，也不算太过冤枉他。因为舆论本身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历来统治阶级必然要借助舆论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也要对这种具二刃性的力量严加防范。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就实行过报业管制政策。据统计，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闭的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其中最触霉头的事，是报道宋教仁被刺案，9名记者因此被杀，多间报馆被封。
先不说向来以枪对笔的各派军阀，号称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国民党、孙中山，也开了此类血腥暴力暗杀异见分子和批评者的先河，后来的国民党接班人也多循此旧例，早期的中国报人，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一再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史量才（1934年11月14日在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被蒋介石的特务人员拦车枪杀）、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罪名下令枪杀于北京天桥）、林白水（因猛烈抨击军阀张宗昌及其部属潘复，林白水于同年8月6日在北京天桥被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两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同样魂断天桥，所以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一说）、杨杏佛（因参与民盟活动，批评政府关押陈独秀等进步人士，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枪杀。）等著名报人，先后都倒在了暗杀和屠杀之下。
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是在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
国父的另一面
黄之死，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实际上没什么干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无法容忍异见的批评。孙中山为何要以暴力手段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如揭露和讥讽“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因黄远生文笔了得，在海内华人中的影响广泛，从而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文党得国的计划，孙大为恚忿，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即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70多年的“黑锅”，维护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那么，究历史旧账，孙中山到底有没有黄远生讥评讽议的这些事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这些历史没有修入后来的国共二党“正史”中。但好在那时中国已经处在资讯发达，观点多元的时代，相关的信史记载还真不少。
如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20－30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因经费问题闹翻而退出同盟会，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批评孙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后来被披露后，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均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
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另如有记载：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百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
“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
“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
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另如民国元年，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政府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限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革命党人的作派，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其与“9•18”事变后，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有关乎？这是历史的一大悬案，只能望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才能还历史之大白。终张学良一生，只承认是他自己软弱放弃了东北，而不敢提国民党在革命和谋求执政中，与日本人的历史渊源、政治交易，更不敢提坊间传说蒋介石予张的“不得抵抗”的手令，其与放弃东三省换取日本支持得国有关乎？如果是，那东北不抵抗的真相就将大白。
近年解密的史实是，“七•七事变”实为中国军主动挑起，这当然与丢失东三省、国民呼吁抗击外侮的民族怒火郁积有关，更与关内即中国，日本但有异动，即决不退让的国策有关。关内关外国策大不一样，这与执政党上台的背后密约有关。所以关内战事，一触即发，国民党以当时并不强大的柳弱之资，不惜在上海、南京、武汉连续对日发起自杀式大决战，这也是被欺压民族集体怒火喷发的历史必然。
关于孙文谋国与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求得日资的支持这些糗事，当时的时政一枝笔黄远生怎么会没有讥评讽议？就刺杀黄远生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容忍的肚量，是远远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弃其而去，也能以敬才的优待，软留一旦叛去即将至其致命一击的蔡锷于京。孙中山时为一在野党魁，竟容不得一介报人，必欲以暴力谋杀肉体消灭之。
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鲁迅早年有评论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袁氏当国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政治野心如杨度，无一不是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同时的孙中山、段祺瑞、和后起者蒋介石、毛太祖之流望尘莫及的。
这里再说说被历史涂抺得面目全非的袁世凯。近年真实还原历史面目的只有《走向共和》。此片在央视播出时，曾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因为它几乎颠覆了近现代渐成一统的史观。里面多有还原“国父”一些负面形象，也为北洋派诸公小小翻了翻案。让我们找到了李熬北大演讲时借古讽今、说“我们有什什么资格骂北洋人物”的一点根据。因为后世的诸党所为，很多方面并不如北洋当政时期。
如吴佩孚段祺瑞等北洋人物宁守清贫至死不当汉奸的高洁。如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直致其终了辞世，也没有加害过章氏的容人之量。
如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袁世凯慷慨应允，并致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垫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着那没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袁府讨帐。袁世凯此时四处起火，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拖赖，后赖不过了说让周妈先回湘，钱随后汇到。谁知这周妈是典型的“长沙里手”，天天到袁世凯府上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不是保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好歹也是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钱？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当袁下不来台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头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杀人无算的一世枭雄袁世凯竟然被拿住了，毫无办法，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完喝完，周妈照样讨债不误。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不得不如额尽付剩下的另一半“劝进费”。这是民国年间流传很广的袁世凯真实的糗事，但换个角度看，也不失胸襟诚信。
1912年黄远生借黄兴评价孙中山，在10月5日发表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教仁）系而兼黄（兴）系，绝对不愿为孙（中山）系也。”起孙总理于地下，不知他看到他死后十数年间日寇在中华大地的横行、国民党一分为二，汪伪在抗战中续承总理遗志继续对日“亲善”，而以蒋中正为脊梁的黄埔精英们，领导民族不屈不挠铁血抗日的作为，会有何辩解和感想。
历史也证明了黄远生的眼光。1924年，孙的“党在国上”的理论新鲜出炉，三民主义事实上束之高阁，党在国上被演绎得炉火纯青。如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打指模、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具状宣誓效忠，予生杀予夺之大权于他一人。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见民主转眼成个人一言堂的专制独裁，皆弃之而去。
孙中山以有组织的暴徒手段来对付“敌人”，是当年在南方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在1923年香港《华字》一社论里，批评孙中山有“北方军阀尚讲体面，有点刚直念气；南方军阀无赖而又阴狠”之语为一党执政和控国之私，可以出卖国家领土和国家利益，为将民主共和巧妙转换为个人专制执权，不惜利用权力和假革命崇高之名，要求同志予生杀予夺之大权于自己，并以威势迫使同志宣誓效忠一人，孙中山就是先例。这个党国的政治遗产日后为国共两党予以承继，并发扬光大。共和民主宪政也因党国之祸而一直空遗梦想。
但黄远生这位中国新闻第一人，虽然因为他时政批评铁笔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以他的鲜血，为后世揭示了“国父”真实的另一面、以鲜血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提醒我们人性的阴柔险诈，政治人物不可以世俗道德衡量之，世事的复杂多变，看问题切忌单一片面。
洛杉矶 [10/18/2011 2:58:21
zt:刘大生 : “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于此” [#9205: 2319, 1/22] - 刘因全 (10/18/2011 11:22:30 PM)
我应该多谢您，实事求是的读史，写史，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史书 [#9210: 332, 1/13] - 刘因全 (10/19/2011 10:11:36 AM)
关于中山陵的一段轶事 [#9211: 736, 0/16] - 陈 泱 潮 (10/19/2011 1:22:12 PM)
正视袁世凯之功与孙中山之过
辛亥革命百周年的—点感想
严家伟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在对重要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的评价上，存在
着两种偏向：一是以成败论英雄，成则为王极力美化，败则为寇极力
丑化。二是“非黑即白”，要么全盘肯定，英雄必然是“高尚、伟
大、全面──无可挑剔”，要么全盘否定，负面人物必定是“头上生
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在毛泽东暴政上台后，更把这些教条发
挥到了极致。
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已过去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再展开历史的画
卷，拂去岁月的风尘，觉得不少重要的历史人物，虽“盖棺”久矣，
“论定”仍然大有可商榷之处。孙中山和袁世凯便是这样的两位人
物。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两大政治势力集团──国民党与共产党，都
对孙中山作了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国民党更将孙中山抬到了“吓人的
高度”尊为国父。而中共因要独尊“毛术”，故不能将孙抬得太高，
而是选择性地捧孙，捧他的所谓“三大政策”，甚至把它说成是“新
三民主义”；更不惜搞个“小动作”，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
共、扶助农工”，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一字之易却大有
文章，把它自己当时只是被人家收容、容纳（这是符合当时客观历史
事实）的地位，自我“拔高”成了与国民党相互对等、平起平坐的地
位。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篡改，也突现当年孙中山这个“三大政策”
是孙氏一生政治活动中最大的败笔。
当然，必须肯定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二千余年帝
制、建立了中华民族史上、同时也是亚州的第—个民主共和国──中
华民国的伟大历史功勋。任何时候，这一功勋都必须大书特书于中华
史册上。但在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功勋中，袁世凯是起了举足轻重的
积极作用，为推动历史的前进立下了功劳的。这一点决不能因后来袁
世凯要复辟帝制便一笔抹杀，概不承认。武昌首义虽一举成功，但当
时革命党的武装力量加上倒戈起义的清朝军队，总共只有几千人。比
之于清廷的军事机器，明显处于劣势。但这时满清王室里，除了孤儿
（宣统）寡母（隆裕皇后），几个摄政亲王都是只知锦衣玉食“几曾
识干戈”的庸官腐儒。唯一的强势人物就只有北洋新军的首领袁世
凯。清廷向来以八旗、绿营为其国家正规军。八旗为旗人（满人）组
成，以“京营八旗”拱卫北京，以“驻防八旗”分守全国重地。 绿
营则为汉人之国家常备军，以镇守协助，分守各地。但到了清朝末
年，这些八旗、绿营，从官到兵都已腐朽不堪，特别所谓的八旗子
弟，更成了腐败的代名词。所以这些军队根本不堪供征战之用。
与此同时，在清朝末期便建成—支陆军，号称北洋新军。以督练处为
领导机构，袁世凯自任督练，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另
附设粮饷、军械、转运、洋务、军医等局及教习处。军制分左翼、右
翼，下设步、炮、马队、工程诸营。军中聘用外籍教练，统一配备新
式步枪、马枪、快炮，办有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四所随营学堂。
袁世凯则广为收罗培植亲信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
段芝贵等尽隶其麾下。袁世凯还制定了一套森严的军法军纪，严密控
制其队伍。许多人也许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唱的“革命红歌”《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其曲调就是当年袁世凯操练北洋军时的一首练兵乐
曲。北洋新军的建成，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始，也为袁世凯奠定了
作为北洋首领的基础。1898年，新建陆军改编为拱卫京师的“武卫右
军”。1902年扩编为“北洋常备军”。
但袁世凯毕竟是汉人，清王朝对他不得不有戒心。因此中央的军权仍
然掌握在摄政王、亲王这帮人手里。可是这帮人除了享乐什么也不
会，更不用说打仗。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个都傻了眼，更没谁敢
来请缨出战。隆裕皇后万般无奈，只好将兵权付与袁氏，令他来镇压
武昌起义军。以当时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如全力以赴扑向武昌，不说
必胜，至少革命军是处于劣势的，鹿死谁手则殊难逆料。孙中山在严
峻的形势下，被迫向袁世凯表态，在清帝退位后，自己一定辞职。接
到孙中山的“表态”的密电后，袁世凯放下心来，决心把清廷彻底掀
翻。于是他来个箭在弦上引而不发，推说“军队无饷了，请求皇族变
卖私产，支援前线”。等隆裕把什么“私房钱”都拿了出来，他仍然
口里喊打，却按兵不动。等革命的声势越闹越大，各省纷纷宣布独
立。最后袁世凯更弄出了一个“合词密奏”的方法。1912年1月16
日，袁世凯内阁的全体成员，联名上“合词密奏”，请求清帝退位。
奏文写道：
“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爵禄已不足以怀，刀兵莫知
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党人所能煽惑。民军所争者政
权，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久
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事，以顺民心”。
就这样软硬兼施，把那孤儿寡母的王室和一群窝囊废的亲王、王公玩
弄于股掌之间。1912年2月12日，苟延268年的大清王朝，以隆裕皇后
颁布的一纸退位诏书宣告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清帝逊位退出历史舞
台。不可否认，袁世凯的这一切行动都有他个人功利之目的，就是为
了等清帝退位后，他“顺理成章”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
统。但他所作的这一切却顺应了当时的革命潮流，帮助和推动了革命
的向前发展，并最终使辛亥革命在避免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情况下，
完成了废除千年帝制、建立共和的文明革命、光荣革命。从历史的角
度加以审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扮
演的是—个正面而有功劳的人物。至于后来他要野心膨胀复辟帝制，
欲皇袍加身，终至身败名裂，则是另一码事。正如白乐天有句云：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放言》五首之三）俗谚
亦云“桥归桥，路归路”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从袁世凯之后到南北议和，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了南方的政权。从此出
现南北分裂的局面。此后直到蒋介石率兵北伐的十多年中，中国北方
被称为“北洋政府”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北洋政府治下
的中国，并不象中共历史书上渲染的那么黑暗。特别是民众的新闻、
言论、出版、学术、结社、游行示威等诸多自由，不但比毛泽东暴政
年代好—千倍、一万倍不止，甚至好过北伐后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可
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开明的时期。虽然其间发生过象“3．18”这
样被称为惨案的事件。但后来证明并非当局蓄意下令所为，是士兵现
场在混乱中误射造成的。而且当时的最高执政者段其瑞，不但在死者
刘和珍遗体前长跪不起，以示谢罪；后更自行下台，且终身吃素以示
忏悔。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是“影帝”般的作秀。反观今日大
陆从镇反、土改、“反右”、“文革”到“6．4”，冤死、错杀了多
少人，哪个有良心的出来说过半句道歉的话？所以，北洋政府执政时
期，不但不可与毛泽东暴政同日而语，而且也并不比国民党政府逊
色。
与此同时，孙中山则在不断强化他的党国至上的独裁体制。所谓三民
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根本不见有落实“主权在民”的举措，而一
味强调所谓“军政时期”、“训政时期”，把宪政民主变成了一张兑
现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甚至在国民党内孙氏也搞起了个人独裁与个
人崇拜。1914年孙氏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甚至要强迫别人按手
印保证效忠他，哪有半点民主气氛？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
总统使民国陷于南北分裂。当时便有人撰联讽刺道：“国犹是也，民
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对孙氏置党
之私利于国家利益之上，不惜分裂国家的一意孤行斥之为“不是东
西”。但孙中山则—味迷信枪杆子解诀问题。为了武力统一北方，他
竟然选择了“以俄为师”，实际上就是与苏俄这个魔鬼结盟的政策。
于是外“联俄”，内“容共”，从而让苏俄直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
而“容共”的结果，使当时本来没有什么影响力、更无什么实力的中
共的一批政客和野心家们，顺利地渗入到国民党政治、军事的高层机
构内，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一下子都钻了进来，许多人更窃据要
津，篡夺军权。尤其是黄埔，几乎是帮人家在办武装暴动的“培训
班”。中共由是得以坐大，乘机“崛起”。后来虽然所谓的北伐成
功，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则不但造就了—个比北洋政府时期更落后
的党国独裁专制政权。而且因“联俄”而引狼入室，因“容共”而养
虎贻患，终至不可收拾，最后葬送了中华民国。追本溯源，“始作
俑”者的孙中山怎能辞其责？
所以在今天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只要看看中共只提辛亥革命，却
拒谈中华民国。抬出孙中山，但绝口不谈其建立中华民国之功，而大
颂其“以俄为师”、“三大政策”。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所谓“以俄
为师”、“联俄容共”，是其一生政治活动中最大的败笔，也是他对
于民国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2011-10-10〔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完稿）
〔原载《民主中国》2011-10-16；http://minzhuzhongguo.org/〕
孙中山命令刺杀黄远生
作者: 黎旭升 | 2011年06月06日 21:22 | 栏目: 我的日志
(60) 点击 | (4)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lixusheng.blshe.com/post/3413/686930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
文：赵世龙
名词解释：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省九江县新合镇址坊村人，二十岁中进士，清庭官费派往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
民国初年，黄远生先后任北京《东方时报》、《亚细亚报》、上海《申报》记者，并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中国新闻史学界称为“报界奇才”“新闻通讯文体创始人”，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
生前因大胆抨击时政，后在美国旧金山被孙中山下令暗杀。
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死因几永沉历史深潭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他的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隔着大洋，那枝铁笔仍对中国社会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因其持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批评直指要害的锋芒，为各派政治势力和军阀所忌。
黄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笔锋所指，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众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白于天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一直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是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后来再曝出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误杀！谁叫你被认为是袁贼走狗的？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悼念会。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还得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命丢了，还得往杀了你的革命队伍上靠和站队，你说这种暴力手段和所扯开的大旗的炫惑力，厉害不厉害？
凶手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如何被杀的说法当时就更多了，如有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也有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说是“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甚至连黄远生被杀的日期也说法不一，不少材料记载其被杀害于12月27日（被杀的二日后），据后人考，其根据大概来自于林志钧为《远生遗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听见我至好的朋友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顾少川来电报告)。”而李盛铎先生写的《墓志铭》，记载被害日为阴历11月19(即公历12月25日)。
到1949改朝换代后，得国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因为从字面意思看，一贯提倡自由报人主义的黄远生，所写的这条陈上的内容，却是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新闻管制内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甚至到1984年，黄的儿子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都不能真相大白。儿子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1916年初，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据参加追悼会的远生长子黄席群回忆，遗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内，外面是一层蓝色丝绒，后来在上海加了一个木质的椁。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九江，安葬于庐山区莲花乡桂家垅之殷家坳山。
当时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大学者梁漱溟，闻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思想情感由此发生了极大转变。黄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黄的启蒙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数年时间，却正是中国现代意识和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转折关头，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找不到中国突进觉醒的突破口，也未形成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
旧的将去未去，新的却将生未诞，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空白点。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黄远生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正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驱者几乎莫不受到远生现代报人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因此将黄的死归咎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不论是与不是，既是革命倒袁的需要，也不算太过冤枉他。因为舆论本身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历来统治阶级必然要借助舆论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也要对这种具二刃性的力量严加防范。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就实行过报业管制政策。据统计，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闭的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其中最触霉头的事，是报道宋教仁被刺案，9名记者因此被杀，多间报馆被封。
先不说向来以枪对笔的各派军阀，号称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国民党、孙中山，也开了此类血腥暴力暗杀异见分子和批评者的先河，后来的国民党接班人也多循此旧例，早期的中国报人，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一再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史量才（1934年11月14日在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被蒋介石的特务人员拦车枪杀）、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罪名下令枪杀于北京天桥）、林白水（因猛烈抨击军阀张宗昌及其部属潘复，林白水于同年8月6日在北京天桥被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两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同样魂断天桥，所以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一说）、杨杏佛（因参与民盟活动，批评政府关押陈独秀等进步人士，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枪杀。）等著名报人，先后都倒在了暗杀和屠杀之下。
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是在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
国父的另一面
黄之死，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实际上没什么干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无法容忍异见的批评。孙中山为何要以暴力手段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如揭露和讥讽“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因黄远生文笔了得，在海内华人中的影响广泛，从而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文党得国的计划，孙大为恚忿，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即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70多年的“黑锅”，维护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那么，究历史旧账，孙中山到底有没有黄远生讥评讽议的这些事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这些历史没有修入后来的国共二党“正史”中。但好在那时中国已经处在资讯发达，观点多元的时代，相关的信史记载还真不少。
如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20－30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因经费问题闹翻而退出同盟会，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批评孙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后来被披露后，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均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
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另如有记载：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百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
“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
“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
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另如民国元年，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政府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限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革命党人的作派，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其与“9•18”事变后，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有关乎？这是历史的一大悬案，只能望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才能还历史之大白。终张学良一生，只承认是他自己软弱放弃了东北，而不敢提国民党在革命和谋求执政中，与日本人的历史渊源、政治交易，更不敢提坊间传说蒋介石予张的“不得抵抗”的手令，其与放弃东三省换取日本支持得国有关乎？如果是，那东北不抵抗的真相就将大白。
近年解密的史实是，“七•七事变”实为中国军主动挑起，这当然与丢失东三省、国民呼吁抗击外侮的民族怒火郁积有关，更与关内即中国，日本但有异动，即决不退让的国策有关。关内关外国策大不一样，这与执政党上台的背后密约有关。所以关内战事，一触即发，国民党以当时并不强大的柳弱之资，不惜在上海、南京、武汉连续对日发起自杀式大决战，这也是被欺压民族集体怒火喷发的历史必然。
关于孙文谋国与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求得日资的支持这些糗事，当时的时政一枝笔黄远生怎么会没有讥评讽议？就刺杀黄远生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容忍的肚量，是远远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弃其而去，也能以敬才的优待，软留一旦叛去即将至其致命一击的蔡锷于京。孙中山时为一在野党魁，竟容不得一介报人，必欲以暴力谋杀肉体消灭之。
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鲁迅早年有评论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袁氏当国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政治野心如杨度，无一不是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同时的孙中山、段祺瑞、和后起者蒋介石、毛太祖之流望尘莫及的。
这里再说说被历史涂抺得面目全非的袁世凯。近年真实还原历史面目的只有《走向共和》。此片在央视播出时，曾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因为它几乎颠覆了近现代渐成一统的史观。里面多有还原“国父”一些负面形象，也为北洋派诸公小小翻了翻案。让我们找到了李熬北大演讲时借古讽今、说“我们有什什么资格骂北洋人物”的一点根据。因为后世的诸党所为，很多方面并不如北洋当政时期。
如吴佩孚段祺瑞等北洋人物宁守清贫至死不当汉奸的高洁。如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直致其终了辞世，也没有加害过章氏的容人之量。
如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袁世凯慷慨应允，并致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垫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着那没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袁府讨帐。袁世凯此时四处起火，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拖赖，后赖不过了说让周妈先回湘，钱随后汇到。谁知这周妈是典型的“长沙里手”，天天到袁世凯府上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不是保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好歹也是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钱？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当袁下不来台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头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杀人无算的一世枭雄袁世凯竟然被拿住了，毫无办法，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完喝完，周妈照样讨债不误。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不得不如额尽付剩下的另一半“劝进费”。这是民国年间流传很广的袁世凯真实的糗事，但换个角度看，也不失胸襟诚信。
1912年黄远生借黄兴评价孙中山，在10月5日发表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教仁）系而兼黄（兴）系，绝对不愿为孙（中山）系也。”起孙总理于地下，不知他看到他死后十数年间日寇在中华大地的横行、国民党一分为二，汪伪在抗战中续承总理遗志继续对日“亲善”，而以蒋中正为脊梁的黄埔精英们，领导民族不屈不挠铁血抗日的作为，会有何辩解和感想。
历史也证明了黄远生的眼光。1924年，孙的“党在国上”的理论新鲜出炉，三民主义事实上束之高阁，党在国上被演绎得炉火纯青。如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打指模、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具状宣誓效忠，予生杀予夺之大权于他一人。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见民主转眼成个人一言堂的专制独裁，皆弃之而去。
孙中山以有组织的暴徒手段来对付“敌人”，是当年在南方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在1923年香港《华字》一社论里，批评孙中山有“北方军阀尚讲体面，有点刚直念气；南方军阀无赖而又阴狠”之语为一党执政和控国之私，可以出卖国家领土和国家利益，为将民主共和巧妙转换为个人专制执权，不惜利用权力和假革命崇高之名，要求同志予生杀予夺之大权于自己，并以威势迫使同志宣誓效忠一人，孙中山就是先例。这个党国的政治遗产日后为国共两党予以承继，并发扬光大。共和民主宪政也因党国之祸而一直空遗梦想。
但黄远生这位中国新闻第一人，虽然因为他时政批评铁笔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以他的鲜血，为后世揭示了“国父”真实的另一面、以鲜血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提醒我们人性的阴柔险诈，政治人物不可以世俗道德衡量之，世事的复杂多变，看问题切忌单一片面。
洛杉矶 [10/18/2011 2: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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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011 10:23:53 AM] |
实事求是评价孙中山文章汇编
[#9324: 132650, 0/134] - 刘因全 (11/5/2011 10:23: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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