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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社民党走向分裂的原因所在
王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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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社民党走向分裂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党内批评声音越来越少？》
所谓“党内批评声音越来越少”主要指的是放到桌面上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一些党的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党内批评多了不利于党的稳定和团结、不利于当地形象和大局。比如，党员公开点名批评领导干部设置制度障碍。大会发言稿不能有批评领导的内容；小会上的批评不写入大会简报。对爱提意见的党员，尽量不使其当选党代表。甚至如邓小平所说：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议论，就要追查“政治背景”、“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某些党的干部囿于自身的利益而本能地排斥党内批评，于是，党内形成了若干批评禁区。例如，对仍在位的领导的决策失误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搞歌功颂德及个人崇拜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任人唯亲、用人失误不能批评等等。这些禁区在党内生活中早已形成一种习惯性壁垒。若谁要去触碰这种壁垒，那么一定是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此外，由于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在党内有着长期的消极影响，由于在党内生活中还缺乏讲真话的氛围，特别是在不少党内生活中突出地存在着“讲真话的遭遇，讲假话的吃糖”的不正常形象，引导着相当一部分党员的价值取向。
这是前不久公开发表在中国大陆《学习时报》上署名为刘益飞的短文。刘所指的“党内”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是一个长期以来封闭的组织体系。对照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段时间来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与中国共产党十分相像，主席是不能批评的，批评了就要打击压制，就要立案，就是“特务”就是“神棍“就是”骗子“、就是”变脸王“，就是宋江投降招安。总之仓库里有的帽子都找出来了，扣完了帽子再永远开除。
这正常吗？在一个专制的政党中是正常的，但是发生在一个号称民主政党中，的确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中国社会民主党所发生的一切归根结底还是民主与独裁的较量，还是党内民主、言论自由该不该设禁区的根本问题。
刘国凯在《乐观》一文中说。我发觉有些人士对“多元并存”存有极大误解。“多元并存”首先是对社会而言，而不是对一个有明确理念的政党而言。更重要的是，民主与专制不能并存。就像在美国，只有民主，没有专政。共和党，民主党都得奉民主为圭臬。所谓多元只能是在经济事务中和些社会事务中，（譬如同性婚姻，民间持枪，堕胎等等）存在多元观点和做法。而在同一政党内，有时连这些都必须一致。故此那些要求社民党内“多元”的提法是对“多元”有误解。只要我在做社民党的主席，我就主张社民党中只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性政治改革的“一元”。如果中委会多数社民党同仁反对这一政治路线，我可以去职离开，如果多数同仁赞成这一路线我当然要坚守我的岗位。
这就是刘国凯对“民主多元“的理解。在此我要对刘国凯大呼一声：你错了！在民主社会的国家白呆了几十年。民主社会的最根本点是“政治多元”，它是一切“社会多元”的根本保障。在利益交错的社会群体中，为了达到最佳平衡点，民主政治是协商的途径，是达成共识的平台，在国会里吵架可以减少在大街上吵架。事实上刘国凯并没有搞清楚“多元并存”的真实意义，如果一个本身就带有独裁性质的“一元”执政党有可能维护社会的多元吗？没有政治的多元“同性婚姻，民间持枪，堕胎等等”能让你“多元”吗？在民主国家里不论是政党内部还是全社会都必须有义务保障“多元的意识形态”，因为宪法明文规定：思想、言论、结社、新闻的自由，当然也可以包括某些极端的思想、言论。党在宪法的规范下活动，在民主国家里违反宪法是真正要“兜着走的“。虽然，民主、专政两种制度不能并存，但是民主、专政的两种思想可以在同一个制度下并存。国家用法律，政党用纪律来规范行为，而非规范思想。这是“多元”的真正含义。
刘国凯这样对民主的理解，难怪社民党要出乱子。可以说：真正的乱源还是刘国凯的思想意识，即个人意志可否取代党的意志？个人意志与党的意志发生冲突时，以谁的意志优先？刘国凯的选择是错误的。从黄钟、陈晓林开始，只要批评刘国凯的都难逃打击的命运，他绝不允许他人触碰他在党内绝对权威的壁垒。如果他手里掌握有“强制力”社民党非的要出几个张志新、遇罗克不可，因为他只允许以他为中心的“一元“，如果多数反对他的”一元“他宁可选择“我可以去职离开”，也不选择”我将以多数的意见为准则，来行使主席的职责“。民主社会”民意“才是最神圣的，从刘国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素质的提高对中国的民主化大业是何等之重要。”民主从我先行“是每一个民运同仁必须及格的试题。
可以肯定地说刘国凯、曾大军、小平头扣在他人头上的帽子都是刻意对人而制造的，因为被他们打击的人都是社民党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要搞垮社民党何必等待到今天？对于这班“反对派们”十年都过来了，还有多少时间等不及呢？是曾大军、卞和祥等不及了，他们要改变刘国凯卸任后的排位，所以合计着把顺位向前调整，才有了所谓“二届二中全会”。卞和祥、曾大军为了当副主席不择手段，两人都如愿以偿了，卞和祥从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一下跳到了“副主席”吗，曾大军在会前就到处声称是“第一副主席”(有民主党全委会的报道为证)，刘国凯对他们攻击黄钟有功劳的嘉奖。更有甚者，刘国凯对他的接班人不放心，曾经左右摇摆不定，这才有了曾大军“副主席”吕易“副主席”与卞和祥“副主席”萧红“付秘书长”在刘国凯面前争宠发展到火拼的局面出现。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刘国凯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提拔的得力干将。相反，美西的三名中央执行委员虽然在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前已经知道刘国凯设的“鸿门宴”，他们还是抱着“在会上努力争取一下，可能刘国凯会转变看法“的心态，答应参加会议。如果说他们要破坏完全可以不参加会议，因为那时他们有绝对的多数。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二届二中全会”何止是”鸿门宴”，纯粹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绑架。
很多事实证明设计者就是曾大军，因为会前刘国凯、卞和祥、曾大军、吕易、萧红在曾大军家里秘密协商过。(刘国凯的报告文学有记载)。四个人都达到了“目的”后， 四个人又有了新的“目的“，那就是问鼎刘国凯三大后的主席位子。曾大军之所以倾囊下注就是为了这个位子。火拼从卞和祥、萧红与曾大军、吕易对决开始，社民党的破局也正是从这所谓的“二届二中全会”后进入了白热化。副主席、副秘书长可以多设几个，主席却不好再搞几个共同主席，从护驾到分赃到抢夺最后无法再分的主席席位，在一片“倒刘”与“保刘”的较量中，手段无不令人惊叹；恶语无不令人汗颜。什么道德操守，政治诚信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是经营了十数年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素质。送走了魔鬼，送走了阎王，还是送不走心中的小小毛泽东。
今天刘国凯还要将所有责任推向他人，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党员希望知道的一切总是被掩盖，希望参与的事务总是被屏蔽，希望得到的权力总是被代表，希望表达的途径总是被堵塞。这才是社民党的真正乱源所在。
王亭芳
20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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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2011 5:24:0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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