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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就刘国凯参加社民党（工党）筹建工作的问题答“一个年轻社民党员”
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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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就刘国凯参加社民党（工党）筹建工作的问题答“一个年轻社民党员”
刘国凯正式参加社民党（工党）筹建工作的时间应是一九九九年。而社民党（工党）的筹建工作早在六年前的一九九三年正式启动。如果国凯真如你所说自称自己是社民党（工党）的“首创人”，那是与历史不符的（当然我不信国凯会如此说）。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也为了在记忆尚清晰的时候，如实记录下这段历史，为后人，也为研究社民党（工党）历史的朋友们留下第一手资料，简述如下：
一九九三年，我提出创立一个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建议。此建议得到杨小凯、王希哲、石应宽、杨政、韩灵、余音、顾雍、杜平、戴枫等朋友呼应。在党的名称上，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中国工党”（方圆提出），另一种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余音提出）。由于多数人赞同“中国工党”这个名称。所以大家以“中国工党”为暂时名称，并决定待创党大会再确定党的正式名称。直到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创党大会召开前十几分钟，才正式命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
我与国凯认识大概是在一九九四或一九九五年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当时我是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当代中国中心的访问学者。一天，我在陈佩华博士的书架上看见一本名为《文化革命简析》的印刷品，借回去阅读。在归还时，陈佩华问我对文章的观感如何，我告知陈佩华，文章水平一般，资料比较欠缺。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作者能提出与官方对立的观点，实属难能可贵。陈佩华告诉我，作者是一位工人，现居美国，问我是否愿意认识这位朋友？我表示乐于认识这位朋友。
此后不久，我接到国凯的第一封来信。信中遣词极谦虚，极恭敬，文字书写极工整，极认真，给我印象很好。从此，我们开始通讯来往，互诉心声。一段时间后，大约在一九九八年左右，国凯在来信中谈到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与我产生很大共鸣。我在回信中告知国凯，我们正在筹组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名字考虑使用“中国工党”或“中国社会民主党”，想听取他的意见。国凯回信说，他认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比较适合。我又在信中与国凯商量，是否可以把两个名字结合起来，命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凯说，这个名字非常理想，可惜被列宁使用过。为了与列宁主义区隔，应当放弃这个不错的名字。这应当是国凯非正式介入社民党（工党）筹建工作的开始。
一九九九年，我特地到墨尔本找杨小凯了解国凯的情况，因为我想吸收国凯正式参加社民党（工党）的筹建工作。同时，我也向炳章等一批居住美国的朋友打听国凯的情况。大家对国凯的评价较好，都说他由于介入民运活动不多，也没有听说有吃人血馒头的劣迹，形象较为正派。在这个基础上，我正式向国凯提出，邀请他参加正在密锣紧鼓进行中的社民党（工党）筹建工作。国凯欣然接受邀请，并表示愿意做一些理论方面的准备，由此正式参加了社民党（工党）的筹建班子。
在谁担任社民党（工党）主席问题上，包括国凯在内所有参与筹建工作的朋友都推本人。但我认为美国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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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2011 8:44:41 PM] |
社民党风波始末概述
[#8277: 8482, 2/79] - 草 庵 (7/15/2011 3:21: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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