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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头颅！-------为理学辨诬之六
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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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头颅！-------为理学辨诬之六
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饱受恶评由来久矣，理学家几乎成了学术骗子和专制帮凶的同义词，黎鸣老更是对之深恶痛绝，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汉代以后，凡号称大儒者，尽皆帮凶伪君子，一无可取，并希望我随时看他在新浪、搜狐、博客中国等网上连载的批儒文章，不要做了儒学的伪君子。
殊不知历史上绝大多数理学大师，都是极富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的人物，如果认真翻读他们的奏疏诗文各种著述，了解他们的行芷出处人生历程，观言察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大都热衷于思考、著述、讲学而淡于仕宦，即使出仕为官，也比较廉洁清正，敢怒敢言敢于犯颜直谏。而且他们普遍有一种以道自任的帝王师心态，道德自信、思想自是、学术自尊往往发展到自负自大的地步，绝非后人想象中那种萎缩猥琐、卑下怯懦、虚假伪善的形象。
朱熹的大人格
朱熹被视为理学集大成者和继孔子之后儒家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也被视为最大的伪君子。其实此君细处小节或有不谨，大人格则颇可观，生平可敬之处甚多，大要有三。
一是勤于讲学著述并以此为乐。他从14岁定居武夷山到71岁去世，立于朝和仕于外的时间不足7年半，就是这7年半的仕宦，他也是"辞"个不休。他一生所乐在于创办私学，讲学传道，大量培养后进，并广注儒家典籍，著述达40余部。"知南康军"时，在庐山建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任职湖南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解职回乡后，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书院在南宋和后世盛行，与朱熹的提倡分不开。朱熹晚年，其学说被斥为"伪学"，朝廷订立了《伪学逆党籍》，把他列为"反动组织"的头领，以致一些门人故交都不敢再与朱熹交往，但他仍坚持在民间讲学写作不辍。
二是为官廉正奉公、勤政爱民、体察民情、不畏强权。做地方官时，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用高利贷剥削农民，在福建、浙东实行社仓法；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在漳州推行经界法，因损害大地主利益遭到强烈反对，"经界"未能推行，他辞职离去以示抗议。"知南康军"时，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他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一方面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深入民间，整肃吏治，凡有病民之政，悉加革除。一是地方肃然"。他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连带得罪了推荐人宰相王淮，以致被解职加乡（见《宋史》本传：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
三是刚正不阿勇于直言不怕触犯逆鳞。他非言官和监察官，却对一生历经的四代皇帝都上书进行过劝谏和批评，力陈时弊。如上奏孝宗三札：建议皇帝讲求格物致知之学，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要求罢黜和议，"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批评皇帝近小人远君子。"谏诤之涂尚壅，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末节"。他还切责当时的皇帝赵扩独断："今者陛下即位，末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尽丸于公议乎!"朱熹明确要赵扩遵守"治体"，近习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君主不得独断！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另一宰相周必大遂奏举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官，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可谓个性卓然，风骨凛凛！
著述与讲学
理学家们颇为高贵的头颅并非悬空而来。因为情有所系，魂有所托，心有所乐，故真正的理学家大多心态淡泊，无意仕进，却特别热衷于思考研究、格物致知和著述立说，历史上理学著作之多，蔚为壮观，理学体系亦发展得十分丰富复杂庞大，门派众多，同中各异，异彩纷呈；他们还热衷于讲学传道创办书院。北宋以来的私学书院以及书堂、精舍等，大多为理学人物创办并任讲授。
如游酢、杨时、陈瓘、罗从彦、胡安国、朱震、廖刚、胡宪、刘勉之、李侗、黄中、胡寅、刘 子翚、胡宏、胡宁、何镐、蔡元定、詹体仁、范念德、刘爚、 方士繇 、黄幹、陈淳、廖德 明、李方子、蔡渊、蔡沈、叶味道、真德秀、蔡杭、魏了翁、徐几、詹琦、熊禾、赵复、许 衡、杜本、吴澄、王守仁、陈省、李材、曹端、宋濂、吴与弼、薛瑄、李光地、孙奇逢、童能灵、陆世仪等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理学人物，各有著述行世并擅讲学。
据介绍，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学化。书院盛于宋初，其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一般是由理学家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元朝的书院，据称"几遍天下"。王守仁、湛若水和他们的弟子对明朝书院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其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此名声大振…总之，自宋至清，儒家尤其是理学人物在全国各地创办的私学（书院，书堂），在大多数朝代都十分兴盛。
以道自任，以道自尊
理学家们往往以传道卫道者和"真理的拥有者解释者"自居，十分重视道统道权，甚至认为道统应在政统之上。他们注重道德，以道自任，刚正廉洁，铁骨铮铮，忧国忧民，敢于直言，如后人赞宋大臣廖刚言，"忠直抗言,奸邪沮气,完名全节，仪刑百世"。宋朝吏治颇好，其官僚集团在历史上最为廉洁，与理学的传播关系甚大，宋以后历朝历代的清官名臣，大多也是理学人物。如众所周知海瑞是个大清官，但多忽略了他还是个理学人物；杰出学者、与海瑞被称"海南双壁"的丘浚，也是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也是当时的理学领袖…等等。
理学家们高昂的头颅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硬的思想支撑，所谓"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他们的尊严感也特别强烈。
理学奠基者之一、世称横渠先生的张载曰："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著名的横渠四句，充分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旨、当仁不让的奉献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已成北宋以来为广大儒家人物广泛认同的道德标准和人生理想。横渠四句体现出来的社会关怀、历史责任、道德勇气都是无与伦比的。
秦桧当政时，程颢、程颐、张载等人被斥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儒臣陈公辅上书要求禁止"程学"曰：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这个程颐程伊川，就是让他学生"程门立雪"的那位，确是很有些狂气的。他的一些行为，尽管有些狂傲和不近人情，却也充分体现了理学家的尊严感。 程颐为人严肃苛刻，平生不喝茶不观画，也极少做诗，甚至自己生日也致斋恭肃，不事宴饮。程颐一直没有做官，大臣屡荐屡辞，其兄程颢亡故后，他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才以布衣身份任崇政殿说书之职，为宋哲宗讲课。"正叔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人问程颐为何如此，他以为"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二程集》），一付帝王师的样子。他还要求准许坐着给皇帝授课，以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宋哲宗下课后折了一条柳枝，程颐板起脸孔告诫：春天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
王阳明，这个文治武功兼得大成受到蒋介石终生崇仰的心学派创始人，也曾自命为狂并盛赞狂者。"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者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传习录》。）在他看来，所谓狂者，行为虽有病处，然心事光明超脱。鉴于理学发展到后来，流于虚伪做作和陈式格套，王阳明另起"心学"炉灶，强调不依圣贤榜样和道理格式行事，一切全凭真心自得，光明磊落。其临终遗言就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则以狂放雄豪的侠义精神为主要特征。颜山农以布衣讲学，何心隐终身不仕，李贽的精神风采更是特出，派中人普遍具有那种为帝王师、为天下万世师和在野行道的精神，如罗汝芳所言："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所谓行道者，传天下之达道也。负荷纲常，发挥事业，出则治化天下，处则教化万世，必如孔子大学，方为全人而无忝所生。"（《孝经宗旨》）。
何心隐以"出身以主大道"自负，不屑入仕为官，"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则大道有正宗，善人有归宿，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何心隐集》）李贽在《何心隐论》中描写他："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史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圣贤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焚书》）
何心隐一生极为精彩，有三件大事值得隆重拈出。一是带头抗赋外之征。黄宗羲记曰："会邑令有赋外之征，心隐贻书诮之。令怒，诬之当道，下狱中。" 二是参与扳倒严嵩。关于此事，黄宗羲《明儒学案》，陈士业《答张谪宿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均有记载，以黄氏所记最详："心隐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是时政由严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动。有蓝道行者，以乩术幸上，心隐授以密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是疑嵩。御史邹应龙因论嵩败之。然上犹不忘嵩，寻死道行于狱。心隐踉跄，南过金陵，谒何司寇。司寇者，故为江抚，脱心隐于狱者也。然而严党遂为严氏仇心隐，心隐逸去，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三是抗争张居正，以致被害。邹元标《梁夫山传》说："比江陵（张居正）柄国，即首斥讲学，毁天下名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以千计。"（《何心隐集》附录）当万历时张居正禁止讲学，何心隐便要"上《原学原讲》一册以自鸣生平所讲所学事于朝廷于天下"，并且扬言"张居正专政，当入都颂言逐之。"（《明史纪事本末》）最终被杖而横死狱中。
夏清瑕先生认为：阳明、龙溪虽狂仍有诫慎恐惧，不越儒者之矱栎，发展到泰州后学则出儒入佛，最终导致了对儒家纲常伦理的超越性否定，对自我的一味肯定。泰州后学多出入儒佛。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狂禅"是和他们浸染了禅的习气分不开的。大乘佛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杰之气和阿祖骂佛的叛逆性格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精神品格。因此，有别于名士们沉溺于酒色，放浪于形骸，裸体、驴鸣、长啸这些近乎于颓废和乖戾的精神风貌，狂禅派大多并没沉溺于言语的幽远，而是以其自尊自信，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世俗活动中实现"百姓日用之道"，追寻精神自由。在狂禅者身上，我们看不到虚无和空疏，只有为了"一体不容己之情"而置名节和性命于不顾的豪杰气概和一腔救世情怀。颜山农游侠，好急人之难。赵大洲赴贬所，山农偕之行，徐波石战没沅江府，山农寻其骸骨归葬。黄宗羲说他"颇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注：《泰州学案一》。）何心隐虽只是一贫民百姓，却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管东溟做南京刑部主事时，不畏张居正之强权，上疏条九事，以讥切时政。罗近溪为救一妇人的丈夫而行贿。…心学发展到泰州学派，其性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和狂者胸次有力地促进了该派与传统名教的决裂。黄宗羲在评论时指出："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所谓"赤手缚龙蛇"是指泰州后学吸收禅宗"即心即佛""明心见性"等思想，力倡良知的天机活泼，任运而为，蔑视权威，张扬自我。（据夏清瑕《从魏晋玄风到王门狂禅》，原载《江淮论坛》）
结语
理学发展到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违初衷，逐步走向了它的反动。明末清初的反理学运动其实是理学内部发展出来的，这是理学作为内圣学说或曰道德心性之学的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理学家不断高涨的尊严意识使然----高到极至，到了后来，不免难以为继而渐趋于伪，所谓亢龙有悔、所谓学虎不成反成犬是也。但无论如何，无论在朝在野何系何派，毕竟早中期理学人物及晚期理学大师多数都是活得颇有个性和尊严的。他们形式上见了皇帝要行三跪九叩之礼，心灵并不萎缩猥琐卑下怯懦，当今官吏和学者表面上不用向谁下跪了，精神却是深深跪着的。面对历史上那一颗颗亦忧亦乐、热诚高昂的头颅，反观当今官场学界满目软骨媚颜黑心冷肠的现实，能不感慨系之。
2006-1-29
首发2006、2、9《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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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06 10:29:4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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