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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新文革時代的來臨
偉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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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話論>
作者﹕朱長超
一個敢說真話的人離開了。他寫的揭露社會腐敗的文章《人妖之間》等，曾產生過很大的社會影響，曾給我和我的同學相當的思維影響。魯迅曾經說過，我們民族歷史上有為命請命的人，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敢說真話的人，……他們是民族的脊樑。那些說真話的人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敬重，是因為他敢於說真話。
真話有益
真話是很寶貴的，是很有益的。說真話，在任何國家、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是非常需要的。
說真話好處何在呢？
說真話可以讓民眾及時瞭解真象。
一個人有優點有缺點，一個國家有成就有失誤。說了真話，人們才能瞭解真象，改進自己的行為。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難，改正錯誤，爭取勝利。在非典流行期間，我們的一些同志一度大說假話，明明沙斯流行，卻信詞旦旦，絕不承認，想瞞天下人之耳目，結果，造成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的加強。後來，政府說了真話，大家知道了真象，減少了非典的損失，增強了戰勝非典的信心。大家與政府同心同德與非典作鬥爭。如果不說真話，不僅非典會在更大的範圍內流行，造成更多的傷亡，了會更加失去民眾的信任。其物質損失和信譽損失將是非常慘重的。
說真話可以縮小心理之間的距離。
無論是個人之間，還是人民與政府之間，只有說真話，才有信任，才能將心比心。如果報紙不說真話，這份報紙就沒有公信力。如果官員不說真話，這個官員就不會有號召力。人與人交往，如果不說真話，是不可能成為貼心的朋友的。一個政府如果經常不說真話，人民就很難信任它。說真話，也是自信的表現，是信任的表現。一個人如果經常不說真話，說明他不自信，心中有鬼胎。一個政府如果不說真話，說明他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民眾。民眾自然也會對你有所保留。這個原理也適用於夫妻之間。許多夫妻是因為說假話而陷入危機的。
說真話可以提高民族的道德水平。
一個民族是否說真話成風，反映著一個民族的道德水準。如果整個社會說真話，說明這個民族的精神是健康的，是有道德的。反之，如果假話成風，這個民族是陰暗的，有病的，缺乏道德的。道德水平的高低與現代化建設的關係極為密切。較高的道德水準，是現代化建設的必備的軟體。市場經濟是一種信譽經濟，是以人的誠信用為前提的。如果社會說假話成風，真話難得，其交易成本將無限提高，經濟機器的運轉不會靈。而人與人之間的協和、互助，將更是困難重重。這種社會道德環境下，無論做甚麼事，都將是非常困難的。社會前進的腳步就是這樣沉重起來的。
事實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公示著這樣的道理。只是人們常常健忘。人們常常滿足於說假話一時取得的好處，忘記了話假話造成的深遠的惡果。其實，說假話而民眾遭難、國家敗亡的事，在歷史上多次發生過。不說真話說假話，一定是國家和人民的災難。周幽王不喜歡聽真話，讓手下的爪牙們看看誰在說真話，誰說真話誰倒楣。於是，人們不說了，道路以目，其實是心裏有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結果。國家被戎所滅，周幽王也被流放。不說真話，也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大躍進年代餓死了那麼多人，正是說假話成風的惡果。那時，真話少了，假話鋪天蓋地。畝產幾萬斤幾十萬斤的白日夢囈大搖大擺地登在全國各家報紙頭版的頭條。而如果誰有一點懷疑，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就得挨批。彭德懷稍稍說了幾句真話，遭來了毛澤東發起的從中南海到老百姓的大批判。從此真話更少，假話更多。全民族大說假話的結果，是空前絕後的大饑荒。“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狀，正是全黨全民不說真話說假話的歷史的報應。據國家有關專家研究，這一次全民假話風，造成了全國餓死人數在三千萬以上。
三種真話
真話有幾多種，真話也可能是錯話，是片面的話，表象的話。但是，無論是那一種真話，都是寶貴的，都是有益的。
所謂真話，我認為有三個層次或者三種類型。
一種是真心的話。
說的話可能不對，但它出自內心，不是作假，不是虛偽。這種話，也是非常寶貴的。說真心的話，有助於造成社會的正氣。最怕的是大家都學會了虛偽，全民作假，說著假話不臉紅，說了真話卻像當了小偷似的，害怕有人來找麻煩，害怕別人說三道四。說出真心的話，就非常不容易。伊拉克海珊的寵臣受到審訊，用測謊器測量他們的交待是否是真話，效果卻很差。明明說的是假話，測謊器卻毫不覺察。原來，這些人平時說假話說慣了，已經心安理得了，心不跳，汗不出，測謊器自然不能覺察。而假話成風，真是伊拉克國家由強變弱由富變窮的原因。我們的國民說假話的風氣也很盛行。一陣風吹來，明明不理解，不喜歡，但是，從上到下，都會一窩蜂說讚歌，肯說真心話的人很少。
第二種是真實的話。
它至少在現象上是真的，看到甚麼說甚麼。現象不一定就是本質的表現，因此，說真實的話，不一定就是正確的話，不一定代表了真理。但說真實的話也是有價值的，人人都說真實的話，那麼，真理就容易顯現。歪理就不能流行起來。大躍進年代，隊隊說假話，村村說假話，每個公社每個縣都說著假話，說真話就彷彿成了過街老鼠。人人都不說農村有饑荒，人人都說得形勢大好。如果人們都說真實的情況，危機就有可能及時制止。
第三種是真理的話。
這種真話最可貴，說這種真話也最難。這是因為，說出這種真話，不僅需要真誠，而且需要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和理論探索。不僅需要膽識和勇氣，而且需要把握真理的智慧。四人幫下臺之初，中國社會千瘡百孔。有人提出，文革不能否定，毛澤東肯定過的不能否定。有人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一句大真話。這是一條真理，對於當時的現實大有指導意義。胡耀邦當年在個人迷信還非常濃厚的情況下支援了這樣的真話，還特地加上了唯一以加重份量，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這個真話，對於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說真話難
古往今來，說真話不容易。有個老師發給每個同學幾顆種子，讓他們種在花盆裏，將培育出美麗的花朵送給老師看。結果，所有的同學都將開著鮮豔花朵的花盆給老師看。只有一個同學拿著沒有綠葉沒有紅花的花盆對老師，他種的花沒有出芽。老師發下的種子都是死種，只有一個同學對老師說了真話。安徒生筆下的皇帝穿了新衣，從王公大臣到老百姓，明明看到皇帝露著屁股，卻人人都說皇帝的新衣漂亮。可見，說真話是多麼地不容易啊。
在中國，說真話是同樣非常不容易。在反右鬥爭中，在文化革命中，因為說真話而身陷囹圄、而失去生命的人，可能不是個別的。張志新的所謂罪行，只是說了幾句真話而已。因為她說的真話有些人不喜歡聽，於是讓犯人們強姦她，判她死刑，還割開她的喉嚨。這無非是向人們宣告，誰要再說真話，誰就會像張志新那樣的下場。說句不好聽的真話：紅巖村裏的江姐，她受到的非人的虐待，在程度上怕也不及張志新。
為甚麼說真話這樣難呢？
第一，這是中國封建遺存造成的。中國有長期的封建的歷史，封建的遺產非常豐富。封建社會中，權力本位官本位，有權就有生殺予奪的權力。為了證明統治的合法性、真理性，強制人民說話假。誰要是不說假話，往往會大禍臨頭。千百年來的社會選擇，養成了國民看臉色、說假話的心理本能。而一些農民領袖掌了權以後，也喜歡聽假話，聽好話。上有所好，下必甚唉。假話也就流行天下。
第二，極左路線的後遺症尚未完全肅清。從反右運動到文化革命，一次次地整肅，說真話的人，一批批地整了下去，其代價是整整一代人，甚至禍及後代子孫。但是，反右運動還是被認為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有缺點。當了二十年右派，流入二十年，沒有人說一句道歉的話，沒有人給一分錢的補償。說真話的下場實在太慘，代價實在太大。它無形地教育著人們，少說真話，多說假話。真話危險！一代一代人在現實中認識到，說假話沒有風險，卻有好處，說真話大有風險。於是說假話者眾，說真話者寡。
第三，缺少說真話的園地。現在對於一切媒體，可以說甚麼，不好說甚麼，都有非常嚴格而嚴厲的規定。編輯即使想說真話，也不敢刊用說真話的稿件。我不知道，不讓人們說真話的權力來自哪裏，是來自上天，上天天賦人權，人生而有說真話的權利。是來自憲法，憲法規定人民有信仰、言論、集會等等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仍然沒有真正落實。11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徹底否定文革，但是，今天要說幾句批判文革的話，也是很難的。我在一本書中引用了被活體取腎的李九蓮的故事，這完全是極左的罪惡，是文革的歷史，而且完全是事實。編者和作者都受到一些壓力。我們應該開放思想的園土，鼓勵說真話。
第四，說真話的難，除了社會環境之外，還在於人們總是趨利避害，總是有著小小的私心。照理，說真話既難又不難。安徒生筆下的芸芸眾生，除了一個孩子外，都在誇獎著皇帝的新衣，從大臣到街上看著皇帝新衣的市民，人人都說著假話，可見，說真話是不容易的。但是，說真話也容易。一個孩子沒有多少眼力，沒有多少閱歷，他不是輕而易舉地說出了人們不想說、不敢說的真話嗎？小孩子說真話，因為他沒有大人的利害之心。
直到今天，中國說真話的風氣還沒有真正建立。說真話的渠道還不通暢，說真話還可能會有壓力。而更主要的是，由於種種原因，不少知識份子已經懶得說真話了，而媒體由於人們都知道的原因，刊登說真話的文章，總是慎而又慎的。與此相反，假話倒是不少。例如，最近的報刊文摘登載湖北某個村霸死了，卻被縣、地、市、省有關部門炒成是帶領農民奔小康的三個代表的模範。為此，群眾的舉報不斷。新華社記者寫了情況，但是，該省有關部門活動的結果，是新華社的文章不能發。中國青年報記者作了詳盡調查，揭露了大量弄虛作假的事實，卻得罪了地方，被告上法庭。中央電視臺調查的真相，因種種原因不能播送，只能胎死腹中。在這場真話與假話的較量中，假話佔了上風。中央台和新華社在假話面前敗下陣來，普通人說真話，該是多麼地艱難了。
創造說真話的風氣
一個國家要前進，要強大，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說真話行不行呢？我認為是不行的。說真話的風氣，無論是建設物質文明，還是建設精神文明，都是必需的。
怎麼創造一個說真話的風氣呢？
第一，要實行言者無罪的方針。整個社會創造寬鬆說話的氣氛。言者無罪，你說你的，讓人民鑒別，讓實踐來檢驗。說真話，也可能說錯話。說錯了話怎麼辦呢？我們要用一種寬容的態度處理之。八十年代搞農村改革，討論包產到戶時，有一個省委書記認為包產到戶不好，說了一通反對的意見。他說的是真誠的話，但是卻不算正確。胡耀邦扣帽子，沒有以言治罪，而是寬厚地說，那就試試看吧，沒有想通，再看看，再想想，看看試驗的結果怎樣，看看農民的態度怎樣，這個同志沒有因為說了真話而受到壓力，更沒有批判、丟官。這樣很好，容易創造一個敢說真話的社會氛圍。
第二，知識份子要帶頭說真話。知識份子應該成為社會的守夜人。就如大雁的守夜雁一樣，一定要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中國社會缺少說真話的風氣，我認為知識份子是負有責任的。許多假話是知識份子帶頭說起來的。不少知識份子從實踐中學乖了些，喜歡看著風向說話。有些人看到了事實，因為說真話有風險，至少沒有甚麼好處，因此寧可不說真話甚至為了一點好處而說假話。
第三，我們需要開放一些說真話的舞臺。我們應拆除那些限制說真話的沒有法律依據的條條框框，解放思維，開放園地，創造一個說真話的社會氛圍。學校要說真話，教師要說真話。
中國需要真話。創造一個說真話的風氣，是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現代化建設的必要的前提。一個假話成風的國家，其精神文明水平是不會高的，其物質文明也是大可懷疑的。社會要提倡說真話的風氣。中國的作家、記者、編輯、教師和其他知識份子，都要帶頭說真話，努力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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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06 4:53:23 AM] |
看看我们伟大的人民
[#591: 1017, 4/833] - 總裁判 (2/1/2006 4:34:40 AM)
- 可悲的被愚弄的人民。
[#608: 0, 0/820] - 巴陵真人 (2/2/2006 5:12:14 AM)
- 可叹可悲！
[#623: 0, 0/831] - 云中漫步 (2/2/2006 12:01: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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