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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自承没有良知！
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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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自承没有良知！
福利制度，泛泛而言，利弊并存，赞成反对，各有其理，其利与弊，不是简单的肯定否定的是非题。在一些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已经是营养过剩、弊大于利了，但具体到中国，反对并担心“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就不仅仅是无知了。所以，当年张五常君在《福利经济的诱惑》文中反对乞讨和慈善行为进而反对福利制度，我就连作《我为乞丐鼓与呼----兼批张五常君》、《“知猪”张五常》二文抨击之。
久未见其发表高见了，今阅其近作《见到总理为人民生活流泪我心惊胆战》，“担心中国会引进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的政策，首要应该是福利经济吧”，不禁怒笑。在这里我再为张五常宽个心：关于“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的担心大可不必！没有政治民主，福利制度对于中国人民永远都是镜花水月。官本位、权本位、党本位、国家本位的中国，实际上是权力经济，丛林法则，穷人更穷，富者益富，为富不仁，弱肉强食！不说总理泪水的真诚度高低，便是他的泪水是真的发自内心，流成长江黄河，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绝对建立不起来！
张文曰“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坏罢了。”又曰“持久地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我没有异议，困难是我们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
因为不容易“做得好”，“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国家就可以弃“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于不顾，就可以不履行保障民众生存权的的责任？因为“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就主张政府对真不幸假不幸者一概袖手旁观？因为长贫难顾、易发难收和混水摸鱼，就反对社会保障体系？
瞧这文章写的，下一句打上一句耳光，下一段打上一段耳光。可怜的张五常，一不小把把自已放到自已说的“没有良知的人”的位置上去了！关于需不需要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实况的福利制度以及张文中的其它问题，我早已谈得够透彻（见附文），不赘，这里仅指出张文的自相矛盾。
2006-1-31东海一枭
附一：张五常：见到总理为人民生活流泪我心惊胆战
几个月前贝加(G. Becker)发表文章，论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或有保留。我在《信报》以长文回应，行家说行话，大家的看法略为不同。
贝加的要点，是当一个国家搞起经济时，会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经济搞垮了。这观点似乎是历史规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应该可以避过这无情的规律蹂躏。其后想，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二十四年前贝加反对我对中国的乐观看法，错了，我当然希望他再错一次，但当我衡量今天外地对中国频频施压，见到央行彷佛要拜美国为师，见到温总理为人民的生活流下泪来，不由得心惊胆战。
贝加担心中国会引进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的政策，首要应该是福利经济吧。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坏罢了。有几个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长贫难顾。赈济穷人一般会鼓励他们继续穷下去。好比香港的发神经的综援，不工作有钱可收，受援者纵有绝顶良心，发奋自强的意识总会给综援打个折扣。
因为身体有缺陷而又没有亲友帮助的人应该不多吧。持久地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我没有异议，困难是我们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
(二)混水摸鱼。凡是用上公家钱搞福利，压力团体涌现是早晚的事。说得掷地有声的言论不难听到，但如果细察一下，我们不难发觉这些言论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的总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个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会福利处工作多年，谈起当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胡涂帐，频频摇头叹息，最后此友决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发难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来，而且愈搞愈大的机会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经验是个好例子。二战之后与国共之争，大量难民涌进香港。社会的混乱与治安的问题，导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务管制，跟着是政府供应廉租公屋。原本是暂时性(一年)的租管结果管了几十年，而当时只为给难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居屋的发展庞而大之。
曾经拜读过阿康五体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的言论，反对政府扩大资助教育与医疗说得理直气壮，跟着的夏鼎基与彭励治是同一传统，坚守信念不移，我欣赏。问题是教育与医疗这两项福利开了头，约之不束，压之不下，扩张易过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数字了。
从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响。我不反对。从富人身上拿取十个亿，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不轻微的不良影响，我不赞同，但不好意思说出声来。我有胆大声说出来的，是从富人拿取的十个亿，没有一小半交到穷人的手上，不知道穷人是否真的穷，不相信大部分的穷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转手的过程中，庞大无比的资源浪费明显如青天白日。杀了我吧，这样扶贫我反对。
2005年12月16日 新浪财经
附二： “知猪”张五常
知猪文犬，是我对那些知识钙化、头脑退化、思想僵化、精神奴化的知识人文化人的总称。知猪者，有知识的猪也。张五常据说是经济学大师，据说因逃税正被美国通辑，我于经济学是外行（当然，比中国多数经济学家多懂点常识多了片良知），对他个人的品质和遭遇不感兴趣，之所以赠以知猪之冠，全是因为他在近作《从温家宝的哈佛演说看中国新总理的能耐》结尾的一段话：“温家宝的仁慈表现也使我担心，担心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不久前读到的一些政策报道有此倾向）。我绝对赞成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搞福利经济会引起很多、很多事与愿违的效果。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与古典资本主义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都具有一个高度成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又称作"福利制度"，于第二次大战后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形成，并获得了广泛发展。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正如何新所说，这一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持西方社会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全都建立了完善的的社会福利制度，公民和永久居民都享受公费医疗制度、家庭辅助金、退休养老金、失业津贴、损伤辅助、社会救济金等优良的社会福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例如在德国，很多家庭都可享受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如住房补贴、儿童金、教育费、建房补贴，针对低收入的家庭还有其它名目的补贴措施。德国人从子女教育、看病吃药、失业救济、买房建房到退休养老，都能得到社会相应的高福利照顾。其它如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瑞典、加拿大、新西兰、纽芬兰等，无不拥有极佳的社会福利制度。
英国福利国家兴起的最著名阐释者、社会学家T-H.马歇尔认为福利制度是一个长期的么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他预期福利制度将不断进步和发展，为经济发展配置日益充分实现的社会权利。由于福利制度的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制度以及累进制的税收制度，缩小了人们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合理合法地“杀富济贫”、保障社会公平、平等的作用。
福利制度也难免会产生一些负作用。福利制度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过快了，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直线上升。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瑞典1993年竟达到71.8%，丹麦和芬兰也接近瑞典水平，而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数也达42%。过高的福利保障成了国家和企业的沉重负担，压制了企业的发展活力，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同时，这种政策最容易培养懒汉，使许多人陷入了对福利制度的长期依赖。仍举德国为例，失业救济过於优厚成为高失业率的重要因素。在德国，如果夫妻二人都失业，他们拿到的失业救济金竟比仅一人失业的夫妻的收入还多。邢世嘉先生就描绘了一群《向往失业的德国人》，他们费尽心机“钻政策的空子”，找借口失业，因为失业了会享受比工资更丰厚的福利。在德国，工薪阶层的人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失业是福"。
所以，近年来，一些高福利的国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或相对减少国家给予个人的各种补贴，或相对增加众多福利项目中个人所付费用，以降低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激发社会活力，减轻国家负担。如德国政府就在今年七月对社会福利制度动了大手术。法定医疗保险制度是德国引以为豪的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一起，构成德国社会保险体系的三大支柱，是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按照改革方案，病人、医生、医疗保险公司和政界都开始告别过去那种“一切全包”的医疗保险体制，个人应交纳的法定医疗保险费从目前的平均占工资的１４．４％降至１３％以下。同时，为了弥补因此造成的医疗保险基金的亏空，政府将削减参保人员享受的待遇。
中国情况则根本不同。正如何新先生所指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支持的。在城市中，随着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权贵阶层通过权钱交易、侵吞国产、圈田占地、暴力拆迁等手段和方式成为千万亿万富翁的同时掏空吸干了一大批国有企业，造成了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与大批被剝夺土地权的农民一样，沦为弱势群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卫生总体表现"排名，在191个国家中，中国排名144位，甚至不如伊拉克等国；在"医生负担公平性"的排名中，中国排在188位，倒数第四；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病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就医，在经济落后地区，这一人数更多，农民和大量市民没有医疗保障。
“九年制义务教育”依然赤裸裸的欺骗，大量农村孩子依然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机会。据官方媒体报道，仅安徽一省农村，就有18000户农民无力支持子女上大学，考取了却上不起大学的特困生约3000人（这份资料掩盖了一个事实：在农村能支持子女读到高中毕业的还不算真正的贫困户，无力支持子女上学的、无力支持子女读完小学上完初中的远不止18000户，而考上高中却因家贫辍学的，也绝不止3000人）。根据联合国推荐的比例，教育经费应当最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但中国只占百分之二。在一百二十个国家中排列第九十六名，与众多小国穷国为伍，甚至乌干达这样的穷国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都要比中国做得好…。
广大公仆特别是中高级公仆当然例外，他们享受着国家提供的极好的福利待遇。我们有一整套机关工作人员（现统称公务员）福利制度，主要包括各种福利性补贴、集体福利设施、工时制度以及休假、医疗、住房待遇等，根据一定级别给予他们相当的生活保障和生活享受。纵然路有冻死骨，不影响他们朱门酒肉臭。
我当然知道，福利制度是一个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众说纷纭、争辩不休的话题，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最大不同就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一个任由市场自由运作的社会可能会产生大量经济不平等，但只要具备决心和能力能够上升到与他们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就可以了，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发展、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解决。这在严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毫无道理，但在中国却完全行不通。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权力在其中扮演了主角。蛋糕做得最大，赶不上特权集团的手大脚大胃口大，底层绝大多数民众永远无权享受自己辛勤做大的蛋糕。
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还曾坚决反对福利制度，甚至视之为一切罪恶之源，认为福利制度削弱了进取和自立精神，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略知中国国情者都知道，中国人民对这种“伤害”却是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西方，公民福利过高，如山珍海味过饱，开点消化处方无妨，而在我们这里，民众社会、医药、教育毫无保障，如草根树皮犹未裹腹，张五常却在担心大鱼大肉的负作用来了。
张五常“不是不愿意出钱”、“绝对赞成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可是，不建起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怎么去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靠“中国慈善总会”？靠“希望工程”？靠“社会福利有奖募捐”？靠寥寥无几的儿童福利院？靠颔导访贫问苦送温暖？中国人民不敢奢望享受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敢奢望福利制度有多健全多完善，至少让绝大多数穷人看得起病、让穷人的儿女读得起书啊。
不过，张五常关于“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的担心大可不必。我可以肯定，没有政治民主，福利制度对于中国人民永远都是镜花水月。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权力经济，丛林法则，穷人更穷，富者益富，为富不仁，弱肉强食！何新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我以为恰恰相反，不是有了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有民主制度，而是有了民主制度，才能变官本位、权本位、党本位、国家本位为民本位，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正、有效保障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权益，才有望建立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大量中国穷人正在象猪狗一样无望无助地地死去，死于自焚自杀、死于贫困绝望、死于职业病、死于天灾加人祸，甚至还有直接死于冻饿的，千年前万恶旧社会“路有冻死骨”的惨景，居然发生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经济一枝独秀的神州大地上：日前从多种渠道获悉，12月11日上午，18岁少年冻死在沈阳市沈和区大南街广东宾馆门前；12月9日，沈阳站行李房外一个40岁左右男子被冻死，当时死者附近还有两个流浪汉在地上躺着；这个冬天，城市里难以过冬的流浪汉还大有人在…，而号称著名经济学家的张五常却在毫无理由地“担心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此人何以不顾最基本的事实说出如此“令人反胃”的昏话，提出如此毫无探讨价值的伪问题，是否装傻，不得而知，知猪之称，应该是名符其实的。哈
东海一枭200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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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资料：2003年07月24日14:40深圳新闻网《德国给社会福利制度动大手术》
附三：摘自《我为乞丐鼓与呼----兼批张五常君》
张五常是反对乞讨和慈善行为的，他在反对福利制度的近作《福利经济的诱惑》中举乞丐为例：“你在街上见到一个女人，身上血迹斑斑，抱着一个五岁大的睡着的孩子，坐在路旁行乞。你袋中有钱，而家中更有很多很多钱，你会不会给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块钱呢？我知道你心里的选择。但你的脑子怎样想呢？你不傻，知道那个女人还可以工作，知道她身上的血是用鸭血涂上去，也意识到那个五岁大的孩子多半是租来的。你可能像我那样，正要拿出钱包给那个女人十大元，但脑子却想，不要鼓励这样的行为吧。那个女人可以工作，应该工作，但她选择行乞为业；那个孩子应该开始认字，但却被迫，伪作睡着在路旁行骗。孩子当然不明白是怎样的一回事，但你会想，这孩子长大后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有假乞丐就能够否定乞丐群体的边缘属性？怕福利了“假乞丐”，所以反对乞讨行为，反对慈善施舍，进而反对福利制度，这是什幺逻辑？且不说“假乞丐”也值得同情，需要宽容，且不说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解囊相助，助人为乐乃传统美德，没有较为完善的福利保障，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你凭什幺断定“那个女人选择行乞为业”，不是为生活所迫？凭什幺断定她是“假乞丐”？“可以工作，应该工作”，但她找不到工作又没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你说她该乍办？张五常难免有“以小心之心度乞丐之腹”之嫌呀。
确实，生活中有年青力壮的乞丐，有乞丐住宾馆泡茶馆上酒馆，有乞丐靠乞讨发家致富，媒体常会愤愤不平地讲这方面的故事，但对于庞大的乞丐群体，这毕竟是少数，是特例，有更多的乞丐是老人、小孩和残疾人，有更多的乞丐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无望无助乃至冻死饿死在纸醉灯迷的繁华城市，他们能否活下来全靠运气，政府何尝关心过，哪家官方媒体如实报道过？同时，住宾馆泡茶馆上酒馆又乍啦，乞丐就为啥就不能奢侈一回？
一位网友说得好，作为个人，市民有权对乞丐的惨状表示怀疑，对他们的存在表示厌恶，但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提防这种个体情感上升为集体意志，更不能使其借助某种程序形成公共决策或法律意志，使“救助管理”重新异化为实质的“收容遣送”。
至于租用孩子行乞，属于犯法行为，有关部门理当过问。按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流浪儿童政府是要主动提供救助的，不管不问在就是失职。同时，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如果是父母不让子女上学、出租子女谋利，要追究父母的责任；如果是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学，就是政府的责任。对于那些拐卖、残害儿童并强制胁迫他们乞讨的人，更应得到法律及时的追究。不然，就是公安部门的失职。
五
福利制度，泛泛而言，利弊并存，赞成与反对，各有其理，无非学术，无关道德。其利与弊，不是简单的肯定否定的是非题，是度的问题。但任何关系国计民生的思想、学术戓理论，最高妙，如果无视现实，不联系具体国情，都是纸上谈兵没有意义的，不小心还会产生负面意义，经济学作为当今中国政商要界通吃的显学，尤其如此，严肃的学者不可不慎。特别是象张五常这样对中国决策层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名家，谬论流传，遗害无穷。
在一些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已经是营养过剩、弊大于利了，邢世嘉先生就描绘了一群《向往失业的德国人》，他们费尽心机“钻政策的空子”，找借口失业，因为失业了会享受比工资更丰厚的福利。但具体到中国，反对并担心“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就不仅仅是无知了。
中国的国情是：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支持。在城市中，随着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卫生总体表现"排名，在191个国家中，中国排名144位，甚至不如伊拉克等国；官方媒体也曾报道，目前中国约76％的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自费看病的费用占私人健康支出中的近80％，而与此同时，1990年—2000年间，医疗费用增加了8—10倍；卫生部承认：因严重短缺经费和设备，在县级和县级以下地方，包括防疫机构在内的公共卫生系统，只有三分之一勉强运转，三分之一处于瓦解边缘，三分之一已经完全垮台。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病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就医，在经济落后地区，这一人数更多，农民和大量市民没有医疗保障。且不说全面普惠的医疗保障，便是初级医疗，广大农村也极少有达标的。
北京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曾坦承，目前大陆还有三千万人没有根本解决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由于受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影响，有的又会重新陷入贫穷。但是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一美元的严格标准计算，其实中国大陆有一亿左右贫穷人口。对于许多走投无路的穷苦人而言，乞讨是唯一的最后的一条活路。政府在提供最低社会保障方面无所作为，还不许乞讨，还通过各种手段设法摧毁社会对这一弱势人群的同情心，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五常君要“赞同福利经济的朋友可以香港为鉴”，“在葛伯伟时代，比例上，天天在哭的、大叫大嚷的可怜人远不及今天那么多。给他们钱，他们哭得更厉害了。福利经济是搞什么鬼的？”这又犯了比类不伦的毛病。首先，穷有各种程度，有的穷是饿得吃不饱饭生不如死，有的穷是买不起小车养不起二奶。美国穷人与中国穷人就不一样。“葛伯伟时代天天在哭的、大叫大嚷的可怜人”可怜程度远远没有当今中国的可怜人的程度高，其次，殖民时代的香港，穷人的生活、教育、医药等基础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今天香港成为举世最庞大的政府房屋供应城市，还有，医管局、综援金、强积金等问题，其罪不在福利制度而在福利过度。“如果取消所有福利，财政会有盈余，而官员们还可以保持他们目前的冠于地球的薪俸”，我同意。可是问题并不加么简单，其它种种可以和难以预料社会问题将会层出不穷。“四十年前，在美国加州，鉴别需要福利赈济的人需用福利职员。结果是，政府的福利支出三元，其中两元是政府职员的薪酬。这可说是为政府职员而设的福利制度了。不止此也：串谋虚报的例子时有所闻，而争取增加社会福利的，永远是政府的福利机构。”即使福利制度弊端如此之多，美国加州并未取消它，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世界上大多数政府权衡利弊，它们不不怕福有制度产生弊端，而怕没有福有制度所产生的弊端。五哥所举的加拿大、瑞典，都是如此。
其实，全民福利保障本来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好东西，是推动共产主义者前进和奉献的重要价值和理想，没想到，阴差阳错，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抛弃了它，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将它制度化了，视之为创造美好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子制度”。
给过于丰富的福利减减肥，“回复到葛伯伟时代的政府福利水平”，倒是个好主意。如果中国能有香港葛伯伟时代政府的福利水平，只怕许多贫民要喜出望外、大呼万岁了。
六
张五常表白自己，“回顾平生，我没有试过一次自己深知是需要帮助的人，自己可以帮助，有求于我，我推却了。”（这段话这样别扭，以中语文章的水平自负的五哥羞也不羞？），碰上他文中例举的那种情况，他会“拿出钱包给那个女人十大元”，这当然是值得赞扬的美德，但作为一个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家，仅自己有妇人之仁是不够的，反对别人乐善好施进而反对从制度上给贫苦的弱势群体以保障，更是“良心大大地坏了”，小善岂能掩大恶，妇人之仁岂能掩帮凶权贵之恶？
中国还穷，不可能福利国民到西方国家的程度，民众所希望的仅仅是低水平上的福利制度，别人山珍海味，我们有汤喝就足够了。美国并非福利最好的国家，但在90年代初，它给每个失业者编制的预算就已达每年7000美元。我们呢，二十一世纪初了，给失业者编制过预算吗？给贫困者提供过起码的保障吗？勿说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连不少比我们更穷的发展中国家都能提供给国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政府也一直装聋作哑。非洲最穷的一些国家都要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水平高出一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
一面炫耀经济一枝独秀、以经济大国自居，这不是自打耳光么。事实政府也并非全吹牛，财政收入逐年上升，从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高达1万亿左右呢。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已进入全球前列。另一面，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建设依然十分落后，中国人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不仅低于所有发达国家，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比起毛泽东时代都下降了许多。毛泽东时代对公共卫生事业相当重视，曾给予了大量的人、财、物上的有力支持与保障，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到全国行政村的百分之九十。贫穷的毛泽东时代都能做到的事情，今天“富起来了”的国家却放弃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农村医疗体系的崩溃！
有人担心在时下中国搞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多一个剪羊毛的机会”、会 “滋生更多腐败”、“唯一结果就是再造一堆富翁出来”，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没有好的社会制度，任何好的制度、政策都可能被钻空子，变味变质。但，比起“为公务员加薪”之类明显地杀贫济富的政策来，福利制度总体上总是利民、利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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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006 8:38:26 AM] |
张五常自承没有良知！
[#556: 19115, 1/836] - 东海一枭 (1/31/2006 8:38:2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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