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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以道德和法纪维系部队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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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以道德和法纪维系部队
吴佩孚出身农家，却是个饱读经书的秀才，沦落江湖时，也曾为人占卜测字为生，在他身上，农民的简朴，书生的刚直，游民的灵活都有所反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北洋军人中，他是旧学功底最深的人物，从登上政治舞台到盖棺下葬，盖以“儒将”自许，以卫道自任，其意识特征呈现出某种“地地道道”传统品格。
一、吴佩孚伦理型的维系思想
吴佩孚刻意修复在风云变幻之际趋于崩塌的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人们心中的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固执地坚持以礼教为治国与治军之本，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他以所谓“精神讲话”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形式，后来成为时髦，每日下午饭后，必有一番灌输传统道德的训诫，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由于他的口才好，又能对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说，因此一时颇能吸引人。吴佩孚的维系思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新”君臣论。
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理论中，君臣观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后，帝王不复存在，君臣观失去了着落，不唯后拖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拿着毛瑟枪的北洋军人也有点觉得不对劲，旧思想破产，新思想不明白，大家六神无主。在“人心不古”的叹息中，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绝妙的“新”君臣论，因为要想扶正摇摇欲坠的三纲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义”不可。
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也并不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尽管牵强附会，吴佩孚到底补齐了他理论中缺陷的五伦，把架子勉强搭起来，从而令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论。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忠于首领，忠孝自古不可分，是传统礼教的核心成分。自然，对于吴佩孚来说，忠孝观念也是他维系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军活动中着意向部下灌输忠孝意识，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军人要以“忠孝为体”。
由于对军人来说，长官就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死心塌地跟着长官，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然而不幸遇到的长官既不为民也不为国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如此说来，忠国忠民不过是挂出来给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让他麾下的官兵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
然而，要人们相信长官、上司就是君，从而无条件服从和效忠，毕竟有几分勉强，所以吴佩孚又拾起陆王心学，说“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按照这种说法，“忠”就近乎于禅宗所谓的“佛性”一般，是存在于“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这种天良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因为，“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行”，以至于农工兵学商，个人干好个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于人、忠于心和忠于事混为一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传统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过程，原来本不属于传统道德系列的职业道德也被吴佩孚扯入了纲常礼教之中。
吴佩孚的“孝”论，也照“泛”不误，把忠于职守，忠于事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德目之一，毕竟还有个相同的“忠”字，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可吴佩孚认为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但吴大帅的逻辑是不会因人费解而中止推断的，在他看来，所谓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打起仗来敢于卖命向前，“战阵不勇非孝也”，战场上“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至于“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若死于战场使家族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统统顾不得了。
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忠孝观，含有重整社会秩序的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惜把忠孝泛化，甚至于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可无意之中却把原来较为“崇高”的儒家道德规范，降了若干品级。
其三，“武神崇拜”。
作为军人，仅仅有社会一般人的道德价值观还不行，有时也不尽适用，维系军心，振扬士气，还需有些军人特有的价值观，为此，吴佩孚乞灵于“神物”，抬出所谓的“武神”，一方面借宗教的虔信济传统道德之穷，另一方面以武神的名头烘托他“武圣”的自夸。
“武神”的说法，在中国民间传说的诸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道教的诸神谱，还是民间的封神榜，都没有武神的名目。吴佩孚请它出来，彻头彻尾是一场拉郎配，按他的说法，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关岳同称武神，所以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拜之对象”。关岳为神的资格颇老，那是好几代皇帝老儿御封的，为的是推崇他们了不得的忠义节气，吴佩孚拉他们兼职“武神”，恰好也是看上了二位的“气节”，所谓“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又“岳武穆曾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便是节”。所谓“志在攘夷”，从吴一生的行为看不过是空扯旗号，他并没有真的跟洋人一刀一枪干过。文官不爱财也是虚晃一枪，对人不对己，因为他和他的手下毕竟不是文官，说来说去无非是让人不变节，不背叛，“千里寻兄”式地跟着他共患难，打起仗来敢玩命，这才是吴佩孚以“武神神格”充塞他的军人人格的本意所在。所以愈是处境困难，人心离散，他崇拜关岳之心就愈笃，妄图借关岳的神灵挽回颓势。1926年在他东山再起的回光返照之际，曾隆重地在出征之前率麾下将领大摆香案，对他的武神关岳虔诚地行三跪九叩之礼。
其四，“顺逆论”。
吴佩孚觉得，由于时代的变化，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缘故，仅仅提倡忠孝节义，追崇关岳，似乎还不足以维系人心，挽回世风，为加大保险系数，他同时发明了了一种“顺逆论”，把他自己稳稳当当摆在“顺”的一边，要自己的部下坚持从“顺”抗“逆”，不生贰心，要别人的部下去“逆”从“顺”，尽早觉悟。他苦口婆心地说道：“是顺逆不可不明也，范增亦算是智者，对项羽固甚忠心，但不明逆顺，终遗臭名。三国时天水方面，姜维本是魏将，后弃魏投汉，不知者以为叛魏，其实是弃逆效顺。”那么当今之时谁顺谁逆呢？吴佩孚很自信：“民国以来，政府之真伪，军人之顺逆姑勿具论，一细心比较，当得良心上之判决也”。言下之意“顺”者非他莫属，如果有谁竟然把“顺”判给了别人，那他一定是“没良心”，没良心者的判定自然是无效的。
“五四”运动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吴佩孚今日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有人调侃道：“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诚然，吴佩孚所为，有其民族主义的气节在，说明其人确有爱国之心，对推动五四运动，有正面的效用，也不能说没有收拾人心，抓住国民救亡图存的心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君者，顺也，臣者，群也，就是以我一人顺群众之心理。” 这样，从“忠孝”到“顺逆”，吴佩孚毕竟搭起了自己集团维系思想的框架。“军人以忠孝为体，明顺逆为用”，体用分明，主辅合一，万事大吉。
二、吴佩孚的法纪维系手段
道德教化和权术施用是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的两面，吴佩孚的集团维系意识也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冠冕堂皇的说教，后者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诡道。正像所有成气候的传统政治家都深谙权术一样，吴佩孚对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权术，也是相当纯熟的，概括起来，也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实力威慑。
尽管吴佩孚宣扬服从敬上的传统道德，但军阀现象伴生的唯力是从的心理氛围，却使军阀的派系组织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趋向，派系愈庞大，其离散趋向就愈严重。在任何一个派系内部，每一个掌握一定兵力的高级部属都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军阀，在北洋统治初期，经常出现一旦某师长升任一省督军，就被部下架空的现象。对这些高级部属的控制，成了军阀的一大难题，通常的办法是，或者把高层军队建制如师旅一级事实上架空，首脑直接与中下级军官建立联系，此即所谓“众建诸侯少其力”的老套新版，让每个半独立的单元足够地小，小到不足以自立。或者首脑亲自掌握一个亲信精锐的骨干部队，作为操纵和左右整个派系的中心势力，以实力作为对可能的反叛的威慑。前者的好处是反叛或者架空长官比较难，但影响行动效率。后者则控制力稍弱，但行动效率较高。吴佩孚采用的是后者。
吴佩孚是个注重理论的人，对自己的作为，总要找出点“理论”依据而后才能心安理得。直皖战后，他从第三师师长跃居直系的“代理家长”之位，就同幕僚们一道，开始研究成吉思汗的“怯薜”（蒙语音译，亲卫之意）军制，他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无坚不摧，关键是因为他拥有一支称为“怯薜”的一万八千骑的亲卫部队，该部队既是全军的精锐，也是全军的中枢，既可以冲陷敌阵，又可以威慑内叛。吴佩孚认为如果他也有这样一支亲卫军，控制直系就不会成问题，所以，他以此为借口，倾其所有装备与供给，大规模武装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师，一方面严加训练，一方面大力补充，使该师成为拥有步、骑、炮、辎重、电讯、铁道（铁甲车）、航空等诸兵种合成的总数为一万八千人的立体巨人，在装备与兵力上，成为直系各师之冠。
其二，“形象”吸引。
军阀都力图在自己的军队中制造对他个人的迷信和崇拜，但这种崇拜气氛却不多见。还有几个小军阀，在部队里推行自己的像章，但效果不佳。直系军阀内部，的的确确存在过对吴佩孚的迷信和崇拜。在军阀之林中，吴佩孚也许是最注意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他喜欢与报界接触，敢言，善言，更善于抓住话题，制造轰动。加上他确实具有非凡才干，使他获得了“常胜将军”和“爱国将军”的美名，甚至一度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鲜明的个性，使得凡属他的部下都对他有某种莫名的敬畏。总而言之，吴佩孚一度披上了无所不能、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
首先，他有一个“忠贞不贰”的形象，尽管对曹锟有诸多不满，他也有能力和实力取而代之，但他还是“终身事曹不贰”，这种经过“时代考验”的忠诚，与其说是对曹个人的感恩戴德，倒不如说是为给部下树立一个至死效忠的表率。按他的说法“纲者，表率也”，君为臣纲，就是要为臣作出表率。他之所以甘为昏聩的曹氏之下，忍受以曹锐为首的保派、津派无赖的诸多闲气，就是要留下一个作表率的机会，扮演这样一个唱红脸的角色（京剧脸谱：红色意味着忠勇）。
其次，吴佩孚在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军阀世界里，树立了清廉公正的形象。为了表明他不用私人，甚至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为了表示自己爱国清正，不惜喊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敛钱”的五大自律。很多人认为他不像其他军阀“非特西洋黄发碧眼儿似不能维持其政治生命”，所以“秉赋不同所见亦异，率能贯彻主张，为东方民族稍留骨气，其人格有足多者也”。的确，吴佩孚失败后也没进过租界，甚至在外国人竭力邀请下也没改变初衷。吴佩孚也确实不为自己敛钱。应该说，吴佩孚的这种“形象”或“气质”上的吸引，其效果是明显的，甚至连倒戈背叛他之后的胡景翼都认为：“吴不怕死，不要钱，其人格我等当推崇。”
其三，纪律约束。
吴佩孚多年的行伍经历告诉他，控制部队不仅要靠内在的道德力量，还要有外在的纪律约束。对军队无纪律行为的鼓励与纵容，虽然一时一地能起到刺激士气的作用，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却容易导致部队的涣散，以致完全失去掌握。如张勋二次革命时攻入南京，打了胜仗点起名来士兵却少了很多，原来士兵们抢劫够了就开小差回家去了。吴佩孚当第三师师长时，接掌的是一支有着北京兵变臭名的部队，因此他特别注意挽回声誉，格外加强纪律。据说吴的第三师在湘南时，有一士兵入娼家抢一水烟筒而被枪决，其部队驻地尚有人办喜事。当时的外交家顾维钧也说，吴佩孚“不仅是一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可见其军队纪律在军阀中算是最好的。
吴佩孚严肃军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士兵受“污染”，他不让士兵和军官到城市去，怕他们做赌博和其他坏事而忘掉自己的职责。他认为军人应该戒酒、戒色、戒烟、戒财、戒赌，否则就会损害战斗力。而诸戒的最有效和最便利的措施就是干脆把部队与花花世界隔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佩孚军纪的作用是一层不透风不透雨的隔绝布，有这块大苫布的遮盖，挡住了城里的奢靡风，从而使军队保持农民式的淳朴。
其四，机谋权变。
有一次吴佩孚在布置任务，忽然觉得有点饿了，左右随从劝他吃饭，不料他却陡然变脸厉声喝道：“诸弟兄都没吃饭，我吴某怎么能一个人独食呢？”左右马屁拍到了腿上，讨了个没趣不做声了。
吴佩孚从来不让他的部下敛财，因为他深谙“饥则附，饱则飏”的道理，如果部下个个腰缠万贯，他们就不会再为他卖命拼死，至于士兵更是如此，因为“兵不可富，富则思家；兵不可穷，穷则生怨”，务必使他们保持某种半饱半饥的状态，才能驱使如臂。
吴佩孚与部下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是他最亲信的谋士白坚武也常常摸不准他的脉搏，他时常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或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说道当中，突然作出决策。
1926年末，当他的大将靳云鹏两次意欲违背他的意图反奉联冯时，都被他先用假象迷惑之，当靳放松警惕，吴就突如其来地解除其兵权，使靳没有机会举兵反叛。吴佩孚还惯用让部下互相牵制，相互制约的手法，如让王维城去牵制王承斌，防止其叛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让王承斌以督战为名监视冯玉祥，又让胡景翼蹑其后以防备之。
套用一句吴佩孚的名言，我们可凝缩出吴佩孚传统型维系意识的全貌，这就是：以传统道德为体，传统权术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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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009 2:27:0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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