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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靠”各族群众新疆也稳定不了!
孙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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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驳7月14日人民日报:《依靠各族群众维护新疆稳定》
只有政权合法,才有人的人格独立,才有意志自由
人格独立,意志自由才是秩序的条件
只有政权合法,社会才能是真正的平台
处在平台上的分子才能自在的“是”其所是
秩序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伦理所致成
只有所伦就是人的日食住行、七情六欲、人伦日用
只有伦理所根据的不是外来加于,不是从征服出发
社会所呈现的才是人的秩序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奠立在征服原则上的
其所伦之理(共产主义)就是如何征服
秩序所呈现的不是人伦,而是党伦
充塞着征服性的党伦怎么能保证人的秩序呢?
因为社会伦理所关的是人,不是党
所以要安定,只有政权合法
政权合法就是取消党伦囬归人伦
1、为什么说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保证不了新疆的稳定?
因为以民族冲突的名义发生的乌市骚乱,是中国社会危机在一特定领域、特定地区的表现,“各族人民”只
是这个领域、这个地区的的特征,不是危机的本质。难道杨佳行为、邓玉娇行为……汉源、瓮安、石首事件
……不是冲突?不具有危机的性质?在中国,还有不处在临界冲突的净土?所有地区、领域的普遍高涨着社
会危机又叫什么矛盾?多民族聚居是地区事实,不是对矛盾的揭示,因为非民族聚居区也天天在上访,天天
抗议,天天死人,到处都是冤声载道。这层出不穷、日益加剧着的、普遍的社会冲突要求同一个解释:因为
它们都发生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义下,那就必有一有效于这块土地所有危机的原因,这块土地上的所
有冲突,不论以什么名义发生,都必定是这个原因作用的结果。
不同民族中的人发生的冲突,只是社会根本矛盾在民族事务上的表现,民族性只是本质矛盾借以表现的条件
,不是那矛盾本身。就像人的道德,永远只有一个:即我知我和所有人类成员都是人,所以我有义务保证我
的行为不把我所不能接受的事加给别人。只是在政治家那里它表达为良相救国,在医生那里表现为良医救人
,在师者表现为为人师表;在父则应慈,在子则应孝;处庙堂则应想到百姓,处江湖则应匹夫有责……不同
的只是生活的领域和所处的地位,并非一个领域、一个地位会有一个原则。哪有什么八荣八耻,只有知耻而
后勇!所以说----
新疆的稳定只是中国社会安定在这地区,汉维两民族间的事,是中国政权是否理法上合法这个总原因在局部
上的表现。而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否是个秩序问题,秩序的态势是由人与人、人与环境联系是否合理来决定,
决定人际联系品质的是用来奠定社会的制度,所以中国社会是否能呈现安定、健康和生机,要考察的是中国
社会的总理念是否合法,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否合法,不是可从某一具体地区,某一具体领域孤立探求的,因
贯彻在这一国家所有局部、所有领域里的是同一个理念,同一制度,又是同一个政权来贯彻,所以“依不依
靠各族群众”并不改变社会总理念和总制度的性质。理念、制度、政权的非法性质不被改变,处在中国这个
整体上的任何局部、任何领域的稳定就都不可能。因为社会秩序不是由维护,而是由正义来支持,所谓正义
就是人能够自由地“是”其所“是”。
2、“依靠各族群众”这个概念的能动性被依靠者所独占
“被依靠的群众”处在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
群众连发生作用的机会都没有,又依靠它什么?
这个语境中,“依靠”是动词,是动词就是行为。行为只能是行为者(行为主体)的行为,在这里,主体已
先行独占了全部支配资格。“群众”只是被行为所关涉的对象----是纯客体,连一丝一毫的能动性都没有,
其发生作用的可能性全被行为主体所剥夺。因为能被依靠的必须是力量,可力量又只有被使用才成为力量。
在这个语境里,只有主体才有能动权。“各族群众”的能动资格全被“依靠者”所占,又哪来的发生作用的
机会?在所有需要“依靠”的联系里,都必定有一个“用什么来依靠?”,共产党会说:用党的方针、政策
。用的既是“党的方针、政策”,那么“依靠”的就不是各族群众,而是“方针、政策”。各族群众就只处
在被方针、政策所作用的地位。下边这段话就是共产党“依靠各族群众”是骗局的自我揭穿:“维护社会稳
定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以来,党和政府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
迅速平息了事态,恢复了社会秩序。”原来醉翁之意只是“党和政府”,是“党和政府”在“紧紧依靠”。
这便可清楚地看出:“党和政府”是加于者,驾驭者,“被依靠的各族群众”只处在被加于的地位,是被驾
驭者。至此我们应明确:“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等等一类饲汇,全是被意识形态强奸后的,
被意识形态侵犯了的,它们所以能被提出,是以丧失本己性人格的人为条件,只有在成为意识形态的奴仆后
的人才有提出的机会。
因为人对理的发现首先仰仗经验事实,可这些词汇是纯道理,对它的揭露得靠反思,不经持久的实践无法完
成对它们的矛盾的揭示。这些词汇只有占有发号召地位的人才能提出,能发号召需要在发号召前被赋予使命
----因为只有据于任务才有提出“依靠群众”的必要,以回答依靠群众去干什么?那就是去完成或实现任务
。而只要是任务,就必是一定条件限制出来的,敞开性里永远不会有任务。因而凡任务就必已被形成它的条
件所裹胁。我们所批判的这个命题的任务是什么?----就是稳定。可这个稳定是共产主义宗旨下的,可做为
事实的人不是共产主义的产物。而共产主义做为特殊意识早在任何具体任务前已由制度加给了社会,成为无
所不在的的规定性。即使在实际任务前不故意提它,那任务也早已被它所包裹。因为正是意识形态的贯彻造
成了矛盾,那任务就是由意识形态的贯彻所造成的矛盾所导致,又怎能不染有意识形态性,不被意识形态所
包裹呢?
不妨去看非意识形态型社会,那里不充斥此类语汇。因那里没有共同任务,各人生活各人的,与什么人交往
不与什么人交往是个人的事:任何人都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生命,在自已以外没
有服从性。哪还需对群众的依靠?政权只是管理,并不负有对人的意识做重塑的任务,政权的施行便只处在
服务地位,它只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对策,政策可能遭到抵制,抵制达到相应规模就意味着失当,政权重新考
虑的是政策,人的主体性不受动摇。政权对人没有重塑要求,就不可能有共同任务,当然就不需要“依靠群
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类语汇隐含着一个必须的前提;即需要群众共同来对待,可需要群众
共同对待的事情必须具有公共性,比如“抗战”就确是全民族的共同任务。可不管共产主义理念远不远大,
它都不是公共任务。理由是:共产主义是个主观理念,人的固有性质里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可以肯定:由社
会主义决定的任何任务都不是人的本己性,如果它是本己性,那它就是自身实现的,自身实现自身还需对公
众的依靠吗?----醋本就是酸的,还需借助外力才能酸吗?胡锦涛的生命的实现还需借助江泽民或邓小平这
些外力吗?所以需“依靠群众”来解决的必定不是人的固有性,它若是人的固有性就决不需依靠群众。它是
固有的,就是人的自身,那还用依靠?人的存在只需要环境允许人格独立,不需要依靠。一旦“依靠群众”
关系成立,所意味的就是个体的人已被捆绑在一起----独立性丧失殆尽。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秘奧。
3、是共产党掌控中国,还是汉民族在掌控中国?
中国,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念,还是以汉民族的民族性为最高理念?是共产主义下的民族政策,还是民族
政策下的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各个民族的痛苦是来于共产主义,还是来于民族间的差异性
?只须读一读这些追问,就立马得到结论:共产主义制度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
因不移的定律是:什么是社会的驾驭力量,什么就是社会危机的祸源!这是不变之理。
不错,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汉人,而且那七千多万共产党员至少七千万是汉人,
只有那个零头是少数民族。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经验误解的条件。不仅维族同胞如此,许多民运人士的叙述
也含着这个糊涂看法。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咧着他们的狼嘴正天喊:要牢牢掌控宣传、與论的主导权,
保证宣传、與论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足够证明: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都是汉人,但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汉民族的民族性为宗旨,它贯彻的不是汉民族的民族性,而是
共产主义的征服性,所以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来自汉民族的民族性,而来自共产主义这个先天带有征服性
的理念。是共产主义的征服性造成了国家无处不在的危机,乌市冲突只是无所不包的矛盾在民族生活方面的
表现,不属民族性本身。语言不同、体征也有不同是客观的,它不影响人格独立、意志自由是人类永恒不移
的追求,所以民族不同并不必然的包含矛盾。只有信仰才是矛盾的唯一来源:什么东西是人格独立、意志自
由的妨害,什么就是引发冲突的根源。任何客观性都不会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妨害,只有主观性才能造
成对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妨碍。民族性是客观的,信仰是主观的。对共产主义和真主的信仰都是主观上的,
这两个信仰构成不共戴天的冲突。
仅从字面上看,“共产”并不直接=征服。但它的内涵却就是征服。因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无不是独立自
存的,人也一样。可共产主义强调的是“共”,不取缔了独立性又怎么能“共”得起来?事物的独立性是不
可抗拒的,你要让它“共”就非借助外力不可,一借助外力就是征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不是征
服的最高表达?人类社会的五形态表述是不是对征服的支持?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必导致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不是对征服的合法性的证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不是为证明征服
有理而写的?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就是征服有理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是不是为征服开创的理由先河?……
所以说,共产主义这个制度才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总因。因为物质的生命的独立性不可能被“共”,只有人的
主观意识才能在外力威胁下发生“共”的妥胁,因而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用外力威胁来强迫人们妥胁以求“共
产”的主张。但因生命的独立性无法改变,人一旦处在非妥胁条件下,意识的独立性立马顽强复活----本性
难易呀!这就是中国社会所以陷予危机的根源。
人不可能丧失自己,而共产主义又非以人性的丧失为条件不可。这二者能不血战到底?
共产中国从一开始就陷在这一矛盾中,只是矛盾从实际生活中获得显露,人们只能就事以见是,从实际的生
活中不自觉地与共产主义发生冲突。共产党也是从经验里感受矛盾,当然想拚命地克服它,共产主义既被做
成为社会的总理念,它就具有理性规定性,像常言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共产党为克服矛盾所取的
努力便只能在巩固自身条件下提出,巩固自身这个先在要求便必然地掩盖了对矛盾的认识,加深着和发酵着
社会的危机。起初他们或许意识不到“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的总祸根,当他们自觉到这一点时,却因早已陷
在矛盾之中,要自拔也拔不出来了。要克服危机,就必须以取缔共产主义为条件,所以共产党克服这一矛盾
的对策只能采用加重征服的办法,实践上就出现了:这也强化,那也强化的局面,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
就是征服,而社会秩序的本质却是正义,处在实践着的江湖中的胡锦涛,便由不得他知不知共产主义是错的
来重新先择,只能听凭征服的摆布----为捍卫建立在征服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化征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就是尽一切努力强化对人的征服!
试向:汉族人是人,维族人不是人?在自然性方面它们又哪有一丝一毫的不同?汉族人难以接受的这种强加
,这种对生命的重塑,那藏族人、维族人又焉能接受?但因汉族人身为汉族,与共产主义压迫间没有民族性
隔着,即使经验的眼光也不会把共产主义的征服性辨识成民族矛盾,因为受压迫的汉人没有用民族关系来考
察压迫性质的障蔽,所以汉族人的斗争从一开始所指向的就是共产党。藏、维民族所受的压迫虽也来自于共
产主义,但这种压迫绞织着不同民族这个外衣,共产党的构成又是以汉人为主体,共产主义这个理则所具有
的征服性就被认成为民族隔阂,而从经验的眼光出发,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民族性,这一错觉就障蔽了对真
正罪恶之源----共产主义先天是个征服理性的揭露。维族里发生的反征服文化,反征服政权,反专制统治的
斗争就被染上了民族仇恨的色彩,在反共产主义里交织着非理性的、不开明的民族情绪、信仰情绪和极端信
仰。并且越演越烈,越难以澄清。可以肯定的说:在共产主义被埋葬之前,我们找不到走出这一困境的道路
,因共产党不能不对共产主义负责,这个责任就使他们缕不着矛盾的藤蔓,找不到矛盾的根源。而民运中即
使有人能完成这一思考,却没有贯彻这一思考的条件。而且在共产党垮台前,极端主义信仰背靠着共产主义
大树,即便他们觉不到这一点,这个事实发挥的也是环境作用,极端主义但信仰与共产主义互为支持,所以
不可能在近时期瓦解。我们只能给予关注和研究,为将来的解决准备理论,对事实无能为力。----因为我们
没有为力的条件:这个条件即敞开性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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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2009 8:11:2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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