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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日本伪造的书引起辛亥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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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日本伪造的书引起辛亥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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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日本伪造的书引起辛亥大屠杀 (1)
浏览次数：3268收录时间：2007-07-29 20:27:13责任编辑：满网资讯
----《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
摘要：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了明末清初一场人类惨剧，清军屠杀十日，80万人死亡，而数百年后，日本在民国的首都南京，用热兵器屠杀数月，死亡不到 30万，常识上就可推翻此书，内容上更是自相矛盾错误百出。因为缺乏有力的史料佐证，有人竟然把汇集明朝末年野史的《明季南略》篡改。《扬州十日记》的政 治意义远远大于历史价值，当年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扬州十日记》，被掩盖的震惊惨剧被揭露，让当时很多汉族人对满清充满仇恨，也导致了清 朝和平退位后，革命党对满族在全国报复性大屠杀三日。本文先给出支持《扬州十日记》的资料，再进行反驳，结论是，《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意图是瓦 解和分裂中国。二百多年都没发现，偏偏在革命党聚堆的日本横空出世地“发现了”这一本书？历来的造反者在起事前，都要制造舆论，什么鱼肚藏书，石人一只眼 等等，革命党人脑袋也没进水，这类事儿玩儿起来肯定也会抡圆了，因为此次革命有其特殊性 ，即参杂着民族革命的成分在里头，所以要制造仇恨，要以驱赶统治民族为号召，来唤醒广大被统治民族的革命热情，为了革命成功，这也是姑且为之的权宜之计。 然而，即便是始作俑者革命党革命之后，也立即宣布了五族共和。现在，中国要稳定和谐，而某些主张汉服的人士，却不断揭开满汉之间的伤疤，因此，特写此文澄 清事实真相。
一。网上流传的支持扬州大屠杀的史料
揚州十日記 明•王秀楚
西元1644年，清兵在多鐸的率領下，分兵亳州、徐州兩路，向南推進，勢如破竹，迅速佔領了徐州、亳州、盱眙，並乘勢下淮安，奪泗州，渡淮 河。四月十九日，明將許定國引多鐸師至揚州，揚州被清國水陸各路重圍。守將史可法統率軍民，堅守弧城，同時，向弘光小皇帝求援，弘光不應，揚城告急，四月 二十一日，明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形勢更為危急。史可法等堅守至四月二十五日，終因彈盡糧絕，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在多鐸 百般的誘降時，史可法斬釘截鐵地說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態不可屈！”結果被慘遭殺害。史可法的部下在這種情形下，仍率余部繼續鏖戰，直 至流盡最後一滴血。清軍佔領揚州後，縱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記》就是這段歷史的忠實記錄，是清兵屠殺中原人民的罪惡見證，它永遠地將野蠻和罪惡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且看經過屠殺的這片土地上的血 淋淋的場景：“..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 積屍..”整個文本採取雜記形式，筆者自身亦被記錄于筆端，和歷史事件整個地融為一體，在文體上有些近似于筆記小說。在當時看來，則有似是“新聞”。所有 這些，似乎與嚴肅的史學著述不太相同，很難列入史地奇書之中。事實上，這種形式的靈活性並沒有影響到所記事實的客觀性，相反，這樣慘無人道的殺戮，由於是 筆者的親聞目睹，更增加了它的真實性、可靠性，亦即歷史性。全文就像是一部目擊記。正因為此，《揚州十日記》才成為史地著述中的一“奇”。
以下，是《揚州十日記》外，部分證實揚州十日的史料：
《揚州城守紀略》“初，高傑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為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 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
《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揚州屠城後，目擊者的敘事詩：
明末吳嘉紀有一首詩《過兵行》，描寫了揚州浩劫以後的慘狀：
《過兵行》
揚州城外遺民哭，遺民一半無手足。
貪延殘息過十年，蔽寒始有數掾屋。
大兵忽說征南去，萬馬馳來如�
雨。
東郊踏死可憐兒，西郊擄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難相親，城裏城外皆飛塵。
鼓角聲聞魂欲死，誰能去見管兵人。
令下養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騰曾幾時，十家已燒九家室。
一時草死木皆枯，骨肉與家今又無。
白髮歸來地上坐，夜深同羨有巢鳥。
二。揭穿扬州大屠杀的谎言
(一)。《明季南略》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
计六奇（1622年—？），字用宾，江苏无锡兴道乡（今前洲、玉祁）人。家境清贫，二次乡试不中，康熙二年（1663年）后以教学为业，并开始撰写 《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书。《明季北略》共二十四卷，记录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努尔哈赤堀起东北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 关。《明季南略》凡十六卷，上起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止于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记述南明史略与郑成功事迹。《明季南略》与《北略》是同 时期编写的，二书资料来源广泛，单是标明出处的史料就有《野乘》、《野记》、《江阴野史》等七十余种。清代抄本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1944年甲 申年，郭沫若在重庆著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即大量参考《明季南略》与《明季北略》二书，要求中共高干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辙。
下面是《明季南略》关于扬州之战的全文:
史可法揚州殉節
四月甲戌 大清兵渡淮如入無人之境 二十四日 大清兵猝至揚州 圍攻新城 可法力禦之 薄有斬獲 恐益急 可法書寸紙馳詣兵部代題 請救不報 丁丑 可法開門出戰 大清兵破城入 可法拔劍自刎 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順 身被數創 自刎死 妻楊氏媳郝氏從之 伯鯨標下遊擊龔堯臣被執不屈死
甲乙 史云大清兵渡淮是曉 猝至揚州 破新城 史可法在舊城 大清?若好讓城不戮一人也 可法不為動 丁丑 大清兵詐稱黃蜚兵到 可法縋人下城詢之云 蜚兵有三千 可留二千在外 放一千入城 可法信之 時大清兵在東門約 以西門入 及進而反戈擊殺 可法立城上 見之即拔劍自刎 左右持救 乃同總兵劉肇基縋城潛去 或云引四騎出北門南走 沒於亂軍中 或云大清兵銳攻北門 可法震大砲擊之 死者甚眾 再震而愈聚攻益銳 已破西門入矣 擁可法見豫王長揖不屈 遂遇害
予思甲戌渡淮 是晚 猝至揚州未必如此之速 則疑丙子為是 至於史公死節其說不一 然豫王入南京 五月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 優恤其家 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縋城潛去之說非也 更聞江北有史公墓 康熙初年予在淮揚見公生祠謚為清惠」 父老猶思慕焉憶 順治六年仲冬予入城應試 有浙之嘉興人同舟 自言久居於揚問以大清兵破城事 彼云我在城逃出 稔知顛末初 揚人畏高傑淫掠鄉民 避入城後 水土不服 欲出城 江都令不許 遂居於城 四月十九日 大清豫王自亳州陸路猝至揚州 兵甚盛 圍之時史可法居城內 兵雖有能戰者少 閉城堅守不與戰 大清以砲攻城 鉛彈小者如杯大者如罍堞墮即修訖 如是數次 而砲益甚不能 遽修將黃草大袋盛泥於中 須臾填起 大清或令一二火卒偵伺守兵獲之 則皆歡呼請賞 可法賜以銀牌 殊不知 大清兵甚眾 可法日夜待黃得功 至圍至六日乃丁丑也 忽報曰黃爺兵到望城外旗幟 信然 可法開門迎入 及進城猝起殺人 知為大清人所紿大驚悉棄甲潰走 百姓居新城者一時譁叫不知所為 皆走出城 可法不知所終 史公短小精悍 面黑 在軍中茹麥粞飯食不二味 眾共憐之
予按 宋恭帝時 元右丞相阿杰圍揚州日久無成功 築長圍困之城中 食盡死者枕籍滿道 明太祖將繆大亨克揚州 止餘民十八家 然則宋元迄今 揚民三罹劫矣 豈繁華過盛造化亦忌之耶
鼓吹扬州大屠杀的人说：《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这句话是伪造的，其中的“廿五日”和“屠杀甚惨”是伪造的，只有“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是真的。如此篡改历史，如果不检查原文，很容易被欺骗。
《明季南略》基本是野史的大杂烩。但如此详尽的野史里面，也没有说有扬州十日屠杀，而别有用
心者却冒充作者，伪造文章，足见扬州十日的论据有多么的单薄。其中，记录了扬州破城时，一个目击者的叙述，战争过程很生动，但是，没有提
他的家人或者邻里被屠杀的事。在明朝遗民手抄本的野史中没有所谓的扬州十日，在明朝遗民另一个遗民谈迁手抄本历史《国榷》中也没有所谓的扬州屠杀。注意，这里说的是手抄本，也就是说，这些资料清朝没有碰过，是纯洁的。
谈迁（1593年─1657年），明清史学家。明诸生。浙江海宁枣林（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为生。谈迁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 开始撰写《国榷》，至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仍陆续修订。清顺治二年（1645年），又续订明崇祯、弘光两朝史事。顺治四年（1647），全稿遭窃，又发 愤重写，新写《国榷》共一百零四卷，五百万字，内容比原书更精彩。其著作尚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等。
(二)。 笔记小说 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清•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安徽桐城人，人称为南山先生。桐城派文学家之一，著有《南山集》，四十五年举应天试，四十八年，中进士第一，殿 试中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 “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 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 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同族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时刊行传世。
《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赞颂史可法守卫扬州、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并对清兵在扬州城破后屠城七日的罪行加以揭露。 但是，戴名世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史可法是宁死不屈，但要说他有什么英雄气概就夸张了。扬州是历史上有名的坚城，可是，清朝进攻一天不到就陷落了，不是 七天，也不是十日。同时期的其他小城却可以坚守83天。而且，他手下将领大批投降，史可法自杀竟然不成，清兵入城，他又大喊“我是史可法”，生怕别人不知 道他，实在有做秀的嫌疑。有人问，有用自己姓名做秀的么？当然有，所谓人各有志，人的医生，有人为钱，有人为女人，有人为权力，也有人为名声。
退一步说，所谓的最有权威的《扬州十日记》，声称作者是亲身经历，也没说屠杀七日，而是五天，书中云“是日（破城后的第五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 定……初二日（破城后第七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初三日，出示放赈。”因此，戴名世的“凡七日乃止”和《扬州十日记》相互矛盾。此外，这种“肆口游 谈，倒置是非” 有明显倾向的人写的历史，可靠程度又有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南山集》案是震惊天下的大案子，但他的文章依然保存下来，甚至在光绪时代发行，而影响不大的《扬州十日记》为什么却在中国消失了呢？是真的消失了么？
(三)。此文也没提到扬州有屠杀，却记录了明朝军民之间的自相惨杀
弘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略 桐城戴田有著
扬州城被攻陷:
四月丁丑，大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 平，幸得功營，阮大鋮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姦民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 徐踽，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踽，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之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主兵者遣 之明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龍捕數十人，斬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群臣自盡 者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阮、馬黨也，晚節自盡，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
時為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即位，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阮氏及妃嬪數人於豫王為贄。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謙益選為帝后，與諸 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歸。乙未，豫王幸於郊壇，之龍率群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兵至蕪 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
(四)。吴嘉纪（1618年—1684年），江苏泰州人，诗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其生活近于贫苦的农民和盐民，他工诗善书，曾从 事抗清的爱国文学活动。晚年隐居东淘（安丰古称）海滨，以诗歌为武器，揭露社会矛盾。所居老屋，破败得难蔽风雨，自称“陋轩”。一千零九十一首诗歌结集即 名《陋轩诗》，曾被清廷列入禁毁书之列（见《清代禁毁书》）。吴嘉纪在《难妇行》、《挽鲍念斋》、《我昔五首效袁景文》、《过史可法相国墓》等诗中，描述 了一批爱国妇女、爱国少年、爱国将士的形象。妻子是王睿，是女词人。
《扬州十日记》的80万已经被证明是谣言，吴嘉纪的冷兵器时代，几乎没什么抵抗的扬州，却杀了一百四十万。热兵器时代，日本南京大屠杀才不到30 万。吴嘉纪造谣太离谱了，难怪《明季南略》没有收录。宣传扬州屠城的有心人，也觉得这个数字太吓人，因此，只引用了《过兵行》，而不敢提他的《李家娘》。 实际上，吴嘉纪的诗，应该算文学作品，连野史的价值都不如，有人却把文学作品当作历史证据。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他的诗词被列为禁书，却得以流传下来，明 朝遗民修的《明季南略》等书也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单单《扬州十日记》在中国消失，后由革命党人从日本带回中国的呢？《扬州十日记》是真的在中国消失了？还 是日本人伪造的，再传入中国？
吴嘉纪的《李家娘》： 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
(五)。“话本，则有《中国小说总目提要》所收之石成金著《雨花香》，此书全名为《扬州近事雨花香》，４０卷，今藏上海图书馆。石成金（１６５９—１７３６？）字天基，号惺斋，清江都人，话本作家。”
扬州的“历史学者”把反清的小说文学创作当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不是历史。
(六)。诗篇，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５０首。如“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 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 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均令人不忍卒读。
评：哪些诗词是写扬州的么？而且，诗词这种文学创作是历史证据么？“外援四绝誓死守，十日城破非人谋。” ，这个诗不符合史实，扬州一天不到就破城了，不是十天 。
(七)。图画，史可法纪念馆藏有一幅《追远图》。以“追远”二字题图，乃“慎终追远”之意，指“祖先虽远，须依礼追祭”。此图所追祭之祖先，为图中 葆儿的母亲，扬州宛虹桥史母张孺人，“扬州十日”中“澄潭尽节”的烈妇，因而此图又名《澄潭尽节图》，嘉庆、道光间，安徽女诗人汪 有《题扬州宛虹桥史母张孺人〈澄潭尽节图〉，为葆儿作，并序》，《序》说：“孺人，秦蒲城望族，归史君似兰，有懿德。夫贤早逝，遗孤 臣甫十岁。孺人年廿七，夫丧未葬，遭甲申之变，惧为兵辱，携孤哭夫柩侧，夜投澄潭。
臣赴水救之，孺人没而遗孤独活，天之不绝节妇后也。既而 臣求得父一扇、母一梳，如见亲容，绘图纪事，读者无不泪下云。”葆儿为 臣幼名。《序》中故意把乙酉年改作“甲申年”，以避清廷文字狱也。但图中扬城烽火连天，惨烈异常，清兵旌旗摇曳，剑拔弩张，宛虹桥、地藏庵、藏经楼历历在 目，读此诗对此图，图画所示历史情景，令人明白无误。
评：那副画是什么时候做的？哪首诗词又是什么时候题的？有人考证过么？就算上述都是真的，也无法证明“扬州十日记”不是�
书。而且，艺术作品不是史料。
关于牧野的文章：“扬州十日”岂容否定？，“扬州十日记”不仅是伪书，也是孤证，而此文的所谓不是“孤证”，是以小说诗词这类文学作品来当作“证据”的，而文艺创作不是史料，作者自称自己不是“历史研究专家”是实话。
总之，扬州的“历史学者” 或者“历史爱好者”，除了煽情，不惜拿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作画来当证据，缺乏起码的历史研究常识。
三。明清之际人口到底减少多少？
清军从北向南挥师而来，这其中多少明朝的旧军队？满清军队加上蒙古八旗入关的总共也就60万人。明朝各部大致都如疾风偃草，开门迎降。 因为不少清军（王师），都是前明军。嘉定三屠，即为明降将李成栋一手策划实施。 无论蒙元还是满清，杀汉人再多，也没有汉人自己杀汉人多。一个张献忠，刀下多少鬼？26史，少数民族当政的不过几朝，算算帐就知道，自己不把自己人当回事 的祸害更大。
夸大清朝杀人的文章说，清初人口下降1亿。而明代实际人口无法确认，只有学术界目前的估算1－2亿，就低的一极来说，明代人口只有1亿，与清初1亿 多的人口差不了多少，何来1亿人减员的讲法？ 所谓1亿人减员，是只取明末人口的最高一极2亿为基数；但为何拿2亿人为基数？这个中间的论证也没有，如何让人信服？只拿2亿人的数字来确认明末的人口， 如何交代过去？ 下面的资料来自武汉大学张岩的“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 ”：
在人口行为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对明末人口估计数字较高，而对清初人口估计或推算突降，且时间跨度为50—100年， 这是以短时段现象推测中时段的结果，因而是不恰当的。 如果中国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亿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础上即使没有增长，至少不会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计，1700年左右的人口总量至少在1.5亿左右（同何炳棣说），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 口发展的基数。
清初人口与明末人口基数直接相关。明末人口经过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统计数字5000—6000余万的可靠性，学者 们根据各自研究，推测出早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年间，1600年左右），中国人口就已愈亿，数字在1.2亿—2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 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数字成为一个无法科学计算的难题。中国学者的估计略为保守，一度倾向于“以丁折口”的学者，分别将清初丁、 口比例大致定为1∶4、1∶5、1∶6等，从而根据官方对“人丁”的统计数字1063万（顺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别推算出清初人口当为4000余 万、5000 余万和6000余万，这种推算法现已基本为学界否定。
程贤敏先生根据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逆推出顺治八年的人口当为7000余万（注：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 《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据的基数仍是“人丁”数， 所以推测数字显然偏低。高王凌认为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国人口约有7000—8000万，到1700年大约有9000万至1 亿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 理论 与实践》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因早已认定清朝前期的丁数只是赋税单位，不能代表人口数或成年男子数，所以对清初人口的估计相 对乐观，他们普遍认为，清初人口（17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1650—1700 ）当在1亿—1.5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
人口学原理及人口发展史已经证明：人口发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长时期内形成的人口增长速度及其基数，会持久地依惯性向前运行。而在人口史研究 中，人们仍然容易过高估计 社会 动乱或朝代鼎革之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事实上，战争在某些地区对人口虽然有较大力量的损伤，但同时在当地和其他地区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着减少了的人口。即使这种弥补不能使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时�
间长度内，不会出现惊人的倒退， 短期的损失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恢复。
将时间从清初推后2个世纪， 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社会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一判断。从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冲至清代最高值4.3亿，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内战结束， 中国社会历经百年浩劫与沧桑：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大的战争历历在 目，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运用大大加剧了战争中的杀伤率，若按人们以往的逻辑推断，100年后的20世纪50 年代左右，中国人口应锐减至3亿、2亿甚至更少。幸亏近代经常性的人口统计为我们保存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据内务部的统计，1912年的中国人口 为4.058亿，排除统计数字中的隐漏、 不实因素， 可以说， 从1851年至1912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至少没有减少；从1912年至1949年，战争的频率、波及面及武器装备的 现代 化程度均大大增强，葛剑雄先生对此有过简要论述：“这期间大小战争不断，如护国战争、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战争、五次围剿与反围 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战争直接造成的伤亡就相当大，如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人员伤亡至少有2000万；从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 日， 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解放军方面死伤131万，失踪19万，平民的损失尚无统计。至于战争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更大。”灾害是扼杀人口的另一 张巨手，这期间 自然 灾害的杀伤亦不容忽视，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长江大水、1932年的华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1931年长江大水造成的 经济 损失达12.89亿元， 受灾人口有253万户；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万亩农田被淹，1400 万人无家可归，湖北汉川县29万人中有22万人死亡……”（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8—259页。）。但就是这样多灾多难的37年，中国人 口依然在顽强增长，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甚至直冲5.4亿人的新高峰（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 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1949—1979年经济资料选刊》。1953年中国大陆第一次进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5.826 亿。）！把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人类抗灾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的一种进步”（注：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 是不够全面的。 试想如果历史没有留下如此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会作怎样的猜测呢？
明清交替比起以前换代的死亡人数，在人口比例上算小的了。这些死亡人口中多少死于当时流行的瘟疫，多少是满人干的，多少是农民军干的，还有明军干的，已不可分了。康熙掌权后很多汉人进入了权力中心，而且很多是江南人。
四。史可法做秀，《扬州十日记》是伪书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 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老略匠嵌樱斐ｄ簧焙螅老Ｍ蹙粑弧Ｃ魉甲谠诒本┥系踝陨焙螅谀暇┍挥盗⑽实郏旰拧昂牍狻保乓谰晌 懊鳌保烦啤澳厦鳌薄Ｔ谖?年，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将田维乘出卖，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弘光帝是一个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 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 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败，内讧不断发生，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一些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 妃案等，加速了其灭亡。而弘光帝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崇祯年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9年），随卢象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十 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 七
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 州。清兵入关后，曾主张与之议和，共讨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于是督师淮扬，竭力协调江北四镇将领，以抵御清兵。 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 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良玉呕血死，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兵。
清朝将领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直趋扬州，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三月间，多铎奏报：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马抵达河南， “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四月初五日，多铎统大军从归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三 日清军至泗州（今安徽泗县），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遂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 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 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 州”。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 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 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拒绝。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 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棲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 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 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 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 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后瞿选?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扬州战役，史可法 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 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 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关于史可法，有几个奇怪的地方，他指挥错乱，无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制止，他身为一个武将自刎怎么会不死？难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 名么？如果是这样，他的目的达到了。后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会做秀，亲自给史可法题词，以拉拢儒教信徒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继续作秀，历史就象是一个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高杰部官军在其子兴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总兵李成栋等带领下先后降清；广昌 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东平侯刘泽清在清军南下时，“将原管淮阳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留交总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东总督王永吉、总漕都御史田 仰等带着一批文武官员乘船逃往海上。这时南京已经陷落，清固山额真准塔统偏师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领徐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迁、睢 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抚愿Ｐ桥扇顺质樾磐Ｉ险薪盗踉笄宓热恕Ａ踉笄寮丛谌蛄露 娜崭盎窗餐督怠?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 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何况还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弘光五大藩镇这样望风而 降，并不是兵将不堪一战，而是他们凭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有挟制朝廷之心，无忠贞报国之志。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 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后来展开的历史场面表明这五藩下的总兵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李国英、田雄、马得功、徐勇等人都拥有相当 的战斗力，他们为清廷征战时往往发挥出超越满军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实在很五奈，如果崇祯当年不顾儒教大臣的反对，如南宋的高宗一样南下，明朝不会败亡的如此之快。
也因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将，明清易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个，所谓满族入关的屠杀，说来说去就扬州，江阴，嘉定，这些屠杀大部分是汉人自己干 的。至于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上说的杀80万，完全是谎言，因为扬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张德芳的“《扬州十日记》辨误 ”等书驳斥，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清朝修的正史和著名明朝遗民私人写的手抄本历史，比如谈迁的《国榷》，都没有提到“扬州十日”。扬州根本没有什么顽强的抵抗，大批军兵投降，一天不到就破 城，而且，清朝军队还有下一个更最重要的进攻目标南京，为了一统中国，清朝根本没理由没必要搞所谓的大屠杀。此外，有人说，因为顽强抵抗而清朝军队屠城， 也是谎言，江阴县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怎么没有所谓的屠城？
五。《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
(一)。明末清初，扬州有王秀楚这个人存在么？
王秀楚身为史可法的幕僚，为什么大量的南明史料没有他生死年月日记载？
王秀楚，明末清初扬州人，曾任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作者。“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 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尚书》、《左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汉书》、《水经》、 《大唐西域记》、《资治通鉴》、《百夷传》与《扬州十日记》被评为“史地十大奇书”。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据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影印。 [美]司徒琳《南明史》，李荣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顾诚《南明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二)。《扬州十日记》为什么是革命党从日本带回来的？上述的种种禁书禁诗
，为什么没有在清朝失传？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这是一本仅八千字不到的小书；但此书长期被清廷禁止无法流通，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 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扬州十日”事件才广为世人所知，陈天华在《狮子吼》写道：“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 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可说是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舆论准备。《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书籍如：《清代通史》、 《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等皆予引用。
(三)。1894年，日本人帮我们“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1894年
6月11日——清军指挥官叶志超不战而走，致使日本军队占领平壤。
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开始。
11月24日——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即今日中国国民党之前身)
很多日本资料中，包括间谍报告，都有如何利用满汉矛盾的详细分析和计划。日本和清政府谈判中，甚至不同意清政府用中国自称。 甲午战争，日本一则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 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 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 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 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 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 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 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 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 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 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 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 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此后，日本继续兜售“驱除靼虏”的灵丹妙药。
(四)。日本学者：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
先介绍一个有趣的香港民间习俗：斩鸡头
斩鸡头又叫“烧黄纸”，是曾一度在香港流行的一种民间发毒誓的形式。仪式开始，诉讼双方跪在神案前，而对神像，点燃香烛，顶礼膜拜。然后，双方手执 一张黄纸，上面写着赌咒誓言，他们高声吟诵誓言，“清心直说，并无虚言”、“若有戏言，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之类。接着，庙内执事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菜刀、 砧板和雄鸡一只，一刀斩下鸡头，让鸡血洒在写有毒誓的黄纸上，再将黄纸焚烧，方为了结。 �
俗起源于民间，后来法庭处理一些无头案时，利用民众愚昧的民俗心理，也采取这种形式，土洋结合，“斩鸡头，断疑案”。而且也偶有成功。1918年曾有两个 大商人打钱债官司，双方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法庭调解多次不能化解，于是只好让他们到文武庙去“斩鸡头”。师爷、律师同时前去“监斩”。到了庙中，原告不 肯先跪下发誓，被告也不肯跪下发誓，于是斩鸡头没斩成，回到法庭，法官因原告不肯先下跪发誓，说明他心虚、理亏，反判原告有罪，被告无罪。此案当时轰动了 整个香港。此种裁决形式虽然已成为了历史，但将赌咒习俗搬上法庭也实为罕见。
1903年，日本学者世川仲郎写了一本《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的著作，刊行量相当大，被留日清国留学生看见，如获至宝，于是革命党借机再铸国 魂，各种民族主义组织纷纷而起。如安徽中学教员陈仲甫（独秀）搞的岳王会，江浙陶成章等的龙华会，都以岳飞为精神领袖，他们的会章：“凡入会，必供少保忠 武王岳爷爷神位于中央，左首列杨将军再兴之神位，右首列牛皋之神位，左下列王将军佐之神位，右下列施义士全之神位，供三牲...刺左臂，歃血盟，祭文（黄 纸写），四起四拜，誓毕，斩鸡头....” 每次行事，都要重复以上程序。全世界的民粹组织，如当年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黑手党，哈马斯等恐怖组织，都有类似行为，不同只是模拜不同的神。 这样，经过明朝伪造“满江红”等的第一次神化高峰后，岳飞第二次走上神坛。 日本学者成功的挑拨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民族矛盾。你可以说日本人阴损，但是，如果你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你不能不由衷的赞叹，日本人的利害，不服气不行。
民国初年，鞑虏被驱除，当年的革命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没功夫接这个茬，岳飞再一次下岗。 后来日寇入侵，岳飞再次出山。“9。18”之后，周承忠，江苏嘉定人，文字学家。立马把岳飞之《吊古战场文》碑拓中“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一句里的 “河”，“山”二字摘出，又取“秦没而还”中的“还”字，“奇中有异于仁羲”中的“羲”下半截“我”字，配上岳飞图章，编成“还我河山”四字，地理学家， 嘉定同乡童世亨立刻将此刊出，配合《满江红》一词，传遍全国。（这就是著名的“还我河山”四字”由来，满江红也是明人所作，不过当时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国 民政府自然也顺水推舟，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点。明令将岳飞列入先哲类神祀飨祭（另外几个分别是伏羲，神农，黄帝，嫘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岳 飞，关羽，公输班，排职称的话，为什么连木匠也入选，女娲姐姐反而没有，待考）。
中国最伟大的人，无论文治武功，岳飞都派不上第一，这是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明白的道理，而日本学者却别有用心的制造出了这个神话。 由此推断，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扬州十日记》也最有可能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目的就是搞乱中国。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假如二战期间，德国不贸然进攻地大而寒冷 的苏联，假如日本在大庆找到了石油而没有招惹美国，今天的中国相当大的土地将属于日本，至少日本在中国会有两个附属国。我没有任何贬低中国自己的抗日实力 和成绩，但是，热兵器时代打的是钢铁，老蒋的不抵抗丢失东北，等于把中国的矿产和工业基地给了日本，而国民党后来制造子弹用的钢铁都要靠美国的进口帮助， 国民党如此的基础要打败日本是可能的，但十分困难这本书在民国初年挑起了空前的种族仇恨，八旗子弟在全国范围内被大量被屠杀，其中有满族人，也有汉族人 (汉八旗)，蒙古人(蒙八旗)。而当时，清朝刚刚宣布和平退位，全国兴的杀戮持续三天，才勉强被制止，最惨烈的是广州，长沙，武汉和西安。西方人写的 ***传，里面的描述是人头滚滚。这些曾经为中国开创国土1300万公里的将士们，就这样冤死于日本人的离间计。
(五)。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5年7月孙中山回到日本东京，在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其前身是湖南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和广东兴
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除此之外还有江浙光复会（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
黑龙会，日本军国主义组织，成立于1901年，解散于1945年。1901年2月23日，内田良平等人在原玄洋社基础上于东京组织成立黑龙会，目的 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其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内田自任首任“主干”，聘头山满为顾问，创建会刊《黑龙》。早年目标是与俄国开战，霸占中国东三 省，并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亚。在此目标下，黑龙会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展开合作，图谋推翻中国清朝政府。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各 派中国革命组织在东京黑龙会总部共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日俄战争之后，黑龙会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先后发动或参与了对米骚动的镇压和关东大地震后对 朝鲜侨民的屠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改组为大日本生产党，支持军部，鼓吹战争。1934年，内田良平因卷入昭和神圣会事件而被迫淡出黑龙会，改由 头山满主持黑龙会。二战结束后，被定义为极端右翼组织，而于1945年9月13日遭美国占领当局取缔。
(六)。为什么称中国人为 “支那” 是对极大的侮辱
“支那”这个名称的起源是古时印度知道东方有个来自契丹，其旗帜是狼。狼的发音是Cina。 由此可知，“支那”其实是把外文再次音译过来而成的一个词。本来没有褒贬的意思。到了晚清，甲午战败，日本军国主义横行，从此“支那”的称呼就带上了愚昧 无知的含义。近代日本人不忿叫我国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国，实行改称“支那”，把侵略中国叫做“膺惩支那”。
日本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是支那这个词语带有贬义的始作佣者，从 荷兰人出版的1901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辞典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文字—— 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愚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当时的中国比较贫弱，中国人受到歧视，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带有侮辱的性质。定居在 外国的华侨也饱受歧视，比如美国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那以后61年，华人都不能入籍，配偶 也不例外。一直到1943年，这条法案才被废除。 美国俗语用“支那人的机会”来形容一个绝望的情形，即是说完全没有机会的意思，这是何等侮辱及轻视华人；又有嘲笑华人的市谣：“清清支那人，坐在栅栏上， 想从十五分里找出一块钱。”这是嘲笑华人愿意做辛苦而又工资低微的工作，由此可见华人当时在美国所受的轻视及欺凌。所以，现在有一点爱国心的中国人，听见 “支那”二字，都会十分反感的。
“ 支那 ”被卖国贼梁启超章太炎使用
1871年 清穆宗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四年 辛未年（羊年）
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建立，德国统一。
5月10日——普法战争结束，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
5月15日——德国颁布第175条，开始了德国迫害同性恋者的历史。直至1994年条例废除之前，因此条例而受害或被杀的同性恋者数以万计。
8月14日——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帝出生（逝世1908年）
9月13日——《中日通商章程》在天津签订。
12月24日——朱塞佩•威尔第的著名歌剧《阿依达》在埃及开罗的歌剧院（Khedivial Opera House）首演。
《中日通商章程》为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于1871年（同治十年）签订的条约。1872年（同治十一年），日本提议修改此条约未果。1873年（同治 十二年），清朝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使节在天津进行换约。1871年7月29日，大体上按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互不侵犯领 土，互不干涉内政；一国受他国侵略时须互相支援；互派驻外使节；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等等。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19世纪中叶，中 国和日本都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1871年，两国签订《修好条规》，正式建立了国家关系。就在这时，日本已在策划侵略中国。当时日本刚开始明治维新，对外 要"开疆拓土"，海上向南扩张的目标就是琉球和台湾。中日《修好条规》只是日本�
略中国的一幌子。
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 “ 中国 ” 。 “ 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 ” ，要求只写 “ 大清国 ” 。中国代表则力争： “ 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 ， 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 “ 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 。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 “ 大清 ” 而非 “ 中国 ” ，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则辩称，其汉文本中的 “ 大清 ” 是和文译文， “ 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 ” 。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以上引自《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 226-245 页。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
其实，早在清初，日本支持郑成功抗清 —— 国姓爷有一半日本血统，他的日本母亲就是被 “ 侵华清军 ” 奸杀的 。
甲午战争，日本充分利用了满汉矛盾。 《日清战争实记》 有日本 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亲率的第一军，在东北发布的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告示： “ 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 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檄文出自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 (1864-1923 年 ) 之手。作为中国通， 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贡献颇多，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见。宗方对日本利用满汉矛盾谋划极深，在他于甲午年所撰写的 《中国大势之倾向》 中，分析道： “ （满清）前之叛乱者殆无义名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 ‘ 恢复明朝 ’ 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 …… 方今中国之形势颇似元朝末运。彼因起于满州异族，夺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于宋，出自异族而统治中国则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为人民饱尝弊政之余而开始种 族竞争者也。徵之该国历史，自古以来凡由异族起而夺取天下者，常于人种之竞争中被夺回。 ” 他认为， “ 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收拾以上各党派 （指造反的哥老会、白莲教等）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 ” ，期望日本成为这个能凝聚中国人心的 “ 非凡之士 ” 。
同年，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 《对华迩言》 中分析道： “ 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 ” 。在认为欧洲必然会对中国进行瓜分之后，他说： “ 欧洲各国对中国之深谋远虑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岂能止于徒手旁观乎？ ” ，要日本 “ 制天下之机先，一朝有事之际，方可凌驾欧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于中国中原也。是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 ， 并十分具体地要求日本政府重视在华占领区的民政，还引用了孟子的名言： “ 当今之时有能行仁政者，民悦之如解倒悬 ” ，希望占领当局 “ 施行大道 ” 、 “ 待民如子 ” ，并且指出 “ 新占领地之统治者，责任至重，其人选非最慎重不可也 ” 。 （《宗方小太郎日记》）
保皇的 “ 维新派 ”根本就没安好心，其目的是架空光绪皇帝，同时散布日本人伪造的《扬州十日记》等书。梁启超自己就说，当年他和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 即 “ 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 ”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 专集三十四》）。
甲午战争后，日本日益成为革命者的庇护所，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得到了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那时日本社会已经开始流行用 “ 支那 ” 称呼中国。中国的很多革命者，来到日本后，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二是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自称 “ 支那人 ” 而非 “ 清国
人 ” 。 “ 支那 ” 这个在后来引起中日间很强烈感情冲突的词汇，在甲午后、二战日本战败前，几乎是日文中指代中国的唯一名词。 1902 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指甲申年明亡于清） ，喊出了 “ 光复汉族，还我河山 ” 的誓言； 1904 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后成为同盟会党报《民报》。即使非革命派的梁启超，也用 “ 支那少年 ” 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 “ 我是支那第一人 ” 。
辛亥革命后，满汉矛盾消失，日本依旧用 “ 支那 ” 。 革命党人卖国自己侮辱自己，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枪手，被日本人任意玩弄使用，而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这些人渣后来却成了中国的伟人！
“ 五四 ” 运动，学生受到革命党人的鼓动，上书北洋政府，抗议日本政府使用 “ 支那 ” 和 “ 支那共和国 ” 。 北洋政府为此专程向日本提出，认为 “ 支那 ” 一词 “ 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须大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 。 而日本人认为 “ 中华 ” 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当时有读者投书《东京朝日新闻》，对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使用 “ 中华民国 ” 提出不满，认为： “ ‘ 中 ’ 及 ‘ 华 ’ 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 …… 今日对外拟用 ‘ 中华 ’ 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 ‘ 支那 ’ 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 ‘ 中华 ’ 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 ‘ 支那 ’ 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 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的 China ，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 ”
本来的确只是音译的中性词 “ 支那 ” ，在甲午中国战败后，就成了日本贬低中国的代名词，后来，更有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等汉奸人渣推波助澜，这些国贼自己就叫自己支那，为了推翻北洋政府，这些 无耻的卖国贼又鼓动学生向北洋政府抗议，结果，又是自取其辱。日本从来没对中国安好心，所谓蔑视和瓦解清朝和北洋政府，都不过是七分中国的环节之一而已。 最可恨的是中国人的败类，甘愿为日本人效力，后来，这些垃圾摇身一变，成了伟大的革命家和大儒。
六。《扬州十日记》错误百出
1. 最致命的错误是，王秀楚身为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说，“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但是，史可法当时并未到白洋河。应延吉《青磷屑》卷下。
2. “扬州十日”被清兵屠杀八十万人的由来，此说极不可信。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扬州屠城?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说：
萧一山分析道：“人民之遭兵者，兵民莫辨，凡十日间，查《焚尸簿》所载，已有八十余万之多。其被掳与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①如此算来， 可能有百万之众。顾诚则认为这一数目有可能夸大，当时扬州城内未必有这么多居民②。可是，萧一山引扬州守将史可法城陷后被俘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为佐证：城 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即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扬州人口可能多达百万。《明季南略》卷3称：“扬州烟爨四十八 万，至是遂空。”指的是城市常住人口，不应包括守城的军人及其家属，以及逃难人城的人口。看来，根据《焚尸簿》记载得出的80万死亡人口的结论是大体可信 的。
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中，扬州城曾因其城墙高大而得以保全。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乡村居民总想凭藉城墙获得庇护。有记载称：“初，高杰兵之至扬州 也，士民皆迁湖潴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皆相扶携人城，不得人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③然而，以往的经 验这次却行不通了，�
兵凭借红衣大炮很快攻破城墙。人城的乡民多死于屠城。在本书第四卷中笔者曾经指出，在明代末年的战争中，河南地区的百姓也总是迁入城中避难，结果酿成了开封城数十万人口死亡的大惨剧，也酿成华北，尤其是河南地区许多类似的屠城惨案。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0页。
②顾诚《南明史》，第186页。
③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2页。
但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相关内容，主要引用“扬州十日记”，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上文已经讨论过。顺便说一下，葛 剑雄的《中国人口史》一书错误百出，以宋朝的农业技术和土地面积，宋朝不可能人口过亿，葛剑雄却给我们来了个现代版的人口“大跃进”，已经被海内外学者严 厉批评。
扬州城中多少人
我们只需估算当时扬州城内有多少人，就知道《记》的真伪。
古代典籍极少扬州城市人口统计，但可以肯定，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体制下，城市人口不多，《万历江都新志．食货志》记载，全江都县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是６４８７２人；万历九年（１５８１）是１１１３８４人。满打满算，到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全江都县的人不会超过１６万，假如全部躲进扬州 城，再加上守城军人不会满２０万。
明清扬州城内的面积应是４．７８平方公里。当时城内和城郊最多８平方公里，要住８０万人，每平方公里要住１０万人。上海市卢湾区是上海人口密度较高 的中心市区。据卢湾区地方志发布的资料，１９９３年底，全境人口近４２万，面积８．０２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住５．２４万人。卢湾区高楼林立，显然，明代 的扬州不具备这规模。
据《〈扬州十日记〉证讹》》作者考证，扬州城当时人口不会超过十万人（作者罗列详细的数据和图表）；吴子辉著《扬州建置笔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 版）中，有专门介绍历代扬州府县人口的篇目，其中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扬州各州县的总人口为８１万人，当时扬州所辖州县十座。明末扬州城池不大，容纳不 下８０万人。
结合《扬州府志》所刊扬州府城池图，复制当时扬州府城池的示意虚线内为旧称宋大城处，原来周长2280丈，经明朝张德林改筑后为周9里，计1757 丈5尺，即称为府城处市河东部为新城区，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长约10里， 计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长，城池图提供了城为四边形的，但未说明边长。在四边形中以正方形面积最大。按照正方形进行计算，其结果是：府城区 面积约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区面积约1651255平方米。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图估算，城内的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约为60％。假如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实，不 把清军、扬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计在内，这“八十万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4．7平方米，如将建筑物所占面积减去，则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 方米。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更何况扬州的实际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积平方米数 必定要小于上述数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万”这个最小数字。如果把城内面积数字减少而把“八十万”以外的数字加上，那么在清军入城前，扬州府内人一个挨一 个也容纳不下了，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扬州府领属三州七县，它们是高邮州、泰州，通州，江都县，仪真县、泰兴县、宝应县、兴化县、如皋县、海门县。县附府治扬州府和江都县在同一境内。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的编户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变化都不大。无论整个扬州府还是 江都县一县的编户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基本是在1：5这个数字上下浮动。这和我国的多数比较发达地区编户丁口人数的比例基本一致。
万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内，扬州全府丁口减少约42万人。万历以来，灾祸频仍，崇祯以来，战乱加剧，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减少是必然的。由于扬州府衙始终和江都县在同一处，就人口数字而言，府县
为一。从江都县一县的登记来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时期的丁口数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于成化、嘉靖二朝。约减少了三万左右。
百年左右时间里，江都县减少人口约三万，扬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减少人口约42万。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共十个单位，平均起来，每个单位减少约四万人。江都县所减少的人口数字也是接近的。
自洪武以来，全府丁口最多时是万历六年(1578年)，也仅有81万余人。扬州府和江都县同在一城，府属除政府机构外，并不另有自己直辖编户丁口。就人口而言，府县为一，而江都县全部人口(包括郊外)从未达到过十万。
王秀楚在《记》中记述的是扬州城内的大屠杀，不是扬州府全境的大曙杀，而扬州城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杀光，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更何况事实上不可能杀光。
3. 《扬州十日记》一文自身的矛盾; 满人怎能说汉语
《记》中讲到的清军士兵大都简单的用“卒”字，这既可以理解为满人，也可以理解为汉人。不过有几处明显是满人。《记》中说：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 “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 也。”王秀楚、红衣者、黄衣者之间毫无语言障碍，这就离奇了。
《记》中有几处明确写道：“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清军于１６４４年入关到攻占扬州，时间上只有一年，他们是军人，没有时间学习汉语。庙堂之上的满汉官员尚且语言不通，何况一般小民百姓，这样的记载能使人信服吗？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因皇上“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遂奏请选派满汉词臣 向皇帝进讲六经。昭连在《啸亭杂录》卷二《启心郎》条记载说：“国初满臣不解汉语，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按即满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议 事坐其中。”这都反映了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实行全国范围的统治，在语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难。1644年以前，清军虽曾数次入关，但停留时间都比较短暂， 满汉语言障碍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进入江南地区，战事紧迫，没有学习汉语的条件，而且清军从未到过江南地区，江南（扬州）话比北方话更难于听懂，即 便是讲汉语，用汉文的汉人，也不易听懂，更何况刚过淮河的清军。另外一方，即扬州人，多数人听北方话也会感到困难，时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间，不是仍 然存在着互相听不懂的情况吗？，更何况清军讲的是“满语”呢！王氏却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听“满兵”讲话和他与“满兵”对答如流的讲话情节。如“一骑独指予呼 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卒固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王秀楚不仅能听懂满语，并且能和“满兵”相问答，现将这段话摘抄如下：
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 “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饰制度，普通人是不准也不敢穿黄色，包括明黄、杏黄和金黄的衣物的，这里却是说是穿黄色衣服，岂非 大谬）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 则曰：“随我来”。
从这段流畅的对话中，怎能感觉到这是“满兵”用“满语”于江南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直接交谈呢！扬州人讲的话，不但清军将官可以听懂，“满卒”也听得 懂。如记一“满卒”对其兄进行敲索时，其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又如在“满卒”污辱妇女时，被辱妇女说：“此地近市，不可居”。 在他妻将受辱时，他对“满卒”说：“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而这个从未到过江南地区的“满卒”对各类内容的扬州话都听得 懂，是�
令人难以理解的。诸如此类的谈话，还有多处，不一一例举。
此处须说明一点，《记》中所能讲汉语的“满兵将”系指满州旗之兵将而非汉军旗之兵将。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汉军旗兵将，同时《记》中多处明确写道：“领此者三满卒也”，“突遇众骑至，中一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等。
4. 扬州城破后，南明总兵刘肇基曾率兵进行巷战，史书不乏记载。而王秀楚根据自己的“目睹”记二十五日城破时情况是：“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指清军）稍 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紧接着他从家中出来，又看见“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迨稍近，始知为逐 户索金也。”在硝烟弥漫、喊杀震天的战斗之际，清军竞携带妇女从容地走在城上，将士们挨户索钱，这是有悖情的。
按军事常识论，清军既夺取扬州，战役的目的已达到，自然应弹压保守之，而王氏在记叙五月初一的情形时，除描述了清军的抢杀外，并记有：“是日，兴平 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到初二日，府州县均已任命了官吏，而记述初五日情形时，城内仍然是“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 乱民也。”胜利之清军竞能容忍“兴平兵”和土匪之流任意进出府城，对其肆意抢掠也不闻不问，这也予情理不合。
5. 王氏在其书中有三处提到清军将领，记叙亦颇详明。其一，四月二十八日，记其兄之遭遇时云：“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动云负担，赏以千钱，仍付给令旗放还。”从 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清军并非毫无军纪的野蛮之师。其二，在同一天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还些清军既 是强盗--任意抢杀，又是菩萨--救贫赈灾，先当强盗，后做菩萨。以抢来的钱再施舍给原主。这样的记载不禁使人怀疑。其三，二十九日与他谈话的红衣青年将 领，曾劝慰他“幸勿自毙”，还给他“几件衣服”和“金一锭”，当知道他家人已五天未吃饭后，就亲自将他带到一宅院，命人给他家烧鱼做饭，他吃饭后，还允许 他把鱼和饭带走去喂受伤的哥哥。这又叫人怎么理解呢？
6. 王氏在四月二十六日记事中引用“满卒”话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这里不谈他何以能如此透彻的理解满语，就征朝鲜一事，史书记载颇 详，后金（清）与朝鲜共发生战争二次。第一次是在天聪三年（1627年）正月，由贝勒阿敏率兵远征，距1645年已十八年，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 年）十二月，这次是由清太宗亲征，两次征战，均无“掳妇女数万人”之事，即《李朝实录》也无此记载。且当时称“朝鲜”，不称高丽。
7. 自古以来，兵火相连。扬州烈火，王氏屡屡述及。令人不解者，如此空前的兵燹之后，城中竟然还存有“督镇（史可法）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未受任何损 失，供清军用它来赈济灾民。《记》中甚至还有这样记述：“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说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昔大半。旧有官 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观此，给人印象是清军只在城外 活动，只是在白天活动，夜晚竞无守城之兵，城外不知为谁家之天下，竞会有人在清军“屠杀”的时候，夜入城内送死。这哪里是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扬州城？
8. 王秀楚不是扬州人
王秀楚自称是扬州人，是清军在扬州大屠杀的目击者，但是细细品味这本书的内容，我感觉他非但不是扬州人，而且没有到过扬州，甚至对扬州的间接了解也很少。
《扬州十日记》（以下简称《记》）中说：“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扬州城头上果真这样狭窄吗？
《乾隆江都县志》卷二说：“（扬州城墙）厚一丈五尺，高倍之。”《扬州画舫录》卷九说：“今之旧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十七年丁酉，佥院张德林
始改建之，约十里，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自明朝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到１９５１年，扬州城是今南通路、泰州路、盐阜路和省扬中西侧的南北平行线以内范围的扬州市区，这就是当年史可法扼守的扬州城。
记忆中，扬州城墙顶部很宽，和今天南京保留下来的城墙差不了多少。今天史公祠中陈列一件１９５１年拆城墙时从墙体内获得的铁炮。这尊大炮长不到３米，清初 的大炮应当和清中期的大炮相当，何况炮口还要伸出城墙之外。书中说由于城墙上过于狭窄，炮具无法放置，这是错误的。
9.他在记大屠杀第二天的行踪说：
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唯旁门有巷可通后门，而巷门已有长铁钉锢。
疾趋后门，即为城脚，时兵骑充斥，前进不能，即于乔宅左邻后门挨身而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能容。由后而前凡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
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后。
扬州城内的一沟、一池、一塘、一巷、一街，或城脚，或通衢，都是有名字的。假如真是扬州人写的，一定要写出许多地名来，而书中的地名似是而非：
南关：今天的南通路上曾是扬州南城墙，在今南通西路和汶河路南端偏东旧有安江门，俗称南门，习惯上没有人称它为南关。
缺口关：今泰州路曾是扬州东城墙，在泰州路与广陵路交会处曾有通济门，俗称缺口，习惯上没有人称缺口关。
东城：扬州城过去以小秦淮河划分，其西称旧城，其东称新城，没有称西城、东城的。
官沟：大屠杀的第五天提到这地名。说官沟是护城河，有一段“壅塞不能通流”，城中人“冒死缒城去者大半”，而城外的亡命之徒抢劫外逃者的金银财物。要知道 扬州城自明朝开国到１９５１年，扬州城外“四水关六吊桥”，没有一处“壅塞不能通流”的河段；其次，扬州城中的人已经逃掉大半，１０天下来还被杀８０万， 那么原来扬州城中不是要住上２００万人吗？这可能吗？再者，护城河中，西面有头道沟、二道沟，或称头道河、二道河。北面称草河（今称北城河），东、南的护 城河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古代有许多名字，《乾隆江都县志．山川》说：“运河，在城东、南。一名漕河，一名官河，即古之邗沟也。”没有一条称官沟的啊！
何家坟：这地名在《记》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作者在这里避难，最后得以活下来。他把这地方描写成有坟地、有农田、有草房、有农户、有溪水、有树林的广阔而且荒僻的处所。何家坟真如书中描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扬州城内能住得下上百万人吗？
关于何家坟，黄湘、五格编修的《乾隆江都县志．坊铺》中有“徐凝门何家坟”６字。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何家坟的位置在扬州城的东南角徐凝门内，是一条有店铺 的巷子。要知道，明嘉靖三十五年建新城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倭寇入侵，把扬州的新兴商业区围在城内，假如这里是农村和农田，建新城时是不会把这地区围入城中 的。从明朝到清朝的数百年里，大盐商和一些富人就住在徐凝门内的南河下（街）、北河下（街）、康山街。无论如何，明代末年这里如王秀楚所说那样广阔和荒 野，那扬州城中怎能住得下１００多万人呢？
一个把扬州城中地名说得乱七八糟的人会是扬州人吗？
10. 王秀楚说“予住宅新城东”，又交代“予厅后面城墙”，他的“左右皆富贾”。因此可以圈定他居住在扬州新城东城墙脚下的北河下。他居住在这方位，照理是见不到史可法败走时情景的。
史可法守西门，西门失守，明军只有往南跑，因为江南有他们的国都和广大土地，其时，清军还没有到达扬州城南面的瓜洲，瓜洲是扬州城失守后半个月陷落的（五 月十日）。《明史．史可法传》说“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遂被执。”从西门往小东门败退，会被住在北河下的人看到吗？但是他记载史可法败走时说：“忽数十 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得出，欲奔南关，故由此。”�
此可知这段记载是不合情理的。
无名氏《咸同广陵史稿》记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扬州后第１８、１９天的行动说：
（咸丰三年三月）初八、九日，贼探得大兵将至，因将城内外周围二十余里民房、铺户烧毁成空地，并将东路五台、北来、禅智、山光等寺，南路文峰、福缘、静慧、宝轮等寺，西路观音山、平山堂，北路碧天观、天宁、重宁、龙光、建隆等寺，以及行宫、东园焚毁，无一瓦全。
这样的文字才是地地道道扬州人的手笔。把地名、方位、路线交代得清清楚楚。反观《记》说得混乱不清。只能有一个结论，作者不是扬州人，也没有到过扬州。
11.王秀楚不是明末清初人
当清军越过淮河后，据《明史．史可法传》记载，扬州城中人恐慌不已，倾城逃亡，冲开守城军士的拦阻，有的选择陆路逃命，也有从水路逃命，水路逃命的百姓把 运河上的船只租用一空。不过，据戴名世《扬州城守记》说“郊外人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两种说法不管哪一种正 确，作为亲身经历的作者一定会把这件事记入书中，可是他没有。
《记》中除了记载一个史可法是历史人物之外，没有出现第二个历史人物，今天史公祠里供奉着４０多位跟随史可法轰轰烈烈死难的烈士，作为当时目击者，能不记 下一二位的事迹吗？《青磷屑》记载，扼守扬城东面的是同知曲从周和他的儿子（贡生），《记》中没有说及曲从周，说到的是一个姓杨的人，他似乎率领很多士 兵，这就奇了。从四月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率领所部出城投降这天开始，文官都上城头防御，而姓杨的武官却天天有妓女陪着弹琵琶喝酒，这就更奇怪了。
二十四日白天清军一颗炮弹落在扬州府署的大堂上，全城官民人人自危，王秀楚不写这颗炮弹引起的恐慌，而写当晚竟然还和姓杨的军官“满拟纵饮”，这不荒唐？
二十四日夜里，已经有两个清兵攀上了城墙，接着扩大战果，到二十五日，清军已经全部占领了扬州城。可以想象，从昨天夜里到第二天，城内沸反盈天，一片喊杀声，在这生存与死亡的关头，他还记载有瓜洲的亲戚从安全地区跑进死亡场所，这太荒唐了。
西门在扬州城的西北角，清兵上了城墙后，首先要清除城墙上的明军，他们在城墙上的进攻方向应当是由北而南和由西而东。但是王秀楚看到的是：
予厅后面城墙，从窗隙外觑见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霖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
从逻辑推理看，《记》中讲述的清军进攻方向完全错了。
破城时，记下死难者名字或有姓无名的共４０余人，其中有军职的是：都督同知刘肇基、义士庄子固、副将乙邦才、楼挺、江云龙、李豫，参将陶国祚、许谨、冯国 用、陈光玉、李隆、徐纯仁，游击李大忠、孙开忠，都司姚怀龙、解学曾，他们都在巷战中牺牲。破城时，王秀楚眼中看到的明朝士兵是：守城的兵丁全都抛弃兵器 和盔甲军服，纷纷从城墙上跳下逃命。王秀楚果真是生活在这个年代里，他不会不看到刘肇基、乙邦才、庄子固和其他将领在城中巷战的壮烈场面。他没有记载，证 明他不是这个年代的人，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12. 近几年，北京民俗学会的赵书先生，曾经做过调查，所有的史书都没记载大屠杀之后可能发生的瘟疫和流行病。赵书质疑杨州十日的真实性。
13.清军的军纪
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５年，清史专家、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坐课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清十二帝》、《清十二帝疑案》、《清代兴盛的历史经验》等一系列清 朝历史专题。为什么６０万的满族能够征服１万万的汉族，他归结为６个字：“天合、地合、人合。”在人合方面，其中之一是少杀人。“嘉定三屠”、“江阴屠 城”是因为当地长时期、反复多次的反抗才有这样的惨剧。在扬州，攻城战、巷战在一天内结束，一般说没有必要大屠杀。戴名世说“以大炮击之，大兵死者数千 人，”当时的大炮是没有这样的杀伤力的，由此引起的报复也就没有根据。清军在进关之前，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四月二十三日，多尔衮与诸将誓约：“今入关 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不如�
者罪之。”多铎在征服南京后没有大屠杀，为什么要在扬州大屠杀呢？诚然，胜利者做出越轨的事在所难免。但杀如此多的人，杀如此长的时间，且如此之惨烈，是不可能的。
14. 2006年第一期《扬州史志》刊登了朱志泊先生的文章《〈扬州十日记〉是伪书》，文章长达１万多字，作者从清军火炮与城墙的关系、史可法行走路线、书中所 载与正史之间的矛盾、当时扬州城的人口数字、清军的军纪、书中人物的民族语言问题等诸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作出“《扬州十日记》是伪书”的结论。
全书，矛盾重重，破绽百出，这样的记录，怎能成为严肃的史料？
《扬州十日记》是孤证。历史研究讲究“孤证”不为证，这和自然科学研究类似，要有可“重复性”。但是，中外史学家竟然集体失明，历史是为政治服务 的，这话应用到这里实在最合适不过了，太对了。丑化清朝，激化民族矛盾是外国人分裂中国的目标；而民国的国民党要讲究政治正确，更要宣扬革命就是好，就是 好。《扬州十日记》这个文章被捧为经典，也就可以理解了。《扬州十日记》的错误实在太多了，远不止上面提到这些，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相信经过互连网真 假文章洗礼的网友们，一定会发现《扬州十日记》伪造的有多么拙劣。
据说，《扬州十日记》幸好传到东邻日本，并得以保存，清末留日学生才在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于是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留日学生便埋头把它抄 写下来，在东亚和南洋一带自费大量出版，然后冒死运回国内，散发给广大民众，使之成为革命的助产士。《扬州十日记》在经过漫长的沉寂之后，终于以新的价值 和面貌重现于世。 自那以后，《扬州十日记》开始了它问世以来最为炫目的时期。光绪年间国内出版的《明季稗史汇编》，收录了包括《扬州十日记》在内的晚明史料十六种，也即 《烈皇小识》、《嘉定屠城纪略》。这些史料成为革命党人的号角。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记载，《明季稗史汇编》版的《扬州十日记》，就有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尊闻阁刻本、民国二年（１９１３）中华图书馆影印本和商务印书馆印本等。《扬州十日记》的版本还有国学扶轮社的《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 上海书店的《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西风社的英汉对照本，以及陈恒和书林的《扬州丛刻》本。晚清时代的《扬州十日记》，通常与邹容充满纳粹种族主 义思想的《革命军》一道刊行，激发民众的反清情绪。
七。17岁的邹容真的是《革命军》作者么？邹容被革命党诱骗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名炳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参加强学会，又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1898年戊戌政变后，遭到 通缉，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夏天，东渡日本后返回上海参与《东亚日报》编务工作。1902年再次逃亡日本，与孙中山正式结交。 1903年与邹容、陈天华等人一同在《苏报》发表文章，因“苏报”案入狱三年，邹容死于狱中。章太炎经常作出惊世骇俗的言行，被世人称作“章疯子”。章太 炎晚年潦倒，曾和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有了所谓“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为杜月笙修定家谱。
邹容（1885年—1905年4月3日），1902年自费赴日本留学，1903年因与同学张继、陈独秀等人一同剪去清政府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发辫， 事后被迫回国。至上海后，与革命志士章炳麟、章士钊等人结为挚友，积极参加拒俄运动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是年出版《革命军》，亟言排满反清，号召人民起 来革命，诛杀清帝及满人。邹在关押二年后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革命军内容错误百出，只是他这么小就死，而有煽动作用而已。不过，他死时20岁，写这个 的时候大约17，18岁，这么小的孩子能写那么长的涵盖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书？真的是他写的么？原作者是章太炎？“章疯子”到底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行？
《苏报》是日本人1896年在上海办的报纸，后来，由中国人陈范接管主持。请注意，这里又是日本人。据说，是日本“转卖”给这个湖南人的，而湖南是革命党的摇篮。
陈范是湖南人，当过江西铅山知县，因为举报自己的上司，被革了官职，随后退出官场，搞起了媒体，以发泄心中�
不满。陈范为了网罗写手，每月资助爱国学社100元大洋，要求学社领袖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太炎)等每天轮流给《苏报》写篇文章做回报。后来又看上了章世钊，想把女儿嫁给他，于是招其主笔《苏报》，这样一来，《苏报》就成了反清排满、鼓吹革命的报纸了。
《苏报》刊登了许多鼓吹革命的文章，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 之中”(邹容)。自然引起清廷的注意，清廷下旨对这些革命党人进行抓捕。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 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由于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西方列强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
由于《苏报》在租界，缉捕任务遭到租界工部局的阻拦，一时无法进行。随后，两江总督魏光焘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办理此案。俞明震 到上海后，先和陈范联系，未果。后联系上吴稚晖，约在茶楼见面，俞向吴出示了抓捕名单。清廷与租界方面多次交涉，答应由租界巡捕执行抓捕并交租界审押，抓 捕工作才开始进行。
有趣的是，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 破仑论”这样的好名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 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
1903年6月29日上午，多名巡捕来到《苏报》馆，拿着个七人名单见人就问，承认是名单上的人就带走，不承认的也不追问，报纸的老板陈范即以“陈 范不在”的托词而逃避了被捕。第二天，巡捕又去爱国学社抓人，当时章太炎在场，并主动承认，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章太炎入狱后，主动写信给藏在 日租界一个英国教士家里的邹容让其投案自首，共赴大义。7月1日，邹容投案。
案件审理拖了一年，被捕的六人中有四人先后被释放，只余章太炎、邹容二人。1904年5月21日法庭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邹容在监狱中身患重病，于1905年4月3日病死，时年20岁。中华民国成立后，孙文追认邹容为大将军。
邹容的死，章太炎应该心中有愧。章太炎事后的文章里也承认了对邹容的“大义感召”。
章太炎所说的“大义感召”，到底指的是什么？
有种说法，是置疑章太炎的人品，章太炎有时间逃跑而未逃，当是自己的“英雄情结”使然，但是，为了自己的“英雄情结”一定要搭上别人的性命吗？
而我却认为，章太炎所说的“大义感召”，完全是个阴谋。邹容是被章太炎欺骗进监狱的，而不是“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 据说，邹容是病死的，但是，如果邹容死于革命党或日本人的谋杀，我不会惊奇。民国第一“名记”不就是被孙文派人在美国暗杀了么？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面文名大噪。民国初年的舆论界领袖，“新闻 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 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生了，袁世凯 实在无以自解。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 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 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七十多年“黑锅”。
为了政治利益，政客什么都干得出来。17岁的邹容并没有真的写了《革命军》 ，不过，因为他是个孩子，又“惨死”，更有煽动蛊惑作用。
纳粹（Nazi）是德语国家社�
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或Nationalsozialist（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词的缩写词， 纳粹这个词在德语中的含义是指“社会的，民族的”，纳粹主义者通常是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支持者，纳粹主义主张权利集中化即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目 前仍有纳粹主义者即新纳粹在各国活动，否认和淡化大屠杀及其对其他纳粹行径进行宣传，并努力美化纳粹政权的政策和行为，并以极端民族主义为主要宣传内容。 法西斯主义鼓吹民族沙文主义。
种族清洗，指的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强势集团，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对特定的一个或者若干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实施的无差别屠杀或强制迁徙的活动。
《革命军》中，提倡“皇汉”，杀满人和驱除满人，是否和纳粹类似？
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总之，邹容的死是他自己严重违反当时的法律，他的言行在现在的中国和美国都是要受到惩罚的，他是病死在监狱的，与清朝政府无关。另一个被革命党大肆宣传的人，陈天华是对自己国人失望而死，他是反对激进革命的，也被革命党歪曲利用了。
八。百年前蹈海的陈天华是为了反对革命
摘要：陈天华通常被称为革命家，对其自杀的解释是因为反抗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并被国民党大肆宣传。但这是谎言，根据陈天华的遗 书，陈天华是对自己国人失望而死，因为他深感当时留日学生道德卑劣，为了贪图功名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他希望中国人要依靠自己奋发自爱，他反对激进的流血革 命。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试图用自己的死来告诉同胞的道理，非但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反而被革命党人歪曲利用，为后来的流血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完 全违背了他的遗愿。更可叹的是，直到今天，依然很少人人直到他到底为什么而死，更有人试图继续歪曲他的死因，以实现其个人目的。
日本报纸说中国留日学生“放纵卑劣”，当时留日和留欧美中国学生比，素质是最差的。到底有多差？明明日本人称清朝为支那，是对整个中国人的侮辱而不 是特指清朝或者满族当权者，因为支那一词，日本一直使用，直到二战失败才停止。但是，我们的伟大“革命家”们，却公开称自己的是支那，其中包括陈天华自 己，1904年，他与宋教仁等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来改名《民报》，主要由 陈天华编辑。。他们的自辱行为难道不算卑劣么？他们的自贱会得到日本或者任何其他国家人的真心尊重么？不可能的，这就如今天你身为中国人却拼命歪曲诬蔑中 国而得不到别人的敬重一样。陈天华的死是反省自己和他的革命同伴的言行，他已经看穿日本政府支持他们的革命并没安好心，他悔悟自己过去的暴力革命行动不是 真的有利于国家，因此，他的死是爱国的，尽管被后人歪曲利用。孙中山称赞其为“热心血性的革命党”，影响“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 有过之无不及”（冯自由《革命逸史》）。
(一)。国际背景
1905年 乙巳年（蛇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越南成泰十七年
1月2日——日俄战争：被围困157天后驻扎旅顺口的俄罗斯军队向日本投降。
1月22日——俄罗斯军队在圣彼得堡血腥驱散三万人的和平游行。
2月21日——日俄战争：奉天会战开始，经过三周后俄罗斯败北。
3月5日——日俄战争：奉天会战，俄军在三天内丧失了十万士兵，开始从奉天撤军。
3月10日——日俄战争：日军占领奉天，奉天会战结束。
3月10日——《申报》首次使用记者这个名词。
5月7日——在日托米尔（当时属俄罗斯，现属乌克兰）爆发对犹太人的迫害，整个事件持续三日，许多人死亡。
5月27日——日本舰队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击败沙俄舰队。
7月30日——孙中山等在日本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17省代表�
参加。
9月2日——清朝废除科举制。
9月4日——复旦大学成立。
9月5日——日俄战争：朴茨茅斯和约结束了日俄战争，在日本导致了日比谷烧讨事件。
9月24日——清朝派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到自杀性炸弹袭击。
11月26日——孙中山在《民报》创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
12月8日——陈天华，华兴会、中国同盟会会员，因参加反对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留下绝笔书，投海自尽。
12月22日——日本和中国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满洲善后协约》）。
(二)。陈天华的遗书
陈天华（1875年－1905年），早年就学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国民教育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与黄 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武装起义，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以通俗的说唱体著《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 等文，同年12月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12月8日晨，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尽。
谁相信,陈天华是对自己国人失望而死;谁相信,陈天华还认为,他要是不自杀,十年后他的国家还是会被人家灭亡,还是一死,与其晚死,不如早死,还可能唤醒睡着的人.这就是陈天华死因的真相。
如果陈天华活在今日的中国,他的肉体不会去自杀,他的精神必会去自杀一过了。
陈天华的遗书后来发表在11月出版的《民报》第二期上。陈天华真正的死因，陈本人在他的遗书中是这样说的：
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即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即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 而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 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 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 之年矣。
陈明确告诉我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陈天华直言他“原重自修，不重尤人”，将自己的死因归因于他人，不是他的作风。他对日本文部省的取缔规则，持的态度是“可了则了，切勿固执”。
陈说“近该国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鄙人内顾团体之实情，不轻予发难”。中国留学生“团体之实 情”，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私德不谨而曝光于日本社会，使当时日人对中国学生的观感极坏，因此《朝日 新闻》骂中国学生“放纵卑劣”。此骂，触及陈天华灵魂深处，内忧外患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及国人对此危机的应对方式及省思，如何地不对路，长此下去，中国 除却必亡之命运，没有其他结局，对此问题的危机意识，以及激切于唤醒国人的意识，使陈天华有自杀之举。
陈之死，非死于日人，而死于国人，死于国人之“放纵卑劣”而不见省。
陈说：“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 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 如果国人不警醒，中国按照当时的情形持续下去，将在十年之内亡国，而救国之道，在方法得当，当时革命党人盛倡革命，陈天华也讲革命，但陈之于革命，“有与 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在陈看来，革命在当时应当“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 会”，要使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如果做到这样，就可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如果多数人不明此义，而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当时革命党 人的革命就搀杂了太多的功名心，为革命而革命，“已力不�
，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自己力量不足，就利用黑社会或外国势力，这样的革命和陈天华异趣。
“鄙人以为二者皆非也”，亲日以卖国固不可，为什么不可排日呢，排日的理由是日本要亡我，可是“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所以问题的关键在对内如何自强，是在我们也能像日本治国一样治理我国。他反对为了革命不惜卖国的行为。
遗书最后，“凡作一事，须远嘱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须计全局，勿轻于发难。” 与康有为主张激进变法的同时，有王照（小航）先生的《贤者之责》一文，末段中曾言“朋友朋友，说真的吧！”，这八个字曾经使胡适受了很大的感动。王先生在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的两年即1898年就有“国人知能远逊彼族，议论浮伪万难图存”的反省言论。1930年，王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主张根本 之计在于普及教育，他讲了一段故事： 戊戌年，余与老康（指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地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爪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 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总之，陈天华和王照都试图用各自的方法来表达发展“教育”才是救国的根本，而激进的革命对国家有害无宜。 事实也证明了这些爱国人士的远见，如果二战的胜利者是日本德国方面，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这些真正的爱国先行者用生命警告国人注重教育，我们今天 又做的如何？！
附：
大型电视系列片《往事中国》第一集：《魂兮归来•陈天华》
主持人：阿忆，嘉宾：沈渭滨(复旦大学教授)、饶怀民(湖南师大教授)冯祖贻(贵州省社科院副院长)
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
嘉宾：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饶怀民教授
沈渭滨：20世纪之初，革命党人对时局的普遍看法是：国家日丧，你我偕亡。因此烈士轻生激扬声名成为一代人的士风。他们或坐以待毙视死如归或坐穿牢底矢志不渝或自杀成仁打算以流血撼动国人，因此陈天华的灵柩运回上海并没有引起上海人的特别反应。
冯祖贻：陈天华是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私塾的老师所以陈天华小时候需要提篮叫卖，就是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放一些瓜子、花生去变卖 一些东西来贴补家用。他的母亲早死，从小他跟父亲读了一点书但是很早就失学了，但是他失学并没有防碍他渴求知识，所以他利用了各种闲暇的时候读了大量的历 史书籍，他特别喜欢看的书就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民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唱本。
阿忆：陈天华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已经20多岁了。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下，他已经是“大龄青年”没有结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冯祖贻：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和求实书院读书的时候，还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由于他文章写得好非常有见解所以在长沙已经非常小有名气了。他当时二十六七 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但是他没有结婚。在旧社会，二十六七岁的男孩子而且已经学有所长了还没有结婚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很多的亲朋好友纷纷地要给陈天华提 亲，而当时很多富商大贾很有名望的家庭也希望招陈天华做女婿。当时就有一个县令，他就很想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陈天华。就托人给陈天华做媒跟陈天华讲，但是 陈天华一口就回绝了。他的讲话是这样说的：方今国家多难。的确清末我们国家是受苦受难，在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因为儿女的私情来拖累我，只要国家国难不解 决我就一天不结婚。陈天华事实上也是这样他终生未娶。
20世纪之初，由于美国没能解决好排华法案问题，中国留美学生锐减为130名而8000名留学生转而去了一水之隔的日本。当时，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敏 感地指出清朝的未来有两条路，一条是改革，美国可以为之培养出一大批审时度势的改革家。另一条是革命，日本正在为颠覆清朝培养暴力革命家。不过并不是所有 留学生都热衷于革命，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混饭、镀金、投机，这使陈天华感到相当失望。这部分人也为日本人所不齿，但日本人采取的断然措施又让陈天华感到 深深的国耻。
p>阿忆：陈天华选择投海自尽的这种方式，他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沈渭滨：1905年11月初，确实的日子是11月2号日本政府文部省发表了一个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就是《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个规则有很多 内容，我把它主要的说一下。它主要就是这样三条，第一条你中国留学生一定要在清朝政府驻日公私和日本学堂登记。你的活动到哪里去都得要登记出来。第二你的 通信一定要登记。你给国内也好给朋友写信也好你必须要登记。第三你不准住到别的地方去，你只能住在留学生学校的宿舍或者是提供给你的留学生寓所。这三条在 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中间引起非常大的反感，所以留学生就自发地发动了总罢课。那么一搞罢课以后大家的热血都沸腾起来，罢课了怎么样呢？下面你怎么办？你要不 要复课，你还是根本就不要读书就回去了呢？罢课以后就发生了分歧，罢课的时候大家心很齐，这种民族感情爱国热情都上来了，都不上课了，这个可以说是十校九 空了。
在这场斗争中同盟会在认识上和斗争方式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激进派以秋瑾和宋教仁为代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稳健派以汪兆铭和胡汉民为代表，他们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斗争甚至到了水火不交融的地步。
阿忆：陈天华属于哪一派？
沈渭滨：这个时候陈天华没表态，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有人让他参与回国，叫他上台发言，他不说，没有接受。他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对这件事有自己 的看法，他感觉到同学这种爱国热忱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把这种爱国热忱维持下去这就是一个问题。现在两派斗得很厉害这显然不行，尽管感情上他支持要回国的人 但是理智上他感觉到都必须要冷静考虑。这时候他有一个思考的阶段，但是又有一件事对他非常有触动，因为留学生分歧事情闹大了。当时留学生有一个总会叫留日 学生总会，就是专门管留学生的都是公选出来的一批干事，这帮子人在这种形势之下感觉到没办法就推脱了就不负责任了，我也不想干你也不想干大家都不想干，这 令陈天华非常不高兴。有事的时候你们这批干事怎么都推卸自己的责任，不领导大家告诉大家该怎么办？
就在陈天华万分焦虑的时候，日本报纸描述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号的《朝日新闻》批评中国人缺乏团结力甚至干脆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对于爱国心切的陈天华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陈天华在12月7号看到这个《朝日新闻》的评论以后，感情极端的复杂。一方面是非常的愤怒，一方面又非常的痛心。愤怒是愤怒在日本这样小看我们中国 人，这样侮辱我们中国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这种民族感情上来了爱国精神上来了。另外一方面面对现实心里也非常难过。留学生确实是有一些行为不端，思德 不好，自由散漫的这种现象，这样一种复杂的思想交织之下，陈天华就感觉到要想一种办法，既反对日本人的这样一种攻击又要告诫我们国人要很好地爱我们国家， 要很好地端正自己的行为。他想非常的事情一定要用非常的方法，我这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迟死不如早死，我可以用我的死来警醒别人。
阿忆：您现在想，他这个死是由于他的一时冲动，没有想明白一些事情还是长期思考的结果？
沈渭滨：不，长期思考的结果。如果你看一看陈天华写的《绝命书》，他有一段对自己的剖析。他感觉到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只能够读读书教教书。 但是我有热血，我感觉到人总是要死的与其死在中国亡国以后，不如现在死在这里用我的死来警醒别人，这完全是一种自觉不是一时的冲动。
阿忆：《绝命书》什么时间写的？
沈渭滨：12月7号看了《朝日评论》以后，陈天华非常不平静。已经想到了要用死的办法来使得中国留学生能够一致爱国能够一致使得自己的行为端正起 来，为国家出力。于是当夜他在寓所里面开始写《绝命书》跟他住在一块的同室的室友以为他在写稿子，因为他是《民报》撰稿者以为他在跟《民报》写稿子，也不 在意，他只管自己睡了。陈天华当夜就写了《绝命书》史料上记载说，他是奋笔不辍。就是不断地写，很有感情地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全部写在《绝命书》里。 12月7号晚上写好以后，他稍微小睡了一下。12月8号凌晨他起床了吃了一点早点然�
问室友借了两块钱出去了，室友也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以为他是写了稿子要去付邮去，没有邮费问他借两块钱付邮费去。但是哪知道他这一去不复返了。
结论：《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如果这本书真的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其内容也被日本人篡改了，因为，数字夸大并不是主要问题，古代对军队人数和 杀人数量没有什么精确的概念，经常夸大，什么百万雄兵，什么张献忠屠杀四川6亿人(六万万有奇)。《扬州十日记》的问题是来自对中国一直有野心的日本，其 内容不符合事实的太多，比如，作者王秀楚身为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说，“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但是，史可法当时并未 到白洋河。还有把当时的朝鲜称为高丽，这些足以证明日本人传过来的《扬州十日记》是伪书。日本人目的达到了，清朝退位，外蒙古独立，日本自己在南京进行了 真实的大屠杀，却不认帐。也有人认为，未必是日本人，辛亥时期的好多宣传资料都是孙中山的御用写手汪精卫起草的，读过汪的文章，文风和“扬州十日记”很像 。无论如何，“扬州十日”是伪造的，这点不容置疑，至于到底是汪精卫或者日本学者写的，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和日本脱不了干系则是一定的。也许， 《扬州十日记》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过，但是，这本出自日本，并被革命党人带到中国的《扬州十日记》，无疑被篡改过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犹太人被屠杀，人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和亚洲可以说是尽人皆知，可在西方却没几个人知道；郑成功在漳州大屠杀73万人，史料丰富，我们却没几个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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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009 1:16:5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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