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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英雄是恶人
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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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英雄是恶人（一）
芦笛
尊敬的陪审团诸位先生：
法庭辩论现已结束。请允许我在此作总结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对嫌疑人的辩护人云儿大律师和非文人大律师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因为他们的主动合作，使本虚拟法庭能够开起来，对愚昧的大陆人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民主法治教育。
的确，哪怕是在许多所谓“海外精英”中，起诉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都是骇人听闻之举。这些人白白出国多年，却连“无罪推定”、“公平审判”的起码感性知识都没有，连“审判≠批斗≠定罪≠侮辱”都不懂，连“审判”、“嫌疑人”是个中性词汇都不知道，以为“审判柴玲＝侮辱柴玲”，为此在观众席中对本检进行了种种侮辱。
在这种愚昧的国情下，两位律师以敏锐周密的思维能力和出色的风度，为在中文网上进行文明政治辩论作出了楷模。希望他们的表现，对只知道以人身攻击侮辱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人士会有所触动。
光从这些“民主人士”的表现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如果１９８９年真的发生了柴玲希望的事，独裁政府被人民推翻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今日中国会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本检在此想着重指出：沙滩上是建立不起宝塔来的，出于污泥，岂能不染？一个被万恶的党文化特别是“斗争哲学”浸透了每一寸领土的腐恶国度中，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运动，也不会哺育出真正的民主领袖，有的只会是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使用党妈妈教给他们的那套童子功，欺骗煽动人民去和政府较量，实现私人野心或达到卑污的个人目的。
王军涛先生说，“六四是一场有罪人而无恶人的运动”。他这话说得西化了些，不懂英文的人可能不明白。他所说的“罪人”，意思大概是criminals，中文就是“罪犯”，而“恶人”，意思大概为sinners，指的是犯了道德错误者。他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六四中的罪犯是中共当局，而学生领袖是没错的，连道德责任都用不着负。他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直到现在，“天安门一代”还在被许多人当成英雄欢呼。
本检认为，这个评价违反了历史真实。本案审理表明，某些学运领袖不但不是英雄，反而是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其中情节特别恶劣者，甚至触犯了刑律，其实是罪犯。最可悲的是，这些人作恶甚至犯罪，根本就不是像好来坞电影中的坏人那样，因为天性邪恶，蓄意犯下反社会的罪行来，而是真诚地为他们的信念斗争。可惜，他们相信的完全是党文化那一套。斗争方向错了，车再好，马再快，不但永远到不了楚国，而且必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恶”之中。本案嫌疑人柴玲就是这样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悲剧式的人物。
为说明这点，请允许我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角度对此案进行一番剖析。
一、我们的“斗争”和他们的“斗争”
六四迄今已近１４年了。中外议论这一历史悲剧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可悲的是，除了本检的文章，似乎没有哪个论者一语道出了症结，那就是：运动之所以以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落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指导思想完全错了。无论是草根民众、是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和幕后可能有的高参、还是举起屠刀的独裁政府，所有人的指导思想其实都是同一个：万恶的“斗争哲学”。
限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学运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出谋划策者们的思路都只能是我党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认识到：社会进步当然需要人民与统治者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达成对人民有利的妥协。
因此，斗争必须是有明确、具体、有限诉求的，每次斗争的诉求，都应该统治者让步的上限，不但具有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可能，而且具有客观可行性和渐进的特点。斗争应该是有节制的，斗争者应具有高度的灵活应变能力，如果发现诉求超出了统治者的最大让步极限，领导者们应能及时调整己方要求，及时达成妥协，使斗争在迫使统治者作出一定让步后胜利结束。在本质上，它与农贸市场上司空见惯的讨价还价活动并无差别，是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
纵观文明世界史，这就是人民逐渐获得政治权利的斗争正道。西方民主社会的建立，走的是一条缓慢渐进的上升曲线，在每一个微观阶段都因人民的有限斗争或统治者的主动被动让步而出现一个明显进步，但绝不是大幅度飞跃或突变。英国、北欧诸国的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为世人普遍盲目膜拜的法国大革命，其实只造成了使社会大幅度倒退的混乱局面。社会的稳定持续进步，还是在革命结束将近百年后才开始出现的。
我党提倡的“斗争”则在本质上完全与此相反。它的目的不是人民自身起来争取具体的权益，也不是谋求社会进步，而是为某个集团夺取政权。因此，它的宗旨是不是谋求妥协，而是通过“合法斗争”来羞辱对方，在拒绝与对方合作并作出任何让步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对方对谈判缺乏诚意，堵死对方下台的一切可能，使对方在恼羞成怒之余举起屠刀，从而向人民暴露统治者的反动残暴本质，以此“唤醒民众”、“教育人民”，将他们拉到己方来形成统一战线，最后达到孤立对方并最后推翻对方，自己取而代之的战略目的。
因此，这种“斗争”，其实是“战争”的同义语，它是流血或不流血的战争，目的是消灭对方，而不是和平共处。实质既然如此，则它最大的特点自然就是所谓“坚定性”，亦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妥协”就等于“投降”。任何主张妥协的人，都要被谴责为“投降派”、“阴谋家”、“特务”、“奸细”，等等。从志在夺权的野心家们那面来说，这倒确实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结论，既然是中国式夺权，它当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心慈手软”、“书生气十足”就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
这就是“天安门一代”长大时学会的东西。他们对“斗争”和“妥协”的理解，绝对超不出上面的概括，正如鱼缸里的金鱼不会长出超过鱼缸的身材、北半球的人看不见南极星空中的南十字座一样。因此，当他们在８９年起来和当局斗争之时，绝对只可能使用党妈妈耳提面命教会他们的童子功。
８９学运最明显的表象特点，是它只有模糊不清的口号，根本没有明确的具体诉求。此特点不但为许多论者在事后指出，而且已经为采访柴玲的记者注意到了。在柴玲的历史性证言中，记者多次询问柴对学运的具体打算以及实现它们的计划，柴却除了“指望人民起来和下流政府较量”这个不着边际的梦想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讲话还暴露了柴玲作为一个硕士生，其精神世界的惊人的苍白与荒凉。她不但对自己追求的“民主”毫无最起码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对马丁·路德·金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史的重要人物一无所知，甚至还不伦不类地篡改了鲁迅的诗句，把它强加在谭嗣同头上。
如果说她毫无建设性知识，对党教会她的那套破坏性知识却非常精通。如果我们把她谴责的对象置换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则那个讲话完全可以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教材，送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的确，她不但是最坚定的“坚定分子”，反对一切妥协，和形形色色的“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作斗争，而且彻底看穿了反动政府的残暴本质，根本不对之抱任何幻想，将对话轻蔑地斥为“白日做梦”。总而言之，她完全是中共电影里“江姐”式的革命女英雄，在她眼里，中共政府就是她从小看熟的《农夫和蛇》里的那条毒蛇、《东郭先生和狼》中的那只狼。
柴玲的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其实是所有学运参加者和涉及者包括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的共同特点。一言以蔽之，我党只教会了大家怎样去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懂并禁止大家去学习怎样和平推动一个旧世界发展，使之逐渐转变为一个新世界。
这里，历史对中共作的最大嘲弄是：当初他们发明并向人民传授这套邪恶功夫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在人民心目中变成旧世界，变成当年被他们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类似物；而电影小说中那些英勇不屈的男女革命英雄，却居然成了新一代如柴玲者的效法榜样和灵感来源。这样，当他们无限惊恐地发现作法自毙、徒弟使用自己那套功夫来对付自己时，就必然要进入深度的paranoia状态，以为大位行将不保，自己将会被人民革命推翻，因而作出过度反应，杀人立威，“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
对人民来说，历史作的最大嘲弄是，党妈妈在教他们那套邪恶功夫时，忘了告诉三个事实：第一，天下并不是只有我党发明的那种破坏性斗争方式，还有别的建设性斗争方式；第二，我党发明的那种斗争方式是为夺取政权特地设计出来的，只有一个功能──夺权；第三，那种斗争是一条单行线，是不可逆反应，一旦上了那贼船，就再无回头路，只有两种可能结局：无从和解的对抗导致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以此来透视学运，则所有的事态发展都一目了然，偶然的事件变成了必然的表现：学运从头到尾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设性诉求，是因为参与者、涉及者、领导者们自己就不知道他们要追求的民主社会是个什么样子，遑论实现它的具体斗争步骤。当然，他们的主观意图很可能并不是要推翻政府，但那其实无关紧要，那种传统斗争方式，决定了它不但不会有什么建设性成果，反而只会招来当局的疯狂镇压。
的确，学运在发展和恶化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体现了这个破坏性特点：领导者们非常注意在表面上循规蹈矩，以剥夺政府的镇压借口，却处心积虑地利用戈氏访华，在全世界面前羞辱当局；学运领袖对对话毫无信心，却急不可待地采取绝食的极端措施，以此将当局的军，并引起民众对当局的愤慨；阎明复代表赵紫阳去说服学运领袖撤出广场，被他“慈父形像感化”的学运领袖却被其他人罢了官；在戒严令下达后，部份学生仍然顽固拒绝撤出广场，甚至号召人民去堵截入城清场的戒严部队……自始至终，学运的发展，一直指向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对抗。
不是英雄是恶人（二）
芦笛
二、“革命浪漫主义”的罪恶
示威者采用的斗争方式，从一开头就注定了他们后来的厄运。由毛酋钦定并花了三十年的功夫，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灌输给全民的“斗争哲学”，其实主张的是一种视野中没有休止符的无限运动。因此，学领们知道怎样去发动一场学潮，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结束它──教科书里从没讲过这一段。就连民运人士中唯一能写点通俗小册子的“理论家”胡平先生也看不出这种斗争的荒谬本质来。他在事后提出“见好就上，见坏就收”的策略主张，其实是梦想左右一场本质上是不可控的运动，雕凿一株触手成灰的朽木。
因此，当人民发动起来后，领袖们便必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局面，不知道怎样利用眼下的局面去谋求一个最有利、最实惠的结局。正如我在旧作中指出过的，这些人最初起来闹事，其实是出于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引起的对“秋后算帐”的恐惧。然而就连这个有限的、完全可以实现的目的，他们都没有本事达到。其所以如此，完全是拜“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之赐。
似乎可以说，世上一切民族中，再没有哪个比敝民族那样轻言“暴力革命”和“流血”了。共党在大陆执政三十年，把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完全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者”。这些人从来不知道、也没想过“流血”是怎么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从来没见过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的恐怖人脸，没见过被重机枪子弹掏空的筛子状躯干。他们更不知道也不愿相信，由于现代武器的出现，他们从小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革命”、“起义”不过是进了博物馆的恐龙。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一连武警来说，一万革命民众不过是一堆肉。
更严重的是，党的教育，让他们错误地把人民当成了万能的救世主。在他们浅薄的头脑中，“人民”占据的其实是“上帝”加“圣人”的位置，它不但是全知全能的，而且是世上一切美德的象征。另一方面，吊诡的是，党妈妈同时还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会了他们在实践中把人民当成实现领袖私欲的方便工具。因此，为了革命需要，必须牺牲一部份人民的性命，以便唤起民众，和专制政权较量，但革命的长远利益规定，领袖们的血是万万不可流的，以便“人亡旗不倒”，使革命在遭受挫折后还能进行下去。
因此，世界在他们眼中，其实不过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场景，比好来坞卡通片还滑稽荒诞：要推翻一个政权，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要作的，不过是像伟大领袖在《愚公移山》上教导过的，去感动那个人民上帝。上帝感动了，就会派神仙下凡把那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搬走。一切就像他们从小看惯的电影场面一样简单：那里面见不到血污，被打死的多半是坏人，偶而牺牲的好人也毫无痛楚，而且一无例外地能在英勇就义前交上最后一次党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不但是８０年代大多数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而且竟然仍然是如今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出身的“知识”分子（包括个别大“汉奸”在内）的理解。就是这种昏乱的神智，构成了他们轻言革命的全部“理论”基础。这种全民共同走火入魔的奇特昏悖现象竟然会出现，光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党文化造成的民族灾难之深重。
在这种党文化世界观指导下的学运，必然就只能是我们见到的那个样子。既然斗争哲学同时为双方在主观上排除了达成和平妥协的可能，运动当然也就只能一浪高过一浪。于是当统治者拒绝让步时，学运领袖便一筹莫展，只能回应以更极端的手段。这反过来又让统治者更加相信他们面临着“亡党亡国”的深刻危机。当迹象显示出镇压在即时，学运领袖想的不是如何撤退，避免毫无必要的惨痛牺牲，却只知道如过河卒子一般拼命向前。当危机一触即发之时，他们便按党妈妈的教材指示，效法革命老前辈，乞灵于那个万能的人民上帝，躲在“人民战争”的肉盾之后，靠人民去为他们保驾护航。
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就是柴玲证言中描述过的情景。现代文明读者很难设想、也不愿相信一个２３岁的年轻人会有如此险刻深沉的心术。他们不知道，这种心理在文明世界显得非常恶毒荒谬，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国家里，它的出现完全是“必然导致的偶然”。共党本身就是如此发家的，每个青少年对这套成功秘诀都耳熟能详，根本就不觉得邪恶荒谬。当邪恶被奉为国教后，人民也就必然进入“集体无意识作恶”的“气功态”中，柴玲不过是这种不以恶为恶的无数青少年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而已。
这就是为何她在屠杀前夕还约见外国记者，坦率向全世界详细披露了她用人盾来逃避秋后算帐、期望流血而自己又不愿流血的罪恶心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她当然知道那谈话会被发表，实际上，记录稿中还有她交代记者暂时不要披露某段内容的话。
在她，党的斗争哲学已经成了天经地义，她自己根本就不觉得反对妥协会是什么错误。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更让她天真地以为，只要流血事件发生，人民就会起来推翻那个反动政权，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就会诞生，而她自然也就是开国功臣。那些反复标榜自己是学运元老、绝食发起人和反复拒绝妥协的“坚定分子”的话语，其实是作为功劳记录下来预先存案的，以待革命成功后作为她的政治资本。这一招她其实也是从革命老前辈那儿学来的：毛泽东和江青都干过类似的事。
也许有的读者要觉得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淑女之腹。但仔细阅读文稿的客观读者不难得出这种感觉：它的主旨就是表功，表明她本人如何自始至终与各种各样的“阴谋家”、“投降派”、“特务”们坚决斗争，坚持了决不妥协的正确路线，与敬爱的江青同志回忆她本人在“路线斗争”中的英勇表现相似到了极处。特别能说明这点的是，仔细阅读文稿可以发现，柴虽然是绝食团指挥，但其实绝食的主意并不是她想出来的，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她却要把“绝食发起人”的“功劳”勉强拉在自己名下。
总而言之，阅读那份讲话，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不止一次地毛骨悚然：江青同志的幽灵在８０年代的青年一代中借尸还魂到了如此逼真的地步，不能不让人为党的教育之成功感到彻底的绝望。看来，要摆脱党文化的深重毒害，不是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作到的。
当然，柴女士并不是江青同志，她不过是一个被党文化彻底洗脑洗到不辨南北的浪漫主义者加上精明的个人盘算的野心勃勃的小青年罢了。真实的世界其实根本不是洗脑电影小说中描绘的那个世界。急转直下的事态，无情地粉碎了她的革命浪漫幻想。
首先，人民并不是那个万能的上帝，不过是像你我一样的无所作为的庸人罢了。他们可以做的，顶多就是上街游行示威一阵子，还得担心奖金和工资不被扣了，让一家老小生计成问题。面对具有强大镇压机器的独裁政府，他们可以为学生作出的最大牺牲，就是把自己的性命徒劳无益地搭进去，而这丝毫也改变不了学领的厄运。
其次，虽然口口声声看穿了独裁政府的反动本质，对之不抱丝毫幻想，柴玲其实不过是在下意识地重复党妈妈在政治课里教给她的话，只是把“美蒋反动派”、“帝国主义”的字样换成中共政府罢了。党可以凶残到何等地步，她对此根本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我相信，虽然她口口声声“期望流血”，“让广场上血流成河”，但在内心深处，她不但没去仔细想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且，如同那些以血肉之躯去阻挡钢铁怪物的市民学生一样，她骨子里大概根本不相信“人民子弟兵”会对人民开枪。要摆脱几十年洗脑教育造成的幻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此，她虽然畅谈流血，并准备欺骗同学们去为她送死，但那其实只是理论上的计划，纸上谈兵而已。当事实无情地证明万能的人民并不能挡住坦克装甲车，“人民子弟兵”竟会真的疯狂屠民，而现实中的流血情景又是何等可怕时，她必然会受到极度震骇。其他学领大概也有类似的感情经验。从那个时刻起，他们才第一次知道了“流血”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学领们逃出来后全都变成了“事后温和派”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当年他坚决反对撤出广场。就是柴玲本人，如果不是她事先记录了那个“功劳证言”，我深信她也一定会摇身一变，成了坚决主张撤退的“事后温和派”。这种急剧转变，其实只不过反映了理论上和现实里的“流血”的巨大差别。
我想，今日在论坛上放言高论暴力革命的政论家们，其实全该送到巴勒斯坦去接受一下再教育，亲眼看看流血是怎么回事。而亲身经历了六四还坚持暴力革命主张的人，必然是世上最无天良的丧心病狂之辈。
这就是柴玲本人的悲剧：她其实如同一个梦游患者，把党妈妈从小教会她的那套本领下意识地、不加思索地、本能地使了出来。她和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她特别忠实于剧本，一丝不苟地念了党妈妈为她写下的对敌斗争的台词。悲剧就在于历史为她和别的党的好儿女们提供了一个表演机会，因此而给全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她因为最忠实于党教条，造成的恶果就特别严重。正如本检在法庭辩论中反复指出的，如果不是她效法我党建立人盾保护自己，世上也就不会多出数百甚至数千怒目苍天的冤魂来。
因此，清算以柴玲为代表的学领犯下的错误和罪恶，说到底，是清算党文化对全民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彻底清算视人命如粪土、以鲜血染顶珠的万恶的“斗争哲学”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类似的更大的民族悲剧还会在未来不断发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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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009 5:30:17 PM] |
不是英雄是恶人
[#4642: 15070, 1/173] - 鲁迪 (1/29/2009 5:30:17 PM)
- 不是英雄是恶人（三）
[#4645: 6832, 1/184] - 鲁迪 (1/30/2009 12:05:38 PM)
- 不是英雄是恶人（四）
[#4646: 9635, 0/151] - 鲁迪 (1/30/2009 3:48: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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