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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和中共统治者选拔官吏为何都重能轻守？
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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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和中共统治者选拔官吏为何都重能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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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
满清不尚清官，而对贪官、酷吏十分宽大，这种做法与明朝乃至大多数中原王朝都迥然相异；满清吏治的败坏，其实比起明朝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清朝，卖官买官成为国家制度；满清贪官和珅，富比皇帝、富可敌国；清朝自乾隆开始，就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
清朝吏治败坏的原因也十分独特：明朝及其他中原王朝吏治的败坏，几乎都是皇帝奸忠不辨、不理朝政造成的后果，而满清的吏治败坏，却是皇帝有意引导的结果：
满清的用人取向，一开始就重能力、轻操守。多尔衮挥军入关侵占北京之初，对前来投降的前明故吏几乎不加甄别的统统任用，大批品质败坏的明朝余孽获得留用，而稍微有些才干的明朝奸佞之臣，如冯铨、谢启光、金之俊、宁完我、孙之懈之流，甚至获得重用。多尔衮的这种重能轻守的用人之道，顺治帝承袭之。
唯有康熙时期是一个例外，但经过康熙时期的例外后，自雍正开始，满清在官吏选拔上重归重能轻守的老路。雍正帝倚重能员、鄙薄清官，他“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1，雍正帝认为：“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2，为了压制清官，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他一上台就晓谕地方：“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3”雍正帝只求能干的人，而不太在乎官场的廉洁之风，正是雍正帝创立了流毒深远的买官卖官（“捐官”）制度。
乾隆继承并大大强化了雍正帝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对清官的猜忌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稍许因操守被人称道的官员深恶痛绝，认为都是沽名钓誉的“奸歹”行为，决不容许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名誉4。
比雍正更恶劣的是，乾隆不仅压制清官，还纵容贪官；乾隆帝本人纵容贪官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其终生宠信的权臣和珅，成为清朝最大的贪官。
经过雍正帝引导和乾隆帝的强化，重能轻守成为清朝统治者的“祖制”
、“传统”；两百多年间，正是这种用人传统，造成了清朝吏治的空前腐败，加剧了国家的积贫积弱。
多尔衮、顺治帝重能轻守的做法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当权的时期，尚处于征服战争时期，需要招降纳叛、藏污纳垢，以瓦解汉族的抵抗力量。但康熙之后，满州对中国的征服已彻底完成，天下早已底定，清朝统治者在用人上为什么要重归重能轻守呢？
其真正原因在于满清政权的性质：
满清政权历史上是一个外族征服政权，带有强烈的“族天下”（一族专制）的性质：满州贵族垄断帝国最高权力和朝廷要职——满人仅凭出身便可担任官职；光绪之前，中央级的高级军事职位是汉人决不能染指的；满人整个民族由国家供奉、不劳而获，其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享有大大高于汉人和其他民族的特权地位。
满清政权还带有殖民政权性质，自多尔衮至那拉氏，清朝统治者始终只把东北看作自己的家园，而对于关内广阔的被征服领土，清统治者始终视之为殖民地：自入主中原开始，满清统治者就以故土东北为禁脔，严加封禁，禁止汉人、蒙人移民，而满人却可以自由移居关内，直至1896年，因东北人丁稀少，遭日俄吞并的危机日深，才不得不放宽移民限制。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殖民政策，暴露出满清统治者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
正因为这种深深的殖民心态，所以雍正帝有“朕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的告白；所以慈禧太后有“宁与外邦，不予家奴”的叫嚣；所以顽固派满洲贵族刚毅对改良派有“保中华不保大清”的横责；所以满遗德龄的父亲生前有“我们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人的主人”的教诲…
清朝不仅是化外蛮族征服中国的产物，而且清朝政权是一个带有浓厚殖民政权色彩的民族压迫政权，因此，清朝政权是一个非法政权；按照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标准，清朝政权更是僭主非法政权，因为无论是按照孔子强调的“华夷之辩”和纲常序统，还是孟子强调的“民本”思想，清朝都实属大逆不道的“伪朝”。
清朝统治者因为其政权不合法，也没有西方殖民者那种高于中国文明的先进的文明，所以特别不自信，特别惧怕汉族对其政权非法性的关注、为了阻止汉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所以清朝统治者就要大施愚民暴政，为了消灭汉族中的勇者智者，不惜杀人盈城、大兴文字狱；为了奴化人民，对古书大加剪裁、唯我所用、寓毁书于编书，对儒家等经典极尽取其糟粕、弃其精华之能事。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必然刻意任用、纵容贪官、酷吏，而对清官，尤其是汉族清官深怀戒心，这就形成了用人上的“重能轻守”。清统治者为什么好贪官而忌清官？因为贪官的的人格特点特别适合维系满清这样一个非法政权的需要：
一是贪官好用，尽可以放心驱使。贪官、酷吏基本上是些道德品质败坏，或意志薄弱之辈，缺乏原则和正义感，行为处事趋向不择手段，为了荣华富贵，他们可以死心塌地帮着统治者戕害自己的同胞；
二是贪官、酷吏缺乏独立人格。贪官因为有贪腐劣迹的把柄，酷吏更有伤天害理的把柄，为求自保，他们不得不紧密依附皇权，完全抛弃独立人格，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的家奴、走狗、鹰犬；雍正朝的李卫、乾隆朝的和珅，分别是酷吏和贪官的典型。
比之贪官，清官普遍富于正义感，有骨气、有自尊、有群众基础，他们倾向于忠于原则、“真理”，因此，他们容易萌生独立人格，在皇帝面前，就不那么助纣为虐、俯首听命；他们甚至常常引经据典、批龙鳞、逆圣听……
清官，特别是汉族清官的这种独立人格，恰恰是满清统治者最为忌惮的，因为人格的独立，意味着奴性的消减，而满清政权却是建立在奴性和愚昧基础上的蛮族殖民政权，其政权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国民越愚昧、奴性越重，满清政权就越稳固；而人格的独立虽然于国家进步有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权力却是不利的。
人格的独立，容易引发平等思想，诱发对满清政权“族天下”压迫性质的价值否定、甚至诱发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是满清统治者最为恐惧的。
所以清朝皇帝选拔汉族官吏，特别青睐贪腐而能干的于人，只有这些“头上有辫屁股有尾巴”的人，才能死心塌地效犬马之劳，忠实地帮着他们压制汉人、维持政权。
其实，清朝用人为什么重能轻守？雍正帝和乾隆帝早就亲自给出答案：
雍正帝充满嫉恨地说：“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5，话说得很坦率：清官“洁己”而不“奉公”，也就是有道德原则，不如操守平常之人那样听话，达不到“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境界。雍正帝还道貌岸然地说：“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6，雍正的意思，无非是说清官往往心慈手软，难以为了朝廷心毒手狠地侵犯人权、弹压汉族士、民。
在满清之后，中共政权是又一个在用人上重才轻守、重能轻德的典型；而且，与满清一样，在用人上重才轻守、重能轻德的取向，也是最高统治者的刻意行为，即“干部路线”。中共的干部路线虽然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一条，即政治挂帅：在政治可靠的前提下，能者居上。那么，什么是“政治可靠”？就是所谓“党性强”，党性者，对党头的服从性也，“党性强”，说穿了，就是驯顺听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在政治可靠的前提下，能者居上的用人原则，自然可以选拔一些真才实学之士，但更多获用和得势的必然是些无道无德之徒，因为这些人不择手段。因此，中共的干部路线，就是只要跟紧捧紧领导（即所谓“政治正确”），越痞、越烂、越黑，越受重用的路线。
这是一种比满清用人取向更加劣胜优汰的用人之道：满清用人多少还受点儒家道德束缚，中共用人不受任何道德束缚，没有任何底线。
中共政权用人为何重能轻德？与清朝相似，根本原因在于政权的非法性。中共政权是一个带有强烈外国邪教性质的征服政权，远比满清更加悖离中国传统：满清还可以剪裁儒家理学的东西用以正名，中共政权搞的暴力共产那一套，无法在中国传统中找到任何道义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在打天下时期和建国初期，只有那些黑心烂肝的社会渣滓、流氓地痞才能够放开手脚，帮着中共屠杀抢劫、坑蒙拐骗、整人害人，成为“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力量。
在意识形态崩溃后的保政权时期，中共特别青睐贪官和酷吏，因为只有无操守的贪官污吏、酷吏，才会死心塌地帮着自己镇压人民；因为贪官和酷吏，都有劣迹的把柄可抓，为求自保，他们不得不紧密依附中共寡头集团，完全抛弃独立人格，心甘情愿地充当中南海的家奴、走狗、鹰犬；江泽民宠信的贾庆林，胡锦涛赏识的“张北韩”（张德江），就分别是中共保政权时期贪官、酷吏的典型。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崩溃，中共需要败坏的道德和社会风气，以淡化民众的自由民主的诉求、掩藏政权的非法性；重用贪官污吏、酷吏，就是败坏道德和社会风气的极为有效之术。
因此，今天的中共的用人机制更加劣胜优汰，整个官场“洪洞县里无好人”，正直的人在官场基本上混不下去，更遑论获得升迁。
吏治上的重才轻守、重能轻德是祸国败运之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操守德行的官僚不择手段、只膺服于权势；在权势的庇护下，他们贪赃枉法、对民众的压榨盘剥只会越来越肆无忌惮；并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防备清算，他们顽固地阻挠任何体制改革，从而导致整个统治集团愈来愈没有修错能力，其结果是国力日蹙、社会道德崩坏、危机加深、社会进步的代价越来越高昂，最终整个国家陷入大乱甚至崩解的境地。
这已经为历史证明：满清长期以来重能轻守吏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污吏、屠夫酷吏，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护专制、反对改革，在他们的沉重的盘剥和毒辣的压制下，社会活力丧失殆尽，满清后期之所以积贫积弱，对列强的挑战，几无招架之功，陷入被八国列强分割的境地；可以说，满清吏治的空前败坏，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近代社会转型失败，直接造成了民国军阀割据混战恶果，使中国难以抵御共产国际的赤化。
满清帝国和中共国的统治者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之所以坚持倒行逆施，乃是抱定“宁亡中国，也不能忘我满州”、“宁可亡国，也不能亡党”的邪念：一是妄图把其邪恶的统治拖至最久；二是以“要死一起死”罪恶心态妄图捆绑中国，企图以捆绑的高昂代价吓阻中国人倾覆专制的决心和意志。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一月九日星期五中午
注1、2：《雍正起居注》元年九月；
注3：《雍正起居注》元年九月；
注4：卢华为：《康雍二帝对清官的不同态度》首发光明日报；
注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
注6：《清世宗实录》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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