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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重评孙中山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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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算得是一位叱咤风云的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物。在一般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 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海。然而，时至今，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 单地用“臣贼子”、“犯”、“弑主”、“逆伦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才。他早年 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为全模范省，烟，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 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对军治、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民以至孙中山 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革命，他把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 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主权在民，这四万万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既以武力扫除残，拯救得皇帝于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吻，不图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 治，以民自治为极则，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 民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 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 事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后，经由11年高度地 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望和平统一的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 省，而且迅速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家与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民有直接之利害，不 可不使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民愈远，不但使民永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中央即有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 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非常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民，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政府。我等要造真正民。”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 即580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会议员才两百多，还不够原众议院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 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镜花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顾地走下去，败利钝，在所不 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 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 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 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 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向桂林前进。他愤然 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报》）1922年6月24）遂有把手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 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 天后亡。民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中要害，知不能免，急 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 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杀自己。’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通知陈炯明呢？后 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 年4月30）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民所为。美副领事在1922年4月 4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民，以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总领事在4月22 也有一份报告说：“民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 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1990年2月）
4月9，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之黑暗与罪恶，俾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 他亦将同时下。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蔡元培、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 中山和广州非常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的消息后，顿时沸盈天。5月8，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5月20，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 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海 《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 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孙中山率领两营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 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作非为，我立刻永丰舰，升 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 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径的大炮的毒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且惊 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 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
6月15深，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 “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 时仍可收拾残局。陈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荪的面将信掷落地，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陈荪回报陈炯明事已不 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终于发生了。6月16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 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 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 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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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2008 8:19:03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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