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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推出 “向大陆民运捐送二百万美元”集资活动！
紧急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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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陆穷苦民运战友“春节送温暖”集资活动倡议书
陷于贫困的大陆民运人士急需海外捐款救济。2006年春节将至，我们呼吁海外的民运人士伸出援手，踊跃捐款，向他们送去温暖。尤其是个别生活富裕的，更应带头。
第一、我们建议，由以下几位海外民运人士组建一个捐款集资的协调委员会：
谭竟嫦、吴弘达、魏京生、王丹、徐蚌泰、万润南、薛伟、刘青、盛雪、赖昌星、阎庆新、郭平、沈彤、李禄、草庵居士、官平非、廖大文、朱嘉明。
上述十八位民运人士的个人资产都逾百万美元，而且年薪丰厚，有的还拥有豪宅和庄园。呼吁他们每人捐献十万美元，作为启动基金。这些钱对他们来说虽是九牛一毛，而对大陆国内的民运人士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估算这笔捐款（合一百八十万美元），大陆民运人士每人能分得一万美元以上，足够他们同中共当局斗十年、二十年了，不必担心下岗失业。
第二、我们建议一些得到台湾、美国某些机构长期资助的民运组织，从各自组织的活动经费中拿出一部份，捐献给大陆民运人士和政治犯家属。这些组织包括：
劳改基金会、中国人权理事会、宪政协进会、北京之春、亚洲民主基金会、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劳工通讯、学自联、公民议政、政党联盟、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中华评述、黄花岗杂志社、长青论坛、天安门一代、中国学社、海外学人联谊会、民主教育基金会等。
上述这些组织按各自的收支现状，视财力大小而研究决定捐款数目。
第三、我们建议由刘国凯、茉莉、李洪宽、王希哲、曹长青、冯素英、李雅丽、张伟国、岳武等海外民运人士负责监督捐款集资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尤其是把好财务关。
上述九位民运人士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有志于整肃民运内部的贪污腐败问题。
第四、我们建议由薛伟和张菁、王丹和蒋品超、陈政三和钟淑梅、魏京生和黄慈萍等四对革命情侣，以及林保华和杨月清、刘俊国和阎庆新、刘青和韩晓蓉等三对革命夫妇，负责对外联络工作，争取台湾及美国的政界和财团倾囊相助。
上述七对民运伉俪和恋人在台湾都有人脉，必要时可以邀请马英九、陈水扁担任协调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或理事长。但他们必须向外界说明，这样做只是为了人道关怀，与政治完全没有关系，也不牵涉台独等敏感问题。
为了避免争议，胡安宁、徐水良、叶宁、周勇军、华夏子、倪育贤、石磊、张宏堡、陈破空、薛石民、颜万进、陈明通等人士最好暂时不要参加协调委员会。
我们的这项动议，如果能成为2006年海外民运工作的新起点和新动力，那么再好不过了。但不能排除不幸夭折，或被人利用来中饱私囊的可能性。希望海外民运各路人马捐弃前嫌，精诚合作，共同把关注点放在中国大陆。
（请《大参考》转发此稿。但是，不必再抄送“中共情治部门”和“台湾情治部门”，这样易引起外界误解和质疑。）
在台币、美钞面前“海外民运”丑态百出
● 理不直 气不壮
记得五、六年前，凡听到有人私下议论“海外民运”拿台湾的钱，一些拿了钱的“民运贵族”就会象触电似的跳出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中共特务造谣。可是，等到他们把议论者全部撵出“海外民运”之后，人们却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正是这些“民运贵族”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台湾当局收买他们从事间谍勾当的内幕抖露出来。真让人跌破眼镜----仅“北京之春”一家，每年就得向台北的“军情局”、“国安局”提交二百五十件情报！
再说说这几年的情形吧。凡听到有人私下议论“海外民运”支持台独和反华，那些拿了钱的“民运贵族”就会象触电似的跳出来，振振有辞地说那是中共造谣。可是，就在批评者、议论者被“海外民运”清洗的时候，人们却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正是这些“民运贵族”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分裂中国、咒骂中国的调门越唱越高，甚至比他们的主子陈水扁、吕秀莲还过火。真让人跌破眼镜----魏京生竟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
明明一直拿台湾的钱，为台独帮腔，却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说明“民运贵族”们心里有鬼，自知理亏。这些人一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一面大行专制独裁之道，不容异己，全然废黜选举和监督机制，把大笔经费纳入小宗派的私囊，甚至悉数独吞，还造谣污蔑批评者是“中共特务”。由此可见，“海外民运”日益背离民意，被社会大众所唾弃，其症结首先在于惧怕民主，理不直气不壮，“民运贵族”们只看台北主子的脸色行事。
● 粥太多 僧太少
台湾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至少已经给了“海外民运”二十亿元新台币，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拨给“支持中国民主人权”项目的经费也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以上，再加其它一些私人基金会的巨额资助，“海外民运”可谓粮饷充裕。然而，能够获准参与那些经费项目，并获取高额报酬和津贴的，却只有二、三十人，即所谓“民运贵族”。令人奇怪的是，阔绰的“民运贵族”们总是围着有钱人转，吁请“支持”民运，其实就是给他们钱。
尽管“海外民运”名誉扫地，分崩离析，门可罗雀，可是“民运贵族”口袋里的钱却反而越来越多，全然得益于粥多僧少。大部分“民运组织”仅两三人私分经费，而一些“光杆主席”则直接把钱塞入自己的腰包。吴弘达豪宅添丁，魏京生庄园雇工，刘青彻夜豪赌，曾慧燕收藏古董，王丹挥霍游玩，吾尔开西烂醉珍馐，阎庆新花甲纳少夫，纪晓峰古稀换雏妾，他们都是富得最快的嗜血者。然而他们接济国内的政治犯时，却比九牛一毛还吝啬，还得给自己树碑。
为富多不仁，民运亦如此，充满了明争难夺的算计、构陷和背叛。“民运贵族”过惯了奢侈糜烂的生活，没一个敢跟共产党斗真格的，直到临死也没一个捐献家产来推动“海外民运”的。强烈的虚荣心和物质占有欲已经彻底腐蚀了“民运贵族”，这些人有的顶着“领袖”、“主席”、“博士候选人”等假头衔招摇撞骗，有的终日沉湎酒色，吃喝嫖赌。更有饱暖而思淫欲者，如倪育贤猥亵幼女遭法办，黄慈萍、张菁沦为他人姘妇，而王丹竟搞同性淫乱！
● 只认钱 不认人
听说美国巨商伯恩斯坦身价数亿，台湾国民党财爷刘泰英挥金如土，“民运贵族”们便一窝蜂似的涌上去，死皮赖脸地缠住他们，百般献媚乞讨。而对于焦仁和、陈政三、陈明通、颜万进、马英九等一班台湾达官贵人，“民运贵族”们更是趋之若鹜，纷纷跪表效忠，唯求提携赏赐。到后来连厦门走私案犯赖昌星、涉嫌强奸和诈骗的中功帮主张宏堡，以及与张宏堡姘居八年而私吞巨款的老太婆阎庆新等，也被“民运贵族”们当作干爹、干娘或救星。
在“民运贵族”们当中，谁与台湾主子的关系“铁”，谁就是得罪不起的大佬。大佬叫谁靠边谁就得靠边，大佬叫捧谁就得捧谁，这关系到台湾能否继续给钱。洛杉矶的蒋品超、纽约的薛伟、旧金山的汪岷、澳大利亚的方圆等人，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民进党在台湾掌权后，洪哲胜、王丹、陈破空觉得腰杆子硬了，可以用钱来奴役“海外民运”。“民运贵族”们向来只认钱，不认人，从不理会钱来自黑道白道，还是台独藏独法轮，抑或情报机关。
在海外，露财显富的阔佬们可以一睹“民运贵族”卑躬屈膝的丑态。“民运贵族”们有立场原则吗？不得而知。无论什么样的异见组织他们都往里钻，今天这个“党”，明天那个“党”，一会儿这个“联席”，一会儿那个“圆桌”，忽而这个“联邦”，忽而那个“联盟”，为了争一份工资或一点津贴，随时可以跟任何人翻脸，可以出卖任何人，甚至公开说“国内逃出来的贪官和罪犯，不管犯了什么罪，只要捐一笔钱，就可换取一份政治庇护证明信”。
周清耀
Jan.18, 2006
█ 泄密事件导致恐慌 “海外民运”有特务嫌疑
---- “国安局”、“海基会”官员谈“海外民运”各色人物
【编者按：台湾“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先生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先生，是台湾方面主管“海外民运”项目的重要官员。日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们谈及“海外民运”极机密的内容。现予择要披露。其中每一事件都已被台湾传媒所证实。】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
（附）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tmib@mnd.gov.tw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886-2-27081148
E-mail: tdq@taiwandemocracy.org.tw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 886-2-23563542
E-mail: wufidata@wufi.org.tw
● 台湾与“民运”的合作内幕与“海外民运”的业绩总结
台湾出版的《自由时报》９月２３日出人意外地掀开了关于“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社长”一职由“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１９８２年起，台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转载，成为２００２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 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 《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遭致非议，被众人斥为“台谍”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大参考》、劳工观察、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宪政协进会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又如拿了“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了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这个男同性恋者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名单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在辍学入狱九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美丽岛事件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对“多维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会有“惊人内幕”公布之举。然而钱达等人９月２１日已向《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郁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这种口吻无异于“要挟”。尽管《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因为台湾不给钱了，就搞对抗”，试想，倘若他们真的那么顺服，守口如瓶，岂会把事情闹得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吗？由此看来，王丹接任“社长”的另一项收获就是，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为知悉机密而获得要挟主子的筹码了。
当然，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因而据钱达透露，台湾“国安局”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在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台湾方面对于“主权定位”问题的越来越深重的忧虑。随着台湾由国民党政权过渡到民进党政权，“海外民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绎成“逢中（大陆）必反”。归纳起来，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要逐渐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依托下，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北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昔比；台北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的成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采用“中华两国”。近两年，“海外民运”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谬论，导致“海外民运”从此失去了听众。不过，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说“不要怕孤立”，不必理会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弹”状态，“只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定居美国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其实，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谓“支持民运”的结果，只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却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的。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因“资源”有限，故“规矩”颇严，绝对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协助台湾外交或推动反华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一下“海外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才罢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为了争夺“资源”，“主流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递送中伤他们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为了发言资格被夺，而跑到美国国会与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察，对原“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外高联”主席连胜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对于这些现象，就连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见使“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最后他们只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了。“民运人士”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抢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但作为“民主台湾”的当今执政者，岂不也是在台湾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给在野党领袖们扣上了一顶“联共反台”或“投共卖台”的大“帽子”吗？挂在口头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虽然《大参考》以“台湾媒体披露：政府给大陆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断了奶”为标题向“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令人不悦的消息，但是，“海外民运”也没有必要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毕竟他们的利用价值仍然客观存在，毋需再以“无与伦比的喜悦”之类让人肉麻的词汇来欢呼台湾新主，或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经验”了。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民运人士”内心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多以“维持现状”来搪塞，但自从陈水扁入主台北“总统府”以来，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现在也站出来为“一边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现在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这些年来“主流派”的“民运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尔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达兰萨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钱。同时，一些有反华背景的“基金会”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著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也不必参加堂堂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为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至少直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华人格格不入。就这么几十号人，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揪“特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乡连开个追悼会也被强差人意和利用，令人摇头唏嘘。为了总结他们在“民主事业”上的业绩，本文最后罗列部分“民运人士”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的题目，读者从中可以大致领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张宝钦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６日
● 贝 岭：有相同文化血统，并不等于说只能有一国----与陈水扁总统对谈 ● 任畹町：祝贺陈水扁荣任中华民国第二届民选总统 ● 魏京生：与陈水扁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 ● 魏京生：解决台湾问题不可不顾现实 ● 魏京生：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 ● 魏京生：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 ● 魏京生：北京办奥运----手铐与金牌 ● 王炳章：狭隘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 ● 王炳章：欢迎台湾民进党协助催生大陆反对党 ● 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 ● 周勇军：民主精神不打折扣---- “一边一国”展现陈总统具中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诚 ● 阮 铭：九二无共识，一中是绞索 ● 阮 铭：梦幻“一中” ● 阮 铭：“一个中国”病毒探源 ● 阮 铭：“反台独”是黄鼠狼语言 ● 阮 铭：维护中华民国独立主权 ● 阮 铭：新台湾人的气魄 ● 阮 铭：受骗上当的反战、反美、反台 ● 林保华：“一个中国”在台湾缺乏市场 ● 林保华：“一边一国”和“推动公投”并无不妥 ● 林保华：“一个中国”和“特殊两国” ● 林保华：不论统独，尊重民意自决 ● 林保华：中共黩武和台湾安全 ● 林保华：中共得寸进尺，台湾不可坐以待毙 ● 林保华：中共愈霸道，台湾更离心 ● 林保华：东蒂汶公民投票对两岸的启示 ● 林保华：台湾商人上了中共贼船 ● 林保华：流氓腔调岂能“反独促统” ● 林保华：美国调整两岸政策，北京难有强烈反应 ● 林保华：分离主义不等于恐怖主义 ● 林保华：“一边一国”有理，外界反应有因 ● 林保华： 李登辉为台湾定位 ● 王 坚：为独立运动正名 ● 杜导斌：如何对待民主台湾？● 陈中煌：一个民主台湾和一个民主中国 ● 王 丹：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胜 ● 王 丹：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 王 丹：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 王 丹：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 ● 王 丹：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 王 丹：“两国论”分析 ● 王 丹：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反战不应被当作时尚----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 王 丹： 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 ● 翁剑平：宁当亡国奴，愿做叛国贼 ● 张 菁：“一国两制”根本不可靠，台湾人民好自为之----香港人眼中的“新中国” ● 许纪霖：人权和主权----宁要失去了主权的人权，也不要没有人权的主权 ● 樊百华：“阿扁”，好亲切的一唤！● 樊百华：台独乃Made In Beijing！● 樊百华：东帝汶，独立就独立呗！● 项小吉：汉奸与爱国贼 ● 项小吉：促统与贩毒 ● 赵达功：中国人民没有国家主权 ● 赵达功：不要把台湾逼得太紧 ● 赵达功：爱国主义的“摇头丸” ● 赵达功：中国人想做美国人 ● 史 东：林肯反对“一国两制” ● 叶 宁：“两国论”真知灼见----人民自决、两国论、台湾与民运的点滴意见 ● 张伟国：以退为进----抗衡北京打压台湾 ● 张伟国：欣闻台湾筹建“国家人权委员会” ●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 刘晓波：自治的权利 ● 刘晓波：人权高于主权 ● 刘晓波：和平是唯一选择，民主是最佳前提----评两岸关系 ● 刘晓波：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 ● 曹长青：中国对台白皮书遭全球谴责 ● 曹长青：中共导演的反美荒唐剧 ● 曹长青：中国媒体又开始煽动民族狂热 ● 曹长青：两德模式是两岸关系的样板 ● 曹长青：台湾人民有选择独立的权利----人的尊严高于领土和国家 ● 曹长青：多数美国人赞成美国和台湾建交 ● 曹长青：“一个中国”政策已经过时 ● 曹长青：爱国主义的背后是剥夺人权----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 曹长青：陈水扁当选的意义 ● 曹长青：装备落后的中国难敌美国的制裁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震撼中共 ● 曹长青：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 曹长青：民族自决是世界潮流----北京为何不敢和达赖喇嘛谈判 ● 叶 欣：国际社会应给台湾一席之地 ● 叶 欣：矫情的爱国主义 ● 沙裕光：和平统一，尊重台独 ● 柳大正：大一统----中国政治的“天理”？● 柳大正：大一统的脉络与后果 ● 柳大正：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 ● 柳大正：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 ● 张先梁：一国两制的“矛”与“盾”● 张先樑：香港终于跨入了以言论治罪的新时期 ● 张先樑：中共的“反独促统”运动可以休矣! ● 范英著：民族主义是摧毁自己的土炸药 ● 薛 伟：坚决支持东土独立运动----在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薛 伟：陈水扁虽败犹荣 ● 林 牧：中国文化的病根----追求至善理想和大一统的一元化 ● 林 牧：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 林 牧：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人权超出一国的内政----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 王希哲：“一国两制”就是战争 ● 王希哲：反对无条件给予中国PNTR ● 钟祖康：国家越统一，人民越不快乐 ● 蔡崇国：如何看“两国论”----李登辉先生体现了坦率和勇气 ● 唐柏桥：公投不等于宣战 ● 唐柏桥：自取其辱----中美女足赛中国队落败有感 ● 刘 青：从两国论到人道人权 ● 北 明：列强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为八国联军辩护 ● 吴稼祥：莫把台湾作港澳 ● 杨小凯：中国统一之利弊 ● 陈劲松：台湾大选，共产党何以一言不发﹖ ● 陈劲松：虚假的中国 ● 陈劲松：从人均收入看海峡两岸差距 ● 胡 平：白皮书挑战和平----评中共《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 ● 胡 平：两个中国与双重承认----和大陆朋友谈“台独” ● 杨建利：既然有两个“政治的”中国，那么主权不就被分割了吗？----浅谈两岸关系中的基本是非 ● 王德耀：“台独”的罪魁祸首还是中共自己----从不同角度谈“台独”问题 ● 莫莉花：“卖国贼”----大写于史册的人 ● 莫莉花：台湾应尽快加入世界人权体系----小议陈水扁先生的就职演说 ● 莫莉花：在土耳其看“疆独”----谈中国人民的知情权 ● 莫莉花：可笑的“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大会” ● 巴 赫：《独立宣言》给内蒙古人民的启示 ● 巴 赫：落后的“大中华一统”观念 ● 巴 赫：驳“自决有条件”论 ● 安 琪：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 李晓庄：“一国两制”的症结在“一国” ● 金尧如：在“一中原则”下什么都好谈吗？● 金尧如：中共应从美对台军售中总结教训 ● 金尧如：“两个中国”肇源于中共的革命战争 ● 伍 凡：北京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 伍 凡：联邦制和「一国两制」 ● 伍 凡：坚持中华民国是维护台湾的关键 ● 伍 凡：采用“中华两国”联邦制，台湾问题就有活路了----评北京拟定统一台湾时间表 ● 陈泱潮：中共“联俄抗美孤台保专制”外交战略的破灭 ● 纪 红：华盛顿支持西藏活动 ● 纪晓峰：警惕中共玩火，突袭台湾外岛 ● 纪晓峰：要统一而专制，还是要分裂而民主？● 张 林：台湾何惧？● 倪育贤：“两个中国”刍议 ● 倪育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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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006 3:54:4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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