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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上世纪20年代宋庆龄密访苏联内幕（图）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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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上世纪20年代宋庆龄密访苏联内幕（图
宋庆龄赴苏联的史料原载不久前面世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一书，是共产国际的一件秘档。从这份绝密件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联共（布）中央对宋庆龄的重视。
事情要从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说起。1927年6月以后，武汉反革命气焰已十分嚣张，共产党组织纷纷转入地下。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不再参加领导，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13日正式发表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反共罪行，宣布共产党员正式退出国民政府。14日，汪精卫宣布“分共”。此后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屠杀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宋庆龄1927年于莫斯科
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宋庆龄却先派外交部长陈友仁在14日会议上代表她发言，坚决反对“分共”，自己也坚决不参加这次秘密会议，并在这一天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发表了气薄云霄的“714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并严正宣布暂时退出国民党中执委活动。
当时蒋介石、汪精卫为了要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于7月11日、8月1日分别写亲笔信拉拢宋庆龄，都被她断然拒绝。这两封信现均藏于北京宋庆龄故居。在此之前反动军阀何键曾派兵搜查宋庆龄住宅，宋庆龄在武汉的安全已无保证，于是她准备途经上海去苏联。
宋庆龄于七月中旬到达上海后，为了保密只与家人见了面，一直不与外界接触。但消息仍被记者走漏，蒋介石立即派何应钦去上海，“恳求”宋庆龄出山，被宋庆龄坚决拒绝。宋庆龄这时通过通讯社正式辟谣，重申她的“714声明”的立场。另一方面，她在到达上海后的第三天就派雷娜·普罗美与苏联秘密联系，通过苏联驻沪领事馆办理一切外交手续。苏方同意以苏联政府名义正式邀请宋庆龄访苏。与她一起前去的除雷娜外，还有已从武汉秘密到沪的陈友仁、陈的两个女儿、与陈同在武汉政府外交部任秘书长的吴之椿教授。但因为没有苏联从上海开赴海参崴的货轮，他们又等待了二十多天。8月中旬货轮已到。宋庆龄起草了一份与“714声明”一样正气磅礴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在8月22日的报纸上正式发表。实际上，宋庆龄一行六人已于21日在一个没有月色的夜里在苏联领事馆的帮助下登上货轮航行在大海上了。
宋庆龄一行于8月27日到达海参崴，立即换乘豪华专列由西伯利亚大铁道于9月6日到达莫斯科。沿途每站都受到当地领导人及群众的热烈欢迎。列车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时，那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国际歌，苏方派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副部长又是宋庆龄的老朋友加拉罕、教育部长柯伦泰夫人及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波波夫等上车迎候。当宋庆龄走下火车步行出站时群众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及掌声。她于当天发表了三份书面声明：《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的声明》。声明对苏联人民给中国革命的帮助致谢，说她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她代表孙中山及中国的革命群众向苏联人民致谢。她阐述了当时的中国形势：革命虽然因为有人背叛而遭致巨大的挫折，中国进入了反动时期，但这只是暂时的，革命力量仍然存在，正在斗争，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苏方派柯伦泰夫人为接待组长，先安排她住在大都会饭店，不久又迁入国宾馆苏维埃旅馆（糖宫），而把大都会饭店作为她办公会客的地点。苏方在生活上也作了周到的安排。她拜谒了当时还是用木头建造的早期列宁墓，会见了克鲁普斯卡娅。特别是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夫人，多次招待宋庆龄到她的乡间别墅去休憩，并与宋庆龄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在苏联，她以国民党左派代表的身份写了《中国目前的形势》等许多文章在报刊发表，使苏联公众了解国民党左派的政治主张。她还通过史沫特莱等记者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播到世界其它地方去。特别是10月中旬邓演达、鲍罗廷等到达莫斯科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决心要把分散的国民党左派组织起来，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于11月1日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同时他们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演讲，号召留苏的中国青年与他们一起投入新的革命斗争。
但是当时苏共党内正在开展的反对托派的斗争欲使宋庆龄等感到惶惑。10月25日《真理报》公布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于11月14日把他们开除出党。但在11月7日宋庆龄被邀参加的十月革命节游行队伍中仍有托派群众包括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公开打出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标语，使联共（布）中央大为震惊，加紧了清理措施。宋庆龄作为国宾又是党外人士对此采取旁观而不表态的方式，但内心不是没有看法。托洛茨基一贯不赞成国共合作，主张中国应该进行苏维埃革命的观点当然不会得到宋庆龄的赞同，但她在中山大学见到有些"左"派学生过分贬损孙中山的学说、发表反对国民党左派的言论，当然也很不满。据爱泼斯坦写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这是作者受宋庆龄生前嘱托写的惟一一本传记）中记载：大概在1927年12月斯大林曾接见邓演达。斯大林提议要把邓树立为中共领袖，邓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同意共产党的某些观点，因此表示反对。斯大林对此似乎毫不在乎，只简单地说这可以让共产国际去解决。会见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客客气气地结束。但邓演达、宋庆龄从此知道他们在苏联要取得实质性帮助是不大可能了，因此萌生离开苏联而去柏林的想法，但要通过德国驻苏大使馆办理手续，须费时日。不久，邓演达手续办妥，先去了柏林。陈友仁后来则去了巴黎。
11月下旬以后宋庆龄又遇到一连串不顺心的事件。11月21日她患难与共的好友雷娜·普罗美突患脑炎逝世；12月1日她从小爱护的小妹美龄竟与蒋介石结婚，使她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12月14日蒋介石以苏联支持广州起义为名，逮捕、杀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宣布与苏联断交。消息传来，宋庆龄于17日、23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反对、严词申斥警告，但无济于事。所有这些几乎使宋庆龄病倒。
在这一时期国内的中共中央也发生不少事件。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影响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罗明那兹被召回国，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上受到批判，米夫是批判这一次错误的主力。会议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不是高涨而是低潮等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得到统一，为中共六大的召开奠定基础；在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这一原则问题上，也认为即使反革命内部也有矛盾，可以利用。米夫这封信正说明当时共产国际还想团结争取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第三党）。只是到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把这一点又翻过来，把"第三党"和汪精卫的"改组派"说成都是反共反人民的，要加以打击。这些共产党内部的情况宋庆龄当然不可能全部了解。现在只知道，后来确实如米夫所建议，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谈了一个半小时。宋庆龄感谢苏联对她和她的同事的款待，并说，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在今后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将决心与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斯大林则说，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至于宋庆龄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一事，斯大林的答复仍然是将由共产国际去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至此，宋庆龄心中明白，与斯大林上次和邓演达谈的一样，要立即获得援助是不可能了。因此她最后下了决心，前去柏林。5月2日离开莫斯科前，柯伦泰夫人等前来车站送行。
5月4日，她到达柏林，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作者：钱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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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2008 2:41:44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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