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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黎鸣是最大的狂徒？
东海一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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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黎鸣是最大的狂徒？
----就《为什么说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一文与黎鸣老先生商榷
一、吾爱黎夫子，吾更爱真理
收到黎鸣老电邮来的《为什么说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一文已好久了，当时粗阅一过，对文中多数观点很不以为然，但是否遵嘱予以“批评”，却一直心存犹豫。因黎老的英风豪气道德文章素为我所敬仰，而黎老对我也赞誉、关爱有加且予我帮助多多。他是震旦文化院顾问（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文化院一直未能开展工作，愧对黎老和其他寄予厚望的各位前辈师友），还参加过林樟旺案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但我终于决定对黎老“动手”。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学习达20年，对柏拉图极是崇敬却又非常坚决地批评过柏拉图，认为老师的哲学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缺误。面对别人的指责，亚里士多德的回答已成千古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枭学舌曰：“吾爱黎夫子，吾更爱真理。我觉得这也是对黎老更高的尊重。
寒喧一过，下面就文论文就理论理不客气了。由于黎老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学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管中窥儒，得一斑而失全豹，其文《为什么说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主要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属无的放矢或歪打金枝。下面择其重大错漏一一剖析之。
二、请略窥儒学全豹
为了证明黎老对儒学的批判是管中窥豹，有必要先略看一下儒学的全豹。
原儒最高或曰核心概念是“仁”，但不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几句零词碎语就可概括的，那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丰富、完整、巨大、全面、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谱系，又是关于制度、社会的学说，囊括了内圣与外王两大版块，包含了中庸、礼、义、智、信、勇、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敏、惠、敬、和、爱、友、善、逊、廉、正、聪、庄等等概念。
我在为芦大鸭子指谬时简略疏理过一下儒学历史脉络：孔子为儒家初祖，以“仁”为核心创儒门内圣外王之道。孔子死而儒八分，其最著名者为两大派系：一是曾子、子思传之孟子的思孟学派，重内圣，倡道德，历唐宋演而为片面追求内圣取消外王之理学；二是子夏、曾参兴于魏的西河学派，重外王，倡礼制，追求儒学的经世致用。此派传入稷下为齐学，又传之荀子，集其大成成为外王之综学，荀子隆礼重法追求外王，但也承认内圣即道德的重要性。他倡导的礼制，基以仁德，扩而为礼，散而为法。礼为政治原则，法为具体刑法规章制度。唐朝据荀子学说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扰昏晓阳秋相而成者也”（《唐律疏议•名例》），蔚成盛世。孟荀二子区别在于：孟子由内圣而外王，荀子则由外王而内圣。荀子学说主要源自儒家外王经典《礼》与《春秋》。
孔子之后的儒家乃至其苗裔流变，是从这“内圣”与“外王”中生发出来的。孟子荀子之间的歧异，是对“内圣”与“外王”的侧重点不同造成。孟子重内圣，以仁义礼智为“四德”，视仁义为最高道德典范。但不弃外王，故孟子强调养浩然气，为大丈夫的同时大力宣扬“仁政”，例如，他主张要让百姓有生存之产业，“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要让百姓过上安逸的生活…总之，要把“仁”渗透到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和人民的日常伦理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人道观变为实际的人道行动。
孟学传到程朱为理学（程朱自称得孟子心传），纯走内圣路子，表面上也讲“内圣外王”，其著名的“八条目”中，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却强调内圣是外王的基础，以内圣扩而为外王，用内圣包括外王，“把整个社会的不同层次看成是个人的层层放大”，实质上是取消了外王。好处是讲究道德修养，流弊是忽略制度建设并泛道德化，极易虚假伪饰，缺乏宽容。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孔子的“外王”思想。他晚年创作的《春秋》，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孔子之时，周王朝已衰，故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孔子作《春秋》，不仅是记述春秋时代的史实，也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而不是黎老说的编造的谎言捏造历史）。春秋是“以达王事”（司马迁），是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是"立素王之法”（贾逵）就象继西周再开一个东周王国一样，故孔子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又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故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故隋唐以前尊春秋为五经之首。
公羊家总结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讥世卿说、德刑相兼说、“天人感应”说和谴告说、大复仇说、孔子为王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后世学者仅把春秋当作一部编年史，乃死读书、读书死也，与书何尤。
西汉时儒家内部产生经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更主要是对经书中重要名物、制度、解说等大有岐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尊者今文经派也。董仲舒乃今文经学和公羊学大师，故公羊学在汉代盛极一时（当然，公羊学个别观点如天子一爵论，有“侮”帝王尊严，不可能堂皇宣传，只能隐约其说），所以汉朝文物典章制度亦为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并多为后世王朝所袭用。如在秦朝已推行的郡县制在东汉得到完善。汉代的地方政府，共分两级，即郡与县。“中国历史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钱穆）。中央与地方两级制度同样是从汉朝开始完善，汉朝建立的文官制度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先进性。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
公羊学是儒学中最具“外向型”、“开放性”性质的学说。汉武帝开疆拓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大汉天威”镇天下，良有以也，岂徒然哉。汉以后公羊学便渐衰微，直到清末魏源、龚自珍及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略兴微波外，不复振作。
三，别把儒家当替罪羊！
对儒学全豹略予扫描可见黎老对儒学和孔子的了解过于肤浅，理解发生重大偏差，他全部的抨击便几乎都落了空。称宋明理学为伪哲学，固属偏见（关于宋明理学，可参照枭文《大儒说》）；称两汉经学为伪神学，更是管窥。以伪谥儒，太也武断。黎老敢于谥儒学以伪学，是有两大杀手锏在手。其一，黎老认为儒学“在漫长的历史中，制造了大量的伪人、伪君子。”
确实，汉以后君主专制渐严，明儒暗法或外儒内法，往往打的是孔孟招牌，行的却是韩非子那套，儒家道德模式受到别有用心的扭曲和利用，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成为桎梏人性、束缚人民的工具，甚至“制造了大量的伪人、伪君子。”但虚伪是“制度”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生活泛道德化的结果。例如，东汉选拔官吏实行“推荐”制度，标准有二，学问与道德。在种种道德行为中，又以孝为先，所谓以孝治天下。于是士大夫们为了追求崇高道德声誉，不免产生种种矫情做作乃至卑鄙欺诈行为。最重视诚信原则的儒家，政治化之后却成了滋生虚伪的土壤。
这种伪人、伪君子是在道德要求上过于高调的“措施政策规章制度” 制造的。如果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此弊可除。外在的典章制度以防恶为主，不宜太过扬善，或者说扬善时不宜过度和高调，不然就会产生两大弊端：道德杀人和伪人横行。所以，我在《“蒋家儒学”的几大认识误区》中指出：自由主义设计制度的目的，以防恶为主，在道德要求上则较低调，如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对信仰的宽容等。在道德要求上的低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让各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同在共存，恰恰是最大的道德，保障个人权利，就是制度最大的善。至于如何激励人心超拔向善，如何给予陷于锱铢必较利益场中的人以超越的希望，自由主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以供包括儒学儒教在内的各种文化、宗教大展拳脚。在这方面，儒学与自由主义正好互补。
儒学与历史上特定的制度及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有关，但也有别，不能一概而论。制度与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让儒家文化来为两千多年专制产生的官场化社会的恶果买单，把伪人伪君子的大量滋生，把一切专制主义的罪恶统统往儒家身上一推了之，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五四以来，尤其是中共执政以来，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或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文人已基本不存在，“基本上”都是马列化、党化党用的文人了。南唐冯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元宗戏之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我也要问黎老，既使连近代从西方传入的社会科学也逐渐被改造成了新的伪学，干儒家底事？儒家不应该成为专制制度特别是党主专制的替罪羊！
黎老贱儒家而尊基督，那么，西方中世纪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伪人伪君子也一样层出不穷，又该归罪于哪一家呢？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剧作就是嘲讽贵族，批判教会，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的，其代表作《伪君子》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法国贵族社会的伪善和黑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黎老对此如何解释？
同时有必要指出，社会上伪君子也比明火执仗的真恶棍好，政治上假兮兮的伪善比赤赤裸的真恶好，这就是为什么比起以马列斗争专政学说为意识形态的中共来，奉行仁爱学说的君主专制更温情脉脉温良恭俭让更得人心并有其历史合法性合理性的原因所在。
四、张冠李戴不合头
黎老以伪谥儒的理由之二是儒学不符为“学”“三要素”。黎老认为，西方一切的“学”都来自哲学，成为“学”至少必须具备如下的三个要素：一，构成记忆的公理要素；二，构成理解的方法、工具要素；三，构成创造性可能的开放或自由（心态）的要素。
对此我要指出三点，一、把一切知识、智慧、文化、信仰统统削足适履地放到西方的尺子下去量，这种治学方法是典型的洋教条主义和西方标准论；二，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解析人文科学，把儒学放到“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分析，本身就属于张冠李戴。已有网友指出：关于用完备要素、公理的逻辑来说明社会学特别是思想的正确性与系统性，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老人家对这一点用自然科学代替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科学的可怕有过详细的论述。第三，便是以黎老自已的标准衡量之，儒学非“学”的结论也是不成立的。
黎老曰：西方一切的“学”都来自哲学。儒学哲学基础是性善论。人性具有多层面多元性和复杂性，有生理之性与心理之性，动物本性与社会属性，感官欲望之性与道德人格之性等。孟子的善恶观不是抽象的善恶观，而是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上入手分析，强调人的理性和道德之性。道德源于人类生活，但某种道德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相当的恒定性，对于后人就具有一定的既定性先在性。不过孟子说人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着力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具有这种性质的必然性。 我在批芦时说了，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内容，荀子的人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孟子的人性主要侧重于人性的社会功能方面，皆非指人性本身。两子人性论有相异更有相通，如清戴震所言：荀子性恶说与孟子性善说不惟不相悖，而且相若发明（大意）孟荀之异，乃一个物体的两个侧面而已。
孟子的性善论既突出了人之高于动物的类特征，又为高扬的价值、建构民本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理想提供了理论依据，难道还没资格作为一种“构成记忆的公理要素”？难道黎老也认为“神学论”为哲学基础的基督教文化“是完全主观臆想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么？黎老崇奉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老康以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与自由为实践理性的“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上帝不能证明亦不能否定，人以理性实践善行，上帝存在，这样人的道德生活才可得到保障与满足。他认为上帝旨意与道德律令是互相配合的。黎老对此又如何解释？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或许儒家学说的逻辑推理不够，它的性善论有先天道德论之嫌，但这不影响它成为一种文化体系，一门“学”，因为它有基本的假设和明确的结论，已自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价值体系。而且枭眼看来儒学追求“内圣”比基督指向上帝要“科学”得多。
在黎老的大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中，黎老对“学”的定义略有不同。他说：什么是学科意义上的“学”呢？其关键即在具有高度抽象的理论，该理论既可以解释事物已有的现象，又可以抽象地描述现象发生的规律，从而不仅可以具体解释事物当下实际的运行，还可以进一步预言事物未来的状态和变化，并在进一步的实践中获得验证，或证实，或证伪。
有网名为“旁门道士”者已经指出：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是不是高度抽象的理论？比如令黎先生深恶痛绝的“君权神授”理论、“大一统”理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甚至是“纲常理论”，这些理论显然高度抽象出了“天”、“圣人”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具备了能够“解释事物已有的现象，又可以抽象地描述现象发生的规律”的能力。所谓理论者，并不神秘亦不高深，理论无他，唯能自圆其说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理论”如此，施塔尔的“燃素理论”如此，包括基督教的“神学理论”莫不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墨家、法家、佛家等等都有一套可以自圆其说并符合黎先生定义的理论存在，而黎先生却说中国之无“学”，岂非大谬而特谬乎？
我还想提醒黎老，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作为一种具有准宗教性质的道德教、人文教，它的宽容度的开放性比世界上各种宗教都高。圣经记载了犹太人的流浪史和教会迫害异教徒与妇女的历史,而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头足倒立的极权专制的中世纪时代”，居然没有产生过西方历史上屡见不鲜血腥残酷的宗教战争和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偶有宗教迫害也较轻微而短暂，这都是拜儒学所赐。同时中国历史并非如黎老所说一片漆黑。别忘了中华文明在十九世纪之前是无比辉煌举世无双的。
五、狂徒最大是黎鸣
其实用不着条分缕析。黎老要谥儒学以最大的伪学，首先得证明老枭是最大的伪人才行，因为老枭虽非大儒，但大半辈子对孔孟之道研究之践履之，实比许多大儒更大更儒。而老枭之真，是有诗为证的：东海有真人，崇美更求真。真才万人敌，真言鬼神嗔。真情动顽石，真知察混沌。真光驱万假，真理扫千军。为民众代言，为文化传灯。为良知守夜，为时代传真…呵呵，可见儒学制造真人，绝非伪学（一笑）。
黎老不仅对孔子和儒学的许多批评立足点与靶子弄错了，对道家、佛家的理解也大有偏差，这里仅撮其要予以“指正”，恕不一一。黎老素有“思想狂徒”之称，褒语也，本文称之为狂徒，则含狂躁、狂妄、“狂而不信”之意。黎老颇有打通中西自成一家之志，奈何志大才疏，对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得其大概，便敢信笔猛轰怒抨，岂非狂乎？恕老枭在此充当一回传统文化卫道士，把中国最大的狂徒这顶帽子送与黎老。本文标题是戏学黎老《为什么说儒学是最大的伪学》口吻，与黎老开个玩笑，不恭之处，尚祈鉴谅。
2006-1-15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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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黎老《为什么说儒学是中国最大的伪学？》
关于儒家，我只承认先秦孔子的儒家有一定“学”的意义。我曾多次提出，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为全人类，当然首先是为中国人提出了仁爱精神，也即人类美学意义的终极目标。在先秦时代，孔子的“仁”学，可以与老子的具有人类真（理）学意义的“道”学和墨子的具有人类善（行）学意义的“表”学一道，共同构造成中华民族完整意义的学说。可惜，到了秦汉之后，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实际上进入了思维智慧的死胡同，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头足倒立”的极权专制的中世纪时代。所谓“头足倒立”指的是，中国人把孔子的良好的愿望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却把人自身真在的根本诉诸了空洞的虚无。中国人就像沙漠中把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让大脑进入了一个遥遥无期的休眠状态，而为此休眠状态服务的极权专制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即是变成了纯粹伪学的儒学。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这个已成为伪学的儒学，主要为先后的两种形态，第一种是伪神学的两汉经学，第二种即是伪哲学的宋明理学。
之所以称之为“伪学”，那是因为，真正“学”的目的是在充分开发人类的智慧，而长期以来的儒学，历史充分证明，它一味地只是蒙蔽、阻碍中国人智慧的开发。中国人的智慧被这个伪学整整蒙蔽、阻碍了两千多年，事实上，中国人是在愚昧之中白活了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中国成了人类天才的屠宰场。在长期的历史中，中国除了一些杰出诗人的哀怨、悲鸣之外，充满的就只有连连不断的帝王将相们的暴力、诈骗和谎言的故事。这两千多年中，再也出现不了能像老子、孔子、墨子那样足以光照全人类的思想家、科学家。中国人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历史，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文人的作伪史。
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伪的儒学制造了大量的伪人、伪君子。大量的这些伪人、伪君子们，把好话说尽，把坏事做绝。正是这些人成了全部中国历史的主人，一直到近现代。中国儒学的传统，不仅把自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伪学，而且把古代老子的“道”学、外来的佛学也都改造成了伪学。甚至连近代从西方传入的社会科学，它也逐渐把它们改造成了新的伪学，例如伪政治经济学、伪社会学、伪法学、特别是伪文学，甚至从西方引进的逻辑也特别倚重伪逻辑学——黑格尔的所谓辩证逻辑学。这基本上都是中国儒家文人，或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文人干的好事。
由于这个最大的伪学——儒学，两千多年来，中国成了一个不知真理为何物的国家和民族。儒学之伪，不仅最大，而且最深、最厚，乃至深厚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的中国文人的大脑里，都留下了儒学作伪的厚茧子。君若不信，甚至还认为我言论“偏激”，那就请耐心听我把话说完，再作评判。
在拙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一书中，我已初步论证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除了中医中药学之外，其他均没有资格称作“学”，都只有“术”而已。
判断一种知识的流派能否称作“学”，是需要有标准的。中国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学”也有“学”的规矩，“学”的规矩是什么呢？“学”的规矩，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要有它自己的讲真理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西方叫逻辑，中国的老子叫“道”。可能有人会紧接着反问我，既然你如此崇尚老子的“道”，那末老子的道学该是“学”了吧？我的回答很明确，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如果在后世获得了健康正常的发展的话，本该是可以成为“学”的，可惜老子的“道”，第一遭到了庄子的曲解，变成了无可无不可的绝对的相对主义，真理遭到了第一次谋杀；第二遭到了王弼的曲解，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虚无，真理遭到了第二次谋杀；第三遭到了张道陵之流的宗教异化，最后沦落成了庸俗的迷信，真理遭到了彻底的谋杀。从此，老子的真价值，也即真理的价值，也就基本上荡然无存了。顺便说说，在独尊儒术的后世，凡遭遇儒家文人下手篡改的东西，莫不成为极权专制者的驯服工具。前面说的老子的“道”学是如此，外来的佛学也同样如此。这是后话。我们且回头继续论述判断“学”存在与否的真理或“道”的问题。
西方一切的“学”都来自哲学，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心理科学。关键何在？即在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尤其是近代西方的哲学，均极其重视绝对不变的真理逻辑的内核。有了这个内核，再加上各门各科具体的材料，一门“学”即成功了。上述的逻辑的内核即如同植物的“种子”，各种种子的内在结构基本上具有同一性，这也是重要的逻辑规律之一，只在具体的功能上、信息载体上具有差异，因而，经过栽种之后，便各自长成了彼此不同的植物。
中国的诸子百家之说，最早均源于《易经》，按我今天对《易经》的理解，我认为，在《易经》之中的确已经具有了中国人自己关于真理逻辑的雏形。这种雏形在老子、墨子、孔子的学说中均获得了自己不同的发展。令人扼腕的是，这三家各取一枝，老子发展了“道”，墨子发展了“理”（表），孔子发展了“情”（仁）。如果三家合成一体，本可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逻辑真理表述。三家中，尤其老子的“道”最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真在”，其次是墨子的“理”（表），它关系到“善行”，最缺乏逻辑性的是孔子的“情”（仁）。可惜，三家各立门户，尤其秦汉之后，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墨家消失，道家扭曲，惟一只剩下最缺乏逻辑性的儒家。这使得从此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丧失了形成一种对后世真正有真理意义的“学”的可能。中医中药学的阴阳五行理论，实际上已成了在夹缝中惟一幸存的硕果，毕竟专制统治者也需要治病保命。
为什么说没有逻辑或“道”，就不可能成为“学”呢？而儒学又只能成为统治者的统治术呢？
成为“学”至少必须具备如下的三个要素：
一，构成记忆的公理要素；
二，构成理解的方法、工具要素；
三，构成创造性可能的开放或自由（心态）的要素。
首先，我们用大家公认的科学来检验上述三种要素的说法。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全部基础由五条公理组成，这满足第一要素；三段论推理方法，满足第二要素；公理的可质疑性，满足第三要素。众所周知，由于第五公理的变动，促使创造了新的非欧几何。又如牛顿力学，三条基本定律构成了记忆性的公理要素；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代数计算方法等构成了理解的要素；定律的可质疑性，波普尔称之为可证伪性，构成了它的开放性、自由心态的创造性要素。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同样如此。例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孟德斯鸠的法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德克海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等，从它们当中均可以找到各自相应的三要素。
利用上述的三要素标准来检验中国的各家各派的知识，惟一能找到相应的三要素的只有中医中药学，比如阴阳原理、五行循环、相生相克原理，以及它们与人体各部位相对应的原理等等，可以组成记忆性的公理要素；平衡法、互补法、生克法、对称法等等，可以构成理解的方法、工具的第二要素；前述原理的不定性、可质疑性等等也构成了可能创新的开放性的要素。固然，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要素在中医中药学之中体现得相当弱，它们的真理性难以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相媲美。但毕竟，这是中华民族智慧宝库之中，几乎惟一可以称作“学”、尚有理可讲的知识体系。
最后，我们来谈儒学，尤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学，无论是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它们为什么都是伪学，而且，前者是伪神学，后者是伪哲学。
现在就让我们具体来进行一些分析。
儒学具有不证自明的基础公理的第一要素吗？
孔子最高的概念是“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非常好听的话，也可以说是人们共同良好的愿望，但这些愿望能够成为做人的“公理”，而被人们普遍承认并普遍实行吗？我曾多次提到，孔子为全人类提出了最好的人生终极目标，但终极目标纵其量也只是应然的事情，而并不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应然的事情不要说不是必然的事情，甚至也难以在现实中成为可能的事情。只有必然的事情才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也才能作为学说起步的“公理”，而应然的事情，充其量也只能是良好的愿望，更多的时候却可能成为纯粹骗人的谎言。可悲的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确是把这些“良好的愿望”，甚至“谎言”，当作了“儒学”的“公理”。中国的历史明显证明，老百姓为此真真实实承受了两千多年的恶罪。我请那些口口声声歌颂儒学传统的人们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有谁是真正的“仁”者？孔夫子本人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也曾不惜捏造历史，把所谓“三代”描绘为实现了“大道之行”的“大同”之世，尤其把“周公”设想为标准的“仁”人。“周公”真是如他所说的“仁人”么？这显然是他所编造的谎言。孔夫子最糟的著作就是他的《春秋》，他自己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即所谓“罪我者，亦春秋也。”
此外，孔夫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他的“忠恕之道”，而并不是老子的“法自然”的“常道”。“忠恕”是什么？忠恕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完全主观臆想的东西。臆想的东西最多是良好的愿望，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可以肯定，孔夫子的作为儒学的第一要素，根本就不存在，不仅不存在，而且后世还用谎言来滥竽充数。这虽不是孔夫子之错，却不能不说是他的学说的最重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不仅没有在后世的所谓“儒学”的继承人那里得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一错再错，终于导致了后来的两汉经学的伪神学和宋明理学的伪哲学，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深深地遗害于中华民族。
话说回来，不管怎么说，孔夫子本人并没有把他的良好愿望当作人人都必须承认的天理，而且孔夫子还承认，“世无好德如好色者也”。然而在汉儒和宋、明儒那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汉儒提出了“三纲五常”。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两纲实际上都是为“君”纲服务的；五常为“天、地、君、亲、师”，实际上也是以“君”为核心。更有“天不变，道亦不变”，汉儒的“道”已变成“三纲五常”之道了，而根本与老子的“常道”无关，同时，与孔子的“大同”之道也相去甚远。汉儒的“天”（“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更被涂上了一层神的色彩，汉代人的谶纬迷信更使之成为了伪神学，而非如西方人那样的真神学。
宋、明儒讲“理”，实际上是化“礼”为“理”，并不是真具备真理的价值，尤其当宋明儒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奉为天理之时，事实上就已经取消了任何“理”的意义了。这种“理”不是用来讲、用来理解的，而是用来供人膜拜的。
明显可见，无论汉儒、宋儒、明儒，甚至孔夫子本人，都未能为“儒学”奠定用于记忆的公理要素，而后世把“仁”、“忠恕”，甚至“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些明显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东西强行规定为客观的“公理”之时，这就已经为“儒学”的变成伪学的本质，作出了漫长历史的铺垫。它是用暴力来强奸真理，它是用假象来充当真理，它是用情感来取代真理。
缺乏第一要素的儒学，同样也缺乏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我在以前的著作中已经证明，“儒学”只有“独断”，而根本没有任何逻辑推理，从而根本就是不讲理，因此它根本就不可能会有第二要素。“儒学”更是个完全的封闭系统，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对它的“纲常”、对它的“天理”有任何质疑，更有以孔夫子的错误的言论为准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儒学”只能是一个毫无发展前途的死系统，一个根本不会有任何希望的“伪学”，这样的伪学怎么可能会有开放或自由的第三要素呢？
通过上面的简单的证明，明显可见，汉代以后历史上的儒学，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学，它公然蔑视一切真理，它公然不讲理，它公然不允许有任何新的发展。
关于近现代以来港台以及中国内地逐渐兴起的所谓第三期“新儒家”之学，实际上是一群本身并不知“学”应为何物的儒家文人，怀着良好愿望的糊涂之学。他们把“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当作至宝，以为可以改变得了儒学伪学的本质，其实是一场兴学的糊涂梦，是一场毫无学理意义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幻梦。
（待续）
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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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黎鸣是最大的狂徒？
[#420: 22192, 1/957] - 东海一枭文章 (1/20/2006 12:47: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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