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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三十年
张博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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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三十年
作者:
张博树
关于改革开放30年，已经有不少人写了文字。本文打算从政治哲学角度再做些梳理。
众所周知，中共当政60年，其中极权主义30年，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30年，后面这个30年又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正是在这个期间内，党专制体制的权力蜕变走到了它的逻辑终点。通过宪政改革逐步解构这个体制、建立符合现代普世文明原则的民主宪政制度，是当代中国人应该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既如此，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个权力蜕变是怎样发生的？中共历代当权者自己又如何看待这种蜕变？他们的认知逻辑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逻辑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又相互错位，最后在双重变异中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局面？这些问题的辨明，有助于凝聚民间改革共识，回答人们的一些疑问，特别是澄清“毛派”朋友们的某些糊涂想法；同时也有助于党内民主派下定决心，引领执政党改弦更张，走上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的遗产
30年改革，基点是改革前30年、特别是文革留下的烂摊子。
30年改革，起点是对毛的否定。这个否定正确么？全面么？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对毛泽东遗产的评价。
说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独裁者和专制主义者，这一点在自由派学者看来毫无疑问；但说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这个断言则可能在我们的“右派”（自由派）朋友中引起争议，而在我们的“左派”（毛派）朋友那里得到喝彩。我以为，毛既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独裁者，也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毛的悲剧，乃至当代中国的悲剧，都可以从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中获得更深层的理解。
为了不致使讨论过于复杂化，本文不就中国共产党党专制演变的宏观逻辑做更多铺垫性说明，1 也不去过多地关注毛时代残酷的党内高层斗争，2 而专注于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蜕变”这个问题的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如何把握、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这种把握和处理体现了什么样的认知逻辑？梳理清楚这个问题，对后边几节的研究极为重要。
我想首先明确指出一个事实：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新中国”的最高执政者，曾经深深忧虑于这个已经在掌权位置上的党发生蜕变的可能，并试图用一套他认为行得通的办法去阻止这个蜕变。说毛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至少在主观意义上)，根据即在于此。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关于“糖衣炮弹”的告诫是尽人皆知的。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进北京，毛就已经意识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3
“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大量党的干部贪腐问题的揭露，似乎证明了毛关于“糖弹”问题告诫的英明，于是执政当局又发动了旨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中第一条“反行贿”直接点明了两个运动间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严厉打击“不法资本家”对共产党干部的腐蚀。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事情。同期发生的毛支持山西省委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批评刘少奇在有关问题上犯的“错误”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毛的隐忧。按照于光远的解读，刘少奇曾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完整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先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待条件成熟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东北局、山西省委先后反映土改后农村发生分化、甚至出现党员雇工的现象，提出应予制止；刘则认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刘还认为，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刘批评山西省委害怕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企图去阻止，这要走上错误的道路”。4 而在毛泽东看来，错了的恰恰是刘少奇，而不是东北局和山西省委。毛专门找刘少奇谈话，提出尖锐批评，随后即让陈伯达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并特意在这个文件前加了一句：“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5
其实，毛自己原来也不赞成匆忙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以后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提出“从现在开始”即推动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一再提升这种“改造”的速度，究其原因，除了共产党的既定社会改造理念、执政者所痛感的国家工业化的急迫需求、毛本人特有的乌托邦浪漫情结外，担心城市私人资本和农村自发势力对共产党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腐蚀，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过去人们较少从这个角度反思这段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不足，应该补上。
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一直到文革的演变，以更复杂的形式再次凸显了这个问题。“大跃进”本来想“超英赶美”，由于毛根本不懂经济，栽了大跟斗；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害的大家不再敢讲真话，浮夸风、共产风再起，造成1960、61两年空前的人为灾难，饿殍遍野。这才有了62年七千人大会的集体反思和西楼会议的力倡纠左。毛本人也在一定程度内做过纠左努力，比如毛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就把核算单位从公社降到生产大队，后来又进一步降到生产队，以避免穷队和富队之间吃大锅饭。然而，当各地纷纷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时，却超出了毛的容忍限度。毛坚持认为，只有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出路。更重要的是，在毛看来，单干势必导致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质问道：我们是站在三分之一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搞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6
事实上，在随后不久发动的四清运动中，毛所担心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之类现象果然得到了证实，且绝不仅限于“支部书记”。据运动中各地上报的材料，在“三自一包”7 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和“地富反坏”的腐蚀拉拢下，农村党的干部队伍中产生了一大批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地、县、公社等各级政权“烂掉”的比例竟然超过三分之一。8 城市和工矿企业党组织的情况也很严峻。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一五”计划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一个有1万多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四清时，这个厂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势力”对社会主义企业实行侵蚀和“和平演变”的典型。有关调查报告指出，厂领导班子生活腐化，公司的3个副书记大肆接受所属各单位送的礼物，2年中仅肉类就达1000斤，其他生活物资40多种。企业内行贿受贿之风盛行，给人事部门送了礼，可以连升三级，给财务部门送了礼，可以报销不该报销的费用。中央一再指示不准盖楼堂馆所，该企业却动用修建工人住宅的投资盖书记、经理宿舍，如此等等。9 此类材料不能不引起毛的深层忧虑和警觉。
苏联“变修”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角度――证实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蜕变的现实危险。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固然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有关，但“理念”之争对毛来讲同样是重要的。在毛眼中，赫鲁晓夫是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质变的典型，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是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发生的作用。10 “九评”中的第九篇文章，即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是这个系列文章中分量最重的，毛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毛改写的原文是：“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11 1965年毛重上井冈山，还提醒陪同的地方官员注意他改写的这一段话，并做了某些发挥。12
总之，毛一方面在国际共运舞台上大力“批修”，另方面又在国内大力“防修”、“反修”。事实上，同时阅读反映那个年代这两方面历史的比较可靠的材料，会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确曾极度关注共产党自身的蜕变问题，乃至把它上升到党和“红色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
问题是，毛是在什么样的认知语境内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毛本人从来不用“执政党蜕变”这样的术语，也很少用“执政党”之类的称谓来指称共产党。但当年毛提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搞清毛一代人、特别是毛本人理解、把握这个问题的独特方式。我们要这样追问：在共产党掌权后蜕变问题的理解上，构成毛式认知逻辑的基本要素到底都包括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又以什么方式组合在一起而相互作用？它们何以会产生最后被历史证明极其糟糕的实践后果？
毛对革命党胜利后的精神衰退有警觉，这是一个事实；但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的农业乌托邦思想原质，是毛的基本思考依托，毛并不认为这种衰退是不可克服的。毛自信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尽管他的马列知识其实有限，且多是扭曲的。马克思理论中最有价值的一些内容，比如对商品经济不可逾越的论述和对“资产阶级历史进步作用”的充分肯定，毛并没有真的理解。相反，毛更看重也更担忧金钱对人心、对革命者意志的腐蚀作用。毛一直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之类心怀恐惧，这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和心理前提。毛甚至有一些关于经济发展与人性完善之矛盾的哲人式的反思（比如，毛曾一再表示“‘穷是动力’，这句话说的很对”。穷，才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13）。毛爱讲“辩证法”，偶尔也引用一下黑格尔，但他从来没有理解这位德国思想家关于“恶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之类主张的深刻含义，更不知以牟利为动机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历史进化功能。毛更热衷于中国古圣贤鼓吹的“大同”圣境，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六亿神州尽舜尧”在实践上并非不可能。这是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根本认知前提，也是毛思考执政党蜕变问题的不自觉的思想出发点。
事实上，毛更多的是以一个农民革命家的眼光看待胜利后掌握了政权的党遇到的新矛盾，并幼稚地认为战争年代的经验有助于使共产党人继续保持“革命青春”。四清时，毛反对给大队干部搞工分补贴，“过去打仗有什么工分补贴呀！就是吃饭穿衣，还要死人，人吃了饭，穿了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14 到了文革，毛仍在讲战争年代“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15 毛提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甚至要把它当作一项根本制度来推行），主张取消军衔制，批评高干子弟搞特殊化，鼓吹在分配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都有这个思想认知背景在里面。
当然，上面这些，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以共产主义事业追求者自居的农民革命家的认知幼稚。更重要、在实践上也造成更严重后果的是，毛总是把执政党蜕变问题置于“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思考之，定义之，结果势必转换问题的真实发生学语境，遮蔽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和它的本质。
为什么会发生共产党进城后的“革命意志衰退”乃至腐败蜕化现象？这个问题从我们今天达到的宪政自由主义认知高度并不难回答。不要忘记，1949年建立的这个政权是一个由共产党一家完全控制权力的极权主义类型的政权。不管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权力的垄断以及由于这种垄断势必造成的公共权力监督缺位，早晚会使各级党的官员体会到权力带来的“额外好处”。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现在变成了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而在参加革命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能经得起这些“额外好处”的考验么？
可以说，不论城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还是广大农村，在缺乏有效制度监督的一党专权体制内，公共权力发生“烂掉”的危险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那些问题的逻辑真实性，而不管它在程度上、细节上可能有多少出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尽管共产党自我整肃的运动不断，仍然无法斩断权力和不法利益的联姻，――虽然当时的不法利益从今天的“标准”看极其有限，可能只是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捞取了一点好处，甚至只是索取了一些消费市场上的紧俏物品，接受了行贿者的小小贿赂而已。
这些问题在宪政民主体制内不难解决，那就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用法治的办法、新闻公开和舆论监督的办法、反对党制衡的办法、司法独立的办法等等来预防和惩治腐败。但毛不可能走这条路。毛――和他的偶像列宁一样――早就把这些东西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而予以拒绝。事实上，毛完全是用另外一套逻辑来解读共产党蜕变问题的，这就是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反蜕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逻辑。
我们看到，前边引述的有关“糖弹”的警告已经把共产党人可能的贪腐与“不拿枪的敌人”的“攻击”连在了一起。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上半期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也被认为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眼中，干部多吃多占、贪污公款之类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反映”，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之类活动“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16 毛亲自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种表现，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除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社教的目的，就是经过教育，使干部和党员“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7
毛本人有一段经典“语录”当时曾广为人知，乃至人皆能诵，这段话更典型地体现了有关执政党蜕变的毛式解释逻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8
真乃一个惊心动魄且意味深长的提醒，甚或预言！然而，这样一个有关“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逻辑却完全曲解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真正危险，误读了公共权力异化的真实原因。19 权力的自身异化被解释为外力颠覆的结果，权力异化的哲学人类学属性被解读为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对抗属性。
不但如此，在实践上，这个逻辑还势必导致两个互相关联的后果：一个是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作为革命动力阶级的阶级偶像化，另一个是对包括所有“地富反坏右”在内的“阶级敌人”的阶级妖魔化。两者（特别是后者）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先来看阶级妖魔化：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凡是“剥削阶级”（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反动官僚等等）出身或受到“剥削阶级”的深刻影响、“敌视”党和劳动人民的，均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而在和平时期经不住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腐化堕落，完全丧失革命性的，则属于“蜕化变质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20 既然“蜕化变质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很多是被居心叵测的“阶级异己分子”腐蚀所致，且许多地方的领导权已经被这两种人所篡夺，那么开展“阶级斗争”、从这些“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政权，就成了当务之急，且是天经地义之举。于是，所有“出身”不好、“成分”不佳者皆大遭其殃，冤狱遍中华。在那个既没有法治也没有基本人权概念的年代，多少人、多少家庭在“阶级妖魔化”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氛围里受到伤害，遭到打击，没有了自由，没有了人的基本尊严，被剥夺了财产权、工作权、表达权、受教育权乃至基本生存权，甚至丢掉了性命，是一个至今也难以统计清楚的数字。而各级共产党领导者却认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千秋万代的幸福而这样去做！
阶级偶像化是阶级妖魔化的另一面，有黄世仁、穆仁治就要有喜儿、杨白劳，有韩老六就要有赵光腚，有陈瘸子、陈广西就要有何文进、胡素芳、陈有才。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有了他们，“白毛女”、“暴风骤雨”、“夺印”的故事才有了主角。这当然不仅是艺术要遵循的逻辑，更是生活要遵循的逻辑。四清时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要依靠他们，“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21 后来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在当时却被无数人信以为真。
四清运动后期，毛更加明确地提出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党内――直至高层――已经出现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必须找到一种更彻底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什么办法？――这就是毛亲自发动的、毛式“继续革命”理论统领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西式民主被拒绝（因为毛不能允许其他人与共产党分享权力），苏联又提供了“变修”的反面经验，在上述前提下，毛式“继续革命论”就成为一党体制内解决共产党蜕变问题的唯一抉择，而通过发动文革整“党内走资派”、挖出“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是这个思路合乎逻辑的结果。22
我以为，毛把文革誉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23 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乃是毛泽东追寻其革命“价值”、毕其晚年之力试图实践乌托邦理念、同时阻止共产党蜕化趋势的一次巨大而无望的努力。不少朋友喜欢从权力斗争角度来解读文革。不错，中共高层的权争是理解当代中国史（包括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权力之争在本文所述的这个问题链中有多大“意义”， 尚需推敲。事实上，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及认知上，中共领袖群体并无大的差别；通过“反修”保证共产党的纯洁，也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共识。邓小平曾是当年对苏谈判、论战的主将之一，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时甚至比毛表现得更“左”。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毛关于党内高层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责纯属杜撰，是毛为了拿下刘的一个托词。无论在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都没有人真的对毛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过威胁，或试图构成这种威胁（文革中“5.71工程”之类的计划另当别论）。毛为什么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这是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指出如下一点就够了，即毛既是一个彻底的独裁者，也是一个浪漫的乌托邦追求者。毛在运用权术方面的狡诈、狠毒和信守乌托邦理念时的执着、天真，竟然如此奇特地合为一体。执政党蜕变的担忧在毛泽东那里是一个重要问题乃至核心问题，这本来反映了一个大国、大党政治领袖的深刻，但毛思考这个问题的框架和解决问题的套路却完全错了，且错的如此彻底。这个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想再强调一遍：在执政党反蜕变问题上，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毛那里，只有阶级概念，没有公民概念；只有“党的领导”（实即毛本人的领导），没有权力制衡。毛不允许动摇一党专制的根本体制，又幻想在这个体制内解决、至少是遏止共产党的自身蜕变趋势，结果只能搞出这么一套毛式发明，通过不断“运动”来实现共产党的自身整肃，乃至向基本人性挑战，试图塑造全然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给党、也给整个民族注入生机，其实却早已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今日毛派朋友们的问题，是没有看到毛的全部努力的空想性质，更没有看到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的联姻，是造成毛式悲剧的根本制度根源。而我们某些自由派朋友的问题，则往往是用简单的、甚至情绪化的方式把毛彻底否定，而不愿意或不屑于对这段历史做更深入的哲学反思和细节梳理。其实，基于某种真诚理念的追求而犯下的错误，乃至罪行，才更具悲剧意义上的历史震撼性。如果毛（或许还有中共其他领导人）开始闹革命时就是一个（或一群）投机者或恶棍，1949年、特别是1956年后的所作所为也无非是一场胡闹，一场瞎折腾，历史岂不显得过于荒诞、悖理而又乏味？可惜，近年来我们的一些自由派学者的作品，包括一些很严肃的作品，却或多或少有这种倾向。我以为，对历史的非历史解读，对历史人物的非历史评价，包括出于论证需要而对历史的任意裁减和对人物的简单美化或丑化，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本文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但话到此处，也就附带说出，供大家参考。
邓小平的困惑
如果说，作为中共“第一代”核心的毛泽东曾经以极其鲜明的形式凸显了执政党自身的蜕变问题，并曾试图遏止之、解决之，那么作为中共“第二代”领班人的邓小平就是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个回避意味深长，大有研究的必要。
我们知道，在中共官方史学的当代史解释逻辑中，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这次会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因而“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4
在我看来，“伟大转折”的说法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当政者无意中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闸门，这个民族开始挣脱极权主义30年之久的制度束缚，特别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制度束缚，而艰难地走上了新的、尽管仍然充满风险、但又展示出某种希望的道路。所以，人们今天才要隆重地纪念、认真地总结改革开放30年。然而，“伟大转折”的说法在下列意义内又是不正确的，因为当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现代化建设”置于某种两相对立的位置、把前者解读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把后者解读为对前者的必要纠正时，它已经在事实上曲解了历史，乃至遮蔽了历史。
毛从来没有反对过抓经济建设，他只是反对用“物质刺激”的办法调动积极性，而主张通过“抓革命”去“促生产”。你可以说毛的这套东西是乌托邦，但你不能说毛的眼里没有“现代化建设”，而认可贫穷就等于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诚如前述――毛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意图是“反修防修”，也就是在毛式逻辑内解决执政党的蜕变问题。这才是毛关心的根本所在。但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个问题却全然不见了，彻底蒸发了。毛的晚年努力被简单地归结为毛的“左倾错误”，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25而毛以阶级斗争为工具（诚然这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工具）试图攻坚的目标，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以这样说，文革后的第二代中共领导用“现代化建设”取代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表面看顺理成章，其实是文不对题的。它用非常表面化的逻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避开了毛当年殚精竭虑试图解决的政治-权力领域的核心问题。在精心选编的《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到处可以读到邓如何批判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在一次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邓甚至干脆讲文化大革命十年是“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26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就是邓对那段历史的全部解释，那也未免过于天真了。作为建国后中共领导群体中的重要成员，邓参与了当年所有的高层决策过程，对毛的意图不可能全无领会。事实上，在《邓选》没有选入的、邓小平与邓力群的一次谈话中，邓就曾坦言：“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27 显然，这个看法更客观，更可能是邓内心的某种真实想法。但邓在公开场合却从来不谈执政党蜕变问题，翻遍《邓选》第二和第三卷，你也找不到邓对这个问题的哪怕稍微系统一点的讨论，甚至是提示。我们有理由怀疑，邓是在故意回避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要回避？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回避源于当时社会和执政者的现实需要。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国家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需要。经过十年文革，国民经济确已凋零不堪，人心思定，人们早已厌恶四人帮式的空头政治（所谓“假大空”）。在老百姓生活窘迫、国家百废待举的现实情形下，高扬“四化建设”主题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也因此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动员效能，很容易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事实上，这正是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对当年这个“工作重心转移”的提法提出异议的原因。其次，回避的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执政者需要重塑党的合法性。文革毕竟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有太多的人在这场运动中吃尽了苦头。文革已经使毛和“党”的形象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代领导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恢复公众对党的信心，也恢复党员对党的信心，即如此，又怎么可以老把自身蜕变问题挂在嘴上？更何况，文革是要否定的，否定文革十年就意味着肯定文革前十七年，蜕变问题自然更无从谈起。28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堵住已经冒头的民间反对派的嘴。中共可以自己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批评毛的“晚年错误”，但决不允许别人提出同样的批评，更不允许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怀疑（民间倡导“第五个现代化”就有此类嫌疑）。关于文革的文革后官方解释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毛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晚年犯了错判形势、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这种错误被“反党集团”林彪、四人帮所利用；党自己纠正了这个错误，所以党仍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如今正用“现代化”纲领统领全国人民，完成“工作重心”的伟大转移，这将引导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走向光辉的未来。
这的确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纲领。但是，在这个纲领中，令当年毛泽东夜不能寐的那个重大问题却再也看不到了。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淡化乃至最终抹掉执政党蜕变问题恰恰是以“现代化”叙事为核心的新的意识形态所能达成的自然结果。
然而，蜕变问题可以被回避，可以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中被悄悄抹掉，却不等于可以真的在历史中消失。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恰恰相反。
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分析邓的认知特点和他必然遇到的困惑入手。
邓小平自称是毛之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班人”。其实无论从思想认知还是从行为方式看，邓仍然是以毛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分子，并在自己事实上掌握最高权力的岁月中在很多方面延续了这种遗风。但邓又毕竟不同于毛。毛有某种思想者的气度，邓则至多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毛是耽于幻想、敢建设又敢破坏（乃至亲自打破自家坛坛罐罐）的一代枭雄，邓则只是收拾枭雄留下的残局、试图在总的传统框架中局部修正某些明显不适的部分、从而为这个国家找到出路的探寻者。但邓没有能力为这种探寻奠定更深刻的、超出传统意识形态视野之外的政治哲学基础，也就无从洞察他所做出的修正可能给这个国家和这个党带来的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这种影响导致的变化与其说与邓当年的期望相吻合，不如说与这位“改革总设计师”的初衷相矛盾。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邓在内心深处产生困惑几乎是必然的。
我们先来看经济领域。经验和直觉都告诉邓，文革式的“突出政治”不可能解决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毛的以“革命”促动“生产”的传统作法必须废弃。那么，用什么东西取而代之？还是原来被批判的“三自一包”之类更有效，至少，这是一个已经被事实证明过的真理。农民有了看得见的利益，生活有了奔头，积极性自然就会提高。那么这是不是“社会主义”呢？按照毛原来的逻辑，这不是“社会主义”。但现在的邓宁愿相信、并坚持这是“社会主义”。邓的内心一定有过困惑，但他不可能公开承认，也不能让自己长期陷于这种困惑状态中。当邓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时候，29 他其实一方面是在批评毛，另方面也在给自己吃定心丸。社会主义毕竟还是要讲发展生产力嘛！共产主义也要奠基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这是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东西，只不过邓现在要用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猫论”来达到这个目标罢了。
在坚持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方面，我相信，邓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人。有人曾质疑安徽凤阳的“大包干”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邓明确表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30 显然，邓认为给农民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权仍然是为了最终发展集体经济。当然，这样的理论其实并不新鲜。早在50年代初刘少奇勾勒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时就发表过类似见解，邓不过是重复30年前刘已经讲过的东西。这些证明了，刘也好、邓也好，骨子里都还是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开辟“经济特区”是个大手笔，因为“特区”和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有了更多的瓜葛。敢于迈出这一步，显示了邓特有的气魄和魅力。但随着经济改革进入城市领域，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邓承认“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然而邓相信自己的目标是明确的，“头脑是清醒的”。31 既然搞的最终还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反复声明有两条底线不能逾越：第一，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第二，绝不能搞“两极分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最终也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32
我以为，没有理由怀疑邓当年讲这些话时的真诚。甚至邓的认知混乱都是邓仍然是一个传统共产党人的证明。邓曾经反复讲：“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33 他甚至表示，“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全世界都“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34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曾两次踏上美国领土的大国领导人口中讲出的话，因为它完全没有超出冷战年代一个中国中学生理解“资本主义”的水平。然而，邓似乎真的信心十足乃至雄心勃勃，他在论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时曾断言：“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35 请看，仍然是一派毛泽东式的救世口吻！用句恩格斯的语言，这不是“热昏的胡话”又是什么呢？
当然，也不全是认知混乱问题，还有作为统治者的实际利益的考虑。这一点在政治领域最为明显，那就是前边引语已经表明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重要断语。文革后重新崛起的邓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既必须指出并纠正毛的“错误”，又不能动摇“党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指出独裁是毛的一个严重错误时，邓没有犹豫。他可以把它解释为“个人专断作风”滋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结果。邓也似乎表露过一些更深层的忧虑，比如，他在1980年那篇著名的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曾提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36 这种表述好像意味着邓已经意识到制度（而且是根本制度）变革的必要，但邓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的认知水平和他所认定的自身角色都决定了这位共产党第二代掌门人没有、也不可能真的沿着这个思路往下发展。37 维护共产党的垄断权力仍然是邓考虑的核心。事实上，在同一篇讲话中，邓非常强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38 这个逻辑有邓那一代人真实的认知成分，也有统治者用来唬人的成分。从宪政自由主义角度看，邓的所谓“没有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要“四分五裂”的说法，实在不值一驳。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十分唬人的“大道理”。说到底，邓坚持的其实就两条：第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所以邓才在“自由化”刚一露头时就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有党的领导才有国家的统一稳定，经济发展才有基本的社会保证（不能“乱”）。前者是根本，涉及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后者是功能，政治要为经济保驾护航。当然，两者又是统一的：经济发展了，“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得到了证明，但这又意味着――再强调一遍――这个发展一定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而不能是私有化基础上的发展；一定是最终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而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发展。
与上述认知相呼应，在精神层面，邓（在陈云等中共其他元老的支持下）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纪律”。邓断言“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加重号为引者所加）”。39 据此，邓大力抨击“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强调战胜这些“歪门邪道”，“一靠理想，二靠纪律”。邓一再表示，靠“共同理想”和“铁的纪律”来抵制、战胜贪腐，保持“强大战斗力”，这一点“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40 在聆听这些“教诲”时我们头脑中浮现的，似乎仍是战争年代出任八路军师政委和解放军“刘邓大军”最高政工指挥官时的邓，或者仍是60年代在中南海做毛的“副帅”和书记处总书记时的邓。除了不再用“阶级斗争”之类词语，邓在强调“政治优势”方面其实和毛差不多（甚至我们可以说，邓在这里换了个方式强调的，恰恰正是毛在“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框架内曾经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邓不再把这些与执政党的蜕变相联系，也不再诉诸群众运动的方式）。邓可能真的相信“理想”和“纪律”这一套仍然有效，也可能实在没有其他选项而不得不如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我宁愿假设前者的成分更多些，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然而，不管邓主观想象如何，不管“总设计师”以这样的认知为根据为国人描绘了一幅多么诱人的蓝图，历史发展却有其自身的逻辑。它并不理会统治者的意愿。它会把人们困惑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把当政者试图回避的东西重新凸显在历史舞台上。
问题的核心首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真实逻辑？这个问题，马克思其实也只答对了一半。当马克思承认“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刺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源泉时，他是对的；而当马克思断言这种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不过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形式”从而不具有恒常性时，他又是错的。人的经济行为有其天然的自私性，这既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又是文明累积不期然的产物。简单点说，利益驱动是核心，是根本，这是几乎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都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理性尚无法超越的现实。毛泽东恰恰是因为不承认这个哲学人类学上的基本现实而跌了大交。毛在文革中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以“斗私批修”为核心的表现为道德完美主义的禁欲主义，一个是经济领域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平均主义。这两样东西都体现了毛精神气质中所特有的那种“唯意志”成分，以至“突出政治”被推到极端，演变成全民族的一场癫狂。当然，200年前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者、同时或稍后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曾做过类似的梦，尽管哲学基础不同。但他们的实验规模要小得多，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对民族的危害也相对轻得多。中国的文革则的确空前绝后。
但是，正因为毛是在向人性挑战，毛的幼稚中又蕴含着深刻一面，那就是对利益驱动和贪腐产生两者之间暧昧的、又是紧密的联系的某种直觉性的把握。邓则显然肤浅了许多。他没有料到文革后必然出现的大规模的、甚至是疯狂的利益动机释放，这样的释放在人的本性被压抑10年之久后爆发的能量将是极其惊人的。它可以产生巨大的正面结果，也可能因为规范、疏导不利而造成破坏性的结局。
那么什么是规范、疏导？这就是承认市场经济的合理制度前提，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社会环境和民主政治基础。
然而，邓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兵败滑铁卢。
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近代社会演变史早已给出了明确的揭示。既然我们承认市场经济诉诸人的牟利本性，那就应该承认私有产权制度才是市场经济之最天然、最合理的制度前设。这不仅意味着私有产权制度由于其明晰的产权边界，给行动者提供了最大的行为激励，而且意味着恰恰是这种明晰的产权制度给产权拥有者铸就了应有的法律保护。但认知僵化的中共元老们不会这样考虑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陈云等更趋保守的老共产党人坚持说开放年代推出的改革举措必须是“社会主义”的；邓虽然强调“三个有利于”，有时干脆讲“不争论”，表面上是一种高明的避让策略，其实反映了邓内心深处的惶惑与矛盾。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关经济领域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共意识形态表述几经变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法不断翻新，认知也不能说没有进步，但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既没有对构成市场经济基础的利益动机做出符合科学界定的揭示，也没有对它所要求的制度结构（产权前提）做出真正明确的回应。当邓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1 时，固然有与党内保守派斗法的成分，但从严格的经济科学角度看，邓是在典型地偷换概念、偷换命题，即把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问题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把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问题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问题。42 它的论证目标的意识形态含义也很清楚：既然“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就必须和“社会主义”不矛盾，甚至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是在中国的“特色”条件下）！社会主义不能搞“私有化”，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理论上――是和私有化不沾边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
不但如此。邓（以及其他保守的中共元老）不但以一种荒谬的意识形态障眼法拒绝私有制这个市场经济的根本制度前提，而且以极其顽固的态度拒绝市场经济的天然盟友和保卫军――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本来要求法治和民主。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公民对利益的保护和作为公民的经济行动者对权利的追求有着结构上的相互需要。民主政治还有助于遏制权力对经济领域的非法染指，这对一个刚刚从“天国”掉到地上、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即将（或已经）打开的国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问题是，当邓顽固地坚持一元化的“党的领导”不容怀疑时，它不但否定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且不知不觉中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权力的异化大开方便之门。
事情是这样的：邓、陈一代中共元老曾认真地以为拒绝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然而，历史的讽刺却在于，恰恰是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公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实行不久就开始了悄悄的私有化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私有化”，不是法治社会被保护的私有产权的正常建立过程，而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体系内发生的权力对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掠夺过程。
这里需要做一个比较。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年代的特点，是财权、事权的高度集中控制（不管部门管理还是地区管理，均是如此）。对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来说，权力与他所能支配的金钱之间只有有限的联系，想腐败也腐败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正是“指令性”的控制机制与毛时代的反蜕变努力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当权者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力异化趋势（――当然不可能全部解决问题，否则就不需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现在不同了，社会环境已变，市场已经放开（或正在放开），厂长、经理们手中有了更多可支配的金钱；转型中经济体制的变化和某些过渡性措施的采取（比如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又直接、间接为经济寻租创造了机会；党中央都在鼓励全民“发家致富”，盗窃犯、流氓小偷都发了大财、成了“暴发户”；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能不令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当家人们怦然心动？手上的权力是现成的，打个电话，批个条子，提笔签字之劳就意味着滚滚财源进了自己的腰包。没有人能制止这种行为，因为“公有制”的特点恰恰在于财产属于“全民”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谁去监督？谁去制止？也没有几个人能抵抗这样的诱惑，因为钱来得太容易，毕竟领导们也是凡夫俗子。有了钱，就有了新的欲望、新的动机，办公司、拉关系、跑市场、立项目，自己不方便出面可以找老婆孩子、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于是，腐败之网进一步形成。故事其实就这么简单，但它的含义却极其深刻：
市场经济是牟利经济，它并不否认行动者的利益动机；但它本来应该成就经济行动者正常付出前提下的正当利益，而不应该成就权力介入造成的非法利益。
市场经济讲究竞争，优胜劣汰，甚至有时有些“为富不仁”；但它至少还强调机会均等，或起点意义上的平等，而不主张权力优先。
然而，正是因为权力与市场结合，市场的正面功能被权力的非法介入所扭曲；市场的文明缺陷则被权力的胡作非为进一步放大，乃至畸形化。
更可恶的是，凭借权力又以权力为核心的非法利益的扩张，乃是在“公有制”名义下进行的，又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43 但它其实是各级公共权力持有者或公共财富掌管人对全民财富的一种变相掠夺。
鉴于这些为非作歹的公共权力持有者或公共财富掌管人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又鉴于所有这一切恰恰发生于这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内，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改革年代执政党发生蜕变的某种信号么？
这是一种蜕变，一个新的权力持有者阶层“烂掉”的过程，一个远甚于50～60年代的执政党变腐的过程。
这也正是人们今天常说的权贵资本的最初形成过程。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把权贵资本理解为利用公权力（行政权力或企业权力）为自己（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小团体）谋取好处的那些人、势力或集团。
权贵资本的形成，标示出开放年代社会的某种新走向，也体现了开放年代权力持有者阶层所特有的利益逻辑。
那么，事情有救没有救？本来是有救的。遏制权贵利益疯长的天然克星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经被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和体制内的改革派所意识，所阐述，所高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王若水谈“异化”，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谈“政治异化”，呼吁人们警惕党和政府机关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但王若水的这些言论被邓斥之为“精神污染”，大加批判。86年学潮，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知识分子更明确地主张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解除“四项基本原则”对人们的精神束缚，用民主制取代现存的“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结果，方、王、刘被开除党籍。邓的“反自由化”还殃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胡1987年1月被拉下马象征性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仍然充满变数，荆棘丛生。
当然，说邓完全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那也是冤枉了人家。早在1982年，邓就承认“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44 1985～86年，邓又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整顿“党风”、促使“社会风气”好转的极端重要性。邓甚至讲：不管我们经济上如何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45 但是，除了诉诸“理想”、“纪律”，邓又实在拿不出什么其他“高招”解决这个难题。毛时代那些传统的手段（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不好再用，“西式”民主又被拒绝（这倒和毛泽东一脉相承），留给邓大人的选项确实少得可怜了。毛至少把工农视为反蜕变的依靠力量，邓则只能寄希望于体制内关起门来的自我整肃或者“打击经济犯罪”之类，而再无反贪腐战略的社会结构动员方面的气魄。1986年，邓重谈政治体制改革，但至多不过是强调“党政分开”；邓希望的是“提高办事效率”，而不是找到遏制执政党蜕变的宪政制度手段。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邓坚持传统政治思维，他就不可能找到出路。事实上，“理想”也好、“纪律”也好，这些东西在权钱结合的巨大的诱惑面前一个一个地败下阵来。被认为是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产生的贪婪、腐败和不公正恰恰在名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内泛滥成灾。这当然不是邓愿意看到的，但又的确是铁一样的事实。如之奈何？
总之，邓的认知逻辑和执政党衰变进程中权贵集团的利益逻辑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反差和相互错位。
邓希望在传统政治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最终的“共同富裕”，但事与愿违，开放没几天党的肌体上就产生了毒瘤，发生了病变。它直接挑战邓的传统认知，也把传统的共产党反贪腐的那些手段打得落花流水。
可以说，这个挑战已经预示了认知层面和执政党蜕变之实际层面的双重危机。
当历史走进1989年，这样的危机终于有了足够的积累，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可以引起连环的爆炸。恰在此时，已经黯然下台两年的胡耀邦在郁郁中辞世，学生、市民走上了街头。和平示威者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反官倒”、“反腐败”。这说明了当时的民心所向。然而，邓已经听不到、看不到这些。维护党的核心利益也就是统治地位的考虑压倒了一切。于是，随着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的被拿下和六四的开枪，邓终于自己走进死胡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时被宣判了死刑。
“江时代”不再有真诚
当我们谈论历代中共当权者的认知逻辑时，下面这个区别不可不注意，那就是当权者的认知逻辑不一定等同于当权者通过意识形态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在毛泽东那个年代，这两者大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在本文语境内，这尤其指毛对执政党蜕变问题的担忧和据此推出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战略。不管毛本人的认知和其意识形态表述在今天看来多么荒唐乃至不值一驳，我们却不能否认毛当年曾十分真诚、且充满自信地坚持他的主张。毛的认知和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表述是一致的。这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邓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打了些折扣。在对执政党、现存制度的评价和未来发展等方面，邓内心所想的和他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之间很可能已经有了某种不一致，而官方意识形态所传达的不过是邓公开讲出的那些观点，却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另外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为什么要隐瞒？缺乏自信。邓虽然可能仍旧是一个忠诚的（对共产主义仍然抱有信仰的）共产党人，但他的作为共产党人的自信已经远逊于毛。这是毛的文革留给邓的遗产。到了中共“第三代”领班人江泽民那里，情况就更糟糕了。“江时代”既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拥有的真诚，也没有了这个党和它的领导人曾经拥有的自信。江泽民当政后的中共意识形态具有了十足的虚伪性乃至自欺性，它已经不再是当权者真实的认知表达。
当然，这种情况的造成，不是江泽民本人的错。
江是在89年天安门事件的危急关头被扶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把交椅的，用江自己的话说，“我们是受命于危难之际”。46 问题在于，在六四事件的解释上，邓本人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他的那套“大气候”、“小气候”的说法 47，已经给江定了调，江必须顺着这个调往下说，别无选择。在1989年底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江一方面援引邓小平“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意见，认为要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来加强党的建设”，同时强调“要对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认识到“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在这个前提下，江指出“当然，我们也要充分看到，由于一段时间来放松以至忽视党的建设，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担负的历史重任，充分认识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我们党的严重危险”，全党一起努力把党建设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立于不败之地”。48
这些表述是江的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么？我以为不是。这些本质上极其陈旧的意识形态货色仍然是浮在台面上的东西，是刻意要通过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嘴传达给党员和公众听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江的上述“指示”不必太认真。试想，难道江泽民真的不知道“祸起萧墙之内”的道理，真的不了解恰恰是这个制度造成了1989年如此难堪的局面？江何等聪明之人，早年在上海交大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曾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面前夸耀自己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并确曾凭借这一招震住了要求民主、但由于党化教育的缘故无缘接触林肯演说的新一代上海交大的学生。假如江没有被择定继承执政党的大统，假如江的人生追求更多勇敢和真诚的成分，他本来可能像他的校友钟沛璋等先生那样成为中共历史上“两头真”式的人物。很可惜，江没能成为这样的人物。一个平庸而听话的地方官僚突然成为党的总书记，又是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上面还有一个（或者说一群）太上皇“垂帘听政”，江又怎么可能把内心的惶惑、惊恐乃至无所依托和盘托出？如果说江的上述讲话中还多少有些真实的成分，那就是江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保守的中共当权者的一种六四焦虑症，是在执政党合法性遇到空前挑战情况下统治者的某种“自卫”反应。这不是江个人的反应，而是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党机器的反应。
当然，不真实并不意味着不重要。从官方公开表述出来的意识形态角度看，重要的是这里发生了有关执政党命题的再度转换：明明是大大小小当权者贪腐导致的社会危机引发了学生、市民的和平抗议，在新任总书记的解释中却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引发的结果。这样，执政党自身蜕变问题就变成了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体制性危机则再次被有意识地隐瞒，乃至遮蔽。
江甚至用这套意识形态来重新诠释改革，这就是所谓“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发表主旨讲话，称“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49 此类意思邓小平原来也不是没讲过，但江这里强调的重点显然有了不同。为了讨好当时得势的党内守旧派，江还讲了一些“左”的出圈的话，比如，对某些民营企业主的违法行为，江就曾提出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50 1990～91两年，是中国政治最黑暗的两年，是改革派知识分子倍感压抑的两年，也是上上下下的“左王”们弹冠相庆的两年，江事实上成了“左王”们的代言人。然而，江毕竟在政治上不够老道，他居然没有意识到把“两种改革观”的对立说过了头可能惹起邓大人的老大不快。六四开枪已经使邓的一世英名毁掉大半，邓不可能允许人们质疑乃至否定硕果仅存的经济改革。果然，1992年初，邓借南巡之机冒险一搏，发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的威胁。51 江不得不把自己重新龟缩在邓的羽翼下，按照邓的意愿一方面重谈“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另一方面又必须说这些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2
现在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江有关执政党反贪腐问题的言论。在这个问题上江公开发表的意见均没有超出邓已经划定的框框。比如，1993年8月21日江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专门谈“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江上来先罗列了《邓选》中关于反腐败的几乎全部“重要指示”，然后指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53
这当然是典型的党八股：先抽象地、且“高屋建瓴”地确定党的“政治正确”、“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容怀疑，甚至把“新中国”建国初年共产党曾一举扫荡黄、赌、毒的历史拿来作为佐证（但从来不作具体的历史语境方面的分析），然后再来讨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这些“阴暗面”与“光明面”相比，永远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且它们的属性“本质上”只能是“剥削阶级”的产物。
江在讲话中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腐败现象”的“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进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也是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等等。54 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能涉及一党制这个制度本身，分析这个制度对腐败的产生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谈？江自己也很清楚，并不自觉地把它道了出来，那就是我们“要警惕和防止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来诋毁党和社会主义”！55
90年代中期江提出要“讲政治”，上述逻辑得到更加赤裸裸地表露。在1995年9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江一方面罕见地重提毛关于“糖衣炮弹”问题的告诫，另一方面大讲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且“这一点对高级干部尤其重要”。“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56 当然，越是讲这套“政治”，真正的政治改革就越无从谈起，江就越要乞灵于共产党传统的反贪术。江喜欢引经据典，动辄讲共产党人要有“浩然之气”，强调要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气节”教育。这是邓的“理想”教育的更具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表达。江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境界要高一些，心胸要开阔一些，要学会“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群众能做，我们领导干部不能做。比如，夜总会、高级舞厅等高消费娱乐场所，我看我们领导干部还是不要去，要有这个自觉性”。57
江总书记可谓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在那样一个被限定的历史场景中，江也似乎别无选择。然而，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询问：党的官员们真的会拿总书记的告诫当回事么？中国1990年代以来历史演变的真实逻辑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六四开枪后，中国公众中本来已经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迅速归于死灭，社会变成了一潭死水。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窥测风向的党的官员、无所适从的底层民众，似乎都从最高当权者编织的六四谎言中读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讲良心的时代到来了。这个社会不再需要良知，它只要求人们苟活。既然如此，还是“莫谈国事”，自己想办法“度荒”（对于那些底层百姓而言）或者“闷声发大财”（有点门路的人多作此想）吧！邓小平1992年南巡给市场经济“正名”，等于吹响了向金钱社会进军的号角。人们开始疯狂地、不择手段地敛财、赚钱。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就是弥漫于整个90年代的社会氛围、心理氛围。人们不再顾及赚钱的来路是否正当，也不再理会日益衰微、甚至逆转的社会道德评价。中国人良知与良心的“决堤”，可谓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了“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中国权贵势力的急剧膨胀，迅速发展为铺天盖地的恶网。而这，成了江泽民当政13年最大的“政绩”。
权贵利益的基本逻辑是借助权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比较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逻辑的展开方式似乎多有不同。80年代，中国的权贵势力还处在形成期，尽管发展势头凶猛，但毕竟不敢太过张扬，主要是在转型过程出现的制度缝隙间寻找生长点。90年代就大不相同了。权贵势力堂而皇之地走向前台，成为党政权力机关、大型国有企业、大型文化事业单位的主角。借助体制力量，权贵势力成功地垄断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疯狂地攫取公共利益以谋私，以至于达到无耻和肆无忌惮的程度。
我们先来检视一下官僚权贵集团。这个执掌着各级公共权力的群体本来就是卑劣人性恶性发作的重灾区。更重要也更要命的是：六四后在维持政权“稳定”和官僚权贵利益疯长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耦合机制。对执政党来说，六四已经使传统意识形态声名狼藉，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只剩下了经济绩效。这就是说，必须保证经济不间断地“增长”和“发展”，这是党重新赢得民心的先决条件。而“增长”又要靠各级政府的有效推动，于是GDP成了考核各级政府“政绩”最关键、最过硬的指标。然而，贪得无厌的官僚权势集团迅速把GDP的故事变了味儿。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在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代价地完成、或者超额完成GDP“指标”，把“蛋糕”做大，以为自身升迁之本；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手段，明里暗里把做大的“蛋糕”尽量给自己多切一份，以享“增长”之益。于是，GDP提高与官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互为条件，又互为因果。这是威权时代中国官场最隐秘也最肮脏的政治经济学。倒霉的当然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彻头彻尾成了威权时代新的两极分化的牺牲品。――这里所谓“两极分化”，并非是经典的市场力量所致，而更多是独特的中国权贵势力所为。GDP在中国引发的病灶也不是增长观是否“片面”的问题（西方确曾面临过这样的问题），而是这种增长在中国制度语境内势必带来的中国“特色”。
再来看90年代后迅速崛起的中国产业权贵集团。江总书记号召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这条路简单地说就是“抓大放小”，即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另一方面要“加快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对一般国有小型企业则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有的可以实行兼并、联合或租赁，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58 “放小”一面我们不再讨论，有无数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些小型公共资产是如何通过兼并、联合、租赁或出售变成了“红色权贵”（此类企业的原领导们）的私人或准私人财产。重点看“抓大”。人们可以理解执政者强调大型国有企业重要性的背后的考量：它不但是“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需要（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更是国家安全（实为当政者安全）的需要（这才是实打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种需要，大型企业必须是“国有垄断”型的企业，而根据党和政府的人事管理制度，这些大企业的党政干部又通通由有关机构“任命”上岗（有的经过形式上的“选举”）。剩下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有机会获此“肥缺”的，当然是“党”信得过的人。于是大批“太子党”或“准太子党”先后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工作业绩平平，不必经历企业人通常都会经历的风险，但收入却直线上升，乃至可以和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或外资企业的高级经理人相攀比。这还只是讲公开的收入，至于“灰色收入”部分，本文不再讨论，读者可以从迅速增加的中国人在国外的巨额存款中、从挥金如土的中国公子哥和太太小姐们在境外置办的豪宅中、从不断传出的各种精妙的“洗钱”故事中自己去寻求答案。总之，这是一个新的利益群体和权势集团，是寄生在传统体制之内、又有幸在保险港湾里沐浴“开放”之春风的颇为自得的一群。由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以及它和权力体制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不少场合成为笑谈。
至于文化权贵集团，更是一个说来令人扼腕又令人慨叹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以独立自傲。80年代是一个文化领域狂飙突进的年代，但那时的知识分子却十分清贫，以至六四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口号。时过境迁，到了9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收入状况已经大有改善。这本来是好事。但当金钱成为收买灵魂的手段时，事情再次变了味儿。越来越多的“教授”、“学者”、“艺术家”、“大腕儿”甘于作权力的奴仆，围绕“主旋律”言之、颂之、舞之、蹈之。特别可恶的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中一批拿着国家的课题费、尽享体制内各种好处却不为这个民族贡献任何有意义的思想成品的学术权贵，他们寄生在这个体制内，培植自己的势力，为虎作伥，排斥异己，抛大义而图小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集团的兴起与得势，乃是中国文化界堕落的明显标志。
上述三个权贵集团的分别坐大以及它们之间不期然地、却又是必然地拱手结盟，是90年代后期乃至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罪恶的走向。权贵势力为非作歹不完全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制度演变的结果。是制度有这种需要，也是制度提供了权贵利益的最有力的保护伞。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江总书记不去深思制度之过，居然只是要求他的干部们不要去逛夜总会、歌舞厅，岂不显得过于苍白，又过于幼稚？
那么，在江当政的这段时期，是否有改变历史的机会呢？还是有的。
邓1997年去世，一代强人统领中国政治的局面就此结束。江如果真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正可以从此大展宏图，书写中国宪政转型之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后来的演变最终证明，江实在不过是一个庸人和历史过客而已。江把自己定位于邓小平“政治交代”执行人的角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事非经过不知难”，59 江可谓在这个岗位上“尽职尽责”，但江缺乏转型期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气魄和大度，更缺乏在洞悉传统体制根本弊害的基础上做一番变革的勇气。2000年12月，江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涉及“长期执政”给共产党带来的影响，承认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党内一些干部容易产生所谓‘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但他不是从根本制度上寻找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老调重弹，把它归结为所谓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和“利益观”问题，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似乎据此就可以建构“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60 江对“权力观”的解释自然是言不由衷的，只要这位总书记没有突破中共传统政治概念的框框，他就只能讲这些空洞的套话。江虽然也强调要加大治理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61 但不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所谓“体制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岂不是一句空话！
江和中央决策层的其他大佬不是没有意识到执政党上上下下贪腐的严重程度，比如，江本人就曾严令军队、武警、公安、国家安全和纪检等部门禁止参与走私活动，认为“这样的大问题再不抓紧解决好，后果不堪设想”。62 但江没有勇气正视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更没有勇气和魄力通过根本的制度变革去解决问题。创造历史的机会与江擦肩而过。这是江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总之，江当政13年，“第三代”领导的虚伪和自欺已经暴露无余，中共意识形态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彻底面具化。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逻辑，它的特点向来是一切以维护执政党的形象为转移。在江时期，这个特点得到了格外的凸显，那就是，越出现问题，意识形态越要自圆其说，它和党专制体制内权贵利益发展的真实逻辑就越形成错位和反差；反过来，这种反差越大，又迫使意识形态寻找新的自圆其说的方式和表达，结果进一步加大了已有的错位和反差。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自欺和虚伪化，另一方面是权贵逻辑的充分展开和彻底现实化，
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两张皮”现象，使官方意识形态声名狼藉，名誉扫地。
在结束本节之前，有必要对“第三代”领导最杰出的“贡献”――“三个代表”之“重要思想”――再作一点分析。
关于“三个代表”酝酿和提出的背景，江泽民自己有一个清楚的交代。200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坦言：“去年‘法轮功’问题暴露出来后，引起了我的深思，提出了‘法轮功’的兴起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最近，具有80多年历史的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下台，又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思考。”63 就江而言，这是难得的坦率，等于承认了是危机――法轮功现象昭示的执政党“信任危机”和台湾国民党下台昭示的执政党“政权危机”――促使中共最高当权者继六四之后不得不再次对自身状况进行深入的反思。然而，这个“反思”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还是如何保住老祖宗留下的“江山”，而不是如何促进中华民族走进现代文明！“三个代表”就是在这样一个认知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提出来的。理论上，“三个代表”以“两个先锋队”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完成了中共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过渡。这当然是出于党继续维持统治的需要。中国毕竟已经迈入21世纪，执政党自己也已经公开承认“人权”之类国际通行的价值准则（虽然解释上还有些羞羞答答的保留）。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情况下，党不能像过去宣称的那样仅仅是“阶级”的代表，而必须是“全民”的代表。党的意识形态必须服从这种需要，必须为此作出新的论证。实践上，“三个代表”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解除“新社会阶层”进入党组织的传统认知障碍和意识形态障碍，这在操作层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毛派人士对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义愤填膺，认为是破了祖宗规矩，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殊不知江总书记对此另有考虑：“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私营企业已达176万户，从业人员2000多万。无论是从经济实力来看，还是从人数来看，分量都不轻。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争取这支社会力量，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对党是很不利的。”64 ――这显然已经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变脸”游戏，而是包含了非常现实的政治利害计算。关键是不能把“新社会阶层”推到对立面上去这个断语。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挑战，要避免台湾国民党一朝倾覆的命运，就必须争取群众，稳住自己的阵脚，扩大自己的队伍，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承认民营企业家很多也是“劳动者”并允许他们入党，既让他们分享体制内的好处，又便于对之操控，使其不致分化为新的反体制力量。――谁能说，这不是一番从统治者立场出发的、苦心孤诣的运思与筹谋呢？
“三个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是虚伪的，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党能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总是”代表着它们。65 中国没有过，世界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提出这样的命题本身，就说明命题提出者满脑子都是专制主义的浆糊。但“三个代表”在政治功能上又是真实的。当政者希望借此挽回意识形态衰败的颓势，也重塑共产党的执政形象，重整党的执政队伍和执政基础。然而，由于所有这些努力均是“换汤不换药”，既不敢揭破脓疮，又不敢触及根本，所以它不可能解决执政党面临的紧迫问题，也不可能制止这个党的衰变趋势。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光荣卸任，安全“着陆”。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那么，江的继任者能够有所作为么？
改变认知逻辑与权力运行逻辑：当权者的出路所在
客观地说，胡锦涛接过江泽民手中的接力棒时，形势有喜有忧。“喜”者，江氏当政13年，毕竟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连续增长，甚至创造了“经济奇迹”；66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有了更多的钱，腾挪空间进一步扩大，也使党增加了应对不虞的“底气”。“忧”则在于社会结构失衡，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剧，底层民众越来越不满，官民冲突和其他社会冲突频发，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这当然不能说是改革的成功。毋宁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改革遭到了失败。
是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当年毛、邓说过的话，似乎他们对于经济成功后执政党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结果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
毛当年曾断言：穷，才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毛实际上把“问题”锁定在党内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个可怕前景上。他在《九评》中对苏联“特权阶层”的揭露，几乎可以一个字不变地用来转述今天穷奢极欲的中国权势集团，而且后者比起前者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邓当年也曾反复强调，经济发展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虽然我们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结果还是要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改革的结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甚至讲过，不管我们的GDP如何增长，“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按邓的上述标准，改革确实已经失败。
然而，胡锦涛不可能承认失败，至少表面上不能承认。
从年龄上看，胡锦涛和他的搭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但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了党的全套正统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还不如江泽民，有机会在“国统区”的大学里学习、背诵林肯的演说）。作为党的干部（无论是党务干部还是技术干部），他们都是勤奋的；在西北贫困地区工作的经历，也使他们对真实的民生状况多有了解。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六四，他们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内心深处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乃至苦闷。然而，在巨大的党机器面前，他们又是“听话”的。不“听话”，不对这个体制表现出必要的“忠诚”，他们就不可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被提拔到如此之高的位置。胡锦涛的情况更特殊些。自从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后，胡在“王储”的位置上蛰伏了10年之久。好不容易即位大统，仍然不能说已经从“媳妇”熬成了“婆”，因为江系势力仍在，江本人也在卸任党的总书记后又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将近两年，直到2004年9月才在名义上完全退出权力中心。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或曰惰性），现实权力格局的制约，再加上胡锦涛个人认知和能力结构的某些局限，使得这位新即位的总书记上台伊始就不得不继续江时代的党八股，朝拜红色圣地，尊崇“三个代表”，维持“特色”理论，又相继提出“保先教育”、“八荣八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之类意识形态新纲领。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局限，说明新一代领导人还没有从传统的认知和治理陷阱中跳出来，摆脱出来；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即使有心，也还没有力量和勇气去冲破统治者自己编织的意识形态之“茧”，尽管这张“茧”早已是皇帝的新衣，已经没有几个人再把这件衣服当作遮丑的可靠道具。
当然，胡、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不少实事。强调民生，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底层百姓的新举措（比如减免农业税、减免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在城市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就是对既往政策的某种矫正。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对片面追求GDP的既往做法也不无省察。在整顿党纪方面，胡、温抓了一些大案要案，包括把一批省部级乃至中央级的不法“大员”绳之以法；也采取了一些新办法，比如重点省市的纪委书记实施“空降”，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反贪腐的领导和对地方官吏的控制。然而，所有这些仍然是“治标”，仍然是在传统体制范围内的修修补补；在最根本、最关键的体制变革问题上，胡、温并无进展，在某些领域甚至有倒退趋势，比如，党化教育在加强，言论控制也在收紧的同时进一步精致化。
总之，在胡的第一个任期（2002～2007）内，当政者在宪政改革领域基本上无所作为。
当政者无所作为，执政党的癌变过程却在继续。
我们知道，生理意义上的癌变是人的肌体内癌细胞不断扩散的过程，直到最终吞噬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执掌政权的专制型政治组织的“癌变”与此类似，它也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扩散的过程，直至全身，且不以最高当政者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之所以把前面这句话的最后一个部分用黑体加重，是想强调没有哪一位党的领导人希望这个党真的有一天由于自身腐朽溃烂而垮台。而这种分析反过来又提醒我们，应该对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整体利益逻辑和各个权贵集团作为牟利者的小团体利益逻辑作出某种区分，这种区分对界定当今中共面对的两难处境颇有帮助，它甚至可以成为促进中共党内有志于改革的势力奋起行动的某种积极的认知因素。
什么是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那就是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换句话说，最高当政者通常代表着这个党的利益的最根本的方面。通过各种努力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则是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利益逻辑的最核心的表达。最高当权者的认知逻辑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逻辑（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伪善的）也是围绕这个根本利益逻辑形成的，并为它服务。
至于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那就简单多了，它不过是在贪欲的驱使下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尽可能多地占有不义之财。它不会顾及什么“微言大义”，也并不在乎“党国的利益”。吞噬公共财产以肥私，就是权贵集团的基本逻辑。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突出了当政者认知逻辑和权贵势力利益逻辑之间的错位、反差与演变。这种反差和错位之所以形成，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和一个个权贵集团的小团体利益（或曰个别利益）之间并不一致，而且必然走向冲突。我们看到，是党专制这样一个体制造就了权贵势力生长的条件，并为它提供了保护伞。然而，恰恰是权贵势力的疯长又反过来动摇了这个体制，威胁着党的根本利益。执政党癌变过程的这个特点早在六四时已经有过一次大暴露，今天则又有了严重得多的性质。权贵势力的胡作非为处处在毁掉执政党的执政形象，掏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断绝这个党曾经有过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在根本上威胁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更可怕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不可遏止的癌变过程（它意味着无数权贵集团以其小团体利益的恶性膨胀正在构成对执政党根本利益的彻底颠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事实上处于无计可施、黔驴技穷的境地。
仍以官僚权贵集团为例。经济评论家袁剑最近撰文指出：随着官僚集团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日益高超化、精致化，“中国 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而“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卫星，就要来一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戏码。一个人胃口再大，也总有被喂饱的时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饿汉上阵，那就肯定要鸡犬不宁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关键的是，对中央最高决策层来说，“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鎔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买办化。”――这就是袁剑对当今中国官场黑暗状况的基本描述，而他对中央政府面对胡作非为的地方政府几乎毫无办法的指控与分析，尤其令人触目惊心。67
事实上，由各级政府组成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成本最昂贵，同时又是效率最低、乃至最不顾廉耻的政府。有数字为证：2006年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0万亿人民币，全国财政收入亦高达5万亿人民币，而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达到创记录的20％！中国要用高达五分之一的纳税人的钱来供养政府，维持政府的运行，而30年前的1978年，这个比例仅为不到5％（准确地说是4.71％）。美国的记录则是：从1902年到1980年，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一般行政支出所占的比例由12％下降到了3.5％。这些比较还只是根据财政部门提供的公开数据进行的比较。事实上，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还有各种渠道的预算外收入，把这个因素再加进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看看数量惊人的“公务”用车，看看各级政府组织的、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公务考察”，看看到处都在拔地而起的豪华政府办公楼和政府官员的行辕、别墅，就可以想象这笔巨额资金的大概去向（我前不久到浙江嘉兴拜谒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纪念馆，发现离馆址不远的嘉兴市政府的占地面积，竟然和整个南湖差不多，或者比它还要大！）。那么，住在这么高级、这么漂亮的政府机关里，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政府的服务又如何呢？我的一位同事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似乎是个回答：他的亲戚在河北某县集资办企业被人骗走500万元，找到当地公安部门要求立案，对方的答复竟是“拿出10万元办案费，我们就帮你把钱追回来”！这样的事情在全国还有多少，我没有、也无法作出统计，但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和各地接连不断的“上访潮”应该足以说明问题了。
一句话：地方各级官员肆无忌惮的贪腐造成的官民对立已经极其严重，且呈蔓延之势。官僚权势集团之恶政已经反过来威胁党，威胁这个制度，甚至从根本上宣告了这个制度的死刑。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策层陷入了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
继续维持现有体制，等于客观上保护权贵集团的利益，纵容他们为非作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根本上动摇和否定党的执政根基；进行根本变革，又会遇到权贵集团的拼死反对，更何况党还有个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罪错问题，搞不好，党自身的合法性和继续执政的可能性也将面临巨大考验。
无论如何，仅仅“守摊”是守不住的。江泽民“守摊”守了13年，虽有经济增长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了社会矛盾的空前积累。根据各方情况判断，这样的“繁荣”已经难以为继。传统反贪腐手段一一失灵；而各个权贵集团的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又无异于为执政党自掘坟墓，大唱挽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毛、邓转世，恐怕也难有回天之力。
怎么办？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体制内的当权者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困境与突破困境的历史条件往往是同时产生的。
宪政民主是使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走向未来的阳关大道，也是共产党实现自我拯救的根本途径。
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已经追求了100年。1949年以后的历史，只是这种追求被扭曲、被中断的历史。今天，中国人正在重新高扬这种追求。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对于长期实行一党专制体制的共产党来说，确立宪政民主的新目标，将是这个党执政理念的根本性转换。它将意味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有了全新的标准、全新的来源。它不再自诩什么都“代表”，而是诚心、虚心地把自己置于全体公民的监督之下，为促进我们这个民族的民主化、现代化而努力工作，在条件成熟时，让选民的选票来决定自己是否有继续执政的机会和权利。
果真如此，则执政党不必再用千疮百孔的意识形态为自己遮羞、粉饰；
果真如此，则执政党的自身蜕化与衰变也就有了根本救治之途。因为从根子上讲，贪腐、蜕变皆因专制所致，专制，别人就无法替换你，无法监督你。而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呢？权力可替换才是天下最有效的监督！
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早已产生这样的需求。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也已经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今年5月份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支到达抗震抢险第一线的救援大军，竟是一个由民营企业家组织、率领的远征救援队；中国民间的NGO组织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只是官方媒体慑于“宣传纪律”不敢对此进行报道而已。6月28日贵州瓮安事件爆发，官方新闻开始时还是老一套“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才去围攻政府机关云云，但迅即遭到众多网友的一片嘘声和抗议，因为有助于了解事情真相的更多、更丰富的文字和视频材料早已在互联网上传播，人们根本不再相信官方媒体的那一套政治八卦。甚至发生在上海的一起袭警案，杀人者杨佳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同情，网民普遍怀疑上海警方给出的解释，要求给社会一个诚实、合理的答复。凡此种种，均是网络公民社会成长、成熟的标志。
中国的民间反对派也已经成为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力量。他们一方面公开倡言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也主张渐进的改革战略，强调做中国宪政改革的促进派和建设者，强调与当政者在厘清历史真相基础上的政治和解。坦率地说，不少反对派人士并不十分在乎中共高层能否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他们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民间，寄托于中国民智的开启，寄托于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行动起来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寄托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真正成熟。他们坚信，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壮大，早晚会迫使体制内哪怕最平庸的当权者作出不得不变革的选择。当然，如果这个体制虚弱到经受不住任何意外的打击以至突然中止了自己的寿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个人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一个巨大国家内传统体制的突然解体会给转型带来数不清的难题，也会给公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伤害。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假如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罪魁祸首也不是别人，正是为非作歹、倒行逆施的中国权贵们，他们才是最终使这个体制毙命的凶手！
再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加入WTO后，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和世界连为一体。中国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连连得分，但由此付出的人权代价也招致全世界的激烈批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继续维持专制体制已经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2008奥运，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一件盛事，但由于内患太多，“平安奥运”取代“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奥运”成为政府最为关注、也最为头疼的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奥运又的确对中国和世界的接轨有所贡献。毕竟，通过奥运，“世界更多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更多了解了世界”。68 奥运期间，中国政府在外国记者的压力下被迫解除了对互联网的封锁，一些有影响的国际传媒第一次可以无障碍地在中国的首都被普通网民在网上阅读。这件事当政者自然不愿意声张，但它确实发生了。虽然不排除这些网站奥运后再次被屏蔽的可能，但此类做法的不得人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已经在现代经济文明方面融入世界，中国也必将在现代政治文明方面融入世界。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看，中国宪政改革的条件都在逐渐成熟。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已经到了无法按照原样继续统治的境地。
我相信，中共体制内并不全是糊涂人和庸庸碌碌之辈。即便从中共自身的根本利益着想，宪政改革也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宪改，中国共产党才能保住革命先辈的那点荣光；只有宪改，这个党才能为自己找到体面而有尊严的出路。事实上，中共十七大报告已经几十次提到“民主”这个概念，尽管仍然要加上一个羞羞答答的前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政者也承诺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经济建构方面，过去的计划经济否定自私的经济行为动力原则，这是来自马克思的最大的谬误；今天的权贵经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市场变成了一个权力掌控下的绞肉机，这是威权主义时代的最大谬误。当代中国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更合理的、兼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体制如何可能？仍然要归结到宪政改革。我们要追求的是市场动力原则和社会保障原则的统一，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最根本的前提，是斩断权力与利益的非法联系！
胡、温倡导“科学发展观”。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人类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发展观。
胡、温主张“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允许差异、强调宽容、和而不同的社会。
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已经走在了大陆的前面。我很希望胡、温和十八大即将接班的未来的中共领导人认真解读台湾的经验，作出与江泽民完全不同的总结。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今天仍在执政的党不要怕被“清算”，与其被别人清算，不如自己先清算自己。只要当政者拿出足够的诚心，中国版的“真相与和解”就并非不可能。我相信，民间反对派和曾经受到这个体制这样或那样伤害的广大中国公众有这个气度。
温家宝总理喜欢讲“仰望星空”。很好。只有那些时时“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大智慧，看透历史，也向往未来。
邓、江都曾坐失良机，放弃创造历史的机会。
而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已经30年了！
但愿今天中国的当政者不再放弃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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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008 12:16:03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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