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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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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作者: guilede


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总结,自由派认为是专制压迫。可实际
上他们的总结总是充满了偏见。如果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不能不说根本原因在
“自由主义的泛滥”。

人们一
直以为“自由主义”是舶来品,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老
庄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来源。到明末时期,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得尤其明显,
直接导致了华夏沦亡。

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意识形态的动摇,情色文化的泛滥,伦理道德的瓦解。
这一切和现在自由派所主张的,所从事的,当代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健康现象完全一
致。

一、政治权威的丧失。

党争泛滥,言官误事。

其一、崇祯十一年写起,离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在这六年,身为一国之君,唯
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
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
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
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

其二、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
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
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
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其三、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
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而在朝廷
上则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
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
无奈的结果。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
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
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
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意识形态的解构自私,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
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
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
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
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
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时就不是百家争鸣的时期。春秋战国,唯有秦国
实现统一,唯有秦国思想最统一,独尊法家,罢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战,
秦的统一不正说明问题吗?

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从高唱人权自由,个
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
国标、马立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

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
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
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
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

三、享乐主义,情色文化的泛滥不论从王公贵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处于
纵情声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金瓶梅》、《二言》、《三拍
》、《肉蒲团》等等,说的和做的一样多。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
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义思
潮的放荡趋势。

四、极端利己主义纵然是皇亲国戚对国家安危竟然也全然不管,崇祯向皇亲借钱,
因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抗旨不捐的皇亲戚畹
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
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
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
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儒学在民间则是言不及义,明末清初,顾亭林就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
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
用心。”故而,顾炎武会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
谓国耻”。

五、毫无国家利益可言据杜车别所举例子明人于慎行谷山笔塵卷11一则记载“南宋
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
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
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
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
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
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

感想一:从“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来看,明代万历时期似已有类于现
代商业牟利性质而出版或抄行的报道时事新闻的报纸

感想二:明代政治过于透明化,以至基本国家机密都谈不上,任何行政措施建议都
几乎公开于大庭广众之下,置于众口议论之中,明代后期政府无力,与此或亦有关
至于军事行动决策都公开化,危害自然更大,萨尔浒战役,奴尔哈赤对明军行动了
如指掌,未必不源于此世界论
[6/11/2008 1:23: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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