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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位被暗杀的先贤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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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位被暗杀的先贤谈起……
陈沅森
近十来年，中共特务在海外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暗杀，震撼面比较大的四次是：
1995年2月13日在美国成功地暗杀了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
2002年1月9日在美国成功地暗杀了“21世纪基金会”董事长刘凯申博士；
2006年7月31日晚在美国制造一次“离奇车祸”，成功地暗杀了中功创始人张宏宝；
2006年9月1日在泰国针对法轮功学员、胡锦涛大学的同班同学张孟业制造“车祸”，见张只受轻伤，大难不死，又买通医生用“医疗”方法，于9月3日成功地暗杀了张孟业。
下面就四位先贤被暗杀的经过进行一些分析和思考，再简述我几次险遭暗杀中的两次，谈谈民主人士应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 1 ） “御医”李志绥被暗杀的分析
“御医”李志绥在美国写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揭露毛的荒淫无耻，刚刚宣布准备写第二部回忆录，便“心脏病发作”死在自家的浴盆里。坊间传出“在指甲中放入一点特殊的药物，在倒水时弹入杯内，人喝了三天后发作死亡，其死状与心脏病死亡相同”的传闻……
在李医师死亡真正原因无法查清，又没有其它说法时，这个“间谍小说的离奇情节”被许多人接受了，并以讹传讹地转录在多篇文章里。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便予以否定，认为这是没有经历过特务迫害的人想象或瞎编的，甚至可能就是特务制造出来混淆视听，转移大众注意力，掩盖罪行的。
真是“天方夜谭”，哪里有那种药物！
“用指甲弹一点药物在杯内”，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药物溶解于水，进入胃、肠后很快被吸收，再进入肝脏、血液、肾脏……马上就会发作，不可能等到72小时之后；如果“不发作”，人体“自组织能力”就会在24小时之内将这些“非自体物质”通过尿液、汗水和大便排出体外，不容许它们在体内存在。
二、药物成粉末状，不溶解于水，悬浮在水里，胃、肠不吸收，24小时之内，这些粉末就和食物残渣一起变为粪便被排出体外，不可能在胃、肠内滞留72小时。
要延时72小时起作用，必须将药物用“包衣”（通常是糖衣）包裹起来，制成“药丸”；对“包衣”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它既能被消化液溶解，又不能溶解得太快，经过72小时后再“破壁”；还必须使药丸黏附在胃、肠壁上，否则，它就会混在食物残渣里，随胃、肠蠕动与大便一同排出体外……要使医术高明的李医师吞服某种来历不明的“药丸”，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用指甲弹一点……三天后发作死亡”乃无稽之谈，是个弥天大谎，这种所谓的“特殊药物”尚未研制出来。
根据经验估计，我认为暗杀李志绥医生，采用的仍是“万无一失”的常规方法。其程序是：
第一步，首先在大门外的马路边泊车，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视，根据记录和录象弄清楚李医师全家人出进（儿子等人上班、上学）的规律，同时监控全家所有电话（座机和移动电话）；
第二步，特务确认家中无人时，将“匙范”套进大门锁孔，迅速取得锁孔形状和锁芯弹子深浅印痕或数据，配制钥匙；
第三步，确认家中无人后用配制的钥匙套开大门锁进入，在房间内部安装微型监控设备，全面掌控全家作息（包括李医师沐浴）时间；
第四步，根据获得的资讯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暗杀方案，如“绑架后人间蒸发”、制造“车祸”等，最后决定趁沐浴时制造“心脏病发作”假象，将李医师不露痕迹地毒杀在自家的卫生间；
第五步，实施暗杀的这一天（1995年2月13日）对所有家人进行全面监控，确保他们不会因故突然回家；甚至用“工作单位追加紧急任务”、“朋友请客吃饭”等手段羁绊家人；万一有人提前回家，在指挥车上的总指挥有足够的时间通知现场杀手及时撤退……一切在暗中部署妥当，李医师及家人丝毫没有察觉；李医师本人也缺乏高度警惕，没有经验，洗澡之前没有将大门从里面撑好；特务从监控设备看到李医师进入卫生间后，套开大门锁进入，切断家中电话（将座机受话器搁置一旁），在卫生间门缝里喷射一股毒剂，便应声倒毙了……甚至可能直接打开卫生间的门，当面厉声宣告“侮辱伟大领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医师虽然惊恐万状大声怒斥，但只有一瞬间，声音传不出去，无法逃脱死亡的劫难……然后，特务们制造“心脏病发作”假象，从容打扫现场，消除一切痕迹，将受话器放好在座机上，大摇大摆地鱼贯而出……等家人回来，李医师已经僵硬在浴盆中……
我就遭遇过一次独自一人淋浴，特务准备制造事端的经历。不过，事先察觉了蛛丝马迹，并考虑了李医师的教训，进卫生间之前将大门用木板顶住，特务在外面用钥匙打不开门……没出事，一切轻描淡写，仿佛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因为你拿不出证据证明“有人曾经策划过这样的阴谋”；一旦出事，“死无对证”，死因就只能服从特务制造的假象和他们制造的舆论了。仅仅六十挂零、身体基本健康、懂得如何保健的李医师究竟是怎么死的，只有天晓得！——不过，“莫谓无人空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若干年后，中国社会民主化了，某位参与暗杀者年老良心发现，可能在临死前和盘托出真相。
经验教训是，任何锁都锁不住特务，我们不能相信“锁”，甚至不能相信“电子锁”，因为到时候他们可以制造“停电事故”。“电子监控”则要有备用电源，停电后可以继续工作，避免监控在一段时间内变为空白。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幸成为中共克格勃锁定的打击、暗杀对象，需时时、事事，百倍警惕！
（ 2 ） “21世纪基金会”董事长刘凯申博士被活活打死
刘凯申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心理系，留校任教，后升为教授；1975年取得西德杜塞多夫大学博士学位；他是环境科学家，从事环境流行病研究近20年，是美国环保署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刘凯申博士一直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事业。1989年“6·4事件”后，积极参加民主、人权活动，第二年创办了“21世纪基金会”。这是一个在美国注册、资金来自台湾捐助的民运机构，实力雄厚，曾经帮助过许多大陆学人和民运人士，成绩斐然。中共克格勃对刘凯申等人恨之入骨。
57岁的刘凯申博士被暗杀前任职加州卫生厅环保研究员，在柏克利市政府做环保研究工作。他有到外面餐馆吃午餐的习惯。2002年1月9日中午有人约他出去吃饭，自办公室外出后一去不返。本来订于下午1时半出席卫生厅的会议也未参加，上司和同事发现他突然不知去向，联络家人没有任何消息；直到晚上6时，才有人看见他的尸体被丢在柏克莱大学附近的马路边，而这条马路是经常有人走动的。
送到医院的时候，刘凯申的体温还有37℃，但没了生命迹象。1月份气温很低，体温尚未下降，证明刘凯申刚刚死亡。由此推测中午从办公室外出到下午5时多，他是被人绑架了，那些人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美国阿拉米达县警察局的“验尸报告”称：刘凯申的头部有6处致命重伤，头骨破裂，胸部有被打击的伤痕，两个手腕有绳索勒伤的痕迹；通过对血液和肝脏的化验，有10倍于正常含量的安眠药，美国已禁用这种安眠药，只有中国大陆才有……同时发现，最后他是被闷死的。
案发后，“21世纪基金会”继任会长杨建利博士，2002年1月11日晚专程从波士顿飞旧金山，协助刘凯申家料理后事。杨建利指出，有消息说刘凯申可能死于心脏病，但刘凯申的家人和所有认识他的人，从未听说过刘凯申有心脏病。至于有消息说刘凯申死于他杀，杨建利认为，在警方正式查明死因前，不便妄加猜测（据“联合报系”记者曾慧燕2002年1月11日电）。
然而，几年来坊间一直传说刘凯申博士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
直到2005年1月9日，民主人士莫逢杰（实际应为莫逢杰的弟弟莫逢俊）在北加州参加第五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出示阿拉米达县警察局签发的“验尸报告”，刘凯申博士被被谋杀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大纪元》网络2005年1月13讯）。
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民主斗士，说没了就没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阿拉米达县警察局的验尸报告被“海外华人舆论”压了下来，异常地到处流传“刘凯申博士死于心脏病”。——制造这么严重、这么广泛、长达三年、颠倒黑白的舆论，不是某一个人能做到的。一直到2005年1月9日莫逢俊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揭露，才将真相公之于世。
更加蹊跷的是，为了解这段历史，我多次到著名的“谷歌网络www.google.ca”搜索“刘凯申”的名字，只得到寥寥几篇相关文档，其它纪念文章、背景资料，通通被“网络大扫除”打扫得干干净净。
当一位朋友从中国大陆飞抵蒙特利尔时，我曾用“刘凯申博士被暗杀案件”提醒他（当时他还不知道刘凯申为何许人），外面有人单独请吃饭，一定要事先告诉家人或最要好的朋友：谁谁请吃饭，姓名、电话号码、地址、在哪个酒家……要家人或朋友纸写笔载，录以备忘，避免中了奸计。——中共克格勃对锁定的暗杀对象都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当你用电话通知家人或朋友去某地某某门牌号与某某人见面，实际上是实施一种“破解行动”，克格勃会立即取消这次暗杀。他们敢于“暗杀”和 “绑架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但必须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就像绑架后暗杀刘凯申博士一样。美国办案人员明明知道是中共特务干的，并通过调查落实了怀疑对象，但在“重证据”、“无罪推论”的西方法制国家，拿不出真凭实据，你又其奈他何！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嫌疑人飞回中国大陆，案件不了了之。
刘凯申博士虽然是心理学家，毕竟书生意气太浓，没有实战经验。哪些人约他一个人单独外出吃饭？在什么酒家就餐？陪同人员有哪些？……没有留下丝毫线索。当刘凯申博士在餐桌上被饮料中的安眠药麻醉后，这几个人笑嘻嘻地对酒家说“他喝醉了”，然后阔气地摔下丰厚的小费，架着东歪西倒的刘凯申走出酒店（这种现象在酒店司空见惯），塞进小轿车，运送到某个深宅大院……晕倒过去刘凯申博士就只能任人宰割了……这个惨痛教训，值得所有民运人士警惕。
杨建利先生后来在中国大陆坐了五年牢，但其他受惠于刘凯申博士者，这么多年来难道没有一个人怀念他，难道没有一篇纪念文字？可能确实没有，也可能是“网络大扫除”扫掉了。
健忘……沉默……冷酷……漠不关心……世态炎凉……一桩惊天动地的暗杀，一个年富力强、正在发挥巨大能量的优秀人才，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灰飞烟灭了。这不光是“人走茶凉，人情冷暖”啊！
（ 3 ） 中功创始人张宏宝死于“离奇车祸”
中功创始人张宏宝于2006年7月31日晚上在一次“离奇车祸”中死亡，过了将近一个月，消息才传出来。
据目击者说，张宏宝乘坐的林肯牌高级轿车在高速公路旁的“STOP（停）”线停下来，当一辆大型集装箱货车高速驶来时，林肯轿车突然启动，飞速冲上去，与货车撞个正着，轿车从侧面被撞成弓型，驾驶员吴小姐和张宏宝身亡……
“离奇车祸”令人震惊，留下太多的疑惑，张宏宝的朋友们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暗杀！
张宏宝是中共克格勃海外追杀的“要犯”之一，他得罪了中共党内以江泽民为首的镇压法轮功派别。
1999年中共将各类气功团体、信仰团体打为“邪教”（“中功”包括在内）时，张宏宝将“揭露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目的、手段等详细资料”邮寄给全国十万个派出所、2300多个县级公安局以及各省、市司法系统一万多个部门。这一“顶风作案”，产生了广泛的对抗性影响，中央政法委的几位头头对他恨之入骨。
张宏宝于2002年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反对党和“影子内阁”，自任“首脑”，明目张胆要取中共而代之。他不仅摆下“打擂台”的架势，而且利用雄厚的财力（个人名下有一亿多美圆），干了许多实事。真是“胆大包天”，“罪大恶极”。
张宏宝原来担任过中共军方高级顾问，获悉许多战略军事绝密。他将中共“利用‘超限战’独霸全球的野心”公诸于世，戳穿了中共“和平崛起”的谎言，开罪了老军头……中共克格勃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张宏宝到美国后，麻烦接踵而至，在他身上有49个民事纠纷和1个刑事纠纷。究其原因，就是他身边聚集了不少可疑分子。
四年多前（从车祸发生之日往前推），年轻漂亮“中功”女信徒吴丽莎从中国大陆来美国，拜见张宏宝后改名吴嘉恩，以示“对师父感恩戴德”和“无限崇拜”。吴小姐会英语，会开车，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才色俱佳，深得不会英语的张宏宝的欢心，启用为贴身秘书。
“车祸”发生后美国政府交通部门两次邮寄平信给张宏宝家，毫无反响，估计信件被“有心人”盗走了，其目的是故意延宕善后时间，消除一切可疑痕迹。果然，后来开展调查时，拖到停车场报废的林肯牌轿车不翼而飞了……
坊间根据各方面情况，在网络上描绘了几幅“车祸图”，其中之一是：
对轿车进行改装，更换一套可以进行遥控切换的“油门、刹车转换系统”，平日驾驶，一切正常。特务坐在后面跟踪车辆里，当撞车时机成熟时，用遥控切换“油门”“刹车”系统……简言之，切换之后，张宏宝座车的“刹车踏板”变成了“油门踏板”……事故发生后报废车失踪，目的是将这一物证销毁。
当时吴小姐驾车在高速公路旁、视野开阔的“STOP”线停下来（当然不会熄火），等待高速公路无车通过时再启动轿车上路……后面跟踪车辆上的特务看到一辆大型集装箱货车飞驰而来，立即摁下遥控器，神不知鬼不觉，张宏宝座车上的“刹车踏板”变成了“油门踏板”……失去制动后，林肯轿车缓缓滑动，吴小姐大惊，不加任何思考，按习惯动作狠踩一脚“刹车踏板”，结果是“油门大爆”，轿车像箭矢离弦一样突然飞速冲上高速公路，“轰”然一声巨响，一男一女两缕魂魄上西天……这一切，在三、五秒钟之内完成，任你是法力无边的神仙都无法挽回。
据另一幅“车祸图”称，当时张宏宝并没有死，一群华人围了上去……西方人的习惯和思维是，车祸发生后，如果失事车辆旁边没有人，路过车辆会停下来，救助受伤者和报警；如果有人围着，他们就不会“管闲事”了……这几个围上去的华人，就是跟踪车辆上的特务，他们要避免外国人停车来察看，要证实张宏宝是否死亡？如果没有死，要采取“补救”措施使之立马断气，要拍照存档，要录象呈上级报喜、邀功、请赏……
据另一幅“车祸图”称，美国交通警察看到的现场是：吴小姐的裤子剐下一半，张宏宝的一只手插入她的裤裆……小特务这一自作聪明、画蛇添足之举，暴露了车祸现场被挪动，伪造。张宏宝再“好色”，对四年来朝夕厮混的女友，不必这样“抓紧时间动手动脚”……即使这样，车祸发生时，巨大的撞击力也会将那只手甩开；重创临死前的张宏宝，绝不可能念念不忘那块方寸之地……即使有那样的“贼心”“贼胆”，也缺乏伸出手臂的“贼力”……
美国交通警察，开始认定是一桩“自然车祸”，经张宏宝的朋友们解说后，也感到十分蹊跷……但有什么办法呢？在“重证据”、“无罪推论”的西方法制国家，拿不出真凭实据，你又其奈他何！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吴小姐无疑是一位职业特务，她从培养特务的“政法大学”或“对外关系学院”毕业后，听党的话，派到美国献身张宏宝，执行长期监控任务。她的如意算盘是：鬼混几年任务完成后回国，领取一大笔奖金，再嫁个如意郎君，安享幸福生活……如果事前知道不是“配嫁”而是“陪葬”，她会那么听话吗？
据另一幅“车祸图”称，吴小姐是一位“英雄”、“烈士”，是“人肉炸弹”，主动开车迎上去，用“牺牲自己”换取张宏宝的死亡，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个说法，不符合汉民族的心理特征，不符合“80代”青年的“生死观”，中华传统文化中没有舍身“圣战”概念，像阿拉伯民族那样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大陆汉人，实在太少了。
陪葬的吴小姐给所有的华人上了一堂活生生、血淋淋的“当特务最终归宿”的政治课：当克格勃头目认为有“必要”时，不在乎牺牲任何一位美女特务或俊男特务，只要能达到目的。当然，克格勃头目私下也会怜香惜玉，事后大笔一挥，慷公家之慨，批给吴小姐父母一大笔抚恤金。即使抚恤堆成一座银山、金山，能弥补香销玉陨、失去爱女的悲痛吗？
悲剧的教训是：要站到民运队伍中来，就要用“理想”、“事业”压倒欲望，就要品行端正，不能贪财好色，否则容易中奸计。张宏宝虽然处处设防，却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一位女色，真真令人扼腕叹息！
（ 4 ） 胡锦涛大学的同班同学张孟业之死
在泰国政治避难的法轮功学员、胡锦涛大学的同班同学、广州电力学院退休教师张孟业，2006年9月1日早晨5点多钟，从泰国首都曼谷“佬客隆难民营”出来，去附近公园修炼法轮功，横过一条马路时，被一辆货车撞倒，送进一家私人医院，第三天不明不白地离奇去世。
据与张孟业一同去公园炼功的法轮功同修范海琴介绍：9月1日是星期五，他们炼功后还要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她和张老师拿着横幅，横过一条20多米宽、中间有绿化带的大马路。当时天还很黑，马路上没人也没车。他们横过一段马路，来到绿化带，看看没车，便继续横过第二段马路。范海琴走在前面，张老师走在后面，相差也就几步。
范海琴过了马路，刚踏上人行道，就听到很大的汽车刹车声。回头找老张，发现一辆汽车停在马路上，没有开车灯。地上躺着一个人，她跑过去，看见老张全身都是血，赶紧叫司机送人上医院。司机是个50多岁的泰国人，开的是辆旧货车。附近有几家医院，还有公立医院，但司机把他们送到了一家私人医院。
范海琴马上打电话到难民营，通知了法轮功功友。
司机说他刚从十字路口红绿灯起步，没有看见人。事后范海琴测量了一下，出事地点距离红绿灯190米。范海琴的结论是，司机开车太快。
张孟业的妻子罗慕栾原在广州某医院工作，也是法轮功学员，出事后半小时就赶到了医院。医生见到她，第一句话就说：“你放心，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两只小腿骨折了。”
她见到老张时，老张头脑很清醒，只是胸部和脚部很痛。下午2时至3时多，医院给老张做了手术，切除部分脾脏，抽出淤血。头部拍片后，医生说：“头部没问题，只是头皮出了点血。”
第二天，许多法轮功学员都去看望了张老师，他的脸色和精神都不错。由于医院有护士24小时值班，不允许家属彻夜陪侍，罗慕栾晚上就回家去了。
第三天（9月3日）上午10点多钟 ，罗慕栾到医院看到老张时，大吃一惊。老张呼吸急促，口不能言，处于昏迷状态。她赶紧找医生，但无法找到前两天治疗老张的那个大夫，不知那个医生为什么躲着她；后来她找医院要治疗记录（病历），一直没有得到。
随后老张被送进抢救室，但罗慕栾不能进去，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罗慕栾打电话找来一位懂泰语的法轮功学员。上午11时，这位学员见护士值班室坐着一位男士，便上前与他搭话。那人说，送进抢救室的先生肾脏不行了，血压下降，给他吃了两颗药，如果血压升不上来，就挨不过今晚8点钟。
罗慕栾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晕了。后来才知道，那男士是专程来收尸的，因为泰国法律规定，私人医院不许停留尸体，要将尸体转移至公立医院。9月3日泰国时间晚上7点零5分（北京时间晚上8点零5分），老张走了……
在9月1日出事前一周左右，也就是《张孟业谈胡锦涛和刘永清的大学往事》的文章8月23日发表后不久，张孟业被三个“戴墨镜的男子”紧紧跟踪了一天，最后突然跳上出租车才摔脱特务安全回家。老张曾告诉当地法轮功协调人，怀疑身边的熟人中，有混进来的中共特务。此前他们在广州家里被监控跟踪一年多。出事前，联合国难民署通知，安置张孟业夫妇去美国……
张孟业走得如此突然，疑点很多：肇事车辆是怎么回事？医院的治疗过程是怎么回事？为何“病情”突然恶化？第二天晚上老张的妻子离开医院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孟业之死，是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将他暗杀，谁受益？谁受害？是寻找策划暗杀黑手的重要依据。张孟业对胡锦涛印象不坏，只是凭空呐喊几声，劝老同学快退党……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这样的喊话，听都听不见。如果据此认定是胡锦涛下令暗杀张孟业，在道理上说不过去；更何况胡锦涛还将“建立和谐社会”定为国策。显而易见，胡锦涛不会下令暗杀张孟业。
那么，是谁策划暗杀张孟业呢？就是不喜欢、不甘心胡锦涛占据高位的政治对手。好，姓胡的，你小子高扬“和谐社会”，不露痕迹地否定“阶级斗争”，给你点颜色看看！于是，张孟业就不幸成为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据坊间分析，暗杀张孟业是“挤兑”胡锦涛，使胡锦涛难堪、“在政治上失分”的一种行动。
让张孟业获悉有特务卧底法轮功，去世前几天对他进行跟踪，既是一种“威胁、恐吓”的心理战，又摸清了张孟业的生活规律。法轮功学员非常勤奋，基本上都是每天凌晨5时起床炼功，多数时候天还没有亮。居住较近的学员，往往喜欢相约去公园炼功。一来是公园空气新鲜，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公园“气场好”，在强大的 “能量场”中炼功效果更佳。于是，特务选定在天还没亮的凌晨，趁张孟业去公园横过马路时下手……
9月1日凌晨，一个行动小分队早已埋伏在张孟业的必经之道，至少五、六条汉子，每个人的手机都挎在腰间，不进行对话，以震动作为行动信号，张孟业走到了什么地方，杀手们都心中有数。收买的货运旧汽车早已埋伏在十多米远的地方，关闭车灯，但发动机在悄悄运行，随时可以启动，高速冲出……泰国50多岁的司机坐在一旁，由心狠手辣、视力特好、训练有素的杀手掌控方向盘。别看是台旧汽车，经过精心选择，发动机响声特别小……张孟业的外衣已经偷偷喷上了某种特殊荧光粉，戴上特殊眼镜，在黑暗中看到闪闪发光，一清二楚，绝对不会撞错人……
“轰”的一声巨响，张孟业被撞倒，汽车一个紧急刹车，杀手下车溜走，换上泰国老司机……小分队的杀手们集合于约定的某茶馆，喜笑颜开地喝早茶、分红包去了。
法轮功学员讲“真善忍”，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范海琴听泰国司机说，从190米远的红绿灯起步，便信以为真，认为他开车太快。真的从190米远的地方从零速度起步，加速……要15—20秒才能达到出事地点。黑咕隆咚，不开车灯，一个50来岁的老司机，老眼昏花，别人的死活可以不管，自己的性命还要不要？而横过一段10多米宽的马路，顶多4、5秒钟，张孟业早已过去，怎么撞得着呢？显然，这泰国老司机按照收买他的特务布置，说了谎话。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操作方向盘的杀手撞人后紧急刹车时出现了小小误差，快了百分之几秒，撞击力度还不够大，没有当场把张孟业撞死……送到某私人医院是事先约定的。于是，一切都按照他们的策划的补救措施进行，通过“医疗”手段，第三天将张孟业老先生送上了西天……
这里的经验教训是，“车祸”处理不当。
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车祸发生后，命令司机把车灯打开，保护现场；语言不通可以打手势，拍拍车灯示意；察看伤势时，不要见血就慌乱，如果有较大动脉血管破裂（有一股鲜血喷射出来），赶紧急救，将衬衣撕成布条，将伤口的近心脏端扎紧；车灯打开后，对面车道路过的车辆看到出了事，便可能停下来；本车道后面来的车辆，必然会停下来；还有行人，还有去公园炼功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必定有人有手机，会泰国语或英语，必定会协助报警；在警察到来之前，应迅速记录肇事汽车的牌照号码、车型、车祸发生时间、地点，力争扣留司机执照；交通警察来到后，由警方送伤者上医院……这样，特务便难以插手收买医院和医生，受伤者的存活几率大大提高。——千万不能让司机破坏肇事现场，不能让肇事车辆送伤者去医院，那样的医院，特别是私人医院，必定是特务的“关系户”。
这桩车祸没有在现场报案，不知事后是否补报？有心人不妨去查一查曼谷2006年9月1日的车祸记录。我推测，要么没有补报，要么补报时根据泰国司机的一面之词，将车祸责任一股脑推在行人身上。
此外，近十年来，传闻被暗杀的还有金无怠、俞强生两人。
1985年，中国国家安全部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俞强生（现中共政治局委员俞振声的哥哥）投诚美国后，举报了卧底美国40余年的大间谍金无怠。金无怠是40年代末由周恩来直接派遣的，后来步步高升，官至美国东亚政策室主任。1952—1985向中共提供情报30多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每天的谈话、会见的客人、阅读的文件书籍等整个一天的活动情况，第二天早上就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金无怠提供了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底线，使基辛格在谈判中处境被动，多次让步。金无怠是有史以来，使美国遭受损失最大的间谍，直至他退休，还没有发现其间谍身份。金无怠被捕后，自恃为中共卖命劳苦功高，希望通过政治交换，回到祖国安享晚年。但中共矢口否认这位大间谍，假外交部发言人之口说：“我们不认识这个人，中国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间谍……”不但不伸出援手，还绝灭人性地在美国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将其暗杀灭口，并伪造了“塑料袋蒙头、用球鞋带扎紧自杀”的假象。金妻周谨予于1988年出版了《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一书，对“自杀说”提出多项质疑。
对于受美国政府严密保护的俞强生，中共克格勃则放出“两年后在南美海中游泳时，派蛙人将其拖沉水底溺毙”的传言。中共克格勃从来不承认暗杀行为，突然让这个说法在网络上满天飞，实际是无法找到俞强生，为了警告后来企图叛变者制造的谣言，美国人和俞强生本人当然不会出面辟谣。也许，俞强生早已改头换面，隐姓埋名，在某个山清水秀、僻静的乡村安享晚年，撰写脱离专制政权投奔自由的心路历程。一直要到他自然寿命终结的那一天，媒体刊登讣告，同时发行他的传奇回忆录，真相才会大白……
对比这两个大间谍的不同结局，人们可以看到共产统治就像“绞肉机”那样残酷，不管金无怠为党作出多么大的贡献，在时局需要借用其人头时，就“没商量”地借用了。勇敢地脱离专制集团的控制、投诚后立下功劳者，反而会得到民主国家的人道待遇。这些故事说来话长，此处就不赘述了。
（ 5 ） 建议来一次“死亡、失踪、病故民主人士大盘点”
1978年9月7日，叛逃到英国的原保加利亚间谍乔治·马可夫，在泰晤士河边一个车站等候巴士时，被一名操外地口音的男子用伞尖戳他的大腿，他痛得大叫，这名男子连忙向他道歉后离开。不久，被刺中的部位形成一粒红疹。乔治·马可夫当晚发高烧，送到医院三天后死亡。解剖发现体内有一粒针头大、由90%的铂和 10%的铱组成的合金小球，直径1·52毫米，内有两个0·35毫米的小孔，孔中发现微量蓖麻毒素……这就是著名的“雨伞谋杀”案件。当时全世界对保加利亚共产党齐声谴责，弄得极权政府灰头土脸。这个案件使特务们认识到：毒死一个人易如反掌，“既要将其毒死而又不留下毒杀痕迹”，比较困难。
1984年9月15日，台湾情治系统收买黑社会“竹联邦”大佬陈启礼等人，在美国暗杀了《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引起轩然大波，使台美关系降至冰点。暗杀江南案的曝光，给试图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为所欲为的独裁政权的派遣间谍敲响了警钟：不能在民主国家随便杀人，如果要一定要干掉某人，千万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不能让人抓住把柄。
2006年11月23日，叛逃到英国的前俄罗斯间谍利特维年科（43岁），被同为俄罗斯间谍的“朋友”用钋210（钋，音pō，放射性元素，这次使用的剂量价值超过1000万美圆）毒死。在钋210携带、毒杀的所经之处，如飞机、宾馆、餐厅和医院里，都留下放射性污染的痕迹，数以万计的人受到轻微辐射。这一案件使英、俄关系极为紧张……间谍部门得到的教训是：放射性毒剂会留下痕迹，最好不要使用。
……
吸取了上述间谍史上“暗杀成功，丧失声誉”的教训，专制集团派往国外执行“斩首行动”的特务，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多样化了。上级不允许他们在暗杀对象身上留下枪眼、刀伤和毒杀痕迹。当“制造车祸”、“绑架后人间蒸发”、“打死不留破案线索”、“制造医疗事故无法查出”等几招无效或无法做到之后，首选的方法是在“人体薄弱环节——心脏”上做文章。心脏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诱发“心源性卒死”、“心肌梗塞”等心脏病，或者将对象弄死后制造“心肌梗塞”假象，就可以开脱杀手及其后台老板的罪行。
“心源性卒死”是一种“来无影，去无踪，死得快”的多发性疾病，“心血管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即使是青年人、平时看去身体蛮健康的人、甚至体坛明星（如美国女排主攻手黑人运动员海曼、中国男篮运动员韩朋山等），一不小心便可能一命呜呼。这种疾病受外界和内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气候骤然变化，过热过冷，暴饮暴食，食物饮料的刺激，突然受到惊吓或精神受到打击，运动过度，劳累过度，房事过度，激动过度，药物诱发，“非致命空间武器”的袭击……都可能造成“心源性卒死”。死于这种疾病或“死后医生认为是死于这种疾病”，归咎于“本人身体问题”，与政治对手毫无关系。如果丧属不提出特殊要求，送到医院的尸体不会进行“比较解剖”（对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分析比较，判断是否死于这种疾病）和微量元素分析，因此，很难查明死因。——这不，刚刚传来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二噁英中毒毁容案”的关键证人舒利加（51岁）2008年3月26日被政敌制造“心衰竭”死亡。
其次是在食品和饮水中投毒，如投放硫酸铊诱发老年痴呆（见拙作“系列之七”《谈谈“诱发老年痴呆”及“铊中毒”》）。有些毒物，在食物中本来就存在，如 “黄曲霉素”、“亚硝酸盐”、“二噁英”……当需要“诱发锁定对象的癌症”时，指使“卧底”或买通这人“信得过的朋友”，暗地里在他的食品中投放这些毒物（或老百姓不清楚的其它化学毒物），不久，这人便得癌症或其它绝症死亡，无法怪罪政敌。例如，2007年法轮功骨干学员封莉莉（医学博士）、李国栋患癌症死亡。网络舆论指出：从政治对手讥讽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可以看出，对方对他俩“患病过程”一清二楚，因此不能排除“投毒诱发癌症”的可能。
在采用上述手段的同时，中共特务还采用跟踪、“故意亮相”等手段，造成极端恐怖气氛，使你日夜不安，高度紧张而精神失常，逼迫你变成“疯子”自戕或自杀。
2003年初，年轻特务Gf Pan和他的女友C小姐住进我家，但我老呆在自己房里，不出门，他们无法施展多种迫害。一天下午，我在房间里使用电脑时，房门锁的手柄“卡嚓”一响，我急忙开门查看，见C小姐披着大衣，大摇大摆、头也不回地往楼下走……这是两人入住后第一次“遭遇战”，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他们来了！”——此前，我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特务——C小姐故意碰响手柄，是一种心理战，恐惧一下子笼罩在我的心头，惊慌得坐卧不宁，举止失措，竟跑到朋友家去避难……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屡屡发现身后有“尾巴”，紧张得精神几乎崩溃。走到圣劳伦斯河旁，看见清清的江水，就想往下跳多清凉快活；走到高楼上，眼睛老瞅着玻璃窗，看哪一扇窗子打开，就可以实现“自由落”的飘飘然……
特务还会使用“借刀杀人”手段。2003年4月，我申请政治避难后，移民局两次来信约见，信件被“有心人”盗走了。移民局见我两次爽约（他们要花一小时 40$聘请翻译，每次至少要付给译员3个小时的翻译费），“认为此人已经藏匿，准备下通缉令抓捕后递解出境……”幸亏遇到机会在信誉卓著的朋友的解释和担保下，才化解移民官的误会。我没有收到信件，茫然不知没有去移民局赴约的严重后果，特务借助加拿大政府之力将我“递解出境”，届时他们张网以待，翁中捉鳖。
对于无法在食品和饮水中投毒的对象，特务就在空气中投毒，日积月累，害你“生病”。
2003年初我发现自己“铊中毒”后，严格控制了食品和饮水，特务无法在“进口物资”中下手。不久，就发生连续几个晚上喉头痒、咳嗽，甚至咯血和鼻子出血等毛病。我的呼吸系统非常健康，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类毛病，估计是特务趁我外出后，套开房门锁，在房中搞了鬼。于是，醒悟后的第二天回家，进房后细心体察，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终于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说不出味道的气味，心知有异，马上打开窗子通风，用电风扇吹一阵，当晚就不咳嗽，不流鼻血了。以后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风，从此再没有咳过一声嗽。由此证明，确实有人在卧室中喷洒了某种弥漫到空气中的毒剂。
2006年秋天，我住在唐人街一家书店的楼上（最高一层），有一向突然感觉胸闷气胀，很不舒服，却找不出原因。某次大便，坐在马桶上，突然发现面前的卷筒手纸被风吹得向屋里面飘拂。这“风”好生奇怪，不间断地吹，不像自然风，吹一阵，停一阵。马上进行检查，发现卫生间窗子外的屋檐下，从隔热层的百叶窗射出一股气流，连续不断地向室内倒灌，真是太奇怪，太不正常了！我别无它法，只好把卫生间的窗子关闭，不让这股风吹进来。很快，就不感觉胸闷气胀了。——如果没有人爬进隔热层捣鬼，怎么会发生这种怪现象呢？
2007年8月，我住在住7840 Mountain Sigh #9，特务派越（南）侨“谢师傅”入住贴隔壁，每晚从墙缝里投放毒气，使我头晕头痛，胸闷气胀，口中苦涩吐白沫，手脚发麻，精神萎靡……（见“系列之五” 《被驱不异犬与鸡》第4节“第二次搬家，躲避毒气”）。
现在，我住在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楼下，这是一栋老旧的木结构楼房。搬来不久后发现，如果楼上法轮功学员尚未回家，我提早关门就寝，就有人套开楼房门锁，进去后从楼板缝隙里往下面投毒。好几次，听到楼板上轻微的脚步声。这种挥发性毒剂相当厉害，睡一觉醒来后头晕头痛如炸，胸闷气胀，口中苦涩吐白沫，手脚发麻，肌肉痉挛……得赶快起床开窗通风。摸索到规律后，我改变就寝时间，楼上法轮功学员没回家之前，不关门，坐着炼气功，如果听到楼板上的脚步声立即上去抓捕……才消除了投毒气的现象。
特务费尽心机在空气中投毒戕害我，见缝插针，方法离奇，匪夷所思。这些方法既可以用来毒害我，当然也可能用来毒害其他民主人士，所以不惜篇幅，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还有“非致命空间武器”（拟另撰专文详述），利用电、声、光，隔一段距离，隔墙或隔楼层，向锁定对象的身体发射某种有害波，使之头痛头晕、手脚发麻，肌肉震颤，腹痛腹泻，精神委靡，产生恐惧……这种武器虽然被命名为“非致命”，但长期受袭，最终诱发其它疾病或癌症，仍然会致命。从2003年起，我就受到这种伤害，至今仍然时不时感觉受到袭击（见“系列之二”《炼功点楼上的猫腻》第8节“发射电磁波戕害笔者”）。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女作家张慧敏也曾受到电磁波的袭击，她写了《战争改变了脸孔，我们应该如何准备战斗》一文，2005年6月21日刊载于《观察》网络（http://*/info/artshow.asp?ID=35534）。
海外异议人士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虽然知道中共血腥的双手罪恶累累，但以为自己身处“自由世界”，对中共克格勃在海外实施的邪恶手段估计不足，甚至不太相信。要知道，你虽然身处“自由世界”，但有钱能使鬼推磨，环视周围，无处不是中共的“势力范围”，各种亲共分子，常常发出拥共的声音；许多华人媒体，经常转载新华社的文章。今年首季“西藏问题”爆发后，4月中旬蒙特利尔有人出钱出力，包租车辆、提供餐饮，组织数百人去渥太华国会山庄，会同其它几个城市的 “爱国愤青”“示威”，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文革式的红海洋”，“抗议”西方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偏见”和西方主流传媒对西藏问题的报道。这是中共在华人社区加强渗透和影响，势力不断扩大的明证。
中共特务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特务都“聪明”，他们“既要当婊子，又要起牌坊”，既要把锁定的对象搞死，又严格要求不留下破案线索。暗杀一个江南，就把台湾当权者搞得焦头烂额。中共特务连续暗杀了上述四位先贤，其中三位就是在“山姆大叔”鼻子底下干的，啥事都没有。——高明的暗杀手段史无前例，“天衣无缝”。
除上述四位先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不太著名的民主人士或中共仇视的异议分子被暗杀、无缘无故失踪或突然“病故”，由于知名度不高、媒体没有报道或报道不力，广大受众还不知道。我通过“未来中国论坛”、“中国人权论坛”和“博讯论坛”等网络大声呼吁：请所有知情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建议来一次“死亡、失踪、病故民主人士大盘点”，看看在这段“共和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海外和国内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 6 ） 寻觅住房险遭暗杀
2003年1月28日，因特务迫害、骚扰产生的恐惧，我惊慌失措，从家里逃出来。当晚，几位法轮功学员安排我在C先生家过夜。C先生也是“大法弟子”，小型房地产商，见我惊魂未定，安慰说：“你住到我家来，就不用害怕了，没人敢害你。”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听到这样亲切的抚慰，我的感激无法用言辞表达。
后来聊天，C先生告诉我，他是学地质的，老家广西，在长沙读大学，是陈国达教授创办的“大地研究所”的研究生。
陈国达，了不得！我老家长沙的一流科技名人。他是50年代唯一一位没有留过洋的“学部委员”（即后来的科学院院士）。他创建的“地台、地洼学说”，可以找矿，可以预测地震……声誉远播全球。我听了不但感到格外亲切，还肃然起敬。
但后来事实证明，C先生可能是一位打入法轮功的共特或线人。我在他家住宿了四夜，一次淋浴时，一杯开水放在房中，因为信任C先生，出浴室后未加思索便喝了两口；猛然想起，这杯水离开过视线，还是不喝为好，便倒掉了。虽然只喝两口，当晚就感到口舌、手脚严重发麻，状如铊中毒……而此前此后好些日子，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这杯开水中可能投放了硫酸铊，是谁干的呢？家里只有三人：我、C先生和他的早已入睡的8岁女儿（当时他太太尚未回家）。
我虽然对C先生有点怀疑，但不敢说。人家“大法弟子”好心收留你，不感恩戴德，还怀疑别人，这叫“人”吗？以后小心点就是了。——我甚至暗暗自责，不应该怀疑他。
四天后找到较近的住处，就没有去C先生家过夜了。
但过了几个月，我仍然四处漂泊，居无定所。
回忆2002年，我来加拿大后住在女儿家，为减轻女儿、女婿的负担，主动帮他们操持家务，做饭搞卫生，照看两个小外孙……特务虽然发现我写揭露“土改”真相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却没有在全家人的食品中投毒……一家人和和睦睦，生活愉快。女儿、女婿一口流畅的英语，如果发现情况异常，可随时致电 911，特务不敢轻举妄动；我则在家人的“外语保护伞”下获得了安宁。后来，女儿女婿入籍宣誓后回深圳发展，我只能到处流浪……我非常留恋那一段美好时光，希望尽最大努力融入一个需要我的帮助、又愿意接纳我的华人家庭。
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许多大法弟子。
当时我正在朋友们的劝告下，努力学炼法轮功（后来因与我1958年学炼的气功相抵触，没学好）。2003年11月19日（星期五），蒙城大法弟子在 Concordia大学炼功学法，我也跟着学炼。21时多，学法快结束，学员就要相互交流情况了……屡屡在这个时候，姗姗来迟的C先生出现了。他进门后与我点头打招呼，坐到我身旁，亲切地小声问道：“怎么样？住房问题解决没有？”
我如实以告“没有。”
他说：“这样吧，我最近会搬住圣劳伦斯河边一套有五间卧室的房子，你干脆搬来与我住在一起，现在就可以住进去。”
我闻言心中暗喜，便问：“房租多少钱一月？”
平时极其精明的商人，这次却表现得格外慷慨大方：“谈什么钱，来住就是。你帮我看家，接送孩子上学，互相帮助嘛。”
接着，他把手机号和地址（88 Lafleur）写给我，约定星期天去看房子。我感激莫名，对住在他家喝了两口“问题水”的事，早已忘却了。
9月14日星期天下午，我打电话给C先生，他叫我6时半到88号，我准点到达。
那栋三层小楼坐落在Lafleur这条僻静的小马路旁，88号是一楼；89号二楼、90号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坐着几个白人老头、老太乘凉。
我推开房屋前小花园的篱笆门，走上三级台阶摁门铃，听到里面铃声急促地响着，但没有人应答。台阶上两只花猫不畏生人，咪咪地叫着，不断缠我的裤管，很可爱。我一边摁门铃，一边逗花猫玩，大约有5分钟。心想，C先生是生意人，很忙，遇到急事没来，我到小马路对面坐下来等吧。
我便走到对面，用纸擦干净一块石头，打算坐下来……
奇怪的是，我刚转身，便看见88号的双页大门洞开。——好奇怪，刚才摁那么久的门铃，无人应答，怎么刚一转背，大门就悄无声息的洞开了呢？难道C先生已在里面？
我横过小马路，迈上台阶，对着屋里连声大叫：“C先生，C先生……”
空空的房子里没人应答。我又急促地摁门铃（这在平时是不礼貌的），仍然无人理睬。
这套有五间卧室的住宅，大门后的通道很长，左边两间房门紧闭，右边三间房门开着，进门的地毯上摆着两双拖鞋……
这时，我有点怀疑了：如果C先生已到，第一次摁门铃，应该出来接待我；如果C先生没来，怎么大门又会突然洞开呢？……像我这样极没礼貌地大喊大叫，连续乱摁门铃，还不见人出来……我，不能贸然闯进去。
大约摁了5分钟门铃，见无人应答，我便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一边抚摩花猫，一边等着。一刻钟后，我突然悟到：北美人的私家花园是不能随便闯入的，否则，开枪打死了，房主不负刑事责任……我立即起身，横过小马路……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我转身打算坐下，屁股尚未挨上石头，却看见C先生活灵活现地双手捧着一个小纸盒，目不斜视、装模作样地从屋里走出来，将纸盒放到小花园的一堆垃圾上……
我赶忙起身打招呼：“C先生，你先来了，叫你，怎么不出来？”
我三步并作两步，迅速横过小马路，抢先迈上台阶。
“我在后面清理东西……”C先生神情极不自然、面色尴尬地回答。
一连串怪现象使我提高了警惕，便横着身子，把他堵在台阶上说话。
“进去看看吧，五间住房，随你挑一间。”C先生镇静下来，貌似慷慨地说。
“哪有那样的道理？你们一家住好后，剩下一间给我就是。”我对他言不由衷、主次颠倒的说法，非常反感。
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位五大三粗的华人壮汉，眯着小眼睛，满脸横肉，透露出肃煞之气。
“这是我的朋友单先生，帮我搞装修的。”C先生介绍道。
“进去看看嘛，C老板说，五间卧室任你挑。”单先生在一旁帮腔。
这时，我已决定不进屋了，便说：“C先生，你什么时候搬过来，等你住进后，我再搬来。房子这么好，不用看了。”
“我很忙，这几天抽不出时间搬家。你先进来看看。”C先生一边说，一边扒开我，往屋里走。
我勉强挪了挪步子，眼睛却瞅着门外的单先生。
“这间不错，对外有窗子，你可以住。”C先生背对着我，指着右边第一间说。
“这间没窗子，黑黑的，我喜欢安静，准备住这间。”C先生指着右边第二间说。——一位具有硕士高学历的房地产商愿意住不通风的黑房子，闻所未闻，简直太虚假了。
我侧着身子挪动两小步，眼睛不离开单先生，担心他突然关大门。
C先生继续往里走。
“这是餐厅，后面这间最好……”C先生走进去后，听到他继续诱导的声音，“你看，对着花园，窗子又大又亮堂。”。
“不用看了，不用看了。”我停住脚步，目光始终不离开单先生。
单先生见我不往里走，老瞅着他，便从大门外进来，擦身而过时一边劝说：“进去看看嘛，进去看看嘛！”
我绝不给他们面子，急忙退到大门外，高声对里面说：“不用看了，C先生，你什么时候搬来，我再来吧。”
C先生和单先生无奈，只好出来，再次走到大门外。
“先给你一套钥匙吧。”C先生不待我回答，转身到后面去“拿钥匙 ”。
一会儿出来，尴尬地说：“钥匙不齐，下次再给你吧。”——就是给我，也不会要啊。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连忙告辞，逃出小花园。疾走三、四十步，回头看88号小楼，在如烟如雾的暮霭笼罩中晃晃悠悠。我的心蹦蹦地跳着，竟惊出一身冷汗！
我为什么认定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暗杀呢？
首先，C先生是个锱铢必较的精明商人，从来没有“慷慨”过。我在他家住了四晚，说好10$一晚，预付120$。事后他对法轮功同修说，要退80$给陈老先生，但见了面，从来不提及退款，昧着良心贪了。法轮功学员讲“真善忍”，他口是心非，哪里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我住他家时喝了两口“问题水”，如果不出现引诱我进深宅大院的事，会逐渐淡忘.但也可以说，搭帮喝了那两口水，心存疑惑，对他的信任有所降低，这次来看房子，情况不正常，马上联想到“问题水”，警惕性立即上升，从而避免了进入深宅。——喝那两口“问题水”，是小命不该绝，神的安排啊！
Lafleur街88号圣劳伦斯河边，干掉后尸体便于处理，不留痕迹。
几个月后，我在Concordia大学，听到一位华人学生指名道姓气忿地骂C先生：“我给他打工，讲好的工钱他不给，我不敢问他要，这人心狠手辣，得罪他，说不定会把你干掉！”……
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时期，每周五晚上在Concordia大学例行炼功学法，C先生从来不参加前一段时间的炼功，多数时候是学法快结束，后一段时间才来。每次学法完毕，学员门都要交流情况，安排下周活动内容，C先生是不是派来打探这些实质性内容的呢？
C先生不是职业杀手，毕竟读过《转法轮》这本书，深知杀生有罪，何况这次是杀人！临战前的恐惧、紧张，或者是怕看血腥的杀人场面，使他从后门逃到后花园的远处去了。这也许就是我第一次久摁门铃，没人出来接待的原因。
大门悄悄洞开后，我提高了警惕，仍然不肯进去。特务无奈，只好打（手机）电话把C先生叫回来，强制他亮相做“诱饵”。这就是我见他捧着小纸盒走出来，面色尴尬，神情极不自然，言不由衷的原因……
只要我跨入后面那间房，一名埋伏的特务就会悄悄从身后喷射一股麻醉剂，或者抠动一支无声手枪，我便轰然倒地；与此同时，前面左边第一间房里埋伏的特务，就会迅速跳出来关大门……即使楼上那几位乘凉的白人老头老太听到异常响动，但大门已紧闭，他们想管都管不着了。——在西方国家，住宅是私人领地，神圣不可侵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警察未经允许，没有执法手续，私闯民宅犯法。
如果特务的阴谋得逞，当天深夜，一只装了尸体、铁块和石头的大型塑料编织袋，扔进圣劳伦斯河，“陈沅森”这个人便“人间蒸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至今想起来，都后怕得不寒而栗。
9月14日险遭暗杀之后，几次遇到C先生，我总是问他“搬家没有？”，而他总是支支吾吾回答“忙，暂时未搬”，绝口不提88号发生的事。实际上，我料定他永远不会搬住Lafleur街88号。9月初开学后，他女儿已就近入学，要搬家，会趁暑假期间搬好，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绝对不会在开学之后的月中旬再搬家。
（ 7 ） 林先生，你究竟意欲何为？
大约是2004年，我在联邦大楼下象棋时，与一位湖南老乡林先生交过几回手。林先生常出怪招，棋艺比我略高一筹。他自诉是“衡山人”，曾说“有个叫‘大林 ’的长沙人，也喜欢写文章，现在做生意很忙，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但一直没找到机会……认识后不久，便再也不见林先生的踪影了。
一年多后，蒙特利尔侨界选举“华人联合总会”的领导班子，有拉票的朋友找我去投票。其实，我并不了解蒙城侨社的情况，不想去，但碍于面子，只好去投他们那个班子一票。
在华人大楼前面排队投票时，好久不见的林先生来了，在我身后排队，他也是被朋友拉来投票的。点头打招呼时，林先生夸奖道：
“你还蛮不错嘛！”
这句话外人听不懂，但我心中有数，是指我写了揭露“土改”真相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
我故意装迷糊，说：“什么不错？”
“非常精彩，深刻。”林先生继续说着外人不懂的话。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因为一年多前，下象棋时，他从来没有提过我的作品。
问话突然，我见他愣了一下，然后底气不足地小声回答：“大林告诉我的。”
就这样，恢复联系后，又下过几盘棋，各有胜负，来往渐渐多了。
这次见面，林先生显得格外亲切，意气相投，言语中透露愿意与我深交的意思。而突然间，我们见面机会也增加了。隔三差五，总能不期而然地在这里，或在那里“碰见”他。这时，我已添置手机，他主动将住宅电话告诉我，我也把手机号码告诉他，相互联系更方便了。
我来加拿大后，本来就朋友稀缺，加上不懂外语，在一片呜里哇啦声中，常常形单影只，举目无亲，内心渴望友谊，希望得到帮助。林先生来加已十多年，算是“老侨”，主动接近我，当然求之不得。就这样，日亲日近，常常在一起对弈、聊天，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
林先生说：“你写土改，为地主平了反，做了一件好事。”
林先生说：“我的外公是地主，土改时被斗得五痨七伤。”
林先生说：“你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贡献，”
林先生说：“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进行保护。”
……
这些甜言蜜语，多么悦耳啊，我听了十分受用，感觉在异国他乡，遇见了一个难得的“知音”。
但是，林先生有一句话，使我感觉不对味。他说：“我就不怕共产党，他们要是把我惹火了，老实说，我对他们也不客气！”
可以说，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人不怕共产党。而经验证明，真正的民主人士是只做不说，常将“不怕共产党”挂在嘴边的人，反而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疑问号。
那时，香港出版的《佛怀煽仇录》邮寄来了，我特地签名赠送了一本给林先生。他读后，将发现的一些印刷错误写给我，态度如此认真，我很感谢。
一天，林先生邀请我到他家去“玩一玩”，我未加思索，便一口应承了。事后一想，不妥！虽然林先生向朋友敞开家门，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毕竟萍水相逢，我对他了解不深，他是不是中共特务布置的一颗“闲棋冷子”呢？中共特务始祖周恩来善用奇兵，常常布置一些“闲棋冷子”，多少年闲置不用，到时候启用，屡建奇功。例如前面说过的金无怠……但是，一诺值千金，我既然答应了，就不能失信，只能履行诺言。
我采取了补救措施，在去他家之前，将林先生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纸写笔载，交给一位可靠的好朋友；并将我与林先生认识、交往的过程详细告诉他。出发之前，我用手机打电话给这位好朋友，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出发了，如果下午2时之前没有再次打电话给他，就证明“出事了”……我的手机早已被监控，如果这次约会是“鸿门宴”，肯定被那张纸条和这个电话破解了。
到林先生家，果然是深宅，只有他一人在家。他拿出一些简单的菜肴，倒两杯酒，两人一边吃，一边聊……我注意到，他用了两种不同颜色的小酒杯，难道家里没有两只形状、颜色一模一样的酒杯？更有趣的是，摆在我面前的这只杯子酒斟得满满的，摆在他面前的那只杯子酒还没有斟满……我未加思索，把两杯酒调换了……我发现，林先生侧着身子，注意了我调换酒杯的动作，马上意识到“中了圈套”，不应该调换。我判断，两杯酒都没毒，但林先生为什么要对“朋友”设套呢？可见这个朋友在他心目是还没有加上“好”字。祝酒时，我声明滴酒不沾，只端杯，放到嘴边做做样子。当他的酒杯空出时，乘机将酒全部倾倒在他的杯子里。我没有吃饭，只稍稍动了动筷子，夹了几箸菜……
仔细观察林先生的表情、动作、言语……事后在纸上记录了八条可疑细节。从进门到出门，整个过程不像真朋友那样坦然，融洽。可惜这次写文章，怎么也找不到那页记录了。经过分析、判断，我认为林先生对我的“友谊”十分勉强，虚假成分太多。如果没有采取“补救措施”，结果可能和刘凯申博士差不多。
果然，这次“家宴”后不久，林先生又“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踪影（他是不是从这个城市调到那个城市的一个“职业诱饵”？）。后来打了几次电话，听筒里屡屡传来法语录音，好象是“你拨打的是空号”之类的解说词。“人生得一知己斯一足矣”，真正意气相投，有共同语言的好朋友，是不会轻易抛之脑后的，即使因故离开蒙特利尔，也可以在电话中道别啊。——由此可见，林先生并没有与我建立“真正友情”的打算。
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个世界很小，林先生准备介绍给我的那位“长沙人大林”，后来有机会认识了。当我提出林先生知道我的故事，是“大林告诉他的”时，大林立即否认说：“在这个问题上，林先生撒了谎，相反，是他告诉我你的作品，我才知道你这个人的。”——林先生为什么要撒谎呢？此中有深意啊！
在某次谈话中，林先生自诉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的，我听了，暗地里吃一惊！那是个军事院校，考大学录取在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之前，家庭“出身好”的还要查三代，清一色根正苗红的接班人。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难道会不听党的话吗？
林先生，你热情地邀请我去你家，究竟意欲何为？
（ 8 ） 发出“SOS国际求救信号”
有朋友会说：“你总是疑神疑鬼，人家好意请你到家里吃饭，也怀疑是‘暗杀’，证据不足嘛。”
我也深深感到，确实“证据不足”。中共特务不干“证据足”的事，你到哪里去取得“十足的证据”呢？即使陈尸大庭广众，仍然是“证据不足”。
本文前面简述的四位先贤，人都死了，还“证据不足”？——他们是死了，除刘凯申博士外，不能完全证明是害死的。如果一口咬定他们是暗杀的，那么，请你指出：凶手是谁？是谁指使的？……
前面我说他们被暗杀，是网络文章所述和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结合中共特务惯用的手段，进行推理和推测，目的是提高大家的警惕性，避免重蹈覆辙。这四条人命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不是“证据不足”，而是“没有证据”，否则，案件早已侦破了。
不光“暗杀”，“暗害”也一样。例如，有人在你住房里喷洒了挥发性毒剂，你咳嗽，咯血，鼻孔流血……报警911后，警察来了，伸手问你要证据。你说咳嗽，咯血，指着鼻子说流鼻血……警察心情好时，会发笑，“自己生病怪别人害你”，“害你的人在哪里？”；警察心情不好时，会训你一顿，责骂你“是不是有精神病！”
别看西方警察，腰里满兜子挂着手枪、电击枪、手铐、手机、电子记录板……一个个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在街头巷尾昂首阔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吓白菜的”，“冇用！”，“只能管一管治安?±?£
如果有人打了你，有头破血流那种看得见的伤痕，警察会大呼小叫，郑重其事，缉拿凶手，叫来救护车送你上医院……如果说有特务害你，他们会发笑：“特务？我们这里没看见过特务……”
民主国家的人，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洗礼，没有“你死我活”的概念。在这方面，警察、法官、律师、医生、教授、官员……几乎所有的正宗西方人，一个个单纯无邪、天真得像10岁的小男孩。如果你向他们投诉，有人对你发射电磁波，有人暗中害你……他们不但不相信，反而认为你是“受迫害狂”，患有“妄想症”，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向警察投诉，XX人可能是特务，无论你是否提供证据，警察会闻风而动，马上向上级汇报，动用国家机器对这人进行监控，一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这不光是“东西方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政权的基础不同”，中共政权是用武力抢夺来的，生怕被别人抢去。所以，中国警察听说“特务”二字，马上联想到可能是“西方反华势力派来颠覆国家政权”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得搞个一清二楚。
西方国家的警察听说那人是“特务”，无动于衷，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有人要用武力“推翻”政权，不必担心有人来侵犯国土……你要推翻现任政权，可以组党，可以公开地大张旗鼓地造舆论，公布你的政纲，到时候只要得到老百姓的多数选票，上台就是。
再者，有朋友告诉我，在加拿大“报案”后决定“立案”，首先要拨款100万$（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未经证实）。你个人遇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麻烦，而且是“华人之间争不清的争端”，要民主国家拨款100万立案进行调查，简直是天方夜谭！
中共特务吃透了西方国家的政策、搞清了西方民主政府的办事程序、弄懂了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逻辑、摸清了西方的法律和诉讼过程、对西方的民风民俗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某些事“可以为”，某些事“不可为”，分寸捏拿得很准，总的一条，就是不让证据落到你手里。因此，个人遭受一些取不到真凭实据的伤害，确实是投诉无门。
当然，他们也有失手的时候，例如，安装在我的台式显示器主板上的毒瘤，确实是个间谍元件，获悉我要报案后，就千方百计把它盗走了（见“系列之四”《显示器主板上的“毒瘤”被盗记》）。
连同本文，“陈沅森遭受中共特务迫害系列”已经写了八篇。
有人会问：“你是不是拔高自己的地位，太‘抬举’自己了！海外那么多民运人士，搞得中共焦头烂额的、对中共打击力度大的、比你重要得多的，有的是，为什么中共特务没有去暗杀、暗害他们，独独选中了你？”
这个问题既实在又尖锐，确实是这样，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理解。在争取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与上述四位先贤相比，如果他们是方面军的大将，而我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为什么会独独选中我这个小卒，必欲置之死地呢？
首先，越是名气大的人，中共特务越不敢动，一动就会造成国际影响；这些人名声远播，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一呼百应；大多数人掌握了外语，与西方高层人士有公、私交往之谊，一下子就会把问题捅到政府部门或权威媒体；这些人的人际交往圈子层次比较高，收买他们身边的人相当困难甚至不敢进行收买……例如，高行健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受到骚扰，法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严重抗议，才终止明目张胆的迫害（“暗中迫害”不知是否停止？后来高行健先生“病倒”了，我怀疑是暗中迫害所致）。又例如从中共克格勃高层叛逃出来的高光俊先生，FBI（美国中央情报局）肯定对他有所关注，到美国后又读了一个学位，一口流利的英语；斗争经验丰富，警惕性特别高，谁敢对他进行“投毒、绑架或暗杀”，岂不是班门弄斧？弄不好自讨苦吃，狐狸尾巴一下就被逮着了（他到美国后可能掌握了更先进的高科技反间手段）。况且，我们并不知道中共克格勃划定进入暗杀黑名单人士的标准和综合条件，不能从单一因素、凭“我们的想象”和所谓“常理”进行推测，具体的人需作具体的分析，没有可比性。中共特务对某些恨得要死的人士不列入暗杀名单，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所以，并不见得“重要得多的人士”就一定上黑名单，“次要人士”就一定不上黑名单，有差别，不平衡，甚至情况可能恰巧相反。
我被列入“暗杀黑名单”的个人因素可能是：
写作《佛怀煽仇录》动摇和破坏了中共“工农联盟”的政权基础，否定阶级斗争，特别可恨；
从败坏中华传统道德的深层次批判毛泽东，大逆不道，掘了他们的祖坟；不听XX人的劝告停止写作反党小说，拼命完成后于2003年3月抢先在网络上发表出来，行为可恶（其实是为了抢在签证到期之前申请难民）；在大陆发表文章用笔名，到西方发表反共文章用真名实性，他们认为具有挑衅性，使某位克格勃首脑大怒（其实是为了便于申请难民）；逆来顺受52年，在国内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反党文章，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
从来没有在国家机关领过薪金，突然从“体制外”冒出来，使高层震惊；到西方后一出手就是22万字的长篇，他们认为“此人不简单”，不能让他声言的另外几部小说出炉，必须尽早尽快剪除；曾参与克格勃的迫害，获悉许多秘密，并写了首篇揭露了中共公安特务内幕的文章《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胆大包天，罪在不赦；违反了中共克格勃只能“竖（活）着进，横（死）着出”的潜规则，“竖”进“竖”出，到西方后还写文章揭露，犯了大忌；
也许，对法轮功的支持和赞颂太多，超过了610办公室的容忍度；
身体极好，防范极严，破解了他们种种暗杀、暗害阴谋，几年来没有被击倒，挑战了他们的权威，某位克格勃首脑“斗狠”说：“从来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定要置陈某于死地！”
也许是没有外语，受到欺凌后有口难言，甚至掌握了证据，都无法报案；
也许是“言多必失”，某篇文章或某一句话，得罪了某个党国要人；
也许是谁也不知道，猜不透的某种原因或上述一些综合因素……
总之，克格勃首脑认为，此人“不杀不足以平（克格）勃愤”……于是，围绕我身边，发生了“迫害系列”八篇文章所述的种种怪事。
“中共特务对你追杀已经5年多了，为什么你还没有死，甚至没有遭受重大伤害，还没有倒下来呢？”
我分析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前面说过，他们既要消灭政敌，又要标榜“目前是建政以来中国人权最好的时候”；他们畏惧国际舆论和民主国家的权威，不敢采用极端措施（明杀或投剧毒），不愿留下破案线索，甚至不想让我周围的人听见，看见，只能在暗中偷偷摸摸地干，所以没有效果或效果不显著。
第二，我虽然没有进过间谍学校，但60年代被迫为中共克格勃服过务，在实战中受到培训（见《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熟知他们残酷的手段，警惕性很高，破解他们采用的种种暗杀、暗害阴谋，方法基本正确。
第三，我的身体极好，基础牢固，血压终年保持在80/120以下（一般来说，体检血压数据需保密）。2004年某次进行移民局规定的体检后，素不相识的西方医生用英语对我说：“你的身体很好，可以活得很长。”（翻译是蒙特利尔基督教宣道会恩雨堂陈君安师母，请原谅不能提供她的电话号码）我注重体育锻炼，每天跑步，长期坚持几种健身方法，修炼气功……在大陆从来没有生过病，来加拿大6年除规定的体检，没有进过医院。我对健康的认识和采用的延年益寿保健方法，全部写在《癌症胜战法》一书中（博讯网络·www.*·精彩连载·2007年12月1日）。目前，我的身体仍然相当好，没有任何器质性毛病，非常自信，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残害因素，近期内绝对不会病倒。
第四，我不嗜烟酒，行为中规矩中，严于律己，力求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没有任何伤害身体、败坏道德的行为和习惯。
第五，我生性乐观，万事随缘，认为受苦受难是生而有罪的一种偿还，是人生的另类境界。因此，信心坚定，随遇而安，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都心安理得，能随时入睡，没有被中共特务制造的恐怖吓倒。
第六，最重要的是，在危险和关键时刻，屡屡有神灵在暗中护佑，次次化险为夷，度过难关。
但是，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特别是这次写了本系列文章，在中共间谍史上从来没有人敢于这样大声嚷嚷（得益于英特网），犯了大忌。我深深知道，今后他们会变本加厉地给我沉重的打击，不置于死地不会罢休。目前他们已进行24小时监控，电脑写作时时受到干扰，这个系列的文章可能难以为继了。
我有一个信念和预言：由于对我的暗杀、暗害持续时间长，五年多来中共掌管情报的高层人事异动，驻外人员异动，参与迫害的特务和线人已经调换或撤换了好几批……经办人、知情人成百上千。中共克格勃从来没有啃过这样难啃的硬骨头，他们之中许多人对我“因言获罪”十分同情，如果今后暗害、暗杀成功，我深深相信，若干年后，当历史时机成熟时，一定会有人将我受迫害的真相公之于世。——“莫谓无人空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啊！
还有人会问：“这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是真实的吗？”
我承认，我写过小说，具有一定的想象能力、构思能力和编写能力，但是，连续写八篇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小说”，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在“生”与“死”这样严肃、重大的问题上，我没有必要也绝对不能撒谎。
每一篇文章上网后，我都打印好，分赠给我亲密的、亲近的朋友们阅读，请他们批评指正。如果我将编造的故事当作真实的事实，朋友们会答应吗？他们会纷纷远离我，甚至断绝来往，发牢骚说：“那个老陈，没意思，一天到晚，捏白撒谎，把假的当作真的来哄我们。”最后，我将背负着“不诚实”的恶名，众叛亲离，变成孤家寡人。——而现在的事实是，我周围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说我“喜欢撒谎”、“不诚实”、“不讲真话”；相反，在朋友们眼里，我是个有一说一、从来不讲假话、诚实正直的君子。因此，请大家相信，这个系列文章所写的，都是逻辑缜密的事情经过，没有丝毫捏造。
中共特务害怕揭露，我将事实经过写出来，将他们在海外的劣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们是个沉重的反击，可能会促使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收敛；另一个积极意义是，给善良的人们敲响了警钟，提高了人们的警惕性，避免重蹈覆辙。
严格地说，这个系列是逼出来的。我在第一篇《铲雪遭遇暗杀》中说了：我已噤声9个多月……他们从来没有放松迫害……不写是死，写也是死，不如多写几篇。
去年10月1日，我搬到现在住所将近7个月，6月份房屋要装修，所有住户需在5月底之前搬出。目前我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搬迁到没有任何“保护屏障”（所谓 “保护屏障”不是刻意加强人力、物力的保护，而是只要左、右、上、下邻居不被收买，不提供场所，不参与迫害）的地方，又会像“系列之五”《被驱不异犬与鸡》一样被特务追杀。而这一次，中共特务会变本加厉，手段更加残酷，必定会害我“生病”倒下，最终死亡。
我已69岁了，并不怕死，而是不甘心被人害死。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按加拿大移民局规定的多次体检均记录在案。如果我在近期内“生病”死亡，可以断定是中共特务迫害的结果。
我现在通过“中国人权论坛”向国际人权组织、通过“未来中国论坛”向中国过渡政府伍凡总统、通过“博讯论坛”等网络向所有正义人士，郑重地、紧急地发出 SOS国际救援信号：呼吁你们斩断中共特务在西方民主国家迫害异议人士的魔爪，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挽救我的生命！（手机号：514-8278309）
我始终不相信对我的追杀命令是胡锦涛、温家宝下达、批准或他们指使下属策划的，因此，在这里公开向胡、温两位已经掌握国家实权的最高领导人呼吁：请使用你们的权力和发挥你们权威的影响力，尊重“维护人权办好奥运”的精神，停止对我的追杀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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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沅森 2008-05-01 于加拿大 蒙特利尔
论坛专稿 帖子: 77 加入时间: 2008年 1月 16日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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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008 2:01:54 PM] |
从四位被暗杀的先贤谈起……
[#3775: 52068, 0/226] - chengyuanshen (5/7/2008 2:01: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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