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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知之幕”到“理想人假说”——试论中国多党民主的必然归宿
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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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知之幕”到“理想人假说”——试论中国多党民主的必然归宿
中国社会民主党政治理论研究室 沉舟
一、 “无知之幕”
中国共产党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先生有一个知名的智囊，名叫王沪宁。王先生早年在复旦大学执教的时候，曾经为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的中文译本作序。在他的序言里面有以下几段文字： “无知之幕。这个概念是更为大胆的假设，以便能运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原始状态是一种假设，它要求人们摆脱现时现刻的各种感觉和知识，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无知之幕假定各方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也没人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各方也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全部隔开，这样原始状态才能成立（第24节）” “罗尔斯……把正义的基础放在个人的道德价值、自律、自我的统一与一致性等上面，而没有找到客观的基础。……罗尔斯表示，他要用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正义观来解释社会价值，说明体制、社团和交往活动中的内在的善（第41节）。对正义原则的选择使人们产生了正义感和道德感情，而正义感和道德感情又是正义原则得以持续的条件。这成为一种互为因果的道德论证。罗尔斯还十分强调获得人的“道德人格的能力”（第77节）。这似乎是将正义原则的实现寄托于人的道德升华。但是人的道德和正义感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社会条件的革故鼎新，道德革新就无从谈起。有时历史运动表现为道德与历史的交互作用，但纯粹依赖道德恐怕是不完整的理论。” “也许罗尔斯看到了变革这些条件的难度，所以才寄望于人的内心道德的升华。他在全书最后表示：“心灵的纯洁（如果能够达到的话）将会使一个人明察秋毫，并……通情达理地、自我克制地去行动。”（第87节）人们能获得纯洁的心灵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揭示了罗尔斯本人也许抱有的疑惑。” 与中国政治学者的形而上的抽象说教和教条主义的经典注释的方法不同，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受到科学主义的深厚影响，喜欢把科学领域的方法论，比如试验方法也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带有实证主义的特征。罗尔斯在研究社会正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实验室的方法。科学试验首先需要假设一些前提，然后在一定的条件下看看试验的结果是否符合推理，并从试验结果的真实数据出发来写下科学的结论。同样，罗尔斯的假设就是“原始状态”（originalposition），而要达到这样的原始状态，就必须要有一个“无知之幕”（veilof ignorance）。 如果说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西方的政治学领域是一种基于“科学试验”的理论上的最新突破的话，那么中国的现实则是他的理论的最佳的社会实践场地。因为即使在西方的民主体制下，决策者并不处于“原始状态”，“无知之幕”也并没有将他们与现实社会完全隔离开来，（实际上现实社会的利益集团可以很直接地组建游说团体在议会走廊开展合法的院外活动），但是成熟的多党体制和代意民主可以把来自现实生活的不同利益需求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反对者和支持者都可以各抒己见，然后通过公平的选举进行决策。所以罗尔斯的“原始状态”在西方只是纯粹政治理论上的一种假说，除了在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理论和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学说之间寻找平衡并求证社会正义的原则，从而在理论研究上开辟一个全新的视野，给人一套耳目一新的学术词汇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现实意义。相反，倒是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和理论滞后的集体失语，更需要罗尔斯这样的理论假说和随后的推理。 我们可以先看看三十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历史，当决策者开始意识到过去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无法面对未来的时候，改革的设计师除了明白落后的现实外，对明天的道路走向完全是“无知”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在改革的起点，整个中国几乎都是处于“原始状态”的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可以按照罗尔斯的假说并且具有基于这个假说而建立的追求社会正义的决策体制的话，那么三十年后的中国就不会因为社会严重分化而需要强调“和谐社会”了。 当时的中国是游戏规则制定者、运动员以及裁判三位一体的体制，高效率以及后发优势是使中国经济驶向高速持续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即使按照马克思理论的政治学说，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必然需要配套的政治体制的更新。但是中国却拒绝市场经济的孪生兄弟——政治民主，试图在旧的政治体制的瓶子里装上市场经济的新酒。这一方面是传统理论意识形态上的思维惯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本性暴露。然而旧瓶子里面的新酒却不是醇美的滋味，而是变质的酸臭。造成变质的原因，也是源于另外一个假说：“理想人”假说。 二、“理想人假说” 笔者在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经济学文章《干预政府》，针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假说，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理想人”假说： “经济人”（ECONOMICMAN）的称谓出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此假说的基础上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假说，如果人们真的对生活的好坏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就很难提出什么理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一个“隐性”的“理想人”假说。中国的各级政府是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建的，政府的各种经济决策也必然考虑全体民众的利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各级政府的官员，也大多是人民中的先进人物——共产党员，他们紧握拳头在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之后，理所当然地会抛弃任何私心杂念，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忠实的公仆。共和国的历史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无愧于这一光荣的称号。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模范的榜样效应，我们无意识地形成了“理想人”的假说，即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是“理想”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全体人民。从“理想人”出发，我们可以推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必要干预，也必然是为了经济的更好的发展和更有效的运行。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现实使我们这一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以及社会制度十分完善基础上“理想人”假说具有非常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而上至首都书记下至乡村一级的末品芝麻官的贪污腐败的罪行的揭露，各省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曝光，更让人们对政府官员的“理想人”假说产生怀疑。 无论从共产党崇高的宗旨还是从政府组织职能角度出发，“理想人”假说都是政府官员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信仰的淡漠，道德的滑坡，法制的漏洞，政策的失误，更由于民主的不健全和少数利己投机分子的混入，“理想人”假说明显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行为，是通过各级官员实施的，由于“理想人”不存在，那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偏差，这些偏差是政府选择干预手段规范市场所必须付出的“干预成本”。问题是还有“另一只手”的存在，这只手不是以经济的有序发展、市场的机制完善为目标，而是权欲熏天、利壑难填，把党和人民交付的权力当作满足个人欲望和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这在中国目前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进程中表现得十分露骨和触目惊心。西方经济学的“寻租”理论，也认识到来自政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存在，而中国的“另一只手”则更加肮脏，它是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所提出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笔者当年还是体制内的一名出版社的编辑，请读者容忍并理解我当时的措词。以上的文字也只是分析政府的“另一只手”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干预，正是因为“理想人”假说的破灭，所以造成了今天处处是陷阱的现状。今天更进一步，就必然要谈到决策的问题。 如果“理想人”假说在决策的时候依然存在，那么要远胜于罗尔斯的“原始状态”。因为决策者不是因为有“无知之幕”而阻隔了来自自身利益的影响，而是完全出于“利他”的原则，即不但没有“无知之幕”，而是明知自己的利益却“大公无私”地为他人利益着想从而进行选择，这样的选择必然会体现出社会正义的原则，使大多数人具有公平的社会机会和分享公平的经济成果。这个“理想人”，就是现在宣称“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作为“理想人”的决策者同样并不存在，同样是一个被证伪了的“假说”。正是不存在的“理想人”在进行决策，同时也进行着比赛和裁判，没有比赛对手的决策参与，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的监督，更没有罗尔斯假说理论的“道德升华”作为内在约束（相对应的是已经退出理论视野的“共产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以今天的中国不但没有体现出社会正义的公平原则，大大增加的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的社会经济差距造成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张力，社会动荡像平静的河水下面湍急的暗流，终有一天会浮出表面，并把河床上沉积多年的腐臭的淤泥搅动起来，使整个河水都污浊不堪。 三、 道路的选择 道路的选择本身就包含了三种互相关联的命题：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进行选择，以及这种道路的选择是否体现了社会的正义原则。 首先我们看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的官方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已经越来越少，而权贵的封建主义以及初期的资本主义特色却非常明显。这样的道路又是如何选择的呢？参与决策的人从原先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转变成了“三个代表者”，实际上已经是少数特权阶层和新兴贵族结成的利益同盟，而原先的工农联盟却在三十年后成为了无人代表的“弱势群体”（最新的全国人大出现了三名“农民工”代表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充其量只是点缀合法粉饰公平的道具而已），需要通过“非法”的途径进行维权活动才可以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追求发展的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使得这些参与决策的人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无知之幕”而可以站在自身的利益角来量身定做，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的政策就这样顺利出台。自己制定规则，自己参与运作并自己监督自己，实际上就是没有规则，甚至可以自己打破规则。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也无法及时进行修正弥补，只能在权力交接之后再另起炉灶，重复着上一届决策者同样的怪圈。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来看待这个本来也是很简单但是却被所谓的“国情论”者故意复杂化了的问题：就按照“道路”的字面意思来看，道路是为了通行的需要。因为有不同的交通工具和方式，所以有不同的道路需求：有高速公路，有城市的限速道路，也有人行道以及盲道。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就需要有驾车人的代表，有步行者的代表，也要有盲人的代表。你一个人就把驾车人、步行者和盲人都“三个代表”了，那么就必然无法选择一个公平的道路方案。罗尔斯的看法是三个参与决策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开车的，是普通的行人还是失去视力的盲人，“无知之幕”把他们和现实的需要隔绝开来，这样他们的决策原点就是所谓的“原始状态”，因此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下，他们三人所作出的决策就必然体现出社会的正义原则。 现实的民主体制是，三个人分别代表着驾车者、行人和盲人，他们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甚至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进行宣传，让对方理解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分别提出自己的议案，最后通过选举来确定最终的方案。 回到中国，也许共产党只是“先进的”驾车人的代表，虽然它宣称也同时代表着行人和盲人，但是实际上的道路方案是高速公路很先进，城市道路也不错，但是行人的道路就必然很窄，而盲道上也会出现树木和消防龙头。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其他的政党来代表行人和盲人，驾车者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不但不觉得是不公正的，反而认为行人和盲人应该为驾车人考虑到了人行道和盲道而来感激自己，我们也的确可以经常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的宣传场面。 回到王沪宁的序言，罗尔斯的所要论证的社会正义有两个著名的原则：“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1节）。”罗尔斯在后来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里对这两个基本原则进行了文字上的修饰，更加注重“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tothe greatest benefit of the least advantaged membersofsociety）。中国共产党虽然开始注重和谐社会和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但是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它的孪生兄弟——中国社会民主党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体系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而“民主主义”则提供了体现社会正义的决策机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清“理想人”假说破灭的现实，放弃独占政治资源的“专政”理论，允许社会民主党可以代表行人，允许其他的政党可以代表盲人，代表骑自行车的人，共同参与道路方案的决策，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可以体现所有民众的利益，也可以被大多数的人接受的多赢的方案。而且，一个政党的决策，失误的责任也必然永远由一个政党去承担。正确的选择，老百姓不会来感激，因为是应该的，错误的选择则必然成为全体人民的批判对象。如果是多党的民主决策，那么政党的轮替就可以很容易修正决策的失误，人民可以通过制度化的代理人的选择而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说，最后需要道德力量来背书，共产党的“理想人”假说，也需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理想来保证。这两者都是靠不住的“主观虚构”，中国唯一的保证“道路的选择”可以达成社会正义原则的方法就是民主制度，要想真正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实行多党民主，除此之外，一切的努力都依然是在“理想人”所划定的假设圈圈里面打转，无法走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这一点，作为共产党高级智囊的王沪宁先生一定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们也一定非常清楚，只是他们是不是有勇气主动走出这个困境，是不是有历史担当来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新出版的政改专著里面勾画的关于中国未来三十年政治改革的路线图，也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只是这个漫长的时间表还是流露出欲罢不能的无奈和歹戏拖棚的挣扎。体制外的政治组织却无法等待下去，中国民主党的王有才先生也制定了一个二十年的发展规划。这个规划非常智慧：作为反对党，不可能也制定出一个和共产党同步的三十年的规划，如果那样就干脆加入共产党在体制内努力得了。中国民主党提前了十年，从体制外给共产党一个推动的压力，却又不急于求成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需要共产党从理论上摆脱陈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放弃虚幻的“假设”，也需要反对党成熟起来，提出理性的主张。远有西方民主价值的普世认同的参照，近有海峡对岸一部分华人的民主实践的借鉴，中国走向多党民主是必然的归宿。
中国社会民主党政治理论研究室
沉舟
200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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