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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論壇 新帖 | 查帖 | 刷新 改贴/删贴 ZT:《议报》 第338期 刘因全 《议报》 第338期 (2008年1月21日) 新书《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 特稿年末札记：2007经济、政治和观念管见 专题：赵紫阳逝世三周年祭九十岁李普踏雪祭紫阳 -- 附： 李普今年八十八俞梅荪 图文“他是民主的一个符号” -- 为纪念赵紫阳逝世三周年而作雁北飞 （四川）躲不过去的“家法”周郎鲍彤访谈录：“只要愿意做，政治改革就可进行”德国之声今日，北京有风雪 -- 附录：谁说中国不适合下雪？…… 吴祚来吴稼祥（北京）天空心雨祭亡灵，街头心语奠紫阳 -- 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黄晓敏（四川） 改革30年一分为三的毛派述略吴庸（北京） 大众议院“大跃进”研究五十年掠影朱健国（大陆）谁造就了“两国中国”？余杰（北京）杂感李志宁（北京）不让见报：上海人大否决市政府一提案乐尚嘉 讲真话我认为说明白话很重要冉云飞（四川） 人权与民运华府演讲：从监禁到自由－困难和希望杨建利（美国）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对中国民运的支持张鹤慈（澳洲）响应联合国"世界人权年"活动贵州自由、民主人士 民间维权"街头政治 " 与公民参与 -- 《解放日报》社论联想牟传珩（山东）郭飞雄妻子张青致美国总统布什先生的公开信张青 宪政与民主民主再造工程 -- 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宣言马英九（台湾）公民身份的多重性 -- 政治观念史的阐述蔡英文（台湾）悖论无处不在安希孟（山西） 两岸三地我的一生人林保华（台湾）在台湾智库和平论坛“中国的外交攻势与对台策略”座谈会上的演讲童振源 神州百态中国军队腐败丛生南匈奴（大陆）“不从命就砸你的饭碗”的白色恐怖焉烈山 媒体脉动“殃视”春晚，可以休矣！刘在中（四川）用反奥运精神的手段为奥运清场 -- 《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编辑手记张伟国女记者逃亡，社长总编是干什么吃的？韩子京（北京） 新闻诗黑窑童奴——大地上的恐惧、尸身和泪水 -- 为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及其他底层人民所作凌沧洲（北京）为高莺莺、吴雯雯两位死亡少女写的哀诗凌沧洲（北京） 思想文化我究竟是谁？沙叶新（上海）自由赞任彦芳（北京） 反右50年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杜高（北京）2007年：反右50周年活动的回顾史明 博客精粹“人货”膨胀 -- 从萧瀚辞职看“劣币驱逐良币”吴稼祥（北京）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冉云飞 （四川） 连载囚徒悲歌——二郎山下劳改茶场 -- 二十、破 灭梦波 回目录 年末札记：2007经济、政治和观念管见 ●宏观调控成效不彰，通货膨胀势头凶猛。国有体制占据支配地位的强化扭曲了市场经济机制。冲破国有体制束缚，看来无法指望政府的改革决心或宏观调控，终究还是要靠民间自己积聚力量。●十七大抑制住“团派”势力的扩张势头，使得“太子党”与“团派”相互抗衡、制约的格局隐然成形；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社会里，这种制衡状态很自然，也很容易具有某种“超稳定”的惯性。要走出这种“超稳定”，就要有新的因素。●承认自己不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而言很自然：错了就是错了，修正错误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后来的共产党人来说，特别是在他们掌握政权以后，要他们承认错误，就越来越变得困难起来…… 年末之际，事变之多有点儿让人眼花撩乱，整理一下思绪，写成一篇年末之际的文字。 △2007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困境 先看看经济的情况。 最为突出的，自然是胡温政府的宏观调控。对这宏观调控，批评不少，认为其无能，或劳而无功，等等。其实，它的“功”还是有的，至少，它对付“股民”、“基民”，还是有些本事，几番出手，已使得急剧上涨的股市出现大逆转，而且恰恰是在中共十七大进行之际真正见了成效，令人印象深刻。其次，对房市的持续调控，似乎也在见效，房价之拐点据说已经出现，有的媒体已急不可待地质问“房产商还能挺多久”了，只是，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刚性购房需求依然存在，房价涨势还是有其潜力，况且它如此桀骜不驯的背后，那更强大的力量，却并非宏观调控的对象。 总体而言，宏观调控成效不彰，乃有目共睹，特别是，外贸顺差居高不下，而外汇占款增长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又使得通货膨胀势头凶猛，无论怎样以“结构性通胀”来敷衍，终究是苍白无力。 有意思的是，中共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人们的解读却颇为不同。《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认为，“在宏观收紧的总趋势下，未来的调控措施将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与深化改革相同步，具有显着的实质性意味”，而“货币政策的作用将有较大提升”则表明“在上一轮调控中饱受批评的行政手段会大幅减少，乃至渐次退出调控舞台，而市场手段成为主流”。但是，台湾《工商时报》却认为，“温家宝在新加坡的‘三防’发言内容为主，预示着大陆宏观调控政策将更趋紧缩，且行政手段将凌驾于市场手段之上”，大陆《财经时报》也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对信贷数量及节奏调控，彰显‘有形之手’将发挥更大作用”。 其实，在“中国特色”的支配下，宏观调控依靠行政方式，是为常态，所谓行政手段“渐次退出调控舞台”应该说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市场手段成为主流”也为时尚早。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中的矛盾，都是其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亦即国有体制占据支配地位的表现。这一矛盾，随着经济发展而正在深化，不实行政治改革和深化经济改革，不仅市场“无形之手”难以奏效，即使行政“有形之手”也能耐有限。 以房市调控而言，正如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的，“国家对土地权的垄断逼着房产开发商都必须跟权力打交道，只有从地方政府才能得到土地，由此引出‘官商勾结’这条单行道”。民众有购置房产的需求，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他们只能更多地依靠银行贷款，而开发商要拿地要开发房产项目，也同样需要银行贷款。美国次级房贷的情况表明，贷款者与放贷者可以把他们的生意弄到一个何等危险的地方。而中国的情况更有其特殊性，即银行成为矛盾表现的焦点，地权垄断却是深层根源。中共政府死守着“土地国有”，则其宏观调控看上去是遵循着市场原则与逻辑，实际上却正如陈志武指出的那样，“基本上是重复了‘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是打压放贷者’的逻辑，所以才有‘越调控，房价越高’的结局”。这与韩国左倾的卢武铉政府一方面限制首尔新住屋供给，同时却试图扼阻房地产价格飙涨，看来很是相似。 再看通货膨胀。经济学家周其仁说，他“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最有意思的是，政府一手管住油品价格，一手维持着国有企业巨头对石油的垄断，国际油价上涨，内销不如外销，于是国内市场出现“油荒”，垄断企业迫使政府允许油价提高。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谷物方面，用周其仁的话说，“今年中国的谷物居然还是净出口。细节问题很多，但汇率影响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出口看起来很合算，进口却很不合算，那还不是谷物净出口？几亿农民进了城，谷物还搞净出口，同时无数专家天天担心‘粮食安全’，这个日子还怎么过？” 汇率问题很复杂也要命，但无可讳言，正如周其仁指出的，当下中国的通胀，“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也承认，今年以来外汇占款在M2增加额中的比率越来越高，而中国大陆又是被动地以外汇资产来创造人民币，央行只得严格控制信贷额度，但是这样却会压缩企业的融资空间，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照分析师谢国忠的看法，“货币升值、薪酬提升、出口增值税补贴减少、明年的利得税提升、劳动合同法等，这些都给出口工业带来很大压力”，而“中国还没有富裕到足以放弃出口工业的程度，因此不能承受对出口工业的进一步施压，货币升值幅度必须适度”。如此左右为难，意味着汇率形成机制迫切需要改革。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面对国际压力时总是说，人民币升值已经够快，而且中国重在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只是，实际矛盾更为尖锐化，其突出　表现为，这种改革拖得越久，或进行得越缓慢，则改革的成本就越高。 中国目前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国有体制与现实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这一现实中，表现得很清楚，而在改革热情消散、“对外强硬”热情高涨、“货币战争”之类“阴谋论”畅销盛行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艰难，鲜明地体现出现行体制的根深蒂固和盘根错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国有体制支配下进行，就只能对民营企业、对民众投资者逞威风，而对博弈能力渐渐强大的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行政手段越来越显出局限性，市场手段也效果有限，很是尴尬。 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目前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方面，民营企业迅速成长，然而，它们在国有体制重压之下，诸如行业进入门槛、银行贷款限制，以及国有垄断企业挤压等等，这样，它们竭力压低企业生产成本，对生产条件改善、对劳工工资提高普遍地缺乏热情，就有了某种特殊的涵义。 先前，一则台资企业富士康为“血汗工厂”的随意性很大的报导，迅速引起强烈反响，而最近，这家企业与数万名已连续工作八年以上的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比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十年以上员工才有机会享有此权利来得更为宽松，社会上看来很是平静。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人们对权力无可奈何，对资本的仇视却明显地急剧发展，况且“血汗工厂”的确大量存在，甚至黑砖窑黑煤窑之类都相当普遍，对资本，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当然会有仇视的情绪。然而，随意抨击富士康这样相对善待企业员工的着名企业，会得到强烈的关注，吸引大量的眼球，却实际上对形成企业型社会十分不利──特别是因为，企业漠视员工权利，实际上是政府无视公民权利、工会工贼化的社会环境中很自然的现象。 资料表明，大陆企业2007年工资增长幅度为全球第一，但是在物价指数迅速攀高的影响下，工资增长的效应大为抵消，因而其增长需求还是会很大。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的竞争力，是现实的制约，未来企业工资是否还能大幅度增长，可拭目以待。 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实力显着增强，在国际市场上收购企业、抢购资源，在“主权财富基金”中也成为主要角色，在国际间甚至引起“全球国有化”的疑虑，然而，得到的收益未必与国民分享，而滥用、贪腐的后果，终究还是要落到纳税人的头上，是这种国有体制“国际竞争力”的特色。 那些国有石油垄断企业很典型，它们不仅有办法迫使油价提高，更有胆量在自己整体赢利的情况下，就其部分业务的政策亏损而连年申请国家补贴，已经为国人所侧目、所嘲笑。同时，这也使人更为注意到，国家财政收入正持续地以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长──这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过热”或“过快”之嫌，而它的使用和对社会的报告，都任由政府安排，根本不拿纳税人当回事儿。 人们发现，中国政府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占GPD的比例极小，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其不合理的公共投入则“高居世界第一”，每年浪费掉的公共投入每年超过两万亿。而那些国有企业，不仅有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大力支持，还有传统观念及卫道士们祭出诸如“国家安全”之类的保护伞和护身符。它们对付宏观调控的力量，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即国有体制居支配地位的典型表现。 最近韩国总统选举中李明博胜出，有评论认为将在韩国开创“企业家（或CEO）治国”的篇章。李明博当选后发表声明指出，他的政府将打造韩国成为“全球性的韩国”，将“营造一种气氛，让企业可以毫无拘束地投资”。针对左倾的卢武铉政府的政策，这位有着企业家经历的政治家保证，将提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重新活化从州道、中小企业到个体户的经济力。令人感慨的是，中国经济中也已经出现个体经济萎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状况，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体制当道，企业活力、竞争力，以及“自主创新”，都在政府控制之中，“新闻联播”中弥漫着“多亏政府支持”、“感谢政府帮助”气氛，分明独具“中国特色”。 不过，到年末的时候，出现了几起农民宣布其拥有（或收回）土地所有权的事件，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参与其中。这是真正有意义的进展。面对这样的行动，中共地方当局故作姿态，要求“任何人不得就事件性质乱表态”，要求其下级一定要做好“稳定工作”，但终究还是露出凶相，对农民代表实施镇压措施，陕西华阴市政府公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刑事拘留农民代表。这表明，即使农民要求真正的土地集体所有，也还是会遭到中共政权的反对，甚至镇压。国有体制对农村发展的束缚已是显而易见，而冲破国有体制束缚，看来无法指望政府的改革决心或宏观调控，终究还是要靠民间自己积聚力量。 △政治：机器与人的博弈 现在再来看政治方面。 中共的十七大再次表明，这个党奉行着“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力的全党代表大会也不例外，而实质性的政治进展则是，曾庆红施展权谋以退为进，抑制住“团派”势力的扩张势头，使得“太子党”与“团派”相互抗衡、制约的格局隐然成形，各派系老干部以及自由派、“左派”，则都缺乏政治领袖，暂时只能在一旁虎视眈眈。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有过在党内遭打击、被排挤的经历，在残酷的政治中锤炼出对权术的造诣。在掌握权力之时，他们操纵党机构的力量，也操纵民众的力量，毛泽东可以将党机构打碎了再重建，邓小平对党机构玩不出那样的手段，但他可以先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而借助民间力量，再翻手将民间力量打倒在地，本事也不算小。 江泽民与胡锦涛没有经历过凶险的政治博弈，不是革命家式的政治家，而是工程师型的政治家。不过，江泽民有曾庆红辅佐，其背后，则是中共的政治智慧由“太子党”而传承，而发扬光大。在80年代之初，中共高层已达成了“太子党”接班掌握权力的共识，但其间遭遇了抵制，经历了曲折，其趋势隐退，现在又卷土重来。有了这一番曲折，“太子党”掌权与“家天下”之间，尽管有许多相同，却也就有了更多的区别。 胡锦涛与曾庆红之间，看来是有合作，但缺乏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而“团派”能够学到中共的政治智慧，也大概多为学得皮毛，缺乏“太子党”那样从“贵族”生活经历中把握其精髓的能力。这样，胡锦涛与“团派”时常显露出权力扩张的声势，到了关键时刻，却总是在对手面前退而求其次。于是，“团派”的崛起制约了“太子党”，而“太子党”在“团派”表现无能之际又反过来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同时，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未能真正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现象一再出现，而越到后来，其背后的个人专权愈益虚化，党机构终于显露出它的力量。换句话说，当掌握权力的政治家缺乏魄力和智慧支配党机构，与毛泽东玩弄党机构于股掌之上形成鲜明对照，则党机构就会合乎逻辑地显示其支配力量。 从更长的过程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个人专制，与共产党的创业历史有很大关系，而党政机器的官僚化终将成为大势之所趋，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规范。“团派”干部在官僚机器中熏陶成长，往往多官僚气而少政治家品质，而“太子党”来自共产党贵族，反而更能表现出政治家风范，在需要政治家出来与官僚机器相互制衡之际，“太子党”能显示出某种优势，也就毫不奇怪了。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社会里，这种制衡状态很自然，也很容易具有某种“超稳定”的惯性。要走出这种“超稳定”，就要有新的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极少数的中共官员开始意识到，未来社会的主角将是企业家，政治家将退居次要地位。到90年代初，一方面，中共不得不接受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中共坚持给市场经济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给“社会主义”则加上“中国特色”，在维持政治垄断（专制）的前提下维持住了经济中的行政性垄断。这样，改革之初十来年间有所缓和的社会基本矛盾，又急剧地尖锐化起来。权力与资本的交易养育了特殊的权势阶层，但如此发展的恶果都算在“市场经济”帐上，推到自由派的头上，其莫大的好处，则全抓在这个权势阶层手里，而欺软怕硬的“左派”，也愤愤然地对自由派大肆攻击，对改革全盘否定，连带地，刚刚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作为“新资产阶级”而遭到仇视。 资本家与企业家这两种身份，最初是合一的，到了资本主义的中期，才开始有明显分离，同时也仍密切相关联。而中国，国有经济在数十年间打断了企业家生长的连续性，国有企业领导实际上属于干部阶层，企业掌握在干部手里，听命于政府及其计划，到现在，官员出掌企业，企业干部回任官员，仍为常态。同时，企业家在市场化改革中如死灰复燃般出现，他们往往小心翼翼地回避“资本家”的那一面，与传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现象恰恰相反──当然，这逃不过“左派”的火眼金睛，他们推波助澜地促成了全盘否定改革、反对市场化的社会气氛，而这就使得中国企业家的生长之路格外地险恶起来。 这样，政府控制市场，政治家领导企业家，显示出顽强的韧性。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崛起未能对社会形成应有的冲击，反而被社会的怀旧倾向所制约、所压倒。在欧美社会，政治家成为政府首脑而任用工商界人士组阁，早已是惯例，而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 这种情况下，政治机器受市场的影响是通过与资本的交易，专制与腐败亲密地结合起来，就成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也就是，普遍的专制，普遍的腐败，其中的政治逻辑，是普遍的依靠关系的官场规则。 “太子党”显示出血脉关系，“团派”突出的是其特殊政治关系，看上去，后者似乎进步一些，人们也很容易对“团派”抱着期望。但是，“团派”人们深受党文化影响或束缚，而“太子党”却因为其特殊的关系而对党文化有其特殊的把握，这使他们的举动有了某种不可测的性质。 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未来，这两大势力目前看来，都因为缺乏独具魅力的领袖，同时缺乏相应的时势，而难有作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陈云各具魅力，而“文革”刚刚失败，束缚相对较松散，使得一批较开明的高级干部有所作为，形成“邓胡赵”体制。现在则不同，显示出政治才干与智慧的似乎唯有曾庆红，但他树敌很多，魅力打了折扣，且其本来就身居幕后，到十七大之际被迫再以身退而为“太子党”谋得进取之势。同时，国有体制更强大的支配之势已经形成，中共高层明显地要竟相显示“强硬”或“保守”才能在政治上有作为，恰与改革开放之初相反。 如此看来，国有体制下经济自由的限度，需要更多的实证，需要民众更多地从其体验中领悟，而共产党专制下的权力机制，中共十七大期间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已厌倦了它的封闭与黑暗，但要形成对其改造的普遍性冲动，看来也还需要时间。 △观念：“补课论”与“初级阶段” 观念方面，正好读到李志宁的文章《中国“资本主义补课”一说，该下课了》，感觉它或许有相当的代表性，值得推敲一番。 李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提出质疑，认为“资本主义补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双胞怪胎”，主张“跳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老概念，而使用‘政治民主’和‘独裁专制’的新标准”。 不可否认，李文有其道理，然而，其基本逻辑却又似曾相识：政治制度最重要，而且，从“总是习惯性地站在工人阶级角度”，而抨击“‘改制’啊，‘产权’啊，都是为资产者考虑和设计”。 不要忘记，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专制的基本逻辑。当年，中共取得了政权，它在毛泽东领导下，放弃了它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展开于不顾，匆匆忙忙转向社会主义，以政权之力、以工农劳动者的名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否定的“不断革命”的新的版本，而这也就使得“资本主义补课”具有了现实的需要。应该指出的是，“资本主义补课”从来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主张，而只是一部分开明的中共人士与许多民间学者的看法。 就在前不久，谢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遭到“左派”猛烈抨击，着名的民间“左派”理论家“老田”撰文的题目就是《从方励之的“经济补课论”到“政治补课论”：“谢韬牌”的民主社会主义解析》。在“老田”看来，谢韬“敏锐地意识到：现在中国的强势集团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在理论上，也就是“原来把马克思主义按照经济决定论路向界定为‘发展生产力’已经不太起作用了，或者不够了，需要按照‘政治决定论’的路径进行新的界定，按照谢韬先生的说法，这个新路径就是辛子陵经过详细考证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看到，“左派”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补课”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但他们认为，它是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歪曲为‘发展生产力’”。 实际上，“资本主义补课”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即不否定中共“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也就不否定中共的“社会主义”现实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既然承认中国社会发展还很落后，则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或曰“资本主义补课”，就有了合理性。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支配之下，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开明的看法，并且有其实际意义。 那么，依据马克思学说，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等人当年的确一度有过“不断革命”的主张，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有明确的表述，不过，这终究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悖。于是，他们在为社会主义学说提供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第一步之后，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否定“不断革命”。他们将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多数人的革命”，而“不断革命”，实质上是在“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还刚刚展开之际就“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出现了修正主义的强烈倾向，考茨基迫于压力而出错，匆忙地宣布了“革命的新时代”，使“不断革命”又有了发展空间，也就使得此后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有了某种理论支持。 问题的关键就在“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不断革命”的基本错误，是它被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的政治举动所迷惑，以为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将不断激化，只要革命政党的“少数人”带领工人起来革命，就可以打倒资产阶级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经济革命已在展开，它使马克思等人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承认自己不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而言很自然：错了就是错了，修正错误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后来的共产党人来说，要他们承认错误，就越来越变得困难起来，特别是在他们掌握政权以后，承认错误简直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否定了“不断革命”，但马克思不反对工人在政治上“立即向前大步迈进”，因为工人毕竟需要在政治发展，需要为管理未来的社会做实际的准备。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意味着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人们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有其虚伪性。这是有道理的。新民主主义起源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一场论战，左翼学者的研究为它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依据别人的学术成果，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且，以他的才华，对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的描述，应该说是很出色的。然而，这种对别人的理论的发挥对他而言或许并不真正重要，他本人更多地是一位政治家，他的抱负是凭借掌握政权而改造中国社会，即所谓“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于是，他断然地放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而问题也就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还是正当地存在，而中断了新民主主义，就有“资本主义补课”的问题了。 显然，所谓“资本主义补课”，其合理性在于，还是要正视“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即使共产党掌了权，即使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却无法改变“新条件”还是需要“漫长发展过程”这一现实。然而，在这一现实之上，人们有巨大的行动空间，可以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不错，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接近“资本主义补课”的观念，因为对中共而言，其“社会主义”不能否定，那就只能在它的下面作文章。 在落后的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相悖，于是，中共的理论家们就要开动脑筋，提供他们的解释。刘少奇、邓小平掌握着党机器，他们欣赏的理论解释是所谓“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委婉表述则是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共至今还是坚持着这样认为。而普列汉诺夫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际，就在其“政治遗嘱”中指出，这种矛盾体现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但是“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毛泽东也意识到这种表述在理论上不妥，因而在中共八大作出相关决议之后他又表示反对这个决议，但是他在理论上毕竟造诣浅得多，提不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边是“社会主义”不容否定，一边是“资本主义补课”具合理性，走到其边缘，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它的矛盾当然就是，经济基础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资本主义补课”，但国有体制要继续坚持，而上层建筑中共产党专权不得改变，因而政治改革不能不滞后，“资本主义补课”对国有体制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只能以最扭曲、最黑暗的方式发生。 以笔者看来，马克思学说的缺陷有二，一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制约缺乏关注和分析，一是对于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合一，缺乏深入的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际，熊彼得出生。他是又一位以“人”为经济学体系之中心的经济学家，不过与马克思不同，他更为关注的不是工人，而是企业家。笔者有时感觉，马克思否定了“不断革命”，倘若他有更多的时间，当会更多地关注企业家，对其做更深入的分析。这当然只是一种感觉，一种猜测，然而，看到那么多自诩站在工人立场的言论，不禁想到，既然关注工人，关注工人利益，为什么对于工人组织在其中的企业，对于企业家，不能更为现实地做些分析么？ （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原载《动向》 回目录 九十岁李普踏雪祭紫阳--附： 李普今年八十八俞梅荪 图文 2008年1月17日是紫阳离开我们三周年的日子，北京白雪皑皑，下午三时，九十高龄的新华社前副总编李普，与谢恒、彭迪等三位元老，冒着漫天大雪，联袂到富强胡同六号祭奠紫阳。 0－1－1月17日下午的紫阳书房，左下是紫阳的书桌和落地台灯。 0－2－“驾鹤三载－德余万年”——李普、李锐、宗凤鸣，均为90岁的部长级老同志。 1－李普在紫阳书房签名（14时50分） 2－李普（左下握笔者）还签上了谢恒、彭迪的名字。 3－紫阳次子赵二军扶着李普在紫阳书房瞻仰。 4－李普与赵二军笑谈往事 5－赵二军送上印着紫阳图片和家人挽联的《三周年祭》卡片，是由紫阳夫人梁伯琪携全体子女及孙辈敬送每一位来者的。 6－1－赵二军诵读每年挂在紫阳图像两旁的挽联，李普很赞赏。2005年1月17日，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2006年1月17日，坦荡荡眠旧居谁能盖棺论定笑呵呵看天下公道自在人心2007年1月17日，际会风云终无悔不卧青山亦安然 6－2－李普等向紫阳像鞠躬。 6－3－李普、谢恒、彭迪三老人在紫阳书房。 7－1－李普在会客室座谈后，由紫阳的小儿子赵五军扶着出来，左侧是紫阳书房，院子里漫天瑞雪。 7－2－李普等三老在院中，门里是起居内院，紫阳的骨灰在内院。右起，赵二军、赵五军、李普、谢恒、彭迪。 8－李普等三位老同志在赵五军（前右）和赵二军（后左）搀扶下离开院子。 9－李普等三位老同志走出大门，赵五军（右前）。 10－李普等三位老同志走出大门，赵五军（右前）、赵二军左后）。 11－李普等三位老同志准备上车。 12－李普（左）上车。 13－李普等三位老同志上车。 14－赵家的人们目送李普一行的红旗牌轿车，在风雪路上驶出富强胡同而离去。（15时37分） 【李普简历】 1918生于湖南省涟源，1937年从长沙广雅中学高中毕业，参加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从事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调湖南省委半公开机关报《观察日报》任特派记者。1940年初，入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初，前往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和华东解放区采访，同年冬，随刘邓大军采访，述评战局，1947年夏，任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1948年秋，调任新华社中原总分社采访部主任。建国初，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主要采访经济。1953年起，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1972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73年后，历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已出版的书有《记者甘苦谈》，新闻作品集《光荣归于民主》、《开国前后的信息》、《风雨鸡鸣集》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载新华社记者李普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纪念册记载着上世纪50年代，北大政治系（该院的前身）创建时，系主任李普的座右铭是：“人格独立，思想自由。” 李普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话，近年来，积极参加悼念紫阳的活动。 附： 李普今年八十八 ● 杨继绳 （北京） 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 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着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河北省着名企业家孙大午，为彰示"两头真"的老人，还建设了数百亩树林，命名为"两真林"。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 作为记者的李普 李普作为名记者，我在上学时就知道了。真正知道他这个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1973年，他从中南局调回新华社，在北京分社任社长。我在天津分社当工业记者。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天津工业形势述评，拿着稿子送到总社。工业组的老编辑华敏把我的稿子粗看了一遍，就从他的办公桌上抽出一篇稿子给我。这是一篇北京市的工业形势述评，北京分社刚发来来的。华敏说："这是李普写的，向名记者学一学吧！"我迫不及待地细读了一遍，果然名不虚传。那如虹的气势，那深刻的立意，那精密的结构，那洗炼文字，使我钦佩不已。我赶紧从华敏那里要回了自己的稿子，躲在招待所里一遍又一遍地改了起来。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用"两虎把门"的版式，让北京和天津的两篇工业形势述评共享一版头条的位置。 位于天津市睦南道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在办公楼后的平房是一个放旧物、旧书的仓库。那里面有一大堆五十年代初期的杂志。其中一套经济理论文章选集对我很有吸引力，上面收录的是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许涤新等经济名家的文章。在这套书的第八辑，收录了李普1950年写的一篇长文：《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我先是羡慕作为记者的李普能写出份量这么重的经济理论文章。我读了两遍，不仅学到了很多经济知识，更是佩服的是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通俗。我从这里开始学习怎样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述深刻的思想。 李普的新闻写作是第一流的，这不用多说。李普坚持"新闻写作绝对不许虚构，必须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是新闻文字的第一生命。"因此，他一再强调"新闻报道不要盲目向文艺靠拢。"李普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他对用文学手法写新闻始终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比如某次高层会议和两三个人之间的密谈，有些作家写得如亲临现场，活灵活现。读者会问：你又不在现场，怎么知道每个人谈话时的眼神和动作？你又不是钻肚子里的虫子，怎么知道人家那么细致的心理活动？李普为这种"把真实的写成了可疑的"的作品感到惋惜。李普还创造了一种质朴的文风。他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他认为形容词越多，文章越不美；他在动词上很下大功夫，力求准确、贴切、生动。李普写文章不用华丽的辞藻，直接把日常口语挥洒纸上。李普这样的文章，读者感到美，感到有说服力。这正像金代一位诗人《谈杜诗》中所说的一样："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 作为记者的李普，用他那质朴可信的笔，记录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面说的那篇文章记录、分析了开国六个月之内发生的一件安邦定国的大事。在新中国开国前后，李普的新闻记录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记录了开国大典，这些，都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作为记者的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胜利和成功喜悦，也见证了并评析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拐点"。他认为这个拐点是1953年。他认为"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在这一点上，李普不仅是记者，而且是历史学家。不过，他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学结论，不是研究史料得出来的，而是亲身观察和体验得来的。 他见证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那时他作为报道开国大典的记者，住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李普就从他手里接过了讲话稿和一张纸条上，纸条上写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李普从名单上看到了"联合政府"的阵容：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非共产党人，56位委员中有27位非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中有四分之一是非共产党员。作为临时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把搞社会主义当作将来的事。这个共同纲领还"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李普很赞赏这个纲领。 李普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之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接着，"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左"倾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李普认为，新中国历史上"左"倾的弯路是从1953年放弃"共同纲领"开始的。 李普在他的新闻学着作中写道："独立观察、独立思考、更是一个记者的命根子。"李普能看到了、记录了新中国历史这个大拐弯，正是因为他守住了记者这个命根子。 李普为"共同纲领"被推翻而惋惜不已。至于为什么一个人的权力那么大，他的88个字的批示能够取代"根本大法"？为什么"共同纲领"这么脆弱，一个人的一个批示就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说。 作为官员的李普 李普是大官，官至新华社副社长，至今还住在部长级的房子里。可是，除了房子大以外，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当大官的时候我和他没有见过面。这并不是他高高在上，而归于我的一种特殊的过敏症，对官员的面孔和眼神过敏，对官员鼻孔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更是过敏。所以我对高官总是敬而远之。其实，李普并没有使我"过敏"的那种面孔和眼神。他的鼻孔里从来没有发出过那种令人混身不自在的声音。黎澍曾说李普"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他没有把自己当大官。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985年夏天在养马岛休假，我们两人多次在海边散步。望着远处蒙胧的小岛和近处的渔船上的炊烟，他说：你会写诗吗？咱们来两句！我说：上中学时我写过诗，在清华学了6年工科，诗情画意都被数理化熬干了。他说：那就不写诗了。我们到海滩去捡石头吧。他和我提着拖鞋，光着脚，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用脚踢沙子。捡到一块好石头那种欣喜的样子，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那时我向他谈了一些当时主流舆论视为叛逆的言论，没想到竟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出的一些话竟比我还大胆！我们年龄相差20多岁，但我总是对他李普李普地呼喊，因为我们谈话时，总是忘了年龄的差别。他呼我小杨，但写信时却称"继绳兄"，使我惶恐不已。后来我想，信上这样地称呼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规矩。 李普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讲资历有资历，讲能力有能力，讲人品有人品。可他在官场上混得不太好。在新闻界名气那么大，写了那么多名篇，可到头来还是副部级待遇，实际级别是正局级。当然，这与体制的改变有关。他离休时新华社是副部级单位，作为副社长，只能是正局级。他离休后不到三个月，新华社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水涨船高，连中层干部都是正局级。我记得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说过这样的话：有才有德的人不一定能走上高位，而地位高尊的人，不一定才德高尚，关键在"遇"。什么是"遇"呢？我理解是机遇。或者是遇到了赏识他的权势人物，或者赶上了好时机。李普离休的时机这么不好，晚两三个月就会上一个很高的台阶。这也反映了官场的荒唐。 李普在官场不顺，有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官场是分等级的。在官场混的人必须有等级观念。即使你脑子里没有，你的行为上必须有，至少你的脸上必须有，特别是在高你一级的人面前非有不可。否则，你只能在你现有的级别上熬一辈子。而李普，除了埋头干活以外，却"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作为官员，说话得讲"艺术"，要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讲一些自己不信、却要别人信的话，有时甚至讲一些假话。李普不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讲真话，讲直话。他说话大胆，文字泼辣，简直不知道官场的种种禁忌。像他这种不懂官场的人，如果不是能力过人、成绩突出，恐怕连个局级也混不上。李普大概也有自知之明，官没有升上去，却也悠然自得。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怨气。我多次听李普说过这样的意思，他其所以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重庆的干部。只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抢救运动的"磨练"，才会"夹着尾巴做人。" 这是不幸还是有幸？我认为是有幸。"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建国至今五六十年，部长数以千计，谁能记得几个名字？而很多人知道李普这个名字。因为李普不断地向社会奉献华章，到八十八岁还文章不断。 作为学者的李普 有的新闻单位提出"记者要当专家"的目标，对这种提法我是不敢苟同的。专家的研究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他一辈子在他的专业领域里皓首穷经。在这个专业里，他有绝对的发言权；离开这个专业，他的认识深度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作为记者，不能一辈子只关注某一个专业。真要这样，他就改行从事那个专业了。要说记者是专家，只能是新闻这个行道的专家。所以，说某某是"专家型记者"是不妥当的。那些有成就的研究型记者，说他是学者比较恰当。 李普就是我说的这种类型的学者。除了有新闻功力以外，他还有理论功力。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他采访什么问题，就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得很深、很透，从中挖出很多道理。只要他肯在某一方面花时间，他也可以写出某个专业的专着。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着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着名经济学家同列竹帛。李普不是专门研究某一学科的学者，他的视野更广阔。他关注的是国家、民族，是天下大事。他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真理追求者。 作为思想者的李普，他的思想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他自己写道： 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李普这里说的前两个阶段，走进革命行列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样。可惜，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进入第三阶段：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 要进入第三阶段必须有一个思想大解放。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要解除前两个阶段留在大脑里、渗透到血液里的种种定见、种种框框。思想解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是要有勇气承认自己在第二阶段有哪些不对。第二是要冒政治风险，不怕与主流不一致。第三要有思想家那样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思维品格。 李普敢于否定过去不正确的东西。他无情地解剖了他那一段时间"可恨"、"可笑"的"左"。他坦诚地向今天的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两次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的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气壮如牛，是一个十足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李普为追求真理敢冒政治风险。他敢说与主流不一致的话。他不怕因说真话、求真理而被"边缘化"。 李普把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称为他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他写道："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长过程。我好比进了一次大学，1978年的讨论好比是我的一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毕业了。我可以说至今天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黎澍老夫子》）他还写道："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多年不用脑子，不想问题了。然后又悟到，那时想还是想了的，不过是在既定框框里想，是预先肯定它正确。那时的想，其实只是领会，只是学习，只是"跟"，跳出了这个框框，便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思考的快乐》）他在其它文章中也谈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开朗的欣喜，如梦初醒的振奋"。 本文前面说的，为什么一个人88个字的批示能够推翻"根本大法"；为什么"根本大法"如此脆弱，一个人的88个字就可以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回答。而作为学者的李普，从根本上作了回答。到晚年，他的认识有了彻悟。他的彻悟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对毛泽东的认识：毛泽东是独裁者；第二是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这个党不是民主社会的政党；第三是对现行制度的认识：中国是专制制度，而且是长期封建专制与前苏联专制制度的结合；第四是对马克思的认识。毛泽东很多作法、专制制度的很多方面，其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李普在这四个方面的彻悟是深刻的，一针见血的，带有颠覆性的。 话题又回到他的"第一次解放"。他"参加抗日民主救国运动"，到今天看还是无可厚非，而"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需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在这方面，李慎之说得比较明白。 李慎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启蒙运动。李慎之在谈到他如何按受马克思主义时写道："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启蒙，是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李慎之到晚年才明白："抗战前后的所谓新启蒙，．．．．实际是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启蒙的偏离。起初也许只是差以毫厘，逐渐就谬以千里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偏离'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显然，仅凭陈伯达等几个知识分子，是不可能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当时的热血青年，也不是那么简单，陈伯达等人写几篇文章，就能把他们"启蒙"了。陈伯达等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是当时视为楷模的苏联。当时有一定的国际环境，有一股不大的国际潮流。国际环境就是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而相比较的是当时苏联的建设很有成绩。在这个环境中，一些着名知识分子，诸如英国的肖伯纳，说了不少苏联的好话。青年人的偶像鲁迅那时也向左倾斜。当时，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共识：苏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政权的力量，使这种部分人的共识变成了全民的"集体认识"。正是有了那种"集体认识"，才会有消灭私有经济的狂风，才会出现"大跃进 "和由它引起的大饥荒，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 我这里说的"集体认识"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权威政治条件下，相当多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共同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审美观。"集体认识"一旦形成，就是一股横扫一切的潮流，一切与这股潮流不同的都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消灭。"集体认识"有一个最高的权威，通常是最高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不仅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信息，垄断了舆论，垄断了真理。只要政治权威发出什么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清白无辜的人会遭受"广大群众"的残酷迫害；正派廉洁的人会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撒下弥天大谎被认为是对党的忠诚；滥杀无辜被认为是解放全人类．．．．．"集体认识"是强大的，也是很可怕的。 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是说："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像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那样，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乖乖发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李普已经八十八岁。他不会、也没有机会再一次掉入历史的陷阱。后来人可得十分当心啊！ （原作2006年7月25日发表于《政右经左》，2008年1月18日俞梅荪推荐） --------------------------原载《议报》 回目录 “他是民主的一个符号”--为纪念赵紫阳逝世三周年而作雁北飞 （四川） 1989年5月19日这一天，全中国、全世界都看到了，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不顾个人安危，不顾握有实权的政治元老反对妥协的强硬立场，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为要求中央兑现民主而绝食请愿的学生们，他眼含热泪，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青，要保重身体，来日方长……”,这话全中国、全世界也都听到了。这是一贯以中国人民的救世主而自诩的共产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对平民百姓表达的真情关怀，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共领导人唯一的一次不是作秀表演的公开露面。不幸的是。敢为天下先的赵紫阳自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这是中国天大的悲哀！这是民族天大的不幸！但是，人民是不会忘记赵紫阳的，尽管他被顽固的统治者所囚禁。 时至1994年年底，四川省省级机关事物管理局接待处值班人员接到中央有关电话，说赵紫阳要到四川，要四川准备接待。四川这边接电话的人忙问，按什么规格待遇接待？得到的回答是：“按一般党员干部的待遇接待”。值班人员忙向上级汇报情况，当时四川省主要负责人一听说赵紫阳要到四川，很重视，他想，“按一般党员干部的待遇”接待赵紫阳怕不近情理，赵紫阳毕竟在四川当了八年一把手，对四川、乃至对全国贡献是巨大的。就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知道“要吃粮，找紫阳”的美名出自四川，并在来华访问时，公开说了这句话。这位四川主要负责人为了慎重稳妥，命令部下打探有关赵紫阳的情况。部下很快就打听清楚，赵紫阳一行是从贵阳来四川，贵阳那边是按国家总统级别接待赵紫阳的，下榻在贵阳花溪宾馆。四川这边马上拍板，接赵紫阳老人家下榻四川成都金牛坝宾馆，按国家总统级别接待。五年了，人民想念他啊！赵紫阳是在当年大年三十晚到达四川成都，来到四川后是天天有人要见他，从一般干部到一般群众。以至于警卫人员都向中央反映说“四川太热情了”。 怎么会不热情呢？人民清楚地记得，在1989年5月4日这一天，赵紫阳公开发表讲话，呼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并建议政府同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展开更广泛的对话，让人民切实感觉到政治民主化大有希望。然后，他又身先士卒地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让全天下的人看清楚了，什么叫忧国忧民，什么叫为国为民。他完全不顾个人得失的所作所为，共产党的高官何人能及？他是英雄，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只有这样的英雄才能在人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在2005年1月17日紫阳老人逝世后的第二天，在四川成都人民南路广场上，这座在1989年的六.四前后,曾经聚集过无数热血青年的广场上，时不时有过路的人默默地放下一朵朵白花，以表示对紫阳老人的祭奠，更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就地跪拜紫阳老人的在天之灵。1月20日,当一位陈姓青年，手持书写着“紫阳老人走好，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挽联在广场上哭拜时，竟被警察抓起来关押了一天。后来很多好心人鼓励这位陈姓年轻人说：“我们谁都在吊唁紫阳老人，他才真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你虽然被关押了一天，却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我们感谢你。”。谁知这个年轻人却挺着胸脯对人们说，“不管怎么，抓我们都要纪念赵紫阳，我们不能忘记他。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利的目的。我们追求的是更高的价值——那就是民主自由。而赵紫阳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符号。”说得太好了！人们不禁心中安叹。赵紫阳的确为民主政治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竭力呼吁平等对话：他理性地对待学生民主运动，主张将之引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和平解决，他确实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符号。 今天，是赵紫阳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他，他的身影虽已远去，但他为实现民主政治所付出的牺牲，将成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资源代代相传！ 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个伟大的符号吧！ --------------------------原载《议报》 回目录 躲不过去的“家法”--为纪念赵紫阳逝世三周年而作周郎 叶落归根、人老还乡，这不仅是人之常情，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当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流落台湾，客死异乡，曾写下一首血泪涌注、哀惋至恸的千古绝唱：“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然而，在中国，在有着浓厚中华传统文化的河南，居然有两个特殊的例外，他们是袁世凯与赵紫阳。虽然他们一南一北，一白一红，留给后世的评介也有着天壤之别，但这两个历史名人都是在与故乡彻底决绝后、至死也不回老家的人。因为家乡是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 先说说倒行逆施、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什么不回河南老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袁世凯的生母刘氏病死在山东济南，时年袁世凯42岁曾以母丧电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再请求回籍河南项城营葬。因当时时局不稳，八国联军尚驻北京、天津各处，所以未获恩准。同年十月，慈禧带领逃亡官员，由西安返回北京，在进入直隶境内时，袁世凯为接驾做了周详准备，并恭迎大驾，一直把慈禧护送到京。慈禧大喜，以其“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的卓着勋劳，加封他为太子少保衔，并赏黄马褂，特许紫禁城骑马。次年，慈禧太后赐赏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一品封典、银三千两，给假四十天，令其回籍葬母。 但没想到的是，袁世凯在回老家葬母时，却因为葬礼规格问题，与其同父异母的二哥袁世敦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袁世敦认为自己是袁家长门，按“死生亦大矣“的封建伦常，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是不能入葬祖坟正穴的，只准埋在坟茔的偏旁。此时的袁项城，已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谓位极人臣、权倾一世的，但袁世敦却不惧他权大势重，坚持按老理操办丧礼。结果刘氏所生的袁氏弟兄执拗不过袁世敦，只好将其母埋葬在祖坟的偏穴。当刘氏起棺出殡时，袁世敦又依照规矩，不让其走正门，只能从偏门出棺。这一次，说起话来地动山摇的袁宫保不仅说了不算，还在封建礼教的家法面前大失尊严，丢尽了颜面，而且也与袁世敦彻底闹翻了脸，从此断绝来往，不再回项城老家。后来袁世凯就让堪舆家选定千里之外的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来作为他生前政治活动的住宅以及死后的葬身之处。 那么，作为一个革命者、曾任共产党的总书记又为何不回河南老家呢？赵紫阳生于1919年，河南滑县桑村集赵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冀鲁豫边区担任滑县工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当代中国革命史上，滑县出过两个名人，除去赵紫阳，另一个就是毛泽东所赞扬“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写得何其好也”的作者聂元梓，是滑县上官村人，聂元梓的大哥聂真，是滑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也是赵紫阳走向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聂家和赵家，相距不足四十里地，都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大地主。诚如聂元梓对笔者所讲过的一句话，“那时候没钱上学，没有文化，咋能懂得革命的道理呢！” 中共建立政权前夕，赵紫阳随大军南下，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广东军区第一政委，是当时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南下后，正逢河南解放区土改，赵紫阳曾给当地政府写信，说明自己的家庭状况，请他们依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但河南地方的土改政策一贯是极左的，流行的口号就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对赵家这个老地主自然也是毫不手软、不留面子，也要施以“共产”家法的！结果是斗来斗去，抄家分田，还把老人给斗死了。有一种说法，当时的场面很惨烈，土改工作队是把老人当作还乡团来斗争的，几个壮汉把老人高高抬起来，问道，“看到国民党回来了吗？看到了吧！”一边说，一边把老人往高处一扔，给活活给摔死的，这种斗争方式叫作“望老蒋”。这件事虽然没有影响赵紫阳以后的仕途，但肯定会在他心里投下永远不能抹去的阴影。 父亲死于土改工作队之手，老母亲是1976年80岁时在河南滑县老家病逝的，也葬在原籍桑村。就在物价闯关失败、改革进退维谷之际的1988年，夏日的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有人竟然用在中国人看来是最恶毒、最残酷的、最能诅咒人的一种报复手段，刨挖了赵家的祖坟，老母的遗体亦被盗。这对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依旧不动声色，让河南地方政府来“淡化处理”这桩政治事件。当时在河南，笔者还听到另一种传闻，说是刨赵家祖坟的是一帮子身份不明的四川人，他们认为“一山不能容二虎”，邓小平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鼻酣！为了破除赵家的风水，这帮人刨罢了祖坟，还深深砸进了几根镇魔祛邪的桃木桩子，算是破了赵家的龙脉。这样的阴毒损招，真是荒唐可怕，骇人听闻。父亲死于非命，母亲又入土难安，可以说，家乡滑县带给赵紫阳的羞辱太多了，这样的故乡，还有什么可值得眷恋的吗？ 按理说，这两个河南名人都是有着九五之尊、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但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你是民国大总统也好，还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也罢，他们都无力挣脱自身所服务的那个体系的“家法”，都躲不开历史本身带来的悖论与“怪圈”。专横跋扈的袁世凯，不得不向封建家法低头认输；“把一切献给党的”的赵紫阳，对于革命本身带来伤害，也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们对家乡带来的人身羞辱无可奈何，所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远避家乡或不回家乡，也就是咱河南人所说的“眼不见心不烦”吧。还有，这两个河南名人都曾有过“下台”的遭遇，下台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了。1909年，气焰熏天、权倾朝野的袁世凯被皇亲贵胄给赶下台后，便来到河南彰德洹上做一钓翁，韬光养晦，但前来拜访的名流权臣却络绎不绝，诗词唱酬好不风光，但两年后居然还有东山再起、重执权柄的一天。八十年后赵紫阳的仅仅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处理学生问题，发出拒绝向人民开枪的另一种声音，就被控以“分裂党、支持动乱”而被赶下了台，从此就被中共当局幽禁起来，失去最可贵的人身自由几近十六年，声音与名字在社会上消失于无形，直至2005年1月17日病殁。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凡是允许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的，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还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当局在处理党内另一种声音的异见者时，其手段之惨烈酷毒，方式之不人道，是要远远超出百年之前的满清王朝的。 古人有诗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六四前夕，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时，曾流着眼泪喟叹说“我们老了！”十五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他真的老了（俺们河南人称“老了”，就是“去世了”之意）！不知您老去那正直的、受冤屈的魂魄，还愿意返回生于斯、长于斯的滑县桑村集的故乡家山否？ 魂兮归来！ 2005年2月 --------------------------原载《议报》 回目录 鲍彤访谈录：“只要愿意做，政治改革就可进行”--为纪念赵紫阳逝世三周年而作德国之声 图为在北京家中的鲍彤和夫人蒋宗曹 1月16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赵紫阳家属以及各地民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由于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这些活动都只能以低调不公开的方式进行。而人们对于这位力主改革的中国前领导人以及他的改革路线也再次进行了思考。 2005年1月16日，中国改革开放先驱人物之一，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三年来，每到这个日子就会有民众自发进行悼念活动，纪念这位对中国改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并在六四事件后因为拒绝镇压学生民主运动而遭到罢黜，并被软禁家中，直至去世的前领导人。 北 京市民李金平就是这些民众中的一个代表。赵紫阳去世之后，李金平就在家中为其设立灵堂。而2005年以来，每到赵紫阳忌日，国安部门就会将李金平从家中带 走，今年也不例外。他的弟弟李金龙对记者表示：“国保的人上午来，说带他吃饭去。国保八点来的，然后待到9点40给带走的。门口搁了三辆警车。也没说什么 理由，就说带他去吃饭。” 赵 紫阳家属当天也在家中进行了祭奠活动，据海外媒体报道，有各界人士参与活动过程，但由于政府方面的高度关注，祭奠活动保持低调。赵紫阳执政时期的机要秘 书，曾因六四事件入狱多年的前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被政府方面禁止外出，因此无法参加相关活动。鲍彤在接受德国之声电话采访时表示，政府对祭奠 赵紫阳的活动总是神经过敏，他说：“我也觉得很不能理解，一个公民去世了，很多公民悼念他，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使领导层感到什么恐惧。但我看到，这件事情 显然是冒犯了某些人。” 尽 管自从六四事件以来，中国政府对于赵紫阳其人其事都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但近些年来，一些前高级官员和民众纷纷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介绍赵紫阳的改革思路， 以及赞赏他在担任政府总理和中共总书记时期的政绩和改革路线。赵紫阳的多年好友宗凤鸣出版了“软禁中的赵紫阳”，记录他在多年软禁期间的谈话记录。而中国 前副总理田纪云更是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撰文提及赵紫阳，赞扬他生活朴素，并把赵紫阳与胡耀邦并称为对中国改革起到关键作用的两名前领导人。 同样阅读了田纪云文章的鲍彤表示，能够在（赵紫阳逝世）一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里出现这么一篇文章很让人高兴。但是只有一篇文章出现，就不是好现象。 鲍 彤在采访中提到，赵紫阳当年推动的经济改革，其中心思想是回归市场经济，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是一个政府向民间和市场“让步”的过程。而六四事件之后， 尽管中国依然执行改革政策，但却是一种不允许存在反对意见的改革，并且以权贵阶层大肆侵占国有资产为主要内容，这就导致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亿万富翁，而另一 方面，高达两亿民众生活在每日不到一人民币的生存线下。 鲍彤认为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赵紫阳当年受制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而无法全面实施自己的改革意图，而中国目前的领导层完全有条件走出这一步。他说：“只要愿意做，应该是可以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国内环 境，领导能力，比那个时候要高的多。我想赵紫阳先生如果看到后继者超过他，做的比他更好，他会很高兴的。把共产党加之于人民身上的，经济、政治乃至思想上 的各种枷锁统统打破。我认为，不是不可能的，是有可能的。现在经常说我们中国 条件不具备，我不相信，我不是老百姓条件具不具备，而是领导人给不给老百姓条件。”（德国之声） 鲍彤访谈录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三周年之际，赵紫阳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前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鲍彤，打破政府禁止接受电话采访的规定，给德国之声记者分析了赵紫阳给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以及目前改革困境的症结所在。德国之声：鲍彤先生，您是当年赵紫阳先生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您认为他给中国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什么呢？ 鲍彤：我想是留下了改革的成功和失败。成功给我们很多启发，失败也有很多启发。 德国之声：您是否能分析一下赵紫阳改革路线的成败究竟何在呢？ 鲍彤：改 革的成功是经济改革，大家都看到中国与三十年前是有很大的不同，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繁荣。二十七年的改革为中国的繁荣创造了契机，这二十七年的改革 就始于赵紫阳先生任总理和党总书记在其执政期间在中国进行的改革。而这一段正是和世界接轨的，这也就是说中国只要和世界接轨，中国经济就可能起飞。中国有 两大特点，第一是繁荣，一目了然，但第二却是腐败，也是一目了然。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的瓜分国有资产。我看到过发改委的一个资料，中国有两亿人是生活在平均 每天不到一人民币的水平线上。这是很大的一个金字塔，底层是两亿穷人，上层我相信只有几千个人，极其奢华，来源就是腐败。二十年前，中国的腐败分子相对于 现在来说都算是非常廉洁的了。中国腐败问题日渐严重始于六四之后。六四是不准学生说话，不准市民说话，不准说话而进行改革。赵紫阳的改革是向农民向企业让 步的改革，他的口号是扩大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邓小平在南巡之后，以不争论为标志的改制，即所谓改革所有制，实则是政府官员向国有财产进军，大肆瓜分的一 个过程。这种改革本身在中国就造成了暴富现象，进而导致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 德国之声：有评论认为，中国现在的胡温政府相对比较温和开明，而现任总理温家宝也曾经在赵紫阳时代工作过。您认为，在胡温时代是否能使两极分化的现象有所缓解，乃至启动政治改革呢？ 鲍彤：赵 紫阳当时执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像孟夫子说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当时赵紫阳活动的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事事必须取得邓小平和陈云的 同意，如果邓陈两人不同意，他就不能做。不只赵紫阳，胡耀邦也是如此。赵曾经多次说过，我不是领袖，只是一个大秘书长。但现在情况不同，现在的领导人是核 心了。我想，只要愿意做，应该是能够做的。我认为中国不是老百姓的承受力有问题，而是领导人的承受力；不是老百姓条件具备不具备，而是领导人给不给中国条 件。香港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经常说，我们不能搞民主选举，因为我们文化水平太低，那么香港为什么不能搞，难道香港文化水平也太低吗？香港都还要等多少年， 那中国大陆更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了。这是很让我恼火的一件事情。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总书记都要等额选举，那中国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中 共中央委员个个都是大学生，博士，博导那样的人，却都不能进行自由平等，不记名的有竞争的选举，说没有条件。我不知道要什么条件才行？ 非常感谢鲍彤先生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 我 现在再说一句话。我准备我家的电话从此被切断。从2003年3月到10月，有七个月时间我的电话被切断的。我估计就是接受采访之后，不知是得罪了党，还是 得罪了政府，还是电话局。后来好不容易又通了。我很注意十七大的文件，我们的总书记说权力应该在阳光下运行，老百姓应该有表达权，有知情权。我想我应该有 表达权，同时我也希望我的表达能够为同胞们所知情。因此我说了这番话。我的电话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我刚才说的话以及现在发的这段牢骚，我希望他们都向 上报告，报告到那些管理监听控制部门去，让他们决定怎么处理我的电话。如果他们愿意制造什么麻烦，创造新闻，把我的电话线路切断的话，那这恐怕就是我最后 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了。 采访记者：石涛 --------------------------原载《德国之声》 回目录 今日，北京有风雪--附录：谁说中国不适合下雪？…… 吴祚来吴稼祥（北京） 今日，北京突降瑞雪，恰逢我所敬爱的一位老人西行三载忌日，有感焉。 大行三载春来迟，满天雪飞作钱纸。心系苍生何忍去，不卧青山卧青史。 2008-1-17 附录：谁说中国不适合下雪？吴祚来 谁说中国不适合下雪？北京下雪了下雪的时候并不冷下雪的时候人民与国家都觉得安全从前总有人说中国不适合下雪似乎下雪是欧美北方的专利但北京还是将雪下下来了世界上什么地方都适合下雪只是有些地方下下来的时候那纷纷扬扬的雪花变成了雨水(或者泪水) (括号里的4个字为吴稼祥加注) 2008-1-17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天空心雨祭亡灵，街头心语奠紫阳--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黄晓敏（四川） 元月15日，我和六四广告人陈云飞密友再次碰头会晤，对筹划已久准备充分的元月17日，纪念紫阳辞世三周年的悼念活动，根据时政的严管和政局的扑朔，做了降低调子和减小规模的重新部署。并对 17号的行动时间、行动路线，还有具体悼念方式、内容进行了沟通性共识落实。 元月17冬雨蒙蒙，冷峻潮湿的铅色阴云阴沉低垂，漫无目标的移动在盆地上空，给人一种天泣地悲沧桑动容，心神同往的切身感概。 我们有目的的选择先进校园川大，再去天府广场、商业街区等，假如时间和人数凑的好，那么再选择人员密集和流动量更大的火车站附近。暗示八九学潮从校园走向政治广场，最后体验人性和民心的紫阳生平，意指在走过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过去的紫阳对我们今天的国民还有哪些影响和记忆。 在川大校园，问起紫阳生平和残存的记忆信息，这些天之骄子们给我们最多的答案，他是国家领导人，是国家主席（很有意思的多数观点）。但是他们对紫阳曾经对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对国家快速发展达致经济繁荣的成就地位，还有在六四学潮中彰显出的人性作用，无畏的良知勇气却知之甚少，甚至都根本没有人不在我们的提示下会联想到，和紫阳那千丝万缕的前后关系。有几个青春靓丽的大三师妹，知道我们的来意和目的后反问我们。当我们直言不讳的回答：我们是那场学潮的幸存者，和他所规划及奠定的体制改革受益者后，她们那个敬佩和羡慕的言语神情，反而给了我们一种自豪的尊严，和不虚此行的价值。 有一对校园情侣，因为男生是来自紫阳故里的研究生学子，所以他对紫阳的记忆和评述，就显得要真实和详细很多。他对紫阳在过去的政治生涯中，对国家、对民族，还有给予家乡人民那种真情实感，口述起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最后又非常惋惜的站在政府的立场口吻说，他在六四时期支持大学生，据说是犯了错误被免职，哀怨之意轻描淡写。 在川大书报公共阅读处，一位学者模样的老年朋友和我们目光相遇，我们走过去询问他对紫阳的了解，他意味深长类似自言自语的诉说一样，夸耀他的能力和人品，赞誉他在四川的极佳口碑，回顾他在学潮的角色和无辜。当我们再问，"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他去世三周年的忌日" 时，他吃惊的神情陷入低沉的语调"是不是哦，我还不知道。"在他低头看我们给他的传单，鲍彤先生撰写的《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清明祭紫阳》时，我们彼此都用默契的眼神、道谢的语言挥手分别。 来到号称是世界第一，地下是最现代投资最高的地铁编组枢纽中心，地表是最漂亮的最体现人性人本理念设计的天府广场，在这个极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豪华广场，我们看见仅有稀少的人流，最多的似乎还是拍照拉客的小贩商人。 空旷的广场，好不容易看见爷儿孙四人行游的搭配群体，我们主动和那个健壮有六十开外的男主人率先打开话匣。他一听我们问知不知道紫阳先生其人其事，他乐呵呵满脸堆笑爽朗热情的言说起紫阳的功绩，从四川说到北京，从省委书记说到中国总理，从改革政策说到农民温饱和幸福的日子，还不忘记的说出很多中国人都晓得的：要吃粮，找紫阳这句官民皆知的大众术语。最后，还张嘴主动问我们多要一枚紫阳的徽章，说是要好好的保留做为尊贵的历史纪念品。 下午的成都，天空更加阴冷雾雨，盆地的周缘和上空是厚重又冷凝的乌云均匀的遮盖了一切。川流不息赶往回家准备过年的劳作者，行色匆忙的穿梭在步行道上游走在车站附近。 临时邀约还在成都上访的几个访民，汇聚在车站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简单的询问一些行路人之后，我们发现对紫阳的记忆和感触，对于其中很多人都是遥远的记忆，或者是没有的记忆，也无从说起今天还是赵公仙鹤三周年的祭奠忌日。面对此景此情，我们索性把有限的资料，不问青红皂白只要索要愿意阅读，就主动赠送送完为止。有的人站在街边仔细的阅读，边看边说"哦，知道他是谁了。""他好久去世的？"还困惑不知的人就和他们耳语起来。其中有一个非常明白紫阳的轻重，边看文章边若有所思，神情沉重地看着我们，似乎有话想说，但又妨着某种顾虑或者压力，不敢主动和我们搭腔。我们问中年汉子，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南充，紫阳曾经去过那儿，也是他去过以后他们那儿的农业结构发生很大的调整和变化，生活质量有了改变，不过他也知道紫阳犯了"严重的错误"被革职丢官。话中流露出知恩图报的溢于言表，对比到今天被逼得出来打工谋生，还不能让他一个人幸福支撑，眼前的现实让他感慨颇多。 今年是中共高调隆重纪念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一年。我们无从知道他们这个行动的意义和内容，也不知道会不会重提这个为有今天的成就，作出具大付出和牺牲的前改革派重要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对紫阳的认知和感谢，一定会在六四中无畏、正义、人性和勇气的紫阳，再追加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成长的功劳簿上有紫阳的名字，更有国民对他的缅怀和记忆。 今天，我们仅仅是用自己的行动，向这位无私、无我，充满傲骨的创新理论实践者，表达我们敬仰之情和缅怀之意，未来一定是充满朝阳和生机，充满人性和正义的宪政之国迎接我们。 2008年1 月18 日（俞梅荪推荐） 附录：（六四天网报道）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作者：黄晓敏 今天是中共体制内最有人性的领导人赵紫阳先生，去世三周年的日子。 冬雨蒙蒙的成都市区，天泣地悲，阴沉低垂。 有八九六四学潮幸存者、活跃在成都的维权人士，还有正在成都上访的川籍朋友数人，自费复印了赵紫阳生前秘书鲍彤的祭文《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清明祭紫阳》数十份，以及特别制作的精美徽章紫阳头像，一大早来到川大校园、盐市口商业街、天府广场、成都火车北站，对来往的行人发阅祭文，并用征询的方式向答对问题的朋友赠送徽章。 上诉人用自己实际的行动，向这位无私、无我，充满傲骨的创新实践者表达敬仰之情和缅怀之意。 整个纪念活动前后持续四个小时，传递缅怀纪念的信息给各界人士达一百余人，有二十余位有幸答对活动问题的朋友。免费得到紫阳徽章一枚 --------------------------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一分为三的毛派述略--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吴庸（北京） 中共毛派曾是当权派，“四人帮”是这一派的代表。毛死后，“四人帮”在宫廷政变中垮台，毛派遂沦为在野派，与党内改革派、民主派并立，成为党内为毛的主张和体制招魂的左派。这一派在原执政者中有广泛影响，号召力较强，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要求发出的呼吁能够博得社会同情，在制衡当局政治走向方面有不容轻视的作用。这派势力可分3部分：原生代，新生代，基本群众，试分述之。 1. 毛派基本群众 毛泽东以“农民革命”着称于世，但他其实并不代表广大农民利益，他所依靠的是社会游民阶层，即流氓无产者。湖南农民运动是农村被称作“痞子”者的造反活动。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印行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看作是革命先锋。这个考察报告最早在湖南省委刊物《战士》披载时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些人就是毛掀起“农民革命”的基本群众。毛逃到井冈山后，依靠抢劫为生，当时“全军五千人”，“仅仅发油盐柴菜饯，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毛选1卷64页）1931年毛率军打下漳州，仅这个小城就“筹款”百万银元，还洗劫了陈嘉庚开的商店。搞地区割据时，毛推行烧杀政策，他就带头烧过农民房屋，目的在于变小有产为无产，强迫他们“革命”。土改则是平分土地，搜刮“浮财”，打死地主，消灭富农，总之，绝对平均，暴力横扫，这是流氓无产者的爱好，而不是生产者的发家要求。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中的“共产风”更是游民阶层打家劫舍、共吃共喝的意识大暴露。“文革”时，毛竭力鼓惑打砸抢抄抓，扇动人们祸乱社会。毛的游民意识集中于他的“斗争哲学”，他的逻辑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红卫兵、造反派就是“斗争哲学”的体现者，他们的反社会性和肆意攻击性造成一场旷古浩劫。 如今，毛派已失去往昔权力和威势，经过后起当权者对“三种人”的打击，造反派和打砸抢分子已分化和销声匿迹，但其残余力量仍在，还会时有折腾。而且，社会既然存在孳生游民阶层的空间，新的游民分子必然会不时冒出来游荡。新旧游民成为当前毛派基本群众。这些人既无必要的文化水平，更无一般的毛氏理念，他们以愚昧为荣，以斗殴为乐，对新的社会现象充满怨恨，认为追随毛派发泄不满是便宜渠道。于是，那些混迹江湖，勇于恶斗，长于投机，行无定轨的一伙经常为毛泽东的一套兴风作浪。 不妨举一事例加以验证。学者吴敬琏撰文《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涉及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分歧，对有些人指责改革的领导人“背叛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批评。“他们的指责是不是真有道理？回到‘左’的路线重拾‘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很有必要给予明确的回答。”“对于他们引为口实的社会问题到底是由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受到种种阻碍因而不到位或不彻底造成的，也需要正面讲清楚”。这两个问题本来是可以平心静气展开讨论的。不想，得到的回应却是劈头盖脸一顿“驴唇不对马嘴”、“能力低下”、“水平太凹”、“老胡涂”、“野心勃勃”、“刁声浪气”、“不是省油的灯”等等，不讲文明的泼妇骂街。吴敬琏在文章中提议进行5方面改革：党政分开；在有法可依、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逐步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进行传媒改革，使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都得到保证。就是这么一份平实的建议，得到的回应是：“他说的‘党政分开’，实际指的是‘共产党下台’。”“人家给‘民主’的定义是：共产党不下台就不是‘民主’，下了台就‘民主’了；共产党不下台就没有‘言论自由’，下了台就‘言论自由’了”。“‘改革’更是如此：只要共产党没下台，那就是‘改革不到位’。共产党什么时候下台，‘改革’什么时候‘成功’。”据说，这是“用简单的形式逻辑稍微推敲一下就能一目了然”的。没有分析，没有论证，不讲道理，不懂逻辑，不具备起码的辩论水平，只是乌马长枪，乱刺一通，颇像“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纠斗，与这样的人怎么能坐在一起讨论呢？找不到可以探讨问题的愿望。还有进一步的指责：说吴敬琏“要共产党下台”受到美国副国卿佐利克的支持，吴敬琏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看来，如果不把水搅浑，弄得谁都无法作声，他是不甘心的。这是谁？黎阳：《“党政分开”还是“共产党下台”――吴敬琏的“研究成果”》。 （二）毛派原生代 毛泽东说，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是3本书：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以这3本书为基础，演绎出毛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凡是懂得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都不会承认“造反有理”是马恩的思想。毛对自己的胡诌毫不脸红，这句语录在“文革”时大行其道，使一场浩劫竟然成为堂而皇之的“造反有理”。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曲解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由此，不得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作一番认真检查，看看有无假货。事实上，只要不回避毛泽东思想的现实表现，只要不刻意为它涂脂抹粉，一查就会看出破绽：1980年中共组织4000党政军干部议论毛的主政史，与会者纷纷指出他的“帝王思想浓厚”、“帝王思想非常严重”、“他虽然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搞的是封建帝王那一套”、“本人有封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如对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就是如此”、“毛泽东在后期实际上是一个帝王的形像加上神的形像”、“他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超过神与皇帝的绝对权威，并且要这种权威在他生前死后都不受侵犯”、“当了领袖之后还要当唯一的领袖，也很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等等（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66-75页）可以说，帝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统率。 从中共七大到“文革”，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成为绝对权威，而且高度神化。他鼓励“三忠于，四无限”，认同“早请示，晚汇报”，使大陆建立起超越皇权的绝对服从的社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有不断更新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文教人士追随毛，服膺毛，成为毛派。毛的形像是毛派的心灵图腾，毛泽东思想是毛派的精神指南，共产党是毛派的组织归宿。这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大厦就巍然矗立起来，毛派成为这座大厦的支柱。在毛派心目中，领袖至上的观念是牢固的，党管一切的制度是确定的，社会主义价值是永恒的，专政的威力是无比的。这样一批人构成毛派原生代。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深入毛思想的理论研究水平，有维护自己信念的坚强意志，有深入下层调查民情的良好风尚，因而，他们是理性的一代。同他们可以展开平等辩论，也可以从他们的文章中汲取必要的社会信息，了解左派的思维特点以及他们的生存动态。这对于研究社会转型是不可缺少的观注点。 这里展示一个最近的毛派与改革派搏斗事例。《炎黄春秋》1月号发表编辑部文章《新的一年新的期待》，郑重昭示：期待中国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开放，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实现。它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不够公正”，“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分享不够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往往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友，改革收益较少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还表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失衡”，需要强化对资本的制衡力量。文章认为，纠正社会不公的关键在于建立相关的民主制度，“众所周知，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够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所以，推进政治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我以为，该文呼吁推进政治改革，建立相关民主制度，改善社会不公，对社会是有益的。 南京大学教授奚兆永却对该文作了严厉批判。奚文《评〈炎黄春秋〉的新年“卷首语”》发表于1月13日乌有之乡网。奚攻击如下两点：（1）炎黄说：“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奚批评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所谓‘世界主流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就等于‘融入了’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呢？”这里暴露了奚教授在理论上的孤陋寡闻。“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杠杆的商品交换体制，它本身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共当局所以把“市场经济体制”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是为了掩盖官方权力操控市场的实质，特别是为了掩盖权力与资本勾结进行市场掠夺的实质。奚教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2）炎黄说：“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奚批评说：“所谓‘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些比较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客、学者用以美化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国理论界从来不用这样的说法。”因此，指责炎黄和“那些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客、学者是一鼻孔出气的”。这一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说“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专有，“我国理论界从来不用这样的说法”，显示奚教授的偏狭。官方公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就使用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这个概念。“民主”，概言之就是主权在民，人民作主。这一普世价值也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民主的反面是专制，这才是性质不同的区别。中共当局所以把“民主”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是为了掩盖官方权力以“中共领导”的名义对人民主权的侵害和剥夺的实质，是为了掩盖名为民主、实则专制的实质。奚教授硬要区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不过是替专制权力打掩护罢了。从这两点攻击看出，毛派执着于固有理念而不肯研究外界的丰富性，一味抱残守缺，思想僵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为多样形式，它的内涵早已超出马列的规范，毛派对此毫无研究兴趣。“普遍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较之“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要宽泛多了。这起码提供了扩大视野的机会，研究研究新观念何以产生，它的效果如何。要知道，公有制由于所有者缺位而难于融入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只是空想从未兑现过，毛派诸公对这两个问题毫不理会，只是闭着眼睛喊：公有制、按劳分配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保守派的思维特点。 奚教授在评论《炎黄春秋》的文章中表现了毛派必有的政治警觉性。炎黄提出“上层建筑不太适应经济基础，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奚马上回驳：“我们国家所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而恰恰是没有很坚决地按照四项原则办事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个回驳虽然气势汹汹，却是无的放矢。不过，由此看到毛派念念不忘的是“上层建筑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他们的镇家之宝，须时刻保卫，勿使损伤。不过奚教授于此处有一疏忽：上边提的是“四项基本原则”，这里却丢了一项“社会主义道路”，这项原则大约让邓小平出卖或典当了吧？ 这次博弈略显不足的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锋。思想只有交流才便于相互认识，各取所长；只有较量才便于互见短长，寻求真理。如果有气魄的话，可否彼此转载对方文章展开论战，算是对“言论自由”的门坎有所突破？乌有之乡网1月14日载“梅俏”短讯：太原市迎泽公园每周六、日均有拥毛派与反毛派辩论，拥毛派还将马宾所着《纪念毛泽东》拿来销售，一便衣买走一本，说是“给老爷子看”。 （三）毛派新生代 老一代毛派会逐渐走完历史之路，新一代毛派正不断补充。新生代较原生代的知识面宽，吸纳新思想能力强，敢想敢干，引人注目。突出的代表者是王士吉，笔名毛继东，今年63岁。他提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党内官僚资产阶级、腐败分子和新生民间资产阶级中急速暴发户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集中代表。”他认为：“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救党救国”。他说：“毛泽东主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他多次提出重建中共的主张，将重建纲领简化为“反腐反修反复辟”，“我们相信，重建后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在普选人民代表中再次得到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核心地位”。他还提出建立若干党内民主机制：（1）“建立党内争鸣报刊，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不得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要保护少数。”（2）“允许建立党内公开派别组织，可以召开本派别会议，在党内会议期间可以提出副报告参加讨论，付诸表决。”（3）“党内派别组织或党员可以分离出去另行组建新工人党。”（4）“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多个工人政党。各个党的地位是平等的，可以联合行动，也可以联合为一个党。”（5）“党内各级组织直至中央委员会，均由基层党员直接选举的党员代表中逐级产生，取消指定制、委任制、协商制。”（6）“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应接受党员的直接监督，定期回原选举单位汇报工作，接受询问质询。”（7）“中央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竞选产生，以得票最多者当选。” 最近，毛派原生代与新生代筹办联合话动：原中央统计局长李成瑞和毛继东等发起百万人签名活动，建议中央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公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布法》，并附上代拟的该项法律草案。他们认为，“财产申报公布法”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制度，是培养良好党风政风的重要举措。他们建议成立“最高廉政监察院”，此院由现有国务院监察部升格而成，归全国人大领导，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地方亦建立相应机构。申报人范围，主要是担任县处级以上各级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申报内容包括本人家庭成员和已另立家庭的子女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 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光是百万人签名，没有相当人力、物力投入是拿不下的。如何打通渠道，争取中央立项，批准通过法案并着手实施，更是繁难事情。就选项说，以当权派的财产申报为标的，正好碰到大批官员致命处，以前当权者搞过几次均告失败，这次毛派欲兴师动众再次进攻，能取得几何成果，令人担心。初次进攻，缺乏经验，宜选取薄弱易破之处，比如签名呼吁废止劳教法。而且，这类大规模活动最忌单枪匹马上阵，为什么不考虑联合各界志者一起发动呢？（2008.1.18）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大跃进”研究五十年掠影--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朱健国（大陆） “大跃进”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以一党专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然产生的专制幻想、专制组织、专制舆论三大跃进，是一场以非法剥夺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来强化专制利益集团的极权主义实验。 2008年元旦前夕，中国大陆出现了两个纪念呼声：一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借新年贺词表示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是着名杂文家邵燕祥在《新世纪》网站发表《1958-2008：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表达知识界和老百姓纪念“大跃进”非正常死亡近四千万人的强烈要求。文革的直接源头是“大跃进”，只有弄清楚“大跃进”非正常死亡近四千万人的真相，才可能真正彻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惨痛教训。因此，邵燕祥的纪念要比胡锦涛的纪念更为紧迫。 毛泽东于1958年至1960年发动的持续三年的“三面红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华而不实的唯意志论空口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大跃进”，其特征“人民公社化”便是政教合一、高度军事化的农村组织机构和执行方式。中共将1958、1959、1960年分别称为“大跃进年”、“继续大跃进年”、“特大跃进年”，其中着名的比赛项目有“放卫星”（各地争先恐后谎报亩产万斤粮），“大办钢铁”（将农民家里的铁锅等铁器搜集来用树木在土高炉里炼铁），“公共食堂”（禁止农民在自家做饭，以村为单位集体做饭吃，实行等级制的供给制）。据官方最近解密档案，“大跃进”共造成全国二十八个省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饿死、打死、自杀），典型个案有饿死150万人、村村人相食的“信阳事件”；同时因农村树木山林被滥伐一光，造成许多物种灭绝和水土流失等严重生态破坏，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亿元（人民币）。 中共对“大跃进”批评避重就轻 五十年来，“大跃进”研究主要以三种方式在进行：其一，中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大跃进”避重就轻的批评。其典型事件有彭德怀“万言书”（1959年）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饿死人是工作方法问题”（1959年），赫鲁晓夫批判“大跃进”背离马克思主义（1959年10月来中国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时和1960年布加勒斯会议两次批“大跃进”），刘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会”（1962年）提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邓小平理论”说“大跃进”的主要问题是“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对“大跃进”，“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大跃进”欲实行“精神经济” 其二，海外学者对“大跃进”的学术研究。其标志性成果集中体现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和各种《毛泽东传》中。《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86年）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是“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延续，是文革的源头。“大跃进”的国际因素是：毛怀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要以“大跃进”提高中国国力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国内因素是毛在1956年“八大”受挫，1955年发起的“合作化运动”被周恩来、邓子恢等暗批为“冒进”，“毛泽东思想”被党章删除，毛乘1957年反右运动出击，借《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中的“大跃进”之词，猛批“反冒进”，重树思想权威，于1958年1月11日“南宁会议”上正式发动“大跃进”。（另一说法是：1957年9月，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大跃进”的哲学思想起源既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更有魏晋人张鲁以“五斗米道教”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实行一系列原始社会主义的影响（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倡导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大跃进”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彻底失望坚决反智的产物，是精神万能的唯意志论的产物。“大跃进”既摒弃市场经济，也废除计划经济，妄想实行“精神经济”。 大陆民间的深刻反思 其三，大陆民间对“大跃进”的深刻反思。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字不提“大跃进”饿死近四千万人的真相，坚持按毛泽东专制方式对“大跃进”惨绝人寰的真相继续进行信息封锁。民间学者遂借改革开放的便利，自发研究“大跃进”真相。与海外学者不同的是，大陆学人利用有亲身经历和可以故地重游做“田野调查”的“近水楼台”优势，从“口述历史”入手，以个案研究推动“大跃进”真相曝光。其中突破性的研究有：“信阳事件”责任者、受害者和亲历者回忆录（张树藩、余德鸿、路宪文、杨珏、王庭栋、郭维敬、曹铭、鲁嘉宾等），还有“凤阳县饿死人调查”，“三年饿毙四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材料”、《大跃进年代》（江渭清）、《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徐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高华）、《嵖岈山人民公社纪实》（马国显、徐则挺），《辉煌的幻灭——大跃进纪实》（刘康健），《关于“大饥荒”的官方记述与民间记忆》（刘保军），《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中的直接责任》（朱健国），以及官方解密档案等。 近二十年大陆民间对“大跃进”的研究表明，“大跃进”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以一党专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然产生的专制幻想、专制组织、专制舆论三大跃进，是一场以非法剥夺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来强化专制利益集团的极权主义实验。五十年来，这种取消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而进行信息封锁的“大跃进”，从未停止，它变形于文革（如天安门事件），再现于1989年的“六四风波”，绵延于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艾滋病村泛滥成灾，再起于2003年“非典事件”和“禁止上访系统工程”，更新兴于2007年十七大前后的禁书、禁网、“断网”风波。 “大跃进”可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起点。当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因为没有彻底反思“大跃进”， 把“信阳事件”饿死百万人说成是“反革命报复”，所以文革接踵而来；改革开放之初虽然一度信息封锁松动，却因没有深究“大跃进”是文革的源头，结果导致改革毁于“六四”；如今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若再不追究“大跃进”在今日之“自主创新”“科学发展”，中国改革必然继续在死胡同里面打转，永无出路——三年“大跃进”以经济崩溃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失败，三十年改革开放又以社会整体腐败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腐败。 2008年 1 月6日 于深圳 早叫庐（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原载《动向》 回目录 谁造就了“两国中国”？--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余杰（北京） 谁造就了天渊之别的“两个中国”？我这里所说的“两个中国”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而是这样的“两个中国”：一个是顶级奢侈品泛滥、富豪们一掷千金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村适龄儿童失学率直线上升、打工农民背井离乡的中国；一个是“先富起来”的阶层热衷于购买私人飞机和游艇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民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并毫无医疗和劳动保障的中国；一个是一顿极度奢华的宴席需要每人支付十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另一个是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不得不以自杀来寻求公义的中国。这“两个中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国中国”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可它们确确实实是两个断裂的中国、对立的中国，用老杜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足以形容的中国。 最近，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报道了两个打工仔的悲惨故事，他们的故事让写作《悲惨世界》的雨果也要为之搁笔——与他们生活的此时此刻的中国相比，冉阿让生活的那个世界不仅算不上“悲惨”，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幸福无比了。倘若雨果复生，来中国旅游一趟，他的《悲惨世界》恐怕要全部改写了。 第一个打工仔是十九岁的刘攀——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受骗，无钱回家，便躲在火车底下，忍受着火车时速一百一十公里的寒风，希望由此回到家中。当洛阳铁路民警发现刘攀时，他几乎已经被冻僵了。 “安所长，列车下咋有只鞋？”当1097次列车停靠在洛阳火车站时，正在站台上接车的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民警马丽丽对执勤所长安维泉惊呼道。据马丽丽回忆，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她发现两只鞋后就赶紧往下看。“里面蜷缩着一个人，脸上全是煤灰，两个白眼珠还能动。”安维泉说，发现这一情况后，他当即跳了下去，但无论怎么叫那个人就不出来，目光呆滞，没有任何反应。 喊话没有效果，安维泉赶紧钻到火车下，将他拖上了站台。安维泉说，从他的眼睛里能感觉到，他极度恐惧，四肢已经僵得不能动弹了。十几分钟后，男青年四肢开始能动了，在哭声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叫刘攀，十九岁，家住陕西省西安市大荔县高明镇南留村。他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打工。开始在建筑队做泥工，但干了一个月却分文未得。后在一职业介绍所的介绍下，他又在北京丰台区京南汽车城做起了保安，但一个月后，仍没得到工资。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他无法在北京再待下去。 为了回家，刘攀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他悄无声息地钻到了列车下，蜷缩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因天太冷，列车行驶过程中风也大，又冷又饿的刘攀在列车停靠在偃师站时跳了下来。休息两个小时后，两天没有吃饭的他又扒上了郑州开往成都的1097次列车，直到在洛阳被发现。 刘攀寻求的只是一份每月几百元工作的工作，却先后被两个雇主欺骗。他呆在火车下面，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他并不是电影里有特技本领的007。谁愿意拿生命来冒险呢？刘攀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当别人问他是否害怕的时候，他回答说：“害怕，我没办法啊！我就死死地抱着那铁板！”在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里，他泪如雨下。他说，在郑州时他就想，这条铁路是他回家的惟一一条路，但如果自己走回去，不知道会走多长时间。 第二个打工仔是刘洪江——因为想找包工头结算工钱回家，得到的不是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他被挑断脚筋之后，被抛到外地。由此，他流落街头十八年。 一九九零年，二十九岁的刘洪江跟着同村打工的人流离开了家乡山东莱州，先是北上大连，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后来，本村一村民和他一起到了日照，因为日照离家近，老板承诺的工资也比大连高。一九九一年，他们结伴来到日照的西城建筑公司，当起了建筑工人。包工头是一个人称“大胡子”的很凶的中年人。 一九九一年秋天，刘洪江想找“大胡子”结算工钱回家，他算好了“大胡子”应该付给他三万元。那晚，他在工地找到大胡子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他的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一群人拿着棍子打啊，没头没脸的，腿上的筋也被挑断啦。”刘洪江撸起裤腿，残疾的左腿肌肉已经萎缩，干瘦的膝盖下方，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刘洪江左手佝偻着蜷缩在胸前，左腿软沓沓地搭拉在炕边，脖子上、脸上都是刀砍过的疤痕，牙齿也残缺不全了。他说，这些都是大胡子带人打的。“下着雨啊，他们打得我昏死过去。醒过来后，我就听看门的老大爷喊：‘快报警吧，出人命了。’接着那大爷也被砸了一棍。”挨过打之后，他被抬到汽车上，快速驶出了日照市。一路上，刘洪江断断续续地喊着“报警，找公安……”，对方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就是公安局长，你告也没用。”刘洪江再次昏死过去之前，就听了这么句话。当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扔在一个路沟里。别人告诉他，这已经是江苏地界了。 刘洪江带着浑身的刀伤、拖着被敲碎膝盖骨的左腿，一爬就是三个月，他向着日照的方向爬，要去找凶手继续讨工钱。然而，当他到达原来的工地时，房子已经盖完了，建筑队已经解散了，原来的包工头早已不知去向。 刘洪江从此沦为街头的乞丐，风餐露宿了长达十八年的时间。直到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的两个哥哥才在日照市一条商业街的角落里发现弟弟——当时，刘洪江靠墙坐在水泥地上，旁边是两个铺盖卷，上面盖着塑料布。 当记者来到刘洪江的家中时，已经四十七岁的刘洪江喊着“要小便”，爬到了墙角。因为半身不能动，他只能侧躺着大小便。八十三岁高龄的老父母看着不成人样的小儿子，哭着对记者说：“帮俺讨个公道吧！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被折腾成这样啦。” 这两个打工仔的悲惨命运，似乎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注意。人们大概早已司空见惯了类似的故事，人们早已收起了对同胞的同情心——在一个崇拜“狼图腾”的国家里，同情心是无法帮助人生存下去以及更好地生存的。人们竭尽全力摆脱“低级的中国”，而向“高级的中国”攀登，在此过程中根本无暇他顾。有人躲在火车底部瑟瑟发抖，有人在宾利车中寻找帝王的感觉；有人爬行数百公里讨要薪水，有人却尽情享受顶级的奢侈品。在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激流中国》中，第一集的题目便是《富人与农民工》——在今天的中国，有人是奴隶，有人是奴隶主。正如国歌中所唱的那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如何才能站起来呢？ 在某些御用经济学家眼中，刘攀和刘洪江的悲剧是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不得不承受的“最小代价”。他们“宽容”地说，我们还是将眼光放长远一些吧，有一个如此亮丽的中国在等待着我们。可是，对于刘攀和刘洪江来说，他们被欺骗、被凌辱、被伤害甚至身体残疾，这就是他们整个的人生。御用学者们不会关注“个人”的命运，“个体”是微不足道的，“国家民族”才是至高的价值。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顶级奢侈品市场，比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工的遭遇更引人注目的，是连篇累牍的关于各种顶级奢侈品的报道。虽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这些奢侈品，但是阅读关于这些奢侈品的消息，至少可以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窥视欲望。因此，这类新闻的吸引力最大，记者们的报道也最为详尽，它们占据了媒体中重要的版面。比如，下面这段消息便出现在报纸的头条—— 日前，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宣布，中国首个奢侈品研究中心——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将于二零零九年招收硕士研究生，首批招收二十人。该中心的主任朱明侠介绍说，国际贸易学专业奢侈品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学费预计为二十多万元。招生主要面对奢侈品行业的高级管理者和有志进入奢侈品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普通学生也可以报名。学生入学之后，将学习奢侈品消费行为学、奢侈品客户关系管理等十二门课程。除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外，来自意大利、摩纳哥等国的奢侈品研究专家也将担任教学工作。学生们还将实地考察巴黎、摩纳哥、米兰等地的奢侈品工厂、专卖店，参加当地的奢侈品峰会论坛及展览会等，积累丰富的实际经验。 二十多万的学费是否太贵了？普通人也许觉得太贵，但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奢侈品管理专业”是一种特殊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所以这一收费标准并不算贵——某些顶级名牌的挎包、手表、钢笔，一个的价值就超过二十多万。如果这样比较的话，二十多万的学费根本不能算贵。它是一笔聪明的教育投资——今后，毕业生将为那些穷奢极欲的富豪们服务，收入还用担心吗？以毕业生日后的薪水而论，投入这笔教育经费必将物有所值，必将获得超额的回报。 朱明侠表示，奢侈品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高端品牌，还包括私人飞机、私人游艇、豪华邮轮、私人海岛、F1赛车等，这些物品和生活方式逐渐进入中国富豪的视野之中。目前市场上大家都承认奢侈品在中国是有很大市场的。国外的奢侈品不断涌入中国，中国一掷千金地消费奢侈品的豪客也会越来越多。因此，这个专业的开设将填补该领域人才匮乏的状况，让奢侈品的消费者们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 另一则关于宾利汽车的报道则更让人眼花缭乱：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宾利轿车公司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顶级的宾利汽车售价接近一千万人民币，几乎可以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了。 “谁买了它们？”这一敏感问题，已经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了，却得不到具体的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买了”，这位专业人士只能这样解释说，“但你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是“隐身人”，比尔•盖茨、沃尔玛家族和洛克菲勒们必须面对严格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其生活方式也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那些宾利的车主一样，神秘莫测，“神龙见尾不见首”。没有人知道那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由于财富的来源存在诸多问题，他们本人也缺乏安全感，故而以享受奢侈品的方式来挥霍当下还能支配的大笔金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一项就相当于一位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总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封建社会，再不吃不喝地干活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方有希望见到此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民——他们的年收入约一万元——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并且永远不吃不喝。 刘攀和刘洪江的中国，似乎与奢侈品的中国和宾利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两个中国”之间却又密切相关：那造成刘攀和刘洪江的悲剧的，不正是消费包括宾利在内的各种奢侈品的主人吗？一个社会存在贫富悬殊的情况并不可怕，古往今来，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最可怕之处在于：如果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强势群体又完全不尊重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权、法治保障和人格尊严，让他们像畜生一样“活着”；那么，这个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稳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根本罔顾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肆意凌辱那些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同胞，俨然以奴隶主的身份洋洋自居；那么，“辱人者必辱己”，他们无异于预先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自己埋葬了自己。 那么，谁能给予刘攀和刘洪江以公义和公正呢？靠胡温偶然看到这些报道，大发善心，流几滴眼泪，甚至亲自去讨要薪水，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刘攀和刘洪江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普遍的现象，在民间还有千千万万的刘攀和刘洪江。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首先，中国的富豪阶层应当对自己身上的“原罪”抱有谦卑与赎罪的态度，放弃各种炫耀财富、无法无天的做法，及时、主动地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弱势群体度过生活难关。这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这种做法将导致一个“双赢”的结局。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在制度上给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充分的保障，并在财政支出上向这部分在此前三十年畸形的改革开放”中被遗忘、被伤害的群体以应有的补偿。如今中国已经拥有稳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存底，外汇储备高达一兆五千三百万美元，完全有能力从中抽取出一部分来救济赤贫阶层，改善民生，促进民权。同时，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也应当尽快覆盖所有的农民工群体，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从事劳动和生产。 如果刘攀和刘洪江们得不到起码的公平和尊重，那么即使中国拥有的宾利轿车的数量达到了世界第一，即使中国的富豪消费的奢侈品的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一，中国亦无法宣称“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中国的强大也只是一种表面的绚丽，一阵风吹来就有可能倒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对比英法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六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面上看比英国更加完善和积极，但为何法国未能避免革命的爆发，而英国却能够以宪政改良的方式度过难关呢？托克维尔认为，关键的差别在于：法国的“第三等级”不仅长期忍受贫穷，而且被彻底剥夺了人格尊严，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所以，“第三等级”对特权阶级充满了仇恨，尽管改革已经启动，但这种仇恨已经无法消除了。而在英国，贵族固然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财富，但贵族积极创办了许多慈善和教育机构，贵族与平民可以平等地在同一个球队中竞技。所以，平民虽然也嘲讽和批评贵族，但两个阶层之间并没有刻骨的仇恨，故社会可以实现和平转型。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像法国，而不像英国。倘若“两个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猛烈的碰撞，其结局必然是玉石俱焚。没有人愿意看到那样悲惨的结局，但是避免出现此种情形的努力，今天看来仍然微乎其微。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 --------------------------原载《议报》 回目录 杂感--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李志宁（北京） 前不久与一个老朋友通话，偶然说到民主问题。想起了当年盛极一时的提法：是什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其中的一个点，就是“四个坚持”。他问我“四个坚持”是哪4个？ 　　我想了半天，没有凑齐。只记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2条。因为1989年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实在太吓人了，好像是无产阶级被专政了…… 　　我们总是喜欢做一些拿数字当“系数”的游戏，也就是拿数字当定语。如什么四个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五爱、三好、三反五反、八荣八耻……，应当还有不 少吧。不过，口号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常常叫得是铿锵作响，但很快，人们就不知道其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了。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十景病”的一个变种吧。 　　朋友说，当“四个坚持”一出来时，他就感觉到它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朋友说，它没有提出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条。这还是我们当年加入少先队的誓词啊，是少先队员将手伸过头顶敬“队礼”的含义。 　　是啊，那么在设计师看来，究竟什么才“高于一切”呢？我看，还是伟人啊，党啊，专政啊什么的。 朱镕基的三板斧 　　朱镕基时期，有三件事是做得很“勇”的。 　　一是国企工人（也包括若干职员和科技人员）下岗，由国务院下达指标，大刀阔斧，砍得数以千万计的低收入家庭，顿时跌入“生活下降”的陷坑。 　　二是，国家各个银行完全抛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变成与民争利的、赚人民的钱的一种器具。而且，银行是一个锋利的器具，难怪朱镕基要把它们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三是朱镕基公然宣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要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说给东南亚国家听的。据说，为了向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让利”，使得 它们尽快渡过困难，中国损失了100亿美元的外贸收入，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钱。但我从没听说，国家对国内老百姓也能如此慷慨。这也是“内外有别”。 （2008.1.17.） “官商勾结”比起“官民团结”容易 　　其实，人，还是傻点好。 　　中国人精明，全表现在如何赚别人的钱。 　　外国人傻，其实是比较老实。成本降了，价格就降下来，例如电话费用，由于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由于微电子学飞速进步的“恩惠”，如美国打电话到中国，费用比起十几年前下降了许多倍。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外国有价格竞争，中国只有垄断的关系。但这很难服人。因为尽管有反垄断法，外国资本家也可以像中国商人那样，背后搞点猫腻，或者也 成立个商会，做一些“降价”的假动作。而中国的商界，名义上也讲“竞争”，在实际上却是资本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消费大众。而且，中国的政府如果真想取消 价格垄断的现象，那还不容易吗？中国政府这么强有力。只是，中国政府官员们是不会那样做的，因为“官商勾结”比起“官民团结”，对于广大官员们来说，那要 实惠得多了，也容易多了。 中国并没有真的“市场竞争”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自由的“资本家的联合”？ 　　我看，大概是他们与“官”的利益一致，可以共同剥一剥“民”。所以，官们也就容纳了它，而且还加以鼓励。 　　在美国，曾经有“人民资本主义”一说，就是：大家都买股票，都成了投资的股东，大家都是资本家，都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 　　所以，美国“资本家”的联合与竞争，与中国的似乎不同。尽管中国的股民，据说也达到了1亿人规模。但很少有股民会觉得自己就是个光荣的“资本家”了，似乎不过还是一个倒买倒卖股票的“小股民”罢了。 　　所以，美国是“公司”之间的竞争。（美国有反托拉斯法） 　　而中国，则是“老板”之间的竞争。 　　但是，有了“资本家联合”后，在没有“工人的联合”时，“老板的竞争”，就会逐渐向“老板的联合”的方向运行了。（中国没有反垄断法） 　　所以，中国好像还根本没有“市场竞争”似的。中国的竞争，主要是在老板和工人之间发生的。 　　党的政策，政府的政绩，养育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若用官话来说，就是“培养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私营老板，还要“培养”！国家的职能，真是令人说不出话。就是被称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政府也不会说：他们政府的政绩，就是“培养了资本家”！ 　　美国自共和党里根总统之后，尽管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大大向右转了，但是时至今天，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也不敢像中国政府这样，把“新三座大山”肆无忌惮 地扣在老百姓头上。说起来，中国的领导，那要勇敢得多了。房改、医改、教改，一个比一个厉害，简直让老百姓招架不住。而且，老百姓再困难，国家根本不怕， 这叫做“解放思想”，也叫做“步子迈大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什么都不要怕，先干了再说。 关于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 　　据说，所谓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到2008年奥运会结束时为止。 　　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官员有时就是明明白白地反对民主！连口头上的、假装的民主都没有！ 　　如果连外国记者都不能自由采访，这算什么事啊？？国家难道是“官家”开的作坊吗？中国人民都是作坊里的奴隶吗？不可能是这样的！那凭什么连和外国记者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们曾经自夸是“唯物主义”，好像全世界都不唯物，只有我们中国唯物。 　　中国还有“实事求是”的成语，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圣诫。 　　但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好像是世上最不“唯物”的国家。要知道，绝大多数人民都是热爱这片土地的，绝不会平白无故地污辱它。 “统一思想”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撒谎 　　要求“统一思想”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撒谎。 　　特别是在所谓“市场经济”中，很多人撒起谎来，那简直是随口就来，几乎就没有一句真话，且毫无一点点愧怍之感。从公司老总，到具体的售货小姐，很难听到关于商品的真话。 　　撒谎后，如果成功，那中国人简直可以得意好一阵子，心情会特别好。这就是我们“中国式的快乐”。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撒了谎，他就会不安的。但我们中国 人绝不会这么无聊，绝不会这么和自己过不去。只要我因此赚到了钱，就行了，就会高兴得飘飘欲仙。 　　因此，中国现在成为一个谎言之国。 什么叫“党内生活不正常”？ 　　以前，经常听到“党内生活不正常”这样一句经典描述。 　　什么叫“党内生活不正常”？怎么才是“正常”？建国前和建国后，我们中共有多少时间是党内生活“正常”的？ 　　而正常或不正常，到底有什么实质意义，我们不清楚。 　　一到出了问题，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现今就说“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 　　但是发动大跃进的时节，总不能说“党内生活不正常”吧？不还是发生了人仰马翻、伤筋动骨的大跃进吗？看起来，就是“正常”，也不行。 　　现在看来，1957-1958年初，应当是“党内生活不正常”，毛泽东发起了“反反冒进”，逼得周恩来直做检查。1959-1962年庐山会议到八届 十中全会，也应当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时候。文革前后11年时间也要算“党内生活不正常”吧？这么一算，“毛泽东时代”共计27年，竟然起码有17年是 “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占了多数时间，而“正常”是少数时间。天哪！正常，之所以叫“正常”，那就是因为“这种状态”占的时间长，是为正常。如果“不正 常”的时间反而更长一些，那这还算是汉语么？ 　　其实，依我看，中国从来没有“党内民主”过。所以，对于我们党来说，党内不民主，才是“正常”的。 　　直到今天。 　　这是制度决定的。 　　毛泽东在国民党压迫下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应当知道被压迫的滋味，他应当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待到他自己去压迫别人的时候，中国就变成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一个人的性质，真是难以琢磨。 　　看来，独裁的地位，就能够把人变坏，而且变得很坏。 　　正是由于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所以，无论是刘、周、彭德怀、张闻天……，还是梁漱溟、马寅初……，谁也止不住伟大领袖的任何愚蠢决策和决定。 　　独裁的传统，到了邓小平时代，丝毫没有改变。本来，例如陈云这样的元老，有能力、有资格，应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在我党，似乎谁要是“第一把手”那就一定要大权独揽。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独裁体制”。 　　依我看，中国只要“改革”了第一把手的独裁制度，就会出现根本好转。 　　没有权力“分立”的法制，中国的一把手就会永远是皇帝、或者像皇帝一样。 　　那样，中国政治就根本无法“根本好转“。 什么叫“宪政国家”？ 　　什么叫“宪政国家”？宪政国家就是宪法至上，没有什么“党至上”、没有“党领导一切”这样的格式。 　　其实，党也很难领导一切，因为任何表面看来“统一”的党，都免不了要分裂的。而分裂才是正常的，分裂就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不分裂，才是不正常的。 　　勉强维持着不分裂，也就是使国家政治不能走向正常。但是不可能永远。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分裂，使美国出现200多年来稳定的社会民主制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分裂，也造就了俄国的民主制度。 　　因此，分裂，就能产生推动历史的功勋作用。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苏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了个符号，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而已。事情并不表明：苏中就是“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都被贬斥为“资本主义”，就说清了问题。 　　苏联最终“终结”的历史，证明了“符号”是毫无意义的。 　　在中国，这个符号其实也没有意义。例如过去，当伟大领袖要打倒刘少奇时，就说刘少奇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总后台”。好像“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符号，代表了一切最恶的东西。 　　而现在呢，情况翻了个个儿。 　　在国家领导人的心中，在不少民众的心中，“资本主义”这个符号，实际上又开始成了一种香气四溢的东西。但大家不说这个词，而是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等符号来代替它，以免把过去的老的符号搞坏了，弄得自己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 　　看来，什么事情，都还是需要一种“解释”的。 　　人们需要一种说得过去的理论，来支撑自己。 　　也所以，说理，也成了一种斗争。 　　我以前说过，目前，中国吹鼓手们的文章，也已江郎才尽，已说不出个新花样了。不管他们说些什么套话，也只能让人们烦躁。但是，国家宣传部门的那种说惯了的腔调，已经刻进他们僵化的脑袋里，怎么都改变不了了。 　　当年，建国以前，当老百姓们听惯了“国民党的套话”时，忽然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也的确会让人们心头一震，觉得有理，愿意听。但是现在，时过境迁，时间 已度过半个多世纪，就是改革算起，也已经30年了。所以，再新鲜的东西，也已经成了一堆“烂白菜帮子”了，不愿意再听了。可以说人们早已被“共产党的套 话”弄得不胜其烦，甚至达到听了就反胃的程度。 　　也所以，如果国家真的想做“宣传”工作的话，不改改腔调，也已经只能结果适得其反，让人民更看不上那帮子宣传家们了。 “年轻化”是中国公务系统的误区 　　目前中国的“公权力系统”，广为群众诟病，这是有道理的。整个国家的公务员的形成机制，就有很大问题。 　　国家对于政府改革，没有多少实质性的高招，于是，一张嘴就说“年轻化”。 　　“年轻化”成了选拔政府官员的标准，从古到今，没有见过这样奇异的改革。这种“标准”，其实是危害无穷。它只能有利于“上级更好地控制下级”，很难有其他的优点。 　　中国应当考察一下西方国家的文官政府本身，看看人家，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在日本，有专门的“官僚学校”。在日文中官僚是个中性词，不是个贬义词。这种学校培养学生、即未来公务人员的“公务意识”，并掌握各种公务工作原则。 日本的国家机关，例如通产省、大藏省什么的公务工作人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务机关是一样的，并不是专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尽管我们国家硬把它 们叫做“资产阶级政府”。他们的“公务人员”，与“政治当权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的公务机关有自己的系统，最高的位置是副部长（日本叫次长）。它们 是国家的工具。 　　如果是部长，即政府内阁阁员，那是由“执政党”派来的。 　　经过全民投票，竞选得胜的党派，在大选后“组阁”。所谓内阁阁员，即总理和各部部长，都是由竞选得胜的党派（例如日本自民党内就有公开的不同派别，当 年所谓“角福火山”是指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其实那时是三派，还有一个，名字我忘了）来任命的。 　　这样，执政党是一届一届竞选，部长们也可能像走马灯一样，经常变动。 　　国家的公务系统，另是一套工作机构，是为执政党的政策工作的。但是执政党部长们管不了公务系统的人事财会等事务。所以，部长们决不可能有自己的班子， 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带着“自己的人”一起调动。这样的好处是，相互之间有一种“权利分立”的味道。因此这样，也是一种相互制约。 　 　中国人呢，本来就是要抓权的，叫作“一把手一把抓”，没有权力的分立，也害怕权力的分立。似乎权力一旦分立，一旦有了“权力的制衡”，就会失去了那个宝 贝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语），那就要天下大乱了。领袖们首先受不了了。连开明的领袖赵紫阳在软禁中也说，中国不能很快就实行多党政治，否则，会出现千 百个党，就会乱套（大意）。这种在党内普遍存在的、糊涂而颟顸的治国理念，已经是世界上最为落后的一种了，可以说一点点“民主意识”都没有。 　　不过，中国自称是“人民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 　　但光是“自称”，到底有什么意思？ 　　90年代，我曾经亲眼看到美国的政府机关，没有门岗，没有传达室，人们随便出入，可以旅游，可以参观，可以上厕所，也可以直接找办事的官员们，非常容易而简便。…… 　　我当时看了大为惊讶。天哪，这就是那个“资产阶级政府”么？ 　　这使我恍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哦，后来一问，便明白了：原来是，如果政府不让老百姓进去的话，这个政府岂不要倒台么？因为政府是由人民选的！ 　　我99%的时间生活在中国，但是一直到昨天，我看到我们“人民政府”门前的站岗人员的威风，仍旧感到有点哆嗦。 　　我的胆子太小了，和普通中国人一样。 中国的“赌业”令人惊讶 　　香港回归了10年，“贫富悬殊”比港英时期更甚；澳门回归了8年，赌风赌具赌局赌场，都比1999年前更盛大。澳门“博彩业”更是上了规模，不仅硬件更上去了，就是“赌”的名声，也比以前更大、更响亮、更正面得多了。 　　这使人不能不惊讶中国人“精神的变迁”。 　　若有人感到奇怪，我觉得还是正常的。不过，现在似乎是没有人奇怪了。 　　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个正面词汇。就是在古代，吃喝嫖赌，也不能算是个好的生活习惯。在建国以前，也从没有听说“赌”被正了名，成了正人君子的好 去处了。而同样，“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都被认为不是好品行。刚建国时禁止了赌博，到了文革中后期，赌风开始出现。在我所在的工厂里，工人宿舍里很 多人都在赌博。我当时实在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但看到那些赌博者脸上出汗、双手发颤，令人想起了阿Q正传。不过，当时真没有想到，未来的中国，可以出现 全国性的“博彩业”。而大量的官员，则拿着国家财政或受贿来的钱财，发疯般地跑到澳门或外国去狂赌！那些贪官富豪的子女，则在国外狂热赌博，醉生梦死。据 说，世界有名的那些赌城赌场里，到处都是黄皮肤的中国人的黑头发人头在攒动，占了赌客的大多数…… 　　中国人（可惜是极少数）的确暴富起来了，大概国家也觉得“顶有面子”。 　　我认为，中国之奇异，的确是处于“空前的”时代，但很难说是个“正常的”时代。 残酷的竞技体育 　　是竞技体育的残酷，还是中国人的残酷？ 　　很难说清。 　　现在很多人惊叹竞技体育的残酷。一是竞争本身就非常残酷。二是遍身伤残的竞技体育的获胜者，许多人都不知退役后怎样生活下去，因为他们几乎从来都没有 学文化的时间，缺乏其他任何专业技能。三，其实，还有大量在国内的竞技竞争中就被淘汰下去的、进不了国家队的孩子，也是一身伤。在中国，有能力参加奥运会 的人有几个？ 　　因此，目前中国的竞技体育，也是走上邪路的一个项目。 　　少数人，多是穷人的孩子，为了生活，也为了出人头地，拼命地练竞技。他们的身体是否因此就变得更健康了？而国内的多数人，则吃饱穿暖懒懒的，现在就连 体操都懒得做，现在各工作单位，也都不再做工间操了。而在不少外资工厂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给，哪里还给工人们有做操的时间？文革前说“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毛泽东的这句话，还是说得很对的。而且，当年的广播操、劳卫制，以及全民的各种体育锻炼，都开展起来了。这还是很好的。但后来，体育逐渐 地走上了“拿冠军”、“为国争光”的道路，就不再是全民健身的工具了。 　 　美国国内，是个人民很诚实的国家。他们的全民健身，的确搞得很好。而参加运动会，例如“奥运会”过去规定只有“业余运动员”才能参加，那么美国参加的必 定是业余的运动员。像“梦之队”过去是不能参加奥运的，因为是职业运动员。而如果是“大学生运动会”，则美国参加比赛的，肯定全部是大学生。 　　只有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运动员都是职业的，但却是经常冒充“非职业”的，或者是冒充大学生，有什么意思？ 　 　目前的中国运动员，比赛压力实在是大，又没有多少文化修养，所以一比赛，就呲牙咧嘴，一副狠狠的样子，好像要吃掉比赛对手似的。其实不必这样。为什么咱 们中国的运动员大都显得没有一点“瓦尔德内尔风度”，也因为他们输不起呀。如果输了，在国内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他们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老百姓能搞清什么事么？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各地的“商家”都在在哄抬物价。各种行业，甚至是各个商铺，都在使劲干这个事。所谓市场竞争，首先是价格竞争。但是，中国似乎没有什么“价格竞争”，好像商家们都在联合起来对付消费者。这说明： 　　1、中国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只有资产者在市场上的联合。 　　2、所有的商家，没有法制制约。如果只有政策召唤，那也根本不会听话的。 　　而我们老百姓，除了一般新闻，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知情。 　　就是说没有知情权。 　　举个例子，据2007.8.6.消息，中国民航五大公司结成“价格联盟”。 　　业内人士也承认“京沪空中快线”的参与者结成了价格联盟，各航空公司经过多次双边协商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多边约定 —— “京沪空中快线”最低折扣不能低于7折。理由是机票相互签转必须以价格一致为基础，否则签出或者签进的航空公司，总有一方存在吃亏现象。为了避免结算上的 麻烦，5大公司选择团结起来。“最近恰好是民航业旺季，7折的下限因此冲高到了9折和无折”。 　　说得这么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不是真的？ 　　第二天，8月7日，国家民航总局立刻表示：没有价格联盟。 　　到底怎么样？我们小老百姓，当然完全搞不清楚。 （2008.1.17.） --------------------------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不让见报：上海人大否决市政府一提案--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乐尚嘉 众所周知，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中国各级政权的权力机关，实际上只是摆设，没有实权，作些空头议论已是很了不起了，且还是近年才有的。可是，11月28日，上海市人大居然破天荒否决了上海市政府的提交一项重要议案。 28日晚，新华社对此发了消息稿。上海市政府提交的关于修改上海城镇医保办法的议案，近日未能获得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４０次会议通过。通篇稿子没有提到一句“民主”、“监督”，也没有对此表示欣赏的意思，只是提到“现场一个市人大代表说：‘按照惯例，政府提交的议案一般都能顺利通过。’”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稿子，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宣传部下达通知，各报不得转载，同时新华社也将此稿撤去。 这次上海市政府提交市人大的上海城镇医保办法，较原来的办法修改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三项标准”，使“三项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脱钩，改为定额标准；二是提高２００１年１月“医改”后参加工作的参保人员（“新人”）的医保待遇；三是将个人账户单位缴费部分改为定额标准，增强统筹医保基金的大病保障能力。这三点反映了两个矛盾：“新人”与“老人”、“中人”的矛盾，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和政府缴费之间的矛盾。 针对这些矛盾，市人大会议的意见认为，医保中关于“新人”、“老人”甚至“中人”的制度设计过于繁琐而复杂，实际上是“新人”补贴“老人”；医保基金的统筹账户不足有政府出资没有到位的原因，固定个人账户单位缴费部分比例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应该讲，这些意见有一定道理，也代表了许多群众的意愿，尤其代表了很多“新人”及企业的意见。 如果就事论事来看待市政府提出的修改方案，市人大常委会议的具体意见也不见得全面。中国五十多年来社会发展多有曲折，许多遗留问题历史矛盾盘根错节，在改革开放早年中共领导者想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解决问题，是执政智慧的充分体现。“老人”曾经贡献很多得到很少，现在理应补偿。 “老人”虽然创造了不少社会财富，但是要增量现有的社会财富，毕竟要靠“新人”。因而，“新人”在医保方面吃点“亏”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问题是吃多少亏才算合理的？另外，目前医保基金的统筹账户不足，的确有政府出资没有到位的因素，然而企业也有许多没有缴足，并且目前企业所缴的比例就是合理的吗？ 如果把市人大会议的意见看作反方意见，那上述就是正方意见，关键是要照到一个平衡点，平衡各方的利益。不用说，目前的人大只是一个“花瓶”、“摆设”，即使真有权决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哪一个不是既得利益者，哪有弱势群体中人？怎会有感觉弱势人们的切肤之痛，怎会真正代表广大弱势人民。 此类事关广大百姓切身利益的方案、法律法规、政策办法，仅仅在市人大会议内讨论肯定是不够的。上海城镇医保办法修改案此次没有通过，下次还会送交市人大。笔者以为在此之前不妨走出市人大范围，扩大征求意见面。只有广泛征求意见，才能平衡各方利益，妥善解决现实问题。 这种可能有吗？ 根据以往的《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事关大众利益的法律，在通过之前也曾广泛征求过意见。似有可能。然根据此次撤稿禁声，似又无可能。中共当权者可以给民众一点恩惠，但不可触及民主。他们对民主敏感得很，他们不是在渐进推行，而是在层层设防。 （原载《争鸣》2008年1月号） --------------------------原载《争鸣》 回目录 我认为说明白话很重要--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冉云飞（四川） 每天做自己想做的点滴之事，每天有点成就感，每天觉得自己越活越明白，这样就身心健康，心无挂碍，同时也不会因社会太过污烂而充满无力感。我们固然都是 小人物，不可能预与国家大事，但持续地做，改变社会进程，也未必没有我们一点功劳。既不要看高自己，亦不可妄自菲薄。比如我们每天学会不拿别人将你教成傻 瓜的诸种教导，来参与他们对我们的洗脑进程。换言之，不抓屎往自己脸上糊，更不能糊了还觉得自己用的是资生堂化妆品；喝了满脑子的意识形态尿水，却说这是 三十年的百龄坛威士忌；脑子被他们注愚民之水勾兑惨了，却说自己对社会的认识绵醇似茅台。这样除了别人可给你戴几条杰出的道德锁链外，你的权益不会有任何 补救。 　　我们要用自己的话语方式，去言说自己认为真实的历史，去抗衡官方用尽办法将你的思维“人民日报”化。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说话以及写文 章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运用自己认为准确的说法，来描述自己对人世的判断。所谓的约定俗成，并非是“俗”成，而是用权力反复灌输的结果，即我们的意识已被强灌“权”成，对此我们要有所警惕与抵制。语言并非只是语言，这里面含着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我们每天说话写东西略为注意一点，就会向明白人更靠近一步，这并非 文字游戏，这里面涉及到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必天天想到要干大事，但我们可以每天干件做个明白人的小事。下面随举几例，大家可以依此类推，举一反 三，并且欢迎朋友们提供你们的看法： 　　一：解放前、解放后。这是意识形态的洗脑语言，我现在改为49年前、49年后。 　　二：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饿死保守估计达三千万之众，官方却说这是自然灾害，这是颠倒黑白，糊弄历史。可名之曰三年大人祸。 　　三：解放战争。解放云乎哉，解放云乎哉，兄弟血争。我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国共内战。 　　四：国庆长假。用一党之私利挟持一国民众之利益，一党利用流水之政府，挟持铁打之国家，非为民众之国家，不可谓之国庆。准确的说法为“十一长假”。 　　五：新中国。新在何处，难不成更加狂暴的专制，就是所谓的新吗？用“新中国”这样的说法，是为了取得不用证明不用质疑的合法性，这和“解放”二字是同样的道理。我认为客观的说法，应为四九年后的中国。同理“旧社会”也有相应的屏蔽历史真相的作用。 　　六：颠覆国家安全罪。在中国就是“批评政府罪”。　　七：下岗。没有下岗，只有“失业”。　　2008年1月15日8：17分于成都（作者博客） --------------------------原载《博客》 回目录 华府演讲：从监禁到自由－困难和希望--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杨建利（美国） 【大纪元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亦平华盛顿DC报导) 民主活动人士、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博士1月15日傍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就中国向民主过渡的问题与华盛顿政府官员、智库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及媒体展开讨论。 民主活动人士、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博士。（大纪元图片） 杨建利认为，中国民主进程之所以被拖延是因为中共统治阶层不想放弃政权，这些政治压迫者和经济利益侵占者们担心中国走向民主后，他们不仅将失去特权，而且会面临法律诉讼。 杨建利说，他无意推翻政府，也没有期待中国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但是停止践踏人权现在就能够做到。他说，“停止抓捕人权活动人士，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地下教会成员，现在就能够做到，这不涉及逐渐改变的问题。” 中国走向民主不可避免 对于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向民主过渡的进程拖延的原因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不理解民主制度。杨建利说，“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在中国近四个月里，接 触到很多不同政治背景，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从政治异议人士到现任政府官员，从农民、出租车司机，到知名教授，还有下岗工人，即使被关押期间他也与其他囚犯 交流探讨。 杨建利说，他所遇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走向民主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否认民主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 统治阶层害怕面临起诉 杨建利认为，中国还没有开始向民主过渡的原因在于，统治阶层惧怕政治改革，害怕将来面临起诉。 杨建利说，统治阶层不想放弃政权，几乎每一个统治阶层的成员都沦为政治压迫者和经济利益的侵占者。政治转变对这些人来说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不只是放弃特权的问题，而是他们最终可能会面临诉讼。他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毫无基础。 杨建利指出，中国腐败问题是最严重的，大多数有能力的人都为政府工作，中共制度自动产生腐败，并广泛传播腐败。就像中国有毒产品一样，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力控制质量，而是因为缺乏法制。 中国走向民主 从停止抓捕迫害开始 有美国专家提到中国变革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转变。杨建利对此表示认同，但是他同时敦促中国政府，并呼吁所有关注中国的人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践踏人权。 他说，“停止抓捕人权活动人士，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地下教会成员，现在就能够停止，这不涉及逐渐改变的问题。” 美国专家学者注意到中国最近出现多起民众上街抗议事件，并向杨建利博士询问哪一个问题有可能触发民众同时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抗议，从而带动中国的政治变革。 杨建利说，中国存在太多的问题，太多迫害人权的事件，在任何地方，任何问题会引发人们上街抗议，至于说哪个问题会触动所有人的心，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监狱到自由：苦难与希望 杨 建利讲述了他在中国监狱被关押期间的亲身经历。他说，监狱管教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用暴力、胁迫、肆意迫害、凌辱、单独隔离、洗脑、恐吓及精神迫害等 手段迫害囚犯，他们还利用被关押者的恐惧心理和减刑的要求，不断对他们的家人进行经济勒索。囚犯们不知不觉地沦为了奴隶，为了讨好管教，他们拚命干活。 杨建利说，“直到我被关进监狱，我才知道管教原来是一份有利可图的工作。”他说，中国监狱是暴君、暴徒和奴隶的混杂之地。 杨建利说，中共残酷迫害平民百姓，从更广层面来看，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暴君、暴徒和奴隶的混杂地。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中国依旧毫无希望，因为暴君、暴徒和奴隶都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 谈到自己的成功经验，杨建利博士说，必须要有一些有道德、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先站出来，公开挑战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存在的不民主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要继续加强组织工作，智慧地采取一些策略，使更多稳定健康的社会力量汇入民主大潮。他还强调国际社会的持续声援非常重要。 呼吁美国帮助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 杨建利说，他看到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健康力量浮现出来，陈光诚、胡佳、丁子霖、杨春林，姚福信、高耀洁、汪兆君、高智胜、郭飞雄•••，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职业。不过这些人的力量目前还很分散。 杨建利说，美国政府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如何与中国民主力量合作，尤其是有系统、有策略地与中国国内的民主力量合作，为他们提供帮助。 他说，中国面向世界开放，中共领导层已经无法对国际压力置之不理，他敦促美国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场合提出人权问题，无论是经贸会谈还是文化交流。他说，甚至只是简单地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都有很大意义。 杨建利简历： 杨建利祖籍山东，毕业北师大数学系，他曾参与八九民运，其后移居美国，并取得两个哲学博士学位，分别为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及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数学博 士。此外也创立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他曾经出任中国民联阵副主席、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由于他经常批评中国大陆政府，因此也被中共政府列 为拒绝入境的四十九人黑名单中，拒发新护照。禁止入境。2002年4月，他使用友人护照进入中国大陆，以考察中国东北部出现下岗工人的大规模工潮。他在准 备从昆明乘坐内陆机前往云南大理市时被捕。2004年5月13日，中共以间谍罪及非法入境罪判处杨建利五年徒刑。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呼吁下，杨建利于 2007年4月27日获得释放，并于8月18日返回美国。 杨建利华盛顿演讲谈从监禁到自由2008.01.16 中国21世纪基金会总裁杨建利博士，日前应在华盛顿的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邀请发表演讲，演讲主题为：从监禁到自由－困难和希望。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的采访报道。 美国民主基金会日前召开座谈会，邀请在中国服刑5年后返回美国的中国21世纪基金会总裁杨建利博士作演讲。杨建利博士首先谈到他的狱中经历： “在我被关押的5年中，我亲身体验到，狱方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使用各种办法来对付犯人，禁闭、非人道待遇、洗脑、攻心、从肉体到心理上的折磨，无所不用其极。” 杨建利说，尽管当时狱中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利，但他的努力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效。他说，他从中认识到了以下几点，一是自己要有道德勇气来唤醒和鼓励同狱的犯人甚至看守人员，二是运用策略来取得积极的效果，最后就是来自外界的支持非常重要。 2002年，杨建利持他人护照进入中国，以亲身了解中国的劳工状况。杨建利说，他在被捕之前曾采访了100多位流动民工，这样的交流甚至在他被关押期间也没有停止过。杨建利说： “我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同狱犯人和看守人员交换看法，和他们讨论各种涉及中国民主的问题。几乎没有人否认民主对中国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在推动民主进程的快慢上也许有不同见解。” 杨 建利说，他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4个多月里，见到了200多位新老朋友，他们的政治背景和专业背景都不同，从异议人士到政府官员，从农民和出租车司机到教授 和企业家，从独立撰稿人到官方媒体的记者，从娱乐界人士到中共高级退休干部。杨建利说，一般来说，中国领导干部几乎没有人不了解民主，但为什么中国向民主 的转变还迟迟没有开始呢？杨建利认为，关键是中共的一党专制。杨建利说： “中共在将近60年的统治中，作了两大恶事，一是剥夺人们的私有财产，二是运用强权将公有财产据为已有。这些在目前都会引发法律诉讼甚至遭到报复。” 正因为如此，杨建利说，中共政权惧怕未来，认为任何改革都可能导致失控，而维持现状最使他们感到安全，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顾国内外的压力，尽可能地延缓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杨建利说，中共不久前召开的17大所制定的政策，就是明显的例子。他接着批评说： “中共的一党专制，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 最残酷的手段剥夺人们的私有财产，制造了和平时期国内最大的动乱，引发了最大的饥荒，导致了和平时期最多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目前中共还在制造更多的不公平，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继续腐败下去，使社会充满不安定。” 杨 建利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没有任何理论或现实基础，他们唯一能抓到的稻草，就是依靠经济的发展。杨建利说，目前中国各地抗议示威不断，农民土地被强占，城 市居民被强迫拆迁。为了让稳定压倒一切，中共不断扩充他们的公安干警队伍，目前有大约460万装备精良的公安干警，随时准备对付人们的抗议示威活动。杨建 利认为，中国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警察国家。 那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杨建利说：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股民主的力量，一定要有人站出来，以道德的勇气，公开进行挑战；二是要有组织、有策略地发展这股民主力量，让人们相信，行动是必需的和能起作用的，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股力量中来；第三，就是国际社会继续不断的支持。” 在答复推动中国民主进程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有关提问时，杨建利表示，他不否认，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他同时表示，中国政府至少在目前可以而且能够做到的，就是立即释放所有在押的民主人士，这并不需要时间。 --------------------------原载《大纪元》 回目录 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对中国民运的支持--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张鹤慈（澳洲） 从论坛看，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对中国民运的支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如果过分的依赖，特别是心里的过分依赖西方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支持，会给一些人带来现实的危险。一些人在意识或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在西方有知名度，中共不敢动他，所以行为往往出格。结果，真正进了监狱，看不见自己等待的西方的抗议浪潮。而失去精神支持。 西方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但西方不可能像对伊拉克一样的为中国动手术而卖单。毛泽东比萨达姆的罪恶大的多，但当60年代中国人几千万的饿死的时候，美国压住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给中国压力，特别在政治，人权等方面；符合西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和中国的利益。但和中国公开，全面的对抗，不论是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今天都不符合西方的利益。 所以，中国国内的民运人士，应该认识清楚，你的工作，如果是帮助西方给中共压力，西方会支持，而如果你想引起西方和中共的公开对抗，除非中共走错了旗，而且是像6。4那样的大错，否则你不会得到西方的支持，想让别人为你火中取栗，结果是自己给别人火中取栗。 一些民运人士，他们的力量的支持主要不是国内，而是依靠国际。 从现在流行的呼吁也看的出来，除了直接向国外的政府，组织，首脑呼吁的，就是向中国政府呼吁的，也同样是想给西方压力，想透过西方再压中共。 从网上看到对美国的表态，欧洲议会的声明的狂喜，看到一些人对政治的无知和自己的一厢情愿。 东欧当然是在西方的帮助下自由的，但当年匈牙利的人民起义，西方各国眼睁睁的看着苏联血腥镇压了起义者，而没有出手。美国秘密组织了西藏的地下武装，但当尼克松和毛泽东合作，为了抵制苏联，美国不再给他们组织的流亡的西藏人任何支持，让他们自生自灭。 中国的民主化需要西方的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西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关键是你自己，你没有力量，谁来支持你？ 幻想利用西方替你搞民主的人，并不多，但幻想利用西方的支持，达到个人目的，就不清楚是不是也不多了。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响应联合国"世界人权年"活动--附录：紫阳祭日 街头祭奠 （六四天网报道）贵州自由、民主人士 60 年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场意在摧毁人类一般公义原则的战争遭到了可耻失败。疯狂的战争夺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命。那是一场专制强暴与天赋人人之平等权利及自由、平等、和平、民主要求的对抗。战争以法西斯反民主势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并未终结人类再受恐惧、压迫、威胁和人格凌辱之苦。为促使人类尽早从专制强暴势力的压迫下解脱，联合国大会于 1948年 12月 10日 发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公开向全世界昭示：人人生而平等；所有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民族本源或社会阶级、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人格尊严上一律平等。 宣言发布至今，已经跨过了60 个年头。但是，从大规模战争中幸存的渴望和平的人们，大多数又陷进了不以战争形式的表面相对平静的暴力压制之苦中。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方式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挑起阶级对抗。相对平静的 60 年来，这股推行阶级暴力的专制势力更夺去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在这所谓的和平年代，人类忍受的压制之苦和遭受肆意屠戮夺去的生命，远远超过了那场血腥、恐怖的战争；和平一样没能改变那些受压制的人的处境，人的生命和尊严一样被"和平"地肆意践踏。 60 年后的今天，人类的处境并未根本改变，人权状况并无大的改观。"联合国全球性的人权宣言内容，正如它适用于当时发表的环境一样，依然适用于今天"（潘基文语）。这不能不是人类现代文明一个耻辱的标记。 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路易斯 阿伯女士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兴而号召世界以"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 周年到来的这一年为"世界人权年"。 作为承载人类当代苦难之众的一部分，我们中国贵州的自由、民主人士从中看到了日出的希望之光。我们于此告知世界，我们当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在这人权年的当际，我们启动贵州民间第四届人权研讨会，以座谈、宣讲、研讨以及宣传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全部联合国有关人权的文件、资料，回顾世界人权立法年历等形式，开展各种人权活动，参与到人权年之中。 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敦促那些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应当严格、全面、认真、信实、真诚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承担自己在国际上签署的一系列有关保障人权的条约义务，做一个遵守人类普世准则的守法政府。我们和世界人民在一起。 中国贵州自由、民主人士：陈西、吴玉琴（女）、张明珍（女）、杜和平、孙光全、莫建刚、廖双元、李任科、吴 郁、全林志、方家华、陈德富、张重发、马桂荣、邓浩洋、曾 宁、徐国庆、李元龙、张新佩、申有连、甘鸿、刘新亮、朱正元、李伟、陶玉平、饶雪冰、兰云裳、李伯特、方 圆、张 菁（女）、黄 翔、张 玲（女）、 中国贵州公民第四届人权活动联系人：申有连、甘鸿联系邮箱： gzmy1210@gmail.com电话：0851-6829394、13037897453、13595189824 2008 年 1 月 15日 此《响应书》将同时递交省市全国人大、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供者：陈西 --------------------------原载《博讯》 回目录 "街头政治 " 与公民参与--《解放日报》社论联想牟传珩（山东） 上海磁悬浮方案导致民众上周连续数日以"散步"方式集体请愿，抗议磁悬浮列车线路延伸计划的活动。这不仅成为当下中国大陆的一条重要新闻，也令官方十分紧张。 这起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上海民众担忧沪杭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也就是从上海浦东龙阳路站通往虹桥机场的磁悬浮线路，大多经过上海居民区，沿线居民担心磁悬浮铁路会带来辐射和巨大噪音，因而导致上海民众起而反对。 为此，上海数个小区居民分别于1 月12 日在人民广场和南京路长时间散步，1 月13日在南京路购物。大陆南方都市报首开报道，继而包括新华网、新浪网，网易等也都出现了相关言论。上海近年来的这起首次"散步"方式的游行活动随即震动上海高层，市委书记俞正声批示：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据称市政府专门开会研究对策。然而， 1 月 14日，上海当地官方媒体则开始连续发起舆论反击，赶出数篇评论，指责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不客观，不科学，破坏和谐，并对居民的"散步集会"予以指责，强调应通过政府提供的渠道反映问题，其中一篇文章更是称"有境外势力""惟恐上海不乱"。由于事态敏感，上海市政府现在外松内紧，不仅政府单位紧急通知工作人员严禁参加游行，上海企业也发出员工不要"散步"警告。 据最新报道称：上海当局日前终于作出反应。隶属于中共上海市委的党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竟把市民散步请愿定性为"街头政治"。社论称："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是诉求，一定要走正常渠道，一定要严格守法……决不能采取类似'街头政治'那样一种过激方式来表达意见和诉求，那只能破坏我们和谐社会的稳定之基，也会将本来正当的意见表达引到歪路上去，完全不利于各方利益的实现，这种倾向一定要防止……。对于那些违法、损害公共利益的举止，我们也要头脑清醒、坚决反对。"对此网上舆论认为： 这篇社论有意模仿19 年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定性逻辑与口气 ——要旗帜鲜明的反对"街头政治"。 其实中国官方一直都将公民请愿、游行的政治权利表达形式斥之为 "街头政治"，并保持着高度警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5 期曾刊登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文章认为，"街头政治"是西方的政治阴谋。文章称：近20 年来，美国的"街头政治"屡屡得手，在一些国家扶持了一批亲美势力上台；今后它必将把这一套推而广之，威胁更多不愿听命于它的国家。这一动向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文章指出，"街头政治"通常指某些政治势力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发动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冲击政府部门的活动。具体表现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集会，举办街头讨论会或组织辩论演讲，发起街头签名运动，搞群众性串联，罢工罢课，静坐绝食，占领广场，围困政府机关等。该文特别指责，"美国搞'街头政治'频频得手，来势愈发凶猛。美国视我国为其推行全球霸权的最大威胁，我国始终是其分化、西化、弱化的重要目标。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因收入分配、失业率等问题，引起了部分社会矛盾的激化，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加紧研究应对之策。"这就是今天上海市委的党报《解放日报》把市民散步请愿定性为"街头政治"和所谓"有境外势力""惟恐上海不乱"的含义。 然而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都有监督和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公民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上海市民鉴于政府的磁悬浮建设方案可能会损害居民人身健康，通过街头散步的方式温和地向政府表达意见，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也是当前国家提倡的"公民参与"的很好形式。《解放日报》将这种和平表达，"公民参与"方式定性为必须坚决反对的"街头政治"，本身就是违宪言论。这等于不自觉地将合法合理地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守法市民推向反面，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无端制造官民对立。《解放日报》的文章模仿 19 年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定性逻辑，将此事上纲上线，沿用的同样是用传统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政治思维。难怪市民不服地发问："我们是依法维权啊，和谐散步、和平表达意愿怎么就成了搞'街头政治'？" 记得去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曾发表了俞可平关于《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意义》文章，并随即被《人民网》等主流媒体转载。俞可平此篇文章，以胡锦涛讲话中的"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为尚方宝剑，认为公民大胆、积极的政治参与，是作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出发点。在所有的公众参与中，政治参与尤其重要，最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俞文认为：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现代民主国家，虽然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宪法的确认和保障，但这些法定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公民权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人们通过斗争取得的。政治参与是公民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主要途径，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泛的公民参与，特别是公众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公民参与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公民参与的直接后果通常就是影响公共决策和公共生活，迫使决策者倾听公民的意见，并且按照公民的意见来制定有关政策，从而使相关的政策变得更加符合公民的利益。公众的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参与可以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可以培养公民的公共合作精神，可以增进公众的政治认同，发展参与的能力。为此俞文特别强调：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形式与领域，即凡是旨在影响公共决策和公共生活的行为，都属于公民参与的范畴。如投票、竞选、公决、结社、请愿、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反抗、宣传、动员、串联、检举、对话、辩论、协商、游说、听证、上访等等，都是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常用方式。此外当今的网络资讯时代，电视辩论、网络论坛、网络组织、手机短信等都可以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手段，都是合法的、必然的公民权利。这篇文章对于当下中国公民权利受到极大限制的政治现实颇具针对性；对认识上海《解放日报》社论将公民散步表达，"公民参与"方式定性为必须坚决反对的"街头政治"非常具有批判意义。 《南方周末》将○七年度人物颁给"厦门人"，就是因为厦门海沧PX 项目，民众聚集万人上街"散步"，最终在市府主导多场公听会及公开邀请专家学者民众探讨后理性结局，这为中国集体维权时代到来的"公民参与"理性方式，提供了一种十分成功的新模式。上海磁悬浮民众" 散步" 方式集体情愿，就是这种模式的又一次实践。 2008、1、17 --------------------------原载《议报》 回目录 郭飞雄妻子张青致美国总统布什先生的公开信--《解放日报》社论联想张青 尊敬的总统先生： 您好！ 我是中国公民张青。我今天给您写这封信是希望您能伸出援手，援救我的丈夫郭飞雄。 郭飞雄曾是二00六年五月您预定要接见的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之一。在二00六年的四月底，郭飞雄应邀到美国参加一个主题为《宗教信仰与法治》的研讨会。在会议结束后的五月十一日，您在白宫接见了从中国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三位人士，我丈夫却因非他个人能控制的原因，没有能参加您在白宫举行的与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的会见。虽然他没能参加这次会见，但他非常赞赏您的这一有着特殊意义的举动，他说，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民间人权活动的认同和支持。 郭飞雄是中国活跃的人权人士，曾参与多起中国着名的维权事件，例如太石村农民罢免事件，发起并组织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声援活动等。为此，他屡遭打压，多次入狱。 二00六年九月十四日，郭飞雄又被捕入狱。政府罗织罪名指控他“非法经营”，说他出版了一本揭露中国政坛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早在二00一年，官方就以这个指控罚款郭飞雄十万元。现在，司法当局又搬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拘捕了郭飞雄。 在广州第一看守所拘留期间，郭飞雄被连续审讯十三个日夜，被强迫不准睡觉；被手脚穿插、全身弯曲地固定铐在木板床上达四十二天；被戴脚镣一百多天。 最残酷的是，二00七年一月二十日，广州司法当局把我丈夫转押到中国东北城市沈阳。沈阳警方把郭飞雄与死刑犯关押在一起，并对他施行了更加惨无人道的酷刑。 二00七年二月十二日，沈阳警方办案人给郭飞雄戴上黑头套，押到秘密地点暴打；反吊我丈夫的双手长时间悬吊在空中；用高压电棒电击他的生殖器。二月十三日，郭飞雄不堪电击生殖器的极度痛苦和羞辱，奋力撞向玻璃，但求一死了之。三月十九日，他们再次用电警棍电击郭飞雄生殖器，达五、六分钟之久。 二00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司法当局在没有有效物证的情况下，以用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等酷刑逼供得出的口供为证给郭飞雄定罪，判处郭飞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 二00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经过长达十四个月的非法拘留和无数次的酷刑后，郭飞雄从广州第三看守所转到广东省梅州市监狱服刑。郭飞雄到监狱的当天就受到狱方的威胁，威胁要送他去精神病院。此外，狱方还规定不准他看报读书，不准他与其他犯人说话。同时，强迫他做长时间体力劳动。为了抗议这非人的待遇，郭飞雄在转到梅州监狱的当天宣布绝食一百天。 十二月十八日，在郭飞雄绝食的第五天，在二百多服刑人员面前，狱方暗中指定一个犯人对郭飞雄进行长时间毒打，直到周围观看的二百多犯人看不下去出声制止，打人者才住手。 更令我伤心的是，我的儿子去年九月应该入读小学一年级，可是他却遭到校方的拒绝，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失学在家五个多月了。我的将要升中学的女儿也受到失学的威胁，政府有关方面的人威胁郭飞雄说，“我们不会让你的儿子上小学，不会让你的女儿升初中。” 我的孩子经常问我，“为什么爸爸还不回家？为什么我不能上学？” 总统先生，现在我的丈夫还在狱中进行绝食抗争，已绝食三十四天，（狱方给其灌食少量流质食物，灌食量是一天食物量的四分之一。）他的险恶的处境令我极度担忧。我给我国的胡锦涛主席也写了信，但没得到回音，我只好求助于你，求助于崇尚人权的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发出声音，帮助制止中国司法机构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迫害和酷刑，帮助我的孩子免受歧视和失学的不公，督促中国当局释放郭飞雄。 非常感谢你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帮助。 张青二00八年一月十五日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名雅苑清晖台1003号电话：020-38817085， 13660267758电子邮箱：zhangqingchina999@hotmail.com --------------------------原载《议报》 回目录 民主再造工程--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宣言马英九（台湾） 壹、核心理念─以宪政主义的精神，开启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华人文化圈史无前例的奇迹，也是型塑今日台湾社会风貌最重要的历史进程。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们目睹了台湾人民追求政治自主的壮盛决心，也承受了各种政治激情所带来的对立、猜忌与伤害。我们的民主固然具备了形式上的条件，但是民主生活的内涵却仍然极为贫瘠，其原因何在呢？ 我们认为，台湾民主的困境，是从未真正落实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宪政主义强调分权制衡，主张法治与扞卫基本人权，并严格限制政府不得滥用权力，这是优质民主必要的基础。然而民主在台湾的实践，却偏重于选举，对于民主的实质内涵──宪政主义的理念，未能给予足够重视，以致于政治人物违法滥权不断，而各界除了扼腕之外，竟不能有所作为，这也使得台湾的政治只有「转型」，却无「正义」。 在解严二十年后的今天，人民对台湾民主质量低落的抱怨，朝野政党应该深自反省，不应续以戒严时期的心态，妖魔化对手或整日掉入历史功过的争论中。 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根据宪政主义的原则，检讨过去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使台湾可以摆脱族群动员、民粹主义，以及政府贪污腐化的噩梦，让台湾人民真正享受民主转型所承诺的福祉。 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发展，可以看成台湾民主政治的第一阶段改革。此期间内，我们完成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国会全面改选、政权和平转移等重要工作。从2008年开始，我们希望启动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具体实现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推动政党良性竞争、落实司法审判独立、强化防贪肃贪机制、鼓励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并维护弱势的基本人权。我们将以行动证明︰台湾不仅可以有普选的民主，更可以实现理性、公平、负责、清廉的民主。台湾的民主可以不必流于空洞，只要我们肯努力，一定可以充实民主的内涵，展现优质民主应有的活力。 贰、具体主张 一、 确立宪政主义的基本精神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发展，是因为坚守宪政主义的精神。宪政主义主张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政府权力必须受到节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一切措施依法而行、行政体系严守中立。这些基本原则，是一个民主国家对抗专制暴政或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追求优质民主的确实保证。 我们执政之后，将尽一切努力落实民主的核心价值，使宪政主义成为朝野政党的共识。我们期待民进党不要受限于台湾民族主义，从而放弃他们对宪政民主应有的坚持。我们也主张加强宪政主义的公民教育，使全国人民都能了解民主的真谛，对民主政治恢复信心。 二、实现权责相符的中央政府体制 自1991年以来，为因应民主化的需要，我国已历经七次修宪。修宪的结果，固然有博得全民肯定地方，也有引发各界争议之处。有关中央政府体制，我国的规定接近法国双首长制。此一制度虽非完美，却自有合理运行的规范。不幸的是，陈水扁总统从未依照现行宪法的精神，由国会多数党或多数联盟组阁，并屡屡违反多数治理原则，建立少数政府，这也是过去七年来造成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 如果本党赢得总统选举，我们将依循宪法规定，清楚掌握府、院、国会间应有的分际，严格遵守宪法关于总统职权的规定，任命立法院多数党或多数联盟组成内阁，并以合乎宪法精神的作为，建立足以体现「权责相符」原则的宪政惯例。即使民进党赢得立法院多数席次，我们也将依据宪法精神，任命民进党人担任行政院长，实现蓝绿共治。 我们不赞成以修宪或制宪为手段，追求更改国名或藉此刺激选票的短视作为，但有鉴于社会各界对现行中央政府体制的评价不同、对朝向内阁制或总统制发展有分歧意见、并且对国会减半后的议事正义有所关切，因此我们执政后除将努力行宪，并拟于总统及立法院改选两年后，成立宪法评估小组，检讨现行宪法实施以来的优缺点，以及国会减半后的议事成效。如果朝野能有普遍共识，我们将推动进一步的宪政改革，以响应国人对宪政秩序的期待。 三、推动政党良性竞争 目前台湾民主发展之所以令人感到忧心，除了陈水扁总统一意孤行，违反宪法规定扩权滥权之外，也与朝野政党间的激烈对抗有关。事实上，民主政治虽然以政治竞争为常态，但各政党不应以消灭对方、垄断统治权为目的。过去威权统治时期，本党固未遵守宪政民主原则，曾阻扰与压制反对党运动。但台湾民主转型过程，本党扮演主要推手，并清楚界定民进党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不幸的是，民进党至今仍以各种手段，丑化本党为「外来政权」，并操弄族群认同。最近更炒作解严题材，不断算老帐，搞清算。此种作为，完全无助于台湾民主的正常发展。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呼吁朝野各党回归民主政治的常轨，相互尊重，在宪政轨道上，进行良性竞争。事实上，民主国家内只应有政党竞逐，不应有敌我斗争。一味将政治上的竞争者污名化为背叛国家的敌人，是没有政治道德、没有民主素养的行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营造一个具有互信基础的政治竞争环境，让人民可以放心地选择他们的政治价值，以及代表这些价值的政党。 四、落实司法独立及行政中立 台湾的司法经常为人所诟病，认为无法摆脱政治势力的支配与影响。司法改革运动推行多年，虽已相当程度革除司法弊端，但是总统对大法官的提名方式、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检调单位的控管，仍使政治阴影无所不在。然而，司法未能完全独立，则法律主治的宪政原则就无法落实。因此，我们执政后，将检讨目前独立机关的提名制度，希望专业、操守与担当成为提名的主要考虑，不容政治决定一切。我们也将严禁政治势力介入司法人事、调查与审判，并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正形象，以构筑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 除了司法独立之外，我们也会严格要求各级文官遵守行政中立原则，禁止目前常见的「以行政资源助选」的歪风。对于宪法所规定的监察、考试两院人事，以及与行政部门有关的独立机关，如中央选举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我们都将予以充分尊重，以确保其职权行使的独立与公正。 五、鼓励自主的公民社会蓬勃发展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民主巩固所不可或缺的基石。健全的公民社会，包括各种自发性的人民团体、活跃的公益社团、积极的专业组织、绵密的小区网络、各类型社会运动，以及批判性的大众媒体。公民社会在政府、市场与家庭之外，形成民主国家另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公民社会的存在与运作，民主政治才能建立广泛的草根基础，并使平等参与的理念深入人民心中。 基于公民社会的特殊属性，我们主张政府应该协助人民团体排除其形成过程中的法令障碍，提供人民团体宽广的活动平台，但不介入人民团体的活动内容。我们将重新检讨集会游行法与人民团体法等相关法律，使其与时俱进，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 另外，政府亦须仔细倾听人民团体及大众传播媒体的声音，虚心检讨自己施政的成败。我们绝不允许类似民进党政府搜索媒体、恫吓媒体的行为，也不会将独立批判的民间声音解读为「唱衰台湾」的言行。 相反地，我们将遵循宪政主义的原则，致力营造一个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公共空间，使「自由之家」对台湾的自由度评比，再度回到第一级。我们相信鼓励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将可以向全世界展现台湾民主的成熟与自信。 六、强化整饬贪污的机制 民主国家除了确保人民积极参政的权利，也必须提供一个廉洁、有效能、有正义感的政府。过去几年来，政府的贪渎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民进党政务官涉嫌贪腐人数之多，更是前所未见。而陈总统亲属涉及弊案，甚至引起百万人民街头抗议。我们在痛心之余，必须加速建立完整的防贪、肃贪制度，使类似丑闻不再上演。 我们执政之后，将立即建立廉政指标，明定公务人员清廉办事的流程与规范，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一体遵行，并责成各级首长以身作则，亲自推动。我们也要加强检察体系防贪与肃贪的功能，使司法单位有足够的权限、人力与资源去打击贪污腐化。至于延宕多时的阳光法案，我们也将协调立法院尽速通过，以使黑暗势力无所遁形。我们决心使台湾的政府清廉度与透明度名列东亚前茅，让台湾人民为自己的民选政府感到骄傲。 七、以审议民主促进行政及立法改革 代议民主经常为人所诟病者，一在决策过程不够公开，二在讨论过程不够理性。为使决策过程更为公开，有人主张经常进行公民投票，让一般人民得以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避免公共政策沦为少数菁英的禁脔。但是扩大参与范围的结果，却又容易产生讨论不足、以情绪取代理性的后果。为了进一步改善民主参与的缺失，有人引进「审议民主」的理念，希望透过公民会议或小区协商的方式，弥补现行各种民主决策程序不够开放、不够理性的缺点。 我们从国内外各种实践经验得知，审议民主的理想终须进入行政与立法过程，否则纯属抽样性、局部性的公民会议并不能取得民主决策的正当性。因此，我们主张推动行政及立法改革，由行政院及立法院内部自行建立理性审议的程序，以加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与理性程度。换言之，我们将努力把平等对话、理性沟通、寻求共识的精神转化为制度性的规范，以大幅提高台湾民主决策的质量。我们认为不论澎湖开放赌场问题、苏花高兴建问题以及立法院人事同意权问题，都应依循前述审议民主过程，以求取政策与人事决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八、维护弱势的基本人权 我国宪法明定全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享有各种基本人权。然而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弱势者仍无法真正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平等权利。举例而言，女性之就业机会、原住民之文化尊严、同性恋者之法律地位、农渔劳工之实质所得等，皆无法与男性、汉族、异性恋、中上阶层相提并论。随着社会的变迁，近年来更出现外籍客工、外籍配偶、新移民后代、独居老人、长期失业者、罕见疾病患者等遭受各种不合理、不平等对待的严重问题。 一个无法充分保障弱势者基本人权的社会，就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主社会。我们承诺于执政之后，立即修订各种不合时宜、有违人权的法令，以维护社会弱势者的基本权益。同时，我们也将透过公共政策，矫正过去政府未能积极扶助弱势者的缺失。更重要的，我们要加强人道主义的公民教育，让全体社会成员皆能培养慈悲、宽容、公义的心胸，以给予所有弱势者应有的关怀、尊重与救济。 参、结语 民主社会永远存在分歧意见，也永远存在各种利益冲突。但是透过宪政主义的实践，分歧的意见不致撕裂整体社会，而冲突的利益也可以获得制度性的协商与解决。我们呼吁全体国民，珍惜台湾民主发展的既有成果，正视台湾民主发展的困境，并认真思考以宪政主义开创第二阶段民主改革的可能。 我们期待未来的台湾政治社会，不再受制于选举动员的惯性反应，而能有超越胜负、为国家建立长治久安基础的格局。我们呼吁民进党的朋友们，不要继续操弄族群认同及敌我斗争，而能以负责任的政见与我们共同建立民主政党竞争的典范。我们更希望透过这场总统大选，让未来世代重新找到关怀公共事务的动力，并能持续不断地为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而献身。 解严二十周年是新的起点，让我们共同为台湾民主的第二阶段改革一起努力！（作者是国民党前主席） --------------------------原载《法天下》 回目录 公民身份的多重性--政治观念史的阐述蔡英文（台湾） 蔡英文 引论 当代政治思想家，不论其立场为何，大致都关怀公民之政治实践的伦理；他们忧虑现今资本主义经济所推促的商品消费的社会与“自恋 之文化”的氛围导致公民之政治意识的薄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疏离，甚至虚无的作风。基于这种关怀，他们援引各种不同的思想资源，批判当前的公民之处境， 并重新阐释公民的德行与政治责任的意义。 当代政治思想的公民论述（或公民之概念）大致而言，皆肯认公民的政治实践乃落实于公共领域当中，不论这个公共领域是汉娜˙ 鄂兰（HannahArendt，1906-1975）所表示的古典意象，或者如尤根˙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与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所阐释的现代之布尔乔亚（或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从分析的观点来说，公共领域是独立于国家主权以及市民社会（包括家族与家族的生活单元） 之外，而成为公民相互交往、言谈、论辩的场域。公共领域，理想地来看，可以酝酿出公民的理性舆论以及公民的权力（civic power），俾以防制国家主权的专擅作为以及政府的草率政策。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公共领域跟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市民社会的活动互有关系。就此观 之，公民在公共领域的活动就呈显其复杂性。 公共领域虽然独立于国家之外，但在当前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在被理解为具法统性的条件下，公共领域很难完全脱离民族国家的框架，而 得以形成某种跨国界的“世界主义式的”（cosmopolitan）场域。公共领域的非制度性性格必须跟民族国家的宪政法理结构产生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也 蕴含某种程度的紧张。相同的情况也发生于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关连上。当今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因此，市场经济的逻辑及其理念 （诸如，追逐个人利益、经济的兼并、商品消费以及个人生涯规画的优先性）就可能侵蚀着公共领域的完整性以及公民的政治关系与责任。 公共领域一旦跟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会产生它们彼此相互影响与侵蚀的问题；就此也带来了身份认同的问题。身 为公民，他往往跟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身份（如“经济人”与“职场工作之人”（job-holder））有所差异；再者，作为一位民族国家的成员来说，公 民亦兼具民族的身份。在这里，公民承载人民或民族的主权，就如Gianfranco Poggi所说的，公民作为主权者的身份（citizens assovereigns）。这种身份在当代政治中虽然只是规范性的，但是实际上它赋予公民创制国家的正当性，这也使得公民成为国家之制宪者的身份(citizens as constituents)。从以上的解释，公民的资格（或者能力），就如Poggi所说的“是属于任何个体所拥有，但是，个体不纯粹只是公民而已，他亦 拥有不属于公共领域的资源与利益，这些资源与利益甚至被个人视为比纯属公共领域的更为优先。”（2003：42-43） 针对公民身份本身具有的差异性，当代政治思想各依其理论的立场，而有不同的阐释观点。针对公民身份的差异性，本文尝试作一种观 念史的阐述，其旨趣在于说明自十三世纪以至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公民之观念随着不同之时代脉络以及各种理论之解释，而有不同的观念内涵。公民之观念因而具 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格。换句话说，每一个时代皆会形成某一种主导性的公民理想，譬如，十六与十七世纪之交，欧洲在主权国家所形构的脉络中，先前新古典共和的 积极性之公民的理想就逐渐被主权理论的“属民”理想所更替，但这不意味着主导性的公民理想不会被其他公民的观念所挑战。在这里，本文说明公民观念的多重性 与复杂性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的处境中清楚地被凸显出来，而当前我们谈论公民之身分、权利与权力的各种理论的解释，诸如自由宪政的、激进之共和主义的、民 族主义的以及人权的公民观念所形成的彼此对立，早在法国革命期间就已显现其端倪。 二、现代公民观念之滥觞 现代之公民观念在其形成之初就已呈现了相异且对立之概念的交错互动。欧陆的市镇与城邦自十三世纪以来兴起了城市之“共同体的运 动”（commualmovement）。它的目标在于抗拒君主（不论是专制政体或帝国体制之君主）之宗主权的压迫，而力求城市与城邦的自主性与自治权。城市（与城邦）的居民 大都是经营商业、海外贸易或金融业的“布尔乔亚”。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跟中古庄园的农民不同，也不隶属封建的社会等级系统，而能享有较大的平等地位。作为 城市的居民，他们必须共同参与市政、分担公共事务的经费，这种民主的实践经由当时政治思想家，如马基维利（Machievalli，1469- 1527）、Johannes Althusius（1557-1638）、格老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的解释，而塑造出公民之共和主义的理念（Pellicani，1994：Ch.6-9；VanGelderen，2003：85-89），其基本的论旨在于，肯认公民的自由身份与自由之结社。这种自由结社，或所谓公民的结社（civilassociation）乃构成了“人民”（populus）的概念，并强调任何主权的资源皆来自于此；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共和主义肯定公民之参与以及 由此培养理性之审议以及合作的伦理德行。 然而，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发展出以主权为核心的法律与人权的理念。这种“主权 --法律”的理念跟共和主义的理念交错互动，而且形成对峙。主权作为至高的权力（与权威）不仅落实于城市的市政谘议会（city council）[ 如Almut H？fert所解释的，在中古世纪晚期，欧陆地区的市镇系控制在“市政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city council）手中，城市的行政长官经常不依“市民”团体（burghers）所制订的法律处理市政：专擅者任意独断，开明者则依惯例，或者以共同体的 共善管理市政之原则。因此，“城市的法律并不促进法律上平等之公民的理念，反而创造出近世现代国家的一项核心要素：即是，受国家权威所控制与规训的『臣 属』或『属民』（thesubjects）。Jean Bodin的civis（公民）之概念乃指涉城市的属民，这种权威式的关系从城市转移到国家的主权。”（2003：71）]，也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灵 魂”。这些主权者试图在他们统治的领域内，统合区域性的庄园、市镇以及各种行会与教会等结社。他们冀望以绝对的、单一的主权及其典章律令与行政体系，收编 地方的自主权。如此，主权与地方的分权，中央集权的政府与共和的混合政制（mixconstitution）…等理念形成一种拉锯。以这段时间的英国为例，现代国家的形构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互动，在此进程中，资产阶级（不论是城市 的商人、实业家、或乡村的地方仕绅）与无产阶级（不论是城市的劳工或乡村的农民）以及君主与贵族皆卷入了权力与利益以及政治意识型态的冲突与斗争（Ellen and Neel Wood，1997：5-26）。专制君主的君权神授的理念受到资产阶级的“主权在议会”之理念的挑战，前两者又与下层阶级的“人民主权”（与取消私产权 的诉求）彼此相争相斗。基督教派的激进派以及新教与旧教彼此对立，并且与公民之共和主义的理念相搓相揉，而跟国家主权的理念相抗衡。 依照 Istvan Hont的解释，欧洲现代国家的发展，其显着的性格乃是“现代主权以其君主制的形式给制度化，这即是『绝对（或专制）主义』[ 所谓“绝对主义”一词是十九世纪德国史学所创，它意指：在真正现代性之代议国家的市民社会兴起之前的国家性格。依Hont的解释，它可进一步被理解为“脱 离了帝国体制，以作为一种组织与整合广延之领土国家的模式”（1994：180）]，以及后来所谓『开明专制』的兴起。”（1994：179）“绝对（或 专制）主义”之主权概念虽然在中古世纪已有，但在布丹（John Bodin，1520/30-1596）与霍布斯（1588-1679）的理论中，方有系统性的阐释观点。 主权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res publica）若要建立与维系其统一性的秩序，必须树立主权者，他的权力是独一的、至高无上的、不容分割的以及是常存的。他的权力代表最后的政府决断以 及仲裁。一反过去公民之共和主义的理念，主权不是落实于人民整体。现在，主权者是人民经由契约关系的同意而产生，也因为这个关系，主权者被赋予权威 （authorization）[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在霍布斯的理论当中，人民基于和平共存与安全之保障，而选任了主权者，并赋予权威。但是，“霍布斯并没有坚持某种特定原则，以衡量 人民所选任的主权者是单一个人或则是少数人。以当时客观环境来看，霍布斯可能考量各种不同之政府形式的决策的方便与秩序的难易，因而偏向君主主权。” （Hont，1994：187）]，主权者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同意。作为人民的代表，主权者遂可以合法性地垄断暴力工具的使用，俾以防御暴力，并且也因此可 以制订法律、建立政府，以及管理人民的公共事务。 依照布丹与霍布斯之主权理论的逻辑，主权者既是法律的根源，他就操有“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同时也是宪政秩序的维护者。就此论之，他的地位就超越法律以及宪政秩序之外。这种地位使主权者在特定的，如史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所说的“异常”时刻，可以修改或甚至更新既定的宪法。然而，这并不表示主权者可以任意行使其权力。关于主权者的权力 的限制，十六、十七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提出他们各自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的基本前提，一方面是契约关系的同意以及共同体之和平与福祉；另一方面则是自然法则 与基本权利的限定：主权者与立约者皆被设想共同具有理性计算（或考量）的能力，因此得以依照自然法则的格律，理性地审议与决断其行为。尽管自然法则所牵涉 的解释之歧异必须由国家的法律作最后的公断，然而自然法则依然是主权者审议与决断的根据。同样地，自然的权利虽然经由契约关系，而转变成为“市民之权利” （civil rights）。但是，既是契约关系的约定，主权者就必须透过宪法与司法的途径，保证权利的有效性。沿顺这个解释的脉络，本文以下进一步讨论人权与公民身 份（与资格）的议题。 在国家之主权的理论当中，公民与“属民”（subjects）的概念并陈。从这里引发一项有待解释的课题：这个公民的概念是否 保留共和主义的内涵，亦即：公民的自由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美德以及公民共同体的自治？自十六世纪以来，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历程也连带地改变了公民身份（与 资格）的认同，其中的关键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构即是，国家在其统领的疆域内，凭藉宪政架构、司法的管辖、行政管理的系统以及军警武力、整合多元且异质性的 社群与团体，使之成为一个统一性的秩序。据此来看，现代“国家”的概念，就如Hont所指出的“即被创造来强调一个持久的以及不可分割的同一性，这个同一 性不在于小型的以及具有自觉之忠诚的共和主义的共同体，而在于，相当程度之异质性的广阔的单元（疆域）。”（1994：188） 因应这样的具体脉络，国家之主权理论在运用“公民”之概念时，虽然保有自由身份的意涵。但这自由，就如布丹所提示的，因主权之 统治而被降低，自由纯系个人人身的自由“而不必然蕴含如亚理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参与”（1992/1586：1）。同样地，霍布斯从主权者之政治权力的观 点，阐释个体在主权者的治理下，他的政治身份毋宁是“属民”的身份，此意指个人服从政治权力、法治以及承担“属民”的责任与义务。在没有完全舍弃共和主义 的“公民”概念的情况下，霍布斯亦如同布丹，给予如下的意义：公民意味“从属性的政治位格”（subordinate civil person）。在这里，“政治位格”意指国家（civitas或Commonweal）；公民即是国家的，也是“手握主权权力者的属民” （1998/1641：74）。霍布斯从论证国家之主权者的产生及其权力（与权利）的本质，提出公民的观念。尽管他的论证极为复杂，而且亦有难解的吊诡存 在，不过在这里还是必须稍作解释。霍布斯声称：国家（或“利维坦”）是人民的理性与意志的产物，就如他所表示的：国家是“人为设造之人” （artificial man）”，具有人造之灵魂与意志。但是，依造霍布斯的基本人性观，人是作为一孤立的个体存在的。这个个体只为自身，而不断地争取足于凌驾与支配他人的权 力，不论是物质的、社会特权的，或者是威望的权力。因此，互为孤立，彼此竞争的个体如何可能从多元分立的“杂众”（multitudes）转变成为集体性 的人民（demos）？除非内在于“杂众”得以出现一具强大之胁迫性的力量，或者外在于它们有强大的敌对势力威胁其财产的安全与领土的完整性，否则人民集 体的统一性就无法产生。据此，霍布斯设计出人彼此交战的“自然状态”，作为解释性之设置，然后循经社会契约论的论证逻辑，并辅助以人的道德心理的解释，阐 明个体因惧怕“横死”（violent death）以及藉由理性计算的考量与选择，而愿意共举主权者作为最后的仲裁者以及政治的决断者。在这个关键点上，“杂众”才能形塑出集体的“人民”；自 然状态也才有可能转变为具统一性的政治社会。主权者是人民互订契约而产生，是为人民所信托，主权者的权威也因此是由人民所赋予的。不论霍布斯的主权的理论 是否出现论证上之“恶性循环”，其论证的主题在于强调：“杂众”之所以能够统合自身，而成为国家的关键，乃是能推举一位最高权力的决断者，以具体表现国家 的统一性。因此是主权者，而非人民代表了国家的统一性。这种主权的理论，依IstvanHont的解释，乃是“间接主权”的理论（1994：185-86）。 从主权者与人民的契约关系来看，人民为建立一和平之秩序，将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自然权力，除了保留个人生命与财产权利之 外，悉数让渡给主权者。由于契约的让渡，人民有义务从属于主权者的政治权力及其制订的法律，简言之，即是国家主权者的“臣属”或是“属民”。“属民”的地 位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的身份。在法律保持沈默的情况下，个人拥有自由去从事理性认为有利的事情（Hobbes，1996/1651：ⅩⅩⅠ）。由于“属 民”从属的限制（或者，他们自由的程度）是由主权者所设定，因此，他们的自由不能限制主权者。同时，主权者的自由权利不能跟“属民”所享有的相混淆。唯有 主权者能够承担公共的防卫与安全的政治责任，“属民”被取销了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关怀与参与（包括承担防卫共同体之国防安全的责任）；他们现在只关切私人福 祉。公民之地位的改变亦牵涉抵抗权的问题。霍布斯的主权者基于人之自保之权利，容许“属民”可以抵抗主权者施加于他们身体的暴力（包括死刑）。然而，这种“市民服从的界线不能相对地被用来限制主权者的权利。”（Zarka，2004：172- 181）换句话说，抵抗权仅限于个人自身，而不能应用于政治性的公共领域。就这一点来讲，霍布斯的主权者必须防范“属民”的抵抗权演变成为假借“人民主 权”之号召的集体动乱[ 就如Hont的阐释，霍布斯为避免他的理论被解释成抵抗理论，因此，他不容许“人民的『杂众』在已经被代表性之主权者塑造成统一实体之后，可以运用它来挑 战与控制主权者的决断权。”（1994：186-7）]。在宗教战争惨烈的时代中，霍布斯企图建造出一全能的主权国家，俾以带给人间和平之秩序。但主权国 家是否如霍布斯所设想的，固若金汤？ 霍布斯的“利维坦”虽然是尘世间的神祉，具无比的威势，但它既是人为设造的，则必会腐朽。在《利维坦》的第二十九章中，霍布斯 剖析“利维坦”遭支解以致于死亡的可能性。若证之于历史事实，在这些可能性当中，最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对主权者权威的挑战。主权者容许信仰宗教的自由，但 是也把宗教的良知与判断转变为信徒个人内在私领域的活动。凡涉及宗教良知之判断的分歧与纷争，必须以法律（即所谓“公共性之良知”）以及主权者之仲裁为依 归。尽管如此，宗教的信仰并无法满足这种限制，信徒以个人良知为最高仲裁，也视良知为个人言行的主要动力。既是如此，信徒自觉高于主权者与法治的权威，他 们往往罔顾政治与私人领域的界线，各凭私意论断公共事务，也各以其学说蛊惑人心。是故，在国家当中，形成各个自以为是的主权者。他们由于缺乏充份的代表 性，因而互不相让，彼此攻伐，这种处境触发“利维坦”的解体。 其次，霍布斯的主权国家与人民整体是互为依存的。没有主权者的威势，人民无法成之为整体，但缺乏人民的同意与信赖，主权者则无 所立。是故，主权国家为求巩固与稳定，必要防范任何个体利用这业已统一的人民整体作为意识型态的根据，企图颠覆既定的主权者。在这里，霍布斯特别指出古典 共和主义的“人民之政府”（popular government）是形成这种意识型态的最主要之观念。这观念蛊惑“君主制”下的属民，让他们相信：“唯有生活在人民之政府当中才享有自由，在君主政 体中，人是奴隶。”（1996/1651：ⅩⅩⅨ，226）以譬喻来说，人民主权的鬼魂永远飘荡于主权国家之内。“统一的属民就同属两个主权，两个王 国。”（ibid：227） 霍布斯所忧虑的“利维坦”的衰弱，或者甚至解体的可能，在十八世纪以后的主权国家之发展中，逐渐成为历史的事实[ ētinne Balibar在阐释现代主权国的持久性（perpetuation）以及它的危机时，指出妨碍主权之存续的障碍有二：一是存在于“宗教之文化对国家主导 权（或霸权）的抵抗；与此相关的是，针对国家之政治性边界而言的经济社会，这个社会不断地形成一种自主自发性的领域。换句话说，这即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 彼此的对立（尽管这两个词在一开始出现时是互用的）。”其次是存在于，“推翻既定的法律、公民身份、代表性以及权威的义涵。也就是说，将君主位格（monarchical person）的主权转移至集体性的人民『群众』与『杂众』人民身上，其位格既是具体（藉它历史干预的效应力）也是抽象（因为除非以象征表述，否则它无法 被给予一专有名词，或者说，没有共同性的脸庞）。”（2004：148）]。卢梭（J. J.Rousseau，1712-1778）首先发难，将“人民主权”之鬼魂拉回人世，赋予真实的生命。他抨击霍布斯的君主制之主权，无异是奴隶主。为解放人 民之缘故，必须砍断君主之头颅，而以人民之集体取而代之。是故，在霍布斯之主权理论当中，被压抑的人民之权力，现在，在卢梭的理论当中，成为主要的论证角 色。对比霍布斯的“间接性之主权”的观念，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呈现直接性之特征。这个理论把主权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人民之中，取消了人民及其主权者之 间的距离，继而将两者合而为一。依照契约论的论证逻辑，主权者是人民的代表，现在，主权者既是人民，那么人民即是与自己合而为一。以卢梭的论证，这即是人 民彼此互订契约，将权利悉数让渡给人民的整体。是故，人民之主权就具有自创其权力的条件及其统一性（譬如，政府的治理与宪政法律）的动能。但另一方面，人 民自身也成为其主权的“属民”，因而有义务绝对地服从自身订立的法律与颁布的命令（蔡英文，2002a：14-15）。 针对霍布斯的主权理论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具激进性与革命性，但也跟霍布斯的论证一样呈现“恶性循环”。依卢梭的论 证，自由与平等的个体的结合唯有在形成“全意志”（general will）时，才能形成人民之整体。但是，“全意志”具体表现在“集体性之道德”，而且这种“道德整体”在公民缔约之前，就必须形成；缺乏了它，订立与履 行契约就丧失了构成的条件。但这如何可能？除非卢梭预设人性纯然无任何私欲，而且先天秉具公共性的道德情操。再者，“全意志”乃不可分割，而且源自每一个 个体，因此，每一个个体既是“全意志”的作者，但也是它的从属。然而，这在实践上如何可能（蔡英文，ibid：15）？ 若不论及上述之论证的弱点，卢梭的人民主权重新阐释了共和主义的公民观念：公民不再是主权及其法律的从属，现在他转变成为主权 及其宪政法律的主体，因而孕育出现代之“主体性之公民”的观念。公民一跃成为“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的主体，而得以奠定民主国家之创制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卢梭的理论否定了代表的观念，对于人民如何行使其主权以及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并没 有明确的论述。是故，他的“人民主权”观念“朝向批判，或者全然否定宪政的理念发展，在其中，人民主权的原则强迫一种非彼即此的选择：是走向官僚制的『政 治形式主义』，或者是走向dēmo（人民）的『立法权』的行使？这带出了强大的、有机性的以及普遍性的革命。”（Balibar，2004：151- 152）当人民主权的观念被带进现代之政治论述时，它便与国家主权产生对立，这种对立尖锐地出现于法国大革命的处境当中[ 这个说明大致依循Hannah Arendt《论革命》一书的问题意识与解释的观点。]。 三、法国革命之公民观念的转折 法国革命同其他的革命一样，其宗旨在推翻腐朽的、压迫性的旧政府与旧社会，并且在废墟中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与法治的新政体。在 这个基础上，全体的人民断绝过去所有的一切的有关地域、语言、宗教与社会的认同，而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缔造一新的“民族”（Jaume， 2003：141）。新宪政的构成当然是人民集体的创作。在理论层面上，这带出了法国革命理论家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ēs，1748-1836）所面对的“制宪权”的问题[ “制宪权”作为创造新宪政的权力而言，乃相对于既成的宪政法治之权威（constituted power），如法国政治哲学家Geroge Burdeau的定义：“既成的宪政法治权威系存在于国家之内，它们无法自预设的宪政秩序中分离开来，因而需要国家的间架，其实在性也由它们来表现。另一 方面，制宪权则存在于国家之外，它的存在不需要国家，它是一种根源性的力量，其趋势乃用之不竭。”（引自Agamben，1995：39）关于西耶斯之 “制宪权”之理论难题的分析，参见萧高彦论文（2004：80-114）]：在宪政体系瓦解中，新的自由宪政如何可能被建立？换句话说，建立新宪政的权力 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它的正当性有什么根据？同时，如果“制宪权”构成“宪政权”的根源与前提，是由人民所体现，那么，人民是谁？什么人可以正当地界定人民 的意义？人民是否可能不必经由代表机制而得以行使制宪权力？在解释这些难题上，西耶斯又循就霍布斯的“间接主权”的逻辑：人民虽然构成制宪权的主体，但是 必须经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一制宪机关，即所谓的“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由它代表人民来制订宪法。换言之，人民的制宪权必须经由人民赋予权威（authorization）的代表机关，才得以落实。这表现 在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基本信念，即是以宪政来框架人民所构成的共同体。在1791年的〈宪法〉则是将人民塑造成为“民族（或国民）之主 权”（national sovereignty）：“主权是独一的、不容分割、不能让渡，也没有时效性。它属于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民之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宣称有权利得 以操作主权。”（引自Jaume，2003：132）单一的个人（或公民）没有正当性行使主权，主权属于民族（或整体国民）所有，唯有代议机关（如国民大 会或各种议会）方有正当性以民族（或国民）之名行使主权。 西耶斯虽肯认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念，也强调宪政必须预设制宪权。可是一触及政治之实际处境，他修正了卢梭民主理念的积极性[ 西耶斯修正卢梭的人民主权与全意志理念的激进性，亦有其理论上的观点。首先，他清楚地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走向分工以及追求财富与消费的集体倾向 （或所谓布尔乔亚的心态），这已使得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集体参与政治事务的理想丧失了落实的社会条件。除此之外，现代主权之领土国家也脱离了古典城邦的形 态。是故，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联邦”体制的理想亦不切实际。他的思想集中在现代性之大国家的组织，认为这种国家的形态才能有效地提供公民所需要的诸如国 内之和平、国防之安全与共同之福利…等要求。相对地，古典共和之“小国寡民”的城邦反而因人际之间的亲近性，易于发生内在的摩擦、斗争，最后走向分裂与内 战（Hont，1994：199-200；萧高彦，2004：94-96）。]。据此，他也为法国革命之公民资格之理念定了方向。这即是区分了积极与消极 性之公民资格（与能力）：“自然的与市民的权利乃是为了社会形构之生存而设的权利，政治权利则是社会构成所藉由的权利。更清楚地来说，前者是为消极性（或 被动性）的权利，后者则是积极的（或主动性）的权利…凡居住于国家之内的居民都享有消极性之公民权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积极性之公民。妇女，至少在现阶 段的妇女，以及孩童与外国人，还有那些对『公共之建制』（public establishments）没有贡献的人皆不应该享有积极影响公共事务的权利。”（引自Agamben，1998：130）这种公民之观念显然并非共 和主义式的，它不要求公民积极地参与审议公共之事务（包括法律之修订）。公民的角色在于选举代表为“民族”（或国民整体）发言，为一个统一体发言，“就如 一个存有以单一之声音表达自己”（Jaume，2003：133） 在法国革命的处境中，西耶斯的民主与公民观念跟激进的共和民主之观念（如“雅克宾党”人的理念）对立与激荡，进而激发了1792年的有关“公民身份”的争议，以及1793年雅克宾党的激进革命（Jaume，2003：136-141）。 雅克宾党人（如Robespierre、Danton与Saint-Just等）政治理念的激进性，若不论及革命进程中的具体 因素（如革命的惶恐不安、人与人之间的恐惧与憎恨、政治势力间的相互斗争以及外敌的可能侵略…等等），其观念的因素源自他们力图将“圣者卢梭”的共和理想 彻底实现，不计任何代价。他们坚持人民乃盘据至高的权位，反对西耶斯分离人民与权位，以及人民之“代表”的基本理念，就如，Robespierre所宣言 的：“人民即是主权者；政府乃是它的创作，是它的财产；公职人员是它的代理，人民可以任其所好改变它的政府，并且随时召唤其代理人。”（引自Hont， 1994：202）民族（或国民）之主权既是人民的产业、人民的国家或者说人民的共和，那么人民就得以直接的行使其权利，不必经由代表之机关。任何“代表 制”的理念皆违反了革命的基本精神，亦即，要求政治解放的人民怎么可能推选出某些代表来限制其权力与自由？连带地来说，人民作为公民的身份，不应该被区分 为主动与被动的公民。因为依照卢梭的共和理想，全体人民（公民）都应当积极地参与宪政的创制、政府的设置、行政的管理以及承担国防的任务。在这里，雅克宾 党人提倡公民公共主义之德行，以凝聚公民全体的团结意志，这即是共和之“爱国情操”（patrie）[ 如Hont所界定的，“爱国主义在共和主义的词汇里，是主要的政治德行，它依据理性与正义的原则决定了公民对自治之共和的奉献。”（1994： 218）]。 雅克宾党人的政治理念最后走向革命的“恐怖统治”（terrorism），对于这种结果，有许多的解释观点。从观念内在的逻辑 来说，雅克宾党人的激进民主理念把人民整体（dēmos）视为制宪权的载体，在不必经由代表制的媒介以及各种法律权威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就得以正当性地操 作这个权力。当这个理念落实于具体的实践场域时，其产生的结果恰跟理念本身的意涵相违背：人民整体不是形成一个“合作体”，而是内在的分裂以及彼此的倾 轧，这种局面最后必须诉诸革命独裁的暴力，方能维持一定的秩序。是故，号称自由民主之政党却透过公安会的组织实行独裁。这种政治暴力鄂兰给予一种特殊的解 释，并称之为“美德的恐怖统治”（terror of virtue）。这个解释主题在于，本为崇高的政治理念在历史的进程中却自我否定，并酿成政治的灾难。其关键在于，雅克宾的政治理念（包括卢梭式的人民主 权与全意志的理念以及爱国主义）蕴含了意志与激情（passion）的政治；不论是意志或激情，皆是人内在的心灵的活动，是难以言辩、交谈与沟通的，套用 鄂兰借用康拉德的语词，乃是“幽暗之心”（darkness of heart）。然而，雅克宾党人却把这种属于内在私领域的活动带向公领域的政治实践，并试图将之塑造成政治的规范原则。因此，为凝聚整个公民共同体的“全 意志”，即必须营造内外的政治敌人；同样地，爱国主义（爱国情操）的激励带来了从个人的内在情感去指认外显的爱国行动，这造成了政治的虚假作风以及政治怀 疑主义，也使政治迫害有了凭藉（蔡英文，2002b：149-160）。结果是同时腐化了人的心灵、感情的活动与政治的实践。 在法国革命的处境中，国家与人民主权的理念相互矛盾，但也彼此纠葛缠结，随之，公民身份（与资格）的理念形成对立的解释：公民 是作为制宪权的载体，抑或只享有私产与人身自由的权利而不享有政治权利（或者说，公民是享有直接民权抑或间接民权）。除此之外，依据鄂兰的观点，法国革命 酝酿民族国家的理念，但其中呈显民族与国家理念的冲突；同时，在革命期间制订的宪政典章也呈现主权与宪法之规约、普遍人权与公民权、普世主义与区域性认 同…等紧张（Arendt， 1968/1951：230-1；蔡英文，2002b：13-23）。 事实上，民族的理念在革命之激进主义中，表示“缔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生活体制”，这种革命的计画的构想在于“从下层 至上层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奠立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国家』权威，并且立法以确认法律为权利的唯一根源，反对普通法学家所认为的社群之习俗，或者所 谓的历史原则乃是『先在』（precedent）的资源。”由此而论，“公民乃是一种抽象之观念，但也因这种抽象性格使公民得以挣脱所有的诸如，地理、语 言、宗教与社会之同一性（或认同的意义）。”（Jaume，2003：141） 这种“民族”的概念要到革命后的浪漫主义将之赋予某种文化、语言、血缘…等“有机体”的成分，才形成现代“民族主义”之民族同 一性（或认同）的意义。在这个阶段，法国革命之“民族”的“公民主义”（civism）跟民族主义的文化与血缘的民族认同产生冲突。 四、公民资格与人权 公民之身分（与资格）跟权利的享有是一体两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公民，如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乃是享有特定之权利的身份。这些权 利自十七世纪确立为“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到十八世纪之革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权利”（如保障私产、人身安全、宗教信仰、言论与结社之自由…等权利）。自此以后，如T. H. Marshall所阐释的，从市民权发展出政治权利与社会福利权利[ 关于T. H. Marshall的解释观点，参见Michael Ignatieft的 "The Myth of Citizenship."（1995：53-77） ]。从这个脉络来看，公民享有之权利乃是国家主权所允让的，这表示主权不得侵犯这些权利，主权国家因这种限制而取得正当性的权 威，就如法国政治理论家Blandine Kriegal的解释，在权利起源之初，“个人主体之权利直接地跟否定奴役与宰制性之权力相关，也跟新的政治安排以及把权利视为法律的概念不可分离”。因 此，“没有法治，个人的权利就荡然无存。唯有信守法治的国家，自由民主才能生根。唯有在一个民族（ people）是由自由之个人组成的条件下，这个民族才能抉择其命运（或方向），以及享有政治自由与公民之权利。”（1995：37、50） 然而，也在这个起源之处，权利的论述承继了中古后期之自然权利的概念，论证权利的普遍性；其论证的主题有两个层次：一是任何一 个个体皆享有不可被剥夺的生命之自保与防卫的权利，以及在一政治共同体中享有良好之道德生活的权利。肯定此权利的道德效力“来自于个体之道德的价值，此价 值乃被视为独立于城邦（或国家）之外。”（Brett，2003：102）就此论之，个体虽生活于城邦（或国家）当中，而成为公民，“公民之良善与城邦 （或国家）之良善息息相关”，但是“前者不能完全化约成为后者，因此，仍然有其确定之领域，城邦（或国家）是没有权利去立法的。”（ibid：102）。 换句话说，公民权利与自然权利之间尚存在着无法相对应的界域在。有如此的空间，公民才有正当性的理据，诉诸自然法则，对抗城邦（或国家）的法律与独断、腐 化的作为，俾能维护个人道德的尊严。尽管十七世纪主权理论以社约论的论证，尝试弭平这种冲突，但就如同上所讨论的，社约论也不得不承认个体享有某种限度的 自然权利，并以自然法作为国家之实证法的基础。承续这种政治理念，十八世纪的革命宪章的基本法亦出现普遍人权与公民权的矛盾，一如鄂兰所分析的（蔡英文， 2002b：13-23）。 其次，十六世纪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论证宗旨在对于当时欧洲林立的主权国家的兴立，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规范架构。因此，自然法被举 为如同上帝（或神圣法）的地位，成为所有法律的终究的权威或资源。若不论普遍性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如何从规范国家之主权有效地扩展到规范欧洲的国际关系， 它的普遍性亦涉及欧洲国家与其他地区人民的关系；当时，欧洲的殖民扩张方兴未艾，这个问题关系着对异地人民的征服、领土的占有与文化之同化的议题。如果不 论及其理论与实际的严重差异，当时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论证以“人性”之普遍性（如人类共同具有理性的观点）为理据，说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涵盖了人类整 体，而呈现“普世性”（cosmopolitan）的意义[ 在此引Jens Bartelson诠释十六世纪西班牙之法学家Francisco deVitoria的观点为例。Victoria在论美洲印地安人的论文中，强调虽然有不同的社会、宗教、风俗习惯，甚至不同的理性运作，它们都是人性的，是 表现了广大的集体的理性。他说：“在这多元性之上，有一种普遍的人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乃是替不成文的jus gentium（人民之法）所设立的，此法又为神恩与自然所保证。它并非完全导源自自然法，『然而却是建立在人的同意上，是不可侵犯的。』换言之，它是建 立在全人类的共识上，因此关切所有的民族；它不决定任何民族内部法律安排的可能性，但决定其完美性。”（1995：132）]。现代之基本人权的理念承袭 这种意涵，但在论证的基础上转向超越性的道德理性，其典范即是康德的以“道德的定言令式”与“人性的宽大友善”之原则（the principle ofhospitality）为论据的普世主义的理想，从其中衍生的公民身份乃是世界公民的理念。但是，康德的这种普世主义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后引发了民族主 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生命哲学以及种族主义的批判。至此，我们可以说现代之人权与公民身份的争议，环绕在下面的论点： （1）自十六世纪以来，自然权利与自然法被设定为约束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使它在统治上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的权威；但是，自然 法与权利必须经由主权的允让以及宪法的保障，才有其法律上的效力。在这里，国家主权是否能全然受普遍性之人权与自然法则的约束？再者，公民权不等同于国家 的法律规定，因而在实践上往往跟主权对立，但同时公民权引发之解释上的歧异却必须由主权的法治机关作公断；因此产生相当复杂的辩证关系。 （2）普世性的人权冀望超越现行的国际关系及国际法的界线，而订立某种全球性的人权宣言。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人类依旧以主权国 家及其宪政架构为其生活的基本条件。若此，凡涉及国际及国际性的组织与机构尚必须经由主权国家间的协商与同意。在此，除非设想主权国家为一道德之主体，得 以超越国家现实的利益，否则如何可能落实普世性的人权？ （3）普世性人权必须落实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而能够转变成为公民权利，以及转化其抽象性。就如鄂兰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无 国籍民”、“难民”、“移民”以及“寻求庇护的政治犯”之遭遇所做的分析，这些人由于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他们的处境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其存 在有如幻影一般。因此，吊诡的是，他们唯有在居留的国家内犯罪，才能引发当地之司法单位的注意，受法律秩序的审理，因而暂时享有一般公民的身份。基于这种 分析，鄂兰提出了那激发讨论的“有权利享有基本人权”（the right to rights）的理念，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享有权利去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因而得以受人权（即公民权）的保障（Seyla Benhabib，2004：50-60）然而，普遍人权一旦含摄了“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之论证环节，它就跟区域性之认同（不论这认同是文化的、民族 的或种族的认同）有了紧张的关联。 五、余论 从以上的观念史的阐述，现代之公民观念自十六世纪以来，随着各种不同的理论的解释架构，而呈现有关公民身份、权利与权力的差异 论点。从新古典共和之“公民”的理想、主权理论的“属民”的概念、革命立宪的“人权”与“公民权”，以及“世界公民”与“民族--公民”之身分…等。这些 相异的公民的观念也呈现某种程度的矛盾。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是建立在多元与开放的社会上，它肯认其公民之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价值的多元分歧。既是如此，它 亦包容公民不同的身份认同，例如：公民既是属民（公民必须缴税、服兵役与遵守法律），也是政治事务的参与者（公民可以参与公职，也可以抗议政治社会的不 义）；公民可以自我认同为世界公民，也可以肯定自我的民族认同；除此之外，公民也可以自我否定其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公民身份，而只专注于个人的工作、家庭与 私人生活…等等。 尽管如此，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在维系其同一性与稳定性上，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依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条件在于，构成 此政治共同体的宪政基本架构有其恒定的一致性，亦即这个结构没有因为认同的问题（譬如，民族、国家或社群认同冲突），而造成结构的分裂。就此而言，宪政基 本结构的完整性能使主权国家的统治有其法治的权威，而得以有效地运用法律的程序解决社会之多元性引发的冲突。依据这个理想，自由主义者肯定公民享有基本人 权（从市民权利到社会福利权）的保障；而在公民的的德行上，他们倡导公民的道德意识、理性的审议能力以及彼此的合作意愿（就如罗尔斯对公民德性的表述）， 并同时强调公民对于差异的宽容。 自由主义者虽冀图以主权国家为轴心规划出宪政法治与公民身份的观念，但这种公民的观念即使在较为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亦遭受 其他公民观念的批判。激进民主论者（包括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批判它忽略了当前的自由民主制乃是经由“人民主权”的干预，才使得绝对主义的主权国家有了 民主的转型。除此之外，他们也指出，自由主义者安于既定的自由民主体制以及强调宪政法治之有效性。在此概念下，公民被塑造成为消极性格的身份，因而削弱了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格。另一方面，社群主义或民族主义者则批判自由主义者忽略了个人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与忠诚乃是公民身份的主要构成，因此，在 偏执于个人主义的伦理与程序性法治（与正义）的原则下，自由主义者将无法有效地处理社群认同，甚至是自决的问题。例如，英国面对北爱尔兰、加拿大联邦面对 魁北克的分离运动，皆难以找到适切的因应之道。 然而，不论是激进民主论者或者是民族主义论者的主张，若在实践上缺乏自由宪政主义的法治与代表性（或消极性）之公民观念，则直 接诉求人民主权的理念必将解消制度的中介（包括法治的权威与代表制），这让人民彼此失去了空间之距离（这个距离是使得人民得以各自表达其差异性之言行以及 彼此沟通的条件），而倾向某种暴虐性的集体统治，终至落入自我否定的困局。 当目前的自由民主制容许公民多重性的公民身份与权利时，它们彼此亦因政治理论的基设，而带出了相互的紧张与对立。这使得自由民 主社会面临如下的问题：如何使这多重的公民身份认同不产生相互的妨害，并维持彼此均衡？同时，如果公民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概念，那么我们是否有必 要从人本身的美德中去思索得以超越公民身份、公民权利以及公民德行的道德资源？再者，倘若我们接受亚理斯多德所提出之“好的公民不一定是好的人”的观念， 那么是否当今自由民主社会所肯定的公民德行仍有其不足之所在？ 刊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公共性与公民观》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 回目录 悖论无处不在--政治观念史的阐述安希孟（山西） 图为作者（作者为山西大学教授） 悖论是实在、思维和语言的普遍现象。现实就是悖论。这表现出思维和语言的有限性。悖论是语言和存在的固有的有限属性。悖论表明人的智力的有限性。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悖论。悖论是思维和存在的实质。一切真正的哲学命题都可以用悖论表示。 哲学的悖论源自生存论的困惑。生活实际上以背反形式出现。生活就是悖论。所以思想和语言才成为悖论。一切真理皆采取悖论形式。但是悖论并不表明理智的贫困，而是表明人类理智的丰富。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非坏事，这可以是指欢迎和褒奖批评，告诫不可骄傲自大，大虫屁股摸不得，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也可以是指你越批评我就越固执己见，陷泥淖而不自拔。 语言之歧义由此可见。语言总是捉襟见肘，你一张口就马脚毕露。禅宗呵佛骂祖、不立文字、挤眉弄眼、棒喝顿悟，表明对语言文字的拒斥与不信任。但禅宗毕竟也弄出无量典籍文章矣。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就是悖论。纸做的，然而毕竟也是老虎。老虎，但是又是纸做的。纸，不可怕。然而老虎却可怕。老虎可怕，但纸老虎不可怕。 万物皆流皆变，其实万物又不流不变，所以才被称为万物。但是万物又不是物，流中有不流，变中有不变。不流中有流，不变中有变。这决定了世界的存在采取悖论的形式。 悖论无处不在。自由就是自由选择善，因而就允许人们作恶。只有具有作恶的自由，人类才可以趋善避恶。恶恰恰是善的前提。自由和恶不可分离：自由原指自由地向善，但为此必须有作恶的自由意志，即可以从恶弃良。自由和善相联系，但同时也就与恶相联系。 悖论和非此即彼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不同，不是趋极端铤而走险。 计谋非智慧，手腕岂拳击？“念经时可否听音乐？”曰“不可”。问题改问“听音乐时可否读经？”曰“可也”。 然而，诡谲奸诈小聪明小计谋小手段，难拿诺奖。中国人诡诈多端，36计，公然用于商业人际关系政治斗争。纵横家、阴阳家、名辩术、法术势。旧中国之百家与希腊哲学截然不同，世界军事史上断无诸葛孔明智多星吴用之地位。草船借箭、儿童故事，桃园义结金兰，儿童游戏，初级阶段。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黑夜摸岗楼，土匪剪径，杀人劫财掠货，无可称道。孙膑吃猪屎，燕王朱棣装疯卖傻，逃过死劫。这就是国人之智慧。 有人批评长官，另一人辩解曰长官也是人，不是神，也有缺失。然被批评者云，我说的正是“长官是人不是神”。足见悖论源自语词双关多义歧义繁复良性循环。语言有限与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同。西塞罗说，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才不自由。同样，为了法制之实施，吾人必须事先自由，方可作出主动选择担责，作为法制先决条件。自由和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集中和法律同样也是手段，而非目的。人是目的本身，而非手段，因而保障个人自由，恰恰就是目的。共产主义是为了“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舍此再无另外的目的。 2007年1月，太原 --------------------------原载《议报》 回目录 我的一生人--政治观念史的阐述林保华（台湾） 《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 海外的中国人﹐不应该是民族主义陷阱的狭隘人﹐而要做一个人权高於主权的全球自由人。理解正在奋斗﹑成长而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台湾人。 一生人﹐可以是不同地方﹑各种各样的人﹐我尤其是这样的人。我出生在中国重庆使朋友误会我是中国重庆人﹐其实是中国福建人。原因老爸是福建人﹐老妈却是上海出生的满州人﹐所以命中注定我不可能做纯粹中国人﹐而是云游四方的杂种人。别看不起杂种人﹐未来中国的总书记可能就是杂种人。（粤语“习总”谐音“杂种”。） 我出生两个月後被父母亲带到印尼成为印尼华侨人﹐17岁回到中国再次成了中国人﹐1976年到香港成为香港人。1997年香港主权转移前夕移民做美国绿卡华裔人﹐2006年来台湾做台湾人。 有两个阶段我难以做人﹕第一阶段是以为做了堂堂中国人﹐可是政治运动一来整一批一批的人﹐我就二十年里夹着尾巴做人﹔大饥荒我没有成为死人﹐文革的教训却让我重新做人。第二阶段成为香港人﹐却是难听的殖民地人﹐一切从新开始难做人﹐语言不通输给本地人﹐朋友不多觉得是孤独人﹐文凭不承认很难做专业人﹐见到从中国回流到香港的老同学只能自叹“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人吃回头草回到中国骂英国人欺压中国人﹐我则强化认同而开始尝试在自由的大环境里奋斗做自由人﹐总算老天不负有心人。 资讯自由的香港使我成为评论人﹐除了自己努力﹑贵人相助还由於我是幸运人﹐因为我是一九三八年出生又是三十八岁到香港的“生发”人。嚐过自由滋味的我不愿九七後留在香港成为鸟笼人﹐所以跑到美国追寻做海阔天空的全球人。然而台湾的政局越来越像香港使我成为忧心人﹐不如回到台湾利用余生做个拼命人。台湾充实与便利的生活以及优於美国的健保福利使我成为安乐人﹐感谢台湾收容我这个流浪人﹐更期望台湾人珍视自己福气做一个独立的台湾人。 我这本书“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的出版目的是希望来台湾的中国人﹐认同做一个享有普世民主价值的台湾人﹐你们并不是天涯沦落人﹐否则为何不愿回到已经“崛起”的中国做个纯粹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也不应该是民族主义陷阱的狭隘人﹐而要做一个人权高於主权的全球自由人。理解正在奋斗﹑成长而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台湾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们要做顶天立地良心人。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出版本书的廖志峰出版人和他的允晨出版社同人﹐并感谢在百忙中为本书题词的彭明敏前辈人﹐及谢志伟﹑陈师孟﹑金恒炜三个写序人﹐尤其是恒炜兄还是一个主持人﹔还感谢包括彭明敏教授﹑李鸿禧教授﹑黄越绥大姐﹑文建会吴锦发副主委﹑广电基金会林育卉执行长﹑名嘴陈立宏等等刚刚发言的友人﹐更感谢拨冗来参加这个发布会的﹑认识与不认识的媒体人与各界客人﹐以及支持与帮助我们夫妇的所有人。最後我要说﹐我们一定不做天涯沦落人﹐要做台湾自由人。上天保佑台湾人。 （在“一个中国人的台湾情”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二○○八年一月四日）（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原载《动向》 回目录 在台湾智库和平论坛“中国的外交攻势与对台策略”座谈会上的演讲--政治观念史的阐述童振源 一、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在国际间打压台湾 在台湾的邦交关系方面，最近八年来，马其顿、赖比瑞亚、多米尼克、格瑞那达、诺鲁、塞内加尔、查德、哥斯达黎加与马拉威都在中国的金援利诱下，相继与我国 断交。特别是，中国政府刻意延后半个月宣布与马拉威建交，选在陈总统出访邦交国的时候，实是对台湾人民极尽打压与羞辱之能事，妄图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与并 吞台湾，造成两岸政治对抗与区域紧张情势更加恶化。 在国际组织方面，过去三年来，中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封杀和打压事例已超过110件，光是要求台湾在国际组织改名为「中国台湾」、「中国台北」的案例，就至 少有18件。例如，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台湾的地位降格为「非主权区域会员」、要求各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不让台湾加入联合国、世界 卫生组织等；还有其他包括国际鸟盟、国际狮子会、船舶运揽协会、园艺协会等NGO组织，中国也要求台湾更改名称。最近，中国甚至对世界卫生组织（WHO） 施压，将我八个港口列为中国境内港口。由此可知，中国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矮化台湾的国际地位，早已不分领域、不分官方或民间组织，只要是有机可乘，就无所不 用其极地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二、中国打压引起台湾人民极度反感 去年6月，台湾长期的中美洲友邦哥斯达黎加在中国重金诱惑下，选择与台湾断交，引发台湾朝野的同声谴责。当时，台湾智库曾对台湾民众做了一个民调，结果发 现有62.4％的民众对于中国以金钱外交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哥斯达黎加、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感到气愤，也有85.3％的民众认为中国阻挠台湾参与国际 组织、矮化台湾的国际地位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同一时期由年代电视所做的民调也显示，80.1％的民众不同意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打压台湾、矮化台湾主权的 作法，70.1％的民众认为中国持续挖台湾的邦交国、不准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种种作法都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 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认真倾听台湾人民的声音，不要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从以上的民调结果可知，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生 存空间，剥夺台湾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不仅造成两岸关系发展的极大障碍，也引发台湾人民的普遍不满、气愤与反感。大多数的民众都反对中国打压台湾的作法， 也认为这些做法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承担两岸关系恶化的责任。 我们要正告中国政府：参与国际社会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心声、更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人权。中国长期对台湾进行国际打压与围堵，是对台湾人民生存 与人权的严重挑衅作法，已让台湾人民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反感情绪。这是造成两岸对抗与区域不安的根本原因，中国必须负起一切责任。我们希望中国能悬崖勒马， 不要再破坏两岸关系的和谐与区域稳定。 三、中国打压台湾，不分蓝绿 站在政府立场，我们必须告诉民众事实，中国对台湾的打压绝对是不分颜色、不问蓝绿。试问两蒋时代，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与日本及美国断交，邦交国数目从 1970年的67个国家减少到1975年的27国，使台湾成为国际孤儿，难道是因为台湾追求法理台独，才受到中国的打压与孤立？前总统李登辉主政十二年， 成立国统会、制定国统纲领，不但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也主张两岸终极统一，但中国仍在1996年对台湾试射飞弹，更对美国施压，致使李前总统去不了华府， 也无法在纽约过夜。 从2000年政党轮替迄今，共有九个国家与台湾断交，但在1990至2000年的国民党执政时期，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也有十一个。此种数据正足以说明，中国 并没有因为国民党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或追求统一目标，就放松对台湾的国际打压、甚至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 其实，就连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马英九先生也屡次遭到中国打压。例如，他在台北市长任内的1999年，台北市被赶出世界首都论坛（WCF），2005年他应 邀到香港、韩国等地，香港、韩国政府也都在中国压力下取消他的签证。即使马先生宣称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但在去年6月出访印度时，中国政府仍对印度政 府提出抗议，并且要求他必须表明支持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且不得在他的座车上展现台湾的旗帜。 四、台湾朝野应团结一致反抗中国的打压 近年来，中国以霸权崛起的姿态，挟庞大的经济资源打压台湾，台湾的国际处境实备极艰辛，每位外交部长都面临极大的断交压力。2002年7月，中国承诺援助 诺鲁六千万美元及代偿七千万美元债务。2003年10月，中国答应援助赖比瑞亚一亿二千万美元。2004年3月，中国答应金援多米尼克一亿二千万美元。 2005年1月，中国与格瑞那达建交时，承诺金援二亿五千万美元；同年10月中国与塞内加尔建交时，承诺金援六亿美元；2006年12月中国与查德建交 时，光贿赂查德总统金额便高达五千万美元；2007年6月，中国承诺哥斯达黎加的金援金额为四亿三千万美元；2008年1月，中国承诺给马拉威的金援金额 为六十亿美元的天价。过去六年，中国至少花费77亿美元进行金援外交，挖走台湾的邦交国。 去年哥斯达黎加与台湾断交之时，在野政党先是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错误，后来才从哥国总统阿里亚斯口中得知，该国之所以背弃台湾的原因是中国所开出的四亿三 千万美元金援数字。面对友邦纷纷因中国重金收买而背弃台湾的国际现实，台湾内部应该团结一致，而不是附和中国政府批评台湾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台湾为「麻 烦制造者」，成为中国打击台湾民心士气的工具。 事实上，国民党政府过去也被中国同样指责为「麻烦制造者」，如今国民党却附和中国的说法、反过来批评台湾是「麻烦制造者」。在1998-1999年间，中 国不断批评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当时，陆委会主委苏起反驳中国的指控表示，台湾从来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国际社会的模范生。外 交部长胡志强甚至反击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呼吸，中共不满意，我们是不是就成为麻烦制造者呢？」 五、对中国的两点呼吁 我们希望中国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持续破坏两岸关系的和谐与区域稳定。否则，中国所谓「寄希望台湾人民」，必将成为「更加失望」的结果。为了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为了推动两岸关系的正常化与和平发展，我们对中国提出两点呼吁： 1. 既然中国政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便应好好倾听台湾的主流民意与尊重台湾的民主机制。2. 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对台湾武力威胁与国际打压的挑衅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两岸关系。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童振源 （2008年1月18日）（台湾陆委会新闻稿） --------------------------原载《台湾陆委会网站》 回目录 中国军队腐败丛生--政治观念史的阐述南匈奴（大陆） 军队的腐败猖獗也给了社会骗子冒充军官行骗的机会，以致于诸种大案东窗事发后军方出面掩遮。此举是为了防止“拔起萝卜带出泥”的连锁反应，因为冒充背后毕竟有军方的真手续。 自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腐案件被海外“反共媒体”曝光后，中国军方加强了保密工作，对军队纪检部门查处的案件和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严格封锁消息，严防外传。但是，通过军队与地方的日常接触，军队的腐败现象还是为国人所知晓。为了掩盖军方的腐败，军队宣传系统专门撰文称“中国的军队并不腐败”。事实上，军队的腐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普遍的腐败现象成为军方纪检高官担心兵变的主要原因。 征兵、接兵“发小财儿” 平常百姓能直接接触到的军队腐败，是征兵、接兵环节。在城市里，有些社会关系的人为了让考学落榜又不愿做工的娇子有条出路，大都看好当兵这条路。服役期间，家里再大把花钱，孩子弄个军官职务或士官（即志愿兵）身份，将来转业找工作就不用发愁了。征兵的季节是军官们“发小财儿”的季节，接手上述的一个城市兵，最低收入也是“一万块钱现金另加两箱五粮液”。两箱五粮液共12瓶，每瓶批发价约在350元左右，总计在四千块钱。一个负责征兵的军官若是办上五个这样的兵员，收入就是七万块。所以，军队干部每年到地方征兵，要“轮流坐桩”，大家都有发财的机会。 “发小财儿”是一般现象，而拿住农村大户，那才叫有手段。一些农村巨富不大考虑儿子的前途，因有万贯家财可恃，儿孙吃用不尽，倒是将心思用在女儿身上。将女儿送进军队，由女兵变成官太太，不失为疼爱女儿的好办法。女兵指标少但农村的男孩子们不愿当兵，两相权衡就出现“农女城男”当兵热门。招一个农村女兵少说也得给十万块，多的可达三十万。 靠花钱把子女送进部队的长辈生怕孩子到部队找不到好差事，在孩子入伍后，马上跟进，再和部队接兵与管分配的干部交际一番，花上一大把钱也成了定例。有一位家资颇为丰饶的城市男孩因在家时玩电脑游戏出色，在结束新兵连训练后被团长调去当勤务兵，每天负责替团长升级《大话西游》游戏。花了大把钞票的家长闻讯，哭笑不得：“本想让孩子当兵改了爱玩游戏的毛病，现在可好，玩得更起劲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征兵、接兵的贿赂收入算是小打小闹，即便是那些将报废军车捣鼓到地方去的“玩胆”生意，也算不了大单子。能发大财的军官没有一个不敢干大生意的。比如负责石油、黄金、森林资源的部队，主要头头干脆就卖原油、卖金砂、卖木材给地方私商。这类活动，无一不现金交易，干上三五单就不愁弄不到千万收入。 比卖资源更玩胆的生意是卖军火，这类生意专属边防部队所为。如西北某军械修理所报废四千条苏式冲锋枪，其实只销毁千余条，其余三千来条经修配后转手卖到阿富汗。阿富汗军火商再将这些旧枪与从前苏联加盟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走私进的同类枪混在一起，或是卖给本地反政府武装，或是远运中东、非洲。也有一些该类武器反流到中国新疆，为东突力量所购买。2007年夏季，中国公安与武警激战东突小股武装获胜后，在缴获的苏式冲锋枪中竟然发现了属国内已报废枪支的编号。 在中国南方海域走私现钞的小型快艇队伍也多见“便衣军人”，遇上缉私队伍，他们就亮出军人身份。武装缉私快艇的装备远不敌“便衣军人”的武器火力，只好放行。据悉，一位长期组织武装运钞的海军营级干部，两年就赚到四百万人民币、一百万港币、六十余万美元。这位营级干部赚足大钱之后，很快转业到北方老家过起“寓公生活”——只在接受单位挂个名并不上班。回到地方，他并没金盆洗手，又干起了水货手机的销售。由于他的手机店销售业绩颇佳，还被地方评为“优秀军转干部”。 假将军背后有真关系 由于军队的腐败受到保护，地方行骗者就千方百计地与军队腐败分子挂钩，如曾在军队服役过的北京市民江鹏与妻刘某靠部队的关系弄到少将军服、拿到军队空白介绍信，四年间把三十名高考落榜生送进军队院校。该案被查处后，轰动一时，军方无法护短，只说江鹏是无业游民，军方是上当受骗而拒不追查江鹏的军方“合伙人”。 江鹏招生的身份是“北京卫戍区高新技术中心主任”、“兰州军区后勤联动部少将副部长”。就是用这个身份，江鹏同其太太将他们招收的学生送进了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武装警察学院等部队院校。二人合计得到各项“手续费”共540万元。三十名学生平均每人要交17万块钱才能拿到入学资格。至于这些学生的家长对第四军医大、武警学院的招生人员行贿多少，外界无从知晓。 江鹏的太太刘某早从1999年就拿到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大校军衔与军官证，直到2004年案发，资格才被取消。这样外表看来并不复杂的案件，从2004年初拖到2006年底才由地方法院审结，其中涉及军方人际关系取证之难可见一斑。最令外界费解的则是，那三十位学生在进入军队院校前是如何拿到军人资格的。他们没进过军营，没服过一天役，一夜之间变成“大有前途”的优秀士兵，实在是只有“梦幻工厂”才能造出的神话。但这一切在中国就发生了。 了解军队院校招生腐败现状的知情人士说，江刘夫妇只不过是“玩漏了的”极少数，军队院校每年约有十分之一的“特招”学生是有钱、有关系的社会青年“顶军人的名”进入的。一个顶替名额大约卖到十万元人民币。由于名额位价越来越高，军队里也出了一批替考枪手，替考一次能拿到三万元的辛苦费。 军队纪检高官的悲叹 替军队腐败辩护的人士说：“说到腐败，人人发指，但是不要把腐败这个大帽子扣到军队头上。我承认军队有问题，但是并不是军队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有军方背景的的中华网在2003年3月发表文章如是说，但负责军队反腐的中纪委高官员却不如此认为，认为军队腐败已经影响到军队的政治品质。中纪委副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在2007年底的一次总结讲话中称：“军队腐败长此以往，政治思想必然蜕化变质，宗教渗入军队就有了可乘之机；军队腐败长此以往，提拔任用必然失去公平，关键时刻就可能导致兵变。”。 --------------------------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不从命就砸你的饭碗”的白色恐怖--政治观念史的阐述焉烈山 除了飞来横祸，当代人最怕什么？没有“工作机会”，俗话叫找不到或丢掉饭碗。 　　“工作”成为“机会”，当然是现代社会才有的问题，在渔猎时代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无此一说。“工作”成为“机会”，隐含的意思是，你随时可能面临“待业”、失业而变成“多余人”的窘境。 　 　本来，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社会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没有科技进步，还靠肩挑人扛的人海战术，我们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 也不可能享受双休、长假等那么多的闲暇，所以，日本地狭人稠也要坚持开发机器人。市场竞争，一方面是追求效率使既有产业所需劳动力减少，新产业不断涌现， 产业结构与就业市场不断调整；另一方面它需要保持“劳动后备军”，以待业、失业作为督促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鞭子”。所以，就业压力是市场经济国家的 “通病”，即使在人口出生率很低的欧洲国家，也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作为社会发展不得不承受的代价，市场经济国家以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来抚慰无业者。然 而，人活着不仅要吃穿住，还有尊严、成就感等精神需求，所以，法国待业青年虽然有生活保障也还是对政府心怀不满；各国政府也都表示要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中 国政府看到了这一问题，出台了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 　　许多官员也看到了这个现代社会的“要害”，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用来掐人的脖子：动辄以砸人家的饭碗来迫人就范。 　 　对于一般的打工者（包括可以在外企、民企流动的专业性人才和白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如今除了对特别仇视者制造冤案迫害之外通常是无可奈何； 但是，对于公职人员和需要特别许可的从业人员（如执业律师），他们“修理”人最有效的一着就是，不从命就砸你的饭碗。 　　比如， 据报道，最近有黑窑工的母亲在网上呼唤人们从“审恶疲劳”中醒来，继续关注黑窑工并帮助她们寻找失踪的孩子。网友IamV表示，现在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失踪者找不回来；一个是受害者获救以后也缺乏救济，包括法律方面缺失很严重。知名法律人士许志永表示：“据我所知，至少西安的律师大都接到了通知， 不得代理黑砖窑赔偿案。就目前的法治现状而言，他们很难获得救济，我们实在没有好的办法。”下令律师不得代理黑砖窑赔偿案的有关部门，显然是黑砖窑主的 “连襟”，他们的心比黑砖窑主还黑，手段比黑砖窑主还霸道———他们是运用公权堂皇地在光天化日下限制律师的合法权利。如果不服从他们的“通知”，那么， 你还想不想吃这碗饭？ 　　动辄以砸饭碗相胁迫，是最可恶的当代株连术。 　　当下中国的株连，最常见的，当 然是不久前媒体报道发生在江西丰城县的“公务员不得有‘钉子户’亲属”这一种：在拆迁补偿与市场价格悬殊的旧城改造项目中，许多与被拆迁人有亲属关系的公 职人员被告知，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说服其亲属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否则将被采取组织措施”，因此有的人被停职，有人被威胁停发工资。类似的，有夫妇逃避计划 生育措施，将其有公职的直系亲属请进“学习班”的；有村民市民为冤情上访或“闹事”，便以组织名义敦促其有公职的兄弟子女配合政府“做工作”的；如此等 等，不一而足。这类明显的一人“犯事”殃及亲属，说是“株连”不用费词解释，与古代相比只不过是不砍头而已，敲掉饭碗与古代的流放性质也差不多。 　 　前述以吊销律师的执业资格相胁迫，为什么说也是当代株连术呢？直观地讲，与上述砸亲属的饭碗一样，砸本人养家糊口的饭碗，实际上是间接地砸其家人的饭 碗，至少影响子女、妻子（丈夫）和父母这些“一亲等”的生活状态。从情理上讲，皇权专制时代的株连有两种，一人犯罪，或连坐其邻居、同伍士兵等相关人员， 或诛灭其三族、九族（父族、母族、妻族等）；这是逼迫臣民互相监督、互相掣肘，其合法性当然是以皇权绝对高于民权为基础的，根本不承认臣民个体享有能独立 负责的权利。动辄威胁律师等人的执业资格，难道不也是以“公权”压倒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吗？ 　　因此，动辄蛮横地以砸饭碗相胁迫，这种当代株连术不仅是可恶的，也是可耻的：它不符合当代最起码的政治文明规则。2008-1-17 星期四 --------------------------原载《南方都市报》 回目录 “殃视”春晚，可以休矣！--政治观念史的阐述刘在中（四川） “春晚不觉晓，二十五年了，夜来歌舞声，假象知多少？”从1983年开始，每年除夕之夜，“灾殃”电视台总要搞一台春节联欢晚会，邀请各地演员奉献精彩节目，向全国观众现场直播或延时直播（同步播放录像带，防止出现重大失误）应该承认，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春晚收视率还是挺高的，推出的歌曲总能传唱一时；有的小品、相声，让人忍俊不禁、津津乐道；不少新人争相登台亮相，以求一鸣惊人有利日后发展；明星大腕不计报酬甚至倒贴也乐意上春晚，好在节后名利双收，包括港澳台和旅外华侨演艺界中人，确有一炮走红的例子，如香港钟表工张明敏，一首“我的中国心”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还弄了个全国青联委员当当！中美混血男歌手费翔“冬天的一把火”，带来严冬的温暖，“故乡的云”，则成了怀有中华情结人们心中的偶像。由于收视率高，又是全国所有电视台和部分境外台联播，广告商蜂拥而至，没有百万赞助，别想在前排找个嘉宾座位，如果上广告，动辄就要千万了。由于办春晚，既能篡改过去历史、宣传当下政策，又让“殃视”一夜暴富，全年的广告收益达70多亿，内中自有春晚效应。两全其美，何乐不为，“殃视”连办25届、走过四分之一世纪了。 探索个中缘由，一则，刚从毛统治解脱出来的百姓文化饥渴、亟需补充精神食粮，凡能愉悦身心的演出都会趋之若鹜，还说不上什么审美情趣。二则，文革之后，文化产业荒漠化，电影拍摄、小说出版、戏剧演出等百废待举；恰巧黑白电视开始普及，少数家庭有了彩电，除了围坐一屋看春晚外，暂时找不到更多的消遣方式。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国民经济才从计划经济桎梏下解脱，货架上的商品远不能说丰富，物质不够精神凑，文艺节目虽然不能当饭吃，至少能粉饰太平转移矛盾。人民群众在笑声中忘记伤痛，有利于推行没有毛的毛主义，巩固一党专政的吃人制度。基于以上原因，当局肯定要对春节联欢晚会大开绿灯推波助澜了。惟政治马首是瞻的共产党，艺术质量次之，主要看艺人的政治倾向：大陆同胞最爱的台湾歌星邓丽君，曾到金门慰问国军，生前始终无缘受邀，百姓只好半夜躲进被窝用半导体偷听。审查节目过五关斩六将，好多大腕栽在春晚门槛，比进京赶考更困难些。中越战争伤残军人徐良，坐着轮椅唱“血染的风采”，曾是春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后来突然销声匿迹了，民间盛传“被俘的连长放回来后检举徐良是叛徒”。无论传言真假如何，有一件事情可是真实的，那就是江泽民当政时期把包括徐良在内很多人“血染的山头”，悄悄划给了越方，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叛徒呢？江泽民已经下台了，凭什么毫无理论基础的“三个代表”还在盘桓于世？ 曾有几年的春晚直播中，高层忽然插一杠子现身讲话，挤进共产党的“硬气功表演”……对于兴头上的百姓来说，等于强灌一碗“变味王八汤”，倒了胃口，欲吐无物却又欲罢不能——怕错过后面的节目。本想临时转台又无台可转！只能自认晦气了。利用幻灯将党魁政要的头像打上天幕，四周金光闪闪，这是“殃视”得意之作；在余下看来，倒像是江蛤蟆之类的毒网伸向四面八方，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哪里还有春节的喜庆？也许负面反映太过强烈，胡总书记等新一代领导上任后，取消了这种画蛇添足的邪教仪式，好让老百姓过个没有洗脑的快乐年。但傻子都知道，一切节目皆由上方定夺，千万不能脱离所谓的主旋律，潜移默化中照收宣传党文化之效，纯情娱乐的节目少之又少，偶有一点也不能持久，如观众最喜欢的陈佩斯，早就被封杀了。姜昆李文华早年脍炙人口的相声“如此照相”，在粉碎“四人帮”后演出，曾引起人民群众巨大反响，其暴笑程度也非常适合春晚气氛。由于毛泽东阴魂不散，姜昆又当了曲艺界负责人，在主旋律重压下，再难创新出类似题材的讽刺作品了。一切压轴节目，总随中南海政治博弈俯仰由人，1983年春晚，李谷一开个人独唱先河，一曲“乡恋”，多少有点抒情的韵味，后因非毛化引起共产党的执政危机，尤其是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之后，更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只准演唱“标语口号”式的主旋律，开始是董文华唱“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化邓小平，董因陷入人所共知的贪腐案而换成张也来唱，还是“有一个老人在”画圈圈，好像改革开放的成绩是一个帕金森患者画将出来。随后宋祖英随江哥哥登上权力巅峰走红，连续多年包办春晚主旋律；江失去刀把子后，姘妇自然“红颜未老人先衰”，失去主唱位置；今后的春晚，恐怕该是习近平梅开二度的习太太、准国母彭丽媛女士的天下了。会唱歌的人很多，会溜须拍马的人也不少，能混进庙堂的花瓶恐怕就少之又少了。 不幸的是，时间老人并非你们“殃视”永远的朋友。进入本世纪后，曾经催肥“殃视”的春晚，逐渐变成了手中的炭圆，丢了有温度，捏倒又烫手，正如俗话所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面对媒体和大众舆论，特别是湖南台带头抵制拒不转播自搞晚会，处于骑虎难下尴尬境地的“殃视”被迫加大了投入，1988年从原址搬到梅地亚央视彩电中心，不过十来年光景，又花费100亿元民脂民膏，建了座东倒西歪的双子楼“大裤衩”，完工后，定将向更多的境外地区直播。但无论“殃视”动用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将“大裤衩”250个频道全都转播春晚也罢，也无论你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场面如何伟大恢弘，声光如何耀眼眩目，“取消春晚”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了。“殃视”再这么硬着头皮撑下去，百姓眼中的“鸡肋”春晚嚼之无味，也不可能再延寿25年。一言以蔽之，春晚反正要死，晚死不如早死，早死早投胎，“殃视”还可以顺应历史潮流变成个人模狗样嘛！内中原因安在哉？笔者自告奋勇来帮你们找找吧！ 1.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风俗习惯各异，仅就过年而言，都有不同的时间和庆祝方式，有的习惯火把节，有的演傩戏、有的办那达摩；各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不尽相同，东北的“二人转”，南方人不一定喜欢；北京的相声和四川的方言，两者相去甚远。硬要办成各民族、各阶层皆大欢喜的大联欢，必然搞成大杂烩。开始几年图新鲜看热闹，倒也得过且过，日子一久定会生厌。换句话说，联播春晚缺乏永恒持久的民间动力，它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客观需求，只是在党天下卵翼下，宣传党文化的需要而已！凡打上政治烙印的节目，便注定了党八股的僵化表演程式，缺乏人性光辉和艺术魅力，当然不能像新唐人新年晚会那样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了。例如，演不完的长征故事，回避败军逃窜的根本原因，编造北上抗日神话，永远不会令人信服。小品王赵本山演“卖拐”，忽悠范伟成了瘸子、次年又上轮椅，还没忽悠上担架，却在现实生活中把一两百万辽宁“蚁民”忽悠得倾家荡产了，其中一二十人死于非命。如果不是赵本山屡上春晚的名气，不是“殃视”上广告吹嘘，不是薄熙来幕后支持颁发执照，会有这么多人上“蚁力神”借养蚂蚁聚财的当吗？赵某今年再上电视，听说还要带徒弟历练，面对同为黑土地滋养被骗100多亿的受害同胞，“蚁民”恨得牙痒痒，大家还笑得出来么？就在你们歌舞升平度除夕的时候，有些受害同胞家徒四壁，还在辽宁零下30度的严寒里瑟瑟发抖哩！你赵本山口口声声是农民的儿子，农民儿子坑农民老子，良心狗吃了！？ 2. 如今的世界早已进入信息社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惯用的愚民政策失灵，这也是最为根本的原因。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尤其是互联网，能将任何角落发生的新闻及时准确地报导出来，人们只要怀揣一个普通的手机，既能当记者传新闻发议论，又能接受地球任何角落的点点滴滴，众多搜索引擎还能比较轻松地还原尘封的历史真相。例如，共产党编造的抗战神话、大跃进的惨烈后果、文革中诸多疑案的破译……特别是讨共檄文“九评”广为传播，系统揭露出共产党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史，长期处于蒙蔽状态的中国人已经觉醒了，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春节联欢晚会轻歌漫舞的迷雾，岂能麻痹十三亿人的神经。除非取消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普选让人民当家作主；卸下历史包袱，批臭毛、邓、江的一切罪恶；再扯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遮羞布，老老实实地走世界民主道路，三权分立，实行宪政，变人治为法治，并公审罪大恶极的江家帮主犯，否则，中国无救，共产党无救，“殃视”春晚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寿终正寝。谓予不信，请君拭目以待！ --------------------------原载《议报》 回目录 用反奥运精神的手段为奥运清场--《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编辑手记张伟国 今年是中国大陆改革三十周年，胡锦涛定调中南海借此要做文章了，除了大肆吹捧“邓三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也包括炒作高考三十周年的事，妄图把近二、三十年间投身改革事业的一大批读书人，紧紧拴在它的战车上，以此赚取合法性资源。本期刊发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赵紫阳演讲稿起草人吴国光博士的特稿，回忆30年“恢复”的那场高考，从而揭示出“一个不给人读书机会的社会，是荒谬的；一个让人无心读书的社会，是堕落的。” 中国官方操纵的纪念活动，根本无法掩盖其在本质上对改革精神的阉割和背叛，但我们也注意到，民间社会也积极利用了这一话语，从经济发展、政治权利、文化道德、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开始了“清算”，更有甚者干脆宣布被胡锦涛肯定的“改革”已经被判处“死刑”……很显然，官方和民间各说各的话，立场态度南辕北辙，甚至互相对立，毫无“和谐”可言。这也许是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官民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的一个缩影。 在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这种官民对立的矛盾冲突在继续升温，无论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胡佳，还是辽宁西丰县委书记，下令当地公安警察到北京抓捕报道当地政府丑闻的记者朱文娜，抑或是湖北天门市城管将其看不顺眼的人活活打死，……当局的这类执政行为没有一丝一毫的改革精神，非但传统守旧，而且越来越暴戾。奥运尚未开始，中共当局就已经开始用反奥运精神的卑劣手段为奥运清场了。 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各界都有相当的期许，三十年后的人们才发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许多人期待通过中共党内民主来推进民主化转型，但眼下中共党内民主还远不如20年前的十三大，完全缺乏普选基础的干部遴选，加上黑箱作业，腐败丑闻层出不穷，最新的动向是各地用各种包装的“公款买官”；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也出现了政治倒退，对双普选设置的重重关卡和陷阱，进一步突现了中共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异化本质，并和台海对岸如火如荼的民主宪政进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的经济成长正在被一党专制转化成一种“魔鬼的软实力”，不但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整个世界也为之不安，前车之鉴，人们并没有忘记：今年是1958年中共发动的大跃进“三面红旗”50周年。“大跃进”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以一党专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然产生的专制幻想、专制舆论、专制组织三大“跃进”，实质是一场以非法剥夺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来强化专制利益集团的极权主义实验。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国，在号称“崛起”之后，势必逻辑地把这场试验搬上世界舞台。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期刊发的年终专稿，专家从经济、政治和观念等不同方面，综述了中国大陆2007年的形势流变，帮助读者疏理了时局演变的脉络，使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大陆保持清醒的认知。 因印刷厂春节放假，本期是1-2月号新年合刊，借此本刊同仁向各位作者和读者拜年，祝大家鼠年吉祥！ 附录：《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目录（NO.269—270）15/1/2008【长短论】3 中南海寡头政治权威衰落【京华传真】6 广东政坛突纷乱新老书记互揭短　中央地方矛盾浮现 / 争鸣记者□罗　冰8 黄菊妻涉受贿禁出境 争鸣记者 / □罗　冰10 国企「红色老板」年收入榜 / □陈彦章11 官方内部评定去年十大新闻 / □关　捷13 去年游行示威集会创新纪录 / □田　穗 【小消息】14温家宝被责「亲日」曾庆红列席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版权费破三亿习近平李克强学历被质疑全国何时实施普选？黄丽满被责令交待李岚清乔迁之喜天津市委内讧拖欠农民工工资二百亿26家电视台被勒令整顿为生存向省委书记借钱禁止中学选美200万大学毕业生失业去年闹市枪杀案800宗彩票销量破二千亿【神州内望】16 改革三十年胡锦涛面对民主清算 / 大陆□傅　清20 中共百丑升官图 / 大陆□柳　同【官场了望】23 戴相龙仕途预测 / □仲足步24 福将耶？灾星耶？——张宝顺政坛行迹考略 / □观耘闲人26 吴仪「全退秀」与她的花拳绣腿 / 大陆□昝爱宗【北京书简】28 中国军队腐败丛生 大陆□南匈奴【年终专稿】30 二○○七经济：宏观调控的困境 / □管　见33 二○○七政治：机器与人的博弈 / □陈　迹35 二○○七观念：「补课论」与「初级阶段」 / □郁　仁【焦点透视】37 女记者逃亡，社长总编是干什麽吃的？ / 大陆□韩子京38 百姓笑，皇上跳——庆贺胡紫薇的一分钟 / 大陆□高　瑜【反右50年】39 2007年：反右50周年活动的回顾 / □史　明41 一个鲜为人知的右派传奇——记工程师李温平 / 美国□丁　抒【众议院】43 两个太阳如何是好 / □周　郎44 中联部不应插手外交 / 美国□方　觉45 奥运安保，忧虑重重——浅析胡佳被抓的现实背景 / 大陆□野千里【特稿】46 冬日喷薄的早上——一九七七年岁尾私事 / 加拿大□吴国光【英伦飞鸿】51 中国需要像戈尔那样的「卖国贼」/ 英国□胡少江【专题　关注郭泉】53 中国面临严重的宪法危机——郭泉事件深层背景分析 / 大陆□綦彦臣55 政治花瓶堕落为政治帮凶——从郭泉事件看民主党派的新动向 / 大陆□子　曰【大跃进半世纪】57 「大跃进」研究五十年掠影 大陆□朱健国【香港焦点】59 双普选的重重关卡和陷阱——评人大常委关於香港普选的决议 / □张　滔62 冷眼看北京「普选」承诺 / □艾克思【台湾话题】63 扁成为民进党票房毒药？ / 台湾□金　波64 我的一生人 / 台湾□林保华【深圳通讯】65 深圳今年无元旦　五五五亿元「公款买官」 / 大陆□江河水67 深圳新时尚：用《国际歌》做婚礼曲 / 大陆□朱家台【北美轶事】68 旧金山花园角的风采 / 美国□程　凯70 加中旅游协议为何签不成 / 加拿大□盛　雪【美国大选】71 希拉里扭转乾坤天公造美 / 美国□高　路【天涯游子】72 怀念祖国 / 韩国□熊　焱【正本清源】73 「七大」的承诺，「十七大」变成浮躁的口号！——评新华社《了望》/ □杨　麟【演讲录】76 魔鬼的软实力：中国发展应该避开的一条邪路 / 瑞典□焦国标【书坊探幽】79 现代文字狱悲剧未闭幕——读《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 大陆□姚监复81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 美国□郭罗基【末世乱象】85 从馒头标准看中共的制度创新 / 大陆□齐　戈86 从文凭注水看中共权力溃散 / 大陆□吴　庸88 民调配合政治要求——一份奇特的中共民调报告 / 美国□杨力宇【编辑者言】89 【彩页】封面人物：右：（自上而下）黄菊、黄妻余慧文、秦裕、王维工、张荣坤左：汪洋、张德江右下角图片：香港市民争取双普选大游行 封二：中共拘捕胡佳　北京奥运蒙羞 封底：香港1‧13争取2012双普选游行 --------------------------原载《议报》 回目录 女记者逃亡，社长总编是干什么吃的？--《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编辑手记韩子京（北京） 依法治国是衡量中国社会转型成败的一个标志，正当中共大张旗鼓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时候，地方公安到天子脚下逞凶很有象征意义，司法未显权力种制衡的功效，反倒成为地方诸侯坐大，甚至分治“割据”的腐败利器。——编者 辽宁省西丰县公安局因为北京《法人》杂志撰文涉嫌诽谤县委书记张志国、派出四人来北京拘传记者朱文娜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全国皆知了。最新的动态是，这西丰县公安局不仅已经撤除了拘传令，还派出工作组赶赴法制日报社登门道歉，辽宁方面正在开展调查，应当不久会有明确的结论和说法。法制日报《法人》杂志9日发表声明称，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诽谤立案，新闻记者遭遇警察拘传，这不仅是新闻媒体的悲哀，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耻辱。 看过相关的报道，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个耻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法制日报社以及社长总编的耻辱。想那西丰县公安局，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单位公安局，竟敢跑到天子脚下的北京市，来抓堂堂司法部一个直属局级单位《法制日报》社的记者，真是不可思议。在北京新闻口的人都知道，新闻传媒气势最大、最排场的单位不过几家，它们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和《法制日报》，重要标志就是有武警直接站岗，威严的很，一般人望而生畏，别说进了，站都不敢多站。人家来抓人了，而且还是抓一个弱小的女记者，看看报道中的社长、总编是怎么说的“你快出来躲一躲吧，不要上班，也不要回家，千万不要露面！” 这是什么话呀？面对不法侵害，生死攸关，作为一家大报的社长、总编（局级），应该拍案而起，痛斥对方（小警员，最高股级）的胡作非为，甚至是应该义正词严、独当一面地说：“我是法人，要抓先抓我吧！”没想到居然能说出这样让自己部下出去躲一躲的软蛋话，这是堂堂男子汉和领导能说出口的话吗？我真为你们感到害臊、感到羞耻。女记者朱文娜在回忆整个事件时说，一开始她觉得非常恐惧，且不说声誉受到他们影响，就是人生安全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在她的记者生涯中，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从常识来看，对于稿件中的差错所引起的后果，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如果真的有失实的地方，记者的单位可以进行内部处分，而违法抓人的方式是她无法接受的。 按理说，面对噩梦，一个弱女子惊惧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领导和男性的孱弱却是不可理喻的。后来想想，这软蛋总编的软蛋话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国内媒体的社长总编，都是上面直接任命的，并不是编辑记者自己选举的。所以，这总编也只对上面负责，让登什么就登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先得保证自己不犯政治错误，不能危及自己的乌纱官位。至于下面人员的生死安危，则在其次，让她出来躲一躲，就足够人情味了。 老话有“兵悚悚一个，将悚悚一窝！”今天中国新闻界之所以萎靡不振，缺乏阳刚，不敢讲话，跟着这体制有关，总编社长一个个都是畏首畏尾的软蛋一个，又不敢为民做主，这才会发生震惊国内的“朱文娜”事件。应该说，这才真正是新闻媒体的最大悲哀，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最大耻辱。 （补记：甫听说中宣部已通知不许报道和评论此案，呜呼，此何许人间世也！）（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原载《动向》 回目录 黑窑童奴——大地上的恐惧、尸身和泪水--为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及其他底层人民所作凌沧洲（北京） 一千个奴工，一千个被摧残的天空一千个孩子的哭泣，一千个家庭的心在无数的黑夜被揉碎 在城市的会场我曾目击一千个行尸走肉目击一千个奴隶一千个鹦鹉，一千个肉喇叭传递着相同的声音，颂歌堂皇庄严我又回到蒙元和前清我有时想：那些女肉喇叭年轻时是否也有玫瑰绽放当一千个人奉献着歌喉，恩主一定会乐听这些妓女肉喇叭叫床的淫荡还有男太监们尖细的老嗓 而今我目击山西洪洞那苏三的冤魂已如一缕青烟苏三的木制枷锁已经腐烂可那奴隶主的枪械竟然黝黑发亮在黑窑密不透风的围墙中有谁，为这大地上的奴工叹息 他们也是父母的宠儿，尽管贫穷愚昧他们也是父母的明珠与花朵在山西，一个良心与砖窑一样漆黑的地方这些少年和儿童遭受毒打强奸与苦役 大地啊！告诉我这令人发指的黑暗不是真实的让那些孩子被摧残的童年从日历上回来让他们的泪水倒流，让他们的笑声定格大地啊！你听见那些失踪儿童的家长的哭泣吗你听见寻亲的脚步，你听见思念的心跳你听见雷霆般的愤怒和地狱般的恐惧了吗 苍生如蚁！我看见一千个奴隶我看见了一万个奴隶他们的头骨被窑主矿主们玩弄他们的贞操与后庭在沉默的黑夜被粗暴地屏蔽 我看见在北方，一个饥饿的少女因为两块钱的面包而羞愤自杀再也没有冉阿让式的男子同情心早在蒙元和前清已被埋葬我看见贫穷的夫妻在夜半双双自杀或者双双沉河他们的孤儿如何独自顶起那塌陷的天空 我看见女报贩在天堂苏州的城管局跳楼我看见太湖的人民在享受蓝藻的美味我看见大地上的房子摩天房价也摩天我看见上学与看病像巨大的吸钱机吸干了我们父母与我们最后一滴血汗 今天，我请那些长眠地底的冤魂出庭作证你们可曾看见活着的人像一条条狗般的耻辱因为他们的恐惧与怯懦，他们像个奴隶般死去在已经涨价的骨灰盒上永远只会写着：这是奴隶，一生可耻一生只用别人的脑袋思考用别人的语言说话被别人驱使劳役一生当他们的精神贞操和肉体贞操被夺去他们高喊着：我们无比幸福 当我，一个心灵的自由人在他们坟头上独坐，叹息为一生要陪着奴隶们同行苦闷我的泪水是否能催绿坟莹上的柳条 大地啊！告诉我，还有像我这样的自由者在黑夜不肯沉沉睡去祖国啊! 告诉我，什么时候你的名字叫自由什么时候，你的儿女，你的儿童走在祖国的土地上不害怕绑架，不害怕失踪谎言与暴力，永远，永远不能夺去我们自由的勇气！ 2007年6月15日， --------------------------原载《大纪元》 回目录 为高莺莺、吴雯雯两位死亡少女写的哀诗--为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及其他底层人民所作凌沧洲（北京） 有没有，从苦难人世望向天堂的自由有没有，把我们悲哀的笔触从死亡和尸衣从她们亲人哭泣的泪眼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有没有，为一个陌生花季少女祈祷的自由有没有，为死去的孩子凋零的花朵叹息的自由 我要在遥远的北方从悲哀的尘世望向天堂向着天堂大声发问有没有，把我们的哀悼献给两个卑微少女的自由有没有，把我们的悲哀穿透时间穿透南方那绵绵的梅雨穿透黑白悲剧故事片递给我们的兄弟姊妹的自由 有没有，把我们荒凉的笔触探入绝望的雷区探入死亡和隔绝探入恐惧与同情的自由有没有，让我们的叹息化作江水和山峦的自由有没有，让我们的愤怒化作雷声和闪电的自由 有没有，让心连同这块古老的大地，荒凉的沙漠一起颤栗的自由有没有，让我们的呐喊透过悲凉的北风吹进我们那些父老兄弟耳中的自由 有没有，让我们在静夜为两个抗争的孩子两个柔弱的少女献上一缕哀思一丝烛光的自由当英格兰的玫瑰在风中凋谢这里抛洒了多少同情之泪而当同胞少女的苦难发生有多少人愤怒伤心 有没有，让我们的灵魂在这黑夜的大地、污浊的人世感到羞耻的自由有没有，让我们思索这一切究竟为什么的自由 2006年7月5日 ——应网友雪山飞鼠等人邀而作，今日上网，多位网友请我为高莺莺写首诗歌。附：1月16日，浙江温州市第七中学未满16岁 的女生吴雯雯，在家洗过头后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班主任老师以头发松散为由将其阻拦场外，并要求扎好头发再考试。雯雯买来头绳扎好头发回来后，老师又以超 过入场时间为由拒绝其参加考试，雯雯因而投湖自尽。家长以“非法剥夺考试权”、“管理不当”等为由将学校和老师告上法庭。庭审中，被告的代理律师做了学校 和老师“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辩护发言后，“被告方来参加旁听的五六十名老师代表竟然集体热烈击掌喝彩”（7月3日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 据近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湖北，十八岁的宾馆服务员高莺莺，被恶人纠缠，奋力反抗。结果，被人从宾馆高楼的窗户扔出，坠楼而死。案发后，尽管人命关 天；尽管“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上衣纽扣少了好几粒，有一粒纽扣居然还扣错了，裤子拉链也没有拉上”，法医还是鉴定“经过现场鉴定，为自杀。”尸体火化 --------------------------原载《博客》 回目录 我究竟是谁？--为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及其他底层人民所作沙叶新（上海） 1997年8月29日收到四川的一位小姐的来信，信内夹着一张彩色照片，小姐身材颀长，容貌秀丽，着黑短裙，蓝底花衫，手擎一把红伞，站在一棵老橡树下，十分的幽雅可爱。照片背面写着：“赠沙叶新老师”。信上说，她是1993年底在西双版纳与我邂逅，说我当时穿了件紫红色的细格衬衣，她和我握过手，和我说过话，对我的印象是：“脸色红润，双目含笑，约摸40岁左右，十分随和。”我看到这里既高兴又疑惑，因我从未去过西双版纳，也从没穿过紫红色的衬衣。小姐在信中继续写道，说我曾告诉她我在写了《蹉跎岁月》之后，正在写《孽债》……这下我明白了，这位姑娘把我当成大名鼎鼎的叶辛了！ 我突然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好像我在私拆别人信件，并且掠美自归，盗名窃誉。我连忙捂住信的下半页，紧闭双眼，不敢再看下去，怕侵犯他人的隐私。 叶辛兄是我很熟悉、很尊重的朋友，但他贵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且形貌出众，极似舵手小平同志，瞻仰之下，令人无限怀念，我一介平民，怎能和他相比？把我当作了他，实在是天大的误会。虽然叶新和叶辛同音，如果我胆敢以叶辛自居，那我这个叶新就不是叶新，而是野心了！ 信不是给我的，却错寄给了我；可也有明明是给我的信，却错寄给了别人。1996年，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编辑小姐就将写给我的信错寄给了成都的流沙河先生，流放到沙河里去了。后来流沙河先生又将信流回了黄浦江，还附了一短柬给这位编辑小姐，和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次信之错投，乃是因为我与流沙河先生两人的姓名中同有一“沙“之故。但此沙绝非那沙。流沙河先生之沙：是金刚之沙，金光闪闪，蕴藏极富；是恒河之沙，非但不胜数，且经圣水润泽，饱含圣气灵光。沙叶新的沙就差多了：我是一盘散沙之沙，是泥沙俱下之沙，此沙淘不了金，此沙也聚不成塔，只能使我喉有沙音，目有沙眼。 以上说的是寄错信，再说认错人。去年冬天，我在新华书店的音乐戏剧书架前翻书，旁边一个年近30岁的小姐也在选购图书，她望了我一眼，笑了一笑，好像对我很熟悉，她说：“您好！”我也说：“您好！”她说：“您好像比以前发福多了。”我说：“是吗？那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她笑了，又说：“您也好像比以前矮了点。”我说：“天冷了，热胀冷缩。”她又笑了，又问：“最近有演出吗？”其实我早已辞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职务，不太清楚剧院演出的情况，我便回答说：“不太知道。”她有些不信：“你不知道？”我说：“是的，我一直在家里写作。”她兴趣来了：“哦？你在写什么？像赵忠祥、刘晓庆那样写自传？”我说：“不，我在写剧本。”她兴趣更大了：“您也写剧本了？什么剧本？电视剧本还是电影剧本？”我说：“话剧剧本。”她更为惊讶了：“啊！您也写话剧剧本？”我心想，这是什么话？我本来就是写话剧的嘛。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很郑重地劝导我：“我认为您还是唱歌的好！”什么？让我改行唱歌？我这沙哑的破嗓子能行吗？我有些疑惑，摇了摇头。她接着说：“不，我从小就听您的歌，我是在您的歌声中长大的。”我更加疑惑了，我问：“您听我唱过歌？”她说：“当然了，您唱得好极了。《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歌，‘小小竹排向东流’，我们这一代人谁没听过！”哦，她把我当成了李双江了！仔细一想，我和李双江还真是非常像，我就是稍稍矮了，胖了点，怪不得说我发福了哩。这位小姐最后要让我签名，可我签谁的名字呢？我总不能冒名顶替签大歌唱家的名字吧，我只能签我自己的。我想这位小姐也许知道我的“大名”。果然她看了我的签名之后激动地惊动叫起来：“啊，您就是沙叶新呀，太荣幸，太荣幸了！沙先生，我看过您的戏，看过您的戏，《于无声处》，《于无声处》，你写的《于无声处》太好了！”好，我又成了宗福先了！ 我怎么始终就不是我自己呢？ 这是10年以前的事。现在也依然如此。以前新华社在我入党时，发表对我的专访文章，赞我美我，令我汗颜，标题更是夸张：《党的作家党的人》，那是我吗？如今我又不被视为“党的作家”了，打入另册了，被看作“异议作家”了，这也是我吗？ 我究竟是谁？想来想去，还是自我介绍，我姓沙，属兔，我很平常……还是以诗表白吧： 姓沙性散难成塔， 属兔从无狡窟三。 我本闲云飘荡久， 依山恋水畏高寒。 1997年11月12日作文2007年12月30日略改并作诗 --------------------------原载《议报》 回目录 自由赞--为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及其他底层人民所作任彦芳（北京） 曾记否？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伟大的号召；自由！神圣的信条。自由女神的火炬，将全世界普照；人类权利的呼号，社会前进的征兆；不自由，勿宁死！自由的光芒，在人心照耀；多少先驱为自由目标，甘愿将热血洒，头颅抛！什么时候？自由受到玷污，自由遭到强暴；自由变成瘟疫，人人害怕沾着！他下面加上主义，自由变成了垃圾；它因此受到批判，高尚的头不再扬起！自由下面加个化，它变得更加可怕；女神竟成了魔鬼，美玉却变成废渣！呜呼！美好变成了丑恶，竟没有人敢说二话！我们可要现代化？为何不要民主自由化？有人刚提出这一化，不久他便被抓！这一化，太可怕！谁要它，谁怕它？多少先烈追求它，化了为啥罪恶大？民主自由属于全人类，感谢温总理说这话！没有民主自由化，才真正太可怕：亿万脑袋在一肩，帝王是金口玉牙；多少万人饥饿死，多少青春被扼杀，多少冤魂埋地下，都因没有这一化！中国人，醒来吧！东方已现出朝霞；高举起民主大旗，高举起自由火把，踏着前辈的足迹，向着美好明天前进吧！2008．1．19 （作者为北京剧作家） --------------------------原载《议报》 回目录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为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及其他底层人民所作杜高（北京） 《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李辉着，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又见昨天》杜高／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各位朋友： 走进这个会场，和朋友们在这里相聚，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尽管有些人强制我们忘却，甚至禁止我们回忆，我们还是在这里相聚了，这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精神和一种历史态度。我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怀着一种对后代的责任感，来出席这个研讨会的，虽然回忆五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对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悲悼我那被毁灭了的青春年华，而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人的青春年华不再被毁灭。 我想起了悲惨死去的难友们，想起他们，我会止不住流泪。不仅为不幸的死者，也为我们不幸的民族。 就我个人的政治遭遇来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以及长达十二个年头的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经历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坎坷岁月，经历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磨难。而在上世纪末，奇迹般出现的一部《杜高档案》，也就成为我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了。 在 中国，一部这样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流落到了民间，在文物市场上出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中国的档案制度是极其严密的，「文革」结束后，右派改正，所 有运动中的材料都已全部销毁。没有想到独独留下了我的这部档案，不但没有烧掉，十八年后，居然出现在北京的一个着名的文物市场当作商品出卖。它被年轻学者 李辉发现并购得了。这当然是令人震惊的奇迹。这部档案跟随了我二十四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它对于我，既是神秘的，也是可怕的。当我第一次面对这 部带着厚厚的历史尘埃的档案时，我的灵魂的确颤抖了。 它使我看到了政治运动后面的「机密」。项目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批示，反右运动中项目组预先设定的批判发言的提示等等，我这才真正懂得了这些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青年人，怎样地制造着冤案。 2004年，李辉先生把档案的原始文本以《一纸苍凉》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又写了《又见昨天》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这两本书引起了海内外知识界的关注。 我要坦诚地说，为了这部个人档案的公之于众，我尽了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我不想遮掩自己，我愿意坦露我所有的难堪，连同我有过的屈辱、过错和丑恶，把五十年前那个历史环境中的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还原历史的真相。 感谢人们，并没有因这两本不堪一读的书嘲笑我和蔑视我，人们理解了我，甚至怜悯我，因为他们从我而认识了一个历史时代。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动着我。 但我没有想到，已经出版的档案文本还不是我的档案的全部，还遗落了一册，这一册被另一位定居澳洲的语言学者丽江先生在上世纪末也是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发现并收藏，带到澳洲去了。他是在看到国内出版的那两本书以后，在2007年春节回国时找到我，给我看了那册档案的目录和部份复印件的。 这册档案里收有九十七份劳教时期的各种材料，二百五十多页，十余万字。内容包括1958年4月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从文联机关带走后，在一张囚犯登记表上印下的手掌纹和手指纹，以及公安局当时拍下的标号「0115」的我的一个头像。还收存了检举揭发我的材料21份，批判会和改造评比会的记录18份，其他材料10多份。最后一份材料是1969年11月4日我被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后，写给当地派出所请求劳动的报告。 这册档案记录了我的整个劳教过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档案》遗落下来的重要一册，其中有几份告密材料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没有想到五十年后还能看到它们的原件。 比如1961年4月，我已满劳动教养三年，公安局又宣布给我继续劳教三年的惩罚，管教干部声色俱厉地呵斥我，说有人揭发我骂他们是「沙皇时代的狱卒」。我无权申辩，只得低头认罪，接受惩罚。现在我看到了这份可怕的检举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1966年8月， 「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 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 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他的这篇作 品在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的这天，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我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我任务，要我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我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 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我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一个秘密 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我。这个报告我在这册档案里看见了。看到这个报告，我的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深深的伤感，在那个残酷的环境里，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点，发 动右派囚徒们互相揭发和互相厮咬，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管制方法。 现在可以说，一部约有五十万字的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存了下来。它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惟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右派分子的原始个人档案。历史是具体的，历史的本质只能从人的命运中去认识。正因此，这部个人档案也就成了人们认识一个历史时代的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 《一 纸苍凉》和《又见昨天》出版后，我读到了许多篇谈论它们的文章。人们认为这部档案为研究和了解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管治机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 可多得的「历史证词」。比如人事档案制度，一本档案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而他本人却毫无知情的权利，只能随「组织」评说裁决。又比如劳动教养制度， 实质上与对罪犯实施劳动改造并无区别，但非国家司法机关的任何一个单位，大至党政机关，小至所谓群众团体、学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专政的权力，可以不经任何司法手续，就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人们从档案中看到，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凡是读过胡风的书的读者，无不被迫交代和检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审查。仅仅因为我和胡风集团的作家路翎是同事，关系友好，就要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个月。搜查审看我所有的私人书信和日记，白天黑夜连番「追查批斗」，项目组围攻审讯，以「逼、供、信」强迫坦白认罪。任意把暴力专政手段引入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打击普通人民。 人 们看到「肃反」运动中厚厚的一堆机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友谊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个小集团，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来是青年人特别 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年轻人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内容，在那个极权时代恰恰是不被允许的。除了党团组织，特别忌讳人们相聚一起。肃反中全国追查各种小集团，我和几 个朋友被指控为「小家族」集团，从追查我们的一言一行，追查我们写作的作品，再扩大到追查我们的历史，然后把它们都附会成反革命性质。档案里收存的那一册 反右运动中项目组编写的在内部传阅的《有关「小家族」的材料汇编》和《「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就是强迫人们按照预定的意图，把小集团归入吴祖光的 「二流堂」，而进行大批判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人 们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在那个专制时代，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思想言论获罪，连青年人最起码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个性遭到压抑，友 谊、亲情、爱情、聚会――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模子里，汇聚到一个组织中，只允许爱领袖一个人，只允许把思想 统一到一个头脑里。这就是档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个时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点。 最 为人们悲叹的，是档案中辑录的大量所谓「坦白材料」、「检举材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汇报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和我的 朋友们在压力下无奈地写的揭发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一些同事为表现政治积极，对我的攻击和陷害；有的是在劳教队里，囚徒们之间的互相攻击和厮 咬。看起来这都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实质上都是在组织的驱使胁迫下进行的，普遍地运用在政治生活中。 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样沦为被整者。在我的档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经是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到后来的「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了 更为悲惨的结局。人们会问：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之间搞得这样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所经受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一些文章引用我经历的那个「两个窝窝头事件」，来论述在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 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我为大家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我没有把它及时送回伙房，我确实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我又不敢吃。正在这 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我进行追问。我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他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我揭发批判，再责令我写出书面检 查。在那个大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我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 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小组会的批判记录和我的这篇检查，都作为 罪证装在我的档案里，我的这篇检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四页，前三页收在《一纸苍凉》里，最后一页现在也在遗落的这册档案里发现了。 一 位评论家看了这些材料后写道：「读到这里，人们怎能不为之悚然？从这个小小的荒诞剧，大致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对于不曾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的 人，当然是不能真切体验和想象得到的。所以当你们研究或评论这段历史时，请对这些受尽苦难的人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讥笑他们的软弱和屈从，责难他们的无所 作为。」1 这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使我深受感动的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经 过了长期的囚禁、摧残和折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有尊严的人，终于被扭曲、虐杀，被可怕的政治车轮碾成碎片。在我的档案中，人们读到最多的文字，是长 篇累牍地「向毛主席请罪」、「求毛主席宽恕」、「学习毛主席着作的心得」这一类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说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脚下，辱骂自己，表示悔改，颂 谀天王圣明，感激领袖隆恩」的奴隶式的表白。这些文字是个人迷信时代的产物，只有当我发誓做一个奴隶，才赐给了我那张解除劳教的批示表。 我说过，经过了十二年高墙电网下的强制改造，我已经不再是「我」。我从一个生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2 在当权者看来，这也许就是思想改造的「胜利」；而对于一个人，则是自我的彻底毁灭。 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就是这样决定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我不是五十五万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人，比我悲惨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档案都被烧光了吗？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历史的证词」，把它们留给后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天空仍在回响着五十年前有识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声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诉求更具有现代形态。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理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深刻反思历史，推动中国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地进步。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忏悔理性，中国的政治家们向来把忏悔看成耻辱，缺乏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勇气，他们决不肯向受害者道歉。由此更显示出今天这个研讨会的意义，我希望它对中国的历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又见昨天》出版后，一位很有见地的女作家张抗抗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她说得多么好啊，请允许我借用她的这段话结束我的发言。 谢谢各位。 ──2007年6月29日在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丹晨：《为了明天――关于杜高的〈又见昨天〉》。2 杜高《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第193页。 （选自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12月。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回目录 2007年：反右50周年活动的回顾--为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及其他底层人民所作史明 由于中共严防死守，警方出重拳打压，耄髢右派分子幸存者，风声鹤泣，噤若寒蝉；当然他们中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惜以生命为后人留下信史。 年初，着名北京作家章诒和因为抗议新闻出版署查禁她的《伶人往事》等书，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声浪，不但把维权运动引入了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在客观上打响了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第一枪"。之后，有新华社记者戴煌（新四军抗日老战士）为其再版《九死一生》被新闻出版署无端封杀，由右派分子张思之大律师代理起诉，被法院非法拒绝受理，胡温“依法治国”的泡沫被戳破；在10年前畅销的这本叙述大批知识精英沦为右派分子劳改犯，在北大荒的亲历纪实史书，更是为今日的50周年的提前呐喊。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提出了要建立"一九五七年学"的专题研究，着名学者姚监复则要求把当年的"鸣放"运动，"正名"为一场民主运动；任众、铁流、俞梅荪等反右运动受害人及其家属则以维权的姿态聚会、上书等，把民间的反右50周年活动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四川等地的"右派"人士也举行了集会，互联网上的交流这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在2007年一年中，海外大约举办了至少六个关于反右50周年的研讨会。4月初在洛杉矶当地的一批右派分子幸存者聚会、6月初在美国东岸的普林斯顿大学云集海内外右派老人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最大规模的活动是6月底在洛杉矶的尔湾加州大学和蒙特利尔市图书馆举行的，吸引了200人参加；9月中旬和12月上旬在香港相继举行数十位右派老人的会议；12月下旬在台湾也举行一次类似的座谈会。 洛杉矶会议后，专门为反右运动受害者义务服务的临时性非盈利机构"中国反右运动经济索赔委员会"应运而生；由着名学者丁抒主编的（21世纪中国丛书）《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年底已经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相关的资料光盘以及建设反右文库、反右博物馆等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网上和民间传播的关于反右50周年的专辑、专题、回忆等不胜枚举。 这些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不仅是要讨回公道，更是在中国目前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拟删：这也是）的一种特殊的民主启蒙教育，当年的思想主张和事迹得以重温并被传播，并放到了历史的大背景中重新审视；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揭露了毛泽东和中共政权反民主、反人民和反人性的专制本质。 对于反右50周年的活动，北京和各地政府打压和控制得越来越严。如原来能够到美国参加研讨会的一些大陆人士，半年后却无法在去香港参加会议，不少人在以合法证件出境时被公安部边防局以其犯案在身为由截获，有的还被暂时关押待查清后释放回家。济南的右派老人李昌玉被两次抄家，搜走电脑和护照；北京的俞梅荪等人的住宅更是被安装了全天候视像监控、并有警察日夜看守，逼得他们有家不能回。 12月20日，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前中宣部宣传局局长钟沛璋等“老革命”的右派分子20来位，要在家中聚会，邀请平时经常来了解右派情况并予打压的官方人士一同来座谈十七大，议题为“加快和谐步伐，消除历史积怨”。这个聚会得到官方支持，右派老人们在兴奋中积极准备参加聚会之际，不料会前一天突然被禁，聚会当天，右派老人们竟被警方看管在家中而不得出门。 在1949年中共建国前后，社会各界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反对共产党的主张，呼吁成立反对党、甚至主张轮流坐庄，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宪政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是在中国也完全是当时《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结果却遭到中共非人道的严厉镇压。半个世纪后，中南海主张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却拒不为50年来包括反右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迫害造成的后果平反道歉，相反对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士加紧了监控。 前不久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其实是中共"死不认错"的宣言，变相的重申或肯定中共对反右运动的定性和一系列做法，间接的"回应"了海内外在纪念反右50周年活动中提出的一些根本性的要求，那就是中共决不会在一党专制的"原则"上后退半步。大陆各地不少右派老人通过一年来的维权呼吁与被打压，再呼吁再被打压，对胡温新政最后的一点希望与幻想终于破灭了，他们中也有的表示将坚持不懈，以此作为余生的目标。 （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原载《动向》 回目录 “人货”膨胀--从萧瀚辞职看“劣币驱逐良币”吴稼祥（北京） 有网友在我那篇“教授变‘叫兽’，政法大应反省自己的‘鸣人’战略”博文下留言说： “一个要上纲上线大闹一场、一个要辞职要撒娇，去劳动或军训三个月即可治愈这种神经过敏文人病。 是否还有要自杀的？这样国际上更出名！可以名垂千史！” 这位网友提到的第一个“一个”，大概是杨帆；第二个“一个”应该是萧瀚。放泼的杨帆像冯道，笑骂由人笑骂，好教授我自为之，似乎有点赖皮；直言的萧瀚倒有些像林妹妹，“妹妹我走了，哥哥你的一切都让我感动”，像是有点撒娇。 狂暴蒙面霸道，公道弱不禁风，就是“杨帆门” 给我们的印象。那么，怪杨帆太泼，萧瀚过嫩吗？未必公平。达尔文进化论告诉我们，选择机制，决定物种行为。人类生存环境，包括大环境和小环境，也决定个人 的竞争行为。在粗野者生存的环境中，被淘汰的只能是斯文，不管是主动辞职，还是被动解聘。 经济学史上也有个劣质者生存的案例，被称为 “劣币驱逐良币”。在贵金属铸币（比如金币和银币）时代，由于磨损和被人刮削，有些铸币分量减轻，达不到其名义价值，因而被称为“劣币”，那些没有损失分 量的铸币就是“良币”。可以设想，没有任何人愿意保留劣币，付出良币。合理的行为是，劣币一到手，就将其付出去，而把良币储藏进自己的钱罐子里。这样，良 币就越来越多的退出流通，流通中的都是劣币。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甚至经济危机。 使用中的人，就如同流通中的货币。在生存环境 粗鲁化、伪劣化和污浊化条件下，一些君子（良币），要么因为不被人接受，而不能进入“流通”，如跳汨罗江的屈原；要么因为自爱，而自愿退出“流通”，如归 去田原的陶潜。中国古代有一个阶层，叫“隐士”，就是被驱逐的“良币”。一个社会被驱逐的人中“良币”一多，就可能导致“人货”膨胀，就是“黄钟毁弃，瓦 缶雷鸣”，甚至可能触发政治危机。 那么，萧瀚是一枚被驱逐的当代“良币”么？我 还不好这样说。毕竟当代生存环境已今非昔比，自由已经有了更大空间。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崔卫平教授所说的，“缺少自由可以通过争取自由来弥补，在争取自 由的活动中，人们同样可以赢得一份自由”。退出的自由（包括自杀），是一种消极自由，它不能对制度构建作出贡献；积极的自由是抵制权力侵害的自由，这需要 争取。 我希望那些怀有良知如萧瀚的人，能有孟子推崇的那种“浩然正气”：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2008年1月17日星期四 --------------------------原载《博客》 回目录 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从萧瀚辞职看“劣币驱逐良币”冉云飞 （四川） 图为流少河与作者冉云飞（左） 　　今天文章的标题，是着名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兄主编的一本书《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同名着作（香港田园出版社出版），这书我并没有看到。但最近收到一本肖铁兄寄来的《思想者》增刊，却是这本同名书的翻版（香港金陵出版公司2006）。我相信许多人都没有读到过宋兄主编的那 本书，但是非常想看，但苦于无从寻觅，因此肖铁兄这非赢利的翻版，自有其传播真相的意义。从后记看，虽然肖兄此种做法，似乎没有得到他人包括宋兄的许可， 但肖兄是非赢利的内部赠送，对欲了解真相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帮助。肖兄个人印刷此书在其间所承担的责任与压力——肖兄说“编这本书的压力非常大，思前想后近 一年，搜集图片，编排、校对，找印刷厂，攒工资，个中甘苦，弥漫时空”——我愿意摘录他后记中的一些话来说明，希望我的朋友宋永毅兄能够理解并愿谅他未能 得到你们的许可。我认为凡是传播真实声音的人，努力打破禁闭与封锁的人，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当然，在做之前，如果能够征得当事者的同意（我想肖兄一定 与宋兄没有联系），让这种非赢利的传播不至于有侵权的嫌疑，同时也是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表现，因为我们打破禁锢，了解真相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民主自由理 念，学会尊重他人的权利。所以我希望肖兄以后做事，可以通过许多朋友（包括我）来帮助他实现这样的愿望，因为我们这些朋友互相之间都有联系，不难找到这些 作者或者编者。 　　肖兄说在后记中说，他2006年10月清华大学的唐少杰教授给他发了一个邮件，里面就是这次会议的论文，他立即想印成一本书， 但唐教授不同意，一来版权不他那里，二来会议论文已在不同地方发表并且要结集出版，“然而我始终没有看到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肖兄接着说：“我想：既然他 不同意，也就算了。后来我又想：我这本民间杂志仅属内部资料，印数也相当有限，不过买了个香港书号而已——我是被宣传部门多次‘讯问’的人，买个书号总比 不买书号心里踏实些——连工本费都不敢打上去，涉及不到版权问题”。“文革40年过去了，那场血腥、残酷又带有几分神秘感的大劫难似已被大部分国人淡忘， 这也是独裁者们非常希望并努力促使着的成果。一以贯之匍匐在独裁者脚下的民族，以超乎异常的忍耐力和健忘性，重复着每一天的循规蹈矩、麻木不仁、争权夺利 以及吃喝拉撒。如果毛大爷还活着，第二场文革，第三场文革……相信早已开始，狼烟遍地，如火如荼。而独裁者一如既往地红光满面，高高在上，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喊他大救星，喊他万万岁的人，永远不在少数。”“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为更多的关注、研究文革的学者们、朋友们提供一份宝贵的资料。近40篇典 范论文肯定有令你们怦然心动，甚至大开眼界的篇什。即便是同一文集中的作者，也没有品味过同道的硕果，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系统地看看，互通有无，互补短 长，对自己更清醒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文革和独裁者的本质，以超越时代和意识形态的煌煌气度去从事学术研究，不是更有裨益吗？”肖兄的苦心于此不难概见，准 此我感谢肖兄馈赠的厚谊。 　　关于文革，我也是在逐步了解，因为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很少写关于文革的文章。但我因为收有些有关文革的第一手原始 材料，特别是关于告密的东西不少。因此我写了一篇比较实证的《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今后若有可能会写一本《文革中的告密运动》。另外，我收 有文革时期出版的各种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希望能写一本《文革语文教材研究》。总之，四九年后的中国之痛，都是我一直关注的，哪怕在写别的与此无关的着作 时，我也不会放弃这方面的关注。有些朋友或者通过互联网在外网零星读过这书，但大多数朋友并不知晓这本这些文章，今天我就特别将目录敲上来，让大家有一个 更好的了解，从而去寻找这些文章来看。全书十六开，共464页。2008年1月11日9：05于成都 　　《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朱正　　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大革命…………………………张显扬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华新民　　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程晓农　　文化大革命、世界六十年代与当代西方文化理论……………………………………郭建　　三年文革与三百年文革…………………………………………………………………任不寐　　四十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程惕洁　　文革中湖南“省无联”问题概述………………………………………………………陈益南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文革记忆…………………………………………………丁东　　“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唐少杰　　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谈话记…………………………………………………韩爱晶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李逊　　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徐海亮　　广州封闭《羊城晚报》事件始末………………………………………………………叶曙明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唯色　　1970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程光　　北大：血与火的记忆……………………………………………………………………余杰　　不应遗忘的六六—六七年之间的反孔运动……………………………………周泽浩、蔡碧霞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族政策………………………………………………………………周明朗　　上山下乡运动再研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潘鸣啸　　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杨国斌　　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丁凯文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丁抒　　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精英政治危机应对…………孙万国　　《朝霞》杂志研究………………………………………………………………………谢泳　　中国电影中的文革叙事…………………………………………………………………崔卫平　　口述史与文革研究………………………………………………………………………邢小群　　怀旧物品和文革记忆……………………………………………………………………徐贲　　遇罗克、文革和中国当前的维权运动…………………………………………………遇罗文　　评毛泽东热——写在文革四十周年……………………………………………………胡平　　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李劼　　论造反派…………………………………………………………………………………何蜀　　论人民文革………………………………………………………………………………刘国凯　　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魏楚雄　　Mass Killing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Study of ThreeProvinces…………………Yang Su　　“200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简报…………………………………………徐友渔执笔　　文革博物馆筹建的现状与趋势——将“文化大革命”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朱健国　　附1：肖铁诗歌十二首………………………………………………………………肖铁　　附2：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乔治．布什　　附3：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余杰 --------------------------原载《博客》 回目录 囚徒悲歌——二郎山下劳改茶场--二十、破 灭梦波 （续上期）二十、破 灭 白玉芳无原无故地“病”了一天，引起了王主任和阮医生的警觉。王主任先向医院党委李书记详细汇报了两人的一些可疑之处，顺便把阮医生也捎上了。他说得有技有叶，有很有据，李书记虽然没有当场表态，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他的看法。不过嘴上只是说：“这两天忙，过两天我先找小白谈一谈，要她提高警惕，看有啥子问题没得。”王主任走了。 过两天阮医生也来了，虽说也反映了洪、白二人的可疑之处，重点却放在王主任身上，因为他已经听说王主任在李书记面前“恶人先告状”，下了他的烂药。他对李书记说王主任不择手段地纠缠白玉芳同志，已经在革命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议论纷纷，连就业人员都知道了。 他这样一说，素来对王主任印象不佳的李书记又倾向于阮医生了。他记起有人说洪士奎给王主任办了不少私事，再说洪士奎留医院还是他先提出的建议呢。现在他又主动揭发洪士奎，有什么目的？很值得研究。这个问题看起来还挺复杂，涉及四个人，弄不好会扯到派性上去，那才麻烦呢。还是等一等，不忙向场部汇报，和小白谈了再说。至于洪士奎对白玉芳有什么想入非非，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阶级敌人嘛，狗胆包天，癞蛤蟆总是想吃天鹅肉的。但白玉芳再天真，总也不会和一个劳改犯乱来吧？究竟怎么回事情，找她一谈就知道了。 洪士奎对此也有觉察。他想收敛一段时间，等过了风头再说。而白玉芳却有点儿欲罢不能，尽管他曾对她陈述过利害，但热恋中的少女哪有什么理智？她口头上也承认洪哥说的有道理，感情上却难以舍弃。连洪士奎也是这样，不在一起的时候决心要克制自己，见了面就身不由己，色能壮胆，色胆包天，“色不迷人人自迷”嘛！两个人在室外相逢装作不相识，一有空就效鱼水之欢。 洪士奎毕竟多了个心眼儿，他想调回二十六队。那里离场部最远，消息闭塞，白玉芳根本不可能去那里。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没有二十六队的干部到医院，倒是五队的申中队长来过。他对申中队长说他原来是五队的，现在还想回五队改造。申中队长以前当大队长的时候就了解洪士奎，知道他一贯靠拢政府，表现积极，又很能干，五队的几个干部现在还时常念叨洪士奎的优点，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申中队长向李书记说了这层意思，李书记心想，这样一办，事情就简单化了，就是洪士奎有什么非份之想，也就自然化作泡影了。 洪士奎从申中队长口中得到这个喜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知道办手续得有个过程，就抓紧时间和白玉芳尽量多偷欢了几次。 就在这个时候，王主任对白玉芳说，他要到成都联系购买化验药品，问她需要带什么东西。白玉芳灵机—动，提出自己跟他去成都的请求，唉声叹气地喊了几声“王主任”，甜甜的微笑，加上频频飞来的秋波，王主任心花怒放，浑身骨头都稣了，立刻答应。反正他去成都已经不止一次，而白玉芳还是头一回呢。这件事她瞒着洪士奎，正像洪士奎调五队瞒着她一样。 她到成都，先公后私，公事办完，正好是星期六，按照预定计划去找过去的同学郭小红。郭小红因为有父母的关系，分到军区工作。今年夏天结婚的时候，也曾给她发过请贴，请她参加婚礼。因为路远，请假不方便，她没有去。这次她提着两斤茶叶和一袋水果，还有一些小玩意儿到了老同学家，进门就嚷：“郭姐，我来看你了。” 正在浇花的郭小红听见就跑了出来，两个人亲热地拥抱了一番。寒暄、问候、倒茶，然后是参观、赞叹，忙乎了一阵。白玉芳问：“你的那位呢？” “到他爸那里去了。” 彼此谈了谈分手后的情况，郭小红问她现在有男朋友没有，她说还没有，然后转入正题：“你们总院有几个副院长？” 郭小红有点儿惊讶，就说：“有两个，一个姓王，一个姓何。” “有没有一个姓金的，是个女的。” “这两个都是男的，另外没有姓金的。” 短暂沉默之后，她又问：“是不是原来有个姓金的，后来调走了？” “没有。听这里的人说，副院长一直就是这两个，没有换过人。院长书记倒是换过，可都是男的，也没有姓金的。” “军区这些首长你都认识吗？” “基本上都认识。也有些只听说过名字，没有见过面。” “有没有一个叫洪显扬的，五十几快六十了？” “只有一个贾显斌，好像在后勤部当啥子主任。你咋个老是问……”她本来想说“你打听这些做啥”，猛然间醒悟她可能想调到成都来工作，想走她的门路。这些事还是少招惹为妙，公婆都打过招呼的。她只顾盘算如何应付白玉芳的请求，就没有注意到她的脸色。 “随便问问。”白玉芳的话刚一出口，就觉得不妥，只好硬着头皮顺着自己原来的话茬儿往下说：“郭姐你晓得，我呆的那个地方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我认得一个人，他说他认得军区首长和总医院的首长，看样子也是瞎吹的。郭姐，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这回轮到郭小红变脸色了。她扮出一副哭相：“哎呀，你还不晓得，我爸虽说在市革委挂了个常委的空衔，还不是有名无实？原先的当权派都解放了，管事的还是他们。现在和那二年不同了，他在军区原来也有两个关系好的，如今都调走了。他现在说话都没有人理，连我弟弟参军的事情还办不成呢！” 换个话题又闲聊了一阵，白玉芳起身告辞。郭小红这才注意到她的脸色很不好看，以为她大概出差有点儿累，又在自己这里碰了钉子，心里倒有点儿过意不去，再三留她吃饭，留她过夜，都被她坚决辞掉了。郭小红连连表示抱歉，答应尽量给她想办法。又劝她莫灰心，机会总会有的。一直送她到大门外，一再嘱咐她以后再到成都—定要到她家来。 白玉芳回到招待所，同屋的女干部已经走了，屋里只剩下她一个。她心烦意乱，坐在桌前左思右想，理不出个头绪来。对着记有姓名地址的笔记本发呆，怎么也想不出答案：难道他编一套谎话骗我？也许他根本不是什么高干子弟，父母不过是老百姓？还是因为有什么原故，他不愿意说出父母的真实姓名？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往第一方面想，如果是那样，一切都完了……不，不会的，那又是为什么呢？也许一开始他给父母写过信，他们不同意，嫌调动麻烦，他又不敢告诉我，怕我和他吹，也怕我直接和他父母联系。哎呀，我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和他父母联系？那样不一切都明白了吗？只怪自己脸皮薄，不好意思先写信。他不让我写，说不定他和原来的女朋友藕断丝连，想重归于好呢。本来他们感情没有破裂，分手是不得己的。什么另外嫁人，那是他的鬼话！想起那个未见过面的“吴萍”，她妒火中烧，在屋里走来走去。哼，姓洪的你吃着碗里想着锅里，嫌调我到成都太麻烦，想把我一脚蹬了，没有那么便宜！她取出夹在笔本里的洪士奎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正在向她微笑，那笑容看起来特别扭：“奸笑！皮笑肉不笑！”恨不得把照片撕破，可是一转念，明天就按他写的地址去见他父母，带上他的照片，把事情挑明，看他父母咋个说！反正只要能把我调来成都就行！最后下定决心“他父母要是不同意，就撕破脸，说怀了他的娃儿！” 下了决心，按说心里该踏实些了，可是自己的思路却不听自己指挥，又转向另一种可能：他说的统统是假话，什么高干子弟，什么泄密，什么过去女朋友，什么科长，全是天大的谎话！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不会，绝不会！两种想法展开了拉锯战，弄得她头昏脑胀，一夜翻来覆去，不能成眠，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去。 起床晚了，急忙梳头、洗脸、出门吃早点。她没有给未来的公婆买任何礼品。她今天不是来拜见而是来谈判的，是“单刀赴会”！今天是星期天，他们全家都在，说不定还有小姑子什么的，而我只有一个人！ 红旗街街道不长，来回走了两遍，到头只有 182号，根本没有 243号。又去找居委会，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治保主任陆大妈。治保主任用狐疑的目光审视她，冷冰冰地问她找谁。她说了之后，陆大妈说街道上从来没有这个门牌号码，也没有这两个人。又说她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十年，这里从来没有住过军区干部。军区干部都住军区大院儿，咋会住这种地方！现在冒充高干子弟的人很多，都是为了知青回城。下面还说了些什么，她就不知道了。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身躯是怎样移过大街小巷的，招待所的服务员也只是看见她一头撞进房间，“砰”地一声房门被重重地关上，就再也没有见她出来。 十几天后，场部党委会收到一封公函，附有一封字迹潦草的信。 （未完待续） --------------------------原载《议报》 --~--~---------~--~----~------------~-------~--~----~您收到此信息是由于您订阅了 Google 论坛“Yibao”论坛。要在此论坛发帖，请发电子邮件到 Yibao@googlegroups.com要退订此论坛，请发邮件至 Yibao-unsubscribe@googlegroups.com更多选项，请通过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Yibao?hl=zh-CN 访问该论坛-~----------~----~----~----~------~----~------~--~---   想要更多的功能吗？试用 Windows Live Hotmail [1/27/2008 12:44:52 AM] ZT:《议报》 第338期 [#3522: 235353, 0/1050] - 刘因全 (1/27/2008 12:44:52 AM)   姓名: 密码: 电子信箱: 主页地址: 来自何方: 主题: 内容: (Enter the verification code in the imag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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