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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文学与瑞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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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瑞典模式
茉莉
最近，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代表团，骆绎不绝地穿行在瑞典各地城市。早在几年前，胡锦涛就派人来北欧观察研究“瑞典模式”。在胡锦涛本人访瑞之后，前来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更是如过江之鲫。
中国客人频繁访问取经，令瑞典人感到高兴而又惊讶。接待中国代表团的政府官员在电视上说，来访的中国人都很好学，他们在参观及其座谈中，询问一切有关瑞典社会的管理措施，但似乎不愿意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更回避中国至今还是一党专制这个现实。
这是一种只求治标不打算治本的做法。我们不能否定来访者想要取“和谐社会”真经的愿望，但如果不打算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我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来访的中国官员精通了瑞典全部的管理措施，回去也是用不上的。作为一个旅居瑞典十几年的中国公民，我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将瑞典模式继续介绍下去。
在前面几篇文章里我曾谈到，这个昔日贫穷的北欧小国在走向富裕繁荣之途中，其政治环境及历史传统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构建一个平等富裕的社会，往往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促成，其中还包括文学因素。瑞典现代文学在促成“瑞典模式”的形成上，做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点，中国作家是应该了解的。
◎ 以文学感知底层疼痛
瑞典历史上才华出众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十八世纪后期创建了瑞典文学院（即后来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文学艺术得以发扬光大。但那时的作家，大都只是王权的侍者，其作品大都颂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唤醒国家的光荣记忆，还有饮酒歌和田园诗等，具有唯美主义倾向。
十九世纪的瑞典，工业革命已经起步，工人的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被视为瑞典现代文学开山祖的作家斯特林堡，在他的小说《红房子》中，抨击了腐败的政府官吏，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小说中的一位木匠的言论，反映了那个时期底层人民的疼痛和愤怒：
“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作为现存社会的激烈反抗者，斯特林堡还在《新国家---对谋杀和宴饮时代的讽刺性描写》的作品中，发动了对整个瑞典官方的猛烈进攻。
1905年瑞典与挪威联盟的解体，1909年的大罢工，一个古老的农业国步入现代工业社会，瑞典一度陷入阵痛之中。社会的动荡，政治斗争的加剧,新兴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反抗，促使许多瑞典作家从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走向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初瑞典人民争取公民普选权时，诗人黑登斯塔姆写出了他的诗歌顶峰之作——诗集《人民》，为公民权运动推波助澜。被称为“工人文学的先驱”的作家马丁·考克，其重要著作《工人》，描写了斯德哥尔摩的一群建筑工人的罢工，展现了工业主义给瑞典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个时期，一些瑞典作家已经从描写神秘莫测的人物，改变为描写普通老百姓，他们的作品反映下层人民所具有的天然要求，充满真诚的同情心和批判社会不公的伦理意识。这一类文学，震撼了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大资产阶级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使上层人士不得不正视穷人的苦难，从而寻求平等富裕的改良之途。
◎ “他们闯入我们的文学”
早先撰写工人题材的瑞典作家，大都来自社会上层，他们带着同情心，有的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悲悯，去描绘大都市里的那些神色呆滞的工人和农民。后来，瑞典涌现出一批自学成才的工人作家，他们是贫穷农家和工人的孩子，其作品以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自己生活与成长的艰辛。
为了奖励这一类新人，瑞典文学院于1974年，将诺贝尔文学同时颁发给本国的两位出身贫寒的工人作家———雍松和马丁松。雍松出身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本人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马丁松6岁丧父，母亲离家出走，他成为“教区的孤儿”，被各家轮流收养，过着流浪生活。他们的作品，描述了无产者的痛苦和人类的普遍问题。
在致颁奖辞时，瑞典文学院院士杰罗说：“他们是许多无产阶级作家或工人阶级诗人的代表，在一个广泛的阵线上，他们闯入我们的文学，不是为了破坏和劫掠，而是以他们的命运来丰富文学园地。”获奖评语赞赏雍松说：“以自由为目的，而致力于历史的、现代的广阔观点之叙述艺术。”给予马丁松的颂词则是：“他的作品透过一滴露珠反映出整个世界。”
这是瑞典上流社会对一代工人文学的承认。马丁松等的作品，被视之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别“无产阶级发展小说”。但是，与我们中国文学史所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比较，瑞典工人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闯入文学主流的瑞典工人文学，其特点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它虽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却并不引导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引导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促进阶级和谐与劳资合作。例如，忠于工人阶级的作家阿林，被称为瑞典文学界的托斯陀耶夫斯基，他的作品就以民主的眼光，充当穷苦者的“祈祷人”。在这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为穷人祈祷是有效果的。
◎ 当今中国文学被视为“垃圾”
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顾彬，曾在中国闹出一个令他啼笑皆非的“顾彬事件”。在一次讲话中，顾彬指责中国女作家棉棉和卫慧的作品是“垃圾”，被四川一家报纸夸大歪曲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结果民调显示，有85%的网民赞同被歪曲的顾彬观点。这一事件表明，人们普遍否定当今中国文学的价值。
在外表繁荣的中国“盛世”，众多的出版物琳琅满目，然而，文学作品却越发空洞、庸俗和劣质。中国人精神的溃败表现在文学领域，是作家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的丧失。一直关注中国文学的顾彬说：“在92年以前，不少中国人喜欢思考，喜欢反思。但在92年以后，很少有人会对社会、国家进行思考。人们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赚钱，少思考，少反思。”
就在中国作家们热衷于谈红楼、写清宫，成为富豪作家之时，山西黑窑童工事件被揭发出来。该事件的严酷性和荒诞性，使许多小说家目瞪口呆。他们读过许多描写人类苦难的中外名著，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但还是无人能想象出如黑砖窑一类惨无人道的场景，更想象不出这种事件居然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和谐”中国。
于是，一些学者对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界的“纯文学”追求志向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当初强调纯文学，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性的反抗。现在看来，它遮蔽了实际存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今天，中国工人面临“下岗失业”的断臂之痛，但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的工人文学却没有立足之地。商品化浪潮使传统的“工业题材”和“产业工人”从作家的视野中消失，一亿多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其命运引不起主流作家们的兴趣。
在珠江三角洲，每年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它们的“主人”大都是农民工。来自四川的女工郑小琼，就在车间就亲眼目睹一个工友的手指被机器切断。她吟诵着“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写下了不少优秀诗作。
和瑞典早期的工人作家相比，郑小琼一类的中国打工作家即使非常优秀，也只能倾诉了自己心中的悲苦，无法深入地追问法律制度问题，无法涉及劳动者和资方的冲突。这是因为，瑞典工人作家处于民主的环境之中，而中国打工者不但被资方欺负，更被禁锢在当局容许的写作范围里，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勇气去冲破藩篱。尽管如此，在边缘写作的中国打工作家，以他们的坚忍进行生命的创造，仍然是值得鼓励的。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9月号
伯格曼电影的奥秘
茉莉
尽管誉满全球，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到了晚年，仍然像个不成熟的孩子，任性而暴躁。当最后一个妻子去世，他远离亲友避居小岛。每天拄着拐杖，在布满砾石的海滨孤独地走来走去，无言地凝望大海，伟大的艺术家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
法罗岛上有个小教堂，以往的牧师被这个坏脾气老头骂得战战兢兢。后上任的安吉丽达，一位敢于温和地顶撞他的中年女牧师，和老头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宗教理论问题。
昨天，安吉丽达主持了老友伯格曼的葬礼。红色的玫瑰环绕着死者，美妙的音乐回旋在小教堂里。伯格曼长眠在他自选的墓地———教堂墓园宁静的一角。我感到很安慰，这位长期质疑宗教，和上帝恩怨纠缠了一生的大导演，最终还是回到了上帝的身边。
◎ 把电影作为探索宗教的武器
伯格曼电影一直被视为高山仰止的经典。由于他继承了北欧严峻深沉的文化传统，在电影里纳入严肃哲学话题，因而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评论家普遍认为，伯格曼电影对生命进行终极性的哲学探讨，其中的人物痛苦而敏感，苦苦追寻生活的意义。五十多年前，在西方流行现代主义哲学与文艺流派之时，这种“哲理影片”引起了观众好评如潮。
虽然在事业上跃上顶峰，伯格曼本人却自承失败。他说：“我独身一人，结过几次婚，耗去不少钱财。我有许多子女，却与他们不大熟悉，有的甚至完全不认识。作为一个人，我彻底失败了，因此，我转而努力当个优秀艺人。”
然而伯格曼的追求，不只是当个优秀艺人这么简单。在艺术上成功了的他，仍然陷入孤独与痛苦。他后期的一些电影晦涩难懂，甚至置观众和票房的需要于不顾，在封闭的、切断现实关连的电影世界里，一味自我抒发、宣泄与燃烧。
对于外界的评论，伯格曼表示轻蔑：“无能的评论家没有触及问题所在。”那么，什么是伯格曼的问题所在？如果不了解他的家庭出身背景，不了解瑞典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文化，是无法理解深奥的伯格曼的。
研究宗教哲学的瑞典学者汉斯·吕斯特，和伯格曼一样同是牧师家庭出身。当年，伯格曼电影成为令人着迷的谜团，汉斯就开始撰写有关“伯格曼和基督教信仰”等系列文章。他说，世俗的电影评论家只看到伯格曼电影在社会上的艺术效果，不会联想到一个基督徒的宗教情结。
他的文章惹恼了伯格曼。伯格曼为此大发脾气：“这个该诅咒的鬼汉斯，他骚扰我！”如果不是刺中了心中的痛处，电影大师何至于如此激烈地反感他人的评论。汉斯为此感到悲哀，从此停止了他的研究。
在图书馆里读到汉斯的旧文，我为这位学者的理性分析所折服。汉斯给伯格曼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他以自身的经验，清晰入微地解释了冷涩难懂的伯格曼电影，令我们明白：伯格曼长达几十年的电影创作，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叛者用来质疑、探索宗教的武器。
◎ 《圣经》是创作灵感的源泉
伯格曼的影迷们很难相信，这位天才导演之所以魅力无穷，其深层秘密是，他不同寻常地在电影里涉及宗教问题。几乎在每一部伯格曼电影里，都可以发现宗教线索。这位从小读《圣经》的牧师的儿子，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从《圣经》里获得创作的灵感。
例如，影片《犹在镜中》的名字，就取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沉默》是指上帝的沉默，影片中温柔照顾他人的女性，令人想起天使的形象，而洗浴的镜头犹似基督教的洗礼，其中一些对话与福音书里的言词相似。
影片《这些女人》的瑞典文名字，来自伯格曼童年就熟悉的教堂布道辞，其中一个镜头是，一群女人围绕一个男性大师，与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中门徒围绕耶稣的场面惊人相似。《冬日之光》的叙事进程，基本上是按照耶稣生命的最后进程安排的。
《假面》和《第七封印》等影片，都是从《圣经》的一个场景开始。在《假面》中，上帝似乎不存在，至少不是影片的主题，但突然之间响起了和谐的圣乐。在《第七封印》中，信仰虔诚的骑士布洛克面对死神时，有着对上帝的怀疑和追问：“我要上帝向我伸出手来显示他自己，对我说话。”
有时，伯格曼甚至借剧中人的口吻唾上帝的脸，并断言上帝并不存在，但他不否认自己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对我来说，宗教问题始终伴随着我。对它，我从来没有不曾关切的时刻，每日每时都是如此。”
◎ 父子冲突导致宗教怀疑
汉斯曾使用一句瑞典谚语，开玩笑地评价说：“伯格曼和基督之间有一只未拔光毛的鹅（意即争执尚未完结），因此基督有必要回来一下，让伯格曼结束和他之间长年不断的争执。”伯格曼自己也承认：“我的全部生命都在与上帝之间的痛苦而又不快的关系中挣扎。”
伯格曼与基督的争执，源自于他的父子关系。父亲是虔诚的路德教徒，曾担任过宫廷牧师。据汉斯的考察，这位父亲是一位真诚友好的基督徒。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家庭里普遍存在体罚孩子的现象，这位父亲也不例外。在70年代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伯格曼回忆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
少年伯格曼的反叛也是惊人的，他把父亲打翻在地，然后断绝和父母的关系。由憎恶父亲开始怀疑上帝，原想成为牧师的伯格曼，转而走上了电影之途。他把充斥他记忆的有关父母的情绪矛盾，在最高的程度上，和基督教信仰编织在一起。
伯格曼和他父亲的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文学主题，但人们很少认识到，父子冲突早就形而上了，变成了他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在后来的回忆中，伯格曼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母之爱的渴求，以及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回忆他们父子之间有时是天堂、有时是地狱的关系。与此相似，他和上帝的关系也常常是爱恨交织、自相矛盾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伯格曼的影片充满了复杂交织的宗教因素。带着一贯的怀疑态度，他在影片中毫不客气地攻击教会，轻蔑地戏弄那种把上帝视为爱的观念，然后，又借剧中的某个人物，表达耶稣对人类之爱。有些台词几乎是模仿《约伯记》中的诗篇，向上帝呼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
◎ 喊出恨和反叛之后的皈依
在《小丑的夜晚》等影片中，阳光总是暗示上帝的愤怒，而不是慈悲与恩典。但是在《第七封印》中，当一个人物痛苦地死于瘟疫，尖叫着倒在林中空地时，导演伯格曼让镜头延长，突然一线阳光照耀下来——上帝的慈悲。
伯格曼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创作心理，令我想起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作家。在大屠杀之后，不少犹太人产生了对上帝的怨恨与怀疑，一位犹太作家借用小说人物之口，回答说：
“上帝的最后的胜利，我的儿子，在于人不可能拒绝他。你以为你在诅咒他，可你的诅咒就是赞美；你以为你在与他较量，可你的所作所为不外乎向他敞开你的一切；你认为你喊出了你的恨和反叛，但你所做的一切都在告诉他：你多么需要他的帮助和饶恕。”
这正是伯格曼心路历程的写照。三十年代时，才16岁的瑞典少年伯格曼到德国度假，偶然参加了一次庆祝纳粹党成立的纪念大会，这使他产生了终生的愧疚感。后来他在影片中不断地质问上帝的沉默，指责上帝对人间苦难不发一言。
然而，来自基督教文化的艺术家，在质疑、责难上帝之后，仍然要去寻求上帝。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精神出路。在法罗岛小教堂的十字架下，我们知道，伯格曼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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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007 2:40:39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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