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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鐘 刘国凯、王绍光、茉莉谈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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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鐘 刘国凯、王绍光、茉莉谈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2007-07-16 08:25:33 [点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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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陆学者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发表后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被誉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但辩论的基本概念，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理清这些基本概念，特别推荐三位有代表性的作者的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欢迎拍砖！须言之有物。
刘国凯：简译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1834年法国圣西门学派的勒鲁在他与雷诺合编的《新百科全书》上发表“论个人主义与
社会主义” 一文。不久雷诺也出版了一部名为《论改革派和现代社会主义》一书，社
会主义一词由此广为流传。勒鲁和雷诺并被视为“社会主义” 一词的首创者。
其实，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圣西门学派主办的《地球》杂志上，已有文章把社会主义
解释为人与人有组织的关系。而“社会主义” 一词最早是出现在1827年英国欧文主义
者主办的杂志《合作》上。1935年，欧文在英国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1840年，
这个研究会出版《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一书。
显然，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 是一群社会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社
会理性和谐，没有企业主与劳工之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社会
主义” 一词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政治制度，更不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手段和方式。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出现得比社会主义要迟。1848年，德国的社会改革者司徒卢威自称社
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初，斯蒂凡创办《博爱报》，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9
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委员会” ，这些就是社会
民主主义最早的版本。显然“社会民主主义”与那时的“社会主义” 不同。它不再仅
仅是一种理想中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变革社会的途径、方式。
那么这个途径和方式是怎样的呢？在二十多年后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
主主义者时对社会民主主义作了这样的诠译。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失去革
命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
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
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制度，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用劳动的
对抗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恩格斯补充说：“而我们
的利益和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统治消灭掉，直
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改造社会的方法途径的诠译是相当准确的。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民主社会主义一词首创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
人之一威廉. 李卜克内西。188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
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在此之后，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大
半个世纪后，第二国际的后裔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成立时，在其纲领《法兰克富声明》
中，将其思想体系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此后，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互用、通
用。在偏重于历史渊源时，多称社会民主主义。在偏重实际政治斗争时多称民主社会主
义。因为欧洲民主社会的右翼政治势力为了在中间选民中争取选票，总是竭力把社会民
主党抹黑为苏共、中共的同类，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苏共、中共奉行的社会主义是一回
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与苏共、中共的根本区别，欧洲各社会民主主
义政党遂将其奉行的理念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以与苏共、中共的专制社会主义相区
别。
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社会主义的原意来说，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民主。但由於
一度强大的苏共，和现在表面上仍然强大的中共仍然在唱着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调子，迫使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了在选战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间选民的选
票，而将其理念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这样一来，倒好象社会主义一词没有民主的本意
了。
在“苏东波”之后的今天，欧洲社会民主党又有多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趋势。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王绍光访谈录（节选）
中国未来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
玛 雅：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舆论近来热炒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否理想选
项？你对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如何评价？
王绍光：这篇文章存在几个误读。首先，作者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解读
为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第二误读了他自己的概念——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搞
清楚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泛泛而用，说的概念是民主社
会主义，举的例子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是对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
义实践的误读——所产生的背景、整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什么会是那个
模式等。他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出现，或者美国自由资本
主义的体制下出现一些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集
团存在，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竞争。那些国家是害怕共产主义蔓延，为了抵御它
，才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这些模式的出现。对于这些历史、国
际变量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作者都误读了，好像真是有人发
了善心，找到一条道路就走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年的苏联、中国提供另一种
可能性，那些国家引进或者坚持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的可能性非常小。
反过来说，民主社会主义好不好？当然好。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当
然更好。但我讲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作者讲的“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一样。他讲
的无非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某些社会政策。这三个是完全
不同的概念。
玛 雅：这三个模式的区别何在？
王绍光：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形容词，社会主义是名词，democratic
socialism。社会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要有社会，社会在前，个人在后。社会主义并
且强调某种形式的公有制，而不仅仅是二次分配。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
的，不是专制的。这个当然很好。
社会民主主义是说，我是资本主义的，而且不改变资本主义，但我推行一整套的
福利政策，从摇篮到墓地。这样来降低阶级矛盾，资本家的利益得到保护，工人
的利益也受到一些照顾。这叫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自由资本主义里有某些社会政策，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叫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它有些政策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比如提供一些基本保障，但它远远
达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程度。美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都跟那些社会
民主主义国家没法比。
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比原始资本主义好一些，社会民主主
义又比自由资本主义好一些，至少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保障体系，保证人有尊严地
生活下去。民主社会主义就更好一些，它使每个人，包括劳动人民，都变成社会
的主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stakeholder（利益攸关者），而且它是民主的。那些
热炒“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把这三种模式搅和在一起，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不清
楚。好像三个都是一样的，除了中国不好哪儿都好。
分清这三者的不同，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最低纲领、中间纲领
和最高纲领。中国现在带有很多资本主义成分，那么多一点社会保障最好。今后
能做到跟北欧一样的保障水平更好，锦上添花。再往后能实现某种社会主义，主
要的所有制是某种形式的公有制，然后还是民主的，那更好。
玛 雅：中国目前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比较接近？
王绍光：中国是在原始资本主义冒头时便开始引用一些社会主义政策。但中国又
特殊，它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它是从社会主义退到现在的状况，还有很多社会主
义的遗产、记忆和传统，所以不太容易直接跟美国那种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现在
还不太发达，钱还不太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事，就是建立以社会救济为基
础、以社会保障为短期目标的保障体系，尽可能地给广大老百姓，尤其是社会最
底层的人，提供某种经济社会安全，让他们有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玛 雅：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处在资本主义原始阶段，又保留着社会主义传统，是
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
王绍光：在这个结合体中，社会主义传统是很重要的。中国近年来政策转变的速
度之快，从原始资本主义往福利社会转变的过程比别的国家短得多，出现社会政
策后，新的政策出台的频率比较高，都是得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传统。
玛 雅：如果我们的社会发展比较理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会越来越大？
王绍光：这个问题今后中国还得再做选择。一种选择是走社会民主主义的路，基
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但是国家通过很强的税收来进行二次
分配，保证比较公平，大家共同富裕。另一种可能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发
展到一定的时候，恐怕会出现这样的争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跟第三国际争
论就是争的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的肌体上加上一点社会主义的雕饰，是不是能
真正改变资本主义？也许更有保障的是让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这种所有
制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更好的。这种争论现在还不会出现。现在是说，我们
目前就是这个国情，我们需要保护一批人或一大批人，给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或者收入保障。现在中国面临的是要这个还是不要这个的选择，今后可能是要
这个还是要那个的选择。
玛 雅：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哪些思想资源可以借鉴，以实现比较理想的社会
？
王绍光：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可以基于三种资源：第一是中国传统社会以“仁
爱”为基础的思想，我称为“博爱”；第二是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可以用“平等
”概括；第三个思想资源是改革开放以后进来的，就是自由。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一个共同点是比较强调群体——家庭、家族，兼
爱、仁爱。今天中国出现新儒家、新墨家、新道家等，共同之处就是强调群体。
这个在中国非常重要。下岗工人怎么解决生存问题？就是靠家庭。北京北飘总有
几十万人吧，很多年轻人买房，有多少人自己掏钱？除了父母就是丈母娘出钱。
这种传统的思想资源已经在起作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不应该借
鉴，这个可以借鉴。先要爱家人，然后要同情别人，兼爱、博爱。
第二种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就是平等。这种平等我们住在中国不
觉得，出去跟别人一比才能体会。台湾前省长周至柔的女儿到大陆来，有个惊人
的小发现，说大陆人坐出租车坐在前排，跟司机坐一块儿，这在台湾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我和一个省委副书记聊天，他说经常和司机一起吃饭，饭桌上一起谈论
问题。这在台湾、韩国、日本、美国难以想象，香港绝对没有。我去韩国，韩国
人说他们的社会等级有三个根源：日本人统治、儒家传统和军队传统，长期的军
队治国。我说前两个对，最后一个说不通。为什么呢？中共的军队强调官兵平等
、官兵一致。韩国人说，他们的军队不是这样。中国现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
意识依然还在起作用，这种传统对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后新的思想资源，强调自由、个性、个人奋斗。这个资源在
过去30年对思想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多元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三种思想资源在中国已经有广泛的基础，需要大力推广。它们相互是有张力的
，经常会出现矛盾，但又是互补的。中国的老左派注重平等，容易忽略自由；自
由派强调自由，容易忽略社会主义传统；新儒家、新墨家等讲兼爱、博爱，左派
和自由派都有可能否定。几方都容易偏颇，与其独轮车往前走，不如三轮车往前
走，走得更平稳。对普通民众来说，平等更重要，如果否定平等就会伤害到他们
；对精英而言，自由更重要，为了平等剥夺他们的自由，也不利于稳定。两者之
间的矛盾，需要超越各自的利益，以对别人的仁爱之心来平衡。所以，要张扬这
三种资源的积极意义，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力。
原载于《领导者》2007/6，总第16期
瑞典模式与分大饼 --- 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茉莉
前不久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问瑞典时，正是国外内讨论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很热火的时候，于是网上有人开玩笑说：“看，胡锦涛到瑞典去学习民主社会主义去了！”让热爱苏联文学作品《卓娅和舒拉》的胡锦涛，去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红房子》中，认识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我看还是有点难度的。
就在北欧最美丽的六月，胡锦涛先生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瑞典访问了几天。他不但会见了国王和首相，还到处碰到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的游行示威人群，这些抗议者毫不客气地给他上了常识第一课：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
◎ 误读“瑞典模式”的苦心
在读各位的讨论文章中，我有一个困惑，即中国学者口口声声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而瑞典人自己使用的称呼却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kratin）。有人认为，称呼不同没有关系，只要大家说的是一回事就行。
但在我看来，改变了这个词的次序，意思就不太对了。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就把瑞典模式纳入了马克思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比较左倾一点。而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瑞典模式就仍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是诸如“第三条道路”之类的中间社会形态。
这一点区别是如此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足于公有制和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法权观念和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否定；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却是遵循普世文明价值的，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融合在一起，使瑞典社会既免于放任资本主义下的不公，又免于社会主义中央集权下的效率不彰。
谢韬老等国内优秀知识分子，为了给中国寻找一个更为人性的社会制度，把目光投向北欧，这是对的，是值得钦佩的。谢韬老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虽然知道瑞典完全是私有制国家，但谢韬们仍然要把瑞典纳入马克思主义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为此，他们阐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创新的观点大致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现代化。由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所以，普遍幸福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这种新观点看起来可以自圆其说，但实质上却是对瑞典模式的误读。笔者曾在一篇谈论瑞典资本家的文章中提到，瑞典模式应该称为“人道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大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该国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在私人手中。
为什么这么多博学的人们，会误读瑞典模式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策略的需要。当前，中国官方的主流话语在名义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要引进瑞典模式，只有将之与主流话语挂钩，符合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才有可能被接受。这种特定条件下的误读，一片苦心可鉴，所引起的大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 从历史渊源看特殊政治形态
在笔者看来，瑞典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它本质上是斯堪的拉维亚特有的政治形态。植根于古代乡村的瑞典式民主，与欧美很多国家的民主有所不同。
据《瑞典史》记述，早在公元500年，瑞典农民就制订了解决一切争执的规则，农业社会内部就有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这是一种用来对付北欧寒冷气候的原始民主体制。海盗时期，出征的海盗是由村落或氏族集体讨论决定的，海盗们必须像兄弟般团结搏斗，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因此，即使他们在拿起牛角喝酒时，也要考虑其他海盗兄弟能喝到同样的分量。
到后来，瑞典发展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723年，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参加者有教士、贵族、资产者和农民四个等级，这即是说，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到18世纪30年代，议会中出现了政党的雏形，分庭抗礼的两派，一是代表大贵族的“礼帽党”，二是代表市民阶级的“便帽党”。作为瑞典模式的关键——以议会制来分权制衡，在瑞典历史上存在已有二、三百年了。
直到19世纪末，瑞典才从贫穷的农业国逐步发展工业，工会运动由此兴起。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创始人是亚尔马·布兰亭。这个时期，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不否定暴力革命。其党纲一度宣称：“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1925年布兰亭逝世，接替他任社民党主席的阿尔宾·汉森走向社会改良主义。他提出“人民之家”的口号，实施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的改良措施，代替以前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政策主张。而后社民党长期执政，和资本家合作，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础。用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与资本主义共生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模式是在社民党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得以诞生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有瑞典传统的“中庸之道”（lagom）哲学的影响，因而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以各种措施保护工人利益。
◎ 企业利润大饼怎么分吃？
今年五月，北欧航空公司（SAS）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罢工，各航班飞机瘫痪，殃及大批乘客。SAS员工们的要求不外乎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开始雇主的态度很强硬，罢工拖延了五天才获得解决。
尽管知道罢工是员工的基本权利，但我们并不太同情罢工者，因为SAS员工的工资不但比我们教育部门的员工高得多，也比其他航空公司的员工要高。有一位被耽误航班的美国乘客，甚至在电视上对罢工者忿忿不平地说：“你们不愿干，走人好了。”
然而奇妙的是，不管我们怎么不看好这场罢工，罢工者居然赢了。原因在哪里？罢工伊始，瑞典政府不直接介入，只是一旁静观事态的发展，促进双方谈判。罢工闹到最后，雇主方面损失巨大，挺不住了。既然他们不可能要全部员工“走人”，于是只得和工会重签集体协议。
对SAS罢工者来说，他们的工资虽然比一般行业要高，但私人企业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更大，因此员工有权要求更好的待遇。这就是说，甜饼做大了，各方都要公正地多分一点。这就是北欧平等精神的体现。
有趣的是，去年SAS公司在飞往中国的航线上雇用了35名中国空姐，其工资只是丹麦空姐的五分之一。此事被丹麦工会揭露，工会主席暗示性地发出了罢工威胁。SAS公司发言人只好出面解释，说他们只是在飞中国的航线上需要一些懂中文的空姐，绝对无意在其他洲际和欧洲航线上低薪雇用职员。北欧工会的强大力量可见一斑。
根据有关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员工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而在中国，员工工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左右。这个数字对比，很能说明当今中国工人的悲哀现状。为什么中国工人不能争取更高的工资水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北欧工人拥有的有力武器：组织起来罢工。无法与老板讨价还价，中国工人在当今的利益大饼中，就分不到自己应有的份额。
◎ 财富分享和民主政治
在最近的“北欧热”中，我读到《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欧和谐,前提是分享》。作者关山，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关山认为：“独特的北欧模式——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全民创造的财富，应该通过税收杠杆由全民分享。”“不强调在生产领域的集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实行集中。”
关山的论述，可以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认为全民分享财富是北欧模式成功的关键，这是对的，但他没有说明，财富分享的前提又是什么？如果北欧没有民主制度分权制衡，政府不能保障法律规定的工人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工人不能组织起来集体谈判，那么，天性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凭什么要多切大饼给工人分享？
这就是国内一些官方学者的局限，他们看到了北欧和谐后面的分配体制，却不能或不敢从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他们或许以为，在仍然保留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能够通过财富的分享，达到社会的和谐，这是一种近乎做梦的幻想。没有民主政治的制约，中国式的野蛮资本主义，只会变本加厉地巧取豪夺，黑砖窑之类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哪里还会有什么和谐？
在讨论瑞典模式时，我们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在英国《经济学家》统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中，瑞典以9.88的成绩排名第一。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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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2007 9:09:48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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