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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曾节明：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转型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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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转型的最佳选择
文章摘要: 中国的国情、民情决定了：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最有利于中国向民主宪政的和平演变、最有利于中国转型后的长治久安。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5/20/2007
纲要：
一，社会主义≠魔鬼——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二，中国的国情、民情适合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1.民主社会主义政策非常适合中国人的惯性心理
2.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消减中国民众因仇富嫉妒破坏性
3.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反动势力
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搞民主社会主义新专制
一
从上个世界初叶至今，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全世界的血腥实践，及其造成的灾难，使得“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变得臭不可闻，提起“社会主义”，就容易使人联想到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以致于如今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
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的误解，因为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邪恶变种，它并不能等同社会主义：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来源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它属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种类，而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则是社会主义理论大家庭中的一个激进成员。
社会主义理论多种多样：除马克思社会主义以外，有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有蒲鲁东社会主义、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社会主义、有克鲁泡特金社会主义、有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也有现今西方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
可见，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理论；因此，不能以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和罪恶为由，全盘否定社会主义。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实践是错误的、罪恶的，并不等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错误的、罪恶的，现在由社会民主党倡导和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在北欧国家和一些西欧、中欧取得了成功，这些国家不仅富裕，其社会安定程度和道德风尚甚至优于英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实践、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邪恶，是因为其动用暴力共产、动用暴力压迫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暴力的性质：欧文和平地在美国进行公有制社会实验、傅立叶刊登广告，谋求富商资助他搞社会主义特区、蒲鲁东主张修改法律、以废除继承权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今的社会民主党则完全接受了宪政民主理念，通过宪政民主的手段达成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社会主义的实践，都不是邪恶的。
血淋淋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的共产暴力革命理论是根本错误的。但是，许多人因为马克思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和共产党罪恶，就全盘否定马克思的思想，这是有失偏颇的。
马克思有魔鬼的一面，也有人的一面：马克思严厉的谴责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剥削现象，这就是良知的体现；马克思肯定自由，他认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马克思高度评价民主，他认为民主政治是科学社会主义政体的必然形式。
但是，由于马克思倡导暴力共产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对自由民主的肯定完全沦为空话；他对原始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武器的批判，换来的是一种“比资本家还厉害”的超法西斯共产极权奴隶制社会。
今天，我们应该彻底否定的是马克思的暴力共产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不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真知灼见；我们应该彻底否定作为魔鬼的马克思，而不应该否定作为人类良知者的马克思。全盘否定马克思的思想，不仅不符合真理，不利于团结左派和中共党内的进步人士，以更早、更稳妥地结束中共专制暴政。
由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多种多样性，以致于连一些杰出人士，都对之采取虚无的态度。孙中山曾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1；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看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后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2。其实，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全世界派别至少有如下共性：
肯定和提倡公有制经济；
否定原始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残酷剥削以及种种无人道的现象；
主张消除和减轻剥削、提高下层劳动者的待遇、维护弱势群体的人格自尊；
主张消减贫富差距、保障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
......
以上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决没有过时，被证伪的只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上述特征：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股份制的手段，比马克思社会主义更完满地成就了公有制经济；西方发达国家公民遭受资本家的剥削，比过去大大减轻，远比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所受的国家的剥削为轻；西方发达国家公民人权保障和福利保障比起过去大大增加，也远远优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就连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劳动者的福利保障都远强过中国，甚至连在中国的美资企业的中国民工的待遇，都需要通过美国政府出面才得以保障，这对于至今高举马列毛、高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共政府，不能不说是一个强烈的讽刺：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程度，几乎超过了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建设贫富却越悬殊......
马克思主义者们采取杀人放火抢劫，和专别人政的手段实现不了的社会，如今西方国家却通过宪政民主的道路实现了，这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是一个巨大的嘲讽。
马克思社会主义显然是荒谬的，那么哪一种社会主义是真理呢？这就要看它们结出的果子。耶稣基督说过：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坏树不可能结出好果子，凭着他们结出的果子，就可以分辨出树的好坏3。能够结出好果子的社会主义，就是真的社会主义，就是真理。孙中山先生不知道哪一种社会主义是真的，这在他当时所处的年代情有可原，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没有结出果子，马克思主义实践，却处处绽放着恶之花。而现在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都结出了好果子：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努力，使得美国、日本这样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比今天的中国更具社会主义特征，由于长期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如今北欧和德国、加拿大等国富裕程度不逊于美国，而且比美国更安定、道德风尚比美国好、犯罪率比美国低。可见，在林林种种的社会主义大家族中，民主社会主义是真理。
通过宪政民主的道路达成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通过宪政民主的方式缩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保障，建设一个人人既有饭吃、又有自由、人人看得起病、读得起书...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的真正的“和谐社会”，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的基本理念和实践！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最早为伯恩斯坦创立，伯恩斯坦本来是马克思的信徒，但后来因为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破坏性和
灾难性，转而“修正”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其暴力革命和暴力共产理论，主张采取“议会斗争”的道路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因为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被列宁第三国际斥为“叛徒”、“内奸”，被批倒批臭，惯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人也因为列宁暴动的胜利，对伯恩斯坦充满了谬见，其实，真正掌握真理的，却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
暴力共产与自由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而非暴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却能够与自由主义共存和互补，所以，正是这一念之差，魔鬼逐渐变成了天使。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是社会民主党，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接受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政民主的理念、完全抛弃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消灭私有制理论，仅仅保留了马克思作为人类良知者的某些思想：如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思想解放、追求民主和平等、减轻剥削、否定种族压迫和歧视等等。
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包涵如下理念：
倡行宪政民主政治、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妥善地保障公民的福利，做到人人有饭吃、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能够接受基础教育）；
在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公有制经济，充分运用公有制经济手段平衡经济发展，降低失业率；同时，保障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反对雇主对雇佣阶层的残酷剥削和一切非人道对待；
采用宪政的手段，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
二
中国的国情、民情决定了：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最有利于中国向民主宪政的和平演变、最有利于中国转型后的长治久安。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专制帝制统治，且没有宗教传统，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是儒家。中国历史的这个特点，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没有宗教传统，又经历了全世界最长的大一统专制统治，中国人少有超越俗世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中国人的奴性深重；从整体文化上来看，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重实惠、轻自由的习惯性心理特点，因此，中国在传统上根本没有滋生宪政民主的土壤。中共五十七年的反动统治，使得情形雪上加霜：中国传统中的劣质因子全面沉渣泛起，中国人的素养更加恶化。可见，中华民族要想实现宪政文明，非得对自己文化传统进行一番改造不可：必须减除传统土壤中阻碍自由民主生长的毒草毒素，依照中国土壤的特点汲取西方宪政民主的肥料和养分，如此这般，宪政民主体制才能在中国稳固确立，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结果。
不下水，就永远学不会游泳。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亚非拉国家在建立宪政民主政权之前，就能够成功改造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失败了、新生活运动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也失败了...即使日本，也是在确立君主立宪制一百年之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才有今天的宪政文明。因此，中共今天以历史传统和民众素质为由，拒绝民主化变革，这完全是无耻的诓骗。
要改造中国的传统，首先就要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政权，进而在宪政民主政权的主导下，才能够切实有效地减除传统土壤中阻碍自由民主生长的毒草毒素，依照中国的国情汲取西方宪政民主的肥料和养分......历史证明，建立民主政权可以短时间完成，但是改造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可能短时间完成，而只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一个国家，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好地完成改造文化传统的进程，前提条件是该国新建立的宪政民主政权要稳定和不变质，当然，文化传统的自由民主化，又会反过来有助于宪政民主政权的稳定和不变质。
由于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宪政民主政权，因此以往的传统改造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新文化运动失败了、新生活运动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也失败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几个特点，时期最有助于中国新生宪政民主政权的稳定、不变质和长治久安。
首先，民主社会主义注重社会保障，这非常适合中国人的惯性心理：
上面提到，中华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重实惠、轻自由的习惯心理，中国民众对自由民主，普遍不重视、不理解，或充满了误解，比起世界上别的民族，中国民众在评判政府的好坏时，更加看中实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要政府带来了，对政府是否滥权、是否违宪法等等，中国人基本上一概忽视。现在大陆老百姓有句口头禅：“管它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只要让老百姓过得好，就是好政府”，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重实惠、轻自由的心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在物质上又容易满足，只要衣食足
便不太愿意思进取，“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所谓“知足长乐”、“小富即安”，因此，对中国民众而言，在物质上给予小恩小惠，同时施行宪政教育的方法，要比那种光讲自由民主大道理要好得多。现在中共对民众一方面高唱“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镇压和压榨，这实在是一种制造动乱的倒行逆施。
中国人还有一大特点与西方民族有很大不同，那就是是不敢冒险，因为两千年儒家农业文明的影响，中国人缺乏一种工商业的扩张精神，即使是商人也是如此，现在中国只有受海洋文明影响较大的浙江温州地区、福建厦漳泉地区和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民风较有闯劲。中国人缺乏宗教的彼岸世界信仰，又缺乏闯劲，这样的民族就特别注重物质上的保障。现在的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为何怀念毛泽东时代？这不是因为他们信仰毛主义，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工薪大众的福利比现在更有保障。
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重视社会保障问题，中国农民传统上靠的是“养儿防老”。当年蒋介石要是稍微注重一点社会保障问题，毛泽东一伙在农村就很难站住脚。毛泽东中共虽然改善了中国城市的社会保障，但为了穷兵黩武和称霸世界而残酷的压榨农民，不给农民任何保障，邓小平、江贼民、胡紧套仍然拒绝放弃这种歧视农民的政策，还要实施愚蠢野蛮的计生杀婴政策，企图剥夺农民“养儿防老”权力，这当然会引起农民激烈顽强地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现在坚持的暴政，使得中国民众非常渴望带有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政策，如今许多城市下岗工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不是怀念毛时代的政治运动，而是怀念那个时代的社会福利保障。
毛泽东时代仇恨中共的主要是农民，城市的人心还比较稳定，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实施的这种在福利上完全抛弃工农弱势群体的虐民榨油吸血鬼政策，现在却已经把大多数中国人推到了对立面。现在的中国人，不仅毫无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还因为社会保障的匮缺，背负着看病、上学、买房三座大山，现在就业问题又要成为一座大山，由于文化传统的特点，中国人不觉得丧失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有多痛苦，却对社会保障的匮缺难以忍受，而现在中国人社会保障之所以普遍匮缺，不是因为现在的中国政府穷得没有能力改善社会保障，而是因为中共把巨量的资金用于信息封锁、监控、镇压等专政领域；把巨量的资金用于维持中共特权阶层穷奢极欲的生活；把天文数字的资金用于穷兵黩武，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备为专制统一台湾，与美国、日本决战台湾海峡......因此，中国不是没有国力和条件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未来的中国政府一旦实施注重社会保障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这对最广大的中国人来说来说怎么不像是久旱后的甘露呢！
在中共统治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当前专制权贵资本主义体制的压榨下，要改善国民的福利永远是一句空话。只要未来的中国政府建立起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哪怕只是改善一些国民的福利待遇；甚至哪怕只是立即停止强迫拆迁、强迫征地，中国的新政权将会立即获得最广泛中国人的坚定支持，从而为宪政民主的新政权树立牢固的根基。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有效地消减中国民众因仇富嫉妒心理。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的平均主义观念深重，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中国人不怕贫穷，却对邻里的人在财富、才干或名望上超过自己普遍有很强的嫉妒心理。中国没有宗教传统，儒家也没有象基督教一样强调和制约嫉妒这一人性中的原恶，儒家崇尚的平均主义反而强化了中国人的嫉妒心理和仇富心理，因此，在世界民族中，中国人的仇富嫉妒心理是特别强的，这才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内斗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统治，更加把中国人的仇富嫉妒心理强化到登峰造极的地位。一个民众仇富嫉妒心理特别强的社会是容易发生社会动乱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暴乱远比中世纪欧洲来得频繁的根本原因。中国在改朝换代的时候社会动乱尤其剧烈，因此，有志于中国转型事业者，必须尽力预防和减弱中共政权解体后的社会动乱，因为转型越平稳，中国建成宪政民主社会的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毛泽东时代尽管贫穷，但那时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却充分地迎合了中国人平均主义观念：在城市，贫富差距远比现在小，职工的工资虽低，但都有较稳固的社会福利保障，中共官僚虽有特权，但特权尚未资本化，其收入、生活和待遇比起普通群众远没有今天这样悬殊，政府机关普通人员的工资甚至往往还低于国企职工；在农村，农民整体上虽然极端贫困和悲惨，但在“人民公社”里，人人一样，都像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场劳改犯，农村干部只不过是犯人中的管工头......民众暴力造反的动力来自复仇和嫉妒的心理，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共产社会刺激民众嫉妒心理的因素很微弱，复仇心理又被意识形态的灌输所改造和转移，因此，这样的社会就是再贫困、饿死再多的人，也很难有造反和社会动乱，今天的北朝鲜，就是又一个现实的例子。
但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十八年来，中共完全抛弃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坚持和强化毛体制，在经济上奉行权贵资本主义虐民榨油路线，以“市场经济”为借口，全面抛弃毛时代在城市人口社会福利保障上的国家责任，医疗、教育、住房甚至养老统统“市场化”......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制造社会动乱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今天已经造成了惊人的贫富悬殊，因专制毛体制而生社会不公正更加凸现，这是一条疯狂激发中国民众仇富嫉妒心理，鼓动中国人暴力造反的路线。江贼民虽然靠这条路线维持了十几年的“稳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镇压和收买，还有幸运（江时代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低廉，1996年解放军兰州兵变因叛徒告密流产等），中国已经不是朝鲜那样的封闭社会，靠镇压和收买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稳定的，好运气也终有用光的一天，但胡锦涛眼见江贼民的路线维持了稳定，便奉之为真道，几年来进一步强化封锁和镇压，不进行一丝一毫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胡锦涛一面高唱“和谐社会”，一面发了疯的制造仇恨和动乱，这样下去，不仅会导致中共在其任内垮台，更有将中国推入大乱深渊的危险。
中国人不怕贫穷，却很在乎贫富差距，因此八九年以后中共奉行的路线必将导致军民暴力造反。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有着牢固的求稳怕乱的观念，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安”，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崇尚自由，所以中国人普遍地宁可忍受专制奴役，也不愿遭受动乱之苦，与西方格言“不自由，毋宁死”完全相反，中国有句古训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民”，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这种文化心理。因此，中国人一旦遭受动乱之苦，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匍匐在能够带来稳定的新专制者脚下。从这可以看出：中共倒台后，如果新政权不能够维持稳定，必然会遭到中国民众的厌弃，届时，新政权的体制再自由民主也没有用，中国民众宁可跟从毛泽东这样的野心家，也不会接受一个维持不了稳定的新政权。这，已经被民国的历史所证实。所以，维持社会稳定对中国建设宪政民主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新旧政权更替之际，光靠军警很难维持稳定，要根本上消除动乱的威胁，就必须消除民众动乱的心理。根据中国人的以上心理特点，未来的新政权要想维持稳定，就必须在暂时强化军警管制的同时，拿出雷厉风行的稳定人心的措施，具体来说，就是消减中国民众在中共统治下积压如山的仇富嫉妒心结，要尽快疏导蓄势待发的仇恨的岩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迅即地制定、出台和实施实惠性政策，保障民众福利、改善民众生活，稳定和控制物价、对困难群体发放救济金、做到基础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或低价......非有社会主义的理念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只能是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而自由主义因其自由放任和松散的性质，决定了其政策往往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见效，等到自由主义政策应该见效时间，中国的民主新政权恐怕早已被新的专制独裁者颠覆了。未来中国政府一定要汲取中外的历史教训。
自由主义看似更加璀璨夺目，实施起来却往往远比实施民主社会主义困难。历史也证明了：在宪政民主土壤稀薄的大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采用自由主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临时政府颁布了《四月纲领》，根据纲领，俄国人可以享受比当时西欧大多数国家还要多的自由和民主，当时当时俄国民众素养低下，还普遍意识不到自由民主的珍贵，他们最渴望的是和平和土地，这两样东西，临时政府却不能在第一时间给他们，克伦斯基等临时政府首脑，死保自由主义的教条，坚持要等到全俄乡镇普选之后，再实施土改；当时俄国对德战争一败涂地，伤亡惨重，财枯粮竭，人力和物力已经支撑不了战争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狂热在民间已经消退，老百姓渴望从世界大战争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克伦斯基等人对这样的民情却全然不察，还要坚持对德战争，他甚至还想借助民族主义，巩固新政权......俄国临时政府决策者们的严重错误，终于送给列宁布尔什维克政变夺权的天赐良机，而狡猾的列宁夺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结束与德国的战争、第二件事就是土改。和平和土改，在此之前，只要克伦斯基做了其中的一件，列宁就根本没有机会成功。
俄罗斯毕竟还是个基督教（东正教）传统的国家，历史文化毕竟还深受西欧的影响，俄罗斯的国情民情尚且如此，比起俄罗斯民族，中国人的自由民主素养只有更差，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远比俄罗斯人更加漠视自由、更注重俗世物质利益，历史证明：如果没有社会福利等物质利益的诱导，中国人很难接受任何先进的理念。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既不去搞农村的土改、也没有解决城市的离退休问题，而去大搞“新生活”运动和三民主义教育运动，结果不仅毫无效果，反而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感；中共在其叛乱区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和“土改”，倒是骗取了广大老百姓踊跃参军、为其卖命、信奉其荒谬理念。赵紫阳的施政比胡耀邦比胡耀邦更接近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但是中国人却普遍对胡耀邦更有好感，为什么？因为胡耀邦时期中国人得了实惠，而赵紫阳上台后的两年里带来的却是通货膨胀，因为经济上得不到实惠，当时许多中国人不仅不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反而在毛左派的煽动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改革认作是“搞腐败”。许多中国人
羡慕欧美国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自由民主，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富裕。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国的国力大大增强，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与台湾、韩国的差距缩小，加上中共大力吹嘘“经济发展成就”，因此大陆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辈对自由民主的热情反而不如前代人，而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虚热倒空前高涨。
刘军宁博士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刘军宁却没有注重中国国情对自由主义实施的巨大障碍，因此，他对自由主义的宣扬流于空泛。在现实生活不能改善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很难接受自由主义那一套。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民族：一方面嫉妒心很强，为了追求平均不惜一再暴乱；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极端惧怕动乱，为了逃避动乱心甘情愿地做奴才。这种奇特的自相矛盾的民族性造就了中国频繁的暴力改朝换代、却毫无进步的奇特历史。除了外族入侵以外，中国历史上的暴乱几乎无一例外是贫富差距悬殊引发，新王朝的安定无一例外是实施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而不是因为体制进步，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换汤不换药。未来中国政府一定要借鉴中国的历史，首先要以“轻徭薄赋”的政策稳定社会，社会主义的政策最能完成这项任务；然后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改造中国的社会体制，这样中国就能以最小的代价平稳进步，而且不会反弹和走弯路。
民主社会主义集社会主义的优点和自由主义的优点于一身，显然是最适合中国的治国理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福利优先和注重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要比单纯的自由主义政策更适用于中国去共产党化的转轨。
第三，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方针、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转型时期的反宪政民主势力。
由于现今的中国已经基本回归私有制，共产党专制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基本丧失，因此，以胡锦涛为头子的中共顽固当权派的生命力已经非常衰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专制势力和潜在的专制势力已经非常衰弱。
一是中国现今壮大的左派势力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成为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得巨大障碍。
由于空前的腐败、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社会现在的仇恨非常大，下岗的劳工群体、失地农民、被强迫拆迁的人群、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越来越多的失业退伍军人......都是散落在地上的干柴和炸药，现在全凭中共拼老命地封锁、镇压和分化瓦解，这些散落的干柴和炸药才没能汇聚起来，导致全国性的大爆炸。这些庞大的弱势群体痛恨中共当局，但又缺乏自由民主素养，因此很容易为以工农弱势群体利益代表自居的左派所收拢和汇聚起来，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的左派，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都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老左派是以斯大林社会、毛泽东社会为楷模的反人类势力；中国新左派崇尚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远比西方的的新左派更无自由民主素养。
由于中共的封锁和误导，也由于八九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堕落，成为权贵的附庸，因此中国民众对自由主义理念要么不甚了了，要么充满了误解，“郎旋风”现象表明：以自由派经济学家何敬涟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远不如郎咸平等新左派学者对民众有动员力。
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用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则不会为新左派接受；不为新左派接受，就会丧失大量的群众基础，就会把大量的中国民众推到左派阵营，就会为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制造巨大的障碍。
中国新左派虽然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却否定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否定文革，这与不可救药的中国老左派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新左派由于遭到中共官僚资本主义主流势力的
打压和封锁，也正在觉醒当中，开始接受民主和言论自由理念，今年年初，与章怡和观点截然不同的新左代表人物孔庆东，出人意料地公开支持章诒和为出版自由的抗争，就说明了新左派这一变化趋向。可见，新左派是可以引导、可以改造的。
许多人因为新左派推崇公有制经济，就全盘否定新左派的，这是一种偏见。
公有制经济的确有许多严重的缺点，但也有着一些积极作用：公有制经济比私有制经济有更强的社会调剂功能和社会公益作用；私有制经济因其私人所有性质，更注重营利，一般来说更有效益，但也因此而更“自私”，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因为中共现在的极端腐败和倒行逆施，中国在去中共化的过程中，必然遭遇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保留一定的公有制经济，有利于政府进行调控：稳定物价、缓解就业问题、打击投机行为、保护环境......以平稳度过危机。
另外，私有制经济并非万能，象社会保障、医疗、基础教育这样公益和福利价值取向的事业就不适合大搞私有化。
其实，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公有制或私有制的问题，而是专制体制带来的种种强迫问题：从解放初的“土改”、共产，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计划生育”，到朱镕基搞的“股份制”、“关停并转”到现在的“企业改制”、城市改造拆迁、征地、数字电视安装、小区一户一表安装......五十多年中造成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这不是什么公有制或私有制造成的问题，而统统是强迫造成的问题，强迫“土改”、强迫共产、强迫“包产到户”、强迫“计划生育”，强迫“股份制”、强迫“关停并转”、强迫“企业改制”、城市改造强迫拆迁、强迫征地、强迫数字电视安装、强迫小区一户一表安装......强迫性的制度导致权钱交易腐败丛生，暴力强迫害得多少人家家破人亡！
如果没有制度性强迫，让人自愿，即使共产搞错了、公有制搞错了、“改制”搞错了，人家可以选择退出，这样，既不可能造成那样大的灾难和痛苦，也没有滋长权钱交易空间！在没有制度性强迫的情况下，如果有谁抱定错误的道路而受损，那是他的自愿，那是他个人受损，决不会酿成全民族的灾难！
可见，中共国成立以来所有的灾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共产党专制政治体制，而不是什么公有制、私有制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事实证明：新左派能够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中国的新左派也正在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只要新左派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新左派就决不可能祸国殃民。
宪政民主的死敌是中国老左派（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派），而不是新左派，如果否定了新左派，就不能够最大限度地孤立老左派。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信念没有共同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将新左派推向对立面；民主社会主义却与新左派的信念有着共同的基础，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争取新左派的支持。
一是以江贼民、曾庆红为首的有罪的中共权贵资本主义势力，出于自保的本能，竭力抗拒自由民主。
江贼民、曾庆红等人一方面企图抛弃中共，金蝉脱壳，以使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合法化、永久化；另一方面，江、曾等人由于负有镇压法轮功的罪责，恐惧遭清算，因而图谋建立新的极右法西斯政权以取代中共专制政权。由于曾庆红出身于红色高级权贵家庭，江贼民也是靠假冒中共“烈士”后代而发迹，因此，江贼民、曾庆红不可能全盘否定中共，他们只会否定“解放”后的中共，他们一旦抛弃中共，很可能会宣布中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而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到胡锦涛团派的头上，推给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为了笼络人心巩固新独裁政权和继续镇压法轮功，江曾甚至会平反“六四”，反正邓小平死了、李鹏衰了。现在的中共官僚集团绝大多数人都是腐败分子，因此超级腐败的江曾集团代表中共主流当权派的根本利益，江曾集团现在控制着中共国的经济命脉，他们的政治能量巨大。
如果民运单纯以自由主义理念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就难以争取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支持，因为人都有虚荣心，中国人的虚荣心又特别强，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就等于全盘否定了万里、李锐、李瑞环、朱镕基、温家宝、吴仪等中共高层元老和开明派的自己的个人历史，等于说这些人以前都是傻瓜。如果胡耀邦、赵紫阳还活着，也很难接受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中共党内开明派决不愿跟着胡锦涛团派走死路，他们现在也渴望破局和解套，这些人的家族都不同程度有贪污腐败的罪行或历史罪行，因此他们也非常害怕动乱，如果他们在民运那里看不到破局和解套的希望，他们只有跟从江曾集团。为了减少中国转型的代价，民运决不能将中共开明力量推到对立面。
民主社会主义有着与中共开明力量对话和联合的共同基础，这是自由主义所没有的，民运只用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对中共实施分化瓦解，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以江泽民为首的、企图建立极右新法西斯的新兴的顽固势力。
三
综上所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更适合中国向宪政民主文明的转轨，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在去共产党化过程中的动乱，和新政权建立后的反弹，确保未来中国宪政民主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有人认为：选择某一种主义必然导致专制，因此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必然导致新的专制。这种观点是偏颇的。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指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是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指导理论。如果一个政权动用权用树立某派思想、理论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理论，这个政权必然会演变为专制政权。因此，未来中国必须奉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分开的原则。只要未来中国政权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国家不能够树立某派思想、理论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理论，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不会走向新的专制。
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在当前国情下中国转型的最佳选择，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的支持下，未来中国民主政权稳定存在了三代人的时间以后，那时候中国的国情必然大为改变：宪政民主体制已趋成熟、根基已经稳固；自由民主观念深入民心；文化传统在自由文化运动的改造下已经不再扭曲、奴性十足和充满专制毒素......届时，中国再走自由主义的道路不迟。
曾节明 星期六 2007年5月19日下午 3:35:34
注1：胡适《自由主义》(1948年9月4日）；
注2：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兼为“六四”十五周年作》：赵紫阳在1988年初中共政治局关于扩大对外开放事宜会议上的谈话实录；
注3：《圣经》之《新约》之《马太福音》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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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2007 7:07:25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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