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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风：我们是怎样同欧洲社会民主党交流的 －－在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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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同欧洲社会民主党交流的
－－在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 国 社 会 民 主 党 国际 联 络 部 长 周 延 风
给位代表、各位来宾以及正在荧光屏前关注着我们的事业的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套用一句旅游业的行话“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使大家苦等一上午。在此深表歉意！其实，在过去的24小时直到此刻，我们纽约代表团8位同志更是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因为这次大会我们筹备了将近一年。由于5年开一次，要做的事情很多，仅有的两天会期分分秒秒精打细算，尽量利用。一下砍掉1/4，叫人怎么不心疼？出发前注意到天气骤变，担心堵车，5点钟的飞机一点多就往机场走，到头来还是“航班取消”！安检口外面，办理登记手续的大厅没有座椅，一些人等待无望退票回家。我们则“死马当活马医”，排队等到柜台前，要求补进最近航班的待位名单，一次次没有空位，或仅有个把人登入，一次次从头再排队碰机会。同时不住给所能找到的美国航空公司总部或其它分部打电话，直打到所有人的手机电池耗尽！晚上11点，办理乘机手续的窗口关闭并告“2点钟可能开‘窗’。”三位“有幸”替补进星期六下午2点航班的同志打道回府。其余同志就在排队的地方坚守到凌晨两点，得到的还是个活话：“可在6点钟到第一个开飞的航班登机口去等待该次航班乘客全部上去后，再看是否有人没来，临时替补。我们于是“梁山伯英雄排座次”：能补上一个，走国凯。能补上两个，我先走……总之，要做报告的同志优先。听说华盛顿和美东其它地区的同志也面临一样的困境。
之所以要讲这段，并不是听到了什么埋怨话。相反，刚才一到酒店听到的是众人热情的欢呼：“啊，你们终于赶来了”！听说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们每人只吃了两个甜甜圈，朋友们马上拿来便当，端来热茶，还说：“一个不够再来一个”。这使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铁道卫士”里的一段对话，当几个工人骨干听到有特务混进城市要搞破坏的传达时，一个青年人说：“那可就乱了”。一个老工人说：“乱是乱不了，麻烦”！所以，我要讲的是，无论是我们面临的日常困难也好，人为破坏也好，全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一样，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面前，都是“黎明前的黑暗”和“倒春寒”——乱是乱不了这次大会，无非是给大家添了些麻烦！
现在，言归正传：我代表中央联络部向各位代表和来宾做工作报告。
一、国际性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大特点
政党里面最重要的部门通常都是宣传部和组织部。去年在纽约罘藞擤参加“民阵”组织的关于陈良宇下台后中共反腐方面的研讨会后，有位老朋友听说我已由社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改任新成立的中央联络部长，开玩笑地问我：“犯什么错误了？”他们不了解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从02年元月12日在旧金山召开的“一届2中全会”以后，由于时间和网络技术等困难，我无法达到党的期望，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以尽早将宣传工作的重担交给更能胜任的后起之秀。第二，由于斗争策略的不同，不同的政党会成立不同的机构。如“文革”之前，中共省、市委常委除了书记处书记之外就是宣传、组织和统战三大部部长。而现在，他们的统战部长不一定都是常委，而纪委书记却成了必不可少。
国际组织是我们社会民主党区别于世上其它政党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特点。这个传统，别人不了解没关系，我们社会民主党党员应该清楚。
早在130多年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就意识到，全世界无产者应该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际组织。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团体的代表在伦敦开会成立了一个名叫“国际工人联合会”的联络机构。此后，许多国家的工人组织纷纷加入，一时声震欧、美大陆。1871年，“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法国支部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巴黎公社运动。随着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而来的欧洲资产阶级大规模反扑和残酷迫害使得各地工会日渐衰弱，“国际工人联合会”被迫于1876年宣布解散。这个史称“第一国际”的工人组织存在了12年。
第一国际解散13年后，各国工人在斗争中重新站立起来。18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英国劳动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一些工人政党在巴黎开会正式恢复了工人运动的国际组织，简称“第二国际”。恩格斯当选为主席。第一次大会讨论通过了《劳工法案》和《五一国际劳动节提案》，决定以罢工和示威游行为工人斗争的主要武器。因为此时各国领导工运的机构已由工会这样的社会团体成长为政党组织，因此重新恢复的全球劳工运动组织更名为“社会党国际”。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即未再选，实际领导人是实力最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倍倍尔于1913年去世后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后两位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社会党国际”成立时正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第二国际”中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也由一些争论，如应坚持“依法斗争”还是“暴力夺权”等， 逐渐“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坚持原则的一方以德国社民党领袖考茨基为首。修正原则的一方以俄国社民党领袖列宁为首。后者不但将跟随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各国社民党改名为“共产党”，更于1913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21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国际”，史称“第三国际”。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
从“社会党国际”中分裂出来的“共产主义者国际”存活了21年后，于1943年6月10日宣布解散。与此相对照的是：2004年的资料表明，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社会党国际”已拥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全世界常有50个左右的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或参政。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党国际”一直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如美、英、法、德、日、及西欧、北欧各国无论是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教育程度、生产效益、国民经济指数、政治自由度、社会公正的良性动态平衡、以及政府廉洁高效和消除特权等等方面，全都成了亚、非、拉和东欧等第三世界国家公认和效法的楷模——本人为有幸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党党员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至于那个由流亡海外的前苏联领袖托洛茨基于1938年在苏黎士创建，以同斯大林所控制的“第三国际”相抗衡的“第四共产国际”，在这位前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于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克格勃特务暗杀后，即不断分裂。历史跨进21世纪的门槛时，各国原本寥寥无几的“托派”门徒，已被时光法则自然淘汰殆尽。
在我接手中央联络部事务之前，本党的联络工作是由刘文山同志做的。文山从一个大学生到后来实习，找工，多年来为党的国际联络工作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如06年5月，我党中央代表团访问欧洲5国之前的联系工作以及旅途间的后方支援等，功不可没。
二、拜访社会民主主义策源地欧洲5国兄弟党
2006年5月下旬，由本党主席刘国凯、秘书长刘因全和中央联络部长周延风三人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访欧代表团”于出席“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柏林大会”之后，成功地访问了瑞典、荷兰、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次访问具有开创性质，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第一次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直接接触，也标志着，和中国民主运动里各竖旗号的其它党团不同，中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旗帜鲜明地汇入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大潮流，既成为这个潮流的一部分，也壮大了这个潮流，还将从这个潮流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一）拜访德国社会民主党
2006年春夏之交，欧洲寒冷异常。5月18日早晨，在多次电话未果的情况下，我们冒着寒风细雨，在一栋毫不起眼的办公楼里，找到只有两间办公室的社民党柏林市党部。从那儿得到总部的确切地址，再马不停蹄地转辗寻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国际事务部。可惜该部领导人马克思.恩格斯博士（以马克思为名，恩格斯为姓）出差在外。该部秘书Franke Borst与我们亲切交谈了一个小时。听取了国凯同志介绍我党情况并作了详细纪录之后，Franke Borst女士手捧我党赠送的《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等著作与我们一同站在几乎与墙同高的几幅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活动场景大照片前合影告别。
（二）拜访瑞典社会民主党
5月22日上午10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拜访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安琳德，党刊主编英格玛和主管党内教育的负责人桑德格云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瑞典联络员陈世忠先生陪同会见。
会见开始时，刘国凯主席首先作了简短的英文发言，然后双方进行内容广泛的交谈。国凯、因全以汉语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语表述，本人担任翻译工作并在翻译过程中补充自己的意见。此后与其他欧洲党的会谈也都是这样进行。
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概况。对此，刘因全秘书长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的过程，目前的组织状况。尤其着重说明，由于垄断一切公共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志士的高压和迫害，我们的国内组织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党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坏，成员被拘捕审讯。其中最严酷的是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10年徒刑。
刘国凯着重谈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困境。他说这种困境是由多方面的挤压造成的。在中国国内的所谓知识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这些“主义”实质上曲折地为中共专制主义张目。在国外的民运团体中则流行着自由主义，许多人一知半解地抓住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追求社会公正的百年实践过程中，对经济政策的一些纠正和调整随意夸大。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缺乏了解的好心人，以为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共的“社会主义”大同小异，而对它采取怀疑态度。对社会民主主义最大的压力则来自中国共产党。现在，中共对咒骂资本主义和吹捧资本主义的人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前三十几年一直在咒骂资本主义，而近十几年却跳到另一个极端——实行的是最不人道的早期资本主义！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国家成功的并被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现实恰是一面照妖镜——明显地对照出中共对人类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以及西欧和北欧诸国社会民主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讳莫如深。它深怕中国人民了解到这些被实践所证实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之后，会看穿共产党早已如马克思所言“异化”了的反动本质和欺骗谎言。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欣赏“新权威主义”，也可以让“自由主义”的流传；唯独全力打压社会民主主义。
安琳德说：“现在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大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有联系，唯独我们瑞典社民党坚持不与中共发生联系。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们做的对！我们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支持。”
安琳德接着说：“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并非认不清中共的本质。在这方面，它们与瑞典社民党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它们认为与中共保持联系有促使它发生变革的作用。它们说，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和平演变就是这样一个先例。”
对此，国凯同志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欧洲某些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做法，或许它会在某些具体事情上产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联系能促使中国共产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则是不现实的。”中国社民党代表团其他两位成员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三人的发言大致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1、前苏联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欧洲国家。中国是纯粹的亚洲国家。从地缘政治来看，欧洲近代、现代民主理念对前苏联社会的影响和渗透远比中国强得多。
2、只经过几年国内战争的苏共政权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阶层远小于经过二十几年国内战争的中共政权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阶层。这个阶层是中共专制政权影响深远厚的根基。
3、经过赫鲁晓夫公开的深刻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苏共在精神上、组织上都有极大削弱。而邓小平尽管内心对毛泽东极为怨恨，但他从稳定共产党政权的大局着眼，非但拒绝公开的“非毛化”，而且继续肯定毛的功绩和地位。去世前更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变成后继者不敢触碰的禁地。
4、苏共没有着力于培养接班人的传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尔巴乔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国共产党则极为注重选拔、培养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经过重重识别、筛选，被确认为对中共的政治专制主义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竟然在中共高层内部会议上说：“不要以为北朝鲜、古巴在经济上搞得不大好，其实在政治上它们一直是正确的。”如此荒谬的观点，证明了邓小平钦定的“革命接班人”是可以放心的政治顽固派。
5、毛泽东于1966发动的震惊世界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宣称的目标就是“反修防修”。这个“修”字即是“修正主义”。“文革”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的祖师爷”就是领导第二国际并与列宁主义针锋相对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文革”要达到的现实目的是清除“混进党内并且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今天的事实则是：1989年不费一枪一弹的“苏、东、波巨变”，恰恰证明了1971年去世的赫鲁晓夫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提出的“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演变以及减少武装冲突）的正确性，尽管他的原意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不用丢原子弹而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念上！对这种从1921年中共建党直到21世纪不断泼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早已渗透人心的污水流毒，今天的当权派仍然竭力阻挠我们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揭露真相，批判反驳，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
根据以上分析，代表团认为，中共即使有一天发生根本变革，那也一定是在强大的正义压力下，而不是在温和的建议下。因此，希望欧洲诸社民党能给予中共以强大的正义之压。
安琳德又问：“中国的经济有着20年的高速发展，对此，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感到困惑。你们对此作何解释？ ”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对此现象的解答综合为如下三个方面。
1、中共历来实行黑箱作业。它公布的数字带有极大的虚假成分。外界永远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
2、中国的“经济奇迹”系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有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创造出同量的产值，其资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共竭泽而鱼的经济政策非但不顾后人，对有限的地球资源竭泽而渔，而且已造成沙尘风暴、黄河断流、大气和海洋污染以及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反常等灾难性的后果。
3、而且，所谓的“经济奇迹”已在中国颠覆了老一辈革命党人用生命换来的理想世界，再造了极其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中共的官僚和与这些官僚密切勾结的经济暴发户攫取了近90%的社会财富，而广大底层民众则在贫困之中挣扎。东南沿海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与中西部农村的破败凋敝充分说明中共的“经济奇迹”其实是建立在向原始资本主义时期倒退的经济基础之上。
当我们谈到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愿望时，安琳德坦率地说：“现在社会党国际已有160多个成员党，还有许多党在申请加入之中。社会党国际对成员党有明确的要求。一是其组织规模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处于流亡状态。因此，很遗憾，你们的组织目前不具备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条件”。
中午十二时半，安琳德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共进午餐。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顿瑞典社民党中央领导同志招待兄弟党高级代表团的午餐。每人一份沙拉、煮鱼、汉堡包、奶油汤、冰淇淋和咖啡，外加啤酒及红、白葡萄酒。不够的话，桌上的水煮（带皮）土豆、全麦面包、黄油、砂糖、冰水、胡椒和盐随便自取。不用讲大道理，就拿这么一顿简单而又具有北欧特色的午餐去同中共官员带头刮起的吃喝歪风相比，谁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谁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是不是一目了然？
午餐后，安琳德抱歉地说：“另有工作必须离去”。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她赠送了刘国凯的几本著述和我们的党旗，并向她解释了这有五种颜色组成的党旗的涵义：蓝色象征天道和公正；白色象征白云和自由；绿色象征环保和繁荣；黄色象征大地和民主；红色象征心脏和博爱。国凯说：“这是中国社会民主党自制的第一面党旗。我们赠送给瑞典社会民主党是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今后，当千万面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旗在中国各处飘扬时，我们不会忘记，第一面党旗保存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部里。”
接着，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央竞选委员会的负责人英格玛向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介绍了瑞典社民党执政十二年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讲解了今年竞选的策略。然后党内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桑德格云介绍了瑞典社民党组织发展和党内教育、党员培训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并询问了中国社民党在这方面的做法。我们如实介绍了有关情况。
国凯和因全同志说：“中国社民党在2000年成立后就创办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网站，一度发展为有影响力的民主阵地。网站多次被中共网特破坏，多次努力恢复起来。2003年我们创办了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的书籍。2005年，我党的教育部长蔡登文创办了《时仲论坛》双周报。发行量达13，000份。其中有专门的“社会民主论坛”版面，专门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创办这些网站、报纸和出版书籍所用的资金都是我们辛勤劳动的工薪收入。中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间基金会申请过一分钱，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捐款。我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虽然艰苦，但充满信心，并感到其乐无穷。“
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内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桑德格云听了极表惊讶和钦佩。她并向中国社民党代表团赠送了瑞典社民党的党徽。我们当即戴上合影留念。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访问在友好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三）社会党国际总部、英国劳动党和丹麦社会民主党
中国社会民主党原已与英国劳动党联系上。该党国际联络部表示愿意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只因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虽已居美多年，但是为了不被中共指为“没有资格过问中国政治事务的外国人”，而刻意保持中国国籍。由于英国未加入欧共体的“申根协定”，经与英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得知不可能很快取得进入英国的签证，也因此无法同时拜访设在伦敦的社会党国际总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团临时决定：立即南下，访问丹麦社会民主党。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一行于5月25日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不料时值丹麦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全国放假到下星期一(29日)。我们只得继续南下荷兰并于26日到达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后才搞清楚——荷兰与丹麦一样庆祝节日——放假到下星期一。我们只好决定把原定28日到巴黎，29日访问法国社会党的计划延后一天，以挤出时间在29号访问荷兰工人党。
（四）荷兰工人党
5月29日，我们找到荷兰工人党阿姆斯特丹党部。由于事先没有预约，其国际联络部的负责人均有事外出。但荷兰工人党秘书处得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远道而来且受机票返程时间限制，临时寻找能抽得出空来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中央委员，荷兰工人党国际政策顾问Sander Van Dijk 和荷兰工人党籍 的市议员惹吾腾决定在原有的两次预定事务之间，利用午餐和休息时间，于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惹吾腾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情况，代表团作了回答。Sander Van Dijk再请代表团谈谈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对中国各种现实作了综合概述。
惹吾腾与Sander Van Dijk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十分了解。他们说：“我们很清楚，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所实行的是把资本主义里最坏的和社会主义中最不尽人意之处的加在一起的，坏上加坏的混合体！我们完全了解，中国某些大城市里这些年建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有多么好。因为中国工人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与过去相比，工人农民与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们还知道，中共对欧洲民主国家采取着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国的广大市场来拉拢欧洲国家的企业界，再利用企业界去影响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图以经济利益作筹码，使欧洲国家不批评或少批评中共对民主的压制和对人权的践踏。譬如我们荷兰的大企业“菲利普”公司在中国投资赚钱，对荷兰的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中共就利用这种经济关系来制约荷兰政府和民间对它专制主义的批评。
荷兰工人党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但这支持主要是在道义上。因为我们是小国家，且面临国内许多问题，如右翼政党对我们的挑战等。我们虽然是荷兰第一大党，现在由于右翼三个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使我们在上次大选中失去了全国的执政权。尽管我们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选战取得了胜利，由于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更加小心和策略地处理各方面的事务。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个企业界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的官员对他们说：中国将建三十二个这样的大学城，可给一个你们投资。那些荷兰企业家眼睛都发光了。但我们荷兰工人党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长内心却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业家跟中国官员签约，但他知道这些经济事务一方面是给中共一手掌控的政府输血，另一方面使荷兰各界想批评中共专制主义时更有顾虑。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对此表示谅解并对那位市长表示钦佩。虽然他没能阻止那些签约，但只要他内心有这样的反应，就足以说明他的良知——只有社会民主主义者才会有这样的良知。而那些右翼政党的市长决不会在能赚大钱的时候为中国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而产生这种内心痛苦。“
惹吾腾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许久以来无法想通的问题：“在中国国内由于有中共的政治高压，一般民众都不敢去争取民主人权是可理解的。可是为什么到了国外他们还是这样呢？这些年荷兰也来了不少中国人，他们勤奋好学，生活越过越好。前些时，我们工人党乘中国的春节，帮他们筹办了一个大型聚会。会上有各种文艺表演，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我们想顺便增加一个内容，只是希望他们在荷兰享受好生活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民主人权的进步。想不到他们却说：“不谈这些，我们不喜欢谈政治。只想谈怎样把日子过得更好……”使得我们十分尴尬、失望。怎么会这样呢？”
代表团成员回答说：“这可归纳为这样几个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对社会采取全面的政治高压。八十年代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改变了策略。它一方面对敢于批评它的人继续采取政治高压，另一方面诱使更多的人想方设法去取追求金钱和享乐，因而无心关注社会公正，既不批评更不反对中共的政治专制主义。共产党官员的贪污腐化尤其给社会作了极其恶劣的示范！经过这么多年的毒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冷漠感泛滥，拜金主义盛行，道德品质大幅度滑坡。这种情况也必然带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中。2、海外华人虽远离中共统治，但除非他不回国，否则，如果他在国外参加批评中共的政治活动，回国就会有麻烦。就算不回国，国内亲友也会受到牵连。如果这些华人在国外处处表现出拥护共产党，非但找领事馆办事不会受到刁难，甚至回国做生意都会得到很大的方便。中共正是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来控制海外华人。3、中共还会派特务到海外华人社区活动。在海外华人社区里威胁或诱导人们讲有利于中共的话，或打小报告搞得人人自危。”
经过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这样的解释，惹吾腾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我们还谈到国内党员所受到的迫害，尤其是中央委员王小宁被判10年徒刑。而国外党员也是在十分艰难的状况下坚持工作。我党中央要求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要做工维持生活，同时用业余时间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动。像我们这次组团访问欧洲，就是要暂时离开工作，不但工资没了，自己还要承担所有的开支。想不到欧洲物价比美国贵那么多。因为担心经济超支回不了美国，我们这些天已将生活开支压缩到最低水平，连续几天仅以清水面包充饥。晚上只租两张床的房间，一人轮流在地板上睡。由于搞不清楚公共汽车，又不敢花钱乘坐出租汽车，在你们这几个海洋性气候的城市里走来走去，经常被大雨淋得里外透湿。为抢时间，在等火车的月台上过夜时饥渴交迫，冻得发抖。
Sander Van Dijk说：“你们的事迹使我们深受感动。它使我们想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先辈，他们那时就是这样艰难地走过来的”！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听了极受鼓舞。我们从他们的话里感受到真挚的社会民主主义同志之情。感受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感情和精神超越国界和民族。我们想，从前有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新时代的口号则应是“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荷兰同志的话成为我们在未来的征途上坚持跋涉的精神力量。
惹吾腾与Sander Van Dijk下午还有预约的事务。结束交谈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他们赠送了国凯同志撰写的《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后，合影留念，握手道别。
我们感到与这两位30多岁的荷兰工党籍议员的谈话气氛尤其轻松。他们讲话常常多于我们，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兄弟党的许多情况。他们的直率谈吐和敏捷的思维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给中国社民党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法国社会党
经过通宵乘坐长途汽车，代表团于5月30日凌晨抵达巴黎。找到一个学生旅店稍事休息即已天亮。起床后先忙着到火车站购买回柏林的火车票，然后到处打听法国社会党总部。直走到下午三时许才找到。法国社会党秘书长玛日策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玛日策首先亲切友好地询问我们已经去了哪些地方，会见了哪些党。国凯同志把一路来的情况向他简扼地作了介绍。并说：“到法国是此行最后一站。能在最后几乎要失望的时刻找到法国社会党总部，顺利地会见到法国党的同志，感到十分庆幸”。
他接着说：“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我们深知萌发于十九世纪中叶、成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人道主义精神、社会正义和历史智慧的结晶。它最能给社会带来平等、自由、公正、繁荣。当今，政治专制、贫富悬殊、现代文明和精神情操荡然无存的中国社会极需要以社会民主主义去匡正。我们下大决心组织中央代表团访问欧洲，是因为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和成功处。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必须汇聚到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我们既要向你们学习，取得经验。也希望在我们艰难的奋斗中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
我们从不否认，此行就是为要寻求支持。但是，代表团三成员都强调：“我们希望得到的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不是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固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具体工作全都需要物质和金钱去支撑，但我们决心节衣缩食，以自己的努力去解决。”
玛日策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状况。这显然是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关心的事项。
因全同志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状况和困难处境。他说：“我党在中国大陆之外建立了美东、美西、香港、台湾和日本党部。欧洲党部也在筹建之中。由于中国人由来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于中共政治特务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渗透和破坏，由于海外政治异议阵营中广泛存在着排斥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更由于我们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业余时间里从事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故中国社会民主党跟海外其他异议政治团体一样，其组织发展规模都极其有限。”
国凯同志补充说明中国社民党在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况。他说：“几年来，我们已通过种种途径在国内建立了许多秘密党部。但在中共对中国社民党组织不遗余力地破坏打击下，广州、深圳、福建等省市党部悉数遭到破坏，领导人被关押审讯。由于大多数被捕者最终没有判刑，所以我们在海外必须保持缄默，避免刺激中共对国内党员实行报复，使同志们遭受更严酷的迫害……直到最近我们才得知与我们中断联系3年多的一位党中央委员——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早于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并判处了10年徒刑！这使我们警觉到，还有许多近年来与海外总部突然之间就失去联络的国内秘密党部的领导人，很可能也像王小宁那样已被暗中抓捕判刑，甚至有可能死于一场“飞来横祸”，或者是一次永远无法破案的“意外事故”。现在我们谨向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你们对此给予关注和援助！”
国凯并对“人道主义援助”做了具体的说明。他说：“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主要希望得到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道义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宁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们希望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施加正义压力使王小宁早日得到释放。如果你们的党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而且是执政党，希望你们通过政府和党的两条途径施加影响。如果你们的党是执政党但没有与中共发生党的联系，或者你们的党不是执政党但与中共有党的联系，那么希望你们通过政府或党的某一条途径施加影响。如果你们的党既不是执政党，又与中共没有党的联系，那么也希望通过其他渠道对中共施加影响。”
对此，玛日策作了很明确的回应。他说：“我们愿意给你们道义上的支持。但这支持需要以具体的项目来体现。王小宁先生被判10年重刑就是一个具体项目。”他拿起那迭厚厚的中文材料说：“你们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简单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以使我们能够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来考虑怎样操作。”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代表团三成员都十分高兴！在轻松的气氛中，我们谈到今天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困难。周延风说：“我们一路打听，人们皆以法语回答，而且都说不知道。甚至找到警察局，连接待室里的警官都说：‘不知道’。的确令人感到意外！”国凯接上说：“但是对于寻找你们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困难，我们不但没有怨言，反而从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举世闻名的法国社会党总部竟然只是这样一幢普通的楼房，其所在地全然不为一般市民所知！这说明，在民主制度下政党和政府是完全分离的。而在中国，由于党政合一以及中国共产党铁定垄断的政治权力，使得它在各地的党部大楼都建得高大辉煌。每个城市的市民几乎没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和县委在哪儿的。”
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系迟到访问，玛日策是挤出时间同我们会见，4点半另有工作必须离去。中国社会民主党赠送给玛日策一本《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并希望法国社会党能组织力量将它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会见在十分亲切融洽的气氛中结束，宾主合影握别。
结论：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访问欧洲，虽有缺憾之处，如未能赴伦敦会见英国劳动党以及拜访“社会党国际”总部，但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它让社会民主主义发源和成功之地欧洲的兄弟党开始知道，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组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不再是一页空白！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行动起来，投入艰苦的奋斗历程。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汇聚到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之中。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欧洲这十多天里几近寻道取经似的颠簸奔走，体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绕的意志。这信念和意志必将迎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朝阳在东亚大地上升起。
三、筹备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时的国际联络工作：
早在06年圣诞节之前，中央联络部就向伦敦的社会党国际、瑞典社会民主党、英国劳动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及荷兰工人党等兄弟党发信，邀请他们派代表团或观察员前来洛杉矶参加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又多次电邮和电话联系。虽然由于时间仓促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不能派代表团或观察员前来，却先后给我党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
我们最先收到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事务主任Ann. Linde女士〈致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长周延风的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周延风先生：
我对贵党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非常感兴趣。
不巧的是——我们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全党代表大会也正好要在同一个周末召开！届时，我们将选举新的领导班子。这是一件大事情。所以，我们无法选派干部前往出席你们的盛会。
衷心祝愿贵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所有方面都取得最好的成就！
您真挚的
Ann. Linde
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事务主任
2007年2月14日“
第二封是英国工党国际事务主任Rachel. Cowburn女士〈就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邀请函的回复〉。信中写道：
“刘国凯主席、刘因全秘书长、周延风部长：
非常感谢你们邀请英国工党派代表团或观察员出席贵党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
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无法派代表团前往出席此次盛会。
顺对大会成功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Rachel. Cowburn
英国劳动党国际事务主任
2007年3月2日星期五
第三封是法国社会党国际部亚洲事务处长Pierre Thomas〈致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信中写道：
“亲爱的周先生：
首先，请接受我就未能尽早答复贵党友善地发给法国社会党的邀请函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不幸的是，我本人无法前往出席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
顺向全体代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Pierre. Thomas
法国社会党国际部亚洲事务处长
2007年3月 7日
第四封是荷兰工人党国际部主任Floris Beemster〈致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的贺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周先生：
非常感谢您发来的邀请荷兰工人党派代表出席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公函。
遗憾的是时间太紧蹙。更加遗憾的是去年贵党访欧代表团前来阿姆斯特丹时未能与你们会面。由于我们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以及时间的仓促，我们无法派出代表团或观察员出席贵党下周举行的盛会。但我们对贵党举办的活动以及会议产生的结果非常感兴趣并且希望能够得到有关此次会议的报告。
衷心祝愿大会取得最好的成果!
亲切致意，
Floris Beemster
荷兰工人党国际部主任
2007年3月8日”
在离开纽约赴洛杉矶开会的前一天，即15号星期四早上，本人再次给伦敦的社会党国际总部和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事务部打电话。两位秘书的回答都是：“十分抱歉！最近国际会议非常多，领导一直在外未归……衷心地祝愿你们的大会圆满成功”！虽然，由于规章制度，她俩不能擅自为我们书写回函。但是，通过在社会党国际总部和最老的社会民主党总部工作的普通党员的祝愿，也使我们看到了欧洲兄弟党广大党员对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友情和期望。尤其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消息是——社会党总部秘书告诉我：“我们已经接到瑞典社会民主党、荷兰工人党和法国社会党关于你们访问欧洲的报告，他们对你们的印象很好，评价和期望也很高”！
鲁迅说：“人最痛苦的是梦醒之后却发觉无路可走”！本人由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经历始“文革”后期的迷茫，陷入两千多年以来屈原等无数爱国忧民志士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挫折和痛苦，终于找到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获得了孔夫子所言“朝闻道，夕死足矣”之大幸运！
世人有目共睹的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所毅然投身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既有悠久的光荣历史，更有辉煌的现实成就！我坚信，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所为之奋斗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是人类理想世界的唯一道路和坚强保障。
“The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谢谢刘国凯主席和主持人刘因全秘书长！
谢谢在场的来宾们、同志们，
以及荧光屏前关注着我们事业的同志们、朋友们！
谢谢！
2007年3月17日（星期六）下午
于美国加利佛尼亚州洛杉矶市
蒙特利尔公园林肯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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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007 11:31:58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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