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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赤化，孙文的巨大作用及对未来的影响
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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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赤化，孙文的巨大作用及对未来的影响
曾节明
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是孙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它开启了中国赤祸之门，这是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亲西方自由派的共识，就连当代精诚宣传国民党的非建制派代表人物辛灏年先生，对此（孙文联俄容共是错误）也不敢否认。
但中国大陆有些异议人士，却和国民党建制派一道，连孙文联俄容共的错误也要洗白，刘忠良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刘忠良以1923年元月，孙文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联名在上海发表的《孙越宣言》为证据，证明孙文对中国的赤化没有责任，因为《宣言》中明确表示：越飞完全同意，共产组织和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
为了证明孙文对引进赤祸的无责，刘忠良还引用了孙文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原话：
“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刘忠良把这段话当作孙文对引进赤祸无责的证据。
但刘忠良却完全没考虑到：《孙越宣言》的条款，对苏俄并没有实际约束力，因为约束力是一种能力，而不止是一种愿望，苏俄的实力远远强于孙文及其国民党势力，孙文自然无法约束苏俄。因此，苏俄不赤化中国以及归还领土等承诺，都是虚的东西。
《孙越宣言》是联俄容共的基础，以此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孙文的国民党对中共敞开大门（这是以换取苏俄的援助条件），却是实实在在的：既然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同时中共却不让国民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这就形成了中共对国民党的单方面渗透——既便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表面上遵守了国民党的纪律，但你如何防止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内进行秘密的组织活动？根本无法防止。
因此孙文对马林的那段话，所谓“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是毫无约束力的空炮。
孙文对中共的训诫，就好比某人与一个惯偷达成了合作协议，允许这个贼住进自家，却把大门钥匙交到惯偷手中叮嘱说：“你入住我家可以，但千万不能偷东西，否则我必定驱逐你！”这能有用吗？
苏俄对孙文的承诺是虚的，而孙文敞开大门让共产党渗透国民党的承诺，是实实在在的——国民党容共之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渗透，孙文根本无法防止。
因此，刘忠良以《孙越宣言》以及孙文对马林的以上话语，作为证据，来证明孙文对引进赤祸无责，这种论证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不愿中国赤化顶多只是孙文的主观愿望，但孙文的所作所为，客观上造成了引进赤祸的巨大后果。
让数据来说话吧，让我们看看在国民党“联俄容共”之后，中共的发展势头有多快多猛：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12名代表与会，彼时中共在全国只有58名党员。
此后是中共独立发展阶段，到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时（孙文“联俄容共”前夕），经过两年的独立发展，虽经苏俄全力扶持，中共在全国也只有424名党员，增长十倍不到，且没有武装，更无地盘。
而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时，国民党在全国有2000多党员，与会代表120人（与会中共代表25人），且当时国民党拥有了钱粮大省广东地盘，以及广西、云南两省，广东是沿海大省、且毗邻港澳，国民党据此与苏俄联系，北洋政府无可奈何。
然而，正是从国民党“一大”（联俄容共正式实施）开始，中共借助国民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仅仅三年，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国民党“清党”前夕），中共全国党员猛增到5.7万人，疯涨了一百倍！而且也是借助对国民党的渗透，中共第一次拥有了数万人规模的武装，单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中共武装就有：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的第11军24师；聂荣臻策反的第4军25师；蔡廷锴的第11军第10师；朱德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和公安大队，总数达三万多人。（辛灏年《谁是新中国》）。
刘忠良等人硬说：有没有孙中山，苏俄一样赤化中国！但试问：若没有孙文的“联俄容共”，中共取得这么多军队可能吗？
如果没有孙文带领国民党“联俄容共”，苏俄要扶起一无地盘、二无武装，且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谈何容易？如果苏俄要扶持中共武装，在北洋军阀的地盘上搞武装暴动，必然因为损害到各路军阀的命根子，而招致各派军阀的通力围剿，而很难生存，大概率落得石达开第二的下场。
总之，苏俄不通过孙文国民党，而去直接扶持中共造反夺天下，事半功倍，难于登天。1921年建党后，中共独立发展两年，只收获全国四百多党员，丝毫未成气候，就反映了这种困难。
那么红军长征为什么能逃出西南升天？不是毛泽东真有天大的本事，而是因为蒋介石愚蠢地以追剿红军为借口，派出中央军企图夺取西南各路军阀的地盘，导致军阀争相放跑红军，以免中央军进入本省。
刘忠良等人说：中国赤祸能怪孙中山吗？吴佩孚与陈炯明照样与苏俄合作！
的确，在寻求孙文之前，苏俄曾经有意寻求与当时北洋军阀中军力最强的吴佩孚合作，而吴佩孚也一度亲苏，容许中共在其统治区组织工会。但在1922年8月，越飞致函吴佩孚，提议吴佩孚接纳中国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遭到了吴佩孚的拒绝。且吴佩孚很快因中共不断挑动工运，转而对中共采取镇压的态度。
苏俄继而寻求实力一度强于孙文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合作，与吴佩孚相仿，陈炯明也一度亲共，但仅限于“各取所需”，一度容许中共在自己的地盘合法存在，并且少量地任用中共党员，但坚决拒绝与共产党合作组织政府，且很快因中共煽动工农运动，而对共产党采取排斥态度。
至于冯玉祥，一是当时并没有后来（抗日期间）那样左倾，二是他在北洋军阀的争斗中并不很成功，他的实力和影响力并不如吴佩孚和陈炯明，因此当时苏俄并不看重他。
其实，苏俄最想与之合作的军阀，不是吴佩孚和陈炯明，而是军阀中实力最强、且地盘背靠苏俄的张作霖，但张作霖反共最坚决，称布尔什维克是“毒蛇猛兽”。。。正是因为各路军阀不愿与苏俄合作，苏俄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寻求与孙文的合作。
那么，孙文难道完全不知道“联俄容共”的恶果吗？我认为孙文对共产主义的弊端是有所认识的，不愿中国实行共产的心态是真诚的，但是他太轻敌、也太不择手段，未能洞察苏俄的赤化中国的祸心，同时他也太自负，觉得以自己的谋略，能够充分利用苏俄的力量，尽快统一中国，同时避免苏俄制度的弊端，殊不知：列宁和斯大林的谋略和手腕远在孙文之上。
孙文对赤祸敞开大门，也与晚年孙文思想左倾有关：他对共产极权的巨祸还是大为低估了，而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民生、节制资本的有益方法。
因此，无怪乎孙文“联俄容共”强烈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1924年国民党“一大”前夕，许多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强烈反对容共，孙文勃然大怒，对张继说：“如果我们连党都统一不起来，还谈什么统一国家！？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如果国民党员只服从对自己有利的指示，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维基百科.联俄容共》）
于是无人敢再争辩。
实事求是地说，孙文的“三民主义”是体系松散的拼凑，其中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是重合的，因为民权本身就包含了生存权，三民主义的灵魂在“民族主义”，但孙文却容许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完全以阶级学说来取代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是水火不容。因此孙文的“联俄容共”，本身就是对“三民主义”的最大背叛——“三民主义”的最大背叛者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
孙文的联俄容共，不仅开启了赤祸之门，而且造成了国民党巨大的思想混乱、组织混乱。。。若无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二十年代的“清党”和“反共”，国民党早已亡党，并非危言耸听。
孙文的联俄容共，还送给中共建政和统战的“法统”（合法性）来源。在今后继续对中国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只要不是政治白痴，都能看出，在习近平的“加速”领导下，中共政权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从为自己谋出路谋后路的角度出发，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必然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黄苏兄弟党国民党，也不相信亲西方派（包括中共党内的叶利钦和亲西方的公知异议人士），因此笔者估计在2029年前后，中共国很可能公开分裂为两块：以北京为中心的专政派北方地区，和以南京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政权，中共南方派系很有可能采取“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式，在保住专制的情况下，为自己解套。
曾节明 2024.2.13 凌晨无风微寒夜
附：《孙越宣言》原文：
一，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
（孙逸仙、越飞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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