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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五四运动 苏俄操纵中国走向的首秀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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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苏俄操纵中国走向的首秀
1918年秋，俄共在哈尔滨的地下组织派出海参崴出生的柏烈伟（S.A.Polevory，又译鲍立维、鲍立温、布鲁威、百禄威、波列伏依）到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与刚刚来到北大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联络，将李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在华最早的党员。
苏共没有安排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这一方面是因为，苏共已经在中国率先发动了所谓反帝运动，派李大钊领导着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苏共要淡化中国反帝运动背后的苏俄操纵色彩。
两天后，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认可日本接收德国原在山东权利的消息传到国内。李大钊和布尔特曼指挥北京的学生组织在5月3日晚召开了开展反帝运动的会议，否决了多数学生的和平举行示威、守法游行的主张，要求采取暴力行动，操纵学生们制定了暴力殴打或杀害外交官的计划，安排骨干准备了汽油、火柴等放火的工具；收集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政府文官的照片。[25]
胡适只知道五四运动闹出了乱子，但不可能知道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直到二十一世纪人们才知道，五四运动不是中国国民自主的运动，而是苏俄操纵的运动，五四运动的诉求不是民主，而是暴力，它是苏俄操纵中国走向的首秀。“五四运动总司令”李大钊在运动一年多前就开始接受苏俄的指示和金钱。
五四运动是苏俄东方反帝战略的一部分，即李大钊所说的“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它的意义是苏俄向中国输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它标志一个重要的分界。从日本人1897年决定扶植孙中山开始到一战结束，日本的影响力主导着中国的走向；五四运动是苏俄主导中国走向时代的开始。
陈宪辉
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理论，决定组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派人到匈牙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发动欧洲革命及到亚洲各国建立共产党。根据列宁的决定，俄共在海参崴的地下组织开始在中国物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人，其中一个发展对象是李大钊。李几年前赴日本短期学习，在那里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发表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一系列文章，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此被俄共确定为了发展对象。1918年秋，俄共在哈尔滨的地下组织派出海参崴出生的柏烈伟（S.A.Polevory，又译鲍立维、鲍立温、布鲁威、百禄威、波列伏依）到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与刚刚来到北大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联络，将李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在华最早的党员。“李大钊与柏烈伟来往密切，柏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18] 苏共革命依靠的是德国巨额金钱，向中国输出革命不是靠小册子，也是靠巨额金钱。当时，中东铁路当局虽未被苏俄接管，但中东铁路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掌握着铁路的部分资金。哈尔滨俄共奉命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和资金输送渠道。当年孙中山因得日本金钱扶植而能量巨大，如今李大钊因有苏俄的革命经费扶植也能量巨大，一呼百应，组建了众多的革命团体，创办众多的革命刊物，包括 “少年中国学会”、 “学生救国会”、“国民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避免当局的注意，研究会以马尔格斯研究会为名，使当局误以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工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北大教职员会、俄国灾荒赈济会、新知书社、新潮社、《少年中国》月刊、《国民》杂志、《新潮》月刊等等。[19]
1918年11月，全国学校放假三天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了演讲大会。蔡元培、胡适等社会名流在演讲中赞协约国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赞美国为主持正义、打败强权作出了贡献，唯李大钊称“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而应为俄国的革命胜利欢呼。”[20] 这里，李是站在苏俄“世界革命”的立场宣传苏俄“小册子”中的列宁理论，而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会后，北京各校学生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北大学生提灯游行到段祺瑞宅前表示祝贺，陈独秀撰文赞颂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公理战胜强权例证”。[21] 而李大钊撰文称：“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22]
这时的李大钊不仅仅是发表演说的学者，还是执行列宁“开展反帝运动”、“直接行动”指示的指挥官。他召集北大激进学生成立了北大学生会和学生南下宣传团，发经费资助学生们赴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以“救国会”的名义发展组织，采取行动反对巴黎和会。“学生救国会”的名称和李大钊手中的革命经费对青年学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通过苏俄金钱的召唤，李大钊迅速建立起了以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刘仁静、张申府，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的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的张闻天，上海的邵力子，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为骨干的全国网络，为发动全国运动作好了准备。同时，李大钊组织成立了“平民教育团”，派邓中夏等人率北大学生组织进工厂、上街头，以平民教育之名在各地开展起了苏俄策动的所谓反帝运动。
1919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战后“建立世界和平纲领”的和会在巴黎开幕。英、美、法、意、日五国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长组成的十人委员会主导着大会。中国代表团由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军政府代表王正廷。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赴法前向民众承诺的收回德、奥在华权益，取消领事裁判权、列强在华租界等要求。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次和会主要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不属于本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对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主张，日本代表称中国的要求涉及1915年5月的中日新约（《二十一条》）和1918年9月的《中日换文》，《中日新约》可因中国参战而作废，但《中日换文》则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署，应属有效。
《中日换文》是北京政府为取得“西原借款”与日本签定的密约，其中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的条文。国人不知道政府曾与日本签署了这一密约，中国代表的顾维钧也不知道，但英、法政府代表知道。因为英、法为争取日本参战与日本密约，承诺支持日本接管所有德国在山东利益。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一直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利益的立场。威尔逊倡议和会时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体现着美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贯政策。在日本出示中日1918年《中日换文》后，他询问中国代表说，1915年的中日新约是日本以最后通牒胁迫签订，而在1918年9月大战即将结束，日本不可能再压迫之时何以中国仍以密约形式“欣然同意”。中国代表团无言以对，威尔逊建议由英、美、法、意、日五国组成的国际联盟暂时托管德国在华权利，以备归还中国。无奈之下，中国代表团同意了威尔逊的建议。日本拒绝由五国托管德国在山东权利的提议，并以退出和会要挟。
应对苏俄组织共产国际，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于筹组旨在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为不使和会破裂，达到成立国际联盟目的，威尔逊总统在海上自由原则上对英国做出让步（他的“十四点原则”中的海上自由原则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在德国在山东利益问题上对日本作出了让步，以换取英、日支持建立国际联盟。4月30日，英、美、法三国最高会议同意了在对德和约内订明将德国在山东租借地、铁路、矿产等转让予日本的要求。
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在从法国密电北京政府，陈述了代表团倾向接受和约的如下考虑：
1、对德关系：《凡尔赛和约》草案中毕竟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例如其中的第120条、第129条、第131条、第132条、第133条、第134条、第八章第一附件等款项，废除了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了中国须向德国支付的辛丑赔款，要求德国归还在庚子战争中掠走的天文仪器，归还山东以外的租界地，赔偿一战期间给中国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如果中国拒绝签署协约国共同对德《凡尔赛和约》，那么中、德在法律上仍将被视为处于战争状态，中德两国需要依照国际惯例另立新约，而中国对于与德国直接订约到底能否获得《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权益并无把握。
2、对日关系：尽管《凡尔赛和约》草案将德国原在山东所取得的权利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但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让日本声明嗣后由中日两国另行磋商，由中国收回政治权利，这一点比较中日1915年订立的《民四条约》以及1918年订立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还是有所修正。即便中国拒绝接受山东条款，中日之间的既成事实并不会因此发生变更。在中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使日军撤出山东，直接收回以前德国在山东取得的各项权利的情况下，日本不但可以单方面依据《凡尔赛和约》继续享受它在山东已经实际取得的权利，而且还可以借口中国不接受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推翻它在最高会议上所作的各种承诺，那样，中国将有可能连收回政治权利的希望也落空。
3、对英、法、美关系：英、法、美毕竟在远东与日本存在着利益冲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只有借助英、法、美对日本的牵制才有实现的可能。既然日本已在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将山东政治权利交给中国的声明，而且英国外交大臣复函中国时又留下了文字证据，因此中国签署《凡尔赛和约》后，倘若日本食言，不履行最高会议决定，英、法、美三国也不可能坐视不管。但如果中国拒绝承认上述三国在和会上作出的决定，以后再要求三国出面干预，它们就有可能因为与中国感情不洽而找种种理由袖手旁观。
4、与国联的关系：《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际联盟盟约》。如果中国不接受《凡尔赛和约》，那中国加入国际联盟就不能以《凡尔赛和约》作为法律依据，中国成为国联成员的机会就要大为减少。倘若中国不能加入国联，中国的外交就要陷于孤立，国联给予成员国的各项权益，中国就没有资格享有，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必将受到损害。
5、舆论未必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虽然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都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表示不满，但是舆论不一定能主导国际局势，国际事务的最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国家实力。
6、国际社会的外交压力。[23]
北洋政府接受了陆的意见，倾向于签署《凡尔赛和约》。
巴黎和会期间，列宁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宣布要在世界各国都建立共产党。俄共从35国选定的54名建立共产党联络人参加了大会。俄共在其制定的《第三国际组织法》中规定：“此新国际劳动者联合会之成立，所以组织各国无产者之共同行动，其目的则在推翻资本主义，设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组织国际的苏维埃共和国，以扫除阶级而实现社会主义，此为共产社会之第一步”（第一条），“凡属于共产国际之党，应名曰某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第二条）”[24] 俄共在《新共产党宣言》说：“现在我们国际共产党就是要推翻以前的秩序，实行新社会党的新秩序。我们谨盼各国男女，同会于现在得遇第一次胜利的共产党旗下”。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分赴各国建立共产党。其中，共产国际派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员纳乌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Hюм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ртма）从哈尔滨来到天津，与李大钊一起策划了中国的反帝运动，并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支部事宜。1919年来华的苏俄军官缪勒尔回忆说：“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曼特已经与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苏共没有安排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这一方面是因为，苏共已经在中国率先发动了所谓反帝运动，派李大钊领导着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苏共要淡化中国反帝运动背后的苏俄操纵色彩。
与布尔特曼密谋后，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一文。李大钊在5月1日发表该文并非偶然。这一天是共产党始祖——光照帮的成立纪念日。光照帮将这一天规定为行动日子。根据这一帮规，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决定5月1日在中国“直接行动”，启动中国“反帝运动”。两天后，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最高会议认可日本接收德国原在山东权利的消息传到国内。李大钊和布尔特曼指挥北京的学生组织在5月3日晚召开了开展反帝运动的会议，否决了多数学生的和平举行示威、守法游行的主张，要求采取暴力行动，操纵学生们制定了暴力殴打或杀害外交官的计划，安排骨干准备了汽油、火柴等放火的工具；收集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政府文官的照片。[25]
5月4日，北京学生组织按照李、布部署，召集十三所大学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帝运动”大会，随后举着“保我主权”、“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标语牌和旗帜，先赴使馆区，向英、法请愿，然后按计划奔向曹汝霖私宅赵家楼，砸开门窗，将曹家砸烂，再放火将中西合璧三大院五十多间房的赵家楼焚毁，将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来砖砸围殴至浑身是血，伤数十处。警方遵行政府“文明对待学生”的命令，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对学生们打砸烧暴行保持克制，只是将其中三十多名学生逮捕。
5月5日，李大钊指挥学生组织在北京各高校开始了罢课。北大学生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学生领袖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反对暴行，宣布退出学生运动。傅斯年直指北大学生行径如拳匪，建议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首创“五四运动”说法的罗家伦后来反省说：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罢课运动中，胡适劝学生复课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5月6日，大总统徐世昌在各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舆论压力下下令释放被捕学生。被捕学生在爆竹、军乐和欢呼声中返回校园，成了英雄。民国政府再退一步，派代表到北大向被捕的学生道歉，但颁令禁止学生干政，声明政府不可能按学生的要求处理外交。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是全国示威运动的指挥中心，各地学生代表穿梭来此接受指令。李大钊向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工人团体南北发出指令，要求将运动扩大，派黄日葵、许德珩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合学生运动；派邓中夏先到长沙再到上海。[26] 在李的指挥下，北京的学生罢课请愿运动持续，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听命于李的各地学生代表在市民中散布“日本人在水中下毒”谣言，发动仇日罢工罢市运动。在李的指挥下，学生们以反帝名义对二关门的商家实施打砸抢，逼迫手段包括将纸包大便扔到尚未关门的店铺内。商人为了自保被迫加入罢市。5月18日，李大钊发表了《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一文，指政府卖国，号召推翻军阀统治，“我们的目标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27] 5月21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2000余人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与日本的军事协定。6月3日，李大钊指挥北京学生散发了自己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这一完全没有征求北京民意的宣言威胁政府说，若不“从市民之希望”，工农群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鼓动之下，示威请愿升级，北京城陷入混乱，政府逮捕了数百闹事学生以维持秩序。李大钊的指挥部不仅指挥着北京的学生运动，还指挥着上海、天津、杭州、武汉、九江、济南、芜湖等地的工人罢工和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各地政府惊呼“二次义和团已经发生”。
6月8日，北京政府在全国示威运动的压力下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被学生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撤职，自己也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参、众两院议长登门将徐的辞呈退回。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各地报刊挽留徐世昌的电文铺天盖地，因为各界清楚，徐大总统在内外应对中无可指摘。徐世昌接受各界挽留，同意留任。6月13日，政府总理钱也提出辞职。
6月28日，陆征祥从巴黎发回电文，其中写道：
（1）“大总统钧鉴：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祥、廷、钧、组。二十八日。
（2）分送唐少川、朱桂莘两议和代表鉴，并请转全国务团体、各报馆鉴：吾国对于德约仅争保留山东三条，乃直至今日，穷尽方法，卒归无效。祥等因此次和会当谋世界永久和平，论是非不论强弱，故不畏强御，提此主张。不幸事势中变，难遂所期；然吾国仍不能迁就，致成自杀。祥等已拒绝签字。惟外势迫切如此，吾国若再长此鹬蚌相持，则亡将无日，此不绝如缕之国命，今即悬诸上海会议。当此创巨痛深之下，谨痛哭陈词，一致呼吁，务求双方牺牲，从速解决一切纠纷，而一以维持国本为前提，庶几种种问题无难立决。全国一致对外，卧薪尝胆以救危亡，否则国将不存，争于何有?临电怆痛，诸希明察。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胡维德、孔祥柯、许宗汉、郭秉文、徐谦、汪兆铭等。俭(二十八日)。印。”[28]
北京政府同意了陆总长的意见，授权陆部长相机处理。中国代表团决定拒绝签署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7月22日，李大钊指挥学生联合会宣布停止学潮，历时两个多月的五四运动结束。
五四运动结束后，北京的报刊掀起了一场关于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暴打章宗祥事件涉及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辩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各界舆论袒护学生侵入私宅、砸烧住房、打人致伤的暴行，称学生行动出于爱国，政府和法律应该服从爱国的口号，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反对暴行。其中，北大讲师梁漱溟指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30] 他预见到，打着目标正确的旗号随意施暴将带来灾难。然而，梁漱溟等人法治呼声和胡适希望学生回到学校，作一点一滴改良的呼声被激进革命口号和爱国口号淹没。
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续推出鼓吹苏俄革命、“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针对李大钊鼓吹外来主义为解决中国问题灵丹妙药的宣传，胡适撰文回应，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李鼓吹在中国推行苏俄的共产主义写道：“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抨击胡适的和平渐进的改良主张，称问题与主义密切不可分，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靠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能搞阶级调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宣传赢得了大多数学生的拥护，“新文化运动” 就此烟消云散。学联停止学潮后，李大钊又领导了一场维持半年之久的宣传共产革命和苏俄的热潮，为学生暴行，为“平民征服政府”叫好。
胡适只知道五四运动闹出了乱子，但不可能知道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直到二十一世纪人们才知道，五四运动不是中国国民自主的运动，而是苏俄操纵的运动，五四运动的诉求不是民主，而是暴力，它是苏俄操纵中国走向的首秀。“五四运动总司令”李大钊在运动一年多前就开始接受苏俄的指示和金钱。五四运动期间，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举行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成立了旨在“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即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和寻找代理人秘密特务组织——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和专门负责向中国等东方俄国输出革命的共产国际东方局。在威尔逊总统致力建立扼制共产革命蔓延的国际联盟时，列宁针锋相对，制定了建立共产国际，开展世界革命和世界反帝运动的战略。执行列宁的战略部署，共产国代表布尔特曼到天津与李大钊密谋了开展全国性反帝运动的计划，然后二人一起在北京号令全国，发动和领导了五四运动。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以全体北京市民的名义发表《北京市民宣言》，要求解散政府，由市民掌权；呼吁民众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鼓吹 “直接行动”加“牺牲精神”，“对於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29] 这两位全国运动的总司令一面代表着恐怖主义，鼓动学生放火甚至杀人，颠覆政府，一面也代表苏俄引入中国的反帝运动，他们散布的民族自决说法和“日人置毒”谣言的策划来自苏俄，全国各地铺天盖地的市民团体通电，声明的背后也是苏俄金钱的推动。毛泽东后来称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实，李并非总司令，而是苏俄的传令兵。五四运动的幕后总司令是共产国际，是列宁。参与指挥五四运动的不光有布尔特曼，还有运动期间在中国活动的柏烈伟（鲍立维、布鲁威、百禄威）、伊万诺夫（伊文、伊法尔）、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荷荷诺夫金（霍乐勤）、阿加廖夫（在上海活动，联络李汉俊、吕运亨（1885－1947）办俄中双语《劳动》杂志）、缪勒尔（苏俄军官，1919年初来华）等等二十多位共产国际间谍、特务活动于中国各地，收买各阶层精英，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进行着准备，[31] 是他们在幕后操纵着五四运动，将运动从一伙北京学生的示威扩大为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推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将矛头指向威尔逊总统倡议成立的国际联盟。苏俄操纵的五四运动的真正目标并非中国的山东主权，而是向中国输出革命和开展世界反帝运动。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学术研究组织，而是苏俄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筹备组织。五四运动后不久，苏俄派员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骨干们基本全体变身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
与同盟会靠日本金钱成事、布尔什维克党靠德国金钱成事一样，李大钊、布尔特曼因有苏俄的金钱而建立起能够号令全国的舆论网络和组织网络，能在全国众多城市发动起全国性运动。运动中，李大钊派学生骨干去各地联络青帮组织举行罢工，其中包括派张国焘等人赴上海联络青帮领袖李凤池，发动了“六三同盟罢工”。[32] 五四运动后，苏俄加大力度向中国投入革命经费，使宣传革命期刊在一年中猛增至四百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一年中，苏俄资助的社团如雨后春笋，遍布全中国，数量猛增至近四百个。其中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等。中共后来称五四运动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这些说法没有错。五四运动是苏俄东方反帝战略的一部分，即李大钊所说的“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它的意义是苏俄向中国输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它标志一个重要的分界。从日本人1897年决定扶植孙中山开始到一战结束，日本的影响力主导着中国的走向；五四运动是苏俄主导中国走向时代的开始。
苏俄属性之外，五四运动还具有暴民属性。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北京政府在弱国外交中尽了全力，无可指摘。当时，中国政府在签不签和约的问题上处于两难困境。外交总长陆征祥所指出，和约中德国放弃辛丑条约所得权利，交还天津、汉口租界等项条款对中国有利，倘不签字，中国既无力收回日据山东租界，又不能加入国际联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且将来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时反可能招致日本进一步的侵略，对中国更不利；拒签和约虽能显示中国走向自主外交，照顾国人情绪，但无助收回山东权益。胡适指出：五四学生运动并没有帮助中国取得什么外交成果，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和约》无助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应当明白，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屈辱地位是国家长期贫弱内乱，外强颠覆中国政府所致，并非北洋政府及其外交对策所致。但是，青年们很容易接受反帝运动口号的煽动，不由分说给政府扣上卖国的帽子，又打又烧。这是深植国人心中的暴民倾向发挥着作用。学生们的暴行无助于收回山东权益，与爱国无关，与当年的拳匪无异。从义和团运动到五四运动，国人树立了打外交官、杀外交官以表现爱国的传统。反对暴行，在暴行后退出运动的傅斯年、罗家纶等人不代表五四精神。李大钊及殴打外交官、放火烧民宅的学生们才代表着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是共产革命精神和中国暴民精神的混合，说到底它们是一回事。
与五四精神相对立是北洋时代的精神和北洋政府。在北洋时代，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垄断，不同势力自由竞争，民众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人们可以大胆地否定偶像、批判传统，鲁迅可以将国家形容为“黑暗的铁屋子”，青年毛泽东可以鼓吹分裂说：“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参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33] 在那个时代，政府宽容到了极点，学生放火，打人后获释，政府还派人到学校道歉，依学生的要求惩办被指为卖国的官员。北洋时代精神就是自由与宽容的精神。这一精神的代表是批评学生暴行的胡适、傅斯年、罗家纶和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理性地看待政府外交，和平地提出主张，反对暴行。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代表着宽容和理性，在五四运动后的十年中代表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代表着中国对苏俄帝国主义的抗争。
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蒋梦麟在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胡适和蒋梦麟提醒学生，最不可少的精神之一是在团体生活中，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针对五四运动中的激进行动，胡适提醒青年们：对社会制度的思考，要以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参照系，以批判的态度深刻地进行民族自省。他主张学生们应注重切切实实，一步一步的改革，不应动不动就要推倒一切，他反对煽动学生以罢课的形式去参与政治。对于新文化运动伙伴转向指挥暴行，胡适后来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表达忧虑说：“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尽管《凡尔赛和约》让中国受到屈辱，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取得的外交成就不容忽视。通过参加和会，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作为战胜国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随后还加入了国联，代表顾维钧成为国联宪章委员会十五委员之一，代表王宠惠成为国际法院法官。与十九年前清廷对全世界宣战举动相比，中国在外交上的进步不可谓不大。
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路上，美国总统威尔逊说，美国是在和会上唯一没有利益的国家，美国没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要求。威氏此言是事实。美国对其它国家，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长期出面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动员中国参战时，美国国务卿蓝辛和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多次发表谈话宣传参战“将有助于保证中国政治的和领土的完整”，美、英、法等国驻华公都曾表示参战后将改变中国国际地位。这使得国人对和会抱有极大期望。和会同意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抗议运动，视美国为救星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转而响应苏俄“反帝国主义”号召，结果，威尔逊总统不惜代价建立国联的举措未能扼制共产主义蔓延，反而助推了苏俄向中国输入共产革命。威尔逊对英、日妥协的决定受到国内共和党人的猛烈批评，曾向中国承诺参战有助于收回山东权益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愤而辞职，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主持达成的，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的《凡尔赛和约》。威尔逊总统对日妥协的政策成了美国民主党人在次年大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宣传五四运动的史家们称帝国主义在和会上瓜分中国领土主权并非事实。美国没有背弃动员中国参战时的承诺。新总统哈定上台后宣布美国不参加前任威尔逊总统倡议成立的国际联盟，也不加入《凡尔赛和约》体系，并倡议在华盛顿召开有美、英、日、法、意、中、荷、比和葡萄牙等九国举行远东太平洋问题的会议，其中一项要求是纠正美国在中国山东问题上违反承诺对日本妥协的错误。为阻止将山东问题纳入华盛顿会议的议题，日本向中国提出略作让步的《青岛节略九条》（《山东善后处置大纲》），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华盛顿会议主持公道，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1921年11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九国会议（太平洋会议），在会上向日本施压，迫日本与中国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帮助中国收回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于这一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中国代表顾维钧指出：“在任何外交谈判中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如愿以偿，这次与日本谈判，中国所获已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事实证明，莫理循在大战之初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参战有利提高中国的际地位、有利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建议正确，美国国务卿蓝辛和驻华公使芮恩施关于参战有助于维护国领土完整的谈话也没有错。
李大钊为首的俄党宣称五四精神是反帝爱国精神。反帝说是苏俄编造出来欺骗中国人的说法。它声称，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中国灾难的原因。革命要打倒以美英为代表帝国主义。事实上，中国最大的领土主权威胁来自俄国。若无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满蒙、华北早已被俄国吞并。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致力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同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劳工大会）。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工会及无政府党代表黄凌霜及中国各界代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瞿秋白、刘少奇、彭述之、王荩美等30多人，以及日本（片山潜）、韩国（金奎植）、印度（鲁易）、蒙古、爪哇等国代表。大会回避美国为中国收回山东的主权作出的巨大贡献，回避苏俄霸占中东铁路地区拒不交还中国的事实，要求东方各国服从莫斯科指挥，开展所谓反帝运动。共产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共与“非无产阶级之革命党”联合以对抗帝国主义者，批评中国和朝鲜把美国当成亚洲解放者是错误倾向，要求亚洲各国成为反帝，即反对英美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先锋。在大会召开之时，苏俄外长齐切林（C．V．Chicherin）通知英美法日等国，要求华盛顿会议不得讨论满洲中东铁路问题，表达了苏俄继承沙俄在华权益，要求霸占满蒙的立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政府代表们清楚，苏俄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领土主权的最大威胁。而参加远东劳工会议的代表们则接受苏俄的革命经费，听从苏俄的指挥，开展矛头针对帮助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反帝运动。列宁提出反帝说时，苏维埃政权尚在生存危机中，还没有机会继承沙俄的在华权益。到了华盛顿会议时，苏俄在政权巩固，势力达到远东后立即继承沙俄的对华野心，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压迫。历史证明，不仅苏俄幕后操纵的所谓五四运动不是真正为了中国的利益，其后几十年的反帝运动全都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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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被撤职的曹汝霖后来回忆道：“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34] 曹先生所说的“三人成虎，世不加察，恶性宣传，俨如铁案”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特点，也是此后百年革命宣传和革命党史书的特点。革命党史书中的革命运动、爱国运动基本都如五四运动一样，以爱国口号煽动国人颠覆政府，制造暴行，运动背后都是外国势力的金钱、军火操控。从义和团烧教堂、烧翰林院，五四运动烧赵家楼，到农会的烧杀，到红卫兵烧杀，一脉相承。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时，一群前北大学生发起了重走五四之路的活动，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显示中国的暴民土壤深厚，火烧赵家楼，欧打外交官那样的暴行还会重演。
禁闻网责任编辑：刘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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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019 12:44:58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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