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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论
张三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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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论
张三一言
在政论和人物评价，特别是政治人物时，我们经常会碰到指某个人物是魔鬼的争论，而这争论又往往涉及良心道德的争论。以下就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
在时评、政论、评价历史人物时经常出现"坏人"、"恶魔"等概念（下统称恶魔）。这些概念不出于法律裁决；法律判定有罪者中固有恶魔，但也有不少是正义者、英雄。我们说的恶魔大体上是以道德和人性为根据作出的评价。这种评价主观和随意性很强；因而流于粗糙；且引起很多得不到结论的争论。为了精确一些，以下集中讨政治上的恶魔，并放在政治行为中考察。
在宗教上，可以指某一人或神仙鬼怪"本来就是恶魔"；说毛泽东希特勒"本来就是恶魔"随意性、主观性强了一些，因为人间并不存在"本来就是恶魔"。如果毛得到更好的教育成为诗人、希特勒作为画家，他们都不从事政治活动不掌权，他们就无从作恶，作不了恶魔；又或者他们迟生一个世纪，也就比较难成为恶魔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只要坐上毛之位也极可能成为如毛之恶魔。所以， 在人间现实政治社会中，不应该有 "本来就是恶魔"，恶魔只能在他的具体恶行中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评定。
[一 ] 、政权中人多恶魔是源于"政权是不遵从道德的"。
政治或其他任何领域的一些人物之所以会成为恶魔，其必要条件是违背常人认同的良心、道德（下略称道德）。
常人行事无例外地受制于道德，政府行事也应该遵守道德，但 是，它是可以不遵从道德的。政治人，尤其是掌权政治人之所以往往变成恶魔，是源于政权不遵从道德。
政权不守道德的根据。
根据一，政权不守道德是权力本性决定的。
权力本性有两点：一是自我扩张，二是趋向腐败。扩权和腐败可能是违背道德的。不择手段过度扩权和腐败必然破坏道德，起码会"不得不"破坏道德。这种权力本性并不是专制权力所特有，而是包括民选授权产生的权力在内的所有权力的共性。
因此，政权的内在逻辑是留恶汰善。它需要的是一些敢于不择手段破坏道德以达到自我扩张和腐败目的的人。政权的内在功能是把权力世界里面不坏的人变成坏人，把恶人变成更恶的人。这就是古今中外最恶最坏的人，破坏最大的人多数是"政治人"的理由所在。
根据二，政权是不遵从道德的是因为"必须"。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杀人是违犯道德的，但是，无可否认，政府对外战争或在国内反抗入侵者，或平息武装叛变者等都是杀人──不遵守道德。可是，这种必要性极之明显的。
即使是对内，对自己的人民（选民），有时也有必要不遵守道德。政府对自己的某些规划、运作、掌握的讯息必须保密，就不得不"不守道德"──不说实话，有时还必须说假话。为了结束战争，或其他非做不可的事，编造一些藉口或谎言，可以不可以？
一般地说，权力在这样情况下，并不会造成权力恶魔。但是，在这些"必须"的理据下，做尽扩权和腐败的事，特别是谋取个人利益的坏事恶事（例如主席书记贪污受贿、抢田掠地、用公帑睡密书、包二奶…甚至只是生痔疮等事都列为国家机密，以便可以行恶无阻）。政治恶魔就从这里出来了。
一般地说，政治权力者在违背意愿"不得不"违背道德而行恶，不会变成恶魔；为了达到扩权和腐败欲望而主动行恶者多数是恶魔。
[二 ] 、为什么常人不可不守道德，政权可以不守道德呢？
理由一，常人（个人）不守道德，不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所以没有必要允许和接受常人（个人）不守道德。相反，倘若个人可以不守道德，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必定会垮台。
上面说过了，政权本性是自我扩张和趋向腐败。它与道德本不相容。但是，尽管如此，权力（尤其是政权）还是人们所必需，因为要用它来维护社会秩序；没有权力，人际关系就瘫痪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都不可能。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只好容忍和接受政权不守道德。
理由二，政权可以不守道德，常人必须守道德之所以会成为事实，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常人是众多的，政权是唯一的；因此，政权不守道德成为可能。
基于这些理由，人们只好无奈地接受和容忍政权可以不守道德，常人必须守道德这个不如人意的残酷事实。就是说，人们不得不接受产生坏人恶魔的温床，不得不接受坏人恶魔的残害──这就是政治、政权的本质的一个方面。
不管人们同意不同意，政权可以不守道德，常人必须守道德是人们不可改变的事实。
[三 ]、 政治恶魔量度尺标
政治恶魔指的是掌握政治权力者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出来对权力占有的欲望和实际占有的度和量，对他人权利掠夺的度和量，以及造成恶果的度和量等因素来确定。这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尺标，就是权力扩权腐败行为的对像是平民百姓还是权力者对权力者。前者必定是恶行，严重者就是恶魔；后者两可。例如目前中国大陆的圈田掠地恶行，铁定是恶魔（党官财阀结合）所为。以平民百姓为屠杀对象的恐怖活动肯定是恶魔的恶行。从实质正义谈，布殊行为打杀对像是恶魔萨达姆，并把伤及平民减到最低，这是不是恶魔恶行？专制独裁者都说是恶魔恶行，认同专制或者基于宗教情绪的平民百姓也如是说。一般平民百姓多按照如上提出的尺标看，说不。也有平民百姓从程式正义角度看，说是恶行，但不会说是恶魔。
这些度和量是在政治权力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事实，很多可以统计量化的，或者可以评比推断的。这样探讨政治恶魔，一般可能得到比较切实的结论。
[四 ] 、民主政权恶魔之所以难于炼成恶魔的原因：文明政权建设的中心是"限权"
权力者一般都是理性的，他们会计算成本效益。在专制制度下，当恶魔成本低收益大时，必然热衷于行恶当恶魔。请看毛泽东打刘少奇、邓小平开坦克车、今天在大陆圈田掠地的成本和收益如何？──我这里说的收益是指"权力收益"，理性是眼前理性。在无本万利或一本万利情况下，请问，有什么理由不行恶当恶魔？民主制度则相反，你权力者想非法扩权和腐败，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收益无保障，弄不好可以彻底输光。但是，权力和腐败的诱惑力是极大的，所以，民选权力者作恶的事亦不在少数。不过，相对而言，民主制度比专制度的权力者还是大大地少作恶，恶魔也极少。
文明政权建设的中心是"限权"。限制和消解权力选恶汰善作用。
政治权力可以不守道德，是生产恶魔的沃土，是残害人的根源，但是人类不得不接受它。人们几千年来都竭力寻求消解或灭轻政治权力对人民的残害之法。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历史记载的是：盼明君盼青天；西方则有人从另一角度走另一条路：限制政治权力。这一条路发展成为今天的政治文明：限权→限政→宪政。
人类文明中，最有"益民"价值的是现代治政文明──民主政治制度。现代治政文明的精髓就是"驯服统治者"。古今中外所有"权力制度"中，只有"民主权力制度"把权力者的扩权和腐败欲望压到最低、把其违背道德行恶减到最少，即是说民主制度才能驯服政治权力这只野兽，所以，在民主制度下出现的恶魔比任何其他专制制度要少得不成比例。
何以如此？其理可作如下说明。
其一，民主制度中的定期选举犹如定期进行权力革命，把意欲"选恶汰善"的权力者选掉。因为专制统治者是凭实力上台的，上台后是家传或党授当权；实质上是"自选"掌权。权力是他（家、党）"私有"，在这样的条件，权力者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进行扩权和腐败，选择可以为了权力和腐而违反道德不择手段行恶者，汰掉不愿从恶之善者。或者把善者改造培养成为恶者，把恶者改变得更恶。
民主制度下，谁上台的权力不在"权力者"而在民；或者说民是最终权力决定者，权力者失去了专制制度"自选"的权力，变成了被选者。你是恶魔就不选你；或者误选了你这个恶魔，可以定期或提前把你选下去；不管你是恶魔，还是想当恶魔，在你还没有来得及行恶之时，人们就把你选下去了。恶魔或准恶魔没有了行恶的机会，也就形不成为恶魔了。
由民主制度抑制权力恶魔的功能，我们可以推导出：虽则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手段，或者其固有功能，或者其目的都不是为了"良心道德"，但是，因为它抑制了权力的扩张和腐败，实质上也是抑制了违背良心道德的恶行，为张扬道德创下了良好的条件。民主社会人民的公德私德都优于专制制度，特别是共产党极权制度就是事实证明。
[五 ] 、关于恶魔与道德关系的某些观点评析
有一种很奇怪的说法：当人们对统治恶魔进行道德批判时，有人提出：不能要求用另一套高于常人的专门道德标准去要求统治者。其实，人们在对恶魔进行道德批判时，用的是常人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例如，不为了一己一党私利、不为了扩权腐败劫财杀人。如果要求统治者不扩权腐败劫财杀人也视作"用另一套高于常人的专门道德标准去要求统治者"，人间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说了。
还有另一种很奇怪也是常见到见怪不怪的说法：“人们经常为自己的纯洁道德感骄傲，高举道德、人性的旗帜，把一个人打成十恶不赦的恶魔。例如人们一旦把毛泽东视作恶魔，就会视其一切行为都是别有用心，都是存心不良。”更奇怪的是由此得出结论：“这样批判毛泽东，不但 无法消除恶魔，相反只能制造恶魔。”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因为先有诸如毛泽东等的恶行并累积足够资格成为恶魔，然后才引发人们用道德批判毛泽东们；而不是相反，像这个观点那样，先有人们"为自己的纯洁道德感骄傲，高举道德、人性的旗帜"批判毛泽东，然后本来不是恶魔的毛泽东被道德批判者批成恶魔。这种把时序和因果倒置的思想方法是常见的。这种思想方法没有说服力。
从某一角度看，争取自由民主的实质就是争取回归道德良心。无权的民众争取自由民主面对着握有国家机器的强大专制权力者，仍然显出优势和力量，这是为什么？原因是民众方面的软力量远比专制权力者的大。这个民众的软力量就是道德和道理！道德是反对专制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也是人们的权利，而且还是用得很合理的权利（省称道德批判）。要求争取自由民主者放弃道德和放弃使用道德批判，无疑是取消自由民主方面的软力量，让自由民主方面成为彻底的软弱者。
当然，以上观点有可取之处。人们应当小心注意，在批判毛泽东恶魔时，切忌把自己视为道德的化身，是天使。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使自己是彻底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争取的是自由民主制度，但是自由民主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绝不可能是道德化身或天使；所争取的自由民主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只是并不那么多邪恶而已。
当拥抱道德和进行道德批时，若绝对化、视自己为是非对错的裁判者，就会走入另一极端：唯我独尊、不宽容，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这样的人，最终无法不滑到个人独裁方面去，与民主相隔万里。
一般地说：把某一些特定的专制统者，例如毛泽东当作"是个恶魔，所有行为都是别有用心，都是存心不良"，虽则不够严谨，但是也不会远开事实太远。面对这样的恶魔，人们就是应该拿着道德、人性的旗帜对他进行批判。因为，这些恶魔是货真价实地做着绝灭人性破坏良心道德的事。若在这样情况下，反对人们对这类恶魔统治者作道德批判本身就是有违道德，且客观上是为魔鬼护短。
在这里有必要作个小结。若批判道德者立意在批判"为自己的纯洁道德感骄傲，高举道德、人性的旗帜，把一个人打成十恶不赦的恶魔…视自己为是非对错的裁判者（省称道德裁判）"，他们要是这么做，我必定为他们摇旗呐喊。很可惜，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批判道德者极少具体地批判"道德裁判"。我们见到的是他们立意是批判和否定"道德批判"。他们的手法是先把"道德批判"扣上"道德裁判"高帽，然后把"道德批判"当作"道德裁判"抹黑和痛打；最后把"道德批判"否定掉。
[六 ] 、为什么专制制度的坏人恶魔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应该和专制集团中人沟通和良性互动？
有人提出质疑：既然专制制度扩权腐败谋利等作恶行为成本低收益大，为什么专制制度会出现很多"明君"、"开明"统治者，甚至出现杰出的统治者（例如，卡洛斯王子、哥尔巴乔夫、胡耀邦、赵紫阳…）？
其中大概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任何权力都存在民间和"权力外之权力"的压力；所以专制权力者行恶当恶魔也不是"绝对自由"的。当掌权者受到的体制内外压力足够强大时，其恶行程度可能就不严重，也就成不了恶魔。
二是，专制权力者并不是生活在人世界的空间，因而，他们无例外地受到两个方面的内在道德压力。其一是人性共同的道德压力；二是统治者"善政"的道德压力。当专制掌权者倾向于向善时，就会少行恶，与恶魔保持距离。
三是，专制统治者也有理性者。若前一任当权者是一个多行恶的恶魔，也造成了巨大灾难和引发民众反抗的危机。当一个理性者继承权力后，会总结经验，若照前惯例行恶，益少害大，甚至可能彻底垮台。权衡得失利害而缓行恶或不行恶。若前两点同时起作用，就有可能会出现善者、好人。出现卡洛斯王子、哥尔巴乔夫、蒋经国、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应该是上述三原因起作用的结果。
这个分析，我们可从中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向善的改良，特别是纯体制内改良，是不可靠的；绝对拒绝改良，截断与统治集团内部开明派沟通也是有害无益的。最合理的策略是，立足体制外压力，接受体制内改良；立足单方面主动行动，不排除与统治者良性互动。
[七 ] 、在评价人物方面，分歧最大的是政治人物。
最大分歧是来自立场不同。
站在人性、人权、自由民主等现代人类文明的立场评价毛泽东，结论是人类史上的大恶魔；站在专制独裁、共产党立场评价，结论是英明正确伟大的领袖、人民大救星…
即使立场相同者，由于坚定（顽固）程度不同，也会因之产生众多分歧。或者因看待事物的观点不同，例如，非黑即白的绝对观点与相对观点、发展与凝固观点等等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一般地说，这些争论不会形成共识，有时"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也没有。最佳的结果也只是在有共同立场者的讨论中，各自把自己的观点道理说得更精确明白，或让对方明了自己的意思。在不同立场者的辩论，实质上是在宣扬自己和批判对方，其实际目的和实际效果都是争取更多人离开对方，相信自己；争取强己弱敌的实效。
2006/11/13（农历二○○六年九月二十三）
(1/4/2007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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