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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级警司：我为什么要曝光体制内的潜规则？
体制内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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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级警司：我为什么要曝光体制内的潜规则？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5月27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 作者：叶宇婷
摘要：辞职的人那么多，但没有一个人去写职业生涯，因为体制内有太多的潜规则，即便愿意离开那个地，他们也觉得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可能就会受到体制的报复。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必须得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如果想说什么东西，永远不让你说，你可能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责任。
曾经因为没有完成交警罚款任务，领导要扣钱，一级警司吴幼明写下《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实名披露到网上，引发轰动。这是十年前的事情，谁也没想到，吴幼明又突然成了“网红”。今年5月，人大硕士雷洋死亡事件后，吴幼明回忆当年“抓嫖”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他也接受采访再度回忆当年的从警经历。(图：吴幼明，图片来源于网络)
前一级警司告诉你：他是如何抗拒自己被体制化的
一级警司吴幼明的所作所为被人称作“体制里的行为艺术”，他将体制内的潜规则公布到网上，每一步都尝试去触碰底线，他说自己要去试一下体制的弹性在哪里。
最终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吴幼明被辞退了。响应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反映公安截访问题的提案，写了《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一文。“两会”结束当天，他就接到了辞退通知。吴幼明知道自己是碰到底线了。
不过，这已是9年前的事了。2007年3月，吴幼明接到辞退通知，原因是所办民刊《水沫》被认定为非法刊物，而这本文学杂志曾在当地被当作正面典型广泛宣传过。被辞退后15天，吴幼明跟妻子周丽从湖北黄石到北京宋庄，过上了“无所事事”的艺术家日子，远离了体制。
谁也没想到，吴幼明又突然成了“网红”。今年5月，人大硕士雷洋死亡事件后，吴幼明回忆当年“抓嫖”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他也接受采访再度回忆当年的从警经历。
吴幼明被辞退后，自费印刷了25万字的《从警十三年》非虚构叙事著作，回忆了自己做城管、巡警、民警、交警的职业生涯，里面记录了他“抓嫖”“刑讯逼供”的经历，以及他个人的反思，每一篇都直指公安的弊病。出版社觉得内容特别好，但都怕风险不敢出版。雷洋死亡事件后，不断有人加他微信要求买书，书很快卖完，需要再版。
媒体人石扉客在其个人公号透露，他曾给《从警十三年》写序《维稳年代的警队纪实，文艺警察的沐火记忆》，想发在一个专栏上，但被编辑压了下来，后来发到个人公号上，不久公号被封了。
近些年，不断有人从体制内离开，但始终没有人向吴幼明一样实名记录下曾经的经历，尤其是警察。
吴幼明从1994年参警，到2007年被辞退，他自称这是一个不断自我觉醒的过程，也是一个抗拒环境对自己体制化的过程。
20岁出头的吴幼明特别盲从，参警是父亲的意愿，觉得公务员福利好。入职后，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领导打电话要见一个黑社会头子，对方拒绝了，后来这人被强制抓了，吴幼明拿着警棍劈头盖脸地打。也曾因为“抓嫖”罚款罚得多成为了“骨干”。
转折发生在1996年，吴幼明跟人在湖北师范学院合开了“水沫书屋”，在校园里贴宣传海报，在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后，校园成为了敏感地带。吴幼明被认为“政治上不成熟”，工作被调离。4年后，他办了文学刊物《水沫》，给文化圈、艺术圈的名人寄杂志，结识了不少名人，他们让吴幼明在权利意识上开始觉醒。
在被调到交警队后，吴幼明开始不愿意完成罚款任务，他认为“这是对弱者的剥夺”。他们在会上通知过哪些车牌号不能开罚单，即便开了最后也会找到支队长签字作废，有能力的人罚不了，罚的都是无权无势的人。
不服扣钱，吴幼明问领导要收据，准备找上级部门投诉，国家明确禁止给交警下达罚款任务。吴幼明试图在体制内部解决问题，但最终他发现根本解决不了。吴幼明开始在网上写文章，披露体制内的弊端，网友给他发短信、打电话表示支持，在体制外，吴幼明获得了支持。
吴幼明说自己的同事们在体制内都很分裂，有几个同事“疯了”，只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下慢慢妥协了，“离开体制需要勇气”。
吴幼明在抗拒环境对自己体制化的过程中反而获得了勇气。父母曾担心吴幼明太过书生气，离开安稳的体制无法生存。被辞退后，母亲抱着吴幼明大哭一场。吴幼明和妻子到宋庄时曾协定，3年内如果没有收入来源，花光积蓄就回老家。没多久，一位南京的交警买了他们的第一幅画，在宋庄的日子这样一过就是9年。
被扣钱向领导索要发票
凤凰资讯：最近因为雷洋案，你又火了一把。
吴幼明：很多微信公众号转发我以前写的帖子，很多人把这些转给我，很多都是我不认识的人。
凤凰资讯：有个公号提到了你写自费印刷的《从警十三年》，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吴幼明：2005年底2006年初开始写的。我写了两万字以后，开始在天涯实名连载，但在天涯发了不长时间，他们就把我的帖子锁了，不能跟帖。我第一篇写的《黑社会的逃兵》，写的做城管时的事。
写这本书有一些契机，我在交警队时，领导定的有罚款任务，我完不成他要扣我的百分考勤。百分考勤说是奖金也行，说补助也行，是对交警工作量的一个考核。当时规定的罚款是每月九千块，完不成就按比例扣。
刚开始扣的时候我也没找他，扣了半年，领导觉得扣钱对我没有反应，我影响了大队罚款任务的积极性，他觉得对我没有办法了，把我调到交管科，这相当于调进了机关，是个肥缺，普通民警可能向领导行贿个四五万也进不了交管科。
进交管科都得有背景或者有实力的人，领导把我调过去在交警队引起了轰动，有人投诉我说，他每个月在路面罚款好几万，吴幼明不罚款居然进了交管科，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领导不可能把我安排在交管科办公室，因为这里会有人行贿送礼，把我安排去做路面设施管理，每天带着一帮工人出去，他们刷斑马线，我在旁边维护交通秩序就行了，很清闲。别人觉得自己种瓜得豆，而我是种豆得瓜了，这影响了整个交警队的生态平衡。
关键在于，我去了交管科没有对领导感激涕零，相反去找我们大队长说，你看半年时间扣了我800多块，你应该把这个钱还给我，不还也可以，给我一张收据，我要去投诉你。领导很无语，见了我就跑，我也不是追着领导跑的人，我就给政治处写行政复议的法律文书，要求他们告诉我是什么事，不能回避我。支队长、政委、政治处主任、纪委书记统统在办公室围着我说，怎么不应该啊。
我们交管科科长私下跟我说，800多块钱算个屁，让我现在去开张吃喝的发票，给我报销。我当然不同意，说一码事是一码事。他们没有处理这个事的经验，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他们习惯了利用潜规则去解决。如果把钱退给我，那所有人都可以不完成罚款任务了，体制的奖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整个公安局都是非常不规范的，经常突然宣布因为某个敏感事件我们要放弃休假，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剥夺我们休息的权利，事后也没有补休或者奖金，香港的警察都有休息的权利，我们领导还振振有词，说警察不受劳动法保护，去告没有用，劳动仲裁部门不会受理。这种时候我偏偏要提出质疑。
凤凰资讯：你的这种行事方式跟性格有关系吗？或者为什么会跟体制内的人行事不一样？
吴幼明：我刚参警是20岁，很盲从，领导叫我朝东我必须朝东，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阅读、结交人、办杂志，会了解各种思想，别的人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冲击你，你会反过头来看，做一个走狗是彻底没有个人意志的。2005年我都31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得有自己的方向、独立思考和自己的生活了，如果再像20岁的小孩一样是不能原谅自己的。
“有人说他哥是检察院的，我就拿警棍狂打”
凤凰资讯：你身边的同事跟你一样吗？
吴幼明：他们是分裂的，他们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高兴，不愿意做一个罚款机，也会有很多抱怨，但是他们会想到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去挑战这个体制。挑战这个体制的结局就是你会死得很惨，会丢饭碗，他们会缺乏这个勇气。体制内觉得自己有能力的人会辞职，你看辞职的人多了。
辞职的人那么多，但没有一个人去写职业生涯，因为体制内有太多的潜规则，即便愿意离开那个地，他们也觉得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可能就会受到体制的报复。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必须得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如果想说什么东西，永远不让你说，你可能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当然这个责任是自我对自我的要求，人家可以放弃，可以觉得上班领导让我干嘛就干嘛，下班打打麻将、喝喝酒，也是挺好的一个事。
体制对人有巨大的伤害，我书里写了有4个同事成了精神病人，有个是我巡警队的同事，当时没疯，到交警队时疯了，另一个到派出所疯了，跟领导说去了趟九华山想出家当和尚，喝了酒从5楼跳下去没死，后来给办了病退。
体制内的人很容易爆发，我有个体制内的朋友，在派出所时说民警对他态度很差，你对我耍流氓，我也对你们耍流氓，等你们下班了等着什么的，结果民警上来就打，小宇宙爆发了一样。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抓吸毒的，有人说他哥是检察院的，你给我等着，我就拿警棍狂打。当时我带队，见我都打了，旁边联防队员能不打吗，劈头盖脸的，混乱中我都挨了一警棍。“抓嫖”时有任务，嫖客不承认就直接用手铐吊起来，懒得跟你废话，然后用电击。
凤凰资讯：你反抗体制的勇气来自哪里？
吴幼明：我的阅读和思考让我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不想做一个太分裂的人，我已经意识到不能天天活在这种无聊的生活里，去接受领导的罚款任务，而这个罚款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行为，比如说有背景的人你罚不了，你给他开了罚单，回头领导一签字就作废了，有钱有势的人闯红灯跟没闯一样，黄石前一百号的车是免于交警处罚的，这是我们内部的潜规则，罚得都是公交司机、货车司机，底层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完全属于权力对于底层的一种剥削。罚款是全世界通用的有效管理手段，不能否认罚款的意义，但要有一个公平的执法环境，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凌弱的东西，强权永远不受约束。
我1999年调到交警，到了2003年开始特别反感这种东西，觉得太没有意义了。当时思想觉醒了但还没有开始行动，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对罚款不积极。
凤凰资讯：你的行为有效果吗？
吴幼明：还是有效的，好过不提出来。我们整个大队有50多人，每个月罚款只有28万，太少了，别的大队30多个人，每月能罚80、90万，这个体制是靠罚款运行的。我领导不敢扣我的钱，也不敢扣其他同事的钱，所有同事都很高兴，他们也不想罚款，因为你罚人家别人会骂你。
体制内有非常多的随意性
凤凰资讯：罚款交警有提成吗？
吴幼明：1999年我刚调到交警队的时候没有提成，后来换了一个领导他就给提成，鼓励你多罚，开始给10%，一个人一个月罚5万块，他能拿5千块，太高了，就给5%。后来管理越来越规范，就不给提成了，不给提成交警就没有罚款积极性。
凤凰资讯：罚款需要上缴国家吗？
吴幼明：理论上需要，但实际上我们的财务制度是，财政局跟交警队分成，具体比例我不知道，交警队留了很大一部分归自己用。有一年财政局就想让交警队把所有罚款上缴，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再打报告，那样公款旅游吃喝就走不了这条路，结果领导为了对抗财政局，弄了一个人性化执法，违章不罚款，写了一个通知单，让保证以后不违法。理论上这个通知单给你相当于罚你，但实际上没有上网，有人拿一百张单子也不会罚款。
财政局每个月20号都会核实交警队的罚款，连以前的1%都不到，结果不到半年，财政局又恢复了罚钱按比例分。
行政太随意了，随意到什么程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书里写的，当时摩托车驾驶人不戴头盔，国家规定罚5块，对交警来说，5块钱没有什么意义，领导就直接把罚款变成200，按什么重大交通安全隐患的名义罚，还让别人写检讨，哪一条法律规定违章驾驶员必须写检讨？
体制内有非常非常多的随意性，利用彼此的信息不对称，体制内有好多的创造，比如我在巡警队“抓嫖”，当时“嫖娼”规定罚款5千块，我们就直接跟那个男的说你交一万，让那个小姐给你写个5千块的借条。你不给可以，不给就拘留15天，你去那里讲理去。90年代的法律不像现在，又没有网络，也没有那么多媒体。那时公安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比如我看你不顺眼，直接可以把你带到派出所，直接写一个审批，某某某最近出手阔绰，老在餐馆吃饭，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怀疑有盗窃嫌疑，所长签字就可以把人关进去。
当时有一个人被民警关进去了，然后民警把案件放在抽屉里忘记了。看守所的人今天这个被提审，明天那个被提审，这个人跟常青树一样呆在看守所里不走，关了十几个月也没有人问他，后来有人问这个民警，他翻抽屉才发现人是他送进去的，为什么送进去忘了。
那时候我们跟人吵架，对方再啰嗦两句直接关进去，先关上个月再说。本地有个黑社会，跟我们所长关系很好，所里过年没有钱，领导给他打电话，送点钱来发工资，这都是潜规则。后来我们新调了一个指导员，我也是新调去的，指导员给黑社会头头打电话，让他去派出所一趟，这人觉得跟所长熟悉，说没时间去。我们领导一听，直接去拷了起来，拖着就走，拿警棍一顿暴打。
凤凰资讯：你20多岁的时候还做过业务骨干，这是表明你曾积极去融入体制吗？
吴幼明：在巡警队时还不算积极，调到肖铺乡派出所后也不积极，到了老下陆派出所就比较积极了。
老下陆派出所民警和领导发生了矛盾，他们觉得领导一个月定4、5千块的罚款任务太高了，完不成，直接按兵不动，说就不罚款，要扣钱就扣，总不能把所有钱都扣光。领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从别的派出所抽调3个人过去，把鲶鱼放在沙丁鱼里搅动，我们新去的不知情，有罚款任务就得想办法完成，我一完成了就成了业务骨干。真是在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当了骨干。
凤凰资讯：你把给黄石市公安局长的信放在网上后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吴幼明：我没想过发到网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响，一时间帖遍了所有网站。第二天领导找我谈话了，很荒诞，他们都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帖子，连帖子都没看，他们关心的是我说的是不是当时的工作，我说不是，是关于交警的。当时领导也不知道我发了什么，他不上网，只是上面领导让他找我谈话，他就奉命找我谈话，一听是关于交警的事，就很高兴，一下子放松了。
大家都认为我会有麻烦，但其实一点麻烦都没有，媒体采访我时都大吃一惊，怎么可能一点麻烦都没有。大概因为我在帖子里写的那些事大家都没法否认，所以整个黄石公安局都是沉默的。
凤凰资讯：这件事鼓舞了你继续在网上发帖？
吴幼明：对，大家的转帖支持让我产生了想法，原来体制是那么的不透明，我写那么一点东西就能引发那么大的关注，那我是不是有义务继续向大家公开政府的行为，去为推动体制的透明尽自己的力量。我开始在天涯上写连载文章，一个月后就被封帖了。那时我也停了，不是说不让我连载我马上换个地方，我觉得再等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写了户口问题。
“体制可以不敞开，但我要给你敞开”
凤凰资讯：你在不断试探这个体制底线的时候，想过后果吗？
吴幼明：我做好了被辞退的准备。如果连辞退都没有想过，只能用二百五来形容了，但具体什么时候被辞退我肯定不知道。这么发展下去，肯定被辞退，因为格格不入了。
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有意愿主动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不对体制有什么留恋，爱咋地就咋地，要辞退就辞退吧。人不一定要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单位里面，束缚在一个工作里面，可以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或者也可以无所事事，就是消磨光阴，可能会贫穷一点，但你的身心可以达到别的程度的自由。自由是很昂贵的，需要付出代价，我愿意付出砸饭碗的代价，不想成为一个圈里养的猪，或者农民养的鸡，趁着年轻，还有活力的时候去看看外面美好的世界。
2000年办杂志的时候这种意识就开始觉醒了，办杂志过程中需要寻找稿件，接触各种人，与不同人聊天，不同的价值观冲击着我，不同的生活方式冲击着我，人是可以体验多种形式的生活形式，就是不要在公安局这种高度压制、半军事化的单位做非常反人类的事。
我试图在体制内实现我个人的言论自由，我不能瞎说，瞎说没有意义，我说要让这个体制变得透明，需要把我做了什么全部告诉你，包括警察打人骂我没有道德优势，我是从一个怎么样的人逐渐觉醒。我觉得你(体制)可以不敞开，但是我要给你敞开，你怎么对我，那是你的事。
凤凰资讯：所以有人把你的行为称为“体制内的行为艺术”。
吴幼明：德国艺术家博伊斯说过，人都是艺术家，社会是我们共同的雕塑。
凤凰资讯：你觉得个人有能力跟体制博弈吗？
吴幼明：不可为而为之。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体制，但是所有人都在说自己无能为力时，是不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我为什么不能现身说法？我得去试那个底线在哪里，弹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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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2016 8:41:10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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