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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性善发天心!----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七
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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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性善发天心!----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七
千秋事业数三家,儒家最善;
万物乾坤原一体,本体归仁。
----东海草堂联
一、前言
网江湖熙熙攘攘的尽是些大言炎炎小知戋戋的家伙,要不就是一些不入流的呆子戏子傻子疯子棍子轻薄子。但偶尔也有例外,王策君就属于这个例外。他在枭文《人天大道是中庸》中跟帖问了几个问题,都搔到了痒处。其中一问更是涉及儒学与中西文化的一大关键。王君问道:
后世儒家之学皆以人性论为逻辑起点。孟子曰“人性善”,故可修而内圣;荀子曰“人性恶”,故需以礼教之,方能致善。而告子则谓“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我以为从逻辑起点上来看,孟荀二圣皆有失偏颇,反而是告不害先生允执厥中,客观理性,不知东海先生意下如何?
我当时的回答是:荀子未识人之真本性,其所谓性,实乃习染之性。告子所言,已颇近真理,但仍有一间未达。王君及有关朋友希望我就此问题在后续文章中予以深谈。人性论不仅是儒学、哲学的逻辑起点,而且是中西文明岐异的根本所在,中西社会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开始分野,确有深入阐述的必要。
二、性相近
人性问题的提出,乃是人类“返已”的觉悟和思索,泰罗斯提出了“人是什么”的命题被誉为西方哲学第一人,我国古代最早论说人性的则是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篇)。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或天性都是相近的(所谓:天分本无私,人性皆相似),是人们后天的环境行为的影响、习染的不同,才相互有了差别。
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唯《论语阳货篇》言及人性,仅言人性相近。人性究竟是什么?是善是恶?孔子没有具体地说,但他指出了人生的性和习两个方面:人的本性是先天的,人的习性是人文的,即后天的行为习惯和环境影响。认识本性和习性并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历代儒家围绕着本性与习性、自然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许多讨论(详后)。
尽管说孔子并没有明确指出人性是善是恶,但我以为孔子应该是倾向于认为人性善的。他以“仁”立说,实质上已指示了人性之善。他说过,“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他认为人天生遗传素质尽管粗糙却是好的,经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可以成为现实的道德。另外,《周易》倡性善,孔子五十学易,晚年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对人性的认识当已从“性近”发展为“性善”了。
儒学大家方东美先生认为,《周易》发挥人性中之美善诸秉彝,使善与美俱,相得益彰,以‘尽善尽美’为人格发展之极致,唯人为能实现此种最高的理想,而这一意义是孔子首先创发,见于《乾》、《坤》二卦的《文言》,特别是《象传》系统发挥了这一思想。启自孔子本人的周易哲学的有四大要义:主张“万有含生论”之新自然观,提倡“性善论“之人性观,形成一套“价值总论”,形成一套“价值中心观”之本体论。
他在言说宇宙原理之一爱之理时说:刚柔欣然相摩,男女欣然相配,万物欣然相聚,社会怡然相通;要之,所有生命的完成都得通过“爱”的精神。又言“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都把宇宙看作普遍生命的流行,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浑然一体,毫无隔绝,一切至善至美的价值理想,尽可以随生命的流行而充分实现。──换言之,宇宙,当我们透过中国哲学来看它,乃是一个沛然的道德园地,也是一个盎然的艺术意境。”云云(见中囯广播电视出版社《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
另外熊十力等多位现当代大儒对易经都有类似认识和阐述,兹不赘,姑且认为孔子仅言人性相近。“性相近,习相远”这一认识,分别指向“内圣外王”,显现后天学习与外在教化、自我道德修养与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孟子和荀子在人性问题上一倡性善一倡性恶,一个重内圣一个重外王,孟子注重内在修养,以导善为主,荀子重视外部规范,以制恶为先,双方侧重点不同,但都肯定“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
三、性本善
性善之说创发于孟子。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善的本质来源称之为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所以孟子得出结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孟子》)意思是,仁义礼智这些“心”,并不是由外而强加给我的而是人本来就固有的。善是人的本性和潜质,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人区别于动物内在规定性中最根本的规定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种善性,孟子又称之为良知良能,是天赋的“心之所同然”。君子小人的区别,主要在于能否自觉地保守良心、保守道德理性的“大体”。“君子所性”,小人则遮蔽泯灭了本性,放失了本然良心。
人性虽同,觉有先后,如终身不觉,则属“下愚”了。原儒认为,下愚与上智都是极少数,属于特例。孔子就自承是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每个人天赋本性虽同,但身体机能、人脑结构同中有异,这种生理之异,乃人的智力的先天地决定因素)。
其实,纵是穷凶极恶之辈,也会有一念之善,也会有偶尔良知发现之时,这“一念”和“偶尔”就是其本性所在。君子小人、善人恶人,习性不同,禀之于天的良知良能是普遍而平等的,乃“心之所同然”(《孟子告子上》)(附言:佛教亦有“心佛众生本平等”之说,认为心佛众生皆无差别。不仅人,且所有有情众生,包括人、畜、鬼、天皆一体平等。这里的平等也是就本体而言,即真如平等。诗曰:“凡物身中皆有佛,何人性里独无天。”此之谓也。真如亦可叫法性、法界,如来藏,宝相,清净法身,圆成实性等。)
虽然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善端与生俱来,但作为一种潜质,这种“善端”能否茁壮成长发扬光大,有赖于后天的习染和修养。如果不养其善,任其为情欲、物欲、私欲与环境所困,陷溺于与禽兽共通的耳目感官追求,人就变得与禽兽相似了。就如美木被斧斤砍伐,嫩芽为牛羊践踏。孟子得出一条规律:“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
同时,客观环境对“善端”能否发扬光大也有极大关系。他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还有,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也是制约人心人性善恶走向的重要因素。“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意思是说,丰收年成,子弟多懒惰,灾荒年成,子弟多强暴。并不是天生的资质不同,而是环境变化让他们的心变坏了。好比大麦,种子一样,收成有差异,原因就在于“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告子上》)。
孔子学说内圣外王悉备,孟子偏重内圣(道德),但亦不认为单凭性善就能够达到道德理想盛世。虽然孟子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人之“性善”在于人有了为善的能动性、自主性和方向性,有了为善之“本”而已。“苟不教,性乃迁”,对芸芸众生而言,导善制恶,仅靠个人修养和道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更有赖于制度的规范。而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最好的制度非民主制莫属。但民主不能苛求于古代,相比西方而言,中国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灿然可观。至于近现代制度失范,原因错综复杂,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孟子的人性论。
南宋著名教育家、理学家陈普有组诗咏孟子,本文标题“一言性善发天心”选自其《孟子-性善》一诗。陈普得朱熹真传,宋亡后以宋遗民自居,设馆倡学,四方学子负笈从游者岁数百。他一生撰著甚丰,诗则很平庸,没什么艺术性。有关人性内容的咏孟组诗,缺乏意象和诗意,但说理却探到了孟子性善论的根本,故录四首于左,并略析其意。
《孟子-性善》
异论纵横害已深,一言性善发天心。
民彝物则依然定,多少纲常起兽禽。
大意:杨墨异端之论遗害无穷,孟子的性善之言,把天之心、天之道重新发掘显现了出来,让社会道德规范得到重建,让多少“兽禽”重新为人。注:纲常指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五常仍富现实意义,三纲有违孔孟义理,用现代眼光看更难逃反动之嫌,兹不详论,亦不必苛责古人。
《孟子-良知良能》
孩提亲长根天性,尧舜由来共一初。
情欲既趋天者灭,反疑性恶复何如。
大意:孩提之时亲近父母大人是出于天性,不论尧舜盗跖,天赋本性都一样。只不过后天私欲把先天本性遮蔽,以致世人反而起疑,认为本性是恶的。
《孟子-尽心知性》
心具良知所性根,若非穷理亦能昏。
必须物格无余蕴,藩蔽开除本体存。
大意:良知良能根源于心,仁义礼智是善性的内涵(孟子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乃孟子建构性善论的心性依据)但若不致力于一番穷理尽性的“工作”,良心善性也会蒙尘。必须深入格物、透彻致知,才能除去遮蔽,从而明心见性,认证“本体”。另有一首宋诗说的也是此理,可参看。“人性靡不善,因物始有迁。本体遭剥蚀,如鉴尘所昏。畴昔均秉彝,善端本绵绵。既茂闲邪功,诚心所由存。若为用力地,格物居其先。万珠一理贯,洞然见本根。表里俱澄澈,断断义理分。言动中伦虑,狂愚讵同论。”(陈文蔚)
《孟子-善与人同》
善出於人元即性,在人在我本无殊。
常人未免为私累,上圣之心道与俱。
大意:善性是人所共有的,具有普遍性平等性。普通人为私欲所累,只有上根上智的圣人,才能永保良知,长弘善性,心与道俱(本心与天道互相印证,合二为一)。
四、性恶论及其它
荀子曰“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把人性定义为人的自然属性(我以为,正当合理的人欲望是一种本之于天、根之于性的自然现象与人的本能冲动,乃人之本性,天之健德。但各种过度的欲望便有违本性天理之正了,此辨细微,兹不及详。陈普有诗批评荀子之徒曰:食色虽然人固有,原於形气所由根。荀徒即此名为性,太极之真已弗存。)
荀子曰“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他认为凡人都是好色好利、憎丑恨恶的,因此,荀子主张通过礼仪教化和刑法限制、转化人性之恶,“化性起伪”,使人向善。
荀子倡人性恶,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内容,与孟子人性论有相异亦有相通,孟子说“人人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双方追求“善”方面是一致的,如清戴震所言:荀子性恶说与孟子性善说不惟不相悖,而且相若发明(大意)。
但荀子论性恶并未穷源彻底把握人性本身,而是指放纵人性所出现的“犯分乱性”、“偏险悖乱”的结果。荀子之恶与孟子之善不是同一层面上的范畴。“善”具原初性,恶是派生的,恶只是善的“过或不及”而已。如程颐所言,“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未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二程遗书》)
荀子认为通过环境的作用、圣人的教化及制度的规范可以“化性起伪”,但善不是“性”,而是人为的“伪”。这样的“伪”善显然缺乏内在根据和精神动力。不象孟子的“善果”,是人心向善的本体自觉和为仁由已的功夫自觉的结果。
战国时期,关于人性的辩论颇为热闹,除孟子性善外,还有其它人性观。康有为《论语注》曰:“后人言性甚多,世硕以为有善有恶,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恶,孟子则言性善,荀子则言性恶,告子则言性无善无不善,杨子则言善恶混,皆泥于善恶而言之。孔子则不言善恶,但言远近。”
康有为提到的世硕,战国时人,著有《世子》一书,但已失传,他人性有善有恶的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写道:"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性书》一篇."王充认为,自孟子以后论人性的,"唯世硕,公孙龙子之徒颇得其正"。
汉朝董仲舒之学多取于荀子,在人性论上则折中孟荀,认为人的自然之性本具善质。他用了一个精彩的比喻:"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又说:"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由此可见,荀子一边认为通过“礼”(文物典章制度)可以把人由恶改造成为善,一边又不承认性有善质,岂非成了无米之炊?
近代不少思想家参考西方的人性理论,结合传统人性思想,也提出了各种人性论。如梁启超的“人性中心论”,章太炎的“善恶同时进化论”,严复提出基于进化论的“性无善恶论”,李宗吾基于中西科学的“性恶论”等。
枭眼看去,枭心证之,仍以孟子人性善之见为最彻。正如程明道所言,“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遗书》)性恶论及其它人性观点,“得道体之一端”而已,未能彻底,终非究竟,非“最胜义谛”。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以《人性善与原罪》为题的演讲,曾深入追溯了基督教教义的“原罪说”与孔子思想中“性善论”的历史渊源。他认为,性善论与基督教原罪说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并有相通之处。
儒家大多认为善、恶两个范畴不是同一层面上能够对等的。善是最基本的形而上学概念,是人的道德本质的终极归属,而恶往往与诸如肉体之类的物理或生理学意义联系在一起。原罪说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人生而恶,特别是道德的恶。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基督教神学家和儒家持相近的观点,作为上帝的创造,所有的自然物本质是善的,人的本性尤其如此,因为人是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五、人性源于天性
人道通于天道,人性本于天性。《易》《益六二》卦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小彖曰:‘或益之’,自外来也。”意谓“圣智”的资质来自于“天”。
天即宇宙本体,本体离一切名相,道可道,非常道,古今强为之名,除了“天”、“仁”等名外,还有大量其它称呼。《易.系辞下》谓:“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虞翻注:一谓乾元);《卫灵公》篇云: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这个“一”,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的“一”,就是“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文)的“一”,就是“道者,一立而万物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淮南子)的“一”。这个“一”,即是本体本性。在天为本体,在人为本性。
西哲康德有“头顶星空,心中道德法则”的说法,就相当于本体和本性。但在儒家,本体与本性是一而一、二而一的,天理内在于人心,天道不外乎自性,万理皆归一道。王阳明言"自其形体者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者谓之心"(《传习录》)伊川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程颢云:"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近思录》)。《易》之乾元、太极,《春秋》之元,《大学》之明德、至善,《中庸》之诚之中庸、《理学》天理等,尽管含意不完全相同(主要是角度不同,有的概念有多种解释和层次),但都直接指或可以指向本性或本体。
王阳明在给邹谦之的信里曾谈到一件趣事: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王文成公全书》)。据说熊十力一生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吾学贵在见体”。王阳明要致的“良知”,人之本性也;熊十力要见的“体”,宇宙本体也。用词不一,所指无异。
熊十力强调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明示本体”。对于这个充满着活力、充满着人性的“本体”,熊十力的认识最为透彻,“本心即万化实体,而随义差别,则有多名:以其无声无臭,冲寂之至,则名为天,以其流行不息,则名为命:以其为万物所由之而成,则名为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则名为性;以其主乎吾身,则谓之心;以其秩然备诸众理,则名为理:以其生生不容已,则名为仁;以其照体独立,则名为知;以其涵备万德,故名明德。”“阳明之良知即本心,亦即明德”。(《十力语要》)
在熊眼里,人的最高本质,人的一切生命创造活动和道德自我完善活动,就是“本体”及其实践。他说“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新唯识论》)。
在历代绝大多数儒者那里,天道或天性都是至仁至善的。正如我在《孟子强调顺受其正,枭爷早已成仁取义!》所指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开头简单几句话,古今多少人倒背如流,可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其中蕴含的深远奥义、人天真谛?“习相远”则说明了外王事业和良好制度的重要性,“性本善”则说明了绝大多数人都有改恶迁善的可能性能动性和方向性,是建基于儒家宇宙论、本体论之上的人性论,是成德成圣的内圣功夫的人性根基。
有人问:秋季万物凋敝,古人以为杀季,古代决狱大辟,亦在此时,可谓此时之天性乃善乎?老枭答曰:刑罚法律原本于仁,秋冬之气不离乎仁。威德威德,有时威即是德,天之威即天之德,无碍天之仁也。
古诗写得好:人性涵万善,其位配两仪。凡天所委付,受者不得辞。“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人则能“继善成性”。人之性是禀之于天,人性善源于天性善(当然这个善不宜狭隘化世俗化地理解。)“善”是一个目的范畴,这个“目的”来源于天的“生生之德”。儒家以“生”为“绝对的善”,故有学者称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为“生命本位的文化观”。
陈立夫先生认为,中国人从天道中,学到了公、诚、仁、中、行五个字,以形成人道,为做人做事的基础;陈荣捷先生认为二程以仁为生生之性,与天合一,至此"仁"始有一形而上涵义及宇宙论根据。其实董仲舒早就有“仁,天心”之说了。“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第六》)。
《中庸》更是一开头就把这人天之间的大秘密揭示出来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宇宙本体赋予人的灵性叫做“性”,循顺本性而行就是“道”,但绝大多数人本性会受到遮蔽,很难率性,“修道”,即修复良知本性,认证天道本体。此乃中庸的根本学理所在。
综上所述,本体之天是生命之源,德性之源。人之心性禀于天道,具有公、诚、仁、中诸德,倘能明心见性,便能让诸德不断显现发扬。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张载讲民胞物与,古儒先哲常讲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天人无二、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等,都不是虚夸的形容,而是明心见性之后的真切体认。
六、结语
人之初,性本善。就象水,海水咸涩污浊,江河湖泊里的水有清有浊,但不影响源头的清澈和本性的澄明。人性也是如此,见其恶或见其善恶混杂,是见性未明,未到源头。
古诗说得好:“气质诚有驳,良心乃其纯”、“物欲虽自汩,人性本来清。”就象不能因为海水咸浊就否认水性澄明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良知被情欲染污、被物欲遮蔽、被环境异化、被小我局禁、被躯壳扭曲(用阳明的话叫顺躯壳起念)就否认良知,就否认良知的存在,不能因为当今社会制度性、普遍性的道德堕落品性败坏,就否认人性本然之善!
善性良知人人具足,仿佛人人皆都一样的大宝藏,但挖掘深浅和开采多少,因人而异;又仿佛人人皆都有的明镜,但如不勤加拂拭,明镜也会蒙上尘埃。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的就是要象洗澡一样天天把内心的污垢洗干净。《庄子知北游》“澡雪而精神”,《礼记儒行》“澡身而浴德”,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这是就个人修养的角度而言,从社会和政治的层面讲,则需要好的环境、好的制度作为阻灰挡尘、惩恶防邪的屏障。
七、附答客难
《人天大道是中庸----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六》发表后,电邮及跟帖问难纷至,时间精力有限,难以一一详复。谨择有关人性的问题择要略复一二。
客难:阳明晚年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以“无善无恶”形容心体,岂非与人性善矛盾?
枭答:非也非也。阳明之意,心体是绝对至善的,相对的善恶概念不足以名之,超越一切正负相对价值的限制,所谓“无善无恶,是为至善”是也。
王阳明《大学问》说“至善”就是吾心之“良知”,他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民国大儒段正元在论《大学》中曰:“至善二字,亦有先后天之分。先天至善,心性相通,保合太和,纯然粹然,毫无渣滓。”
同时心体活泼自由,并不执着于具体善恶观念,不执着于善的作用形式,“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那廓然大公”(《传习录》上)。
客难:东海在《人天大道是中庸》称中庸是方法论也是价值观,是人生观也是宇宙观,是人生之正道、社会之公道、政治之大道、心灵之至道,自然宇宙之常道。那么,仁者亦常道乎?仁与中庸孰大?仁为常道,中庸则亦常道,岂非“双中心”了?
枭答:仁常道,中亦常道,不冲突。仁与中孰为大?泛泛而论没有意义。由于仁为孔学核心,即儒学核心,孔子谈到中庸,以“用”(方法论)为主。作为方法论,中庸是仁之用,当然以仁为大,以中庸为“小”,或曰“级别”比仁低。
但子思发展了中庸,把它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与“诚”一起,已有天道本体之意。北宋二程释庸为“不易”,恒常不变,非常道而何?故仁与中庸用词虽异,所指无别。就象程朱的天理、阳明的良知等等,《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这里“中”即本性。
孤阴不生,寡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据易理,天道乃一阴一阳的平均,即中道,又称中正,中和。正如《书.吕刑》所说: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易》中许多卦都能表出干体中道的特色。孔子的天道观深受《易》影响,子思的中庸之道更是直“接”天道而言。
从本性和天道的层面讲,中与仁平起平坐,或者中道即仁道,无大小高低可比,就象阳明的良知与仁无别一样。《传习录》“薛综录”载有阳明这样一段话:“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阳明的良知乃是本体与作用的统一,中庸亦可作如是观。
近代思想家欧阳渐有见于此,曰:“中庸,以一言之,曰诚,以二言之,曰中庸、曰中和、曰中恕,以三言之,曰费而隐、曰微之显”(欧阳渐《中庸读》叙),中庸就是诚,就是中和、中恕,就是费而隐、微之显、体用不二,人天合一的“道”。
客难:您将中庸之“庸”解为“用”,而立意专取其“中”。子思《中庸》解为“不易”,朱子《集注》解为“平常”(好像南怀谨先生也遵循此解)。若为“不易”,则乏通变,有保守主义倾向。请问东海先生,您如何看待“庸”字的解释?
枭答:庸在孔子那里就是“执两用中”的用。恒常、平常乃引申意,也成立。因为子思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不易,指中庸作为常道是不变的。但中庸作为方法论,执中有权,本身就要求通变,并不存在保守主义倾向。
客难:董仲舒说过:“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何也?
枭答:道儒二家对天道的体认同中有异(详《立身宜望千秋重,下笔严防一字虚!》、《怎样对待欲望?》等枭文),不必强“烩”在一起。
2006-10-8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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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006 4:40:25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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