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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工：马克思的反思、忏悔和修正
清而不清是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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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工：马克思的反思、忏悔和修正
发布时间:2014-01-21 17:57 作者:侯工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242次
——《研究马克思》（23）
陆宗骐老师：
收到了您的来信和两篇力作，细细地研读，受益匪浅。既然您和我是途殊同归，那么我也向您谈谈自己一些不成熟的心得。
在您的启发下，我想谈谈马克思（1818—1883）一生思想的转变、他晚年的反思、忏悔以及他在研究社会学过程中不断地修正错误的片断。
1847年马克思29岁，当时他还是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愤青”。1847年11月，他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了违反人性的“暴力革命论”：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蒸汽机还没有普及，工人付出艰辛的劳动，只得到微薄的收入，工人们生活穷困，常常以砸烂机器，甚至捣毁工厂来发泄不满。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的忽悠和鼓动下，工人们以为靠暴力革命可以摆脱困境，于是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和暴动，当然也惨遭了当局的一次又一次的残酷镇压。在1848年到1850年，法国（暴力在法国有较多的历史印记）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暴力战争。工人们的鲜血在流淌；工人们的生命在牺牲；但是，工人们的暴力革命非但不能带来生活的丝毫改善，反而由于革命破坏了工厂，打击了资本家，工人们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没有工作，就没有经济收入，工人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暴力革命论”在欧洲遭遇普遍的抵制，尤其受到社会民主派的反对。
在欧洲，社会民主派最早产生于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普及了民主启蒙，并且首次提出了以人权为中心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博爱的普世价值。17世纪40年代，英国发生了蒙默思的暴力革命，随后受到詹姆斯二世统治集团的残酷镇压。这一流血事件对欧洲人的心理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欧洲人开始对暴力革命产生反感情绪。英国人是有智慧的，他们吸取了17世纪40年代暴力革命血的教训，在随后的1688的“英雄革命”，就是一场不流血的和平革命。英国的“英雄革命”打开了君主立宪的新篇章，表示民主时代的开始。在法国，情形又有所不同：在18世纪上半叶，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荻德罗等启蒙大师的“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民主思想激发下，无视英国的经验而在1789年暴发了暴力血腥的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虽然推翻了波旁王朝，结束了君主制的封建制度——这是值得肯定的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事件，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在取得政权以后，实施了过激的残暴的恐怖政策，把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国王路易十六推上了断头台，把大批商人以投机罪杀掉，还杀死同盟军吉伦特派的首领吉伦特和大批吉伦特派人，甚至挑起激烈的窝里斗，杀害了众多的自己队伍中的异议者——罗伯斯比尔因此就成为暴君的代名词。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恐怖给欧洲人的心灵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由于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人们对暴力革命更是深恶痛绝。
一方面，由于反反复复的血的教训，工人们也从自己的实践中知道：暴力革命不仅不能带来解放，反而招致无穷的灾难。工人们的革命热情冷却了，并且开始反对暴力革命了。另一方面，工人们觉得就算自己的命可以不要，总不能让父母和老婆孩子也跟着遭殃吧。工人们为了生存，就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撞到南墙也要转回头，于是就回过头来和资本家妥协与合作。也恰好在这个时期——19世纪50～60年代——遇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时代，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普及，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同时工资也有大幅度提升，生活得到改善，暴力革命就更加无人问津了。在反对暴力革命的浪潮中，马克思开始反思。从1847年马克思草拟《共产党宣言》提出“暴力革命论”起，经历12年，到了1859年，马克思41岁了，思想开始成熟了，空想的成份也少了。这时马克思提出了“阶段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来修正自己早期的“暴力革命论”。又过了12年，到了1871年，马克思已经53岁了，思想也更趋成熟了，这一年在法国巴黎，在激进的暴力革命者布朗基发动下发生了巴黎公社暴力革命（法国人是健忘者），最后在法国军队的镇压下，以付出数以万计生命的代价而惨遭失败，巴黎公社的失败又一次深刻地教训了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也因此由暴力转变为非暴力。1875年5月马克思对暴力斗争的“巴黎公社”有这样的论述：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5]
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就是暴力革命，也就是说，暴力革命不能继续下去了。虽然马克思以前曾经批判过社会民主派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血的教训使马克思修正了自己的错误，认同了社会民主派的观点——在1871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伦敦大会上马克思开始认同议会道路，对议会竞选作了与自己过去不同的解读，将它视为“社会民主由此诞生。”从此社会主义运动选择了议会竞选的道路。
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中，首次向普通民众宣布了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的主张：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另一个有力的证明是：马克思在1873年（55岁）12月23日写给托马斯·奥尔索普的信中，针对在工业落后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派领袖巴枯宁派策动的暴力起义，因遭遇到当局的残暴镇压而失败的事件，有这样的评论：
“如果以高昂代价获得的经验能够帮助起义的领导人摆脱漂亮又空洞的法国高调[引者注：法国有暴力倾向和习惯]，下功夫研究现实的运动条件，西班牙工人阶级起义——它是不成熟的和无意义的——的失败就是有益的。”
马克思反对暴力革命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在这封信里，马克思接着肯定了德国工人参加即将到来的民主的议会选举：
“在德国，我们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首先会把不少于一打有知识而又干练的工人送进议会。这个国家的工业的飞速的和强有力的发展是我们很好的代理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50卷第456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晚年对早期的反人类的“暴力革命论”的反思和忏悔，并且做了重大的修正：由提倡“暴力革命”的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暴力”的议会竞选。
马克思针对自己的《共产党宣言》里的暴力论、阶级斗争论、共产论也作了深刻的反省，为了防止谬种流传，马克思首先认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多处提及。[见本书《马克思学说的核心》]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共产党宣言》等宣扬暴力的反人类的著作“是粪，是污秽之书。”
马克思曾经警告世人：
“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即社会革命），限于西欧各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430页]
最后，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转达了马克思的由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重要结论：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马克思）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马克思这一结论，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马克思这个结论的意思是：英国是发达的民主制国家，因此，英国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替代不可避免的暴力的社会革命，由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从而排除了所有的暴力革命，避免了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灾难。既然英国开了先例，那么其他发达的民主制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也可以步英国的后尘了。落后的国家，就会以发达国家为榜样，走民主制的道路，逐渐建成发达国家。最后全世界都可以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资本主义和平地进入到社会主义，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这一结论，恩格斯有这样的论述：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从1848年起，经过了23年，恩格斯在1871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早期马克思和他所采取的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策略是错误的，他说：
“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己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同上第22卷第595页]他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同上第22卷第597页]
实践证明，当时产生这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恩格斯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同上第3卷，1972年版，第299页]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愿，通过努力，和22个国家的社会党创建了第二国际，不遗余力地推行马克思晚年提倡的工人阶级通过议会竞选争取政权的主张，并且把这一主张升华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精华；民主社会主义丰富了马克思学说。然后，恩格斯把民主社会主义传授给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他们全面修正了马克思学说，并且吸收了拉萨尔的和平改良思想，引进了普世价值，进一步完善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使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北欧乃至世界发达国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可惜的是，马克思的反思、忏悔、转变、修正，恩格斯的努力纠正，第二国际对马克思学说精华的坚持和对列宁第三国际暴力集团长期的斗争，并没有能够阻止人类大灾难的发生——由马克思的叛徒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野心家、阴谋家、嗜血成性的独裁者，把马克思已经抛弃了的反人类的“暴力革命论”，在俄国、中国、东欧、朝鲜、越南、柬埔寨等落后国家大力推行，刮起了血腥的恐怖的“红色风暴”，使超过1亿的平民百姓，成为这些刽子手的牺牲品。可庆幸的是，1991年12月25日，由列宁篡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终于一命呜呼，土崩瓦解了!接着，东欧诸国也纷纷改变颜色，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走出共产主义的阴霾，重获自由和民主。
今天，暴力革命论、共产主义、一党独裁在发达的国家被视为同反人类的法西斯无异，被人们嗤之以鼻，可是在落后的国家由于民众被洗脑而仍然大有市场。在网络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宣扬“暴力革命论”的叫嚣，这是因为中国“暴力之王”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国家的标志天安门城楼上，他的腐肉还停放在国家命脉要地天安门广场上。这两样东西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暴力革命论”的臭味，随着空气的流通，污染着全国和世界，直到今天，国内的毛粉仍在蠢蠢欲动，国际上，在印度等国仍有毛派组织在搞暴力革命。
为什么在落后的国家人们容易受“暴力革命论”的忽悠呢？是因为这些国家里人命太贱了吗？显然不是的，生命对人来说是最可宝贵的，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人乎？实际上是因为他们长期受到思想和舆论控制，脑子被洗坏了，又没有得到应有的民主启蒙和公民教育，不知道可以通过非暴力的、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如舆论、选举、结社、协商、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等方式来维权，却喜欢不劳而获，以武力来斗地主分田地，打家劫舍，啸聚山林，或者象文革那样，不用生产劳动，整日搞武斗，拿着真刀真枪，让子弹飞，让刺刀见红，让人头翻滚，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他们觉得这样才叫爽，才叫痛快淋漓，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是他们本身兽性的体现。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中了老毛的奸计，是为老毛火中取栗，充当老毛的炮灰。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枪口时，还傻B似的以为是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甚至有的人临死前还傻BB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老毛后来是怎样对待为他夺取江山而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和林彪的，也没有想到老毛又是如何对待扶他上位的刘少奇和张闻天的。老毛早在上井冈山前就当了叛徒，出卖了革命同志。【注】在井冈山时毛为了铲除异己，曾经举起屠刀，以反AB团的名义杀害了数以万计的红军战士，在长征路上又害死张国焘部的几万官兵，在延安整风中以抓特务的方式摧残大批热血青年。老毛上台后，更是大开杀戒，在土改、镇反中，几百万人头落地，在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有数百万人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疯狂中有3700万人成为饿死鬼，在文革中又有1000多万人死于运动的浩劫中。为老毛冲锋陷阵的红卫兵的结局只能被归结为匪类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如广东的“旗匪”、广西的“422匪”、湖南的“湘江风雷匪”、武汉的“百万雄师匪”……大批的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倒在共军和民兵的屠刀下，余下的统统被老毛以“知青”的名义流放到边疆和荒山野岭，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十几岁的昔日的红卫兵，远离亲人，在穷困潦倒中历尽了人间辛酸：多少才俊失去了深造的机会，多少纯真的少女被军地的干部潜规则？今天却有人掩饰知青的苦难，说什么“青春无悔”，靠！真几巴扯！
中国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建设，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阶段论”的，可是老毛为了要做秦始皇第二，跟着马克思的叛徒列宁、斯大林亦步亦趋，在中国消极抗日，积极内战，杀害了几百万抗日英雄——国军，甚至把杀害抗日名将张灵甫的共军称为英雄，拍下了臭名昭著的《大决战》电影，歌颂残杀同胞的暴行，在所谓的“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几百万同胞兄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使炎黄子孙脸上蒙羞。
由于人是从野兽进化来的，在现阶段，“人”仍然是善恶的共存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人性，一半是兽性，因此，人必须经常地反思、忏悔和修正错误，才能抑恶扬善，去除兽性，保持人性，否则就是野兽，就是魔鬼。作为掌握生杀大权的上层“肉食者”，不断地反思、忏悔和修正错误尤为重要。马克思由于良心未泯，在他晚年能够反思、忏悔和修正“暴力革命论”的错误，并且指出了一条和平的议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反观马克思的叛徒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有过反思、忏悔和修正错误吗？他们有接受过一丝一毫的批评意见吗？再看看64的刽子手们有过反思和忏悔吗？又再看看现在在位的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法委有过反思和忏悔吗？看来靠他们的自觉和所谓的道德、良心是不行的，只有靠民主宪政的笼子关住他们，让他们置于公民监督之下，他们才会抑恶扬善。
今天是64，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特以此文缅怀为民主自由参加天安门非暴力请愿而献身的勇士们。并以此文作为您多次来信的回复，并且希望得到您的指正。
谢谢！
侯工 2012-6-4
【注】据记载，早在1927年中秋节时，在安源会议后，毛润之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毛被灌水后供出潘心源等人以及秋收起义的组织等党的秘密，做了革命叛徒，后来带着敌人赏赐的七元钱逃上井冈山。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徐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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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014 3:16:56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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