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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找家回家！------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四
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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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找家回家！------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四
见性明心非易事，绝知此事要躬行！----题记1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自由和文化的双重运动，自由落实为行动，为了把社会推上文明之路，文化上升为精神，可以给灵魂寻找终极的家。同时，自由和文化相辅相成相促进相呼应，文化是意志自由道德自由的最好营养，自由是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的最佳平台。----题记2
一
有客问道：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答曰：明心见性！
这四个字千万别轻忽过去了，它不仅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事做人的最高境界；它不仅是佛家的最高境界，也是儒者的最高境界。
《坛经》载，慧能圆寂时告诫弟子说：“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旨。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明心见性这一法门不仅是禅宗南宗的核心，也是佛教各宗各派的共法。佛家一切经论法门，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让人明心见性，从而证认本来面目，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佛教见性成佛，儒家则讲见性成圣。宋濂认为儒释两家形式虽殊，心性学说则一致，“其心同其理同也”。他说：“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为西竺之学者则曰：我明心见性也。究其实，虽若稍殊，世间之理其有出于一心之外者哉？”(《翰苑续集》卷九《夹注辅教编序》。儒释两家一入世一出世，不仅形式不同，根本精神亦殊，此不详论)。
明心见性还可以缩减为两个字，明心即是见性，见性即是明心。性即心也，是人与万物宇宙共同的本体，或曰最高的终极存在，相当于佛家所谓真如、如来藏、本来面目等。孔子讲求仁、志道、知命、知天，孟子讲存心、尽心、不动心；《大学》讲明明德和止于至善；程朱理学讲存天理，王阳明讲致良知…。仁呀、道呀、天呀、命呀、明德呀、至善呀、天理呀、良知呀，异名同质，所指都是人之本性、本体，只不过大伙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称呼不一罢了。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王阳明言“自其形体者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者谓之心”(《传习录》)。
万理皆归一道。这个本性本体，才是真理中的真理，最高最大的道体，才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在基督教中，作为终极存在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完全超越的，在儒学中，作为终极存在的本体则是形上形下、彻上彻下、“天人合一”的，天理内在于人心，天道不外乎自性，故伊川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程颢云：“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近思录》)。
二
有句诗写道：我的灵魂没有家。灵魂没有家乃是世人最深刻的悲哀。明心见性的努力，就是为灵魂寻找一个终极的家；明心见性的过程，就是回家的过程。但这个家，必须亲自行动用心去找。程颢云：“性与天道，非自得之则不知；故曰：‘不可得而闻。”明心见性，并非纸上功夫，需要亲自践履认证才行。（说灵魂怎样才能回家，乃是一种文学形容或方便说法，不可僵化地理解，实质上灵魂就是心性就是家。此处言灵魂，实指人之本性。人与万物与宇宙一体共有的本性本体是离一切名相的，道可道，非常道，强为之名而已）
灵魂怎样才能回家？如何践履认证之，从何下手，怎样做功夫，体认证悟这个本体的具体方法途径何在？
《大禹谟》载舜命禹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历史上有名之十六字心传，教人通过“惟精惟一”的功夫以人心上合道心。《仲之诰》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心，以礼制心。”强调以礼义自我制约。“允执厥中”的“中”就价值观而言，为道之体，即中道，也就是本体。“建中于民”的“中”是就方法论而言，为道之用。
子思的中庸则即是方法论又是价值观。孟子称“汤曰：‘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庸之道，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懈，成之而勿失，就证道了。所以孔子说：“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说：“回之为人，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
孟子见性的方法是“集义”、“养气”、“配义与道”。常作应作的正义之事，此为“集义”。二字说说容易，为之实难。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是否发乎仁心、合乎道义？不义之言不发，不义之事不行，久而久之，浩然之气自然由中而发。义集气充而后道明，证悟本体，万物皆备于我，也就是“明道”了。
《中庸》则强调“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能够率性尽性，即可自诚明、自明诚。此外《大学》的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理学家的“存天理”、“自家体贴”，心学家的“致吾良知”，都属于明心见性功夫，灵魂回家之路，兹不一一。
总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传习录》、《近思录》等宋明理学心学诸子之书，都是见性之宝典、指路之明灯也。近代儒者中，马一浮、梁漱溟、牟宗三诸子，皆各有可观，而论析义之彻、体道之深、信道之笃、证道之真，非熊十力莫属，至于辞之达，文之雅，余事而已。
以前披览《熊十力文选》，以文下酒，大呼快哉；近日细读《读经示要》，真有沦肌浃髓之感，尽管一些具体的观点较为偏激，我不尽同意（《原儒》一书中持论过苛处尤多，未免知经而蔽于权），但想见其泰山岩岩正气堂堂之气象，恨不能起熊先生于地下而拜之！熊学之得失，容他日从容总结绍述之。此处仅简略抄录熊先生在《读经示要》中对理、性、命、天命等的体认及明心见性的方法和表现，其中一则有对西洋哲学的批评，寥寥数语一针见血。
熊先生曰：理，即吾人与宇宙万有共有之真实本源。
曰：性，乃证知我之真性，即宇宙真实本体。
曰：命，即返复其本体，使吾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为一，系由尽性之功不懈而至。曰：天命即是自性，天是无声无臭，命是流行义。天命亦是万物之本性。冲寂之至名曰天，流行不已名曰命。
曰：易简之理，乃实体或本心之异名，以其生生不容已名曰仁。以其照体独立名曰知，以其涵备万德名曰明德。本心者，以其主宰乎身名曰心，以其独然备诸众理则又名曰理，理者本体之谓，亦谓之道。
熊先生曰：尽心者，真宰常昭，诸惑永伏也（大用流行即本心呈现）。
曰：西洋哲学谈本体者，诚不免纷纷猜度，不能如吾先哲之觌体承当。此觌体承当一语，意义深远。盖言反己，而识得自我与天地万物同源，即得超脱形骸的小我而直证本体。于此立定，不使私欲得起而障此本体，则本体恒自昭然于中。即此，是吾之真我，亦即天地万物之真宰。何待外求，此谓觌体承当。凡向外穷索本体者，无论唯心唯物诸论，总是抛却自我无尽藏，而向外去找万化根源，便是不自承当。此西学根本失处。
曰：反己者，以躬行实践为务，而上达于天德（即性体）。
曰：见性，即性真流行，为我一身之主宰，便名本心，本心之自明自了即是见性。见性则无羡欲之累，无纷驰之惑，无挂碍，无恐怖，至乐备于己。吾人之精神即天地之精神，本非有二，众人不能同于天地者，私欲障之身。圣人常存敬畏之心，私欲不得萌，便与天地为一，见性之学，见到宇宙本吾一体。见性则亡形骸也。
曰：致知，即反己自识，识其本体，再加涵养扩充，反己即躬行实践。曰：默识思诚，知其在己之谓默识，尽其在己之谓思诚，实其在己之谓据德。举手投足，起心动念，无在非天理流行，私欲不得间之，是为思诚。
三
自其形状而观之，人与人、人与万物各异；自其本性而证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宇宙一体无间。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张载讲民胞物与，古儒先哲常讲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天人无二、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等，这些话都不是虚夸的形容，而是明心见性之后的真切体认。
明心见性，也就是存天理，致良知，识道体，知天命，明明德，备众德，止至善，也就是灵魂回家了，自然“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自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自然“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自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知止则自定，万物挠不动。”
灵魂回家之后，自然无忧无惑无惧不淫不移不屈，自然平和、宁静、陶然、快乐、通达、洒脱，穷通不改其乐，自然智慧通达、通情达理从心所欲而逾矩，自然具有强烈的社会历史使命感和极高的文化道德自信心，居仁由义严以自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内而追求完美人格，外而热心济世救民…。
灵魂回家之后，自然具备上述道德，达至天地境界。但在回家之前，以上述标准严格不懈地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也是一种向着灵魂之家行进的必不可少的努力。
明心见性，谈何容易，纸上得来，或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终归是口头禅，无用无用耳。但此事最难也不能不勉力而为。倘不能明我本心见我本性，知识最丰富学问最广博也是没有根基的，不足算也；虚名最响亮俗业最旺盛，也是没有内涵的，何足道哉。无“道”之人，为文与为人难以统一，言论与行为分为两截，或心为物所役，或人为神之奴，纵然执德不能弘，纵然信道不能笃，盖精神无根、学问无本、情感心灵思想信仰没有主人公也。
明心见性大不易，绝知此事要躬行。唯有不懈努力，始克成就。郑板桥有一副短联，可以说是孔门修身功夫的很好的总结。郑联曰：“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内藏着四大典故。孔子弟子曾参说过：“吾日三省我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为“曾三”；孔子弟子颜回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言，此为颜四；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此为“禹寸”；学者陶侃说过，“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此为陶分。
四
儒学是形上形下彻上彻下即体即用亦道亦器的，也是真正具有全面广大的全球文明视眼的。与西方哲学那种从概念走向概念的、形而上空对空的、封闭的思辨哲学体系不同，孔子学说充满了世间性、实用性和开放性，把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变革、信仰与日常生活圆融地结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色。
当今学者大多未能全面深刻地把握孔子思想的整体，对中国的历史及文明发展的路径缺乏深入了解和理解，故习惯从欧洲中心、西方文化的标准出发，难以对孔子具有浓厚东方特色的学说作出公允的评价。有小名家大言曰：“在我眼中,也是在冯友兰等人眼中,中国古代是没有哲学家的,儒教诸子,充其量只是些业余哲学爱好者而已”。
这些话恰恰暴露了此君的极端肤浅、虚浮、狂妄和对儒学的无知。这也是多数自由派人士的通病，对儒学的批判，多属没有什么思想学术含量的、无的放矢或无赖放屁的感性垃圾。似乎比五四时期对儒学的批判炮火更猛，却没有真枪实弹。此君提到的冯友兰，在枭眼看来，冯虽曾浅究儒学，却毫无践履功夫，只是学者而非儒者。此公在文革中曾昧着良心批儒批友，固然后来讲过这是一生中最大的罪过，比起“死不改悔”者强些,但对儒家而言，这两件事都是原则性的罪过，忏悔并不足以“消业”。巴金至死都不肯愿谅他，良有以也。
此君将儒家与集体主义等同起来，视为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的敌人”以及威尔逊所谓的无条件的利他主义，更是谬以千里。从个人修养上讲，儒家强调意志道德之自由，可以说是一种人格主义；就政治哲学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与民主主义精神相通，都是作为政治哲学的集体主义的反动。（曾有短文《维护个人权利与维护公众利益》驳斥此君将维护个人权利与维护公众利益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调，可参阅）。
其实，任何“主义”不足以范围儒学。儒家强调仁德恕道、仁民爱物，强调社会和文化责任感，但与作为现代专制主义形上背景的集体主义毫无共同点。当然，如果把集体主义褒义、正面地理解为一种重集体重整体的思想，说儒家具有一定的集体主义精神，亦无不可，但必须区分个人修养层面的集体主义精神与作为政治哲学的集体主义两者之异。
我倒觉得，如果从关注社会公益这一点上看，儒家更贴近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利益是全方位的，包括物质、政治、精神各种层面，所以自由主义也关注社会公益，并将之视为个人利益的保障和自我实现的途径。有学者说得好：在自由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地方，自由主义者有更多的理由为弱势集团发言、为社会正义辩护、向社会不平抗争，这是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的题中已有之义。
儒家孝悌为本，亲亲仁民，己立已人，己达达人，自利利他，却不是什么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儒家主张“泛爱众”，爱有差等但无局限，爱父母爱妻儿与爱他人并不矛盾。此君不了解儒家仁爱的圆融，把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绝对化，说什么“在xxx里自我反视的七个月中,我问自己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做英雄,还是做凡人?做英雄,对我而言,是为别人活着,做凡人,则是为自己和孩子活着.最后我选择了后者,虽有失落感,但没有后悔!我自认为这才是我最有自知之明的结论.也认为,这才是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彻底告别集体主义目的至上思维的应有选择。”云云。
悲哉，此君陷入了理论误区和线性思维还自以为聪明正确，不知如此“学问”，全无根基，不论是为自己为孩子活着还是为别人活着，不论是选择做凡人还是做英雄,都是没有自我的没有重量的。况持此思想理论，再无丝毫“为别人”之意，英雄乎哉？言高行卑，固然可耻，言卑而能行高，吾未之见也。在儒家看来，“士”是社会的中坚和先进分子，负有相应的社会、文化、历史责任。局限于小我，执著于偏见，非真学问、大学问、大智慧也。如此之言出之口普通小民之口，无足怪，出之于士君子之口，就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不从心性上修起，不从言行中践履，书读得最多，书橱而已，电脑而已。虽欲向善，缺乏真气，虽有小知，不可大受，外境有变，心随之转，波涛一起，飘摇无主，反而以“学问突飞猛进”沾沾自喜自炫，读书而不能立志，储知而徒以自夸，无学问可知矣。兹隐其名，为此君留体面。愿其深思枭言，感发兴起，则幸甚。
五
当年读柏克，读伯林，读康德，读亨廷顿，读哈维尔，读波普尔，读哈耶克读路易斯-亨金，读邦雅曼-贡斯当…，读众多西哲关于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阐述，一开始亦心摇目炫，拍案击节。后来慢慢觉得，对于个体生命来说，终非灵魂安宅，难以安身立命。西学或重逻辑之分析，或纯概念之演绎，或重小术之精微，或精社会之改造，或倡外业之驰逐，确有所长，各有所宜，尤其是关于制度的学说，很值得我们借鉴。但哲学体系最庞大，概念世界最圆满，手段技术最先进，逻辑分析最严密，于我的灵性生命即“第二套生命系统”没有什么关系。
读《圣经》及各种神学宗教之书，则始终隔了一层，连暂栖的念头都没有，何况安家。盖上帝信仰，形上与形下一分为二，上帝是上帝，基督是基督，我是我，无法打通，非究竟也，可适中性之民，难契大方之家。此意在多篇枭文中已谈及，如在《“信”孔子者又伪又愚》中我说：禅宗将人分为三种境界：小我之境、大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小我以自我为中心，大我是推己及人爱人如已，在无我之境中，一切差别对立全部消失。基督教最高境界相当于大我之境。儒家则既“有”又“无”，既能大我，也能无我。
牟宗三指出：“儒家的人文教将形上与形下，内在与超越打通，是圆满、和谐形态之教，而基督教将形上与形下、内在与外在分为两截，是隔离、偏至形态之教。儒家“天命之谓性”，人之性、所有人之性皆根源于天命；儒家圣凡之间没有本性之别，本性平等，基督教则异于是。”牟宗三进而指出基督教之不足在于神学未能如理而建，建议基督教的高明之士虚心学习佛教“转识成智”的智慧和宋明儒的“心性之学”，以此来说明耶稣的精神与生命。在他看来，只有如此，基督教的信才能更加明澈、健全而不动摇，其信徒才能有真正的自尊与自信（牟宗三《人文主义与宗教》）。
关于东西文化之差异，梁漱溟先生早已指出，“人类的智慧虽高，但此智慧确恒在生命所役使之下向外活动。只有东方古人却把它收回来还用诸其身，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儒学虽非宗教，实有胜于宗教，乃人文教、道德教也；儒学虽讲“兼济”和外王，西学以向外用功为主，中学却以向内用力为要，是一种致力于充实自我、成就自我、实现自我的“为已”之学。
儒典是一直未曾远离的，只是少时不得其门而入，泛泛读之，时有空疏迂腐不切实际之感，回过头来再逐步深入，只感到是那样的丰富凝重、通达融洽和温暖亲切。大本坚立，内力充足，从此应事处世一切无惑，行藏出处一切无碍。并非不会行差踏错，但绝不会犯原则性的违仁悖义的大错误，小事小节不妨从权，大经大法绝不动摇！
终于明白，近代许多精通西学的大学者为何对儒学及中华文化前倨后恭。有文章介绍，中国自由主义先躯殷海光一生批判儒学，晚年真诚忏悔，全心认同中国文化；精通多国文字的许梵澄先生一生的精力宣传和介绍西方文化，弥留之际留下的遗言是“中国文化真好，儒家真好！”
原因在于，儒门广大，尽可融摄西学，外王政治之学，验之以普世价值，若合符契，而心性内圣之学问，则非西学所能望尘。外王以内圣为基础，兼济乃独善之余事。贫富贵贱等外在境遇如何并不重要，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行贫贱，无忧无惑不移不屈，自律自主尽其在我。通权达变小事随缘，外圆内方大节铮铮，自省不疚问心自安。不论外在条件客观境遇如何，都不影响自性的光明圆融自足自乐，此儒者之修养也。
又，中华儒释道三家文化品格各异，各有优势，但佛道作为出世法，毕竟有沦虚滞寂之弊（三家特点利弊，俟另文详论）。古今不少大儒，开始时或好佛崇道，或浸淫西学，但后来都勒马回缰了。如朱熹、王阳明、熊十力等，早年游心释老，后来却都成为儒门宗师，良有以也。生于今日中国，恰似置身荆棘之丛虎狼之窝，非吾儒心性之学，何以自勉自律自立自强，何以抗恶反暴弘儒卫道？更别提明心见性灵魂回家了。
六
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当今多数学者包括自由知识分子于中西文化或未入门或未入室，或有研究而无实践，何足以论吾儒圣王之道，何足以识乾坤大道之要？小知间间，小言詹詹，纸上空谈，无关心性，灵魂永远在流浪！
当然，古今中外，能够找到和踏上回家的路的幸运儿，毕竟是极少数。老枭虽不敢自许已回到家里，却自信已找到回家的大道，相信只要踏踏实实地践行下去，有朝一日蓦然回首，必能心明性见，身安命立，灵魂喜悦，广大光明。此中深意真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不足与中下之根道也。
只向极少数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文化人发一问：你的灵魂有没有家？想不想家？准不准备寻找回家的路？阳春白雪，和者必寡，愚夫陋士，不可教也。此文如有百十人能认真读下来，有三五人能俯而思仰而叹、若有所失若有所得，那我就“功不唐捐”了，呵呵。
2006-8-2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半月刊第二十五期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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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06 11:19:41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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