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贴/删贴 |
zt：大纪元社论 《解体党文化》绪论及第一章
刘因全
|
【社论】《解体党文化》绪论及第一章
第一部分：党文化是怎么建立的
--------------------------------------------------------------------------------
【大纪元9月10日讯】目录
绪论
中共建立党文化的原因
党文化的由来
党文化的邪恶特征
第一章、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1．宣传无神论
1）为什么宣传无神论
(1) 无神论是党文化的基础
(2) 有神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3)无神论便于共产党控制思想
2）如何宣传无神论
2．宣传唯物论
1)中共本身并不“唯物”
2）中共宣传唯物主义的目的
3）强制宣传唯物主义的必然恶果
3．否定传统文化
1)否定传统的历史观
2）按照中共统治需要来解释历史
3）否定和睦相处，宣传中共的斗争哲学
4）实践“假恶斗”
5）否定人性中的美好
6）否定人的谦卑，否定对天地自然的尊重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1)共产党需要造神运动
2）如何造神
3)造神的后果
结语
第一部分：党文化是怎么建立的
绪论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话可算是对党文化的高度概括。但经共产党刻意灌输，许多人形成了一个深深的误解，似乎秦始皇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愚昧专制”、“封建迷信”、“吃人的礼教”、阴谋诡计和宫廷斗争等，并成为中国现在的专制、内斗和腐败等问题的文化根源。也有不少人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党文化，它只不过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而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秦始皇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真”，佛家的“善”等等。这种以“信仰为本，道德为尊”的文化才是本书中所指的“传统文化”或“正统文化”。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儒、道、释始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境界，以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开创出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盛世。如果传统文化真如中共所教育的那样一片黑暗愚昧，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能存活下来的只有中国，这本身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程度和生命力。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出现了很多如诡计、权谋、厚黑术等成体系的糟粕。自先秦以降，真伪学说同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道德的下滑，那些文化糟粕越来越有了市场。人们往往从中共的政治宣传和实际运作中记住了宫廷斗争、整人手段和厚黑术等，并误以为这就是传统文化，却忘记了汉唐时“重德才、讲仁义、重礼仪、海纳百川”等真正代表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共将马列邪说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糟粕和伪学说混杂一处，集其大成，形成了一套以维护中共统治为目的，符合中共的论理标准的文化，包括中共所宣扬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和行为方式，是为党文化。
这种“本土化”了的党文化更有欺骗性，人们对党文化中夹杂的流传下来的文化糟粕辨析不清，共产党则进一步混淆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把党文化说成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文化正统，利用中国人对党文化的排斥去排斥正统文化，结果使党文化得到了维护。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中共建立党文化的原因
一种政治制度需要相应的文化支撑。儒家的“奉天承运”和“施仁政”的文化回答了帝王的权力合法性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西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文化支撑着民主制度；而中共这个邪恶的制度也需要一个文化来支撑，即“党文化”的支撑。
“党文化”与“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这也可以解释中共许多运动背后的动机，即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初为什么要疯狂地消灭信仰、整肃知识份子，随后更有“破四旧”等“文革”浩劫。“传统文化”中天理高于皇权，以及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也对中共的独裁和暴政形成了实质性的威胁。
辛亥革命以前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出现社会的动荡和战争。老子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旧的统治秩序解体，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中间都要经过至少几年的动荡，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等新的秩序建立后再进行休养生息。但是过去无论怎么动荡，传统文化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因此会很快在新的政权建立后恢复。
事实上，每一个执政者都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凭什么你来执政，即合法性问题；另一个则是如何执政的问题。传统皇朝分别有“奉天承运”和儒家的“施仁政”作为答案。
而共产党建政后尽管以历史的规律，即编造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权力合法性来源；然而在如何执政的问题上，中共发现它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暴政”不但无法继承儒家的“仁政”道统，且面临着儒家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排斥。中共必须立即和彻底地摧毁传统文化，建立自己的执政思想。因此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立“党文化”的任务变得极为迫切。
党文化的由来
谁掌握了文化，谁就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并进而介入人的精神世界。在几千年的传统皇朝中，皇帝登基都要颁布新的年号，乃至改正朔、易服色、避名讳，更有一些帝王将相，如武则天造字、鳌拜兴“文字狱”，明成祖修《永乐大典》、清乾隆修《四库全书》等等都是希望能通过介入文化来维系统治。然而他们的介入程度都很浅。因为中国人传统上是信神的，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学说已经给人奠定了一个恒定的道德标准，尽管文化的表面上有所改动，但是“信仰为本、道德为尊”的传统文化精髓一直通过儒家经典著作和佛经道藏等承传着。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皇朝不能算作大独裁的社会，因为他们从未做到政教合一。掌握不了“宗教”，就是掌握不了“道德解释权”，就是掌握不了文化，就是掌握不了百姓的精神世界。百姓永远都可以用“天理”否定“皇权”，帝王们也要努力证明自己的行事符合“天道”，以免被“替天行道”的起义所推翻。
而当共产党爬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这一切都被彻底颠覆了。中共用“无神论”破掉了人们的道德标准；用“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证明它执政的“历史必然性”；用“个人崇拜”和“政治学习、统一思想”建立起党的“道德权威”；用暴力将这种反宇宙的“道德解释”推向全社会，由此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并衍生出一套反天、反地、反人性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党文化的由来。
党文化的邪恶特征
传统的社会中文化决定了政体形式，政体虽然对文化有反向影响，但不起决定性作用，这种自发生长的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是正常的关系。而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手里掌握的政权倒过来强行建立起一种文化，再利用对文化的垄断来维系政权。这种倒置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本身就决定了“党文化”是一种反自然的文化。
《九评之六》写道：“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传统社会以信仰驾驭道德，以道德驾驭文化，以文化驾驭政治，中共则处处相反。几十年来，中共一直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以政治驾驭文化，以文化沦丧传统道德。而中共所搞的政治具足其“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九大邪恶基因，因此其党文化便成为这些邪恶基因的具体体现。
一种文化的传播常常依靠的是文化本身的魅力。老子是个默默无名的人，道家文化却能够流传几千年，完全是因为其中蕴含的大智慧。孔子出身贫寒，但有弟子三千。儒家文化的形成与流传也完全是因为其中的道德内涵。自古文化传播基本如此。而共产党的文化却一天也离不开暴力的推广和维护。
中共当年的语录歌、样板戏、忠字舞是有赤裸裸的暴力作为后盾的，现今，暴力的影子依然无处不在。比如“六四”或者镇压法轮功，需要全民进行人人过关的政治表态，一部诬蔑法轮功的影片要在酷刑和电棍的支持下，强迫法轮功学员观看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暴力在党文化中的角色。
过去的帝王杀人或者淫乱，也都是自己干坏事。桀、纣、秦始皇、隋炀帝算做典型的暴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强迫人们学习他们的杀人理论，并通过歌曲、绘画、舞蹈等文化形式将他们的暴行美化成正义。
****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地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第一章、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中共在建立党文化方面采取了极其细腻而系统的步骤，试从以下方面论述之。
1．宣传无神论
1）为什么宣传无神论
(1) 无神论是党文化的基础
共产主义理论在出现的时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无数热血沸腾的人加入其中，其结果是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
在夺取政权阶段，中共就忠实执行着被共产党尊为“俄国革命的圣经”的涅恰耶夫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就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就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继续执行涅恰耶夫的教导，“为了让俄国人民更好地奔向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认为必须将大多数居民消灭，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将大多数居民置于死地。”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镇反、土改和文革等运动，中共的所作所为就是对《革命者教义问答》的具体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大地，血流成河。
仅用暴力维系的政权不会长久，共产党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说尽”，即需要用谎言为血腥的杀戮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谎言经过精密的共产主义理论包装，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乃至住房、养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对于历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释。另一方面，中共要对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如果从宏观上来看，要对这么多东西能够用一套统一的理论来解释，这套理论就一定是一种哲学。
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到“科学”社会主义，后来又加进了列宁、斯大林、毛、邓、江等的歪理邪说，这些学科从中学到博士毕业，强行灌输，其实都是伪哲学、伪科学。
而这套“伪哲学”和“伪科学”的基础被恰当地反映在共产国家的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简而言之，就是“无神论”。
因为无神，所以不必再修行去神佛的天堂了，把人间建成天堂成了共产国家百姓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人民被欺骗说忍受苦难和杀戮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共产党教育说，建成人间天堂的途径就是要依靠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于是以“无神论”让共产党坐在了执政党的位置上，并以其权力建构、催生和推广了一整套党文化。
一切有神论都是中共批判的对象，相信宇宙中存在神的各大宗教都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相信个人精神为世界本原的称为主观唯心主义。而中共的辩证唯物主义，实为辩证“无神”主义。
（2）有神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许多人都对中共为什么如此残酷镇压西藏僧侣、地下教会和法轮功大惑不解，不清楚为什么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就立即下毒手整治“会道门”，实际上的原因很简单。整个中共的理论体系以及权力来源都建构在“无神论”的哲学基础上，任何一个有神论都足以令中共的理论体系倒塌，令中共的执政丧失合法性。一旦涉及信仰，就动到了中共的命根子。
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以信神信天为基础的。中国古称“神州”，就是明证。从轩辕黄帝开始，中华文化就是道家修炼文化，其后儒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也相继在中国落地生根。无论是道家的阴阳、儒家的《周易》、佛家的因果轮回都带有预言性质，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社会都有其命运，主掌命运的或为神佛、或为天道。特别是从中国有正史记载以来，对于未来各个朝代大事的预言完全系统化、精确化，史不绝书。这其中从未给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以立锥之地。
成汤伐桀的时候曾经写下《汤誓》说：“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作乱，因夏桀无道，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去征伐他。”武王伐纣时也说：“纣王罪恶深重，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历代农民起义常常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这种革命一旦成功，帝王就自然成为天命攸归的人，其权力的合法性便会被民众所接受。
这一切对中共都不适用。中共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之一则是进化论。在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量回答了为什么要中共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3）无神论便于共产党控制思想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
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中共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中共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中共的逆天而行。因此，中共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共产党对于社会管理和发展经济一窍不通，邓号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中共不断对其党章进行修改，其治理国家的政策朝令夕改，南辕北辙。民间流行一句话说，“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卫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尽管中共的政策变来变去，但是全体人民却必须“统一思想”；尽管中共罪恶累累，人民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如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中共非常害怕人们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难以转弯，从而思考中共理论的欺骗性，宗教的存在无疑会给人一种思考的基础和参照。因此，宣传无神论，就会封闭人从宗教的角度思考——既然没有了神，没有了下一世，怎么活还不是活着，想那么多干什么？珍惜这一生中的享受，不要和当权者发生冲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成了许多人的生活信条，这恰恰是共产党无神论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共产党宣言》中称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传统观念中有很多比如“人命关天”等非常基本的道德判断。如果以此为标准，“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显然是罪恶，而中共治下的很多人却编出种种理由为其罪恶辩护。这种论证过程常常反映出党文化的另一大特点，即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在复杂化的过程中通过偷换概念、简单概括、逻辑诡辩而得出有悖于人类基本道德和常识的结论。
更何况中共还要战天、斗地、斗人，只有宣传无神论，中共那些无法无天的统治方式才能存在，才能推广。
2）如何宣传无神论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教主之上。
中共承认它于夺取政权之初，在文化领域上做了三件大事。首先“在全社会普遍开展了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唯物史观的教育和学习运动”，中共并不讳言该运动“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新生政权基础的巩固，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资源。”其次，是“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包括从1950年开始即编写全国统一教材，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来教育下一代。第三是“知识份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知识份子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肩负着传承、播撒、创造文化的重任”，而在中共看来这些知识份子的知识却是从“旧社会”来的，必须加以改造。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两部分软力量为“媒体”和“教育”。垄断媒体就可以控制人们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垄断教育则可以控制人们以何种是非标准和思维方式去评判和思考获取的信息。因此中共除了进行自己的一言堂宣传之外，文化领域三件大事全部是关乎教育的。中共的这种强迫洗脑教育彻底蹂躏了中国的正统文化，颠覆了人们的正教信仰。
在宣传上，中共也采取了极其细密的手法，试举例如下：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创世纪，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也必须找到对应的替代品，只不过是在时空上极大地缩短了——“创世纪”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自己的领袖为“人民的大救星”。
中共认为知识份子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本来就与道家渊源极深，宋朝之后佛家的因素也逐渐渗入儒家学说，因此中共消灭信仰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除了消灭修行者和神职人员之外，也对知识份子进行整肃。
中共为否定神学而高举“科学”的大旗，而从整肃知识份子到在各项工作中由外行（党的干部）领导内行（技术人员）来看，中共是最喜欢抛开科学蛮干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必须服从党的意志，由此给中国带来无数诸如“大饥荒”之类的人祸。在中共那里，“科学”仅仅是对付宗教的招牌而已，不是什么指导国家发展和建设的工具。
2．宣传唯物论
“唯物”是中共的许多常用词汇之一，如“辩证的唯物主义”、“唯物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等，与之相对的则是“形而上学”、“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之类的词汇。
这种哲学上的划分在中共那里并非属于学术上的争鸣，而是属于路线斗争的范畴。一旦划入唯心主义的阵营，就是中共批判和消灭的对象。这种消灭并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消灭，而是改造、洗脑乃至肉体灭绝。
1)中共本身并不“唯物”
中共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客观规律”挂在嘴边，写在书上，强迫全民学习。似乎只有树立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中共，才最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最尊重“客观规律”。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正是“唯意志论”的体现。
1959年“庐山会议”，“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彭德怀因指出“浮夸”、“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用政治挂帅取代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的问题，被毛泽东将其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起批为“反党集团”，并在全国开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场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了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实乃中共唯心的结果。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将思想置于物质之上，毫无疑问属于“唯心主义”，毛却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中大力提倡 “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吹嘘“三个代表”，声称这几十个字“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
且不论“三个代表”本身的欺骗性与荒谬性，这种把某位领导人说的几句话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与林彪的“四个第一”一脉相承。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2）中共宣传唯物主义的目的
尽管中共并不“唯物”，它却在拚命宣传唯物主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统治。“唯物主义”宣传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
在夺取政权之初，中共一方面用唯物主义消解传统信仰；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论证其执政合法性。此处不再赘述。
而当今中共拚命宣传其经济成就，实则为“唯物主义”的另一种翻版。邓小平称之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道德和文化建设的影子，而许多民众也以生活水平的提高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中共的统治辩护，即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执政的合法性，用物质领域的虚假繁荣掩盖精神领域的实际沉沦和将来的隐患危机。
在此过程中，中共不断宣传建设成就、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用夸大的、不计道德后果和生态后果的所谓经济发展让中国人认可并接受“党的领导”，并把一切腐败现象、生态破坏、黑社会、毒品、妓女、赌博、走私等问题一律归结为发展中的问题，并不加论证地称这些问题都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解决。
换句话说，党文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华、文化繁荣，这种彻底的党文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被我们亲眼所见的与几十年改革开放伴生的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系统沦为专制帮凶等现象彻底证伪。
中共用经济发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当你指责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缺位，信仰、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被国家暴力残酷而无耻地剥夺时，中共会以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质差为理由。
果真如此吗？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上面的两句话看来似乎是今天的民主人士为中共不肯实行民主而撰写的批驳文章，实则出自中共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只不过印刷时间分别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
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不认为民众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是实现民主的障碍，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总要比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好得多，因此要么中共的“唯物主义”是假，要么经济发展是假，要么二者可能都是假的，但绝不可能都是真的。
3）强制宣传唯物主义的必然恶果
党文化的“唯物主义”，最初表象为“暴力崇拜主义”。因此我们看到——
马克思：“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恩格斯：“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
列宁：“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林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打倒。”
现如今，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当代中国众多的“知识份子”匍匐于中共暴力镇压和金钱收买的面前，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中共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人权进步的充要条件，也就是说：因为经济不发达，所以就不能有人权；等经济发展了，人权自然就会有。这两个结论显然都是不成立的。
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等都属于消极权利，即它不是要求政府做什么，而是要求政府不做什么。消极权利与经济发展毫不相干，譬如一个人即使吃不饱肚子，一样可以说话，一样可以喊饿。
相反，当政府需要干涉这些自由的时候，却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为监视和限制民众的网络信息自由，仅金盾工程一项，中共就至少投资了8亿美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信息显示，希望工程实施15年来，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5亿多人民币，即3亿多美元，还不到金盾工程的一半）。这说明，中共一方面称国家不富裕，民众教育水平不高，因此拒绝实行民主，而另一方面限制民众的自由时却一掷千金。中共豢养了数万的网络警察、网络特务，内部报告称镇压法轮功的费用相当于一场战争。
另一方面，香港人均收入高达24,750美元，其教育程度也远高于内地，而香港哪怕有50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普选特首，中共仍然拒不答应。北京人均GDP在2005年达到5457美元、上海预计2007年人均GDP可达7500美元，厦门、广州、深圳等地的人均GDP也早已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不要说普选市长，即使普选一个区长都不可能，由此更可看出，所谓“经济发展”不过是中共惧怕民主的遮羞布而已。
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它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否定道德的作用，认为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谓道德都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在中国，道德的定义者和阐述者自然就都是共产党。中共对道德翻云覆雨的做法让普世道德在政治运动中彻底颠覆。“道德多少钱一斤”，此乃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典型的思维逻辑。
唯物主义带来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因此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恶后都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鉴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及，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没有了神，能够惩罚人的只有人间的暴力，而一个人或组织本身就是人间暴力的掌握者，那么还有什么恶事是不敢做的呢？
3．否定传统文化
1)否定传统的历史观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藉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历代修史之人都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灭的对象。
1950年，中共刚刚夺取政权就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武训出生于清朝末年，出身贫寒，曾随母亲行乞度日，受尽屈辱。他深切地体会到穷人必须读书识字，因此不惜几十年行乞为佣，一分一厘的善款都不敢妄费，只为筹办义学。该片于1950年10月由昆仑影业公司完成。影片公映后，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为《人民日报》写了《应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认为武训“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毛认为应“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由江青等人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污蔑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随着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展开，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也由此开始。
回顾历史的时候，许多人觉得毛泽东对一部电影大动肝火实在是小题大作，而实际上作为“党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深刻地知道对《武训传》的讨论之所以能够展开，是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份子认同武训所致力推广的儒家传统文化。
毛泽东对于历史的看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跟风的史学界的一些人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一概否定，除了起义的农民领袖外，无论是杰出的帝王，还是文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等一概骂倒。
这种看法也受到翦伯赞等史学家的抵制。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称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毛泽东看后大为欣赏，称赞说“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之所以要“学问少”的，就是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毛正好利用他们来整肃学术权威，砸烂传统文化。
2）按照中共统治需要来解释历史
共产党总要为自己的存在和统治找一个藉口。离开了中国传统的“奉天承运”和“仁政”思想，共产党为自己编造了另一个东西——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
如果看看中共的教科书，你会看到它对于历史的演绎完全是从其统治需要出发的。比如中共靠农民起义造反夺权，那么所有的农民起义就都被赋予了正面色彩。尽管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几百万人，洪秀全做了很多杀人和淫乱的事，在中共那里也都是作为正面的形象宣传。毛泽东搞焚书坑儒，暴政甚于纣王，于是毛就给纣王和秦始皇翻案。邓小平搞改革，于是专门以诡谋和杀人为事的商鞅就成了改革家，并在历史教科书中以很大篇幅正面介绍。
而在历史上另外一些为民请命的人和教育家，如武训、海瑞、孔子却先后成了中共批判的对象。
中共在建政后大杀功臣，从“高饶事件”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彭德怀、贺龙等中共元帅都被迫害致死。于是中共的历史教育就极力要给人这样的印象：皇帝登基后就有杀功臣的“传统”。
事实上，秦始皇并没有在登基后杀掉王翦、蒙恬这样的开国元勋；汉初韩信、彭越、英布也都是死在吕后而非刘邦的手里，张良、萧何、樊哙、陈平等功臣都安然无恙；隋主杨坚没有杀功臣；唐太宗不但没有杀功臣，而且将他们的画像供奉在凌烟阁中受祭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没有杀功臣；忽必烈、顺治和康熙都没有杀。唯一一个大杀功臣的朝代是大明，还有不成朝代的太平天国。因此这根本就构不成历史传统的主流。
中共对于历史胡乱篡改和解释，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它的邪教政权，“党文化”自然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中共对历史的划分机械照搬马克思从欧洲历史研究得出的划分社会阶段的方法。
举例来说，所谓封建社会即封地建国。周武王分封诸侯，建立了八百个诸侯国，这才是封建的本义。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置郡县，中国成为皇帝君临天下的集权国家，既非封建、亦非资本主义，于是中共的“历史学家”削足适履，硬把秦朝至清朝的两千多年历史说成是封建的历史，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国家说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其目的无非是想把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国归为资本主义，把中共建立的伪共和国称为社会主义，由此解释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是而已。
中国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完全从阶级立场出发。对于那些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3）否定和睦相处，宣传中共的斗争哲学
中共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社会，“治理”国家，因此夺取政权后就要尽快对每一个人划分阶级。
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段成分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分成分。
按规定，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为地主。其主要剥削方式是收取地租，占有或租人土地、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参加小部分劳动但主要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生的为富农。占有或租人土地、有相当工具、直接从事劳动并以此为生的是中农。租人土地来耕作、有不完全工具、受地主、富农剥削的是贫农。全无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是工人(含雇农)。
划分阶级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斗争”。
共产党知道它的一套“斗争”历史观难以被中国人所接受，其结果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缺失。中共采取了“诱之以利”和“捆绑杀人”的两手策略。
所谓“诱之以利”就是让跟着中共走的“贫下中农”获得土地。这种获得并不长久，中共在1955年就通过“农业合作社”的方式剥夺了农民对土地和农具的所有权。然而在土改期间，确实收买到了许多农民的支持。
与“诱之以利”同时进行的是“捆绑杀人”。陶铸号召“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一户都要参与到对地主的镇压运动中。整个中国当时有二百多万地主死于非命。这种参与把“斗争”的思想灌注到人的心中。
在城市中划分阶级，则是为了挑动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在戏剧界划分阶级，则是要挑动跑龙套的“底包”对名角的斗争，等等。
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
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4）实践“假恶斗”
道家崇尚“真”，修成的人也称为“真人”，然而道家修炼中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天道并无偏私，一直会帮助善良的人。道家当然对“忍”也很重视，《道德经》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大国者下流”（这里“下流”指要象水流向低处一样，保持谦下的态度）等教诲俯拾皆是。
佛家以修“善”为本，然而也非常重视“忍”。佛教中僧人要勤修“六度万行”，其中“六度”的第三条就是“忍辱”。当然佛教中也修“真”，入佛门受戒，最初级就要求“不妄语”，不能说假话。
孔子主张的“仁”与“信”体现出“善”与“真”。孔子主张：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指贪得无厌）。这三戒需要涵养人的“忍”。
而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假、恶、斗”的历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过的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镇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不敢公布毛、周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密约，无非是害怕用谎言掩盖的罪恶曝光而已。
共产党的“假恶斗”相辅相成。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中共都是“假恶斗”并用。譬如批《武训传》，就是用说假话的方式将武训说成是“大流氓”、“大骗子”等，然后就是用致人于死地的“恶”来“斗争”。从起家开始到今天镇压法轮功，中共的“假恶斗”手段已经磨砺得相当成熟，并将此手段深入到中国每个人的心中。
5）否定人性中的美好
人性中有一些超越种族和国家的基本的东西，比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与人为善，为他人着想，家人之间的亲情伦理等。
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产党统治的障碍，以至于中共发明了一个常含负面意义的词汇——“人性论”。对于党员来说，需要以“党性”压过“人性”，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否定爱情、否定家庭。《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李玉和和李铁梅是三个家庭中的人物，靠着阶级友爱成了一家。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孤儿，失去了父母的照顾反而让他们在“革命风雨”中历练成熟，并有“革命大家庭”的阶级友爱成为亲情的替代品。《平原游击队》的主角李向阳在最开始的版本中还有一个母亲，回家乡李庄的晚上，推开门的时候还喊了声“娘”，而母亲则迎上来说：“向阳子，队伍都来了？”文革的时候改版重拍，去掉了李向阳的母亲，称呼也从“娘”变成了“大娘”。
其他如《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沙家滨》里的郭建光，《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平原作战》里的赵勇刚，《杜鹃山》里的柯湘，这八个样板戏中主角都像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个个既无配偶，也无子女，凸现出要放弃个人，回归集体，彻底成为政党的工具的精神。
这里顺便指出的是，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如今鼓励“纵欲主义”。中共可以投入整个国家机器镇压法轮功，用高科技手段严密监控每个在册者的一言一行，如果用同样的力度禁止毒品、娼妓、赌博和走私等，这些现象必会迅速消失。因此大陆黄、赌、毒的蔓延，中共“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让党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产意识形态破灭，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一夜情、包二奶，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这样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维护中共统治的目的则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如《九评之六》所说：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父亲对子女的“慈”可以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家庭伦理给人心中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并发明出一个界限分明的词“同志”。互相成为“同志”者，即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反之则是坚决镇压的对象。是“同志”还是“敌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划分了一切社会关系，凌驾于亲人或朋友关系之上。当阶级斗争需要时，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检举、批斗、毒打自己的亲人来表示自己阶级性强于人性，向党表示效忠。
另一方面，在中共的宣传中，亲人被敌人杀掉的结果不会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深沉的哀痛，只需片刻就会把悲伤迅速转变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这黑地昏天来烧塌。”
这种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
6）否定人的谦卑，否定对天地自然的尊重
宣传韩战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传唱遍大江南北。仔细看来，就是“造神”的歌词。中共歌唱英雄的时候“风烟滚滚”，青山也要“侧耳听”，晴天的时候就要打雷当作歌曲中的鼓声，大海的波涛只能给赞歌作和声。接下来，“英雄”出场的时候，“一道电光裂长空”来壮其声势。哪怕天塌地陷，“英雄”用一只手就可以把天托起来。孙悟空得道后称自己“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齐天大圣不过如此，而中共“英雄”也可以“两脚熊熊趟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中共的炮火则可以“倒海翻江”并且把天地都炸碎。
大跃进的时候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这种造神的词句，在八个样板戏中俯拾皆是。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出现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开始“改变世界”或者说破坏世界。
从人类发明能够探测红外线、紫外线、Ｘ光，伽马射线等仪器之后，用这些设备观察到的是一个与肉眼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宇宙。如果人能进一步扩展自己的感官功能，则看到的会是一个更加不同的宇宙。事实上，以人生命之有限，感官功能之有限，将永远无法认清宇宙时空之无穷。因此中国的正统文化是通过自身精神与道德的升华，延续人的感官和生命，如佛家讲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就是典型的通过佛家修炼方法达到感官功能的扩展；而性命双修则可达到生命的延续。人通过“顺应自然”的方式与自然成为有机的一体，这才是认识自然的正途，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这样的哲学思想做指导，中国人一直在自然面前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几千年来，中国给世界留下无数精神和物质的财富。而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不仅破坏了中国文化，，而且破坏了中国人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江河污染、空气污浊、水土流失、洪水泛滥、沙尘暴等诸多问题。
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又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种谦逊的态度，才是社会应有的文化。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1)共产党需要造神运动
对于共产党来说“造神”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方面，由于所有的传统信仰都被中共镇压，民众在信仰上就形成了一个空白，此时需要中共造出的“神”去填补真空；另一方面，中共的造神运动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在中共的宣传里，中共造出的毛泽东这位“天才”、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才是人们迈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道路”，他也顺理成章的代表了“真理”，且“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因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的思想”，所以我们只能接受毛的领导，这便是毛的执政合法性。随后，邓成了“总设计师”，江则成了“继往开来的领路人”，这些歌曲歌词所表达的无不是严重的造神情结。
这种造神运动，造出了一个真正“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共产党。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黄巾军”、“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更没有把他们的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夺取了全国政权，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最高掌权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还有过两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然而当邓小平夺了华国锋的权后，“英明领袖”这一造神词汇，就自然从华国锋的头衔中剥落下来。
造神词汇永远被用来修饰共产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毛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捧上神坛。
恩格斯吹捧马克思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林彪则吹捧毛泽东时说毛“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毛的著作“一本万利”。到六十年代以后，林彪进一步吹捧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的书“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中共在“造神”运动中，不会使用“神”这样的词，然而“领袖”、“导师”、“舵手”，对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说法，已经确立了中共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这样的词汇在今天也许换成了“紧密团结”“领导核心”，以及对“三个代表”或“八荣八耻”的漫天宣传，从深层角度看，仍然是一种“造神运动”。
2）如何造神
“我们的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
这是《英雄儿女》中的一段台词。在将王成塑造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后，再点出他仅仅是毛泽东的战士而已，这样毛泽东的形象无疑会更加高大。
在八个样板戏中所表现的中共干部一般只是连长、排长而已，毛本人并不出场。而每当“斗争形势”不利，有人感到悲观的时候，突然接到“毛委员的指示”，或者读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就会立即让官兵充满力量。最后解决问题的总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被一次次的证明为“无所不能”。
这种安排也是一种造神的需要，一方面保持毛的神秘性，不出场也能决胜千里；另一方面则可以在万一出了差错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
找替罪羊是造神运动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１９２７年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结果失败了。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亭就找到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讨论责任问题。虽然这个暴动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动的，但却不能说共产国际错了，理由是如果共产国际都错了，那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还跟谁走呢。所以只能说中国共产党错了，但也不能说是中共的政治局错了，那样党员就会失去对中共的信心。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把责任算在陈独秀身上，别人都是对的。最后，共产国际发动共产党中的其他人，一齐起来揭发陈独秀的错误，批判陈独秀怎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所以把革命给搞失败了……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也在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的认错的。因其权利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此时撒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
造神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举毛泽东为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豕突，四处逃窜。这一场失败大逃亡，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被宣传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毛泽东就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蒋抗日”的英雄。这种对历史的伪造给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第一次和第二次完全是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却被夸大成了“四渡赤水出奇兵”。《彭德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聂荣臻回忆录中说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却在后来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是毛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韩战中有五次战役。由于麦克阿瑟没有料到中共会正式介入韩战，故而前两次战役共军带有偷袭性质，并取得了胜利，而后三次中朝联军都失败了，而且是第五次战役是大败。在第一次战役结束，美方认为中共只是有限介入战争而发动的感恩节攻势被中共以优势兵力击破后，即退至38线，并要求停火。此时美方的提议与3年后双方签定的停战协议基本上并无不同，而中方却因为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多付出了90万人伤亡的代价。且将北韩两千万人推入常年的奴役和饥饿之中，大约有150万人在北韩的饥荒中饿死。
中共自己也承认，当时是毛泽东个人力排众议参与了这场战争。这一场灾难，被宣传成了毛泽东的“伟大胜利”，至今中国人仍然沉醉于与世界第一强国打了一仗的谎言中。以韩战为历史背景的《奇袭白虎团》成为文革时八个样板戏之一。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冒进和浮夸。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造神运动”就会失败，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毛周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直接导致了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教训，林彪做了赤裸裸的“造神”发言：“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还编了一套“付学费”之类的理论为毛开脱。
这种昧着良心拍马屁的话，毛泽东听起来相当受用。他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准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问题写信给田家英和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1971年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写进九大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成了叛徒，按说这一回毛泽东的神话该破灭了吧。实则不然，共产党又编出“为了打鬼，藉助钟馗”、“主席早就知道”之类的谎言继续为毛造神。
中共不但通过文字，还动用戏剧、电影、歌曲、音乐等形式造神，用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方式造神，用敲锣打鼓欢迎“最高指示”造神。时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之类的宣传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实则为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
3)造神的后果
无神论的推行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谬误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述及)。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与“和为贵”、 西方的摩西十诫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
既然是“人”的约定俗成，那么人，尤其是共产党教义的制订者自然也可以重新定义道德，这是共产党最巴不得的一件事。没有神，中共就可以用它的暴力来推行它的价值观——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实则反对宇宙中一切善的力量。
既然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中共手里，那么中共永远都是“伟光正”，甚至犯了错误也一样。在中共承认错误以前，它自然是“伟光正”；在它承认错误以后，它会把错误归到几个倒霉的替罪羊身上，然后再把“勇于改正错误”作为它继续“伟光正”的证据。一切与中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则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释道德的制高点, 冠冕堂皇的进行批斗镇压。
既然中共“伟光正”，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伟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歌颂共产邪教“伟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会对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1843年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25岁的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得花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无偿占有着女仆琳衡的劳动，并强占琳衡的身体在1850年产下一个私生子。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2004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列宁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终于在1924年毙命。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
中共党员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杨开慧没有死，就娶了贺子珍；还没有与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1990年底，大陆流亡作家京夫子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一书统计，跟毛泽东有着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甚多。名女人即有十几位之众。其中与毛相从最久、影响最深的是四位：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张玉凤。199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生活。书中提到毛“一贯以女人为玩物”，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启动到1962年，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1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150万人。
共产党领袖的荒淫生活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纵欲方面，其权谋、冷酷、骄奢淫逸因为缺少信仰约束、道德约束、媒体监督，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来，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且其低下堕落的品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为个人独裁的基础，因为神不会犯错误，共产党的领袖也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个大脑代替了几亿大脑，灾难性的后果得不到纠正。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不想让人得出的结论，于是人们随大流、跟风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问题唯中共马首是瞻，或等待组织决定。
造神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在被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仍然“相信组织相信党”。当信神者被迫害时，他们可以对着心中的神去祈祷，寄希望于神的公义，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他们无法寻找更高的道德权威，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说：中央是好的，“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这种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
有神论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甚至到寺院道观中烧香许愿。无神论者无处可去，于是“有困难，找组织”，希望党来解决问题，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
结语
中共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一直在系统的用党文化去替代传统文化。这个过程看上去是经过相当周密的策划后执行的。每一场运动在时间的把握上都相当精准。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即垄断媒体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对传统信仰进行取缔、歪曲和镇压，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贬成“封建”、“迷信”，一概骂倒。在中共眼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
中共指挥暴力机器，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份子，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由是，“无神论”和“唯物论”替代了传统对天理和神明的信仰，中共的价值观替代了传统观念，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至文革后期，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对传统文化的替代也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币驱逐了良币，新生一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懵然不知。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http://www.dajiyuan.com)
9/10/2006 9:53:31 A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6/9/10/n1449356.htm
|
| [9/10/2006 1:05:06 A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