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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文革四十周年和社会民主主义演讲会”成果显著
刘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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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文革四十周年和社会民主主义演讲会”成果显著
由中国社会民主党、美国国际出版社、《时仲论坛》报社、时仲论坛基金会、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后援基金会和美中文化教育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文革四十周年和社会民主主义演讲会”于八月六日下午两点至五点在洛杉矶侨二中心召开。著名文革史论家、中国社会民主理论奠基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对文革史进行深入探讨，发表精采演讲。刘国凯还对社会民主主义进了深入浅出的阐释。美国著名文革研究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技术发展部主管宋永毅教授对文革史进行了讲评。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美国国际出版社社长刘因全、中国社会民主党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著名经济政治评论家草庵居士和自由学者郦曼茵女士等，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讲评。有近百名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世界日报、大纪元时报、时仲论坛报。中国日报、台湾时报、星岛日报、新唐人电视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媒体都作了采访报导。
刘国凯先生是中国大陆人士中最早对文化革命进行全面深刻反思者。早在1971年，刘国凯还是个年青人时，就在极其恐怖的社会气氛中收集整理文化革命的资料，写成了一部十三万字、名为《文化革命简析》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三年文革简史。文革四十周年之际，刘国凯出版了七十万字的《人民文革丛书》四卷。刘国凯的文革史观与中共官方伪文革史尖锐对立。他的核心观点是，文化革命是个复杂的政治化合物。它可以分解为毛泽东的文革清洗、中共官方(毛亦包括其中)的文革镇压、人民的文革反抗。人民的文革反抗指的是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民群众乘机起来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自己应有权益的斗争。这个斗争，以前刘国凯将它称之为文化革命中的人民线索，现在刘国凯将它简称为人民文革。
刘国凯先生除对文革史深有研究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钻研。他通读许多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书籍，以及人物传记。对社会民主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信仰。2000年他出版了十五万字的《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又简单扼要地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发展、成就、经验、现状，并正面高度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书籍。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2000年11月，刘国凯先生与一班志同道合者创建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今年五月，刘国凯率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问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让国际上了解到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艰苦奋斗.
共产党对文革的处置术--变造历史和禁止研究
刘国凯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它利用被其滴水不漏地控制着的宣传机器变造历史，制造了许多以维护、巩固其政权为目的的谎言。由于戈培尔效应的存在，谎言有时会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以至谎言能虚幻成真实。从最近的事实来看，共产党已经通过它强大的宣传机器把一个民间气功团体抹黑为诱导修练者自焚的邪教。这一抹黑已在中国国内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稍远一些，共产党把八九民运抹黑为反革命暴乱。这一抹黑也甚有效果，以至有当今的大学生责问当年的大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发动暴乱，烧毁军车、打死解放军？如果把目光再投远些，还可知共产党扯了个弥天大谎。那就是日本侵华时，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一溃千里，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全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艰苦奋战得来。至于近年来共产党默许有的学者出来对那谎言作部分修正，其缘由来自共产党对两岸政治牌局的考量而已。其中充满着耍弄权术的心机，并无匡正历史的诚意。
检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编造的谎言连续剧中，规模最大且至今仍上演不衰的是对文化革命的评判。
共产党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这个定论表面来看当然没错。但问题是这灾难是谁造成的？谁是这些灾难的主要承受者？造成这些灾难的人有没有受到惩罚和谴责？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民众对灾难的反抗？对这些问号，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变造历史，二是禁止研究。
共产党在空洞地说了句文革是场民族大灾难后，把灾难的承受者说成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和文化界名人。民众所承受的万倍于此的灾难被抹去。继而，共产党说文革中的一切灾难都是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造成的。至于具体怎样造成的，那就不必去细谈了。毛泽东虽有责任，那只是错误发动了这场政治运动而已。
作为大灾难罪魁祸首的毛泽东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带过，是因为共产党担心对毛泽东的彻底批判会导致“非毛化”；会导致对共产党政权的批判和否定。
把灾难祸水推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是为了使众多的在文革中镇压屠杀民众的共产党官僚和军头逃脱社会公理的审判和谴责。
否定文革中有民众正义的反抗斗争，是为了不让这种斗争有再生的渊源和土壤。
然而，若要实现这些目的，最重要的是对文革说词要掌握火候、点到为止。在变造历史把文革表述为一场大疯狂、大动乱，并把所有罪孽都扣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后，就立即叫停，不允许再深究下去。以至文革四十年了，中国官方优渥地供养着那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历史研究者却没有拿出一部文革史来。
金春明、王年一等很能体会“圣上”心思，他们以个人行为写了适合当局需要的文革简史，其中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进程和重要的内容。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此行仍不受当局的鼓励，因为在当局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根本免谈文革。
如果现实问题仅仅是共产党当局对文革的这种处置，那并不足为虑。问题的严重性是共产党的歪曲、抹黑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戈培尔效应，以至许多人都听信了共产党当局对文化革命极为简单化的歪曲陈述和评判。文化革命将会以一段完全被扭曲了的历史留给国家、民族的后代；许许多多文革中大镇压、大屠杀的直接决策者、指挥者都将逃脱正义的审判，甚至还以好人的面目载入史册；文革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抗运动则被彻底妖魔化，并被镇妖石压入十八层地狱。
为匡正历史、留下一部真实的文革史给后代；为伸张社会正义、惩罚谴责灾难的制造者、褒扬正义的反抗者；为取得当今民众斗争的借鉴，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冲破共产党编织的思想罗网，去深刻地研究文革、评判文革。
四十个春秋过去。当年二十岁的小青年已届花甲。当年三十岁的大青年更是年届古稀。按中国男子的平均年龄这已近寿命的临界线。事实上，许多文革时期的青年人、中年人都已陆续故去。时不我待，再不抓紧，那就只能是留下一些文字纸片，让以后没有具体经历感受的人们只从故纸堆里去考证、研究文革了。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这些文革的经历者囿于个人感觉的局限性、观点的取向性、个人权益的所在性，而导致未必能客观、全面地评判一个规模庞杂的社会运动。我们姑且对这一评估的正确性暂不作判定，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一部客观陈述事实的文革史都没有，那叫后世之人如何去研究、评判文革呢？就依靠那些杂乱无章的油印物、印刷品吗？我们理应起码要作的是留下一部真实的文革史给后世。
早在1971年恐怖的岁月里，笔者就开始暗中收集整理资料，着手撰写文革史。至1972年基本写成。但是，那部十三万字的篇幅，只是对全国三年文革进程作了个粗略的勾勒。一部可称为全国文革三年史的，恐怕起码要十倍于它的篇幅才可名以符实。而且，由于文革运动的走势、局势以省为单位。一省之内走势、局势大致相同。省与省之间有明显差别甚至很大差别。故全国文革史的修编又要以省级文革史作基础。现在，只有类似笔者这样的少数民间人士力所有限地撰写了未必有资格称之为文革史的著述，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
人们为什么缄默失语
刘国凯说：1972年，笔者暗中完成了十三万字的“文化革命简析”。时隔八年后，才有机会把它登载于油印民刊《人民之声》上。1996年笔者撰写了十五万字的“广州红旗派的兴亡”。意欲作广州文革简史。2005年，笔者再撰写了二十万字的“基层文革泥泞路”。首次从一个基层单位的视角来诠译文革运动。
在这些史述的基础上，笔者从多角度、多层次来分析、评判文革。
但是，笔者深感困惑不解的是，怎么是笔者来从事这项力不从心的工作。文革初期笔者身不由己地参加了保皇派组织，后来虽恢复自己的真实面目参加了造反派，但也只是一个普通成员。文革期间笔者的活动基本没有超出本单位。对社会上文革运动的走势、状况固然也了解，但终归不像一些头头人物那样对其中许多细节；对权势人物之间的互动和各种微妙的、变幻莫测的关系有切身的了解。从这个角度去考量，笔者不具备为文革写史的条件和底蕴。故此，无论是<文化革命简析>还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都只是对全国文革运动和广州文革运动作大致的概述而已。
为什么文革中有影响的人们不出来写文革史、或详细的回忆录？首先明显的问题是处境。文革中采取保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人们(即文革保皇派) 明白自己当年的保皇行动固然给自己带来许多封赏利益，但他们那种以被镇压民众作垫脚石而摘下官方赏赐之果的行为是拿不出台面的，故他们不会去回忆什么。文革中采取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人们(即文革造反派) 大多被压在社会底层、受到监控。其中许多在遭受长期监禁后都去世了。侥幸存活者大多在种种压力下苟且挣扎在衣食无着的困境中，失去了以语言文字争道理的心理追求和实际能力。要他们去研究文革实在是强人所难。
某些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保持缄默则另有隐情。前不久有报导说蒯大富等专注于其经济活动，对文革不愿谈及。蒯大富们不会因基本生活无着的压力而失语，但是他们曾与“江张集团”有瓜葛。这会是使之不愿谈及文革的重要原因。难以理解的则是像广州武传斌等那样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人物也采取了缄默。他们经济生活尚可，与“江张集团”并无瓜葛，亦不缺乏文字表述能力。为什么他们也免谈文革呢？这说明除了处境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
文革波涛汹涌时，成千上万的人出于种种原因都会卷入其中。为争利益(正当、非正当都有)、为争道理、甚至为争意气都会卷入其中。但是在文革早已成历史的今天，以一界布衣之身还要坚持研究、评判文革，动力何在呢？利益不存在、意气早已消失，剩下的就只是争道理一项。可是道理是软的。有这样的道理亦有那样的道理。留下真实的历史给后代是道理，但是做这些非但要花费时间精力，而且还会给自己招致麻烦何尝不是免谈文革的道理呢？文革是众人之事，自己曾有一份参与就有一份责任，这无疑是道理。可是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文革是大众之事，少我一人去陈述评判又有何妨，这何尝不是“道理”？各种正向、反向的道理都摆放在天平的两端，弃取因人而异。只有很少数像笔者这样的文革亲历者选择了不沉默。于是这就给自己的精神带来无可估量的负荷。
笔者确是是力不从心的。但愿笔者锲而不舍的努力能触动比笔者更有资格、更有能力陈述文革的亲历者们出来抓紧生命已不富余的岁月，为这段历史画卷落下笔墨。
共产党否定的是哪个文革
刘国凯说： 由于文革这个政治化合物可以分解成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共产党多年来声嘶力竭叫嚷的“全面否定文革”，其实否定的只是“人民文革”和“官方文革”中“文革清洗”的那部分。至于“官方文革”中的“文革镇压”，共产党则把它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中共控制着大量文革资料，自然也从中提取了许多思绪。而且，由于中共高官“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从自身的和其它高官的文革经历，深知毛泽东曾搞过的“文革清洗”对共产党政权危害之大。他们从惨痛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共产党内部无论有什么矛盾斗争，都必须党内话党内说，党内矛盾党内解决。绝不可象毛泽东那样把党内矛盾拿到社会上，去借用民众的力量来解决党内斗争，以至让民众中的胆大妄为、居心叵测、仇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者逮到兴风作浪的机会。故此，毛式文革清洗为共产党所否定、抛弃。
“人民文革”当然是最为共产党所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怨恨毛泽东搞“文革清洗”，但将这怨恨藏在心间。它公开讲的标准文字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那几句，仅仅是“错误发动”而已。由于有这种压抑憋气效应，共产党把怒火加倍发泄在“人民文革”身上。
除了由它的宣传机器发出大量诬陷抹黑咒骂“造反派”的文章外，(据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考证，从1976年10月到1983年这类文章达1229篇之多)，还对造反民众进行疯狂的清算报复。
“人民文革”只存在了一年另九个月(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共产党对造反民众的清算报复则持续了二十年以上。早在1968年8月全面压制和镇压后，共产党就开始了三年的疯狂报复清算：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1976年十月事变后，侥幸从前几轮清算中幸存下来者，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次彻底的清算。从此他们都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其中许多人都死在狱中，如武汉工总司头头胡厚民死于二十年徒刑将满的半年前。有的出狱不久也都死于贫病交迫之中，如朱洪霞等。除了对文革造反的头头人物判以重刑外，共产党还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不停顿地进行“清理三种人”运动。大量的前造反派成员遭到无休止的迫害歧视。这对“三种人”的政治甄别和迫害持续到八九前夕。(个别地方如云南，这种迫害一直持续到当今。)只是由于八九之后，共产党有了更新的仇敌，才稍微放松了对前造反派人物的监控。
为什么共产党对文革造反如此仇恨？因为文革造反揭露了中共官僚们的种种劣迹丑闻，使人民大众有所醒悟，中共在文革前十七年中依靠谎言，欺骗和政治强力为自己营造的神圣光环暗淡下来，民众从此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中共官僚肃然起敬，对中共政权绝对驯服了。对此，中共干部，尤其是高干，近三十年来一直疾首痛心。在他们看来，中共政权绝对权威之式微，百姓民间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盖源于此。正因为这样，中共政权对人民文革恨之入骨，并要对曾敢于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民众进行无休止的报复清算。
共产党在内心否定毛的“文革清洗”，和在持续报复清算民众的“文革反抗”时，又是怎么对待共产党的“文革镇压”的呢？明白无误的事实是，共产党在表面的“全盘否定文革”的旗号下实质上对“文革镇压”进行全面继承。中共当局什么时候反省过六六年“资反线”搞的第二次反右？什么时候对六七年的早春镇反表示自责？什么时候对六八年夏秋大镇压、六九年“清队”表示过懊悔？……没有，都没有。非但没有，还在继续。从八十年代初的批“苦恋”到八十年代中的“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到八十年代末的“六四”屠城，处处都是当年党棍文痞批<燕山夜话>、<艺海拾贝>的翻版，和赵永夫之流西宁大屠杀的再现。拼命叫嚷要“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在1989年搞了比昔日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更大规模的大屠杀。同样声称“绝不再搞文革”的当今中共领导人也在在讪尾开枪杀死集会示威的民众。无怪乎，首开“文革镇压”第一枪，从背后枪杀正在和平集会上演讲的大学生韩彤的共产党军官柳青，和屠夫赵永夫之流都在共产党极其优渥的待遇中享乐其罪恶的、本应受到严惩的余生。
毫无疑问，中共政权在其“绝对不要再搞文革”的表面宣称下，实际上仍在使用官方“文革镇压”的手段。它“绝对不要再搞文革”真实矛头主要所指的是“人民文革”。它是企图通过这一宣称来从思想上缴民众的械，震慑民众不可使用“人民文革”曾经使用过的抗争策略和手段。
文革之解析
刘国凯说： 笔者于十年前--文革三十周年时，提出了“文革人民线索”之说。现今文革四十周年时，笔者转而采用王希哲、郑义首先提出的“人民文革”之说。这两种提法字面上略有不同。但在笔者所指则为同一事物。即文化革命期间，精确地说，是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间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自己应有权益的斗争。十年前的提法，学术上有较多的回旋余地，但政治意义较钝。后一种提法从学术角度上来看似不够严谨，容易招致误解、遭到挑剔，但政治意义则十分鲜明。在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遭到严重抹黑、妖魔化的今天，笔者决定放下“文革人民线索”论，转而采用“人民文革”论。
果然，在笔者的“人民文革”论提出后，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同样激烈。有朋友激烈地问道：文化革命是那样一场灾祸，难道人民还喜欢文革？还希望那样的灾祸再来一次？
如何评价人民文革，须先弄清什么是文革。
从1964年到1966年5月之前，文革全称起先是“文化革命”，其内容是共产党对文艺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如电影界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之类)。到这个文化专制主义愈演愈烈之时(1965年)，名称升格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段期间，文革这个名称与其内容是有关联的。
1966年，5月16号以后，毛泽东把它再升格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那时到1976年底的十年里，文革这个名称与其内容就不相关联了，它只是前一段的名称由当权者作惯性延伸而已。固然，在1966年6、7月间，发生了以中学生为主的“破四旧”胡搞。这无疑有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摧残，也可以说是“革”了文化的命。但它终归在十年里只占很少一段。(一百二十个月中的一、两个月)在十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以文化革命称之的社会运动，其实与文化并不相关，既谈不上是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正面运动，也不仅是摧残文化的负面运动。总之，不能从它的名称顾名思义出它的社会内容。
“文革”作为那个历史年代的一个名称。它的最大特殊性是它的名称与之内容的分离。历史上许多时代都有它的名称，如战国时代、文景之治、五胡乱华等等，其名称与内容是相关的。而当代被称作文革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与其内容则是不相关的。这在历史上也可找到少数例子。如上古的春秋时期，就不能从它的名称顾名思义出它的社会内容。
那么，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从它的名称顾名思义不出其内容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简明的答案是，那是一场内容极为庞杂的、各种内容互相纠合、或互相冲突的社会大运动。这场社会大运动由三部分的内容组成。
组成内容之一是毛泽东的政治清洗，即把他所不满意的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官清除出权力体系。文革期间(严谨的说法应是，“在那个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期间”，为了便于叙述，本文此后都简称为“文革期间”) 的这一内容从1966年5月一直延续到1976年十月事变。同样是为了便于叙述，兹将毛泽东的这场政治大清洗简称为“文革清洗”。
组成内容之二是人民群众乘响应毛泽东“批判资反线”和“批判走资派”之机起来冲击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的运动。这个运动从1966年秋天发端到1968年7月嘎然而止。其存在时间为一年又九个月左右。(三个年头，六六、六七、六八。从前笔者持文革三年论就是以此为据)。这场运动可称之为“文革反抗”。在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时，笔者将这个运动概括为文革中的人民线索。今天，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际，笔者采用了王希哲、郑义分别创立的一个政治名词：“人民文革”。
组成内容之三是毛泽东和各地官僚、军方对起来反抗的人民群众实行镇压、清算。这一内容可简称为“文革镇压”。其起止时间是从1966年6月到1972年底。
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镇压构成了文革的主体内容。这里有必要再次作说明的是，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镇压这种构词法本身就有问题。它是一个主谓结构。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主语的文革，仿佛是一个政权、政党、军队、阶级、社会集团或权势强人等等，由它们去实施清洗、镇压或反抗。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正如前面所述，文革是一场内容极为庞杂的、各种内容互相纠合、或互相冲突的社会大运动。运动是一种状态、一种表现。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主谓结构中的主语。文革不可能去清洗谁、镇压谁、反抗谁。所谓文革清洗的主语应是毛泽东，没有列出的宾语是某些共产党高官。所谓文革镇压的主语应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国家机器，没有列出的宾语是造反派民众和“黑五类”民众。所谓文革反抗的主语应是民众，没有列出的宾语是共产党统治秩序。故此，文革清洗的精确语言表达应该是：在那段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中，毛泽东对他不满意的官员进行清洗。文革镇压的精确语言表达应该是：在那段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国家机器极其延伸物对造反派民众和“黑五类”民众所进行的镇压屠杀。文革反抗的精确语言表达应该是：在那段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中，造反派民众乘机起来对共产党统治秩序进行冲击，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自身应有权益。但在表述过程中，为简化就成了文革清洗、文革镇压、文革反抗。而这种表述上确须运用的简化，会无可避免地会带来歧义和误解。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以其强大宣传机器作歪曲性变造，使世人都以为文革只有灾难、浩劫，而不了解灾难浩劫的制造者是谁、承受者是谁，更遑论知晓文革中有民众的正义反抗了。
文革清洗和文革镇压合起来可称之为官方文革。换言之，官方文革包括文革清洗和文革镇压两方面的内容。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那么，官方文和革与人民文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这样的。
首先是毛搞的这场政治清洗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清洗(如清洗王明集团、高饶集团等)。不是通过党内斗争、不是通过党内的投票机制来清除一些高级官员，而是发动群众批判他欲清洗的大员。并发动“夺权”运动，让当权派们先都“靠边站”了，再筛选他属意的官员复出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完成其政治清洗的牌局。
毛的这一牌局引发了民众的乘机造反。即使属于“奉旨”造反的，后来也走向“越旨”造反和“抗旨”造反。人民群众的文革反抗运动引起中共地方官僚和军方的镇压。毛泽东在还没有完成其政治清洗的牌局时，在感到民众运动还有利用价值时，曾一再否定地方官僚和军方的镇压，这使民众的反抗运动得以消沉后又重新振发，乃至扩张至非常大的程度。在毛泽东盘算到自己的政治清洗大体完成时；在毛泽东感觉到群众运动已越出了自己设计的轨道时；在在毛泽东感到应让各地受够了民众冲击之气的复职官僚和军方出出气，并通过让他们出气来重拾他们的拥戴时，毛泽东允许，甚至主导了1968年夏季的全面镇压或压制，并在其后的三年中，对积极参与过文革反抗运动的群众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反复清算、报复、镇压、屠杀。(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
这就是“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镇压”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负面评价人民文革的几点商榷
刘国凯说：对“文革反抗”--人民文革应作何评价？正面评价者不必赘述，只讲反对者，即对人民文革作负面评价者。
负面评价之一：“人民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没有意义”。这种观点还有另一个语言表述是：“反官僚不反体制毫无意义”
商榷：照这种“没有意义论”的逻辑，在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的情况下，应该连贪官都不要去反了。否则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官僚不反体制”，这不明显是荒谬的吗？笔者认为，能把贪官和皇帝一起反掉固然最好。但若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比什么都不反要好！更比保贪官、保皇帝--这正是当年文革保皇派所为--要好得多。
负面评价之二：“文革造反依靠毛的恩准去反政治迫害无正义”
商榷：文革期间官方、军方对民众的政治迫害有几次高潮。以1967年2、3月的那一次为例，各地军方突然把一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许多群众。最血腥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开枪打死无武装的三百多名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1967年4月，毛泽东通过红旗杂志社论等宣传机器表达了他对这场镇压的批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被镇压的民众应不应该利用毛的这一态度(注意，这仅仅是态度。毛并没有严厉指责军方，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要军方认错) 去要求军方释放被逮捕的民众？应不应该要求军方承认前阶段镇压的错误，并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如果认为这是靠了毛的恩准才能进行而无正义性，那么要问，什么是正义？难道军方的镇压屠杀是正义性的？
要求军方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至于它是靠了毛泽东在政治清洗牌局中打民意牌才能进行，那是它的机智和勇气，是值得赞许和借鉴的。岂可坐失这个机会让被打成反革命的民众在监狱里继续遭到折磨！当然，如果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斗争的智慧，也会不懂得把握这个机会去反政治迫害的。
宣扬“造反派依靠毛的恩准去反政治迫害无正义”，从深层上去探究，是转了个弯为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张目效力。
负面评价之三：文革造反虽打击了一些共产党官僚但却帮毛巩固了地位。
商榷：这是政治短视和政治表视。毛是所有共产党官僚的首领。打击共产党官僚也就打击了毛的统治机器、打击了毛体制的基础。说文革造反虽打击了一些共产党官僚但却帮毛巩固了地位，这无疑是极为荒谬的把共产党官僚放到与毛泽东对立的地位。
不妨看看史实。1969年3月九大上，毛的清洗对象都被逐出了权力圈，毛的地位似乎巩固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和暂时的现象。政治连续剧不是速食快餐，必须经过一定的发酵过程，效果才会显露出来。毛林反目、毛泽东骤老、欲除掉周又嘎然而止，想交权给江张集团却迫不得己让邓复出，尔后再肃整邓，方寸大乱，最后只能在病榻上哀叹“只好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毛的地位巩固了什么？毛神圣光环的暗淡，不正始于文革造反运动冲击了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吗？
文革前，反对一个小单位里的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会遭到严厉的惩处。文革后，反对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党的书记不再是反党、反革命，这是共产党统治链条不得不松弛的表现。而这一松弛的得来，全靠人民文革的冲击。这一松弛也直接体现为毛统治基础的松动。
负面评价之四：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
商榷：毛把他的这场政治清洗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给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产党内哪有什么高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行修正主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要务实，但那也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别忘了刘少奇、邓小平不但是1957年第一次反右的极力主张者，还是1966年6、7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毛死后，邓小平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在政治上却坚决复旧，坚决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要说已皈依宪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义，即使是跟还在共产党框架里面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差得太远。而且1989年，他们整体上都主张血腥镇压，就说明了他们从来不是修正主义者。至于说到赵紫阳，他当然是修正主义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了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
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运动根本没有首先去区分哪个官是走社会主义的官，哪个官是走资本主义的官。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说明，否则造反群众是一律予以冲击的。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好官，这首先是误以为文革前共产党里真有这样的好官。接着是凭空臆想造反群众会甑别出这样的好官再特别加以冲击。
负面评价之五：文革造反“打砸抢”。
商榷：文革造反的“打砸枪”主要是发生在1966年底的“批资反线”时期。那时毛已否决了刘少奇、邓小平搞的第二次反右，指示在前阶段运动中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应予一律销毁。但是许多地区、许多单位的领导仍幻想着以后还可以去“秋后算帐”，故都设法转移这些档案材料。这个情况被造反派获知后，就冲击“保卫科”等机要部门，打烂保险柜，抢出黑材料。事态的发展还使有些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人乘机去冲击机要部门，抢出一些秘密文件来看。文革时期得以暴露许多共产党的内幕，盖源于此。故此共产党对此切齿痛恨。但是，这种“打砸抢”不是打烂、砸烂得好，和枪得有理吗？别忘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造反的人们也是大搞此类“打砸抢”的。共产党秘密警察部门(各单位保卫科均属此体系) 的黑档案制度是最阴森、最可恨的。
负面评价之六：文革造反派是“四人帮”的走狗。
商榷：对此，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有段相关文字，兹转录与此：
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却是：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号召“造反”。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是这个党中央的一员，都是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投了赞成票的！……毫无疑问，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种合法行为，完全无罪可定。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刑法》中还明确规定了追诉的“时效性”。在中共1982年起诉他们1966-1967年的造反行为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3-14年，其实已经没有了法律上的追诉的“时效性”。而这些学生造反派领袖其实从1968年起便被毛抛弃，自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长期处于被监禁状态。他们根本没有也无法和70年代中后期才形成的“四人帮”的活动有什么关联。
从宋先生上面这段文字可知，那些学生领袖尚且如此，一般的造反派群众就更与“四人帮”八杆子都打不着了。说造反派是“四人帮”的走狗纯粹是复旧的老官僚集团为了涂污文革期间的民众反抗运动而泼给它的污水。
负面评价之七：所谓人民文革的反抗都失败了，有什么意义？
商榷：岂可只以成败论事！七九民运、八九民运都失败了，它们都没有意义吗？
负面评价之八：人民文革层次很低，只是报复共产党干部而已，根本不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
商榷：人民文革的层次当然有限。笔者从来没有高估它，从来没有说它可以建立民主政治。笔者只是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和给予它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已。人民文革中虽有报复共产党干部平时欺压群众的成分，但那也远非是它的全部内容。
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不能脱离它的时空。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前人。在那个政治迷信极度泛滥的年代，能敢于站出来反抗就很不容易。事实上那些勇于反抗的人都在1968年8月之后受到无休无止的清算报复。直到1986年，文革二十年了，共产党还在“清理三种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共产党有了最新的敌人，才把精力转向了。然而直至现时文革造反的突出人物大多去世，少数在世的也一把年纪的今天，共产党都仍然没有放松对在世者的监控。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电子计算器，四十年前的人们使用的是手摇机械计算器。我们现在比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嘲笑他们吗？我们在那时就使用了电子计算器吗？
那些指责人民文革格调低下，仍然在共产党思想框架内，不能建立民主政治的说法，无异于是指责四十年前的人们为什么不使用电子计算器，而去使用手摇机械计算器。
正面评价人民文革的意义
刘国凯强调： 从历史领域来看，正面评价人民文革是恢复历史真实的面目，是留下一部完整的、真实的历史给国家民族的后代。从现实意义来看，它是有值得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借鉴的地方。
他说：笔者在许多文章中都一再说明，文革造反不等于文革期间的民众反抗运动-人民文革。只有文革造反中的那部分属于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应有权益的活动内容才应纳入人民文革的范畴。具体内容已另文有专述不赘。
全版文革犹如一大盆污水。人民文革是这一大盆污水中的婴儿。我们当然要把这盆污水泼掉。但在泼掉之时应把婴儿捡出来。
人民文革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策略性，二是它表现形式的非暴力性。
策略性是它运行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之内。人民文革的主体部分虽冲击了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却没有冲击它的根本体制。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它的策略性，和得以扩张到很大规模的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嫌隙，利用了毛和地方官僚的矛盾；利用了毛和各地军方的不配合去反政治迫害，去争取平反。这种策略是值得今时民主斗争、维权斗争所借鉴的。
人民文革斗争形式是集会、游行示威、集体绝食、在军区大院外静坐，要求对话等等。这些非暴力抗争的斗争形式也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它甚至就是当今维权斗争的主要形式，也会是今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形式。
存在与1966年11月至1968年7月的人民文革，系由官方文革引发。换言之，是乘毛利用群众运动斗倒他的权力争夺者之机而发。(毛利用人民，人民利用毛) 现今，共产党经过沉痛的反思，再也不会作发动群众运动来“自下而上揭发自己阴暗面”的蠢事。换言之，共产党的首领再也不会作为了请除权力争夺者，而发动群众运动，借助群众力量的蠢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原版的人民文革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今天民众的觉悟水平已大大提高。无论是维权斗争还是民主斗争都不需要由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引发。它是自主的、自为的。然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发生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民文革，无论是其策略性，还是斗争形式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研究文革好比是寻找失落的黑匣子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也是研究文革的代表人物。他说我们现在提到文革就好比飞机突然坠落，机上的黑匣子不见了。我们只知道上面最坏的是四人帮，下面最坏的是造反派。但实际上四人帮是五人帮，帮主是毛泽东。再往下，实际上发动文革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都有份。他们对文革的态度就是只要不搞他们自己，搞谁都行。
我们说倒洗澡水，不要把婴儿一起倒出去了。而中共对文革的看法，就是要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出去，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倒出去。倒出去的要点就是它要把文革中人民的维权、人民的反抗给全盘抹杀掉。
而且在一个专制制度下，受整的人不一定不拥护这个制度。你看毛泽东诞辰纪念，邓拓的儿子、田家英的女儿都跑去，根本不管他们的父辈是被毛泽东害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制度对他们有利，因为这个制度能使他们衣锦还乡。
谈到未来宋永毅说他寄希望于民间。他说我们从菜市场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过去有人要是敢在菜市场骂共产党，这个人可能立刻会被人打死，现在102%的人敢在菜市场骂共产党。还有一些人可以在网上天天骂共产党，如刘小波等，所以布衣和集权的博弈已经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
文革受害人郦曼茵女士介绍：她在文革中因反革命罪坐牢十年， 仅仅因为她当时和一位诗人有些交往，后来这位诗人被当作反革命枪毙了，那么和他有些交往的人也变成了反革命。
郦女士说现在对毛泽东的批判太不够，这样中国很难向前。共产党说毛泽东是好人犯错误， 什么三七开。什么叫好人？ 希特勒你能说他是好人吗？毛泽东和希特勒差不多。希特勒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毛泽东是共产主义狂热分子。
毛泽东发动文革，除了为了夺权，还为了报私仇，辨别考验谁忠心；他通过破四旧破坏传统文化。最荒谬地是他想彻底改造人的思想。他认为野生动物可以改造成家中豢养的驯服动物，人也是可以训服的。
中国一定会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制度
刘国凯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社会民主主义问题。一是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和我们中国特别需要它。
他说：对待社会民主主义许多朋友有模糊的认识。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或说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从来不占领导地位。
在英国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工联主义、八、九十年代有费边社观点。在这些充满改良主义色彩理论的指导下，英国成立了工党。
在法国，1879年成立了法国工人党。由于党纲中有“工人阶级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说法”。多数派认为这种说法中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要求取消，少数派不同意而导致党产生了分裂。几年后，两组织合并，取消了党纲中的这种提法。
在德国，1863年成立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为拉萨尔主义所主导。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875年这两个组织在哥达城合并，发表哥达纲领。纲领中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为此痛心疾首，写了“哥达纲领的批判”。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李普克内西一直压着不让它在党刊上发表，而且强调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党内也不占主导地位。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宪章主义、四十年代法国的路易勃朗主义可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使萌芽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八十年代法国的可能派观点、英国的费边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国的伯恩斯坦主义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二十世纪初年德国的考茨基主义、英国的麦克唐纳主义和稍迟的瑞典汉斯新政使社会民主主义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法兰克富宣言>的发表，尤其是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的问世，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磨炼已基本成熟。然而它还会继续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宣称它已臻于完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究竟何在呢？这在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无论是萌芽期、初步发展期抑或其他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都不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宪章主义者发动的和平请愿，路易勃朗设计的社会工场，抑或蒲鲁东的人民银行，还是拉萨尔的国家资助工人工厂以及后来的种种方案，都贯串着同一个思想线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资本主义。
这种思想脉络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来自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自由的认同。他们认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需要把原有的社会砸烂，而是要在经济上约束资产阶级的贪婪，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开创的却又阉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进行充实和发扬光大下去。但是，马克思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张进行暴力革命，把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全部砸烂，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导致后世产生共产党专制暴政的思想根源。
第二点，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呢？经过一两个世纪的社会变动，二战以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已巩固地确立了健全的民主体制。因此，就政治层面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冲突。换言之，无论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者或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有建立完善民主政体的要求。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是有区别的。资本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资本主义主张民主政治，具体内容涵盖公民个人的诸项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和宏观民主架构，如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直选各级行政长官等。而对经事务资本主义则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赞成政府进行干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突出推崇自由，它认为，在经济领域内，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日新月异的生产效率。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妄顾了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实质上是非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标榜机会的平等，这较之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固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下，机会并不能平等。它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又在拉大社会成员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贫富悬殊。
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比资本主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认为民主精神应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它希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除了作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外，还应使社会财富在全体民众中作相对公正的分配，使社会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权的横行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免除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而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从而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态。资本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长期的和平较量，较量的结果在二十世纪中期已初见分晓。一百四十几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个欧盟国家中经常有十一至十三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日益式微。资本主义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运行模式逐渐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趋同。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社会民主主义者宣称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日益拓展，毫无疑问地已成为康庄大道。
社会民主主义并非一直在一帆风顺中发展，它也走过弯路。例如英国工党有着特别深厚的国有化情结。它在1945年7月大选胜利上台执政后，陆续下达了八个国有化方案。虽然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原则区别于共产党的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国有化，但是英国国有化企业中很快表现出低效率、高消耗和官僚主义盛行的国有化通病。由于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情结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来自费边社的观点，故它具有修正能力。不久英国工党着手检讨国有化的失误及其不可取之处，便挥别了那貌似瑰丽，实则疏漏的国有化情结，再创混合经济结构。其他后来陆续走上执政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大都吸取英国工党的经验，而避免走这段弯路。
我们中国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别需要。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所奉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把早期资本主义中最不人道的经营方式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捏和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党营企业怪异地与市场机制联姻，从而诞下怪胎。那就是企业的领导者仍然具备共产党官员的身份、级别、待遇，但他们对员工的统率管理则逐渐嬗变为资本主义模式。即企业领导在执掌企业的的领导权时，还可以制造“理由”开革员工。工资福利的规定也不再只是照章执行中央文件的条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关的规定指标。于是，劳工阶层从原共产党经典“社会主义”下的农奴境地爬出来却又落到早期资本主义的雇工地位。而企业领导人员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安插亲信等恶劣现象则比经典“社会主义”还要严重得多。当今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拒绝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纳其经济营运程式，并坚持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党和行政权力渗透在经济营运中，从而使这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离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更为遥远。在这个“主义”的实施下，劳工阶级处于完全无权和被盘剥、并毫无社会保障的地位。
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政治层面上的专制和经济领域里的极不公正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却缺乏建立社会公正的机制。用它来取代共产党制度无助于解决其制造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视社会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有能力医治这些病患弊端，从而也最具备发动民众起来终结一党专政的感召力。
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公正的方法途径并不固定，它应视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最适当的方案。我们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信心在终结中共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借鉴世界上其他社会民主党的成功经验，再结合中国的各种具体现实拟订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来把中国建设成既有完善的民主政治架构，又能发展社会经济，并能使社会的各个阶级都能经济发展中得到收益，尤其给予劳工阶层以确实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美好社会不能仅以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为满足。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是促进社会和谐和人性优化的有力杠杆。我们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沿着这一思路锲而不舍地奋斗，直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真正的人间乐园。
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由某个天才人物所创立。它是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智慧的结晶和辛劳的成果。它是由许许多多溪流汇集而成的江河。当今，它早已成了滔滔的历史潮流。这个潮流亦将冲垮中国的专制体制，并把中国民主之舟载向光辉的目标。
演讲结束后，人们展开热烈讨论，主持人不得不请求房主延长关门时间。人们反映，会议非常成功。多名听众当场表示参加社会民主党。还有听众当场捐款300元，希望多组织这样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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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2006 10:25:5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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