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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兼驳刘晓波的孔子观
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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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兼驳刘晓波的孔子观
一
如果在孔子时代，我在孔子眼里，最多是个狂狷之徒而已，或勉强算“成人”吧。孔子自己应南子之招去见大美人一面，便要受到弟子子路愤愤的责问，只好向天发誓：绝对没有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子路偶尔冲动说说粗话打个架，便要被孔子严厉训斥！而对老枭来说，说粗话打私架，与美人干干坏事，那是家常便饭。如果作为儒者，孔子、子路能放过我吗？
但是，在今时今世之中国，我自信当无愧于圣人之称。因为我有《两项基本道德原则》：
一、不撒谎。不是要求任何场合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说真话，那太难，也没有必要。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及特殊情况下，例如对爱人、孩子、对绝症患者，一些无伤大雅的善意的偶尔的小谎，在所难免。但是，在公众事务中，在涉及他人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和涉及人格的时候，绝对不能说假话，此乃立身之根本。如果限于各种特殊情形与具体境遇，说真话不方便，有困难，有危险，可以不说话；如果一定要说，就必须坚持言论、思想的基本诚实。
二、不为恶。可以不为善，但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为恶，大恶不可为，小恶亦不可为。不论是否利己，都不能损人，不能害人。极而言之，害一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不为恶也包括不附恶，附恶即作恶。对于恶人恶事，可以不站出来斗争，但绝不扶同为恶，绝不帮凶帮忙帮闲！
虽然孔子感叹礼崩乐坏，其实在当时，三代礼乐之余音依然袅袅，社会道德规范虽败坏而未灭绝，不象现在，不仅彻底的礼崩乐坏，而且空前的学绝道丧。不仅广大民众，“士”阶层也全方位普遍化地堕落，行为没有了任何规范，道德突破了任何底线。一个“士”达到这两条标准，在孔子时代不足为奇，在现时代就不仅难能可贵而已。所以，孔子时代勉强算“成人”者，在现时代就堪称圣人了。
与其唱高调，不如守底线；与其严细德，不如论大节。这个时代，就象我在一首诗里描述的，火里有冰水里有毒，花朵里有刺，花圈里有套，妖魔化成了美眉，豺狼披上了人皮，鸡犬飞进了中南海…。在这样一个善恶全面颠侧、道德全面崩溃的时代，“士”阶层的道德标准不宜标之过高、也不宜过于琐碎。只要大人格没问题，象老枭这样喝喝酒泡泡妞，说说粗话打打私架，人之常情，何必苛求（如自我苛求，那就更加成德成圣啦）？
二
在守住这两条底线的基础上，尽量以君子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当然，这是就原则而言，对于历史上一些与当时制度配套的具体道德行为规范，没有必要死守）。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民主，在“超越”问题上坚持人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秉持仁德，对亲人孝悌，对朋友诚信，小事随和，大节铮铮等等，这些都是我平日里常常“三省”和自律的。不论是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尽力尽责尽量做到“内省不疚”。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办法是“集义”，不断地发合乎仁义的言、做合乎道德之事，久而久之，内在的浩然之气就会越来越充足。儒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于此可见。
同时，与人交往中，尽量履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朱熹《四书集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王弼《周易注》：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惟恕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是儒家的恕道，也是世界伦理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忠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己能立能达也希望别人“立达”起来，就象俗话说的，自己好也要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己所欲，是否就可以强加蛮施于人呢？也不行。立人和达人当然是好事，但也应该尊重本人的意愿，在唤醒本人“立达”意愿的基础上帮助他“立达”起来。尤其是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任何强制性的“好事”往往都不是好事或者会变成坏事。《周易大传》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遵循客观规律融为一体。对物而言，要遵循客观规律，对人而言，就要尊重人的本性。“曲成万物而不遗”，这个“曲”字，值得深长思。我有一小诗《呼唤》，可以说是这种忠恕精神的最好描述和体现（附后）。
《论语》、《孟子》是内圣之宝典，有许多关于君子人格、君子规范的论述，其中不少是可以供古今中外人类共国遵循的“铁律”，谨从《论语》中摘录数则，与有关同道共勉：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三
当然我不是不会犯错误，甚至会不断犯错误，但涉及大义、有关大德的大错误，自信基本可以避免了，纵然万一不慎犯之，也必过而改之、尽力补救。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为：君子的过错好像日月之食。错了，给大家看见；改了，人们仍然仰望他的光明。
圣人不是不犯错、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没有任何人是绝对的道德完人，但是有相对的道德优劣高低。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圣贤何尝无过？尽管孔子自谦“若仁与圣则吾岂敢”，他是历代公认的大圣无疑。但孔子曾自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例如，《论语》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又载“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想利用公山佛肸对自己的重视而有所作为，后虽因子路的拦阻没去成，至少孔子两过有过这种糊涂错误的念头。朱子《论语集注》引程子语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然而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又引张敬夫语曰：“子路昔者之所闻，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圣人体道之大权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一则生物之仁，一则知人之智也。”要等子路劝阻才认识到想利用公山佛肸而有所作为的打算不可行，是错误的。程子和张敬夫的辩解，可以说明孔子救世心切和通权达变，但不能证明孔子没有认识上一时的失误。
是人就有局限性，就会犯各种错误。在《李锐访谈》的影碟中，李锐转述恩格斯的话说，任何人都有三个“局限”：历史的局限；个人知识、经验的局限；个人思维力即智商的局限。有网友以为还应当或必须加上一个局限——“道德局限”。恩格斯还讲过：人从动物进化而来，注定人永远不可能彻底摆脱“兽性”。这里说的兽性，当包括“人的道德局限”。可见恩格斯实际上是主张“人有四个局限”的。
其实孟子也主张人有“道德局限”，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传之”。孟子认为人的天性中即具有善的萌芽，称为“仁义礼智之四端”。他同时认为，这些“善端”是人异于禽兽的根本标志。虽然人有禽兽本能，孟子认为那些不属于人的本性的部分，君子应该克制之并将“仁义礼智之四端”弘扬开来。
四
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祟尚谦卑，听了“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这样的话，未免以文化狂妄和道德自负相斥。刘晓波在《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一文中就认为：“孔子开创的诲人不倦传统，作为中国人的为师美德，其潜台词就是永远高人一等”、“孔子被后代神化为圣人，儒家伦理被拔高为儒教，不仅造就中国的专门神化世俗人格的造神传统，而且造就了权力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传统。”
孔子和历代大儒确实是比较狂的。权力上的狂妄固然不好（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的政治实践难分难解，不是没有“权力上的狂妄”，但比起没有儒学修养的权力所有者，比起其它门派如法家、马列派来，其权力狂妄的程度实在是太低了），但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却没有什么不好，尤其是在专制时代。
以道自重、以道自任、以道制势的士林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贡高我慢、自我夸耀的精英意识，完全是两回事。历代大儒以道的承担者代表者自居，“士志于道”，把谋道行道当作自己的理想与使命，自爱自重，自强不息，正心诚意，成德成圣，也可以说是一种圣化自我。只是对于儒家来说，这个圣化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涂脂抹粉式的自我圣化，而是为了卫道弘道，以道制势，以道“正”权，儒化政权。
“圣人的架子”是摆给权力、主要又是摆给君主看的，就象老枭的架子是摆给中共看的一样。自古以来，儒家无权无势无兵马无粮草百无一有，与掌握了政治经济各种资源的政统周旋，靠的就是“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关于以道制势的儒家传统，可参阅枭文《圣化自我，教化政权！》。
刘晓波在同一文中又说“国人的奴性人格始于孔子式教育”、“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圆滑、功利、世故的孔子，这个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却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云云，这就自我矛盾起来了。“道德上知识上的狂妄”者，纵然“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与奴性、圆滑、功利、世故等品格也是很难兼容的。何况，说孔子圆滑功利虚伪世故、“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纯属误读。至于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和中共党主专制归罪于孔夫子，更是“生意不好怨柜台！”
关于君主专制时代，现代儒家评价不一。钱穆认为二千多年间政治相当民主和光明，这当然有美化之嫌；熊十力认为秦汉以来儒家大同之学早已灭绝不传，秦汉以来的历史一片黑暗，这又持论过苛了。君主专制就算黑，中西对比，中国历史的光明面也要大得多。不说两汉唐宋之文明，就论明清两朝，也比党主专制光明得多（有关论据详见枭文《为君主专制一辨》）。
刘晓波在其文开头写道：“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人格的超逸、飘飞和潇洒，没有想象力的奇伟瑰丽和语言的汪洋恣肆，更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庄子的哲学智慧之脱俗和文学才华之横溢，都远在孔子之上。”老枭自小好老庄，一度深迷之。但后来感觉，老庄之道固然清净高妙之至，但智而不仁，唯我主义，不能养人之恻隐之心和刚健之气，以之益趣养智则有余，以之安身立命则不足也。
说孔子没有人格超逸、飘飞和潇洒，那是没读过至少没读懂四书特别是《论语》。不仅超逸而已，孔子更有仁爱、刚正、勇敢的一面，其植根于仁的大智慧亦非庄子所能及，其热切救世的精神更非庄子所能及。至于才华文章，原非儒家所重，孔子只求“辞达而已”，比之庄子，确是不如。
刘文还把孔子与孟子韩非子墨子相比，得出的结论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墨家法家源出儒家，但墨家弘扬了儒家理想的一面却丢弃了儒家尊重历史的现实精神，韩非子则完全悖离了“仁”的原则，谁高谁低，一目了然。关于孔子，《谁识圣人面目真》等多篇枭文作过扎实的介绍，晓波此文，从头到尾对孔子之评论无一不误，无一切实，实经不起一批也，兹不具论。但如果晓波君或哪位大侠不服，我可一句句一段段撕给大家看。
我与刘晓波大同大异：民主之道大同而文化之道大异。我说过，刘晓波乃持之以恒地抗专（专制）反暴（暴政）的六四英雄，我对其精神一向尊重，并有《刘晓波精神》等多篇枭文赞扬之。但在文化的根本大问题上却不能苟同，不得不起而争论驳斥。我说过，我与自由派是：民主暂时同道，文化终究殊途。制度问题一旦解决，我如尚在人世，与他们当有一番大论战。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只要给我一个自由的平台，天下莫可当锋，莫有对手。非我之能也，我的智慧和力量来自于背后中华文化的高深雄厚和孔子学说的广大悉备。
五
“我就是圣人，圣人就是我！”的口号，是自信自重，是自勉自誓，是比“以文化人”更进一步的以身化人，更是向特权的示威和挑战！确实是比较狂，是文化和道德的双重之狂，但我自以为狂而不妄。不是金子不要玩火，不是松柏不要迎向风雪。我敢这样说，自有我的底气和内蕴。我相信孔孟复活于今天的大陆，也不可能做得比我更好。在涉及到大节大德大人格、涉及公共问题公众利益的任何事情上，欢迎各种监督批评，不论善意恶意，只要真实诚信！
2006-8-9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中国》2006.8.10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m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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