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贴/删贴 |
郦曼茵：毛澤東的客觀存在和主觀定位之间的矛盾
刘因全
|
毛澤東的客觀存在和主觀定位之间的矛盾
—— 写在文革四十周年 洛衫矶郦曼茵
文革四十周年之际，许多人写了文章，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研究文革，我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和批判毛泽东。
大陸工人業餘理論研究者、新社会主义提倡者俞愚先生认为，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农民运动领袖,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基本上是一场农民革命，而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 农民人口占全人口的大多数, 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是共产党能取得政权的决定因素。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而且认为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和分析毛泽东其人。
毛泽东的出身和思想决定了他是农民革命领袖。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更没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他从来没有真正研究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了解仅停留在笼统的乌托邦概念。相反，他细读中国古书，特别是《资治通鉴》，一部记录中国封建王朝兴替和统治术的书。他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办农民讲习所，他的主要活动是宣传和支持农民造反，这以他早期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代表。蒋介石清党后，他就跑到山区，发动农民起义，搞武装割据，用俗话说是占山为王，当了农民造反的头头。
毛泽东改变了原本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使它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这一独立行为将中国共产党引向领导农民革命的方向。毛和他的追随者大肆吹嘘的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一事实的溢美之词。然而，不可否认，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大多数，中国资产阶级刚刚形成，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还很小，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数量上和政治上也同样弱小。虽然早期的中共曾经领导过一些工人运动，但这些活动不足以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变化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如果依靠工人暴动夺取政权，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正是毛将中共转变为农民革命党的做法，改变了中共革命的性质，也为后来夺取政权选对了道路。从夺取政权的角度说，农民革命的结果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毛成功了，成了伟人。
由于毛所领导的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不过进行了又一次的王朝更替，而不可能建立新型的民主社会。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表面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并且很快就接着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标榜为社会主义，实质上却是封建性质的，只不过批上了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套。正如俞愚所说，这和上一个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借用基督教是异曲同工。毛没有像洪秀全那样自称天王，那是时代的不同，毕竟从推翻皇帝到1949年之间已经相隔了三十七年。实际上，毛在党内和国家的绝对权力和皇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毛的政权和过去农民政权不同的是，它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国家机器强化到极度。
皇帝和农民政权的特点是打江山坐江山，权力绝对不容任何人分享，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工人委员会在中国是绝对不会出现、也不容许存在的。对于自己的敌人，国民党自然必须必须赶尽杀绝、斩草除根，而且对一切被他认定为或假想为敌人的人，也都决不手软。对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毛和共产党以恩赐的态度让他们分享一点胜利果实，一来犒劳他们在推翻国民党过程中的效力，二来正好利用他们标榜一下民主。美其名曰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实际上是要他们扮演捧场的角色，当他们竟然不识抬举地忘了身份，真要参政议政的时候，毛和共产党马上变脸，给以颜色，制造一个右派的罪名，要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皇帝和农民政权不相信知识份子，不但怕他们制造舆论帮助敌人复辟，而且怕他们指手划脚，对新政权提出批评。所以，重则焚书坑儒，轻则搞文字狱。共产党一上台就先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接着反右对知识份子大面积开刀，嚇唬政策果然奏效，从此中国知识份子噤若寒蝉，全国万马齐喑。当政者封住了批评者的口，可以放开手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祸国殃民的做法创造了条件。
皇帝和农民政权的特点是打天下的时候难兄难弟，坐天下的时候只有一人独大，其余的伙伴皆有反叛的嫌疑。什么是忠心的证据呢？那就是对皇帝的绝对服从。谁要是胆敢对任何政策或做法提出异义，就是反叛，新名词叫做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是封建统治集团内讧的传统。中共统治集团先在1945年清洗高岗饶漱石，接着在1959年整肃彭德怀，因为彭是中共高层干部中唯一天不怕地不怕敢给毛提意见的人。在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违背经济规律和民心的做法惨遭失败、几千万人在太平时代活活饿死的情况下，出头收拾残局的刘少奇渐得民望，这就埋下了下一轮更大内讧的种子。毛皇帝从不承认失败，在失败以后，他没有像教育别人那样地提高认识、承认错误、吸取教训，而是盘算着如何反攻。万一毛如他想像的那样，很快取得文化大革命剪除异己的胜利，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玩火过头、搞得不可收拾，我敢肯定，毛一定会在胜利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四十年前，当毛泽东写出批刘的那张大字报以后，社会上许多人就明白，所谓文化大革命原来是一场统治集团权斗的老把戏。我当时认为，这个说法可能把一场政治运动庸俗化了。后来看来，文革的核心问题确实是权力斗争，是毛感到大权旁落、他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以后、处心积虑策划的一场消除异己、夺回绝对权力的斗争，也可以说是宫廷斗争。问题是，毛为什么不像历朝封建皇帝那样，编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直接下令置刘少奇等于死地呢？
有人说，毕竟时代不同了，毛没有皇帝那样的生杀予夺之权，何况共产党也还有一点假民主的门面，毕竟和黑帮内部一切由老头子说了算不同，即使共产党的组织像黑帮，但老二经营了那么久，底下的弟兄们都听他的，老大怀疑底下的喽啰不一定都忠于自己，所以，不能用自上而下的办法，甚至不能用暗杀的手段。这话不错，我还要加上一点补充：毛从斯大林清除异己的前车之鉴中，学到了那些办法都没有用，因为最后还是出了个赫鲁晓夫来清算他。为了永保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声誉，毛必须另辟蹊径。
这里，毛泽东对自己的主观定位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成为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的思想和言行（包括他的私生活）都带有浓重的封建帝王特色，他逐步抛弃了民主的假面具，堕落为一个独裁者，这是他的客观存在。然而，在他自己心目中，他是坚持马列主义正宗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是反世界修正主义潮流的中流砥柱，特别是在和苏联公开论战并决裂之后，他俨然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这不是他假装革命，这也和洪秀全假冒天弟不同，因为洪秀全知道自己是假冒的，而毛是真正这样想的。这就是我说的客观和主观的矛盾，这个矛盾导致他发动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希特勒相信他的亚利安人种优胜论，而消灭非亚利安人种是自己的使命一样，毛相信只有他才能完成反修防修的历史重任。毛和希特勒的共同点是自大和偏执狂。毛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一个中国农民理想主义的转嫁，你不能说他不信仰共产主义，只是他是以自己农民式的理解和方式去信仰的。毛泽东绝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可能有世界大同的理想，甚至有可能把自己看作柏拉图笔下的哲学家君王（如果他读过柏拉图的话。）他认为只要凭着自己的意志，就能在自己手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当然，如果他真的成功了，那只会是农民公社式的共产主义。
由于毛以反修防修为己任，要率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他对政敌的仇恨（一种狭隘的报复心理）就被自己拔高了，换句话说，他不能分清个人私欲和崇高理想之间的分界，他把二者混淆起来了。一方面，他使用种种权谋与政敌斗，上演着中国封建王朝演过千百年的老戏码，另一方面，他又自以为在为实现一个远大的理想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所以其乐无穷。主义和宗教一样，当被狂热者掌控时，会变成巨大的破坏力量。
除了打倒政敌，夺回旁落的大权以外，毛至少还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做四件事，即批判旧文化、教育改革、官僚体系改革、改造人的思想。
毛泽东的狂人式理想主义使他觉得旧文化和他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绝不相容。虽然从1949年以来，他已经多次发动对旧文化的批判，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等大规模运动，他仍感到不足。这才有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和以革命样板戏代替传统戏曲的极端做法。在这方面，毛比列宁走得还远，列宁至少说过，共产主义要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已有成就之上，而毛却想全部摧毁现有文明之后，重起炉灶。
毛一定感觉到现存向西方学来的教育体系是资产阶级的，自然不适合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需要。所以在文革早期，就提倡“不破不立”，先把学校搞乱弄垮再说，一方面利用青年学生为他打头阵，充当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先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彻底改变学校。他理想中的学校，要让学生学公、学农、学军，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做工务农练兵，成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全面发展人才”，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倒是有迹可寻。实际上，文革初期确有围绕教育革命的讨论，有一些农业院校已经迁移到农村去。然而，到底要把学校办成什么样，毛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后来一切失控，也就不了了之。
毛对中国封建官僚政治文化是相当熟悉的，也是痛恨的，他认识到官僚集团的腐化是导致王朝覆灭的一大原因，所以在中共历史上有多次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所谓的官僚主义，就是官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官员们演变成一个自成体系的集团，甚至腐化变质。尽管毛本人高踞万人之上，根本脱离人民群众，并享有帝王般的特权，但他自以为是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所以对手下的官员，要求是很严的。建国之初搞三反运动，他毫不留情地杀了张子善和刘青山，这对中共官员有很大的威慑作用，至少毛在世时，共产党干部没有出现普遍腐化问题。毛在文革中对中共各级大小官员不但都来了一番政治忠诚度的 “火烧”和“油炸”式的考验，而且也对他们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进行了清算，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出了一点气，这样就把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统统转移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毛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毛始终坚信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建国以后，他发动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无数次思想改造运动，因为他相信，只要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过来了，其他人都不足为患。他曾经说：原来野生的动物经过长期的驯化，都变成了家养的动物，同理，人也是可以驯化的。文革前的十七年，毛已经把中国知识份子驯化得不敢反抗、不敢出声，但他可能意识到这是压服，而不是真正的驯化，所以他要借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改造知识份子和全民，这就是为什么他提出这是一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的缘故。
为了实现消灭政敌、摧毁旧文化、彻底改造人的思想、整肃官僚主义、改革教育这几大目标，毛认为只有大民主是可以用来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毛自以为他享有全国人民的绝对拥护，他也有运动群众、利用群众的最大本领，所以才会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每七、八年就要搞一次，在他看来，这是解决所有存在问题的最好手段。何况这样的实践正可证明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旗手。这一切，至少在他自己的思维中合乎逻辑。他没有想到玩火自焚对他也应验。
有人说，毛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我不反对，因为直接间接死在他治下的人高达千万计。但我认为毛和斯大林的不同处是他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以直接消灭敌人的肉体为目的，他要他们活着，要他们屈辱地、求死不得地活着，要他们臣服，以成就他的伟业，他认为不排除这些人的干扰，就无法实现他的宏图大业。也因为这种自大狂和偏执狂，加上他喜欢造反的天性，他从来不像历代君王那样给百姓以修养生息的机会，也不让他手下的干部有条有理治国的机会，三天好日子一过，就变着花样把中国搞得翻天覆地。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心安理得，甚至其乐融融，自认为是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最伟大事业。
共产党为毛辩护说，毛是好人犯错误，他的功劳大于过错，应该是七三开。我完全不同意这个结论，如果毛地下有知，也不会承认他犯过错误。
什么叫好人？如果一个人偏执到完全不顾客观实际，而且不以天下苍生为重，念念不忘的是实现自己的伟大妄想，而且因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边灾难，那还能说他是好人吗？
什么叫功劳？什么叫过错？毛对共产党来说，确实功不可没，因为如果没有他这个农民革命领袖，中共就不能夺得政权，不能一党专政。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毛没有丝毫功劳，他在中国被日本侵略的生死关头，没有全力以赴地积极抗战，反而处处掣肘，以壮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他在胜利以后的关键时刻，不愿国共合作共同建设被日寇破坏了的国家，以便让人民安居乐业，而是坚持用暴力推翻合法政府；他大搞阶级斗争，剥夺有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也剥夺农民，好大喜功地想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结果是几千万人的枉死；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搞乱全国，破坏生产，使中国失去了现代化的宝贵时间，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他的祸国殃民事实，真正罄竹难书，何功之有？
事实上，毛的过与罪，至今还留下了致命的後遗症，却从来还没有得到清算。共产党不愿清算毛泽东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那么，我们就应该当仁不让地担负起这个重任。
|
| [8/4/2006 1:15:05 AM] |
|
